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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似画曲如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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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有光人有情

  “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如画的江山是对每个人最公平的,它不是权贵的专属,而属于每一个心中有日月的人。经过苏轼的眼、笔,折射出的世界,常常给人一种绿色的欢欣,而不是枯萎的颓唐。苏轼也在江山里发现人生的真谛,门前流水尚能西,谁道人生难再少?

  重重似画曲如屏

  行香子 过七里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虚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许多人热爱苏轼,是由于苏轼热爱这个世界。经过苏轼的眼、笔,折射出的世界,常常给人一种绿色的欢欣,而不是枯萎的颓唐。苏轼的江山,不是刘邦、项羽争得头破血流的江山,而是庄子“曳尾”的地方。在这里,风景不是权贵的专属,而属于每一个心中有日月的人。

  七里滩,又名七里濑,在今浙江桐庐县严陵山之西,是著名的“严陵八景”之一。长七里,江水从两山夹峙中穿流而过,下与严陵濑相接。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在杭州任通判的苏轼外出巡视富阳、新城诸地,自新城放舟而下,经七里滩、严陵濑。途中有景,景中有典故,自应有新句、新词以配之。

  桐庐一带,自古山清水秀。相传,远古时有位隐姓埋名的老人,为济世救民在此采撷草药,探究药性,他结庐桐树下,有问其姓者,则指桐以示之。所以人称“桐君”,此地后来也因此得名“桐庐县”。

  耸立如壁的两山,夹着一江春水,水面如镜。水上一只小舟,轻盈如不慎跌落水中的树叶,漂浮前行。突然,舟上双桨起舞,小舟翩翩而动,犹如受惊飞起的鸿雁。水面顿时被打破,波纹向四方蔓延开去。然而相对于整个水面,这船实在是太小了,它试图打破镜面,但很快自己就化成了镜面上的一处点缀。渐渐地,一切和静如初。

  此刻,苏轼站在船头,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尽情地欣赏着如画的江景,享受着顺水而下的舒畅自由,他的心情是轻快而明亮的。

  这里的景色与杭州西湖相比,少了些雕琢工丽,多了些天然清秀。西湖上常常游人如织,而这里,长长的江面上只漂着这一叶扁舟。山水会不会觉得寂寞?当然不会。山自巍峨,不须攀登者的赞叹;水自清丽,不须玩赏者的吟哦。再者说,这里也不缺有闲、有趣的伴侣。鱼在水藻间翻跃,难道不是有意在秀身姿?而在烟雾迷蒙的水边,白鹭时飞时落,轻灵而优雅地触水即离,何逊于欲游无鳍、欲飞无翅的人类?

  诗词常常离不开水,诗人也几乎没有一个不爱水的,原因何在?也许是因为水和诗具有同样的特质:不知源流但有形有韵,澄澈清冽而有滋有味。

  七里滩上景色是分段的,依次为沙溪、霜溪、月溪,苏轼概括其特点为:“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问题其实应该反过来想,不是沙溪碰巧是急的、霜溪碰巧是冷的、月溪碰巧是明的,而是当地人早就发现,这里的水一段湍急、一段冷冽、一段明亮,所以分别将其命名为“沙溪”“霜溪”“月溪”。苏轼只是以亲身体验证明了前人取的这三个名字是贴切的而已。

  作词虽无定法,但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上片写景,下片写情。苏轼写完上片却意犹未尽,下片继续写道:“重重似画,曲曲如屏”,似乎不多写怕对不住这层层叠叠的画屏。天工作画屏,一传千万年。世世享用,不枯不竭。让苏轼不禁生发出怀古的幽情。

  七里滩往下便是严陵濑。“严陵濑”之得名,是因为史上最著名的隐士之一严子陵曾在这里垂钓。严陵即严光,两汉交际时人,字子陵,简称严陵。严子陵成名甚早,史书称“少有高名”,与后来复兴汉室的光武帝刘秀是同学。刘秀称帝后,严子陵非但不去攀附,反而隐姓埋名,悠游于山野林泉之间。

  求名者难得名,求隐者难得隐,世事总是这样吊诡。光武帝偏偏认定了这位老同学是个“大贤”,非把他征召出来做官不可,于是派人到处寻访。几年后终于有了消息,齐国上书说,发现有个人披着羊皮在某地水边钓鱼。光武帝马上派人带着聘礼,备了车子去请,由于严子陵的拒绝,使者接连请了三次。

  皇帝甚至亲自写信,言辞恳切地说:“不是朕一定要让你臣服于我,实在是治理天下的担子太重,朕如履薄冰,还望你来帮忙。”(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辟之疮疮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严子陵不得已出山去了洛阳。

  人在京都心在野。到了京城的严子陵照旧一副傲骨,不肯低就治理天下的冗务,整日高卧不起。皇帝亲自看望,他照睡不误。逼急了他就跟皇帝讲大道理,说当年尧帝让位给巢父、许由,他们不光拒绝,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去清洗被“污染”的耳朵,人各有志,奈何强求?

  有一次,刘秀与严子陵一张床睡觉,严子陵丝毫无忌,夜里竟把脚伸到皇帝的肚子上。结果第二天负责观察天象的太史报称“客星犯帝座甚急”。

  最终,这只野性难驯的麋鹿终于还是回归了荒野,在富春山躬耕垂钓。没过几年,便老死在这儿。后人有诗曰:“富春烟雨,一蓑一笠人归隐。”

  苏轼少年时的偶像北宋名臣范仲淹任睦州知州时,在桐庐富春江严陵濑旁建了钓台和子陵祠,并写了一篇《严先生祠堂记》,赞扬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子陵固然高风亮节,但若没有光武帝的优容宏量,也难以想象他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因而范仲淹将君臣二人并举:“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

  严子陵辞掉了官职,以布衣终老,但他的名声反而更大了。后来多少真真假假的隐士都打着学习严子陵的旗号,而且后来者模仿严子陵未必出于淡泊名利,唐人韩偓有诗云:“时人未会严陵志,不钓鲈鱼只钓名。”

  唐代就有一位卢藏用,为了做官而隐居在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皇帝在长安,他就住终南山;皇帝移驾洛阳,他就跟着跑到嵩山隐居。所以他得了一个“随驾隐士”的诨号。最后,他把自己炒作出很大的名声,并成功入朝做了官。“终南捷径”一词由此而来。

  苏轼称严子陵为“虚老”,当然不是讥他隐逸之心不真,而是遗憾他只顾着辞官,而没有领略到山水的佳处。爱才心切、故作姿态的帝王,和护惜羽毛、坚决不仕的隐士,早已如烟云一样消失了,只留下一对空名而已。

  苏轼望着群山,只见远山连绵不见尽头,白云缭乱变化万端,晨曦晓色青翠欲滴……只有这水光山色,才是最值得用心的。 四海一生踏歌行,苏轼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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