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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一 紫玉楼梯

　　祖母回到上海后的那个冬天，我家的楼梯有点拥挤。

　　家里人都陆续回来了。为了补偿多年来在外面对这个楼梯的想念，每个人登楼时都故意把脚步放重。“嘭、嘭、嘭”，觉得这下终于踩实了，不在梦里。

　　敲门声更多，一听到，家人又会“嘭、嘭、嘭”地冲下楼梯去开门。然后，好几个客人的脚步声就传了上来。

　　有客人来，妈妈又要去擦拭楼梯扶手了。但下去两次，都笑着上来。原来那么多人穿着肥肥的棉袄上上下下，早就把扶手擦得纤尘不染。妈妈故意拿着一块雪白的新抹布去擦拭，上来后把那块抹布塞到我眼前，说：“真是，连一丁点儿的污渍都没有。全是衣袖磨的，快要磨成紫玉水晶了！”

　　来得最多的是爸爸单位的同事。爸爸与他们见面，完全不存在“劫后重逢”的喜悦，而是非常尴尬。

　　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男子，进门就冲到爸爸跟前，结结巴巴地说：“老余，那次批判会上我失手推倒了你，是造反派强要我……”爸爸这才明白，现在单位里已经反了过来，在查他受十年迫害的事。

　　“那次是我自己没站稳。”爸爸说。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一起来的赵庸笑着对络腮胡子说，“只要老余不揭发，你也就没事了。”

　　爸爸没有把头转向赵庸。

　　赵庸靠近爸爸一步说：“一切都是那个黑边眼镜的事，虽然他早就下台了。这次我们为你整理了一份他迫害你的事实，你签个名，我们交上去，就可以逮捕他了。”说着把一沓材料塞到爸爸手里。

　　这时爸爸才转向赵庸，说：“就是那个戴黑边眼镜的青年？我并不认识他，他也没有揭发我呀。”

　　说着，爸爸抬起手来，把赵庸刚刚递给他的那一沓材料撕了。当时的纸质很脆，那么厚一沓，他撕得一点也不吃力。他撕得很慢，也很轻。边撕，边嘟哝：“材料，材料，总是材料。”

　　赵庸失神地看着爸爸的动作，没有阻止。他知道今天讲不成什么话了，但临行又回身对爸爸说：“那个阿坚，吴阿坚，他也在‘文革’中受了苦，托我……”

　　没等他说完，爸爸就打断了他：“已经托了六个人来说过了。你转告一下，我不会揭发他，说到底也不是你们的事。”

　　过了几天，又有三个人敲门找爸爸，说是区政府来的，还给爸爸看了介绍信。他们说，爸爸是单位里受迫害最深的一位，现在拨乱反正，希望爸爸能够负责单位的清查工作，清算造反派，然后把全部领导工作都承担起来。

　　爸爸说，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又生过肝炎，身体不好，希望提前退休。来的人反复劝说，爸爸就叫妈妈把抽屉里的病历卡拿出来给他们看。

　　一个月后，那个络腮胡子又来敲门，一次次感谢爸爸对他的原谅，使他免于处分。从他嘴里知道，那个黑边眼镜最近已经被正式开除，由公安局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单位的清查工作由赵庸负责，而单位的领导人则是选定了吴阿坚。爸爸因病提前退休的申请也获批准，过些天会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

　　爸爸随即抽出钢笔写了一张字条，叫络腮胡子带去。条子上没有写吴阿坚和赵庸的名字，只是光愣愣的一句话：“感谢批准我提前退休，我不会来参加任何仪式。”

　　爸爸的事，总算了结了。

　　那天，敲门后踏上楼梯来的，是两个陌生男人。他们在楼梯上轻轻讲了几句话，祖母听得并不清楚，却一下子跳了起来。

　　那是安徽话。

　　两个陌生男人一上楼就认出了祖母。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拿出一份东西，打开，然后对祖母说，他要朗读他们市委为我叔叔“平反昭雪”的文件。

　　读完文件，他们两个坐下，掏出香烟点了起来，准备说话。看到祖母对着飘过去的烟雾皱起了眉，他们立即把香烟按灭在烟灰缸里。还是那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开口说话，嗓门很响，中气十足。他说，我叔叔“是国家难得的人才，不仅技术精湛，而且道德高尚，为捍卫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慌忙看了一眼祖母。

　　年纪轻一点的好像看出了我的不满，抢过话头说：“这次的平反工作是江斯达书记亲自领导的。江斯达书记一再指示，余志士先生作为一个上海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一生完全贡献给了安徽大地……”

　　听到江斯达的名字我又看了祖母一眼，但祖母好像没有听到。她此刻的眼神，涌动着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她，已经八十四岁。

　　两个陌生男人也看到了祖母的这种奇怪眼神，怕出事，连忙停止对叔叔的歌颂，改口说：“老太太，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祖母显然没有被“新长征”感动，抖着嘴唇开始说话：“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那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们还要搞？”祖母问。

　　“嗯。”

　　“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

　　“那你们走吧。”祖母说罢，站起身走进了里间。

　　事情确实让人悲观。没过多久，那位下令逮捕“四人帮”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又下了令，凡是毛泽东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继续遵循。

　　这一来就麻烦了，“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大事都是毛泽东决策的，于是什么也不能否定。不能否定“文革”，不能否定造反，不能否定工宣队，不能否定废学，不能否定全国性的大批斗……这也不能否定，那也不能否定，却又要“清查”，能“清查”什么呢？结果，反倒是周恩来布置的文化教育重建工程，毛泽东没有做出什么决策，成了“清查”的主要对象。

　　我本人，也因为曾经随口说过一句“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而受到“清查”，而且和我爸爸十年前遇到的麻烦完全一样：这句话的主语是谁？那个原来与我们一起编过教材，后来又转身响应号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叫孙光萱的人，成了“清查组负责人”。总之，仍然是他们这帮子人在忙碌。上海这种“清查”的惊人之笔，是枪毙了华东师范大学一个叫王辛酉的人，罪名是反对“文革”。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坐不住了，便壮着胆子不断给北京的中央办公厅写信，报告上海的情况，强烈要求否定文革。每星期都写一封寄出，这是我已故的叔叔给我的训练。

　　我知道，每到邮筒投寄一封信，都可能是返回到自己身上的炸弹。但我，已经不怕。

　　那一堆堆由水泥砌成的灰绿色邮筒，已经很有年头了。投信口的铜板上还刻着精致的英文字，应该是上海租界时期的遗留。我十几年前按照叔叔的指示从这里投寄过他写的上诉信，结果使安徽的人为灾难产生转机，而他自己则为此失去了生命。

　　我用手拍一拍灰绿色的水泥老邮筒，心想，你这个老家伙，比我祖父的年纪还大吧，吞吐过多少天下信息，应该知道有叔侄两人，在这里投注过什么。

　　幸好，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北京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叫“十一届三中全会”，“文革”终于被否定。会议还宣布，中国要解放思想，停止阶级斗争，着力经济建设，开始改革开放。会后没几天，上海的那些“清查组”全部都解散了。那些人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找不到了。

　　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中国的每次荣辱兴衰，都伴随着不同人群的隐显出没。阴风乍起，一些翅膀就黑压压地出现了，它们原来躲在哪里？天光初露，它们又顷刻沉寂。但是，只要有过昨夜的记忆，就会知道它们还强悍地存在，时时从隐秘的草丛中，抬头张望天色。

　　半年后，我应邀参加了在庐山召开的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这个会议开得非常盛大，绝大多数劫后余生的文化名人都参加了。

　　很多老人见了我都会说一句：“你的事情我听说了，很勇敢！”不知他们听说的是哪一段。

　　我是这个会议最年轻的代表，在总结大会上被选为全国艺术理论研究会秘书长，这年我三十三岁。

　　坐长江轮回上海，我在甲板上看着橙黄色的江水做出决定，不赶“秘书长”之类的热闹了，还是返回安静，埋头继续奉化半山老楼的读书计划。那时读的是中国古籍，现在有了开放势头，应该增读世界人文经典，为自己补课，也为中国补课。

