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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千古不朽事

　　某日，一位料理文事的朋友来访，并把刚刚出版，装祯与印制都很精良，而且很厚实的一本小说集交与我。说这是新人新作，过些天召开一个作品研讨会，届时一定参加并谈点儿意见，以利匡正、扶佐新人新作。既然吃着做文章的饭，也就毫不推辞地应允了，谁知仅仅读了几页，却实在没法往下读了……

　　眼看会期逼近，无可奈何迫使自己硬着头皮往下读。说真话，读完一想，给人的印象与感觉是作者在硬弄。类似的东西，在当今社会真是太多太多了。可以毫不夸张，而且直言不讳地说：类似的所谓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仅有两点：一是浪费自然资源，无端的给造纸厂增添了诸多麻烦，即便从目前倡导的循环经济角度讲，实际价值意义也没有多少；二是相关人士又多了一本闲置的书，至于最终结果、用途与去向则不甚了了。

　　仓颉造字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我虽没对此做过深入研究，然而不外乎就是便于记事与交流思想、表达情感吧？据悉黄帝命仓颉造字的那会儿，老人家观察了世间万物之后，灵机一动便凭鸟迹而初创。文字创造之初的情形是“鬼哭神泣，天栗雨，”试想那是什么样的情状？由此也可从中窥见文字是多么圣神？为文是多么重要哪？因而历代文人学士都把“千古文章，”视为“不朽”之事业去对待去追求。然而我以为：文章做到今日这般境况、这等水准，确实是一种亵渎。

　　眼下的实际状况，不要说对读者负什么责任了，恐怕作者对自己也没负什么责仼。现在只要肯掏钱或心甘情愿的放血，不要说一本，即使十本几十本都可以随意的印制。倘若怕吃苦嫌破烦懒得动手操笔，抑或根本就不会操笔，甚至大字不识一个，那么也可以顾会操笔或能操笔者去操弄，你只管坐收名利就成了。

　　去年深秋，一位省文学院专业作家同一合伙人对薄公堂，据悉该作家收购了人家的书槁，付费不足而拥有了全部版权。同时，跟我很要好的一位某创作中心签约作家，恰好就把一部书稿卖给了这位“专业作家。”

　　说实话，我不是借机揭同行的短，也不是揭露当下的文坛黑幕。事实上，类似的例子真是太多、也太普遍了。做为一个文化人，既觉得滑稽、荒唐，又感到羞愧、悲哀，同时也很无奈。

　　本来做文章是一桩极严肃的事，曹丕把文章与治国安邦相提并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试想古人把文章看得何等重要与神圣？说起来，文章这玩意儿也着实厉害——封建、政治、民生、教化等诸般麻缠事儿，都需要它“发捍事业、彪炳辞义。”因而旧日的文人颇受社会及民众之尊崇。读书人如果弄出一些让帝王与君主们赏心悦目的文章，即可入朝列班、纵论治国平天下的至理了。

　　事实上，好文章却是很难做的。真正的好文章是可以“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的。古住今来，有无数为文者在殆心竭虑地立志立言，敋“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啊？然而真格的能够千古流传的文章，恐怕则是寥若星辰了吧？

　　旧时的读书人怀抱着“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信念而发奋，一旦入仕则效力于朝庭、报效于国家，同时也实施着个人的理想与追求，因而终生苦读圣贤书。中国古代思想史基本以儒教思想为基石的，虽说历史上出现过诸多种思潮，也产生了许多思想家。他们的学说、思想曾经影响了一代君王、或几个朝代，但是毕竟是短暂的，而且也属于局部的。这种思想、思潮、或学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确实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对历史发展也产生过一些重大影响，而且也毫无疑问地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的内涵。

　　尽管如此，儒家思想、学说仍占据了中国思想史的主导地位，并划定与影响着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走向。

　　由于统治者秉陈儒家学说，读书人就潜心于《四书》《五经》之章句了。乡试县府考、省会考朝试殿试，均以其章句命题，让你破题、释义、考据、佐证、挥发，以及阐述自已治国安邦理政的谋略，供统治者遴选荐用。

　　历史上有诸多思想、政治家，甚至包括许多官僚、仆役差吏，都是文章大家兼文学家。所谓“弃官从文”者，多半属于仕途阻隔、艰险，或犯了文化人的通病——坐而论道、针砭时弊，自已缺吃少穿，还忧国忧民，因此而遭排挤、被诬陷、或无端罗列些罪名，贬逐出朝或发配流放，抑或忿然辞官，拂袖而去的寄身山水林莽间，把酒临风地做真格的文人，并潜心弄起了文章。

