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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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 大民主
人生中，会有这一天。
就像一队人长途赶路。在这天之前，你是一个被牵着走的人，跟在后面的人；在这天之后，你变成了一个搀扶别人的人，走在头里的人。
这是一个“成人礼”，却没有预告。
我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爸爸让我牵住了全家人的手。但抬头一看，前面的路没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傍晚，夕阳凄艳，十分炎热，我从学校回家。
爸爸小心地看着我，目光有点躲闪，嘴角有点笑意。好像做错了事，又好像要说他没有做，却不知如何解释。这神情，使我和他的关系突然产生了逆转。
爸爸扫了我一眼。对祖母说：“阿坚揭发了我。”
“阿坚？”祖母问，“他揭发你什么？”
爸爸支支吾吾地说，吴阿坚揭发的是历史问题。说是共产党刚刚解放上海的几天之后，有一个人在路边拿出小本子写了一句反共的话给大家看，爸爸看了，却没有把那个人扭送到公安局。
爸爸说，阿坚已经把这个揭发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
祖母立即问：“照阿坚的说法，他自己也看到了，为什么不扭送？”
爸爸苦笑一下，说：“这是每次政治运动的规则：他一揭发我，自己就安全了。”
“这个黑良心，还是眼红我家。”祖母说，“你先定下心，看他怎么闹。”
“没法定心了。”爸爸说，“一人揭发，大家跟上。所有的老朋友都争着划清界限，大字报已经贴了一大堆。”
“老朋友？揭发什么？”祖母问。
爸爸突然语塞，低下了头。
祖母看了我一眼，轻声问爸爸：“是不是真有什么把柄？”
“没，没有！”爸爸连忙辩解。他以最快的速度扫了一眼妈妈，说：“也有大字报说我岳父是地主，是赌徒，还把大姐的公公判刑的事连在一起了。”
妈妈皱起了眉头。祖母的眼光立即从妈妈脸上移开，紧接着爸爸的话头问：“他们有没有揭发你父亲抽鸦片？”她要把话题从朱家挪回余家。
“那还没有，恐怕快了，阿坚一定会揭发。”爸爸说。
“他揭发？那鸦片是在哪里抽的？鸦片馆是谁开的？你也该反过来揭发他！”
祖母说到这里突然噎住了，摇摇头，叹口气，说：“别，我家不做这样的事，到死也不贴别人大字报。”
这时妈妈抬起头来，问爸爸：“这么乱贴大字报，大家都咬来咬去，胡言乱语，你们单位的领导也不管一管？”
“领导说了，这是大民主。群众大鸣大放，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打倒别人。中央提倡的，谁也阻挡不了。”爸爸说。
“大民主？”妈妈疑惑地看着我，希望这个已经成为大学生的儿子能给她解释几句。
我看着妈妈，摇摇头。这时我发现，爸爸和祖母也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
——在我家出现的，是一场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被简称为“文革”的政治运动。
爸爸最想知道的问题，不是吴阿坚为什么要揭发他，而是执政者为什么要搞“文革”。
当时所有的报纸天天都在回答这个问题，说发动“文革”是为了“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曾是苏联元首，他清算了他的前任斯大林。这使中国元首产生了担忧，怕在自己去世后也出现这样的清算者。对于这种说法，爸爸就听不懂。他想，既然睡在身边，伸出手去就能一把抓住，多么简单的事，为何要把这么大的中国都搞乱？
两个自称从北京来的高干子弟，站在街边的一条长凳上在发表演讲。他们先介绍了自己的父亲是谁，一个是副总理，一个是大将。接着他们甩了几下拿在手里的皮带，就像甩鞭一样。他们说，躲在中央的赫鲁晓夫，由全国各地的很多小赫鲁晓夫保护着。他们又说，共产党的干部绝大多数都烂了，对劳动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因此必须全国造反夺权，实行大民主。接着，他们又举起拳头喊了很多口号。
这些口号乍一听全是“反政府言论”，但政府的报纸也都渐渐这么说了。我联想到叔叔写信投诉的那些隐瞒灾情的干部，觉得真该用民主的办法好好整治一下。但是，眼前的事实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爸爸不仅不是赫鲁晓夫，他连一个科长都不认识啊。
原来，政治口号只是一种引爆，仅仅几天，就成了一种全民性的互斗互咬。
全民性的互斗互咬，是天下最大的人文灾难。政客和政策可以起起落落，并不重要，我看到的是，人性深处的邪恶获得了全面的鼓励、释放、凝聚、扩散，并固定为生态习惯。这是人文灾难的狂欢仪式，几十年都清除不了。
与爸爸谈话的第二天一早，我又回到学校。学校已经停课，很多同学开始造反，扎着塑料皮带到处贴大字报，满脸悲壮地宣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好像明天就要抛头颅、洒热血。但是这种“造反”恰恰是中央发动的，而攻击的对象却是走投无路的弱者。
我今天走进教室，心里忐忑不安。不是怕别的，是怕一句粗话。“文革”爆发以来，造反派对父母亲被打倒的同学，都叫“狗崽子”。从此，由人类学进入动物学。我低着头，不敢看别的同学，只敢慌张地看我的邻座李小林一眼。
李小林也看了我一眼。我立即直觉到，她也恐惧着，而且恐惧的内容和我差不多。
正在这时，高声喇叭突然震响，几乎把所有的人吓了一跳。喇叭里的广播夹带着不少“革命谩骂”，然后又全变成了“革命样板戏”。
我正呆呆地坐着发愣，忽然高音喇叭停了。我这才隐隐听到，教室楼下好像有人在扯着嗓子高喊我的名字，声音有点耳熟。
到窗口一看，是高中的两个老同学，一个姓许，一个姓万。好几年不见了，我赶紧下楼，拉他们到操场边的草地上坐下说话。
他们很焦急，说是昨天回了一次母校，发觉我们中学里的老师至少有一半都有了“历史问题”，贴满了大字报。
教英语的孙老师在抗日战争中担任过美军翻译。大字报说，他很有可能顺便做了美国特务；
教历史的周老师的祖父考上过清朝进士。大字报推测，极有可能见过慈禧太后，既然见了就一定有政治勾结；
教地理的薛老师在课堂上说法国地图像男人的头，意大利地图像女人的靴，却独独把中国比作动物，说是像一只大公鸡，显然是汉奸；
教生物的曹老师的“历史问题”在时间上最近，那就是在饥荒年代偷窃过烘红薯；
……
我一听，说：“这一定是教师们互相揭发的。你们想，曹老师的烘红薯事件，后来的小同学们怎么知道？还有，什么美军翻译、清朝进士……”
许同学说：“现在最麻烦的是孙老师，美国特务，不能回家了，关在生物实验室的一个笼子里。”
“笼子里？”我惊叫一声。
我们三人，花了一小时想出了一个营救方案，并立即实施。他们两位到街上买了两个造反队的袖章戴上，回到中学，冒充毕业生要“揪斗”孙老师。中学生造反队毕竟是孩子，看到两个戴着造反队袖章的老校友站在前面，已经矮了半截，提出可以用一百张写大字报用的白纸换出孙老师。
我的那两个老同学一听有门，就假装认真地与他们讨价还价，结果只用了三十张白纸，孙老师就转移出来了。
“好险！”事成之后的一星期，他们又来找我，庆幸地说：“如果再晚一天，这样的事就做不成了。现在中学里已经成立了教师造反队，接管有历史问题的教师。”
他们告诉我，教师造反队的司令，就是曹老师。他实在受不住“偷窃烘红薯”这个罪名，干脆成立了一个“红薯造反队”。旁人一听，以为是郊区农民揭竿而起。这在上海是稀奇事，因此在全市造反派联合会议上让人高看一眼。
曹老师当了造反司令，会怎么样呢？我们又为孙老师担忧起来。万同学的家离中学最近，我们要他常去看看。半个月后他又来找我了，说孙老师不仅没事，而且也参加了红薯造反队。这么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师戴着造反队袖章，看上去非常古怪。
“是不是曹老师想用这种方法保护孙老师呢？”我问。
“有可能。很多老师都参加了红薯造反队，因此也有对立的造反派刷出标语，说红薯造反队应该改名为黑薯造反队。曹老师厉害，到我们劳动过的青浦农村拉了一个老农民来做副司令。那个老农民站在凳子上用谁也听不懂的乡下话乱喊几声，对方就不吭声了。”万同学说。
“你见到曹老师了吗？”我问。
“我到他的司令部去找过，没见着。”万同学说，“只见那个老农民缩在墙角打呼噜。”