　　长江轮很拥挤。很多人背着大包，挑着担子。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一些年轻人，行李简单，头发飘洒，不管是男是女，都清瘦俊朗，身材很好。他们大多穿深色服装，风尘仆仆，都像我一样，在甲板边默默看着江水。

　　他们是去寻找在灾难中分离的亲人？还是已经找到了，刚刚在哪个码头分手，现在各自要找自己的道路？他们看完江水再抬头看岸边，岸边，唐代的山川连接着现代的莽原。

　　他们让我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刚停，很多还没有找到家人的欧洲难民，都挤到了还没有修复的音乐厅，听巴赫和贝多芬，试图让音乐唤醒自己未溃的灵魂。同一个人种之中既有魔鬼也有天神，他们几乎没有考虑，那些杀人魔王和音乐家，属于同一个民族。

　　这些长江轮上深色服装的年轻人，现在和我一样也在倾听。那音乐，不是巴赫和贝多芬，而是“高山”、“流水”，太早太早的曲子，属于这条长江。

　　二 齐华

　　从庐山回到上海，学院的同事告诉我，好像上海人事部门的一个科长找过我，留下了地址、电话，和一个潦潦草草的“齐”字。

　　人事部门找我会有什么事？我两次打电话过去，都没有人接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按照他写的地址找到了高安路的一个门牌号，伸手敲门。

　　门开了，我眼前站着一个瘦精精的人，但是，那间房子西窗的阳光直射开来，使他成了逆光中的剪影，我看不清他的脸。他亲热地叫了我的名字，并侧过身来。这下我看清了，却又僵住了：他竟然是农场里人人讨厌的“齐营副”！

　　我敢说，农场难友们对“齐营副”的讨厌，一定达到了最高等级。那个漫长的苦难岁月是从他问我们蠢不蠢、傻不傻，又要我们脱裤子割尾巴开始的，而又结束在他对美丽的造反派女学生的审查上。很多男同学都下决心要找机会打他一顿，为此宁肯接受任何处分，可惜很快就离开了，没打成。他，他怎么钻到了上海，还在人事部门当科长？

　　我想夺门而去，却听到了他的声音：“我知道你们都讨厌我，我也讨厌自己。坐下听我说几句吧，听不下去你再走。”

　　听他这么说，我看了他一下，却看到了一种非常诚恳的眼光。眼光很难骗人，稍有伪善也能立即发现，但他今天的眼光里没有。

　　我坐下了，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水。

　　“先说公事。你前两年写到北京中央办公厅的很多信，都转回到了上海，这几个月才由我们部门接收。几位同事看了，都对你非常佩服。你已经看到，上海市的主要领导苏振华和文化部门的主要领导车文仪都已经去职。”

　　“那没用。”我没好气地说，“一场灾难的责任，已经搞乱。几乎所有的文革研究，都不可信。中央的事我们管不着，我只问民间：我叔叔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严凤英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老舍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把我爸爸关押了那么多年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我怎么一个也不知道？怎么变得似乎人人有份又人人没有责任？”

　　他没想到我会以这么激烈的口气批评大局，张大眼睛看着我。

　　我憋在心里的话一旦挑开，再也关不住，不管眼前是谁。我继续大声说：“还有，我们的对头造反派，最多也就闹腾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八年多时间谁在掌权？工宣队和军宣队。所有的斗争、审讯、迫害，都是他们在指挥。但是请问，到今天，全国究竟有没有追究过任何一个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把最长时间里最主要的责任人全都放走了，他们连一个地址也没有留下！”

　　我还在说下去：“全国学校里几十万宗历史冤案，都是谁揭发的？全国报刊上几百万篇批判文章，都是谁写出来的？怎么一转眼，每一个教师和文人都成了‘受迫害的知识分子’？那些揭发，那些批判，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很多领导干部更不像话，明明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都一批批回到了领导岗位，现在却硬说自己被打倒了十年，把整整五年抹掉了。那么，在那五年里受他们领导的民众怎么办？”

　　……

　　听到这里，他伸出手来阻止我，说：“你所说的问题都很大，我要好好想一想。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再也不能继续生活在虚假中。”他顿一顿，又说：“我想与你多谈一会儿，换一个话题。这个楼下有一个小饭馆，现在时间不早了，如果你不嫌弃，我请你吃个饭，边吃边聊。”

　　对他这么一个并不熟悉的人，我单方面地倾吐了那么多话，突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点了点头说：“好吧。”

　　那个饭馆很小，六张小桌子，除了我们没有别的顾客。我们点了一个葱烤鲫鱼，一个臭豆腐，还点了两个什么菜，忘了，只记得菜价很便宜。

　　“我叫齐华，不要叫齐科长，更不要叫‘齐营副’了。那个‘齐营副’已经阵亡。”他给我夹了几筷子菜。

　　既然提到了“齐营副”，我就不客气，把藏在心里很多年的疑问提了出来：“那次你问我们蠢不蠢、傻不傻，是从别的地方搬来的吧？”

　　“那是司令员给全体文化教员做报告时问的。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读书越多越愚蠢，司令员认为文化教员比较愚蠢，我觉得你们大学生比我读书多，应该更愚蠢。所以那天就学了司令员的腔调，连站相和手势都是模仿的。”

　　我听着就笑了起来。他立即说：“我知道你要问脱裤子割尾巴的事了。”

　　我说：“你猜对了。”

　　他说：“这是部队里的一句土话，我那次讲，有一点不健康心理。”

　　“怎么说？”我问。

　　“其实是流氓心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漂亮的女大学生，就故意这么说，想看看她们狼狈的表情。”他说出这句话有点艰难，越说越轻，低着头。

　　这倒确实是流氓心理。但是，能这么直言的人是不多的，何况他是个转业军人，是个科长，与我也不熟。

　　“齐科长，不，齐华，我觉得有点奇怪，你为什么要把这种心理告诉我？”我问。

　　他抬起头来，说：“为了一个人，那天她也在下面听了我的这句脏话。我……我们能喝点酒吗？”

　　我向服务员要了一瓶黄酒，一人一杯斟好，他缓缓喝了一口，说：“是这个女学生彻底改变了我。”

　　“谁？”我问。

　　“就是那个自杀的女学生，她叫姜沙。”

　　“那时，她母校的工宣队到农场来查她，农场要我协助，我就在旁边听了他们的全部谈话，工宣队还给我看了他们带来的揭发材料。简单一句话，原来追求她的所有男朋友，全都揭发了她。

　　“这些男朋友都是当年的造反派首领，工宣队希望激怒她，让她反过来揭发他们。但是，她看了那些揭发材料后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想死。

　　“我看得出她决心已下。在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思路都非常狭窄。她完全不知道像她这么漂亮、善良、有学问的女孩子有多么广阔的世界。我当时也不知道，想劝，又找不到话。好几次，我着急地流出了眼泪，又不能让她看到，更不能让那个工宣队看到，连忙擦去。谁知道，她不知什么时候在我的笔记本里夹了一张小纸条。”

　　齐华说到这里，解开上衣的第二颗纽扣，把手伸进去，从衬衣口袋里拿出

　　一个对折的牛皮纸信封。打开，从里边取出一张小小的白纸条。再打开，小心翼翼地递给我。纸条上写着——

　　齐华：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为我三次流泪的男人。谢谢你！

　　姜沙

　　“她死了以后你没有把这张纸条给领导看？”我问。

　　“当然没有。这是写给我个人的。”齐华说。

　　叹了口气，他又说：“我当时没有勇气对她说：活下来，与我一起过日子。我可以放弃一切，全为她。我倒不是怕别的，就怕她看不起我。读了这纸条，我才知道，不一定。”

　　这天，从下午到晚上，我只是傻傻地倾听，一时还无法消化这个让我震动不已的故事。听齐华说，他转业到上海，是自己要求的，就想照顾一下她的家，再每年扫扫她的墓。

　　在小饭馆门口与齐华告别时，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却说不出话。

　　他倒说了：“一个人会彻底改变另一个人，我好像有了一个新起点。我想请教你，如果想集中钻研一下人性和爱情的价值，应该读什么书？”

