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中国文学经典.古代诗词卷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元明清诗词曲

　　导论

　　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城市生活的日益繁盛对宋元以降文学创作观念、文学语言拓展乃至整体文学面貌的形成与渐变，都有重要的影响。

　　元代诗歌成就整体高于词与散文，前期受金代文学影响，较多取法苏轼、黄庭坚。随着南宋政权覆亡，南方士人大量北徙，南北诗风渐相融合，诗坛上形成了以清丽超迈为主流的风格，出现了以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为代表的元诗四大家。元代后期则名家纷出，个性鲜明。萨都剌深受汉文化薰染，《鬻女谣》反映民众生计之艰，揭露居上位者的豪奢。杨维桢兼擅各体，自成一家，其诗风格瑰丽奇崛，后人称之为“铁崖体”，以乐府歌行、竹枝词撰作最具特色。

　　在明初政治高压有形无形的钳制之下，由元入明的高启等皆因事被诛，存者喑哑，士群凋敝，主流文坛沉寂。自永乐后期形成以歌功颂德、阐道辅教为主要内容的台阁体诗文。至弘治、正德之间，文学创作由诗文领域突破，进入流派主张各异、竞相迭起的发展阶段。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倡导诗文复古求真，论诗崇唐黜宋，张扬真情、否定程朱理学。嘉靖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主张恢复文学作品的“性情之真境”。晚明文学深受李贽“童心说”影响，以袁宏道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针对后七子模拟复古弊端，强调独抒性灵，力图破除“文以载道”观念的桎梏。

　　清代重要诗家词人在创作之余往往标举各自诗学、词学主张。如清初王士禛提倡诗歌兼具高远意境与自然风韵的“神韵说”，推崇作品的清空淡远、言外意味。清中叶袁枚在继承晚明文学的基础上，倡导“性灵说”，强调作者真实情感、个性的展现，同时以“才”纠补公安派浅显之弊。黄景仁对寒士辛酸遭际的刻画，表达对人格尊严的珍视。在个体与周遭环境的冲突中，肯定、彰显自我意识在龚自珍笔下也多有呈现。黄遵宪主张“我手写吾口”，因其出使域外经历，将异域见闻融入创作，对传统题材、内容、语言畛域的突破有首倡之功，成为清末民初“诗界革命”先声。

　　清代词学较元、明为盛，也形成诸多流派。前期阳羡派代表陈维崧继承苏、辛词风，创作题材广泛。浙西派朱彝尊、厉鹗等则更多取法南宋词人，尤瓣香于姜夔、张炎，“家白石而户玉田”。中期常州派张惠言致力提升词的正统地位，多以比兴寄托撰词、解词。晚清词家除创作之外，在历代词集编刊（如王鹏运校刻《花间集》、《四印斋所刻词》，朱祖谋编《彊村丛书》）、词学理论探讨（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王国维《人间词话》）等方面成就卓著。

　　曲，包括散曲与剧曲（杂剧），散曲又称词馀、乐府等，是宋金时期融合吸收词、民歌小调等形成的一种文学样式，分为小令（单支曲）、套数（同一宫调的若干曲）。曲的撰作依循曲牌规定的格式，用韵允许平仄通押、一韵到底，大量使用衬字、增句，多以方言口语入曲，形式更为灵活，语言平易通俗。

　　散曲创作以元代为盛，题材广泛，或如无名氏《醉太平》、张鸣善《水仙子·讥时》等揭露现实荒唐；或如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张可久《卖花声·怀古》以咏史借古讽今；或如马致远《夜行船·秋思》否定世俗名利，追求任情适意的生活；或如白朴《阳春曲·题情》描写儿女恋情；或如杜仁杰《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借庄稼汉视角描写市井风情，记录杂剧演出情境。白朴、张可久以清丽见长，马致远以超逸俊爽知名，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以滑稽戏谑笔调对帝王将相极尽嬉笑调侃，呈现出曲词撰作风格的多元化倾向。 中国文学经典.古代诗词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