这几天下来我突然明白。“民主”前面加一个“大”，就变成了“群众运动”。“群众”听起来很大，谁也不敢阻挡，其实又很小，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这么叫。结果，一种“以小变大”的魔术出现了：任何人只要一说自己是“群众”，什么行为都被允许，旁边的人一起哄，更是成了“民心”、“民情”、“民意”。
我眼前的一切残暴、死亡、荒唐，都这样产生。如果想自保，只能像曹老师，加入这种风潮。
我老实的爸爸，怎么能领悟“大民主”的这种秘密？
他狠命地要把老朋友们揭发的“历史问题”一个个说清楚，每天写着交代，一沓沓地交给造反派。造反派收下后叫他再写，却从来没有看过一页。他早就患有糖尿病，眼睛本来不好，这下眼疾大大发作，没法再写了。他要我代他写，我本想劝阻，却挡不住他近乎恳求的目光，就拿起了笔。
爸爸在我面前慢慢叙述着。我觉得，这已经不是爸爸向造反派的交代，而是上一代向下一代的交代。我现在写这本书，能记得那么多细节，都与爸爸当年的详细叙述有关。爸爸在叙述时，因眼疾要不断地用手帕擦眼泪，但也有可能是真哭。那些旧事，那些辛酸，那些死亡。
妈妈和祖母都在里屋。有时她们会突然说出一个短句来纠正爸爸的回忆。爸爸一怔，说：“你们还没睡？”
那时节已是深秋，窗外常常响起很大的风声。即便在家里，也已经冷得要抱肩。
一沓沓交代材料丝毫也没有改变爸爸的处境。后来有一个叫赵庸的同事揭发他十四年前曾为私营企业家说过好话，爸爸辩解说那话是当时的陈毅市长说的。造反派说，陈毅也要打倒了。爸爸顺嘴说了一句，对这样的老人不应该“过河拆桥”。
爸爸的话刚落音，造反队里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突然站起来，用尖厉的声音问爸爸：“你这句话，主语是谁？你是说谁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这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经过层层分析，严密地证明：有资格把陈毅这样的大人物当作一座桥可搭可拆的，只能是最高领袖。
因此，爸爸的罪名重了，当即就被关押起来。
好一个“主语”！
当造反派一戴上眼镜，语法也就变成了刑法。
这种“刑法”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一个人一关押，“广大人民群众”在一天之内就能提供大量罪证，而且条条都“怵目惊心”。连平日看起来最木讷的老大爷，都能随手扔出好几颗定时炸弹。
妈妈去探望爸爸后回来说，爸爸的问题非常严重，看来已经没救了。至于到底什么问题，造反派不肯说。
爸爸被关押在他们单位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员休息时才被允许回家拿点衣物。
工资停发，每月发二十六元人民币的“生活费”，这是当时全国“被打倒对象”的统一标准。为什么是二十六元？很可能是每天一元，再扣去四个星期天。
当时我家是八口人。祖母、爸爸、妈妈、我、三个弟弟，再加上表妹。用每月二十六元要在上海这样一座城市里养活八口人，将会出现什么情景？首当其冲，当然是极度的饥饿。
妈妈每天都在寻找着家里一切可卖钱的物件。这样的物件不多，主要是她当年的陪嫁。其中有一些，还是外公、外婆结婚时留下的。妈妈知道每一件东西的来历，晚上背着祖母，摸着、掂着、捂着，有的还在自己的被窝里放一夜，第二天藏藏掖掖地去了旧货市场。那时候旧货市场的收购价低得难以想象，妈妈常常在那里放下、拿回，再讨价还价好几次。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她极其疲惫地走进了食品店。
那一点点食品，放在饭桌上谁也不动。祖母干脆说生了胃病，躺在床上。我怕面对这种情景，尽量赖在学院里不再回家。
这天，一个同学告诉我，我的妈妈找到学院来了。我连忙朝同学指的方向赶去。妈妈连我中学的门也没有进去过，怎么到大学里来了？我有点惊慌。
当时的学院一片混乱，高音喇叭仍然在播放着刺耳的“革命样板戏”，到处都是标语、大字报。这是我天天熟悉的环境，但此刻只想快速穿过，不要让妈妈看到这一切。
路边有一位瘦瘦的老教师站在凳子上示众，口里不断说着“我讽刺，我讽刺……”已经第二天了。我希望妈妈千万不要走过来。
这位老教师姓徐，早年是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文革”一来自然也成了“被打倒对象”，每月领二十六元生活费。那天他突然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对于自己这样需要改造思想的人，一个月发二十六元的生活费实在太高了，根本用不掉，不利于改造。他详细列出了前几个月自己每一项生活开销，一算，每月只要十八元。
按照当时的风气，这张大字报一定会引来一个新标准，每月生活费会减为十八元，从我们学院推广到全上海、全中国。幸好，徐先生让造反派嫉妒了。“怎么，他比我们还要革命？”于是，造反派命令他站在自己贴出的那张大字报前，不断地说自己是“讽刺”。
妈妈没有迎过来，她静静地站在一道竹篱下。竹篱上缠着藤蔓，藤蔓下是一排泛黄的青草，青草间有不少很大的鹅卵石。这让人想到家乡。朱家村、余家村的路边，都有这样的竹篱，那年妈妈出嫁，轿子走的就是这样的路。
现在，她一个人站在竹篱边，等着她的儿子。
妈妈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没东西吃了，我知道。”说着就把一张早就捏在手里的纸币按在我手上。
我不敢问这钱是卖了什么东西换来的，只把它挡在妈妈手里。妈妈没再推，也没把手缩回，两只手就这样隔着一张纸币握在一起了。
妈妈说，她今天到学院来找我，是因为昨天晚上与祖母商定，只能向安徽的叔叔求援了。
“家里断炊那么多天，不得不开口了。但这信不能我写，由你写，下一辈，方便一些。”妈妈说。
很快她又加了一句：“不能让他太着急，你写得委婉一点。”
我说，我很快就写。
妈妈抬起手捋了捋我的头发，说：“那我回去了，我实在受不住你们的高音喇叭。前天我到关押你爸爸的隔离室去看他，窗外也全是这个声音。说是样板戏，闹死了！听戏是开心的事，哪有拎着别人的耳朵强灌的？”
我知道，妈妈心中的戏，是她喜欢的越剧《碧玉簪》，是叔叔喜欢的越剧《红楼梦》，更是全村喜欢的黄梅戏《天仙配》。那些清澈神秘的夜晚，悠悠扬扬的声音。
妈妈走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忘了关照她，千万不要在邻居面前说“样板戏”的长长短短。
妈妈一定不清楚，由极左派扶植的“样板戏”已经不是戏，而是“文革”的图腾、政治的祭器，不能随便指点。就在妈妈来学院的半个月之前，我的忘年之交、著名戏曲史专家徐扶明先生，好心地从艺术上评说了一句，“样板戏中《红灯记》不错，《海港》不行”，就被一个叫曾远风的文化界同行揭发，说是“攻击样板戏”，立即遭到关押，情景比爸爸还惨。
好在，妈妈没有地方可以议论。自从爸爸出事后，她与邻居不再交往。
灾难的来临毫无预兆。 这张“合家福”照片拍于一九六四年秋天，祖母表情安适。她终于把这个家带出了战乱血火，深感安慰。谁也无法想象，仅仅两年之后，这张照片将彻底破碎。站在后排左二的叔叔，将被逼死；站在后排中间的爸爸，将被关押；站在后排右一的我，将被发配到军垦农场；家里无以为生，站在左一的大弟弟，那么年轻就要出海捕鱼；坐在叔叔和爸爸前面的表妹，将被发配到安徽农场；祖母认为全家落难，迟早会返回家乡，就以巍巍高龄独自回乡请人打理；两个小弟弟也要去农村“学农”；家里只剩下妈妈一人。
二 同一个省
因“样板戏”而入罪的事，上海不止一件，报纸都报道了。大家一看才明白，这场带着“文化”之名的政治运动，现在果真狰狞到了文化。
当时上海的报纸是直接覆盖邻近省份的。安徽，我叔叔所在的安徽，听到风就是雨，比上海更狰狞。
有人揭发，那位主演了电影《天仙配》的黄梅戏演员严凤英，也曾经“攻击样板戏”。严凤英在观看样板戏《沙家浜》时说，这个戏后半部分“太长，有点闷”。就是这短短的评论，引来了同一个剧团演员们的轮番批斗。
她没做任何答辩，吃惊地看着这些天天一起演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小兄弟、小姐妹，不知他们怎么突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几次批斗会后，她看了看院子里密密层层的大字报，回家抽了一堆香烟，然后拿起水杯，吞食了一大把安眠药，自杀了。
造反派断言严凤英的自杀是一种挑战，并由此做出决定，文化艺术界的斗争要进一步深入。
于是，同一个省的另一个黄梅戏剧团的一个“后补右派分子”，我未来的岳父马子林先生，又一次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
