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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节·

　　在私人影集里，有一张让我倍觉珍惜的相片，它是最早的一张。按父母的说法与记忆，在这之前我也照过一些相片，只是没有保存下来。我相信他们的话。那些年，全家人总是跟着父母四处跑，只要父亲工作调动了，我们就得搬家。母亲工作调动了，我们同样得搬家。有时他们工作岗位并没调换，我们也得搬家。因为是租住别人的房子，房东一旦要房子另作他用，除了搬家外没有别的办法。每次搬家后总有一些东西找不见了，像照片这种在当时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被弄丢了是不奇怪的，加上孩子们摆弄着观看时，一双双小脏手毫不讲究，似相片这样娇气的东西，一不小心就被毁坏了。

　　小时候我就爱看小说，而且对苏联小说情有独钟，特别是关于战争和反间谍、反犯罪的小说，是我最痴迷的。在我的书柜里摆着一副俄罗斯军队用的中尉肩章，是儿子读研究生时，到圣彼得堡短暂学习时，特意作为礼物带回来，送给他老爸的。孩子们都知道，他们的父亲曾有一个不想当将军，只想当中尉的军人梦。我非常崇拜那些只有中尉军衔的英雄，他们作战勇敢，料敌如神，总能在九死一生的绝境中找到通往胜利的逆袭之门。那些中尉个个年轻潇洒、浪漫、风流，在他们的情网里，总是有一个天下最美丽的姑娘。肯定是这些原因，所以我小时最大的理想是长大了当一名中尉，并为此对没有军衔制的解放军总怀着一种遗憾的心情。

　　也许是荷尔蒙开始作祟，青春萌动的初中二年级，自己想当兵、想当中尉，想得最疯狂。除此以外，在整个学生时代也不曾有过别的念头，至于当作家，那更是连做梦时也不会想到的。后来终于想起来开始文学创作时，父亲和母亲曾极其反对，很多次举例说明，被打成右派，被划分为坏分子，被看成是牛鬼蛇神的人，个个都是因为爱写文章才惹火烧身。1984年4月，在小说处女作发表后，我曾有意放了一本杂志在家里，每次回家都能见到年迈的爷爷捧着那本杂志，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默诵。父亲和母亲至少在表面上像是不曾看过一眼。对于我的当兵梦想，父亲和母亲是基本赞同的。虽然父亲和母亲赞同的事于我相去甚远，父亲和母亲不赞同的事我反而做得像模像样，也不能说父亲和母亲在孩子的成长问题上做错了什么。对于我来说，无论赞同或者反对，都是他们的天职所在。再说爷爷，随着年事越来越高，老人在家里的声音越来越弱。但他会指着那本刊载有我的小说处女作的杂志，三番五次地对我说，这上面的字太小了。实际上，爷爷还在看的《参考消息》上的字号更小。爷爷想让自己长孙的名字印得更大一些的意愿，也是他从未对我明白说过的愿望。

　　我们上中学时，初中是两年制，高中也是两年制，且都是春季升学，而不是秋季升学。那时不存在招生一说，只要到了那个时间点，在校学生全都一起升学，初中一年级的升到初中二年级，初中二年级的升到高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的升到高中二年级。初中毕业那年春节后不久，学校正要开学。有天早上，母亲破例将我单独地叫进屋里，一边用手抚着我的头，一边说出一件让我听来简直是晴空霹雳般的事。我那时只有14岁，母亲却要我参加工作，单位都联系好了，是地区邮电局。母亲那时当售货员，后来也是售货员，直到退休之前，也还只是一个和售货员差不多的食品公司出纳员。母亲一个人负责一个门市部，成年累月难得有空爱抚一下她的孩子。我对母亲的恩宠毫不领情，稍一愣后便放声大哭。按照后来流行的说法，这可能是少年对成长的一种恐惧！我那时整天连玩都玩不过来，上学时也尽做淘气事，“参加工作”这个概念突然降临头上，我肯定是害怕了。真正让我害怕的是自己可能从此无法当兵，当不成中尉了。我一边哭一边叫：“我不参加工作，我要读书，我要当兵！”母亲大概也没料到我的反应会如此激烈！她劝我说，当兵不就是有军装穿吗，她可以为我缝一套黄军装。母亲是锁了供销社门市部大门回家来劝我的，她没有更多时间来做说服工作，她说让我想一想后又赶回去开门营业。