　　我说：“读莎士比亚和《红楼梦》，反复读。”

　　三 祖母无名

　　那天，我正在家里想着齐华和姜沙的事，楼梯上拥上来一群老太太。上海的老太太一成群就喜欢高声谈笑，我和妈妈连忙为她们端椅倒茶。

　　她们是来找祖母的。女人在这个年龄上多年未见，变化比男人大。但是，一会儿我就认出来了，领头两位，一位是吴阿姨，一位是海姐。

　　这样的称呼把辈分搞混了。“吴阿姨”，应该是爸爸、妈妈他们对她的称呼，“海姐”，更应该是祖母一辈的称呼了。但那两个称呼已经成了她们的别号，我们心里也这么叫，只是表面上一律尊称“阿婆”。

　　今天她们领来的，都是祖母在抗日战争时的朋友。后来大家都各忙各的，没有什么来往。现在总算安定了下来，而她们也都老得可以不必忙了，所以来走动走动。

　　但是，祖母一见吴阿姨和海姐，还是卡住了。卡在心里，也卡在脸上。卡住海姐的理由很简单，她为了阻止益生哥的恋爱，出主意伪造了姨妈自杀的电报，导致益生哥真的自杀。这件事，亲戚朋友圈里都轰传过，海姐早就被老太太、老大爷们斥骂得抬不起头来，今天一见祖母也是怯怯的。祖母一道凌厉的目光扫过去，她立即低下了头。

　　卡住吴阿姨，当然是因为她的儿子吴阿坚。正是吴阿坚的揭发，成了我爸爸十年蒙冤的导火索。但这事，其他老太太都不知道。祖母在这痛苦的十年间曾经无数次地想起过自己的老朋友吴阿姨，很想让她知道，由于她的儿子，我们家陷入了什么样的困境。但祖母又知道，吴阿坚放了第一把火之后，却没有再做火上浇油的事。

　　祖母凌厉的目光扫向了吴阿姨，但吴阿姨没有低头，反而大咧咧地上前一把拉住了祖母的手，大声说：“你倒好，到乡下隐居去了，留下我家在上海受了那么多年的屈！”

　　“什么？你家受了屈？”祖母十分诧异。

　　“我家当年开鸦片馆的事，被揭发了。我当时还猜想，这鸦片馆害过你老头，很可能是你儿子揭发的，但阿坚摇头，说不会。阿坚在单位里换了好几个工作，不管换什么，揭发信总是跟着来。半年前终于平反，销毁材料时一看才知道，是当时鸦片馆里的一个小伙计揭发的。你看，我在心里冤枉了你儿子这么多年！”

　　我祖母听她这么说，头顶就像被浇了一桶泥浆。怎么？你儿子点了我儿子第一把火之后，自己也遭了殃？你那么多年还在怀疑我儿子揭发了你儿子？这世间的事，真是太荒腔走板了！祖母以一个老练女人看另一个女人的眼睛判断，吴阿姨没有撒谎。

　　面对这么一个老姐妹，该是从头向她说明余家受她儿子伤害的真相，还是该抱住她大哭一场？祖母没有选择这两项。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连吴阿姨也没有听到，她只是吐给自己听。

　　老太太们在交流着过去这些年的奇怪经历。说了好几个小时了，还没有停的意思。

　　突然吴阿姨高声说：“现在总算听出来了，每个人家都被别人揭发了。那么我要问一句，我们这些老婆子为什么怕揭发？干瘪了的茄子难道还怕霜打？”

　　这个问题立即使屋子里一片安静。

　　吴阿姨的声音低了下来：“这事我想了好几个月，后来想明白了，是为了儿孙的名声。”

　　“太对了！为了儿孙的名声！”一位老太太在应和。

　　“现在好了，那些政治历史帽子一笔勾销，谁也不用怕了。”这又是吴阿姨的声音：“更想不到的是，年轻人可以出国留学了。这两个月，我儿子阿坚一直反对孙子吴杰到美国留学，倒是我坚决支持，这事才成。”

　　我听了一笑，原来我中学的老同学吴杰也要到美国留学去了。近半年来我周围的人几乎都在忙着出国留学，但按吴杰的年龄，大概不是去读本科，可能是读博士学位，或者做访问学者。

　　半天没说话的海姐终于开口了。她说：“这正巧了，我家也是一样，孙子要出国留学，他爹不同意，我同意。”

　　这下祖母说话了，一开口就高于一般老太太的水平。

　　她说：“我知道原因。我们这批老婆子，年轻时在上海都知道留学生是怎么回事。到了儿子一辈，中国和外国互相封锁，就不知道了。现在封锁解除，是该由我们把断线接上。”

　　海姐说：“我家孙子不让我接。他说，出去后就怕不能为我送终，就决定不出去了。”

　　海姐说完，屋子里又没有声音了。

　　海姐总是这样让人不喜欢，她这么一说，好像别家孙子出国都不如她家孙子孝顺。而且，送终不送终的说法，在这么一堆老姐妹的谈笑间又是那么不合时宜。

　　一位老太太站起来说：“时间不早，我要去做晚饭了，大家散了吧！”

　　众老太起身下楼，没有了来时的欢乐。

　　祖母没下楼，一个人坐着。见我送完老太太们回来，就叫我坐在她身边。

　　祖母直愣愣地看着我问：“你为什么不出国？也是怕不能为我送终？”

　　我说：“您想到哪里去了。我不出去，是为了我自己。”

　　“怎么说？”祖母要我说明白。

　　我想了想，说：“打个比方吧。我们一直住在一个贫穷的村庄却无法离开。现在传来两个好消息，一是可以离开了，二是村庄有可能变好了，祖母，您会选择离开还是留下？”

　　祖母一笑，说：“我听懂你的意思了。”

　　我在上海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又开始了苦读，时间长达七年。从古希腊、古印度开始，一点点往下啃，一共钻研了十四个国家的人文经典。其实，这项苦读我在文革后期已经悄悄开始，现在可以公开、大方地进行了。我从一家家图书馆借书，当时很多著作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我翻着辞典一句句抠，不断地去请教隐居在上海街道间的老一代学者。到第七年，我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让我脱胎换骨的，有三十几位不同时代的智者，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Jean Paul Sat-tre）。有了他们，我对于在半山老楼接触过的中国古典，也有了新的认识。

　　我在这个过程中写成了四部学术著作，《世界戏剧学》、《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学》。

　　这些书出版时都遇到一个困难：撞上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潮，几乎注定夭折。但是，八十年代毕竟是八十年代，一切思想障碍都能快速冲破。我正咬着牙齿准备坚守风骨呢，事情却已逆转。这些学术著作不仅一一出版，而且相继获得各种大奖，其中包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等。不久，我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一批著名老教授的合力推荐下，破格晋升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那就是说，我连一天“副教授”也没有做过。

　　更没有料到的是，国家文化部根据连续三次全院的“民意测验”，决定由我执掌学院。

　　我推辞了四个月，还是抗不住老师们的细磨慢劝，勉强答应了。同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为了破除“论资排辈”的顽疾，任命我为上海市中文专业兼艺术专业教授资格评审的负责人。

　　有一天，上海各报都刊登了一条消息，上海市有关部门为了表彰我的学术成就，给我连升两级工资。我们学院的教师还为此聚餐庆祝，但细问起来，是从月薪七十八元人民币升为八十七元。一位与我同年龄、同专业的香港教授对此深感惊讶，说他的工资是我的整整一千五百倍。我却为他担心，说：“这怎么用得了？”

　　当时我和很多人一样，没时间考虑待遇，只想赶快多做一点事。我知道天下的局势不会那么顺利，迟早会有反复，如果能在新的灾难来到之前做出一个样子，那就能给中国留下一个看到过的文化之梦。

