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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的荒谬

　　基耶斯洛夫斯基考上波兰洛兹电影学校之前，刚刚逃了兵役。他被判定有精神病，完全有可能把枪口不是朝着敌人而是朝着上司扣动扳机。电影学校最后一场考试是口试，决定他是否被录取。考官问：“大众传媒的媒介有哪些？”基氏回答说：“电车、公共汽车、飞机。”

　　考官们都笑了，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于是录取了他。基氏后来说，当时他真的以为就是这样的。

　　若当时有考官识别出这是个“弱智”而不是错误判断成“个性”，那么，我们还有机会看到《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以及《蓝》《白》《红》吗？我想，我们可能会与一个大师错过的，如果他没有进入电影圈的话。他不是那种看上去非常执念于一个对象的人，他总是游移且忧悒，不停地工作着，把工作做得尽可能地完善，但内心深处，荒谬和厌倦的感觉一直如影随形。在文汇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一书中，用了基氏的一篇文章当作他的自序，他开头就说：“电影制作的含义不是观众、节目、评论与访谈。它意味着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意味着严寒、大雨、泥泞以及举着笨重的灯。这是一件令人伤脑筋的差使。从某种意义上说，别的东西，包括你的家庭、感情和私生活，都是第二位的。”他还说，“可能因为我们这些电影人整天拉着脸，在电影上大把花钱、大把赚钱以及我们对上层社会的自负，因此经常可以感到自己工作的荒谬性。我能理解费里尼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在电影厂里建街道、房子、甚至人造海，这样许多人就看不到导演工作的惭愧与渺小了。”

　　谁能想到一个电影大师对他的事业会是这样的念头？不，这是可以想见的。就我们自己来说，有多少人是真正发自内心并贯串始终地热爱并自豪着自己的职业？生活在别处，职业也在别处。但职业这东西，它多多少少就像一个人的命。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认命了；认命了，心里也就踏实了；心里踏实了，行动也就踏实了。如果在这种踏实的态度和行动之中，再加上点天分和运气，那就是世人常说的成功了。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真正成功的人对“成功”这个词非常茫然，就像在镜子里看着自己穿着一件借来的好衣服，虽然蛮贴身合适，但总觉得别扭，总觉得荒谬。基氏说：“我不喜欢‘成功’这个词，我经常为自己强烈辩护，不用这个词，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对我来说，成功意味着得到我真正喜欢的东西，那才是成功，而我真正喜欢的东西一般是得不到的。”有意思的是，恰恰就是像基氏这样的人，不管他如何分辩挣脱，世人总还是要把“成功”这个词冠在他的头上。这可由不得他了。这也是他的命，这也是一种荒谬。

　　2003/11/18

　　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 洁尘电影随笔精选集（共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