　　倘若屈原始终被楚怀王和楚顷襄王利用的话，能否写出千古绝唱的《楚辞》？盛唐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如果在政治上得心应手、混得很顺溜很得意的话，能否受世人推崇至极啊？一代宗师柳宗元，如果一直在长安为官而不贬于永州，能否写出千古传涌的《永州八记》呢？

　　我以为：像屈原、李白、杜甫、王维、柳宗元这等的文学奇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贡献远远甚于一般的政治家，所以说真正的好文章是千古流传而不朽的。

　　做好文章与做出好文章，确实是比较艰难的。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诸如读书、体察、积淀、感悟等等；为文者的自身素养也很重要，譬如立志、立身、立言及为人处世之类准则、规范了。为什么称“道德文章”呢？我觉得做人的良知与社会责任非常重要……所谓的好文章尚且如此，更何况千古流传的不朽之作呢？

　　现在人们的价值判断、价值取向普遍的趋于实用主义了。捣鼓文章的人，真是多如牛毛。事实上，文章与文人早已一同贬了值。刊发各类文章的报刊杂志、出版社少说也有上万家，一年刊发的文章真可谓汗牛充栋。诚然，其中不乏有些好文章，但是真正能够值得品味、传颂，或者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却不甚多。

　　谈及为文的环境与刊载传布条件，倘若同旧时相比，那真的不知要优越多少倍啊？同时如今的文人，也没有古人那般淸苦了，只要用心写出来就有地方刊载。既没有“洛阳纸贵”的隐忧，也没有“藏之深山”的必要，只管尽情尽兴地写了。

　　当下是制造“名人”与“人名”不断涌现的时代，同时也是所谓“名人”不断陨落与更迭的时代。一个初识字人，怱然有一篇文章面世，随即就名声大噪了。再说现在文人的心态，似乎也比早先复杂多了，也实际了许多，做文章只是一种手段与途径了。

　　真格做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并且做正儿八经的文章，恐怕挣不了几许润笔费的。假若单纯以文为生、养家糊口、填饱肚皮，那么就等着灌西北风吧——诸多为文者都因着种种“功利”目的去做文章，这样势必会造成为文者仍在夸夸其谈，作品则早已与世长辞的悲哀局面。如此这般的状况，岂能使文章千古流传，产生不朽的作品？

　　其实做文章也类似参惮悟道，需要潜心苦修磨砺，才能真格的得道，直步青云是不可想象的怪现象。然而这种怪异，却每天都在演绎。一年弄洋洋数十万，甚至百万言的宏篇巨制，不知让司马迁、韩愈、曹雪芹、鲁迅这等不朽的文章大家做何想？

　　想想做文章也确实是一桩不朽的事业，夏商早期把文章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形成至今难以辫认的“甲骨文。”后来又铸在了钟鼎上，以示警诫或颂扬德政武功，形成了特独的“铭文。”

　　汉代把文章写在竹片木块上，形成了“简牍”称“册，”卷而为“卷。”此后又有人把文章弄到了锦帛素绢上，蔡伦以为这样太昂贵太浪费了，因此着意弄出了现在我们使用的纸张，专供文人一心一意地做文章，也让我们随心所敋的瞎写乱画。再后来就以文论才可以入仕了，弄出文章先在师友同道间传阅传抄，毕升觉得这样不便于流传，就弄了活字印刷文章的创举，结果大大地便利了文章传世与收藏。

　　大致就在这期间，聪明的商家发现赚钱的机会朱了，于是乎就开起了专营纸墨笔砚、刻印文章的店肆书坊，文人的文章就集章成书地广泛流布了。又隔了些时日，不知是什么人？又弄出了铅字印制文章的活儿，并大批量地开始印文章卖书了。

　　这时一些机敏的文人，觉得自已辛辛苦苦的做文章，却让书肆老板坐收渔利，心想妈妈的不行！因而就约几位同道合伙弄个什么社，开个店的，印售自已的文章了。可惜好景不长，倘若再这么弄下去，就是卖儿鬻女，典当了老婆也赔不起。怎么办？大家一起想法子寻活路吧——唉，只印几个人的文章不行哪！咱们得广开门路。真格的文人，只能以文章活命，所以专事文章、书籍之类的报刊杂志、出版社，就改头换面的应运而生了。

　　文章从远古做到时下，确实成就了无数千古流传的佳作和不朽的大家。现在体面的文人，已经不用操笔在纸上写了。

　　狗日的方块字，写起来太费时也太费劲，索性让既省时省劲又快捷的电脑弄吧——至于能不能流传下去，那就不必多想了，只要能弄出来就行。

　　尽管如此，做文章仍是千古不朽的事业，即使社会进步到人人都能为文了，倘若想了解别人想些什么？依然离不开阅读。 月夜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