　　各种冲突几乎天天发生。所有长期扭曲的历史力量全部释放了，立即产生纠缠和打斗，一次次让我目瞪口呆。

　　例如那些老干部，在“文革”中受尽造反派的冲击，现在又出来担任各级领导了。但其中不少人，竟然左得比造反派还厉害。那天，一位很有“革命资历”的老太太在会议桌边霍地站起身来，手上拍着一个油印的本子大声说：“反动！反动！”我细问，原来，这是一个叫赵耀民的学生写的剧本，第一句话是舞台装置的说明：“舞台中央放着一把空椅子。”

　　老太太说：“舞台中央，当然是影射党中央；空椅子，什么意思？说是中央没人，他们要来坐天下吗？”

　　另一位与她一样资历的老太太比较平静，拍着她的手臂要她坐下，说：“这样的人现在也不必抓了，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开除吧。”

　　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我。我说：“这是文字狱。今天终于明白，造反派的极左是有来源的。被打的人，很可能是打手的师傅。”

　　两位老太太一起站了起来，冲着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包庇反动学生，应该立即下台！我们会向上级反映，等着吧！”

　　我说：“请赶快反映，我从一开始就不想上台。”

　　过后，我在办公室等着下台的通知，但没有等到。

　　在办公室等到了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人，一个蒙冤二十几年的教师获得平反昭雪，从流放地新疆回来了。荒沙大漠中瘦骨嶙峋的知识分子，自然应该成为我重振教育的骨干力量。见面后谈得不错，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我不知所措：他几乎每星期都给我写纸条，报告教师中的“不良思想”。我几次劝阻，他只是改换了纸条上的语气，仍然频繁交送。原来，这是他在受难期间养成的习惯，戒不掉了。

　　我看着老人的背影，在笔记本上怆然写道：

　　灾难的最后恶果，

　　是人格崩溃；

　　崩溃的第一标志，

　　是毁损他人。

　　中国千年官场，历来鼓励互相揭发，而不在乎揭发的真假。一次次政治运动，更是以毁损他人为基础。这种长期训练，积累成一种集体本能，时时在很多人身上迸发。

　　不久之后，有一个机会，让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我在担任上海市中文专业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时，不断地收到各校教师对申报者、候选人的各种实名揭发，数量很大。照道理，对这种实名揭发，不能置之不理。我们派出不少人与各校相关部门会合，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完全诬告，大约占七成；严重夸大，大约占二成；事出有因，大约占一成。

　　而且，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揭发别人有什么问题的，往往自己在这方面劣迹斑斑。

　　我听了一笑，说：“当然只能如此。汉奸眼中，人人都会变节；色鬼眼中，天下只有淫欲；盗贼眼中，世间无偷不立。”

　　但在当时，我们对此毫无办法。能做的，除了专业公正外，只对申报者中那些确实的“文革打手”，予以否决，静观他们今后的作为。

　　这种“静观”的结果也很幽默。十年后，我所受到的种种诬陷，大多来自他们。要他们不报复，是不可能的；而要十年后的民众知道起因，也是不可能的。

　　对我而言，如果预知这种结果而当初收手，更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永远无法被以前和以后理解的八十年代。一切都在剧变，一切都有可能，动荡、紧张、兴奋、勇猛、断裂、解构、荒诞、创建。我已经没有时间回家看老人，年迈的祖母眼巴巴地只希望自己离世前看到大孙子结婚，我想起祖母的惊人履历，就草率地搭建了一个不真实的婚姻。对方完全不明白我的极端繁忙和极端贫困是为了什么，赶着潮流去了广东，五年没有音讯。上级人事部门和胡志宏书记经常查问对方地址，我完全不知。他们就希望我结束这种状态，后来也就很快结束了。那年月，印象最深的是，我妈妈一天天地背着灰色食品袋出现在我的宿舍，而后面还跟着爸爸，拎着一只不小的竹篮。我的那些好听的名号，那些到今天还在被出版界争抢的学术著作，背后都是爸爸、妈妈的柴米油盐。我的老邻居们，至今还都记得这种奇特的因果关系。

　　就在这时，我的祖母去世了。

　　那是一个初夏的夜晚，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连忙开门，是小弟弟。他气喘吁吁地说：“大哥，阿婆走了。”

　　这句话，我们似乎早有准备，却又毫无准备。

　　我两眼发呆，看着小弟弟，甚至忘了把他让进门。

　　祖母是在家中去世的，没有什么病痛，却没有了呼吸。

　　当然还要送到医院“抢救”，但医院能做的只是对她远去的确认。这就是祖母，走了就走了，不接受抢救。

　　祖母离开之后，我有很长时间不敢回忆她的生平。这就像，面对一座突然被大雪覆盖的高山，不敢去细想它无数陡坡的险径。

　　正是祖母，这位不姓余的女性，在每一个危难关头，把余家带出了险境。

　　追悼会上要挂横幅，大家又一次难住了：祖母到底叫什么名字？谁也不知道。户口簿上的名字，是祖母叫登记户口的女孩子“随便写一个”的。她真正的名称，只有一个“余毛氏”。

　　祖母无名。

　　仅仅为此，我泪如雨下。

　　按照家乡规矩，祖母的骨灰盒应该进入祖父的墓廓。但是，祖父的墓碑早就在几十年前由外公写就，没有把祖母并列。因此，我执笔写了一方贴地斜碑，恭敬地提到祖母，拜托乡亲请石匠凿刻后安置在墓碑下方。但是，过了半年再回乡，看到斜碑已经安置，却没有我写到祖母的那些字句。

　　连忙查问，山脚下的那位石匠说，那天正要凿刻，突然来了一阵山风，把我写祖母的那张纸吹走了。石匠和乡亲本想叫我再写一张，但村里的老人说：“被山风吹走了的东西，都不应该捡回。我们山民走在山路上，一阵风吹走了草帽，都不去捡。”

　　他们还不放心，特地到朱家村去向我的外公请示。当时外公也已病衰，躺在藤椅上幽幽地说：“吹走那字，是她自己的意思，我猜得出来。”

　　这次上山看祖母的墓，也是李龙陪去的。李龙在这几年间突然变得非常苍老，白须白发，连眉毛也白了，还穿了一身灰白的褂子，似妖似仙，刚见面时我几乎认不出来。

　　在下山的路上，李龙突然问我：“笃公和女疯子，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我正想问你呢……”

　　“他们都是长寿。笃公是五年前走的，临终前对我说，不管女疯子同意不同意，他想和她葬在一起。女疯子是两年前走的，临终时只说了五个字：和他在一起。后来的事都是我办的，石料是乡亲捐的……”

　　“好！李龙叔，这事你办得好。有空上山，多给他们这对老情人上上坟，割掉一些杂草，点三炷香，他们都是爱漂亮的人。”我说。

　　“我会去，”李龙说，“现在镇里派我看管石头将军，我每隔三天就上山。”

　　“石头将军？”我问。

　　“哦，这是五年前从湖底捞上来的，石头刻出来的一个将军。”他说。

　　我一时发懵了。好像在很多年前，我带益生哥上山，他说这地方在梦里见过，一匹石马驮着一个石头将军从湖里跳出来，石头将军落水，那匹马还问益生哥，这是你的家吗？

　　“这是你的家吗？”这个回忆让我毛骨耸然。当时益生哥对这里多么陌生，现在可真是他永远的家了。难道真有一个石将军落水和出水？

　　我相信浮生之上还会存在一个神秘世界，但我不敢沉溺在里边。让神秘依然神秘，凡人不必深究，我只能想着眼前的实事。我对李龙说：“你知道，我姨妈已经在去年去世，没有与她的儿子益生哥葬在一起。我托你，再过一段时间，找两个帮手，把他们的坟也迁在一起。费用你算一算，等会儿下山后我给你。”

　　李龙说：“这事我早就想好了，你放心。要什么费用，两把锄头的事。”

　　走了几步，李龙一笑，问我：“听镇里文化馆的老杨说，报纸上登了，你做官了，什么院长……”

　　“那也不算什么官……”

