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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3节·

　　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那种太过理性的观念，常常让我望而却步，不敢去想，害怕自己会越想越糊涂。事实上，重述历史的是整个天门口，而不是一两个人。人的开始是生，人生的目的绝不是最终的死，却又从无例外地要走进死亡。暴力作为一种有效的变更历史手段，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历史里。《黑暗传》的引入，是为了将文本的纵深扩展到汉民族史已知的最远端，让其间接地变为叙事过程的一部分，使得小说所展现的所有暴力，一目了然地追溯到共工被女娲所杀的根本之上。至于反暴力归结，正像小说所援引的，近代中国从梁启超先生那里就开始了，陈独秀也基本上是反暴力的。21世纪以来，人类对暴力的反拨声浪已经越来越强劲。在中国，就有建设和谐社会方针的提出。毫无疑问，这是最为明确的反暴力立场。《圣天门口》是用一种深刻的痛来唤醒人的意识里对痛的憎恶，用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的柔性的力量，去和各个阶段的宏大历史发生对冲。

　　我要再次强调，我的小说是为大爱大善而写。阅读者与写作者的立场存在差异，是可以理解的。纯粹就这个问题来看，如果不是狭隘地将小说中的描述，直接而生硬的认为那就是基督或曰宗教了，对雪家处境的理解就不会出现歧义。同样，也就不会产生对爱与善在文学中巨大存在的质疑。宗教与神性，在文学中只能是一种“也许”。在我生活过的一些山区小镇上，当年的教堂还在，只是做了别的用途，有的就做了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类卫生所。教堂在不等于宗教就在。一个口称上帝保佑的人，很有可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无神论者。小说不是神学著作，哪怕她会经常提及神学中的某些词汇，描写宗教祭祀的某些行为，也只是为了表现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文学中最为紧要的还是爱与善。

　　中国文学应该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经典。

　　在世界文学中，一直就有纯英国文学、纯俄罗斯文学，甚至还有纯日本文学之说，唐宋明清之后，纯中国文学就找不着了。

　　当代中国文学太过看重所谓与世界接轨，甚至不惜抛弃传统。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家，其写作资源往往直接依赖于来自欧美的转基因营养。中国文学的好坏与否，不在于外国人如何评说，而在于没有独立于世的传统与风格。我同意顾彬所说，中国作家要发出中国人的声音，不能老想着如何发出德国人或者瑞典人的声音。还应该看到，图书出版受资本过度影响所带来的恶果。“狼”也好，“美女”也好，都是资本通过相关运作来影响市场，目的只是为了获取最大额度的利润。本来与文学毫不相关。外国人并不了解这种现实，不明白铜臭在当下中国的无所不在，而将那些花钱赚吆喝的软性广告语言，当成了文学定论。我很担心，使用舶来的宗教与神性评价一部纯粹的中国小说，会不会犯下一龙带九江那样的系列错误？

　　我不能不遗憾地认为，有些所谓的资深学者在指责中国当代文学时，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成熟度与高度缺少基本的了解。

　　还是做一个泛信仰的泛神论者比较轻松，不用对什么进行顶礼膜拜。说到底信仰就是让人们心存敬畏与感恩之心，并非自恃万物之灵，为所欲为。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