他面临的必将是众目睽睽之下的当街批斗。他只担忧，自己的三个孩子看到父亲被捆绑在大街的高台上受尽污辱，会不会对人世种下太多的仇恨？他与妻子商量很久，决定把孩子赶紧送到一个陌生的农村去，他们认识一个上街来的农民。
面对着别人强加给自己的巨大污辱，这对年轻夫妻只担忧如何使自己的子女不要对人世种下太多的仇恨。我对岳父、岳母的当日高贵，肃然起敬。
孩子们被一辆牛车拉到了一个不近的村庄。最小的一个是女孩，才五岁，好奇地看着一路野花。那些日子，过得又苦、又野、又快乐，只是她一直奇怪：爸爸、妈妈怎么把我们忘了？
这就是我未来的妻子马兰。
马兰渐渐长大，十二岁初中毕业，考上了省艺术学校。全部复杂的手续都由她这个小女孩自己办完，但遇到了最后一道门槛跨不过去了：作为右派分子的女儿，政治审查通不过。
对此，岳父本人没有发言权，站出来的是岳母。这天她正与剧团一起在一个山区演出，听到女儿上学居然政治审查通不过，就悲愤交加，破罐子破摔，不演了。
当时正好有一个上级机关的官员在乡里做调查，急急地找来了，对我未来的岳母说：“你看，远近几十里的乡亲们都举着火把来看戏了，主角演员罢演，这可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啊！”
岳母说：“那你们就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好了！我女儿考上了学校却不准上学，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官员又抬头看了看暮色中的群众，火把越来越多，远远看去望不到头，像一条神秘而光亮的长龙。他觉得今夜如果不开演，真有可能酿成重大事端，态度就软了下来：“这样吧，你女儿上学的事，不难办，我明天一定给主任说。”
“我很难相信你们。”岳母说。
“那我现在就向你保证，一定让你女儿上学！”官员说。
“你说了不算数。”岳母还是很硬。
“那我现在就出发去找主任，你上台！”官员急了。
“那好，你出发，我上台！”岳母说着也看了看山路。
官员逆着火把的队伍出发了，她也开始化装。
几天后，十二岁的小马兰拖着一个大木箱，里边塞着棉被和棉袄，挤上长途汽车向省城出发。岳父、岳母看女儿太小，想送一送，但所在的单位都不批准。
这次长途汽车，坐了整整八个小时。
十余年后，马兰主演的长篇电视传记片《严凤英》播放时，全中国万人空巷。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最彻底地揭示“文革”灾难的影视作品，严凤英自杀前头发飘乱、双眼逼视，穿过屏幕质问着二十年后的山河同胞。这样一部作品很难想象能够被批准播放，但在八十年代却奇迹般地被通过了。
全国观众和专家一次次投票，都毫无分歧地把全国电视“飞天奖”和“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奖，授予马兰。
说回去，严凤英去世时，五岁的小女孩马兰并不知道城里的父母在受难。同样，当时的我，也不知道安徽的叔叔在受难。
严凤英、我的岳父、我的叔叔，几乎都是同龄，又在同一个省。
妈妈亲自到学院里来嘱咐我写给叔叔的那封求助信，已飘飘荡荡地向叔叔飞去。家里遭遇大难，现在已经断炊，这会让叔叔多么心焦啊，但那时的叔叔，自己已走投无路。
叔叔所在单位的造反派，也因受到严凤英自杀事件的波及，正在寻找文化艺术方面的“阶级敌人”。可惜那里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人物，因此就把经常喜欢向年轻人讲述《红楼梦》的叔叔，当作了“疑似敌人”。
这个地区的领导人就是叔叔的老朋友江斯达。当时江斯达还没有被打倒，为了不让造反派的矛头指向自己，也出席了第一次批斗叔叔的会议。后来有人说，江斯达此举，可能还出于对叔叔几年前举报他隐瞒灾情的不满。
这次批斗会的主题是“狠批封建主义大毒草《红楼梦》”。当时，无论是造反派还是江斯达，都不知道毛泽东喜欢《红楼梦》。当然，我叔叔也不知道。
按照惯例，批判一定引来揭发，一个与叔叔同样着迷《红楼梦》的朋友在会上高声揭发，叔叔曾在一次读书会上说到，《红楼梦》的主角贾宝玉与书中写到的一位演员蒋玉菡，可能是同性恋。当时的中国人基本不了解同性恋，断定叔叔在散布下流色情。
叔叔被拉上了一辆垃圾车，挂着牌子游街示众。牌子上写着六个字：“《红楼梦》，同性恋。”在当时，民众看游街示众是一件乐事，每一次都人山人海，一个个踮着脚，伸着脖子，指指点点，像过节一般。这么爱干净的叔叔坐在垃圾车上被那么多人观赏，他觉得是奇耻大辱，便把头低下，却不小心发现街角有一个年轻女子在观看。
这位年轻女子，就是叔叔给妈妈提到过的那位演员。此刻她态度冷漠，没怎么看叔叔的脸，却目不转睛地看着叔叔胸前牌子上的六个字。
叔叔的目光快速从这个女子身上移开，心想幸好这个女子最近没有来给自己洗衣洗鞋。叔叔抬头注视街边密密层层的民众，突然不觉得有什么奇耻大辱了。他从上海西郊一个丹麦人住宅的地下酒窖出发来到这里，家里的亲人都不知道这里什么样，却都知道这是他的地方。他为这里的民众做了多少事，这个秘密只有一个人清楚，那就是江斯达。但前几年，他又为了这里的民众，把这个人得罪了。他冒险上书北京，只想把这里的民众拉出灾难，但眼下，他们全都兴高采烈，成了自己的灾难。他闭上了眼，任垃圾车摇摇晃晃，满脑子都是那个丹麦人住宅的地下酒窖。
叔叔那天晚上就割脉自杀。那个揭发他的朋友正从窗前走过，发现情况不对，与别人一起破门而入，把叔叔送到医院。抢救回来才三天，叔叔第二次割脉，又被抢救，因此有了第三次割脉。
叔叔是一个血性男子，悲怀壮烈。他三次割脉，完成了三次最决绝的政治抗议和文化抗议。他让我想到我们的余家先祖，在一片血泊中举起了最后那面旗。
当时我写给他的求援信，他没有收到。几天后，他们单位通知了我家。妈妈和祖母决定瞒过我们下一代，两个人坐火车去料理后事。
我一定要让这帧照片单独占据一页。 叔叔余志士先生，我心中永远的英雄。 他是天生的革命者，但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没有参与政治，奔赴安徽做了一个工程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先通过我的手向北京直陈安徽灾荒灾情，几年之后，他又三度自戕，用鲜血抗议“文革”。 我一直把叔叔的刚烈形象存在自己心底。后来我在“文革”灾难中一次次与造反派暴徒的近距离对抗，以及近三十年来对传媒间一切文化歹徒的蔑视，都因为我有过这样一位叔叔。
祖母怔怔地看着自己最小儿子的遗体，又横了一眼四周密密麻麻看热闹的人群，拉了拉妈妈的手，要她别再哭下去。
没有人理她们，在一片冷脸中操持完火葬事务，妈妈捧着叔叔的骨灰盒，与祖母一起走在寒风凛冽的江淮平原上。祖母脸色木然地看着路边的蓑草荒村，心想，这就是他的土地。老娘我夜夜做梦都在猜测这片土地的模样，猜测他不愿离开的理由。现在，终于离开了，还是跟着娘。
祖母对妈妈说：“让我捧一会儿吧。”
妈妈犹豫了一下，恭恭敬敬地把骨灰盒递到祖母手上。祖母抱过后停住了脚步，对妈妈说：“你看我这个女人，一辈子都在送走一个个儿女，现在连最小的一个也捧在手上了……”
“姆妈！”妈妈轻轻叫一声，双手扶住了她。
祖母还是无泪。她说：“现在只剩下志敬一个了，千万要让他活下来。”
她们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到了火车站。
火车开动后，她们从车窗里看到，有一个男人慌忙从月台上跑过来，看着这趟列车，双手拍了一下腿。
祖母说：“这个人很像江斯达，他怎么会这样老了？”
“江斯达？”妈妈问，“他跑来干什么？”
后来马兰听我讲叔叔在安徽自杀的事，每次都心事重重。她觉得，应该为叔叔做点事。
“他太孤独了。”马兰说，“这片土地不应该这么对待他。”
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祭日里，黄梅戏《红楼梦》在安徽隆重首演，产生爆炸般的轰动效应。这出戏获得了全国所有的戏剧最高奖项，在海内外任何一座城市演出时都卷起了旋风。
全剧最后一幕，马兰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写的那一长段唱词时，膝盖磨破，鲜血淋漓，手指拍击得节节红肿，每场演出都是这样。
所有的观众都在流泪、鼓掌，但只有我听得懂她的潜台词：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这儿在演《红楼梦》！
马兰主演的《红楼梦》。
马兰主演的《红楼梦》。
谢晋导演说，马兰主演的《红楼梦》，是第一部成功的“中国音乐剧”。
三 那个冬天
叔叔的死亡，使余家的生计失去了最后一个希望。
