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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节·

　　文坛一直传言，我与翠柳街一号，总是差那么一点点缘分。这话当不得真，不必往心里去。还有一点，或许是自己与《安徽文学》的苗振亚老师太有缘了，才将其他人事遮蔽太多。

　　在我心里，最难忘记《安徽文学》的苗振亚老师。他在编辑部当小说组长时，从大量自由来稿中发现了我的小说处女作。尔后又专程翻过大别山的分水岭，到湖北来找我，长谈数日。那是我第一次与一位省级文学杂志的编辑面对面谈话。苗振亚老师所谈到的一些东西，我至今还在受用。比如说，小说中的小说味。苗振亚老师说过，有些人一辈子写小说，别人却无法从他的作品读到小说味。至于什么叫小说味，小说味是什么性质的东西，他说他也不明白。然而，苗振亚老师坚定地说，小说中的小说味，是绝对存在的。他从合肥专程到湖北来看我，就是因为我的小说中有他所说的小说味，对于初出茅庐的作者来说，这很关键。

　　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刘醒龙·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时，我请苗振亚老师为这本书作序。大约是出版过程中沟通不畅，那时候，一般作家都用不起手机，而我又没有正式的住所，没地方安装座机。等到该书面世时，序变成了跋。在1995年3月写于合肥的那篇文章里，苗振亚老师详细记录了，我和他在大别山腹地的漫水河镇上的那场奇遇。

　　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情。那时，作为安徽省唯一的一家纯文学月刊《安徽文学》还在办着，我是这家刊物的小说编辑。

　　一天，我从自由来稿中发现一篇题《黑蝴蝶，黑蝴蝶……》的小说。这篇小说，可以笼统地归类于知青题材，当时这类题材的小说很多，但这一篇写得很出色。它深沉、蕴藉，小说中的人物及其活动的背景，几乎真切到可能触摸的程度，然而这一切又像与我们隔一层大山里的浓雾。雾气氤氲飘荡，把我们的父亲引入诗画的氛围，又让我们不自觉地走入人生奥秘的探寻。这种探寻，终究是不会有结果的，却灌一腔无法排遣的忧郁，似乎我们胸中也有一雾气氤氲。

　　我惊叹作者的写实功力，也惊叹作者的艺术手段。

　　我被这篇小说深深地感动了，这篇小说的作者叫刘醒龙。一个陌生的名字。当时，正是中国小说空前繁荣时期，只要哪位作者在报刊上发表三五篇小说，就会在每个小说编辑脑海里留下印象，但刘醒龙这个名字我没有印象。一出手即不凡的作者是有的，但我不相信刘醒龙的第一篇小说就能写出这种成色。

　　我说不清我为什么不相信，也许我是不相信在那个远离都市的山乡小城里的一个不起眼的工厂，会冒出一个如此出众的小说作者。这诚然有几分好笑，那里不是已经出现过诗人熊召政与小说家姜天民吗？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给刘醒龙写了一封信又一封信，直言不讳我的喜悦与推崇，对他的来信我也仔细揣摩，想从中发现一个小说家的秘密。这还不够，有一天我竟然突发奇想，要亲自到英山走一趟，看看刘醒龙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汽车在大别山的盘山公路上蜿蜒爬行，车厢里挤得双脚够不到实处，一路尘土飞扬，把人涂抹得没了人样。车子太破，超员太多，到了安徽与湖北交界的小镇漫水河，就再也爬不动了。我担心当天到不了英山，有些沮丧，便在镇上邮局给英山挂电话。可能也是缘分，想不到英山县文化馆正在这里办一个创作学习班，刘醒龙正在镇上一家旅馆里。几分钟后，刘醒龙就出现在我眼前。哈，原来是这么年轻，一看就是副诚恳宽厚的模样。随后，我们挤上一辆过路车，当晚到了英山。这一次我们谈了很多话，见了很多县里的人。我发现，每说一个人，他总是能说出人家很多好处，感恩之情不自觉地就流露出来，这使我特别感到难能可贵。这些年，我接触过不少文学青年，像他这样实心仁厚，人缘广结的似乎不多。我还发现他读的书很杂，眼界很高，完全不像有些急功近利的作者，仅从报章杂志上去寻找文学。刘醒龙有天赋，重修养，厚积薄发，比同龄文学青年有更多的东西，我相信他在创作道路上能走得更远更长久，闯出大局面该不是问题。

