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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节·

　　2001年长篇小说《弥天》出版，从评论界到新闻界，都在说有作者精神自传色彩。主人公温三和是1956年出生的，而我也是那一年出生。温三和高中毕业后去水库工地的过程正是我的经历，时间、年龄、场景完全一致。

　　1973年冬天，我刚17岁，在县水利局做计划内临时工才半年，就被派到鄂皖交界处红花公社岩河岭大队所在的岩河岭水库工地，给工地上唯一的技术员当助手。技术员名叫陈桂成，浠水人，说话语气很冲很快，长着一个或两个酒窝，记不太清楚了，很是让工地上的各色人等喜欢，工作起来特别方便。岩河岭水库工程开工不到两个月，临近的占河水库出事故了，输水隧道只要一放水，隧道顶上的山坡就到处喷水。陈桂成因此被调到省里学习用环氧树脂堵漏，随后就去占河水库给输水隧道堵漏，不再管岩河岭水库的事了。我这个17岁的高中生，一下子变成了号称两万水利民工中唯一的技术员。跟《弥天》中所写的一模一样，我在工地上同指挥长吵架，气得大哭，不明白区里特意派来的最懂得如何修水利的人，为何会允许一群群民工用沙土替代高质量防透水黏土，明目张胆地倾倒在核心墙里。小说里水库的设计，也是按照当时的真实情况写的。岩河岭水库还在使用，水库所在的岩河岭大队，当年是全省非常有名的学大寨先进典型。

　　2013年5月，我带武汉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回到那里，水库大坝东头的两棵小松树，当年因为要挂高音喇叭才没有被砍掉，如今已经长成大树模样。回想起当年旧事，不禁脸热腮烧，特别是自己与指挥长吵架后，站在挂着高音喇叭的小松树下面委屈得泪眼双流时，工地上的一群少妇，冲着我比画不害臊的手势。此后我更不敢再招惹她们，只要我想上前阻拦，不许她们将沙土倒进水库核心墙，她们就赤裸裸地威胁说，若敢阻拦，就当众将我的裤子脱下来。那年月，这种事情，是水库工地上屡见不鲜的一种娱乐方式，不是说着玩，而是玩真的。有一阵子，我发现那位一向趾高气扬的副指挥长，突然在普通工作人员面前表现得很谦恭。过了好久才知道，这位副指挥长自导自演了一场发生在指挥部内部，如小说所描写的那种近乎荒唐的“爱情”。同样，小说描写的纯情也有过真实演绎，直到现在我仿佛还能记得放在我的枕头上的那方洁白手帕的气息。我是过了一个星期，而且是将手帕还给手帕的年轻女主人之后，看见这些的资深男人笑话我太傻，我才明白此中用意。不过，说心里话，对手帕的年轻女主人，我的好感只是少年情谊，否则，这种事情总是无师自通的。

　　与小说中的温三和稍有不同的是，从一开始，那位叫陈桂成的技术员就明白地告诉过我，这座修建在山顶上的小水库，不可能依靠自然降雨而蓄满设计库容。必须另行修筑引水渠，将被分水岭隔断的其他山坡上的雨水引流过来，岩河岭水库才能完全发挥作用。没有引水渠，水库一半以上的库容只能用来装载阳光和空气。事实上，是否修建岩河岭水库，不是技术人员说了算。修建这类水库的决定，首先是政治考虑。主要官员一直在强调，要让参观学习的人在山下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水库大坝。能不能蓄水，能蓄多少水，只有作为技术人员的陈桂成和我才会将其成天放在心里，挂在嘴上。陈桂成是来真的，他带我到分水岭的另一侧漫山遍野勘察多次，引水渠肯定可以修，工程量也不是很大，问题在于，分水岭的另一侧，大部分山坡属安徽省岳西县管辖。不要说小小岩河岭大队说了不算，就是湖北省革委会主任，那时不叫省长，说了也等于白说。

　　可以这么说，在岩河岭水库工地上的一年多时间，让一个刚出校门的高中生，初步熟悉了从村干部，到公社和区一级官员，再到县级领导的作风与派头。其间的种种内斗，不时地殃及我和指挥部里的另两位年轻人。这也让我后来从县阀门厂借调到县文化馆的过程中，有了敢于面对相同行径的底气。

　　1983年春天以前，县文化馆有两名创作辅导干部，一位叫熊召政，一位叫姜天民。这是这个岗位上的正式称谓，有人将其称为创作员，其实不是。这个岗位上的人员，主要工作是辅导县内的业余作者进行创作，自己有没有作品发表不是主要的，但也是很重要的。1983年春天，两名创作辅导干部中的熊召政获全国诗歌奖被借调到省作家协会，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姜天民则被借调到黄冈地区文化局，县文化馆如法炮制，将我借调过来，暂时填补空缺下来的创作辅导岗位。被借调的那段时间，县文化局主要负责人只要见面就要我趁早回工厂去，县文化馆不可能正式调入我，免得到时候两头都不讨好。1984年10月底，我终于咬紧牙关真的回到阀门厂。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黄冈秘卷》开篇两句话：凡事太巧，必有蹊跷，不是天赐，就是阴谋。这话的滋味，在文学生涯早期就曾尝过。我回到工厂才三个月，就经由正规人事调动途径，重新到文化馆担任创作辅导干部。说起来很简单，也就是县文化局长的宝座上换人了。