　　那些年，家境非常困难，八口人只有父母的工资是收入，况且五个孩子都在上学。年年开学时，是母亲最头疼的事，因为害怕交学费，送孩子上学的事，从来都由爷爷去做。好在那时，学校还没有不交学费不发课本的恶习。

　　送孙辈上学的事，在爷爷看来是件很享受的事。爷爷不在乎学费的拖欠，他自己当初上私塾时，总在拖欠教学先生的学费，家里没钱，就要等田里稻谷成熟了，打下新米后拿了些去替代。或者要等到山上灌木落叶了，砍成柴，挑去抵账。

　　湖北方言中，“农”“龙”不分。爷爷送我们上学的最大收获，是在我启蒙上学时，将我的名字，由父亲取的“醒农”，堂而皇之地改为“醒龙”。我的名字的来历是一个误会或者是一场不事声张的家庭智力开发，更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文化正脉，与社会生活的剪不断，理还乱。在我们家，孩子出生上派出所报户口，上粮管所报粮食供应标准，还有上学启蒙等，都是由爷爷负责。我没有问过爷爷，是谁替我改的名字。直到今日，只要想起爷爷主动提及这事时的神情，就是用脚后跟去想，也明白这事肯定是爷爷干的。我上小学一年级用过的小木椅还在，小木椅背后有爷爷手把手教我写下“刘醒龙”三个字。父亲那时因为工作太忙，极少管我们的事。直到我上高中时，父亲才在我家挑水用的竹扁担上发现我的名字是“刘醒龙”，而不是“刘醒农”。父亲当即要我改过来。还特地解释说之所以取名为醒农，意思是农民觉醒了。父亲自然明白，将“醒农”改为“醒龙”，肯定是他的父亲，背着当干部的儿子悄悄替他做的主。1994年，我调到武汉市文联任专业作家后，父亲给我写信，从信封到内文，都还用的是“刘醒农”。但到了父亲自己在信中写明“这是做父亲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时，父亲自己也用上爷爷亲手改过的名字“醒龙”，不再称我为“醒农”。爷爷送我们上学时，不仅没有欠学费的愧疚，还常常若无其事地背着手在校园内绕行几圈，用当地似懂非懂的黄冈方言找人问这问那。上初中时，由“醒农”改成的“醒龙”，曾被同班同学写过小字报，贴在教室的“革命大批判专栏”上，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是葫芦还是瓢，指名道姓，说我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因为挨了批判，老师找我谈话，其中一位还是贫下中农驻校代表。我以为老师是受了小字报的影响，也要我改名字。不料他们绕来绕去，最后才对我说，你家里对你的指望是葫芦天样大，你不要弄成葫芦不开花。老师与我谈话的屋子，位于老屋的正中央，只有一扇小窗户开在天井上，很黑，很潮湿，却给我留下一辈子的温暖。

　　那时，我家五个学生的学费，总是要拖几个月才能全部交清。记得小妹妹启蒙时，爷爷算过账，五个孩子的学费加起来一共是五元五角。这点钱在当时可是我家的天文数字。可我根本无视这些，整整一天，我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坐在门槛上反反复复地哭叫着，要读书，要当兵，任谁也劝不住我。我家租住的那所农舍，正对着通往贺家桥镇的必经之路，去镇上的人都能听见我的哭声，然后顺便将我的哭声告诉了母亲。母亲大约也是着急了，就让去到镇上的爷爷回来与我说，不要我参加工作了。我不敢相信，继续在那里哭得天翻地覆。天黑后，母亲再次关上供销社门市部大门，专门回来对我说，已经将参加工作的表格退回去了，不要我去参加工作了，让我继续上学读书。我才止住了哭声。