祖母与妈妈一起，想到爸爸单位去，要求他们看在全家要活下去的分上，多发一点生活费。但她们一去，正遇上批斗爸爸的群众大会。
她们从门缝里看到，爸爸站在台上被一个正在发言的批判者推了一个踉跄，台下所有的人都畅怀大笑。坐在第一排的是爸爸的老朋友们，祖母和妈妈都认识。平常来我家，他们都轻松得像自己家里人一样。但这下让祖母和妈妈吃惊了，因为他们笑得最开心。
“都是奸臣！”祖母在回家的路上气鼓鼓地对妈妈说。这是她一生用过的最坏词汇，是从老戏里看来的。她说：“这几个老朋友，明知我们全家有那么多人，已经活不下去……”
我听妈妈说了这个过程，觉得申请增加生活费的事，应该由我来做。
我打听了一下，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归属于“工总司”，全称“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这个“工总司”可厉害了，几乎已经掌管全上海的各行各业。它的司令叫王洪文，后来高升为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当时“工总司”的成员号称有上百万人，但我家里人一个也不认识。
百般无奈，我只得去找那两位来往较多的中学老同学。他们说，曹老师的那个“红薯造反队”地位太低，领导他们的最高司令部设在上海师范学院。如果疏通了关系，可能与“工总司”说得上话，帮一把我家，每月增加几元生活费。
我想到中学里还有一位不同班的张姓同学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可以找到他问问看，认识不认识司令部的任何一位首领。当时这些首领，其实也是学生。
到了上海师范学院，很快找到了那个张同学。他告诉我，造反司令部今天正在礼堂里召开批判大会，他可以领我去看看。他还说，有一个姓金的首领听起来有点学问，可能与我谈得上话。
那个批判会气势不小，礼堂四周的走廊上都挤满了人。张同学告诉我，他们学院的造反司令部管得了全市十多所大学，因此台上那个女主持人并不是他们学校的。
我抬头一看，台上那个女主持人虽然穿着一身假军装，还戴着军帽，却非常漂亮。漂亮是一种遮盖不住的能量，再远再隔，也能立即感受到。可惜她参加了造反派，看上去还是一个首领。
我所在的戏剧学院由于专业原因，美女云集，但居然没有一个美女是造反派，真是奇怪。后来造反派掌权，她们也只是跟着跑而已。怎么这个美女在这儿破了例？
我带着这个疑问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她嘴里吐出来的也是流行的豪迈词句，不同的是，她的嗓音并不尖厉，而是用了中音，这就立即使语流显得宽松了。身边的张同学还在向我介绍，这个人是财经学院的造反派首领，学英语的，所以作风比较自由，大家都喜欢听她讲话。
美丽的女主持人讲话不多，她的任务是引出今天批判大会的主角，那个姓金的首领。主持人说他是造反司令部的常委，但说出来的名字听起来很奇怪。我便扭头问张同学：“他叫什么？怎么听起来那么特别？”
张同学笑了，说这个人就喜欢玩词汇。“文革”一来他改名为“金文革”，后来又改成“金立新”，一个月前改为“金夺权”，今后还不知会改成什么，所以大家干脆叫他“金万名”。
金万名上台了，戴着塑料眼镜，看上去年龄比高年级学生还大一点。他一开口就说：对于学校里的反动学术权威，我们过去主要批判他们的“反动”，而没有戳穿他们“学术权威”的假象，这种情况到今天结束了。他说，他要从几个文科教授的著作中找出一大堆文史差错，让他们原形毕露。
说着，他一挥右手，大声叫出一个我们以前似乎听到过的名字：魏金枝。一个教授就被推搡着出来，低着头站在台的一角。与此同时，有一个造反派学生搬着一堆书籍、杂志、教材放到讲台上，金万名拿起其中一本，翻到夹着红纸条的地方，开始“咬文嚼字”。每咬几句就举起手来喊口号：“魏金枝不学无术！”“魏金枝滥竽充数！”
但是，他把“滥竽”的“竽”读成了“竿”，台下一片嘘声。
金万名侧着耳朵听清了下面的叫嚷声，决定不予回答，便厉声勒令魏金枝教授下去。接着，他又大声喊出了另一个要押上台来的教授的名字，我分明听到：“余鸿文！”
余鸿文，我家远亲，我祖父和外公的同学，我爸爸妈妈的结婚介绍人，还是我已故叔叔的《红楼梦》教师，是他吗？今天的批判会是很多大学联合举办的，他属于哪个大学？
我踮脚看着台角，是他。他走出来的样子，与刚才那位魏教授完全不同，显得很平静。金万名看着他，觉得这神态有问题，却又说不出什么，只是用手指点着他，说声“你——”，没说下去。余鸿文先生朝他礼貌地点了点头，等着他的批判。
“你这本《红楼梦讲义》，我翻了翻，至少有一百个问题！”金万名开始了。
“这门课还没有来得及给你们讲。”余鸿文回答道，“什么时候复课了，我可以帮你们一一解答。”
“我要你今天就讲清楚！”金万名厉声说。
余鸿文先生说：“这门课需要两个学期。你是说，今天就开始复课？”
全场一片笑声。很多同学随之起身，会开不下去了。
我连忙往前挤，想找到余鸿文先生，告诉他，我叔叔死了。
但是，人太多，我挤不过去。等到人散光了，我回过头来找领我来的那位张同学，也找不到了。
在剧场门口不远处，我看到有一堆人围着，走近一看，是一批学生围着那位美丽的女主持人。她已经脱掉军帽，知道自己漂亮，不断地左顾右盼，还朝我点了点头。
我也朝她点了点头，站住，想听她在说什么。她对眼前的几个学生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我作为主持人很抱歉。今天的会议证明，学生造反派已经无法把大批判进行下去了。所以我已经听到消息，工人造反派即将进驻大学。”
说完，她以一个向后撩长发的大动作，捋了捋已经剪短了的头发。她被军装遮盖着的婀娜身材，展现无遗。
这半天让我明白，企图托请高等学校的造反司令部去跟工人造反司令部联系，提高一点爸爸的生活待遇，是一个梦想。像金万名这样的人一旦遇上爸爸单位里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爸爸就没有活路了。再说，听那个美丽的女主持人讲，工人造反派很快就会进驻学校。
说时迟那时快，工人造反派真的要进驻大学了。
最早证实这个消息的，居然是很久没见的姨妈和益生哥。
那天他们敲开门，让妈妈和祖母呆了好一会儿。
突如其来的灾难会让人全神贯注，彻底忘却远亲近邻。妈妈伸出手去抓住了自己姐姐的手臂，这是她过去没有做过的动作，而且她的手还在微微颤抖。她怎么能说得清，自上次分手之后，爸爸被关押了，叔叔自杀了，家里断炊了。所谓“恍如隔世”，就是眼前的情景。
姨妈是兴高采烈地进来的，见到妈妈和祖母的神色，连忙问：“还好吗？你们还好吗？”
祖母扫了妈妈一眼，说：“好，好，来了就好。你们好些日子没来，一下子没回过神来。嘿，益生越长越登样了……”
姨妈这些年，不能提益生哥，不管是别人提还是她自己提，都会神采飞扬地滔滔不绝。她连忙接过祖母的话头：“是啊，登样是登样，麻烦也来了。跟着我上一趟南京路，一路上女孩子都在瞄他，我走在后面一个个地看，没有一个配得上他。上海的小姐怎么越来越丑了？昨天他在厂里听说，工人都要去领导大学了，里边有一所上海戏剧学院，正是秋雨的学校。我想，戏剧学院里该有不少像样的女孩子吧，所以今天来问问秋雨，去得去不得。”
姨妈这些年，说话，越来越靠近上海的小市民妇女了。照妈妈和祖母现在的心情，更是听不下去。
益生哥没有考上大学，而且成绩差得很远，这使姨妈非常伤心，曾经到我家来大哭一场。益生哥去年到了上海机床厂当了翻砂工人，照今天姨妈的说法，他要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来领导大学了。
这是“文革”中的黑色幽默之一。所谓“工人阶级进驻大学”，其实就是前两年的落榜生到工厂转了一圈，踏进校门成了领导人。领导人与被领导人的唯一差别，就是中学里的成绩。
“我妈是说笑。”益生哥看着我说，“我是想问问你，像我这种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到了你们大学能做什么事呢？”
“领导阶级斗争。”我说。
“那我不能去。”益生哥说，“阶级斗争我最搞不懂。我爸爸一直算是不法资本家，我怎么一年工夫倒成了领导阶级？”
他又问我：“到其他大学也一样吗？”
我说：“一样。都停课了。”
他说：“那我哪个大学也不去了，老老实实在厂里翻砂。”
就在这时，妈妈已经把姨妈拉到一边坐下，把我们家这段时间发生的事简单说了一下。
姨妈一听，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惊叫：“什么？志敬关了，志士没了？”
妈妈和祖母，一人拉一只手，把她按回到椅子上。
姨妈临走，还在妈妈耳边叹了一声：“原来以为你的命运比我好呢，唉！”
