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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节·

　　1972年春天，我家又搬家了。此次搬家各方面都沉重得很。这不仅仅是因为父母发现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已经长大了，不必请人，可以节省几个钱，光靠自家的力量就可以对付那些简陋的家具，也不仅仅是因为这是我家搬家史上，破天荒第一回父母亲没有调动工作而不得不搬家。就算是两项原因相加，也不是造成沉重的全部原因。

　　根本原因是我发现大人们说谎了。

　　准确地说是我家先前的房东说谎了。

　　在这之前，我以为说谎是少年的专利。小时候我说了多少次谎话，实在是记不清了，只记得其中比较惊心动魄的三次。

　　1987年我在英山县文化馆工作时，一位业余作者在向我讨教了小说创作技法诸此等等之后，反过来“指教”我的命运。他说我相貌百事都好，可惜鼻梁歪了点。他这一可惜，不免使我大为诧异。业余作者走后，我立即拿出镜子反复验证，三点成一线地打量过后，才见鼻梁果然有点歪。

　　经常拿我的小眼睛开玩笑的家人，朝夕相处竟没发现这一点不足，说明它还没歪到惨不忍睹的地步。我们刘家小眼睛虽是层出不穷，歪鼻梁却不是传统。想来想去，越来越觉得这一定是当年那姓张的小伙伴用砖头砸的。

　　当年的一个夏夜，区礼堂里放电影《奇袭》，为了一桩小事，弟弟和一个姓张的伙伴吵了起来，随后又打了起来。弟弟小，吃了亏。我闻讯赶过去，既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只是吼了一声，姓张的伙伴见势不妙，拔腿就跑。跑到区礼堂前面那座搞武斗时修的碉楼底下，眼见着被我追上了，走投无路时，姓张的伙伴突然蹲下去，捡起一块砖头，转身朝我砸来。我觉得脸上挨了一下，当即夺过砖头，朝他身上乱砸一通。当时虽然大获全胜，连他妈妈都出面向我认错。始料不及的是，他那一击，历史影响竟是这样悠久。

　　兄弟姐妹们都知道我和人打架了，却替我瞒着，帮忙说谎话。母亲问我脸上血糊流稀是怎样搞的。我说是上山砍柴不慎摔的。兄弟姐妹们的证词，使母亲十分怜爱地说：你真要好生点，若是将眼睛摔坏了如何是好？

　　第二次说谎起因于打枣子。

　　屋外的竹林中有两棵枣树。那一年，枣子还没熟，青青的，像苦楝树籽。等不及让它熟，我和弟弟一起钻进竹林里打枣子解馋。当然，真到熟了时，也轮不到我们吃，那些馋嘴的山雀儿，只要枣子上有一点点红，就会在第一时间叼了去。

　　枣树有刺，也没办法攀爬，唯有用竹竿打，用石块砸。我们没有竹竿，只好捡起地上的石块，朝树上的枣子串砸去。枣子没落下，石块倒先掉下来，正巧落在弟弟的头上，将弟弟的头砸了一个窟窿。

　　弟弟痛得嗷嗷叫，嚷着要告诉母亲去。我小时候最怕母亲。母亲当售货员，成天忙得少有功夫耐心说服教育。谁有过失，操起棍子，抡起巴掌，来几下现成的，回头又得站到柜台后面，为买一两盐、半块肥皂的贫下中农操心去了。

　　弟弟一哭叫，我便慌了神，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八分钱，递过去威胁利诱说，要是再哭，以后就不准和我一起玩儿，要是不哭，就将这钱全给你。这是我第一次攒私房钱，三个两分，两个一分，一共五枚硬币。它是我用半年时间，在爷爷睡觉的床上找到的。爷爷掌管全家的伙食费，心细得很。

　　钱一到弟弟掌心，哭声就停止了。我教他，回头母亲若问，就说是自己走路不小心摔的。如果在现在，我的儿子这么骗我，我会马上戳穿他的谎言，走路再怎么摔也不会摔破头顶心呀。

