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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鼐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任四库馆纂修。后辞官，于江宁、扬州等地书院讲学。工古文，以简洁深淳见称，文宗方苞，师承刘大櫆，三人为同乡，并称“桐城三祖”。以道统自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及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门下弟子甚众。姚鼐善于以简驭繁，总结并发展前人成果，论文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备，又提出为文需讲求“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并将多种文风归结为“阳刚”和“阴柔”两端，使桐城派古文理论成其体系，由此声势大张，风靡各地，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文章流派。著有《惜抱轩诗文集》，有今人刘季高整理本；辑有《五七言今体诗钞》和《古文辞类纂》。

　　古文辞类纂序

　　【解题】《古文辞类纂》初编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姚鼐主讲扬州梅花书院期间，历经修订，至晚年定稿。该书入选篇目以唐宋八大家散文为主，上溯战国、秦汉，下以归有光、方苞、刘大櫆为继，因在传统的“古文”范围外，将辞赋也纳入其中，故称“古文辞”；因按文体分类编选，故称“类纂”。此书前有序目，融序言、序题、目录于一体，今删去目录部分，仅保留序。该序结构清晰，共分为三部分。首先交代编纂的缘起，表明师于姚范、刘大魁的古文法，是这部著作的脉绪，而编纂的目的在于穷尽古今文体变化法则，为后世提供学习古文的门径。其次是辨原文体，以文体功用为纲，以具体文体为目，执简驭繁，将古文辞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一改前人文体分类琐碎芜杂的弊病。在具体论述各类文体时，姚鼐大致以溯源辨体、说明取舍原则、举评代表作家为一般步骤，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最后姚鼐从理论角度阐释了古文创作的法则，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为文者八”“御其精而遗其粗”的论旨。简言之，学习古文须从文章的样式、法度、音调、辞采等外在形式入手，进而掌握文章的精神、脉理、气势、韵味等内核，最终达到效法古人而又无迹可寻的境界。此序语言清雅秀洁，削繁就简，行文干净洗练，词灼意达，其本身也体现了桐城派古文之义法。此部选本对其后的各类古文编选影响颇深，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蒋瑞藻《新古文辞类纂》等或赓续原书，或另作增订。吴汝纶更是给予“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的高度评价。

　　鼐少闻古文法于伯父姜坞先生及同乡刘耕南先生 ，少究其义，未之深学也。其后游宦数十年，益不得暇，独以幼所闻者，置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请归，伯父前卒，不得见矣。刘先生年八十，犹喜谈说，见则必论古文。后又二年，余来扬州，少年或从问古文法。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释；不知其所以当，而敝弃于时，则存一家之言，以资来者，容有俟焉 。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纂》。其类十三，曰：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

　　论辨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录，录自贾生始 。盖退之著论 ，取于六经、《孟子》，子厚取于韩非、贾生 ，明允杂以苏、张之流 ，子瞻兼及于《庄子》 。学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为之也。

　　序跋类者，昔前圣作《易》，孔子为作《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之传 ，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皆儒者所为 。其余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庄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惟载太史公、欧阳永叔表志叙论数首 ，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书各有序 ，世不尽传，传者或伪，今存子政《战国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后目录之序，子固独优已 。

　　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 ，《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诰》之遗 ，学者多诵之。其载《春秋》内外传者不录 ，录自战国以下。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惟对策虽亦臣下告君之辞，而其体少别，故置之下编。两苏应制举时所进时务策 ，又以附对策之后。

　　书说类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 。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战国说士，说其时主，当委质为臣 ，则入之奏议；其已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入此编。

　　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 。”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 。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 ，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明允之考名序，故苏氏讳序，或曰引，或曰说 。今悉依其体，编之于此。

　　诏令类者，原于《尚书》之《誓》《诰》 。周之衰也，文诰犹存。昭王制，肃强侯 ，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之众，犹有赖焉。秦最无道，而辞则伟。汉至文、景，意与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光武以降 ，人主虽有善意，而辞气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谕下之辞，韩退之《鳄鱼文》 ，檄令类也，故悉附之。

　　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 ，而义不同。刘先生云 ：“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 。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虽然，古之国史立传，不甚拘品位，所纪事犹详。又实录书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贤否 。今实录不纪臣下之事，史馆凡仕非赐谥及死事者 ，不得为传。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赐谥，然则史之传者，亦无几矣。余录古传状之文，并纪兹义，使后之文士得择之。昌黎《毛颖传》 ，嬉戏之文，其体传也，故亦附焉。

　　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时有石鼓刻文 ，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琅邪具之矣 。茅顺甫讥韩文公碑序异史迁 ，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如文公作文，岂必以效司马氏为工耶？志者，识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圹中 ，古人皆曰志。为之铭者，所以识之之辞也。然恐人观之不详，故又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铭二之，独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义。盖自欧阳公不能辨矣 。墓志文录者尤多，今别为下编。

　　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异，故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纪事小文，或谓之序，然实记之类也。

　　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若张子作《西铭》 ，岂独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几也 。

　　颂赞类者，亦《诗·颂》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子而已。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类耳。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 。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托讽，亦谓之赋耳。汉世校书，有《辞赋略》 ，其所列者甚当。昭明太子《文选》 ，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为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

　　哀祭类者，《诗》有颂，《风》有《黄鸟》《二子乘舟》 ，皆其原也。楚人之辞至工，后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柳子厚 ，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而遽摈之，谓不足与于文章之事，则过矣。然遂谓非学者之一病，则不可也。

　　胡士明、李祚唐标校《古文辞类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中国文学经典.古代散文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