姨妈和益生哥来过后不到一星期，工人果然进驻了我们学院。他们打的旗号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其实“宣传”是假，掌权是真，他们一进来，学生造反派就没权了。
与学生造反派不同，工人掌权者不打人，不骂人，但是极端主义的路线一点儿也没有变，反而用一种平静的行政方式固定下来。被学生造反派“打倒”的教师和干部，本来还心存侥幸，这一下就完全失望了，因为工人掌权者对他们一一成立了“专案组”，开始了冗长的审查。
从这些工人，我常常联想到益生哥。他没有到我们学校来，在姨妈看来是少了一条求偶之路，因此我就比较留意这些工人在这方面的动向。让我惊讶的是，男工人对于我们学院表演系的女生还只敢斜眼偷看，而那些从纺织厂来的青年女工对表演系的男生却没有那么矜持，总是死死地直视着，还红着脸，好像马上就要谈婚论嫁。这些青年女工，其实都是同厂的男朋友带来的。那些男工人一生气，就以更严厉的手段来对付学校里的所有师生了。
那些男工人大多把头梳得很亮，叼着香烟，讲一口带着很多脏字的“上海里弄普通话”，即使在说一些革命字句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很想举例引述一句，但实在脏得无法下笔。不管是男工人还是女工人，从服饰到伙食都比学校师生阔气得多。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法定主角。
看着这些工人掌权者我想，人文灾害和自然灾害一样，常常产生于“地球板块的反常移动”。如果这些工人不到大学里来当领导，至多也就是工厂里一群游手好闲的浪荡子，作不了那么多恶。泥沙就是泥沙，扬到天上就成了公害。
让工人来管大学，其实就是否定大学。果然，那些工人宣布，所有的大学生都下乡劳动，中学生也要去。去多久？回答是一辈子。
从此不用读书了？回答是，农民就是教师。
这是中国自从四千多年以前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第一次因为非战争原因而全面废学。中国人历来重视文教传代，这下，家家户户都痛彻心扉。
但是，就在这时，上海的一个话剧团突然上演了一出叫《边疆新苗》的戏。这出戏，用一串生动的故事证明学校是害人的，文化是坑人的，教育是骗人的，年轻人应该全部到边疆去，那里是比任何家庭都温暖的地方。
这出戏被当时上海造反派中管文化的头目徐景贤看中，下令每个家庭都要观看。
上海的绝大多数家庭都不了解农村，更不了解边疆，看了这出戏，很多家长虽然将信将疑，却也松了眉头。不久之后，孩子们在荒无人烟的窝棚边朝着上海方向哭喊着爸爸、妈妈，再哭骂着那个剧作者的名字。但是，呼啸的大风，把他们的声音全堵住了。
我们家是从乡下来的，当然不相信戏里的胡言乱语，但是并不拒绝下乡，因为在上海已经活不下去了。到农村，总能吃到一口白饭。
我们家第一个下乡的是表妹，到安徽的一个茶林场。怎么又是安徽？全家人心里一颤。二十年前叔叔从殡仪馆把她抱回余家的情景谁也没有忘记。叔叔当时曾许诺为了养活她宁肯终身不婚。果然终身不婚，已经死在安徽，而她居然又到安徽去了。
妈妈、祖母，包括还被关押着的爸爸，都把表妹去安徽的事当作大事。好像是在告慰叔叔，全家把能够抠得出来的最后一点点物资，都塞在她简陋的行李中了。
表妹走后，家里更没吃的了。未成年的大弟弟余松雨经一位老师傅的帮助，出海去捕鱼。两个年幼的小弟弟下乡“学农”，家里只剩下了妈妈、祖母和我。我下乡的日子也已经定下，还要过两个月。
但是，这两个月，我又何以为生？妈妈、祖母只能靠大弟弟的捕鱼所得糊口了，但那是极其微薄的，我怎么能去抢这一口？
学院里一位姓王的工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去处。说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一位叫胡锡涛的青年教师要给《文汇报》社写一篇评论俄罗斯戏剧表演理论家斯坦尼的文章，但他不懂表演，想请我们学院的徐企平老师提供一点资料。我如果陪着徐老师一起去，说不定能够在报社食堂免费吃饭。
与预期的不同，报社食堂吃饭不能免费。二十岁的我实在熬不过那种要把人逼疯的饥饿，犹豫再三，做了很丢人的一件事：红着脸向徐企平老师、胡锡涛先生和报社的编辑借饭票，我心里知道，这种“借”不可能偿还，其实是乞讨。胡锡涛先生还曾经要我为他的评论文章写一个初稿供他参考，我“借”了人家饭票很难拒绝，但又不会写当时流行的那种批判式字句，因此一拿出来就被胡锡涛先生“枪毙”了。这是我意料中的，而真正无法对付的是每天的饥饿。因此，一天天扳着指头计算着下乡的日子。有时实在饿得头昏眼花了，就到阳台上大声朗读英语。那时候，如果朗读我喜欢的中文文章，很可能被谁揭发批判。
终于熬过了两个月，下乡的日子到了。我到家里与妈妈、祖母告别，祖母拉着我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使我“霍”地站起身来，对这位已经七十六岁的老长辈看了又看。
祖母说：“既然都到别的乡下去了，为什么不回自己家乡？都是农村，为什么分散到天南地北？你爸爸以后放出来，也不会有像样的工作了，干脆都回去一起务农。上海是来错了，算是绕了一圈，我再带回去。”
她又说：“可惜家乡的老屋太旧了，住不得人。我先回去张罗张罗。凭这张老脸，请村里的后生补砖、添瓦、换梁、塞漏。这事有点急了，但现在家里拿不出钱买火车票。要是再年轻一点，我走都走去了。”
我连忙对祖母说：“再等几天。听说我们到农场劳动，会发几个钱。我只要拿到一点，就立马寄过来，给您买火车票。”
整个谈话，妈妈都没有搭腔，两眼看着窗外。这时她突然转过身来，看着祖母，想说什么又顿住了。
妈妈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祖母也站起身来。
妈妈叫了声祖母“姆妈”，然后说：“那年我们结婚，您特地陪我到乡下去住，一住十年。这次志敬还关着，我不能陪您到乡下住了。您，一个人，没有钱，七十六岁……”
妈妈是想忍住不哭的，但哪里忍得住。没有大声，只是呜咽着，整个后背都在抽动。
祖母抚着她的背，我也过去按着她的肩。只是我自己也站不住了，抽出一只手捂着嘴。
三个人，只有祖母稳稳地站着，却不再说话。
我知道，这么冷的天下乡，至少要准备一身厚一点的棉衣，一双橡皮底的棉鞋。自从表妹下乡后，家里连一个小棉团都找不到了，但妈妈还在无数次重复地翻找。
那天我把自己喜欢的两沓书捆了起来，妈妈按住我的手说：“这不能卖，我再想别的办法。”
祖母走过来说：“不卖就买不来棉袄。要读书的人，总会有书。”她又转过头来关照我：“你再挑挑，留下几本吧。”
我挑了几本留下，还是捆了两沓送到废品回收站去了。称书的是位老大爷，瞄了我一眼，问：“下乡？”我点头，他称完说：“二元八角。”随手递给我三元，还捂了捂我的手。
听说八仙桥一带有便宜的衣物卖，就匆匆赶去。问了几家，我既要买棉袄，又要买棉鞋，最便宜的也要四元。那天正下雨，上海冬天的雨，最让人受不了，湿黏黏地渗透到骨头缝中，浑身存不下一丝热气。我在冷雨中从八仙桥往西走，希望能找到一家更便宜的，但是，一直走到徐家汇，还是没有找到。
徐家汇有一家第六百货商店，门口挂着油腻腻的黑色棉帘子。我已经走得很累，心想这是最后一家，如果还是买不到，只能到了农场再说了。
撩帘进去，找到卖棉衣的柜台，正想弯下腰来看标价，一个女营业员就冲着我叫了一声：“啊呀，你都淋湿了，要感冒的，赶快擦一擦！”说着递过来一条干毛巾。我接过干毛巾，说声谢谢，便抬起头来看她。
她比我妈妈稍微年轻一点，一脸平静，就像庙里观音菩萨的雕像。“下乡？”她也只问我两个字。
简短有一种奇怪的力量，我立即对她说：“我只有三元钱，想买一套厚棉袄，一双橡胶棉鞋。”
她微微皱了一下眉头，想了一会儿。突然她问：“工厂的野外工作服可以吗？是次品，我给你配。”没等我回答，她就转身去了仓库。
那天傍晚我提着不小的衣包离开时，还几次回头。记住了，冷雨中的徐家汇第六百货商店，那油腻腻的黑色棉帘子。
一个不知名的营业员，无意中救了一个处于绝境中的大学生。
一切仁慈都有后续。试想，既然有第六百货商店，当然还有其他标有“第几”、“第几”的号码商店，上海至少有十几家吧，后来都到哪里去了？只有它还在，扩展成了徐家汇商城。
黑色棉帘子掩藏下了一个古典哲学：仁者寿。
好，还是让我们回到那个极寒冷的冬天。
四 裸体
我们到农场那天，正下大雪。我小时候在农村都没有碰到过这么大的雪，看不见房，看不见树，看不见路，只是一天一地的白色旋涡。原以为看不见的东西是被大雪盖住了，等到在旋涡里挣扎了很久才发现，其实地上真的没有房，没有树，也没有路。
终于走到了大地的尽头，前面是一个冰封的湖。湖边有一些芦苇，我们要在芦苇荡边搭建自己的宿舍。没有砖瓦，只用泥土一方方夯紧，垒墙，盖上稻草，算是房了。然后每人分四根竹子往泥地上扎，到扎不下去的时候就在上面搁一块木板，这便是床。