　　“再过几年，说不定还能做上县长！”李龙鼓励我。

　　这下引起了我开玩笑的劲头，说：“不骗你，我现在就管着十几个县长。”我指的是学院的处级干部。

　　“嗬，”李龙退后两步，看着我，说：“那还了得，我家隔壁桂新，前几年瞎碰瞎撞与一个副县长握了一下手，回来后吃饭时拿山薯都翘着兰花指。后来有人告诉他那人不是副县长，是副县长的弟弟，他那手指才踏实。”

　　四 在位和退位

　　怪不得那么多人想做官。

　　担任院长之后，我每天收到的邮件都来不及拆了。也怕拆，怕里边喷出来的热气把手指烫着了。

　　拆开一个很厚的邮件，是湖北一个姓古的人寄来的，一篇研究我的“学术成就”的万言长文，要我推荐给任何一家杂志发表。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宣称，我将以卷帙浩繁的著作对艺术做出终极回答。我看了一笑，退回了那篇长文，在心里给他起了一个便于自己记忆的名号——“古终极”。后来北京又有一个姓肖的编辑人员评价我是“民族的脊梁”，我同样给他起了一个好记的名号——“肖脊梁”，与“古终极”并列。

　　如果不小心，一做官，天天都可以遇到一个个“古终极”和“肖脊梁”。

　　今天与我吃饭的人，倒是我自己约来的。

　　他就是戏曲史家徐扶明教授，曾经因为说过样板戏两句话，被人揭发，关押了很久。他的案子早就应该平反，但由于没人管，一直拖着。我向有关部门询问过好几次，也没有回应。这次我以院长的身份再问，立即解决了。这就是做官的好处。我已经约了他好几次，他老说“不便打扰”，这又是做官的坏处。

　　今天他实在推不过，终于来了。我在学院后门口找了一家小饭馆，拉他到墙角的一张桌子边坐下。他穿得像一个老农民，缩着脖子，嗓子哑哑的，笑着与我握手，手很热，握了好一会儿。

　　“昨天文化局当着我的面，把那个人揭发我的材料焚烧了。”他说：“这很可惜，留着多好呢。你我都是研究文化史的，最看重原始材料。为难的是，我如果坚持不让烧，很可能以为我还要记恨。”

　　“那人现在在哪里？”我问的是当年揭发徐扶明“攻击样板戏”而造成多年冤狱的那个曾远风。

　　“在这里。”徐扶明从口袋里取出厚厚一沓折好的报纸，放到我眼前，用手指点了点折在最上面的一篇文章。

　　我一看，那是一份南方有名的周报，文章的标题很长，叫作《“文革”可以被遗忘，却不可以被掩盖》，作者正是曾远风。

　　我吃惊地匆匆看了几眼。曾远风在那里用愤怒的口气写道，有人要掩盖“文革”罪行，他绝不答应，一定要战斗到底。

　　徐扶明教授告诉我，曾远风在好几年之前就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文革”的批判者。很多读者把他当作一名反“文革”的英雄好汉，完全不知道他在“文革”中是如何让人闻风丧胆的。

　　“你难道不想给南方的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写封信？”我实在气不过，咻咻地问徐扶明教授。

　　“这没用。”他说，“老弟，人生如戏，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远是打手，有人永远是挨打。”

　　他摇头苦笑了一下，又缩起了脖子。猛一看，真像曾远风说的要想掩盖罪行的逃犯。

　　这很像我爸爸，关押了那么多年，现在平反了，却像是自己理屈，躲躲闪闪地过日子，从来不控诉、不揭发、不声讨。那些慷慨激昂的事，仍然由当年慷慨激昂的人在做。

　　在中国，社会政治话题可以不断翻转，但揭发、声讨、控诉的，却永远是同一批人。把他们的徒弟算进去，也是同一帮人。前后之间的程序、逻辑、对象也一模一样，只是内容相反、时空倒置而已。

　　与徐扶明教授碰面后大约半个月，一天下午，傍晚时分，一个高高大大、鼻子尖尖的老人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他进门就说：“院长，我叫曾远风，有十万火急的事找你！”说着伸出手来要与我握。

　　我听说是曾远风，心里一咯噔，没有伸手去握，立即回身坐到我的办公椅上，问：“什么事？”

　　曾远风走到我的办公桌前，神秘地说：“上海在‘文革’初期演过一台戏叫《边疆新苗》，你知道吗？”

　　我既没有吱声，也没有点头，等他说下去。

　　“这是‘文革’期间上海最坏的戏，比样板戏还坏。样板戏剥夺了人民看别的戏的权利，《边疆新苗》剥夺了青年上学的权利！”

　　听到这话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要不是想到了被眼前这个人伤害了多年的徐扶明教授，我还有可能点一下头。

　　但是，我看他一眼，已经对他有了鼓励，他的声调提高了：“这个月，正是当年上海学生到边疆去二十周年，受害者们已经集中起来，准备找剧作者沙叶新算账，要他归还青春。现在这个剧作者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我听说，他已在托人找您，请您出场去说服那些受害者。我今天紧急赶来，就是劝您千万不要为这个文痞出面！”

　　不管曾远风是不是夸大其词，如果一群二十年前去边疆的人员真的包围住了那个剧作者，这可不是小事。大家一激愤，极易造成围殴事件，闹出人命都有可能。

　　我便问曾远风：“真有这事？”他就把消息来源详细说了一遍，我听完，就把他打发走了。

　　我立即把我的好朋友胡伟民导演找来，商量这件事。胡伟民像我岳父一样是个“右派分子”，“文革”中不在上海，不知道有《边疆新苗》这个戏。但他显然看不起沙叶新，理由是那人实在太左，又太喜欢哗众取宠。我说：“有那么多人来讨二十年前的旧账，可见那个戏确实很坏。但当时逼迫青年学生下乡，是北京的号令。那个左派编剧只是曲意逢迎，现在如果把历史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这不妥！这不妥！”胡伟民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两天后，那个左派编剧果然来找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个人，他的态度，不是我预想的那样忧虑和谦恭，而是一种带有一点滑稽的友好，这使我觉得比较舒服。

　　第二天傍晚，我就出现在那个现场。是安福路上一个剧场的门厅，我去时已经挤满了人，门外还有不少人要挤进来。一看就知道，全是二十年前上山下乡的学生，社会上统称为知识青年，又简称为“知青”。

　　那个左派编剧靠墙坐在一把塑料的折叠椅上，“知青”们都站着，由于后面推挤，对他越逼越近。我怕出事，就站到了他身边。

　　一看就知道，这些人不是来闹事的。他们最好的年月都被拿走了，但是谁也没有为这件事承担责任，只是草草地让他们回了城。城里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找不到出路，于是像没头苍蝇一样撞到了这里。安福路在上海是一条小路，并不好找，但他们还是找来了。眼前这个坐在塑料折叠椅上的胖乎乎、矮墩墩的男人，显然不是他们真正要找的人。但是，除了他，他们再也找不到别的人。

　　这种无言的包围，令人窒息。

　　幸好有人用平稳的口气打破了沉默。这是一个高个子的中年人，他叫了一下那个左派编剧的名字，说：“不瞒你说，在江西龙南县的深山里，我们有几个人曾经多次商量，只要回上海，就要打你一顿。”他顿了顿，接着说：“但是我们终于长大了，不会再有这种念头。今天只是想问你，你自己读过大学却说读书不好，你要我们到农村去自己却不去，这，能安心吗？”

　　剧作者脸上的微笑一下子僵住了，他不知道要不要站起来回答，便征询似的看了我一眼。我正犹豫，四周的话匣子却打开了：“编剧编剧，怎么能胡编乱造！”

　　“你也是有儿女的人，请想一想二十年前的我们！”

　　……

　　虽然大家很激动，但话说出来了，情绪也就释放了一大半。我觉得应该说话了。

　　我站出一步，说：“大家知道，我也去了农场。最痛心的是，一位女同学在农场自杀了。我刚才还在想，活下来，就是胜利。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还不老！”