　　尽管后来弟弟回答母亲的质询时，还明显地犹豫了一阵，最终还是我代他说的，母亲竟一点儿也没起疑心。

　　说起来令今天的独生子女们羡慕，我三次说谎都与弟弟有关。

　　我上初中二年级时是1970年。那年放暑假，我和弟弟走了十几里路，到在县水利局当局长的父亲那儿去玩。吃过中饭后，父亲让我们回去，并在屋里七翻八翻，弄出几个皮蛋和馒头，用手帕包好，让我们带回去。这是第一次接受父亲委派的任务，想到家里的妹妹们见到这份礼物的高兴劲儿，我就感到庄重和兴奋，将手帕拿得紧紧地，唯恐有所闪失。

　　出了县城，上得一座山嘴，正值公社的人吃午饭的时候。山嘴旁的凹地里，一片瓜地上，几只西瓜使劲勾引我。四顾无人，我便迅猛地向地边的一只西瓜扑过去。事后我很奇怪，当时怎么就想不到山嘴上瓜棚里的看瓜人呢？所以，在瓜棚里响起一声喊叫以后，我和弟弟吓得撒开脚丫子就跑。

　　山嘴下面是大队部，好多人聚集在门前。我假装与弟弟赛跑，嘴里喊着：一二一！一二一！顺利冲过可能的堵截后，身后才响起抓偷瓜的喊声。几年后的一个冬季，在一处水库工地上，我见到一群“四类分子”每天都在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劳动量时，记起这件事，心里就产生联想，当时追赶我和弟弟的人一定是一名“四类分子”，他想戴罪立功，求表现，换了别人，绝不会追上五里地，只为抓两个偷瓜不成的小孩。这天中午，我和弟弟分吃了一盘粉蒸肉，刚跑时，我们觉得浑身是劲。跑了一阵，弟弟就气吁吁地说跑不动了。跑到约三里远，我与弟弟和看瓜人之间的距离已经是均等了。

　　我挣扎着跑，心里想，弟弟若被抓去，会让他挂黑牌子游公社吗？

　　看瓜人突然停止追赶，站在一条水沟边骂几句后退走了。我愣了半天才恍然大悟，我们已经逃出他们大队地界。脚下这个大队与他们大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属两派，武斗打得既精彩又惊险，并结下了难解冤仇。

　　弟弟赶上来后，为了安抚他，我说我俩将那两个馒头分吃了好吗？弟弟只有点头的份儿。然而，包着皮蛋和馒头的手帕不见了。慌乱之中，我将它忘在瓜地里了。

　　那时节，一个馒头至少可以换两只瓜。

　　我们损失惨重地回家后，妹妹们对哥哥们空空两手很是失望。爷爷问父亲没叫你们带点东西回？我咬紧牙关说没有。爷爷顿时不满地嘟哝了几句。

　　我的这些谎话，还有我所尽知的小伙伴们的谎话，全都是顺理成章，浑然天成。但是大人们为什么要说谎呢？

　　要说我家住在房东家时间不算短，前前后后有八个年头。因房东大妈也姓刘，平素里我们还称她为姑姑。房东租给我家两间屋子，墙壁上尽是些狰狞的裂缝。房子据说是大办钢铁时盖的，干打垒的墙壁。到我家住进去时，已能非常轻松随便地钻进太阳、月亮和星星。光有裂缝也罢，更要命的是墙壁像老人的背，驼成了一口锅。那时做屋不兴偷工减料，现在的墙绝对弯不到这种程度。

　　1972年春节过后，房东通知，要为18岁的儿子筹办婚事，房子要拆了重新盖，我家必须限期搬走。母亲和爷爷奔走了多日，才在贺家桥街上租到一处房子。虽是小了许多，却无狰狞裂缝的恐吓。搬家前，爷爷与房东大妈闲聊中，说将灶拆了，把砖也搬走，免得再花钱买。