两个军人指挥着这一切，这里是军垦农场。
搭建了宿舍，军人宣布，我们的任务是砸冰跳到水里去，挖起湖底的泥，一点点垒堰，日积月累，在湖中开出一个新的农场来。而且，说干就干，立即跳下去。冻僵的脚在水底被芦苇根割得鲜血直冒，还没有感觉。
从水里上岸，还是一片滑溜溜的污泥塘。大家不断摔跤，爬起来又摔。就在这时，我脚下的奇迹出现了：只有我，稳稳地走着，不摔跤，还可以去搀扶这个，拉拽那个。一开始连我自己也有点吃惊，但立即就明白了，这是童年的历练，幼功未废。
我正是在这样的泥路上赤脚长大的。不是家里没有鞋，只是太享受赤脚在泥塘里滑溜的痛快。没想到那么多年过去，家乡和童年，还被我带在脚下。我由于这点本事，立即在“难友”间建立了威信。
农场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点钱，可以购买一些日用品。我一拿到，就立即全数寄回上海，祖母应该已经买了火车票回到家乡。
我猜得出她要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拉一个邻居小孩陪着，到吴石岭去上坟。那儿，有她的老伴，我的祖父，还有她的一堆孩子，包括不久前去世的叔叔。
“集合，集合！”这是管我们的排长在喊。他姓陈，一个朴实的军人，与我们已经很熟。他说，来了一个副营级的年轻军官，要对我们这些大学生训话。
我们在坑坑洼洼的泥地上排好队，那个瘦精精的年轻军官踱着步子站到一个泥堆上。他板着脸，压低了嗓门说：“大学生，没什么了不起。请诚实回答，你们蠢不蠢？”
一片沉默。
“我再问一遍：你们蠢不蠢？”
“蠢——”大家懒洋洋地拖着音，不知道他在玩什么幽默花招。
他来劲了，再问一句：“你们傻不傻？”
“傻！”大家突然明白该怎么回答了，喊得回肠荡气，像是在高声欢呼。
“那好，”他得意地宣布结论了：“你们现在要全体脱裤子——”他故意在这儿停顿，双目炯炯地扫视了大家一遍，男女同学面面相觑。幸好他终于说完了全句：“割尾巴！割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正是这条尾巴，让你们又蠢又傻！”
他说完就转身走了，步态矜持而快速。大家立即笑成一团，包括陈排长。
大家打听，这个军官姓什么。陈排长说，好像姓齐，因为是副营级，大家都叫他“齐营副”，名字搞不清。
这事当天就被罗股长知道了。罗股长是正营级，即刻勃然大怒，当着我们的面说：“什么东西，敢到我这里来敲锣卖糖！成天骗人家说自己是大学生，现在一见到真的大学生，就来训话过过瘾。还当着女学生的面说什么脱裤子，我哪天非派几个战士真把他的裤子脱掉不可，拖到这里叫他示范！”
我们想象着那个瘦精精的“齐营副”一丝不挂地站在土堆上的样子，很痛快。
大家笑眯眯地看着罗股长，觉得他真做得出来。罗股长扭头对陈排长说：“别受他干扰。今天倒有正事，上级来通知，收缴大学生行李中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明天就办。”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下乡，知道是一辈子的事，都带了一些书，防止自己真的成了农民。这些书，有哪一本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呢？第二天，两只装满书的水泥船离开农场要到县城去焚毁的时候，大家都在水边默站着，就像送别自己的灵柩。
后来知道，每个人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留下了一两本。我看到陈排长嗜烟如命，就向一位抽烟的同学借了一包烟，塞给他，顺便也就留下了一部丁福保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一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两本书，正是那天我到废品回收站去卖书前，按照祖母的指令留下来的。
陈排长把那包香烟塞进口袋，紧张地拿起这两部书胡乱地翻看了一会儿，便问：“里边有没有反对毛主席的话？”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林彪副主席的？”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解放军的？”
我说，没有。
“你保证？”
我说，我保证。
农活，没有一个季节有空闲。我的肩，一直血肉模糊，因为天天有重担在磨，愈合不了。
但是农活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一旦下手就牵肠挂肚。天天去看秧芽活了没有，禾苗站住没有，水沟渗漏没有。过一阵，又去看稻子抽穗没有，穗子饱了没有……为了这个，还要朝朝观云，夜夜听风，像是着了魔，差一点把外面的政治运动忘了。有时，把家里的伤心事也忘了。
终于到了潮汛季节，农场的堤坝受到了严重威胁。那天傍晚传来警报，东北段的堤坝已经出现险情。我一听大事不好，立即招呼二十几个伙伴飞速跑去，到了那儿正遇到决口。这一决口，整个农场都会淹水，我们所有的劳动全泡了汤。
我二话不说就纵身跳进水里，二十几个伙伴一起跟着跳了下来，我们紧紧地挽着肩膀，用身体堵坝，不让决口扩大，一直等到部队和农民赶来。我们被拉上岸来的时候已经冻僵，被送到宿舍后，一个叫沈立民的盲人伙伴，用双手把我们的身子一一按摩回暖。
我在身子暖过来之后躺在床上，突然对于自己纵身堵坝的行为产生了后怕。倒不是怕死，灾难年月大家对生命看得不重。我怕的是，一旦自己出事，爸爸、妈妈、祖母和弟弟怎么办？
由于这件事，农场认为我们是“英雄”，正逐级上报，准备颁奖。与报纸上经常宣传的英雄相比，我们的动机、动作和效果都与他们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我们还活着。
就在这个时候，从刚刚修复的堤坝上开来了一辆吉普车。我以为是报社记者来采访“英雄事迹”了，但很快发现不太像。
还没有来得及打听，它又开走了，却抓走了一个学生。两天后，又来了一辆吉普车，又抓走一个学生。
两个被抓走的学生，原来都是学生造反派的首领。这些天，还有不少上海工人乘长途汽车到县城，然后一批批朝农场赶来，他们也是来审查学生造反派的。
学生造反派，本来在学校里是我们的对头，但到农场后天天一起劳动，早已没有对立，成了朋友。想想也是，他们当时“造反”，只是响应上级号召罢了。我们不接受他们，也只是不理解上级号召罢了。现在上海的工人掌权者要大规模地整治他们，我们的立场立即站到了他们一边。更何况，与我一起跳到洪水里去以身堵坝的二十几名伙伴中，有十个是原来的造反派。我们早已“生死与共”。
突然传来消息，三连正在审查着的一个学生造反派首领，跳水自杀了。
死者是女生，审查她的是上海财经学院的一个工宣队员，农场方面就让那个“齐营副”配合。他们两人一星期来天天轮流找她谈话，结果给谈死了。各连学生一听说，义愤填膺又同病相怜，立即就赶到了三连。
出了人命，罗股长显然急了。他用手指着“齐营副”和那个上海来的工人，厉声问：“你们说，到底查出了她什么问题？”
那个工人支支吾吾地说：“只说她在造反派中被人家叫外交部长，有向政府夺权的嫌疑……”
边上的学生立即大喊：“这是同学间开玩笑，他们上纲上线！”
罗股长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铁青着脸上前一步，说：“我还被老战友叫过总统呢，你来抓吧！”
正在这时，一个胖军医从挂在一角的草帘子里出来，说：“所有的男性都走开十米，转过身去，留下四个女同学帮她换衣服！”
我们立即转过身去，走开几步，站住。女生不是留下四个，而是拥挤着一个也没有走。
她们很快自动地围成了一个圈，组成了一堵人墙。这人墙很厚，有好几层，密密层层地护卫着自己的伙伴，最后一次更衣。
更衣的过程很长，大家屏息静候。
终于，胖军医的声音从脑后传来：“大家可以转过身来了。现在要有四名男生与我一起，摇船把她送到县城。”
那位已经停止呼吸的女同学躺在担架上，头面干净，衣着体面。她非常漂亮，直到此刻，表情也没有任何异样。但我觉得她的脸在哪儿见过。对，一定见过，让我想一想……她，她不就是在上海师范学院那个大会上的女主持人吗？
什么都想起来了，女中音，用大动作撩头发，还朝我点了点头。正是她，宣布工人造反派即将进驻大学，而置她于死地的，正是这些进驻者。
此刻，她比那天还显得漂亮，我知道原因。那天她穿的是没有腰身的军装，而今天换上的，是一身最合身、也最普通的上海女装。她这一身，把周围所有女生宽大而破旧的劳动服全都比下去了。女生们早已忘记了自己也有这样的服装，今天由她一穿，全都惊醒了。她成了大家的镜子，照出了一个个渐渐陌生的自我。