　　“余院长，我们老了。”这声音，悲凉中带着点儿谐谑，气氛松动了。

　　“你们这样还算老？请看看我！”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我伸头一看，是胡伟民，他也来了。

　　胡伟民一身牛仔服，叼着根香烟，缓步上前。一个大导演的自然风度有一种无形的光，大家纷纷后退一步，为他让道。

　　他走到了这个门厅的台阶上。台阶是通向剧场的，现在剧场正锁着门，他踏上三级，就在那扇锁着的大门前站住了，转过身来，对着大家。

　　他扫视了一下全场，平静地自我介绍：“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从上海戏剧学院刚刚毕业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这就是说，他高出大家整整一辈。

　　“我当时算是阶级敌人，发配到北大荒，零下四十度还必须在野外干活。”胡伟民说。

　　这几句话，把这个门厅收纳得鸦雀无声。胡伟民知道所有的目光都在自己身上，便慢慢地抽一口香烟，再把白烟圈缓缓吐出。大家等着他，他让大家等。发现香烟即将燃尽，他便弯下腰去把烟蒂按灭在花岗石台阶上，直起身来再掏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支，衔在嘴上，摸出打火机点上，抽一口，再喷出白烟，才重新讲话。

　　他说：“我算过，我比你们各位的平均年龄，大十八岁。我真正做专业的事，是‘文革’结束后才起步的。你们算一算，那时候我几岁了？”

　　他又抽烟了。我连忙抓住机会说：“胡伟民先生是目前上海戏剧界无可争议的第一导演，也是全国四大导演之一。他的全部业绩，都是这几年从头建立起来的。”

　　“所以，”他又把烟圈吐完了，接着我的话说：“你们现在起步，一点儿也不晚。我们中国，只要方向走对了，所有浪费的时间都能追回来。如果方向错了，再让你们回二十岁，也没用！”

　　全场肃静。突然响起了掌声，很快全场响成了一片。胡伟民，就像他每天在舞台上谢幕一样，一手叼着烟，一手挽着我，朝周围点着头，缓步离场。我顺手把那个左派编剧也拉在一起，三个人一起离开。

　　胡伟民在一个路角弯腰打开了一辆十分破旧的脚踏车的锁。这辆脚踏车，我和他都叫“老坦克”。按照往常的习惯，他会推着这辆“老坦克”与我一起步行一个多小时，边走边聊天，但今天因为多了一个人，他走了几步就翻身上车了。上车时他还特地关照了我一句：“你也早点回家休息。”为了玩帅，他骑得很快。

　　第二天，那个左派编剧又到我的办公室来了，一开门就对我和胡伟民昨天晚上的及时解围，深表感谢。

　　我说：“昨天的事，结束得很好，主要是胡伟民的功劳。不过，你老兄也要吸取一点教训。在过去那样的年代，任何文人都可能写错一点什么。但是如果遇到了要不要文化、要不要教育、要不要学校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人类学问题，却千万不要——”我本来要说“昧于良知”，但毕竟是两个人在聊天，便口气一软，说成了“马虎”。

　　他说：“我真不清楚那个戏的后果那么严重。但我确实很不满意自己。”

　　他认错的口气很诚恳，我立即联想到那个曾远风，产生了对比。

　　这件事之后，这个左派编剧和我、胡伟民的关系越来越近。他后来请求我为他的新作集写序言，我写了。他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我的著作是“神品”，这听起来有点不是味道，但我也没有阻止。因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又在发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运动，极左势力再度抬头，我几次看他，居然痛改前非，也与我们一起反对极左势力，我就把他当作了“改恶从善”的朋友，顾不得用词不当的小节了。后来，上海市文化局来向我征询意见，我还推荐他做了一个剧团的团长。

　　有一次，胡伟民骑着“老坦克”到我家来，在我家吃饭。他边吃边对我说：“我们的那位朋友，最近有点让人看不懂了。我在广州偶尔看到他发表的几篇文章，从口气看，要把自己打扮成‘异议分子’了。但他能有什么像样的异议？我们还不知道？”

　　我说：“他啊，仍然是一个蹩脚编剧急于表演多种角色的职业病。去过几次香港，又去了一次美国，觉得中国的‘异议分子’在那里很吃香，就学着扮演。”

　　胡伟民说：“我看他是挂羊头卖狗肉，不知道会不会被那些真的‘异议分子’打一顿！”

　　我一听就笑了：“到时候我们还要再救他一次。”

　　事情的发展，远比我们的谈笑严重。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午后一时左右，我在院长办公室里呆坐着，胡伟民敲门进来了。他坐在我对面，一支支地抽着烟，不断地摇头叹气。那些天我正又一次被人揭发，受到国家文化部的审查。揭发的是最新的政治问题，我因为跟不上形势，又不想立即改变自己的观点，因此麻烦不小。

　　北京来的审查者却很同情我，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企图把我的问题解释成“保护学生”。胡伟民看着我，说：“大家都不好受，朋友间你担子最重，管着这么一个学院，带着这么一批学生，千万要保重！”

　　“那个人被我开除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

　　“谁？”我问。

　　“还有谁？写《边疆新苗》的那个人，开除出朋友圈！”他厌恶得连名字也不想说。

　　我一听就明白了。前两天那人在报纸上代表剧团发表了一个惊人的政治声明，正好与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一起时的态度彻底相反。

　　我看到报纸后曾打电话向那个人严厉质问，那个人在电话里慌忙解释：“我是处级干部，又是新党员，必须表个态，实在没办法。”

　　我立即大声说：“你是处级，我比你高两级，所以很清楚，上级并没有要你这么表态！”随即摔了电话。

　　没想到，胡伟民比我更厉害，直接找上门去了。

　　“你去找他了？”我问胡伟民。

　　“我当面对他说，我最痛恨的不是你的观点，而是你的投机。一个搞艺术的人，怎么可以没有人格！”胡伟民边说边站起身来，说：“我们怎么交了这么一个朋友，气得我浑身颤抖，胸口发闷！”

　　说着他拍了拍我的肩，像是要走。

　　我问：“你现在去哪里？”

　　他说：“半个月来身体一直不好，昨天晚上又这么一吵，伤了元气，想到华山医院配点药。你要保重！”

　　我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看他下楼梯。然后，我又急忙回身到窗口，看他翻身骑上“老坦克”。他知道我在看他的背影，扭身抬头看我的窗，腾出左手向我挥了挥。左手上，还是夹着香烟。

　　华山医院就在学院东边不远。他把“老坦克”搁在医院门边的砖墙前，锁上，就进了医院。

　　很长时间过去了，昏黄的路灯照着这辆脚踏车。它的主人，再也没有出来。

　　深夜的街道上，没有人知道它此刻的意义：它驮载过上海戏剧的一个辉煌时代，而这个时代刚刚结束。

　　就在这时，我家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平日深夜来电话的只能是他，我拿起话筒就叫“伟民”。

　　不是他，但有关他。

　　两天后，我在追思会上说：“一个人的去世，会使另一个人改变与行业的关系。从今以后我将不再与上海戏剧界交往，因为我的朋友已经死在那个地方。”

　　我在发言前已经看到，那个左派编剧，还有那个曾远风，都来了。那天回家，我遵循胡伟民有关“开除”的决定，给那个左派编剧写了一封斩钉截铁的信。

　　我的绝交信，可能给他带来了不太好的名声，从此，他需要一次次重新编造我与他绝交的原因。编造出来的原因都很有趣，好像绝交是他提出来的，因为他“发现”了我的很多问题。一会儿，似乎与“石一歌”有关；一会儿，似乎与地震有关；一会儿，似乎与离婚有关……神神叨叨二十多年，全是因为一九八九年我的那封绝交信。

　　这是后话了。让我们还是赶快回到一九八九年。

　　在胡伟民去世之后半个月，对我的审查也结束了。

　　审查者做出了一个温和的结论，果然说我当时站在学生一边，只是为了保护学生。学院里一位教授悄声在我耳边说：“胡伟民的在天之灵保佑了你。”

