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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授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等职。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以议论时政被贬，朝士论救，欧阳修亦贻书指斥当事者，贬峡州夷陵令。庆历三年（1043），充太常丞知谏院，又以右正言知制诰，积极参与范仲淹等推行的政治变革。新政失败后，降为滁州太守。其后累历数任，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罢黜“太学体”险怪文风，取士得人，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熙宁四年（1071）以太子少师致仕，次年卒，赠太子太师，熙宁七年八月谥文忠。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继承并发展韩愈的古文理论，重视对儒道的阐发，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主张将儒学与现实相联系，砥砺士人气节，力图矫正空谈玄理的弊病。诗文创作负天下重名，为文纡徐委曲，简洁流畅，平易自然，在韩文雄肆、柳文峻切之外别开生面。苏轼《六一居士集叙》云：“宋兴七十余年……而斯文终有愧于古。……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诗文作品南宋时辑为《欧阳文忠公文集》，今人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较为详备。

　　朋党论

　　【解题】本文作于庆历四年（1044），但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景祐三年（1036）。当时，宰相吕夷简在位日久，政事积弊甚多，范仲淹向宋仁宗献百官图，直斥吕夷简任人唯亲，同吕夷简集团的矛盾公开化，被贬为饶州知州。余靖、尹洙、欧阳修为范仲淹鸣不平，御史希旨，指为朋党，接连被贬逐，这场风波使朝廷上的政治分野趋于明朗化，朋党之论由此而起。庆历三年，仁宗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擢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为谏官，推行涉及贡举、选官、刑法、农田、武备等多项变革。因新政牵涉多方利益，遭守旧派强烈反对，视范、欧诸人为“朋党”的言论一时间甚嚣尘上，欧阳修因作《朋党论》自辩。面对统治者极度敏感且忌讳的臣僚结党问题，欧阳修却不急于为自己辩诬释嫌，开篇即理直气壮地提出文章论点：朋党自古皆有，唯在于辨别“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不同。其实质是将朋党之论转换为君子、小人之别，可谓一击即中要害。第二段以设问起头，运用对比手法，辨析君子、小人结朋的本质差别在于一者以“道”、一者以“利”，以利益相结者情伪，或竞相争利，或利尽而疏，反相贼害；君子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修身事国，秉节不移，故唯有君子之朋乃是真朋，论证朋党无害于治政，水到渠成地推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至此论旨已显豁无遗，第三段则广征博引，历数尧、舜、周武王、汉献帝、唐昭宗之世皆有朋党存在，遥相呼应于“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再分别申论，商纣时虽无朋党、汉唐末禁绝“真朋”而丧亡；尧舜进贤黜邪、周武王信用君子之朋而国家大治，以此希望宋仁宗释结党之虑，重辨察君子、小人。史称欧阳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其坦然自视为“君子之朋”恐不无关系。

　　《朋党论》的语言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是围绕中心，语言不枝不蔓，通过有理有据的剖析和严密的结构，使文章获得不可辩驳的力量。二是它不事藻饰，用词古朴平实，简练明快，文风流畅自然，可谓洗尽铅华，别有神韵。三是运用排比和对偶的修辞手法，增强句式的对称美和音调的节奏美，如排比句“（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音节抑扬顿挫，达到了“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艺术境界。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 ，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 ，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 ，虽其兄弟、亲戚 ，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 。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 ，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 ，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 。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 ，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 。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 。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 ，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

　　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五代史伶官传序 注释标题 伶官：原指乐官。《毛诗序》说：“《简兮》，……卫之贤者，仕于伶官。”郑玄笺：“伶官，乐官也。伶氏世掌乐而善焉，故后世多号乐官为伶官。”后以称供职宫廷的乐工、艺人。

　　【解题】本篇节选自《新五代史·伶官传》。《新五代史》本名《五代史记》，以区别于北宋初官修《五代史》。景祐间，欧阳修任馆阁校勘，已着手修史，皇祐五年（1053）基本成稿，至其去世前仍不断修订。欧阳修认为史书应当记载“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目的在于“垂劝戒，示后世”（《论史馆日历状》）。此前成书的《旧五代史》“繁猥失实”，不足为训。因此讲求义例成为《新五代史》撰作的首要目标，并以褒贬善恶的“春秋笔法”对五代历史进行评价。《伶官传》是为后唐庄宗内廷的乐官作的合传，叙述了庄宗宠幸乐官并导致身死国灭的史实。序文交代作传缘由，开宗明义指出盛衰兴亡在于人事，庄宗之得失天下，足以为后世戒。作者就提出“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的论点，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其实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庄宗皇后刘氏曾自负地说：“吾夫妇得天下，虽因武功，盖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新五代史·唐家人传》）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以两个极富戏剧性的历史场面为对比来说明：一为庄宗得志之盛，二为庄宗亡国之衰。庄宗受其父三矢遗命的记载来自王禹偁《五代史阙文》，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曾辨析其中多有夸饰。欧阳修以“世言”云云回避了史实真伪的讨论，借以渲染庄宗意气全盛，为议论张本。文章后半部分的议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探讨庄宗得失天下的原因，也紧扣人事、人情展开，以“岂独伶人也哉”收束，既是对本篇传记主旨的提要，更在于警醒后人当居安思危、防微杜渐，言尽而意蕴有余，使《伶官传》的写作具有更广泛的现实意义，寄寓史家“垂劝戒，示后世”的用心。

　　本文语言的运用亦颇具特色。首先是感叹词句的多次运用，如“呜呼”“哉”“欤”屡见不鲜，使文章呈现出一唱三叹的韵致。浓烈的感情色彩，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与说服力，这是对《史记》序文笔法的继承。其次，摒弃了骈文追求词藻华丽矫揉的浮靡之风，注重文字的平易晓畅，简洁生动，体现了欧阳修对“文从字顺”境界的追求。再次，巧妙搭配对偶词句，使文章读起来琅琅上口。如在描述庄宗意气之盛时，语气舒缓；而在叙述庄宗衰败时，气转急促——“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读来节奏明快，流畅中蕴涵无限惋惜，更增强了感叹的气势。无怪乎历代文学家多对此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 ，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 ，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 ；燕王，吾所立 ，契丹与吾约为兄弟 ，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 ！”庄宗受而藏之于庙 。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 ，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 ，函梁君臣之首 ，入于太庙，还矢先王 ，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 ，天下已定，一夫夜呼 ，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 ，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 ，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岂独伶人也哉 ！作《伶官传》。

　　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2015年版。 中国文学经典.古代散文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