当然，我想，刚才女生围着她更衣的时候，还曾被她的肤体惊醒。突然全裸在姐妹们面前的银白色，更是一面镜子，映出了生命的真相。
在这面镜子前，哪有什么派别，哪有什么“文革”？
担架上了船，很快解缆启橹。岸上的男女同学都在岸边跟着船跑，却没有任何杂音。
从第二天开始，罗股长派人调查女学生自杀的具体原因，上海财经学院的那个工人和农场里的“齐营副”，老老实实地接受一遍遍询问。
据他们两人说，这个女学生，由于经常主持大会，出头露面，拥有大量追求者，在上海高校造反派首领中就有五人。这次，他们每个人都“揭发”了她。
对于她的死因，那个工人和“齐营副”都说不明白。三连的同学们说，他们两人也有疑点。那个工人到农场后一见她那么漂亮，眼睛都直了，谈话时只问她与那几个追求者的关系，问得越来越细致，越来越下流，有两个同学偷听到了。至于那个“齐营副”，白天轮不到他，只能在晚上把她带到大堤边，迎着月光坐在土堆上，不知谈了些什么。
这情景我一想便知。很多剧团动手打那些女演员的，主要是暗恋她们的人。批判某位作家的，多数是这位作家的崇拜者。半是追慕半是破坏，通过损害来亲近心中的偶像。
人间的多数灾难，表面出自恶，实际出自爱。
这个女同学一死，整个农场很久没有回过神来。
“那裸体……”女生们一遍遍回忆着。
“那裸体……”男生们一遍遍幻想着。
男生宿舍里，开始讲一些奇怪的故事，听下来，都与裸体有点关系。
我讲的故事是真实的。后来看到有人写过类似的小说，不知是巧合，还是传出去了。
一个极其炎热的夏天，一个离我们农场不远的小镇。一位刚过门不久的少妇在屋子里洗澡，很多窗户里的眼睛在偷看。这在居住拥挤的小镇夏日，是天天发生的事。那年月家家都没有浴室，也不习惯装窗帘，不看人家洗澡还能看什么？但这位少妇实在是过于妖娆了一点，她丈夫才特地装了个窗帘。
这天，少妇已经从木桶里站了起来，慢慢地擦干了身子，一转身发现没拉窗帘便轻轻地惊叫了一声。隔壁的丈夫听到叫声走进屋子，对窗的偷看者全都躲过了身子，只有一个小学教师，还在发傻。
本来这只是一个最小的笑话，但这时“文革”已经开始，正找不到斗争对象，刚刚也在偷看的几个人就站出来，与那个丈夫一起，把小学教师当作了“坏分子”，拉到街边示众。这几个人，也顺便算成了小镇的造反派。
小学教师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四周有很多人围着，问长问短。
“不怪他，是我自己没拉窗帘！”那个少妇突然出现了。她带来了一大罐子水给小学老师喝，还拿起一把芭蕉扇，为他打扇。
这情景一时引起轰动，半个小镇的人都挤过来看。少妇的丈夫十分生气，要拉少妇回家，两人当众发生了激烈争吵。
连续送了几天水，打了几天扇，吵了几天架，结果是离婚。
几乎全镇的人都觉得，这位少妇应该与小学教师结婚。
少妇去找了那几个与自己前夫一起造反的男人，说：“我与小学教师结婚后，总不该再叫他坏分子了吧？天下哪有偷看妻子洗澡而成为坏分子的？”
那几个男子说：“还是坏分子。因为他偷看时，你们还没有结婚。”
结婚之后，这位少妇成了“坏分子家属”。她的这一身份的全称是：一个偷看过老婆洗澡的坏分子的臭老婆。
但是，这对新婚夫妇过得很好，天天形影不离地从街上走过。妻子叫丈夫“坏分子”，丈夫叫妻子“臭老婆”。叫久了又嫌长，一个叫一声“坏——”，一个叫一声“臭——”，在大庭广众中互相招呼，格外亲热。
街上的老人看着他们说：“只要是漂亮人，什么帽子戴在头上都好看。”
“你这个裸体太保守了。”同宿舍的一个男同学听完了我的讲述，笑了一声。“我的裸体事件壮观极了，是我在云南农村的同学写信来说的。”
他说，上海的一批青年学生到了云南山区后，一个个分散住在山民家里，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又非常寂寞。好像男生只能娶那家山民的女儿，女生只能嫁那家山民的儿子，至多在自己的小村庄里寻找，除此之外山高路远。更麻烦的是，按照农村的习惯，他们都已到了婚嫁的年龄，不能再等了。就在这时，县里突然召开了一次“上海知识青年大会”，一切都改变了。
每个青年学生都是赶了很远的山路才到达县城的。县里的干部在会上说什么，他们一句也没有听进去，男同学都热辣辣地看着女同学，女同学都热辣辣地看着男同学。
开完会，谁也没有回到山民家里，整个儿集体失踪。县里以为他们偷偷回了上海，派人到上海一家家找，也不见影子。周围一切可疑的地方全都找遍了，去找的人一次次都摇头而归。
直到半年后，一个猎人说，在一座荒山的半山腰里，飘出了炊烟。那座荒山过去安扎过土匪营寨，只有一条险道能上，现在已被巨石堵死。
县里派出民兵前去侦探，连续三次都没有上去，直到第四次增加人手才把那方巨石移开。
民兵是轻手轻脚一步步摸上去的，到了上面只见一块不小的平地，种了庄稼，养了鸡鸭，却不见人。悄悄地走近一所仓库一样的房子，从门缝里一看，都呆住了：几十个男女青年，全都彻底裸露，白生生的，在里边欢乐。
“确实壮观！”男生们听了一致叫好。
就在这时，一个刚刚出去上厕所的同学回来了。他一进门就把食指搁在自己的嘴唇前，要大家不要再高声。接着，他指了指门口，又用手掌轻轻地贴了贴耳朵，表示外面有人在偷听。
几个男生说：“听故事就进来吧，别鬼鬼祟祟！”
那个刚进来的男生告诉大家，在外面偷听的，是“齐营副”。
听说是他，两个男生追出去。但是，只看到他快步离开的背影。
大家说，他一定去汇报了，明天我们会挨批评。
但是，第二天我们没有挨批评。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半夜紧急传达文件，全体军人都到师部开会去了。
这就是发生在一九七一年九月的林彪事件。
虽然听起来疑窦重重，但连傻瓜也知道，这件事情是多么重大。
我对政治素来毫无兴趣，但这天晚上却和同学们坐在农场田埂上谈开了。中心话题是：出了这个事件，年迈的毛泽东一定气坏了。现在的第二号人物已经变成周恩来，周恩来这人看起来比较温和，他会赞成全国继续废学停课，让我们一直待在农村吗？而且，“文革”还搞得下去吗？
最粗糙的判断有时是最准确的。我们很快接到通知：全部回上海，一天也不能停留！
军人们快速调集来一批船只，排列在我们开挖出来的河道口。我们在一个场地集合，回头看看农场。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亲手打造的，哪怕是一根木桩、一片竹林、一条小沟。这个农场会留给谁呢？不知道。
突然记起，这个集合的场地，正是那次“齐营副”问我们傻不傻、要我们脱裤子的地方。抬头一看，今天“齐营副”恰好也在，像当年一样，踱着步子。一个同学冲着他高声喊：“齐营副，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到上海去？”只见他像是完全没听见，依旧深沉地踱着步。
上船了。就在这里，两船要去焚烧的书籍，一位要去焚烧的女生，逶迤远去。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走了。
船到一处，再步行很久，去赶火车。快如行军般地回到上海，却没有任何机会通知家里。
家，很久没见的家，怎么样了？
家里只剩下了妈妈一人，但我不知道她在不在。傍晚时分进的门，我小心翼翼地踩踏着一级级楼梯，不知道该响一点，还是该轻一点。响了会吓着她，轻了也会吓着她。
我以前走这个楼梯，从来不用去抓两边的扶手，“噔、噔、噔”，就上下了。但今天为了放轻脚步，背上又有行李，就伸手去抓扶手。刚一摸上去，就觉得上面有一层灰尘。
妈妈是一个勤快的人，以前经常会擦拭楼梯扶手，现在肯定很久没擦了。我立即就猜出了原因：一擦就有等待，她已经关闭等待。
我抓着扶手走了几级，一抬头，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家里那张八仙桌，四周无人，却在自己移动！
我停住脚步，定睛再看，桌子还在移动。
连忙跨上两步，终于看清，却又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原来妈妈钻在桌子底下，用肩膀驮着桌子在挪步。
桌上搁了好几碟蔬菜，还有小小的烛台和香炉。原来她是在独个儿祭拜余家祖宗。她想把桌子移到阳台门前，没有人帮她，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妈妈算得上一个现代知识妇女，过去对祭拜的事并不热心，只是跟着祖母在做。但现在余家只剩下了她一个人在守门，她扛起了修补余家香火的祈愿。
我怕吓着妈妈，没有立即上前帮忙。妈妈把桌子放稳了，正要低头钻出来，却看到了我泥渍斑斑的脚。
她惊叫一声，抬起头来。
我伸出双手弯下腰去，却不知怎么跪了下来。
妈妈！
五 稍稍打开的窗