　　我随即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滞留了八个月。好几年前，新加坡的大艺术家郭宝昆先生曾邀请我和高行健、赖声川三人一起去那里聚会和讲课。当时我们三人都还很年轻，也不出名，不知道怎么被郭先生挑上的。这次重返，他们两人都不在那里了，这座热带城市显得有点冷清。郭宝昆先生经常在浓郁的树丛下长时间地看着我，不说话。

　　我叹口气，说：“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中国这难忘的十年，结束了。”

　　“我知道。”他说，“赖声川已经联系上了，他会过来陪你。高行健一直联系不上。”

　　我在新加坡滞留期间，密切留意着国际时事和中国新闻，顺便讲一点课。蕉风椰雨，一次次把我掩埋，又一次次让我泅出。

　　在我回国一年多之后，郭宝昆先生又赶到上海，想看看我的处境。他希望我顺利，更希望我不顺利。

　　因为如果不顺利，那就有理由把我再一次拖到他们那里讲课了。他在宾馆的客房里对我说：“我们国家小，你的听众多，哪怕每天讲一首唐诗，日积月累也会成为一件大事。”

　　唐诗！我笑了，说：“这儿的经济发展比想象的快，但是文化领域却深陷泥淖。因此，我不想一走了之。”

　　“那你准备做什么？”他问。

　　我说：“从‘五四’运动到今天，都重复着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忙着文化批判，忘了文化身份。”

　　他眼睛一亮：“文化身份？”

　　我说：“欧洲文艺复兴，仅仅问一句‘我们是谁’，就走出了中世纪。”

　　郭宝昆先生对这段历史很熟悉，他深深地点头。

　　我说：“所以我很快就会辞职远行，去追赶你所说的‘唐诗’。”

　　原以为，中国有那么多人想做官，辞职还不容易？但我想错了，这在当时，非常艰难。

　　首先是学院的上上下下已经无法想象我的离开。因此，我没有试图说服大家，只向上级机关用力。

　　我先是认认真真写了几份辞职报告递上去，很长时间没有回应。于是我就亲自到上海和北京的相关单位，直接找领导人当面提出。他们以为我是想调动工作，因此都说：“我们会考虑，你不要急。”

　　终于，在北京大雅宝的空军招待所，两个阶位很高的领导人正式找我谈话。

　　他们和颜悦色地说：“在目前全国厅局级的正职干部中，你是年龄特别轻、文化特别高，又深受群众拥戴的一位。现在有两个职位可供你选择，都是副部级。”他们所说的两个副部级职位，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那个年代，“文革”后官复原职的老干部们都成批地离休了，上上下下很多职位都空着，升迁要比现在方便得多。

　　我一听就知道他们误会了，连忙说：“不，不，不。”他们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两个职位实在已经很显赫了。

　　回到上海之后，我静下心来，把辞职的事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来操作。

　　一是继续打辞职报告，二十几次，全都石沉大海；

　　二是借着一次因尿道结石住医院的机会，无限夸大病情，串通学院的胡志宏书记和医务处一起夸大，还鼓动文化部的一位局长朋友参与夸大，开始有了效果；

　　三是请常务副院长胡妙胜教授主持工作，造成即使我不在学院也能很好运转的强烈印象；

　　四是给直接主管我们学院的国家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先生写了一封措辞极其生硬的信，声称如不批准辞职我将自行离开。

　　终于被批准“暂时辞职”，却要挂一个“名誉院长”的头衔。我又一次花费不少口舌，把这个头衔也推掉了。

　　在一个极为隆重的辞职仪式上，我即兴发表了一个讲话，现在还能找到录音——

　　感谢国家文化部和上海市委批准我的辞职请求。但是，刚才几位领导对我的评价实在太高，就像是把追悼会提前开了。（众大笑）

　　这些年我确实做了不少事，而且天地良心，确实做得不错。（热烈鼓掌）但是，这不应该归功于我，而应该归功于“势”，也就是从社会到学院的大势所趋。我，只是顺势下滑罢了。

　　想起了一件事。前些年云南边境的战争中，一位排长以身体滚爆山坡上的一个地雷阵，上级决定授予他特等英雄的称号。但是，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那次不是有意滚雷，而是不小心摔下去的。记者说，特等英雄的称号立即就要批下来了，提拔任命的一切准备工作也做完了，你还是顺着“主动滚雷”的说法说吧，这样彼此省力。但是，这位排长始终坚持，他是不小心摔下去的。

　　结果，那次获颁英雄称号的是另外两个军人，现在他们都已成了省军区副司令。但那位排长很快就复员了，仍然是农民，在农村种地。有人问他是否后悔，他说：“我本是种地的，如果摔一跤摔成了大官，那才后悔呢！”（鼓掌，笑声）

　　我做院长的顺势下滑，与那位排长的摔跤下滑，差不多。因此，他是我的人生导师。（热烈鼓掌）

　　我的另一位导师陶渊明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所不同的是，我没有田园，连荒芜了的也没有。（笑声）因此，我不如陶渊明，也不如那位排长，无法回去，只得寻找，去寻找我的田园。

　　找到或者找不到，我都会用文字方式通报大家。（热烈鼓掌）

　　谢谢！（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半个月后，我就裹了一件深灰色的薄棉袄出现在甘肃高原，独自向公元七世纪的阳关走去。

　　接下来，再从阳关出发，走向秦汉，走向春秋，走向炎黄。我的身后，越来越热闹，我的脚下，越来越荒凉。四千多年的历史，沉睡得那么彻底，看不到任何苏醒的可能。

　　我也遇到很多实际困难，无法一一细述。例如，我的文化考察还没有形成一个个具体的课题，因此无法申请任何经费，只能全靠自己支付。这对于当时的我，实在是非常困难。感谢妻子马兰，她说她虽然不“走穴”，却也积累了四万多元存款，可以帮我成行。

　　我在院长任上，展现了不错的行政管理能力，在全国高教系统的各项测评中都名列前茅，连严厉的市长都颇为赏识，一时仕途畅达。然而，我心在文化，百劝不回。

　　这天因为要参加隆重的“辞职仪式”，我作为主角，换上了这套比较整齐的服装。平日，我衣衫草草，被大家戏称为“牛仔教授”。 半个月后，我将裹上一件深灰色的旧棉袄，出现在甘肃高原，独自向公元七世纪的阳关走去。 直到辞职，我仍然是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照片上的我，神色平静。当时只知，今后要走很多路，写很多书；却不知，同时要挨很多骂，受很多堵。 但是，即使从照片上也可以看出，我不会后退。

　　一路上见到最多的，是古战场上密集的坟堆，很少见到人。我想，这儿，也许就是我的祖先一会儿匍匐沙丘，一会儿呼啸扬鞭的所在，也许就是我的姓氏飘荡而来又飘荡而去的地方。

　　归去来兮。家乡可以很近，也可以很远。生命可以是五尺之躯，也可以是万里苍原。

　　五 绣花婴儿鞋

　　祖母去世之后，我很少回家。

　　以前是因为繁忙，后来是因为远行。

　　爸爸、妈妈很想能经常见到我，却完全不想知道我在外面做什么。对于我写了什么书，走了什么路，怎么做了院长，又怎么辞职，他们都不清楚。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我不仅要走完中国古路，还要摸遍世界废墟。但是，那数万公里，却是古墓荒草、血污凶道。直到今天，国际间没有另一个人文教授走通。这个纪录，要由我来打破了。

　　那一次，我准备出发去考察全世界所有最重要的古文明遗址，目的是与中华文明进行全方位深度对比。因此，决定不乘飞机，只驾吉普贴地而行。这当然是九死一生的漫漫长路，马兰扪着嘴唇看了半天世界地图，最后一撩长发说：“那就必须与爸爸、妈妈做一次隆重告别。”