　　从回到阀门厂到离开县阀门厂的三个月里，头两个月我是厂办公室主任。后一个月，办公室主任的头衔没有了，成为一个普通的后勤科长。此中内情只有我和新任厂长知道。新任厂长姓黄，比我年轻几岁，只有15岁就进厂当工人，因为长着娃娃脸，而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小。当年，我从车间抽调到厂办公室工作期间，曾奉厂领导之命，将他和他的“工人录用通知书”退回到县计划委员会。作为新厂长，他的问题不再是太年轻，而是他与我等几位一起，并称为阀门厂的改革派。也就在此前后，我写过一篇短篇小说习作《我们厂里的改革派》，小说没有发表，但厂里有不少人知道这事。这篇从未发表的习作手稿后来散失了。我们的所谓改革理念，不仅得不到以手工业者为主体的老工人的支持，就是同龄人也难有共同语言。但在改革大潮当中，只有24岁的黄厂长还是顶着风浪上任了。谁也没有想到，黄厂长在上任履职的大会上公开宣布，撤销我的办公室主任职务。这让隔着一座篮球场就是车间的嘈杂会场，顿时安静得像是进了殡仪馆。除了我俩，没有第三个人相信自己听到的话。这个消息传开后，作为上级主管的工业局负责人也不敢相信，再三追问是何缘故。事情的真相，过了很久才由我自己在朋友当中揭开。黄厂长到任之前，因为预感到接下来肯定要面对一场大的风暴，三番五次流露为难之色。我肯定不是因为头脑发热，也肯定是心中有了直觉，必须让新厂长上任伊始就有某种与众不同的事情发生，才可以使得如此年轻之人坐稳阀门厂第一把交椅。我单独与他谈了自己的想法，让他免去我的厂办公室主任之职，而且越快越好，越是迅雷不及掩耳，效果才越好。这场谈话，前后只有几分钟。就连这几分钟，也是以对方的沉默为主。最后他问我是不是真的这么想。我的回答自然十分坚决。

　　这步险棋，在新厂长的反对者看来，既不是妙棋，也不是臭棋，至少让他们从心里认识到，新厂长在释放某种善意。这事当真发生的那几天，自己还是有些不好受。

　　可见能让我内心先前那么坚决，唯一的原因是文学的强大。

　　就在我的厂办公室主任之职被免后的第二个星期，县文化部门新任领导突然找我谈话，过完元旦，他们那边就会开始办理我的调入手续。

　　所谓的妙手，往往一发而不可收。1994年元月，到武汉市文联报到任专业作家时，有关领导特意找我谈话，举了一些在他们看来不算很正面的例子。我当场表态说了三点：一不要房子，二不要职务，三不要荣誉称号。往后二十几年，无论外界有何种传闻与传说，我都照着自己说过的话在做。说高风亮节也好，说一败涂地也好，那都是别人的事，真正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只有自己的作品。这样的选择让我能够一心一意地用五六年时间抛下一切，专注地写出一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从当年主动要求免去工厂办公室主任之职起，就已经明白，世间待我最为宽厚的唯有文学。在别人看来如同错过良机的背后，我又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天行者》。用别人的话来说，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中，我是唯一没有从地方上得到任何好处的。然而，在获奖之后创作的令我暗自佩服的《蟠虺》《黄冈秘卷》和《上上长江》面前，这些又算得了什么。有此天赐，夫复何求？

　　从一个普通工人到车间主任，再到厂办主任，后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再无可奈何地回到工厂，不到三个月，情形突然发生变化，又被正式调入县文化馆和县文学艺术创作室，接下来又被正式调到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再到武汉市文联任专业作家，一路走来，经历很多。其间最大的感触是自己曾经创下中国人事制度的罕有范例。

　　1985年元月，县文化馆真的要将我正式调入。在从所谓“大集体所有制”的工厂，调到县文化馆任公众俗称的创作员时，请调申请上没有分管副县长签字，而是盖着刻着老大国徽的“英山县人民政府”的大印，就连办过无数次人事手续的人事局官员都愣住了。一般来说，“人民政府”的大印是要用在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书上，一个普通工人调动工作，居然还要动用“人民政府”大印，这中间另有一番苦衷与玄机。同时也见证了一个规律，真有才干的人，任谁也压不住。

　　即便如此，我还算是幸运的，常常有看似逆风行船又遇惊涛骇浪的经历，事到临头忽然西风转东风，虽然还有浪花飞溅，却已经是如诗如歌的文学元素了。一个普通的底层写作者，要从最底层冒出来，是极为困难的，但我相信只要认真写作，诚实做人，总是会有机会的。这些年来，我始终牢记着这段经历，只要有一丁点可能，我便会尽最大努力去帮助那些和当年的自己一样的年轻写作者，因为我深深了解个中埋首书斋，独坐冷板凳的滋味。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