　　真是一切都不可预期。春去秋来转眼十个年头，我除了在几家省级文学刊物上偶尔见到刘醒龙的小说以外，在北京上海那些“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的刊物上，还是难以见到他的名字。一个小舢板总是靠不上大港湾，我不知道这种状况如何在折磨他。他没向我倾吐过，表面上似也不猴急。只是我有点替他冤，我向他说起刘震云。刘震云也是个一开始就见小说高手气象，但却不是一开始就幸运。1985年初，他已在《安徽文学》发表了近十篇小说，其中《被水卷去的酒帘》与《东方露出鱼肚白》，放在全国一流小说里也绝不逊色。这时，他又把新作《塔铺》寄给我，我们已决定在《安徽文学》刊用，可不久他又来了长途电话，说《人民文学》杂志一位负责人看到《塔铺》的复印稿，很感兴趣，想在《人民文学》五月号头条用出，问我是否同意。我当然同意，更为刘震云高兴。结果，《塔铺》一炮打响，轰动中国文坛，刘震云也一步跨进中国一流小说家行列。我想，如果《塔铺》继续是在《安徽文学》用出来，刘震云也许就要多委屈一阵子了。

　　这种情况怕是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自古而然。《世说新语》里有一则这样的故事：西晋文学家左思写出《三都赋》以后，拿给人家看，几乎没人认为那是一篇了不得的文章，甚至遭到讥讽。只有一位叫张华的人还识货，且深谙世故，告诉他：你的文章写得确实不错，可以与班固的《两都赋》，张平予的《二京赋》鼎足而三，但你应当请享有大名的学者推荐一下，否则这文章就不会受人重视，明珠难见天日。左思觉得此话有理，就把文章拿给当时的大学者皇甫谧指正。皇甫谧读后拍案赞扬，并为作序，《三都赋》顿时不胫而走，豪门大族争相传抄而致洛阳纸贵。

　　名家推荐，名刊登载，对一个应该成名的人而最终得以成名是太重要了。难怪像李白这样的诗人都要慨叹：“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对于刘醒龙最终跻身中国一流小说家之列，其作品得以在国内外叫响，当感谢首都那家明星刊物《青年文学》。那一年，这家刊物一连三期推出刘醒龙三个中篇小说，以后才有国内诸多权威刊物争相约稿，竞相转载，使那一年简直成了小说创作的刘醒龙年。刘醒龙也有了写创作谈的机会。他重感情，不忘衰朽，在一篇创作谈里提到我的名字，并称“恩师”，这使我十分惭愧，也毫无道理，所以一有人提起这事，我就急忙打住：“那是刘醒龙瞎说！”真正的恩师应该是《青年文学》的编辑们，是他们把刘醒龙送上他应该站立的位置。

　　刘醒龙年轻而历练，也许他早已把这一切都看透，不愠不躁，安静如一池明净的水。就在《黑蝴蝶，黑蝴蝶……》那篇小说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话：“原来世上人所共知的天才，其实都是一些幸存者和幸运者。”也许他那时候就知道自己有些写小说的才气，只是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成为幸运者。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虽然十年以后他才成为幸运者，但这终究还应该是不幸中的大幸。

　　人生中有些心得可以形成文字，有些心得只能用心体察，然后依旧留在心里。苗振亚老师的这些文字，当年读时心如止水，如今重读，怎么看怎么像是春秋笔法。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