　　回头我上厕所，路过房东的窗外，听到房东正冲着房东大妈暴跳如雷，说他家要是拆灶搬砖，我就砸了他家的锅。

　　我匆匆做完方便之事，进屋将此话对爷爷说了。爷爷当即大惑不解，这砌灶的砖是我家买的，为何不许搬走呢？

　　很显然，爷爷在我上学去以后，曾到房东那里寻找答案了。当我放学回来，一出现在门前时，房东就将我逮捕归案，拎到爷爷跟前，万分冤枉地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砸你家的锅，你卵子大的一点东西，说这么大的谎，我自己说的自己怎么不知道，你这小卵子倒听见了？房东大妈也冷冰冰地教育道：古人说从小看大，细伢儿要学好，若是我儿子说假话，我非将他打成个二面熟不可。爷爷这时将他的长孙领回去，嘴里喃喃地叫着我的乳名回应：没说就好，胖儿太小，听错了。房东火气仍很足：什么听错了，我根本就没说与你家灶有关的话。爷爷忙说：那就更要你费心了。

　　爷爷后来改变主意说不要那旧砖，让房东拿去作肥料种自留地好了，到新家买新砖搭新灶，再穷也不少那几块砖钱。

　　父亲知道后，阴着脸，说了一个字：拆。隔一会儿，又说一个字：搬。

　　我开始非常反对搬这被柴火熏得漆黑的砖，那东西一沾身，人就变了模样，被街上那些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女孩看见了，丢人得很。这时，我却响应父亲的号召，头一个扛着从灶上拆下来的砖出了房东家的门。

　　乡下人常说，会说谎的细伢儿聪明。

　　乡下人没说说谎的大人怎样。

　　多年以后，我还在想：在权力面前一个人要想说谎是何等的容易！

　　比如，1983年到1984年，我从阀门厂借调到县文化馆，说好是先借后调。到头来却难以逾越重重关卡，从文化馆到文化局，管事的人都说，我的身份是大集体所有制也即是县办工厂的工人，按政策规定是不可以调到事业单位的。在我之前，明明有位女士，身份是小集体所有制也就是街道办工厂的工人，却能调到文化馆，且只能做些卖售门票的事。当面比较起来，他们说的那些理由，连被称之为谎言都觉得丢人，只能说是鬼话。一气之下，自己主动要求回阀门厂。才过三个月，文化系统管事的换人了，我还是我，正式调动的事却迅速启动了。接下来一路绿灯，尽管最终动用了县人民政府的大印，过程中的曲折，也就是县人事局负责办理调动手续的那位副局长，盯着那枚有着国徽图案的大红官印，足足看了5分钟，然后咬牙切齿一声不吭地将几样表格一一签章了。还有一种谎言。2008年湖北省作家协会换届，人事部的一位小姑娘到我安身立命的单位，调取我担本届省作家协会兼职副主席期间的相关情况。小姑娘从人事部门复印了我的履职情况申报表格，其中有必须由本人签字的。因为熟悉，签完字后，我与小姑娘开玩笑，说这么一大沓“黑材料”呀！说时信手一翻，正巧翻到2005年初填写的有关2004年履职情况，在由相关负责人填写的年度考评结论一栏里，赫然写着“基本合格”四个大字。按国家人事考核制度规定的，被评为基本合格的人，要接受诫勉谈话，相当于书面警告加口头警告，提醒其人，在2004年度中干得不好，没有完成应当完成的任务。然而，在2005年初，填这个表格时，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已经出版了，大家都说，凭着这部花费六年心血的长达百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足够评十次劳动模范。可偏偏被人偷偷摸摸地评为“基本合格”。我认真地询问过，从大单位的负责人，到小单位管事的，全都矢口否认有这事，还一脸无辜地认为我看错了。可是省作家协会人事部那位满脸尴尬的小姑娘难道也弄错了吗？

　　做孩子的说谎，总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成年人说谎就复杂多了，个中原因，大多是为自身谋取最大的利益，或者是预防自身利益受到不可挽回损失时，无所不用其极的最后招数。2005年11月，在北京召开“《圣天门口》学术研讨会”后，某些人，俨然要将《圣天门口》当成“大毒草”。此后，差不多半年时间里，文坛都在风传《圣天门口》要成为禁书了。实际上，这中间就有别有用心者的谎言。这些年，自媒体高度发达后，那些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将自己打扮成道德卫士的各种片段，大多是披在谎言身上的皇帝新衣。

　　好在这个世界，还有像父亲那样的硬汉，任何谎言都经不住一个拆字，也经不住一个搬字。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