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老仙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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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师亦友老仙翁
西江月 平山堂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平山堂在扬州城西北大明寺侧,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任扬州知州时所建,叶梦得称赞此堂“壮丽为淮南第一”。由于其所在地势甚高,江南诸山拱列檐下,历历在目,似与堂平,所以名为“平山”。这名字霸气外露,显露了欧阳修的豪情。
平山堂虽雄奇,但和中国古代所有土木建筑一样,禁不起风雨侵蚀,在后世屡修屡废。到了清初王士祯笔下,只剩下了“一抔土”,“无片石可语”。然而从此地经过的文人墨客无不吟咏缅怀,其奥秘就在于“以欧苏之词,遂令地重”。
中国古代的文人很少以纯粹的自然景观入诗,一般来讲,景致、典故、诗词是三位一体的。胜地激起诗人的诗兴,名家名诗又成就了一个个地名。要读懂苏轼笔下的平山堂,得先认识欧阳修眼里的平山堂。
朝中措·平山堂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与欧阳修过从甚密的刘原父出守扬州,欧阳修作《朝中措》一为友人送行,二为追忆自己在扬州的激情岁月。一别维扬数年,醉翁欧阳修最念的是平山堂前亲手种的垂柳。“几度春风”写得深婉离情,但思而不伤,反而给人以欣欣向荣、器宇轩昂之感。
“文章太守”经常被后人误解为是欧阳修自状,其实他写的是刘原父。史称刘原父才思敏捷,有一次一口气连拟九道诏书,倚马而成。刘原父十分博学,欧阳修读书每有疑问便去信请教,刘原父得信后往往即刻挥笔作答,“答之不停手”,故云“挥毫万字”。与醉翁作友,“一饮千钟”想来亦是常情。欧阳修赞友人为“文章太守”,却自谦为“尊前衰翁”。
怪不得后人误会,“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与欧阳修的形象也并无半点不合。苏轼的这首《西江月》中的“文章太守”指的就是欧阳修,苏轼记忆中恩师的模样一直是神采奕奕的“老仙翁”。
苏轼“三过平山堂”,这第三次是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自徐州移知湖中,途经扬州时。每一次路过扬州,苏轼都会来平山堂凭吊恩师,之前两次分别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出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由杭州移至密州,分别经过扬州。
第三次经过平山堂,苏轼已四十四岁了,怅然回首,弹指间半生倏忽而过。自己与恩师分别已有近十年了。斯人已逝,字迹犹存,平山堂壁上龙蛇飞舞的遗草,字字句句挥洒着老仙翁的风采。
苏轼记得,最后一次师生相见是在熙宁四年(1071年)。那年苏轼绕道颍州去看望业已致仕的欧公。一位仙风道骨的文坛盟主和一位风头正盛的后起之秀,在颍州西湖设宴畅饮。欧阳修自称“醉翁”,但酒量不佳,自称“饮少辄醉”。苏轼性爱美酒,但亦不善饮,不过他美其名曰“我性不饮只解醉,正如春风弄群卉”。同样爱酒而不善饮的师生二人,宴饮之乐不在酒,而在酒后的壮怀激烈、豪气干云。苏轼有诗《陪欧阳公燕西湖》纪一时盛景:
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
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
谁料此次竟成永别,次年欧公就驾鹤西游了。闻听噩耗,苏轼含泪写下祭文:“上为天下恸,恸赤子无所仰庇;下以哭其私,虽不肖而承师教。”
苏轼当年参加科举考试,欧阳修是主考官。参与阅卷的梅尧臣推荐来一篇晓畅通达的古文风格试卷,让欧阳修取为第一。欧阳修看到文章一见倾心,但怀疑这份试卷出自门生曾巩之手,害怕惹来闲话,于是委屈它做了第二名。后来才知道这是苏轼的作品。苏轼及第后,便拜入欧公门下,从此结下师生之谊。
在众多门生中,苏轼最得恩师之心。欧阳修曾对梅尧臣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在欧阳修眼里,苏轼就是下一代文坛盟主无疑,并预言三十年后世人将不再谈论自己。面对可畏后生,欧公非但没有动任何嫉贤、恋栈之意,反而公开赞赏,主动“放他一头地”。
因为欧公关心的不是个人名望,而是文统、道统的传续,他对苏轼的欣赏也不只是文才,更包括人品、气度、志向。他曾对苏轼说:“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在外人看来,他们师生传接的是至高的荣誉,只有他们两个知道,荣誉背后是沉甸甸的道义担当。苏轼记着欧公的谆谆教诲:“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思迁,则非我徒。”
欧公一生倡导士人的担当精神,原本“论卑气弱”的时代风气,自欧阳修一出,焕然而变,读书人纷纷“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然而由于直言敢谏,欧公屡遭贬谪,直至释位而去,归隐泉林。
苏轼乍言“欲吊文章太守”,话到嘴边却吞了下去,转口歌唱“杨柳清风”。因为他知道,“文章太守”的文与道都交付了自己,唯有暗自守持,吊之无益,倒不如歌些“杨柳春风”与恩师解闷。
白居易《自咏》诗说得轻巧:“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但“转头”是那么轻松的事吗?或尘缘未了,或六根不净,“未转头”的都是梦中人。明知是梦,也不得不尽力把这梦做下去。“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这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参透之后的执着选择。
黄宗羲说,科举制兴起后,师道就亡了。每次科考,都能批量产生一堆恩师和门生的关系。的确许多“师生”关系徒有其名,实质上不过是一种应酬的对象和攀援的途径罢了。但欧阳修与苏轼虽也由科举成就,性质却截然不同。
最理想的师生,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而且是相知、默契的友人。欧阳修与苏轼,恰是这一种。奖掖和推崇不难,难的是被奖掖的名副其实、被推崇的不负人望。 四海一生踏歌行,苏轼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