　　到了爸爸、妈妈那里，只是出神地看着他们，什么也不说。谁知，妈妈向马兰招手，把她引进了卧室。

　　妈妈对马兰说：“今天我要送你一个好东西。”说着，打开了一个绸布包，取出一双精致的绣花婴儿鞋。

　　“这是秋雨出生下地后，穿的第一双鞋，你收着。”妈妈说。

　　马兰立即激动起来，说：“妈，您知道不知道，就是那双肉团团的小脚，走遍了全中国，还想走遍全世界！”

　　由于路越走越远，越走越险，也就越来越不能告诉父母亲，我去了哪里，将去哪里。

　　在中东和南亚的恐怖主义控制地区，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失去生命，而这生命是父母亲给的。我心头突然一恸：他们的东西丢失在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这对他们很不公平。

　　马兰瞒着双方老人，也陪着我走了一段。

　　那些堆积如山的废墟，那些巨石贮留的辉煌，那些不知由来的恐怖，给这位典型的中国艺术家带来了巨大的冲撞。每一次，她都会快速攀登上那些曾经发生过重大流血事件的山冈，前前后后看个究竟。更让她震撼的是眼前一系列破碎的艺术遗迹，虽然非常陌生，却立即就能感知非常伟大。她听到雄浑的晚祷声，黯然泪下，一次次披上当地的白色长巾在神秘的碑刻前长久站立，我曾为她拍下几张照片。

　　记得在耶路撒冷一条小巷道的石窟咖啡馆里，我们坐在一起，看着门外慌乱行走的神秘人群。我移了一下凳子，郑重地告诉她：“我对文明和文化的看法，全变了。”

　　她说：“我的看法也变了，先听你说。”

　　我说：“我出发的时候，只想对比中华文明和其他古文明的差异。但一路上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的文明都面临着共同的大灾难：恐怖主义、核竞赛、地震海啸、气候暖化、大规模传染病。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看不到这一些，只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我现在完全明白，他错了。”

　　马兰对这些问题并不陌生，立即同意我的看法，但她又叹气了：“我们中国的多数文化人，连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不关心，更不要说全人类的大灾难了。他们中不少人，只想给身边的人制造点灾难。”

　　“恰恰是，中国多数民众喜欢观赏别人的灾难。这一点，鲁迅说过，罗素也说过。”我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她问。

　　“忍受小灾难，呼唤大善良。唤不出还是唤。一生只做一件事。”我说。

　　她握住了我的手。

　　一些埃及民众听说我们这几个中国人将要驾着吉普车继续向东，穿越目前世界上最恐怖、最危险的地区，不禁大吃一惊。他们断定我们此行凶多吉少，便在金字塔前开了一个“送别中国英雄”的音乐会。

　　马兰当时还觉得埃及朋友把我们说成“中国英雄”太夸张，可能是一种友情语言，便上台唱了一首小时候学的埃及民歌感谢他们。埃及乐手们毫无思想准备，愣了一下，随即熟练地伴奏起来。

　　后来我们终于知道，埃及朋友的隆重送别并非夸张。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我和几个伙伴要在无法办齐一切手续的情况下冒险进入伊拉克，此后全部行程的恐怖层级将大大提高。马兰未被允许进入，要坐车返回，我们夫妻俩在约旦佩特拉的山口告别。

　　我们早已感受到一路越来越不祥的气氛，因此彼此不说话。她上车后，我绕到她坐的窗口，那窗是密封的，她的脸贴着窗，我的手掌从外面拨去窗上的尘沙，画着，按着。

　　她后来告诉我，车开走后，她看我像一根木头一样在中东的旷野里站着，一动不动。等到看不见了，她的手就从窗里边合着我刚刚留下的手掌印，很久。这儿的天气已冷，车窗很凉，她只想，什么时候，我的手掌印能够重新回暖。

　　当天我日记上写的是：“妻子，但愿我们还能见面。”

　　但是，当她回到国内家里，打开电视，听到的是我们几个在伊拉克失踪的消息。

　　其实是伊拉克当局封死了我们所有的通信工具，包括手机，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到处乱窜。

　　她知道中东的局势，判断我凶多吉少，就每天不出门，不吃饭，不睡觉，不梳洗，成天趴在电视机前，面无人色，蓬头散发。直到我们找到大使馆，报告我们还活着，她才大哭一场。

　　其实，比伊拉克更凶险的，是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边境地区。

　　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的外交官和记者都不敢去，他们都曾经无数次地来劝阻我们，特别是劝阻我。劝阻的理由很充分，因为当地的恐怖主义组织早已习惯通过绑架外国人质来索取赎金，包括一次次绑架中国人质。

　　但是，我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古代文明发祥地与当代恐怖主义的关系，并及时向全世界报道，还是壮胆进去了。

　　当无限辉煌全已沦于无限恐怖，我一路感受着人类文明的逆反泥淖。

　　真正完整地穿越全部逆反泥淖的第一人居然是中国学者，我听到了张骞和司马迁的遥远笑声。

　　这是我出生后穿的第一双鞋。 在我决定贴地穿行四万公里，历险考察人类全部重要的古文明遗址时，与马兰一起悄悄地向爸爸、妈妈告别。怕他们担心，没有把实情告诉他们。 如有天启，就在那个夜晚，妈妈把这双绣花虎头婴儿鞋送给了马兰。 马兰暗想，原来，走遍世界的，本是一双肉团团的小脚。

　　人类多数古文明遗址，已经沦落为废墟，而且在边边角角全都隐伏着恐怖。难道，这是伟大所必须支付的代价？辉煌所必须承受的宿命？ 我们在远方的废墟间，重读中国。

　　数千年的文明秘符，衬托着一个穿旗袍的中国女子。裹头的白色长巾，奉献出一种朝拜的礼貌，而那鞋子则表明，这是万里行旅中的一个点。 此为我平生摄影中的满意之作。请注意其中的自然光影。

　　埃及文化传媒界朋友听说我们这几个中国人要贴地穿行从中东到南亚目前世界上最恐怖地区，估计凶多吉少，便在金字塔下举办了一个“送别中国英雄”的音乐会。马兰也将在这里与我告别，却也从埃及人的表情中知道我面临着生死之险，便上台演唱了一首埃及歌曲。我知道，她其实是在强颜欢笑、心底垂泪，用歌声与我告别。

　　终于活着回到了国内。

　　好几个国家在第一时间翻译了我每天传回的考察日记，出版后极为轰动。我也想把一路的灾难感受好好地告诉国人，完成一系列宏观的文明比较。然而没想到，国内正用一种浓缩的灾难“欢迎”我。

　　明明看到了老家的炊烟却又遇到了剪径的马帮，这实在不可思议。但细细一想，还是有最通俗的原因。

　　原来，我的漫长历险，香港凤凰卫视全都每天播出，世界各地均有大量观众追着看，大家都认识了我。随之，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都邀请我去演讲。这下，按照一种典型的“中国逻辑”，麻烦就来了。这种逻辑的核心，除了我太受欢迎，更由于我毫无官职。

　　那天，妻子挽着我的手走在上海的街道上，像是拣回了好不容易没有摔破的家传旧瓷器，小心翼翼地捧持着。今天她也一直走在路的外侧，让我走里侧。但奇怪的是，每当走过书报摊时，她总是拽着我往前走，一连几次都是这样。我终于在一个书报摊前停住了，扫一眼，就立即知道了妻子拽我走的原因，因为那里有很多我的名字，我的照片。

　　打眼全是与我有关的盗版书，一堆又一堆，上面还都明目张胆地标着“首印五十万册”、“首印三十万册”。我想找一本正版，找了好久没找着。边上还有很多署了我的名字而我自己却从来没听到过的书，随手翻一下，大多是粗陋的色情小说。在这些书的上面，挂着不少报刊，标题都很刺激：《余秋雨是文化杀手》、《艺术的敌人余秋雨》、《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剥余秋雨的皮》、《我要嚼余秋雨的骨髓》……

　　妻子慌张地看着我，用故作轻松的语气说：“中国文人对血腥的幻想，举世无双。”说着还是把我拽走了。 余秋雨作品集：中国文化的珍贵飨宴，深刻影响三代华人的价值观(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