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刘醒龙文学回忆录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7节·

　　常说读书早，悟世早。我四岁半启蒙，为什么这么匆匆地让我上学，这问题我至今没问过父母。我肯定不是神童，如果是神童，就不会上学伊始就留级的。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肯定是弟弟和妹妹的相继出生，家中保姆带不了许多孩子。大姐启蒙上学时，顺便将我也带到学校。一年级上学期，大姐不小心摔伤，休学一个月，我也跟着一个月没有上学。期终考试后，大姐还能跟上别的同学一道升入二年级，我就不行了，只能独自留下来，再读一次一年级。这种结果，大概也是父母让我提前上学的计划之中的事。

　　启蒙时，全家住在一个叫石头嘴的小镇里。冲着这地名，就知道那地方本不该有幼儿园的。事实上却办了一阵子，我们也上了一阵子。记得幼儿园里有几张高低床，孩子们总是抢着爬到高处佯装睡觉。屋子里还养了几只大白兔。那时的兔子个个都会打洞，无论老师如何起劲地填土，兔子们总有办法在地面上打出洞来。因为三年灾害的到来，幼儿园停办了。所以我猜父母是将小学当成幼儿园让我上的。

　　从我出生到上四年级，搬了多少次家，家里如今少有人记得清了。我记得上学四年，搬了三次。1962年，全家搬到红山区，住在名叫金家墩的塆子里，因为母亲在塆子旁边的供销社当售货员。在金家墩时，有几件事记忆特别深刻。一是在金家墩小学教算术的王老师，传说她前夫是军统特务，她与前夫生的女儿，跟着区里下来的干部去拆乌云山上的大庙，好好的一个美女，回来后就犯癫痫病，经常无缘无故地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如死人一般。塆里的人都说，王老师的女儿是让菩萨敲了。二是与供销社只隔条小溪的山坡上，有人发现一只体形较大的野猫，就想将其剥了皮卖钱。那人拿着棍子上前去捕杀时，还不知道那是一只小豹子，结果耳朵被咬掉一只，脸上全被抓，破了相。还有，在金家墩小学读二年级时，第一次参加文艺活动，在一个小节目《想起往日苦》中，扮演孤苦伶仃讨米要饭的孩子。这首歌成了我好几年的保留曲目，直到父亲的三弟，我的二叔从部队转业回来，听到我唱这歌后，现时改了一句歌词，善意地嘲笑我在十岁之后才不再犯的男孩的毛病，才不再哼唱。两年后的1964年初，母亲依然是售货员，上班的地方变成了贺家桥镇上的红山区供销社。过完年，再次搬家后，我便进了区公所所在地的贺家桥中心小学。

　　这时，我们家祖孙三代都到齐了，计爷爷一人，父母两人，兄弟姐妹五人。八口人吃喝穿戴用全仰赖父母刚刚百元的工资收入，其窘态实在不好意思重复。尽管这样，当年还受到当地人的妒忌。在贺家桥中心小学读四年级时，我遇上一位女老师，名叫刘克惠。80年代，因为有几十篇长长短短的小说散见于报刊，圈内圈外的人都喊我作家。但在那个年代，自己是不能这么说的。那时候，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对称呼区分很严格，有业余作者、青年作家、作家、知名作家和著名作家等，就像职务和职称一样，是不可以乱说的。一个业余作者，如果夸口说自己是青年作家，是会犯忌到被社会所唾弃。但是在往事中遇到的有些人，硬是称我为青年作家，并和我说，曾当过我的老师，让我出具证明以便评职称时使用。尽管他们几几年，几几班地对我进行诱导，我还是说了令他们失望的话。四年级以前，教过我的书的，我的确只记得刘克惠老师。为什么只记得她？朋友们说，肯定是弗洛伊德作怪，刘老师一定非常漂亮。可是某次到一个同学家去玩，提到刘老师，她脱口说，刘老师脸形如何如何，身材如何如何，声音如何如何。这如何不是贬，也不是褒，是那种让人听了不高兴的大实话。多年以后，在武汉与刘克惠老师重逢，刘老师的模样，与别人说的又有大不同。那种慈祥，应当是人世中最美丽的。老实说，这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刘老师后来在何处谋生，也记不得她当年的相貌，我只记得与刘老师有关的几件事。

