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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桴且恁浮于海

　　千秋岁 次韵少游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苏轼在惠州很快便适应了，还写了两行诗：“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不料这两句诗传到章惇的耳里，这位以前的好友、现在的政敌听闻苏轼竟然过得这么舒服，便妙手一动，颁发了新的贬谪命令。于是苏轼又匆忙赶往下一站——儋州。

　　日后苏轼从海外归来后，在金山寺看到好友李公麟为自己画的像后，题诗一首：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黄州、惠州、儋州，这是他依次被贬谪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苏轼以罪人之身过着悽悽惶惶的日子，儋州更是还未开化的蛮荒之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生活且不可保，又有何功业可言？

　　《自题金山画像》是苏轼遇赦北归之后作的，而在南渡之前他还没这么洒脱，有他当时的文字为证：“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世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生不契棺，死不扶柩”的旷达，遮不住他视渡海若赴死的悲戚。“功业”二字，是万万想不到的。难不成，苏轼把平生功业统统归入黄州惠州儋州，只是风雨过后对苦难经历的有意美化和自嘲，并借此表示自己的英雄气概？

　　苏轼所说的“功业”也许不是建功立业的功业，而是指诗词文章、书法绘画。若如此，那两句诗就不是故意反话正说，而是“诗穷而后工”在他身上的体现。的确，每次贬谪都是苏轼在文学上的丰收季。黄州是最显眼的例子，如果没有“乌台诗案”的打击，如果没有躬耕的艰辛，我们难以想象，苏轼会写出《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天才之作。官场上的围剿，造就了文化上的突围。

　　在阅读苏轼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有亲身的感受：他得意时的作品，虽也工致新巧，但就像糖水只有甜味一样，你只能夸他有才；而失意时的作品，一字一句都能入人，朗之有声，思之有味，像茶一样隽永绵长。苦难成就文艺，就像苦寒之于梅香，磨砺之于剑锋。

　　这是有传统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早就观察到了：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文人和艺术家的命运似乎被下了魔咒，可见惊人传世的佳作与美满富足的生活不能兼得。有人说，对想要摘星星的孩子来说，漂泊是他们的必修课。

　　悲观地看，写作容易导致穷困。乐观地看，当一个文人难以为生时，其实他在享受生命的赐予。人的生命气象，会在苦难中放大。这大概是“施与”他们苦难的人不会想到的。

　　古代文人的痛苦多来自不可抵抗的命运，每次权力的交替都伴随着一批人的沉浮荣辱。现代许多文人，看起来则像是主动去寻找痛苦、迎接痛苦，甚至制造痛苦。

　　苏轼自矜的“功业”，一定是后人看来光芒万丈的文名？苏轼不会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必将书于丹青、流芳后世。他早已领略过众多崇拜者的热情，就像那位拿肉换苏轼手写便条的书法爱好者：

　　那时苏轼在京城做翰林学士，夜里经常在宫中值班。有个人勤于搜求苏轼的字，苏轼每写一个便条，若苏轼的秘书转送给他，他就给秘书十斤羊肉。苏轼后来听说了这件事。一天，秘书说有个朋友的口信需要苏轼答复，苏轼就口头答复了。秘书第二次又来请求，苏轼说：“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秘书说：“那人一定要一个书面答复。”苏轼说：“告诉你那位朋友，今日禁屠。”

　　即使背负罪人的身份，苏轼不论走到哪里，所见都是仰慕的眼光。但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他得意的肯定不全是文章盛名。这首苏轼困守儋州时寄给“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的《千秋岁》中，就有明显的线索。

　　“旧学终难改。”“旧学”非诗词之类的雕虫小技，而是圣人之大道。“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作为一个谐趣满腹的文人，苏轼是可爱的；作为一个坚守大节的士人，苏轼是可敬的。

　　苏轼早年写过一段话：

　　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胸有大器之人，不会被小节放倒。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北归无望，都算得了什么呢？“四学士”中的另外一个——黄庭坚，对苏轼有极深刻的理解：

　　计东坡之在天下，如太仓之一米；至於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终始。

　　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子还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苏轼同样是求仁得仁，同样是“道不行”，于是也捡起了“乘桴浮于海”的归路。但孔子离不开鲁国，苏轼同样离不开北方的那块陆地。那地上，承载着他终身的理想。 四海一生踏歌行，苏轼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