　　我至今还记得母亲当时一声长叹的模样。

　　临到开学了，要去报到上高中一年级，必须从母亲上班的地方路过，我依然是胆怯怯地，一边像做错事的孩子那样，跟在别人身后走过那扇大门，一边从人缝里偷偷打量着那扇大门，害怕母亲从里面冲出来，拦着不让我上学校报到。事实上，母亲这时候忙得不可开交，已无心顾及别的事情。开学后不久，我就将这种担心丢到脑后。

　　多年之后的1989年，我调到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任文学部主任，兼《赤壁》杂志副主编，主持成立黄冈地区作家协会后，又兼任副主席，经常去地区邮电局寄信或者发电报和打长途电话。只要想起这件事，我就会对着那栋大楼发愣。假如当年自己听了母亲的话，没有大哭大闹，乖乖来地区邮电局报到上班，这时候的自己会是什么模样？是当一名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送报纸信件，还是踏着沉重的脚爬子，抱着一根根电线杆爬上爬下，或者是坐在柜台后面几分几角地售卖邮票？事情早已过去，过去了的事情，任何假设都没有真的意义。假设不是命运本身，只是关于命运的一种参照景物，所以，很快我就习惯于不去想这事了。

　　高中一年级上学期，二年级的四位学兄，因为排演一个小话剧被县剧团相中，将其中三位招去当演员。下学期时，这三位学兄来学校挑演员，也不知怎么的就挑中了我。学兄与我说这事时，我一句好言语也没有。三位学兄不死心，与校长说了，让校长来与我说。这还不算，他们还拉上我最尊敬的教导主任柯老师，一起去找母亲。那天放学时，母亲难得站在供销社门市部门口东张西望，见到我时，母亲匆匆上前来问，柯老师说，县剧团要招你去当演员，你去不去？我只说了一个字：不！母亲看了我一眼后说，那就继续读书吧！于是这事就不再是事情了。

　　到了高中二年级，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后，我和一帮同学都跑去报名。体检时被刷了下来。按照那时私下流行的说法，体重至少要80斤。我知道自己体重不够，临上体重计时，还悄悄地喝了一肚子凉水，仍旧只有78斤，没有达到80斤，而失去进行下一步体检的资格。就当兵这一点来说，自己最接近实现“中尉梦”的是1974年冬季征兵时，体检时一切顺利，包括在某个当地医生那里存疑的“窦性心律”，最终也在一位军医的亲自检查下过了关。最终却断送在我的商品粮户口上。按规定，只有县城的商品粮户口才有招兵指标，但我的商品粮户口不在县城，在下面的小镇上。费了很大力气，最终依旧落得个梦碎。如此梦碎也彻底伤透了心，紧接着的1975年冬天，我已经是县阀门厂的工人。厂里让我们这些刚进厂的青年工人报名参加征兵体检。事实上，年轻时我一直有副鼻窦炎。之前在镇上时，有医生私下教我的，先到医院开一瓶麻黄素鼻炎净，体检前半小时滴几滴，就能顺利过关。这一次，我什么也不做，原原本本地往五官科一站。果然就被医生写上不合格三个字。所以，中尉梦虽然很浪漫，在我的现实里，只是与青春一起成长的一株经不起风霜的花草。

　　那场我生平最大的一次哭闹，想来也不是全为中尉梦，因为我在叫喊要当兵之前，还会先喊一句要读书。这种下意识喊出来的话才是命运给我的暗示。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母亲突然给我缝了一件黄色军装上衣，那布料并不好，是一般的平板布，而别人家像我这般出身的孩子，那黄军装都是卡其布做的。这件衣服让家里上至姐姐，下至小妹妹都羡慕不已。母亲能在过年之外的时节给她的孩子做新衣服，是非常罕见的，特别是这样流行的黄军装。

　　穿上这身黄军装不久，我就和几个伙伴一起步行十几里到县城里照了这相片。那件黄军装因为太喜欢了，就老穿它，虽然很小心，可还是很快就破得不能再穿了。

　　往后的日子里，我那想当兵做个中尉的愿望终于没能实现，可这理想一直在心灵深处像蓝宝石那样闪着神秘的光芒。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