　　我们八口之家中，父母为“革命”工作，五个儿女纵然也是为“革命”学习，经济分配仍不平等。父母在外开销很大，剩下六个人，每月的全部开销只有二十几元。

　　乡下有句俗话，莫怪莫怪，猪油炒菜，是表示赔情的意思。那时，猪油炒菜是最豪华的享受。且炸过油的猪油渣还能美餐一顿。说是美餐一顿，其实从没有痛痛快快吃过一回，爷爷总是将它和蔬菜一起炒，这样可以节省一点儿油。由于我是长孙，每次炸猪油时，爷爷总要偷偷给我几块猪油渣，让我到外面去躲着吃。那一回，家里又飘起幸福的猪油香。头天夜里，我就将爷爷偷偷给我的几块猪油渣，藏在书包里，留待第二天上学时吃。谁知小猫小狗一样的童年，小伙伴们到一起后嬉闹起来，什么事都忘记了。直到上课后，才记起书包里的宝贝，连忙抠了一块填进嘴里。当年的校规不比如今，只要不在课堂上杀人就行。当年的教室里，学生忍不住打个喷嚏也会受到严厉的批评。我是馋极了才铤而走险的，以为讲台上的刘老师看不见。谁知她明察秋毫，将教鞭往讲台上一拍，喝令我将嘴里的冰糖吐出来。那时候，有一种茶色的冰糖，隔远了看和猪油渣差不多。我乖乖地将猪油渣吐出来，放在掌心上舍不得丢，下课铃一响，仍旧塞回口中。一连几天，同学们都和我很亲热，都想和我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其实是想分享我的“冰糖”。

　　那年头，泊满一操场学生中，能有冰糖吃的实在只有三两个，而我突然成了这中间的一员，连高年级的女同学都另眼看我了。

　　随后几天，少先队中队委开会，刘老师在会上批评我，说雷锋小时候如何苦，讨米被狗咬伤了腿。我们是红孩子，不能翻身忘本。这些重复过一百遍的话，是在炒剩饭，但是随后她说了一个新名词，说我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如此批评。也许是从刘老师说“小资产阶级思想”前面的那个“小”字时的那种特别的亲切感中，获得某种直觉，我非常乐意听。而关键是我一面由此受到少先队的批评，一面由此感受到比先前更多的自尊。在“学雷锋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活动如火如荼之际，我经常检讨不该吃那本没有吃的冰糖，谁也不知道该检讨的其实是那烧焦了的猪油渣。

　　没料到不久后我这凭空而来的自尊，受到一次不小的打击。60年代中期，全国风靡藏族舞。刘老师为此训练了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其中就有我。到演出那天，刘老师嘱咐我晚上将母亲的毛线背心带来。在她心里一定这么推测，能让儿子带冰糖到学校里吃的母亲，不会没有当时是奢侈品的毛线背心。可我和我的全家分明只能找出几根女孩子扎辫子用的红头绳。

　　听了刘老师的话后，我一直躲着她。她说的那话我都懒得回家开口。到了晚上，演出之前，刘老师猜出什么，一句话没说，回头从自己的箱子底下翻出一件绿毛线背心给我穿上。正是“六一”儿童节，我丝毫没有感受到此物的优越性，反而觉出许多坏处，特别是羊毛穿过旧衬衣，戳在皮肉上的那滋味。我们是第一批出现在山里小镇上藏族人的形象，实则不过是旧衬衣外面套上一件红红绿绿的毛线背心，再加上一顶纸糊的小花帽而已。还有，我一想到刘老师默默无言地将自己的绿毛线背心往我身上套时，就感到自己瘦小的身子，都快缩成一团了。

　　自此以后，刘老师不再批评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了。而且每逢听见她批评别人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时，我都不敢抬头看她。

　　很多年后的1987年6月3日，我应约去武汉一家杂志社。我每次到这家杂志社，几乎都要从水果湖到铜人像，将一路电车坐到底。刘老师是武汉人。人一旦成就一两件事后，格外想再见到自己启蒙阶段的老师。我也不例外，坐在一路电车上常常发奇想，若在车上遇见刘老师那才有意思。我早就不认识她了，于是就盼车上有谁喊刘老师。至少是我坐电车时从没有听到有谁喊谁老师的。车上吵架骂娘，深情地喊谁书记主任，凶恶地招呼老娘老头儿的不绝于耳，连一声微弱的称谁为老师的声音也未曾听见过。

　　大约是2004年，偶遇一位失联多年的同学，说起来，她竟然知道刘老师，而且一直有来往。在她的安排下，终于再次见到刘老师。刘老师一定记得当年的种种事情，她对班上的学生，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哪个座位上的同学叫什么名字，仍然烂熟于心，其中大部分名字，我都似闻所未闻。在位于青山区那所老旧的房子里，与刘老师促膝对坐，念想着当年贺家桥中心小学操场上，那从武汉来的小巧玲珑的刘老师，傲娇地站在跳高架前，轻盈地跑出一道弧线，然后用那技惊全校的背越式姿势，越过高度一米二的横竿，燕子一样飘落在沙坑里。这样的身影，只是在电影纪录片中才有，却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对于一个在用地主家的老宅子改建的小学校里读书的四年级小男生，是一种致命的诱惑，也是一种天然的理想。

　　在我后来的作品中，哪怕写那最陈旧的事情，也会有明星朗月一样的文学元素，闪烁在黑暗之上。毫无疑问，刘老师那背越式跳高一定是在我的心里早早留下的伏笔。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