当天晚上就知道了，我在农场期间，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已经下台，一些老干部在掌权，但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爸爸平时可以回家，一有“风吹草动”，还要去单位报到，接受关押。
现在掌权的老干部，在“文革”初期也是与爸爸一起被“打倒”的。为什么他们没事了，爸爸还有事？到底什么事？
我怕触动爸爸的伤心处，没敢问。
过了两天我试探性地问爸爸：“什么叫风吹草动？”
爸爸说：“不大清楚，好像是指外面的阶级斗争形势。”
我顺手拿起桌上的一张报纸，说：“现在外面的阶级斗争形势是，连美国总统尼克松都要来了！”
尼克松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下旬到上海的，离林彪事件还不到半年。周恩来要与他在锦江饭店谈判，他的车队从西郊宾馆出发，要经过南京路。
那天我回家，看到爸爸、妈妈都准备出门。
尼克松的来到，就是爸爸上次所说的“风吹草动”，而且是大吹大动。爸爸作为被审查对象，有破坏嫌疑，必须到单位关押。这对他来说早已不用做什么准备，心情轻松地坐在一边等妈妈。他单位正好在南京路，可以与妈妈一起走。
妈妈为什么要去南京路？是为了站在沿街的窗口欢迎尼克松。这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上了他们对南京路沿街住户的陌生，因陌生而构成安全制衡。
我问妈妈：“上级对你们提过什么要求吗？”
妈妈说：“已经到居民委员会开过会。一要防范有人向尼克松车队开枪，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络。”
爸爸笑了：“第一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国宾；第二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敌人。”
妈妈说：“还规定了，三分之二的窗关闭，三分之一的窗打开。我幸好分在关闭的窗里。”
我问：“为什么说幸好？”
妈妈说：“打开的窗子里要挥手，很麻烦。规定了，不能把手伸出去大挥大摇，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也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
“那怎么挥？”爸爸好奇地问。
妈妈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伸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高兴，而是微笑。”
爸爸按照这个标准练习起来。妈妈说：“你不用练，你的窗户一定关闭。”
正说着，阳台下有人喊妈妈。我伸头一看，下面很多中老年妇女已经集合，中间还夹杂了一些老年男人。
爸爸、妈妈下楼了。我在阳台上听到居民小组长在说：“你们两个都去？太好了，我们正愁人数不够。”
爸爸说：“我还有别的事，只是顺路。”
我暗笑，“别的事”，就是去关押。
在爸爸、妈妈的窗口下经过的尼克松，与周恩来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随之，中国又要恢复联合国的席位。整个局势转眼间就发生了重大改变。
后来才知道，周恩来在尼克松访华前几个月，就到上海布置了重建教育文化的一系列工作。他认为，要结束封闭，首先要结束灾难。当时上海的官员中有不少“文革派”，他们从林彪事件和中美交往中知道形势已经逆转，多数人在万分惶恐中转变了立场。周恩来在上海下令，为了应对重返联合国和推进中美关系的紧迫人才需要，大学立即复课，所有的教师回校编教材、编学报、编词典。
中文教材最容易受到极左派指责，按照当时的主流意识，只有用“革命样板戏”和毛泽东诗文做教材，但周恩来决定，先以鲁迅为教材。因为鲁迅是真正的文学家，经由他，可以兼及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各种文体。同时，周恩来还考虑到，鲁迅是毛泽东肯定过的，先用他的作品做中文教材，极左派虽然不高兴，却也不便立即大声反对。
这件事，就与我有点关系了。
周恩来指示成立的鲁迅教材编写组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宿舍，由上海各文科高校的教师组成。我受学校的指派去参与，但分到的事情很少，只注释了鲁迅的两篇小说，写了鲁迅在广州几个月的事迹，几天就做完了。然而，看着各校教师刚刚从农村回来就全心投入了教材和词典的编写，又听说北京也在大规模地标点古籍、翻译名著，我产生了一点感动。
很快，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入学了，复旦校园里又出现了阔别多年的热闹景象。说是“工农兵学员”，其实就是前些年中断学业“上山下乡”的中学生。他们是幸运儿，多数同龄人还在农村，没有获得上学复课的机会。但是，他们的出现，却使周恩来领导的教育文化恢复工程有了生命化的证明。教师们一见，知道这事是真的了。
几乎所有的教师都立即手忙脚乱地抢时间，要把损失的几年补回来。他们当时所写、所讲的内容，还比较粗糙，来不及筛去时代的杂质。可理解的是，这是在救急，就像救灾的米麦中夹带着杂质一样。
我由于前几年已经彻底绝望，因此面对这样的大转折，走在校园里一次次眼眶湿润，心里总重复着四个字：“天佑中华。”
我这个人一直对政治人物缺少理解，但对于在灾难中恢复教育文化的周恩来，却是佩服。因为如果他不在一九七一年就开始做这件事，中国教育文化的精气神难免散尽，再收拾就不容易了。我曾说，为什么后来恢复高考时所有的大学都有能力立即开课？因为周恩来在五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做准备。
但是，这么重大的壮举，在极左派看来是“右倾翻案”，他们坐立不安。
那天我回学院，看到教育楼的红砖外墙上新贴出一条标语：
不要资产阶级文痞，
宁要无产阶级文盲。
这种标语在当时看得多了，但这次，显然是针对着周恩来领导的复课。
我历来不怕极左派，现在更不怕了，就立即在标语边贴了一张纸条，这在当时叫“戳一枪”。我写的是：
上海的流氓总把别人说成是流氓，
上海的文痞也是一样。
写完，签上自己的名。刚贴出，就围着很多人在看，表情兴奋。可见，社会气氛已变。当天下午，张可老师在路边看到我，一笑，说：“那一枪，很准。”
我说：“我看了那么多年，发现破坏文化的，都是文人。他们是真正的文痞。”
张可老师说：“文痞很滥，你要小心。”
我说：“不怕他们。”
果然，第二天下午，在我贴纸条的上方，一条新标语又出现了：
警惕老保翻案！
“老保”，指的是反对文革的“保守派”。在我们学院，领头的有三个，被造反派称为“三座大山”，我是其中之一，大家都知道。
我又在这条标语边“戳一枪”：
天地大案尚未审，
何人翻案未可知。
这次我干脆署名为“老保大山”。如果在几年前，这样署名一定会遭来暴徒们的批斗，但现在形势已经不同。周恩来、尼克松、联合国、编教材……这一切，加上我家与造反派的生死仇恨，再加上自己在农场的极限挣扎，已使我浑身胆气。
就在这时，我爸爸得了重病。急性肝炎并发糖尿病、高血压，已从关押处转到医院，医院连续发出六次病危通知。
医院里的爸爸，脸色姜黄，骨瘦如柴，看到我，居然满眼抱歉。他的意思是，带着那么多麻烦没有解决，却要离世而去，整副家庭重担撂给我这个还没有工作的大儿子身上了。
爸爸看来已经凶多吉少，没想到，一位叫姚鸿光的医生用中西医结合的实验，救了他一命。
我的几个弟弟都在农村和渔船上艰苦劳作，只能由我陪妈妈到医院照顾爸爸。但是，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复旦大学离市区实在太远。
因此，我离开教材组回到市区，与妈妈轮替着到医院病房照顾爸爸。爸爸的病情，似乎在一点点好起来。我觉得这是天大的侥幸。我两次暗暗自勉：天不绝人，人不该自绝，既临绝境，正无妨更加勇敢。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医院附近有一家创办不久的文学杂志《朝霞》，遇到了大麻烦。
这家文学杂志很“左”，没有什么水准，却有一篇小说被认为有讽刺“工总司”之嫌。这可不得了，“工总司”司令王洪文在林彪事件后已跃升为中国的第三号人物，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毛、周都是生了重病的老人，王洪文眼看要成为全国最高领袖了，这种态势使他在上海造反时的小兄弟骄纵得不可一世。“谁敢讽刺我们？”他们二话不说冲到《朝霞》编辑部，横七竖八地贴了大量威胁标语，说如果不立即认罪就要来“捣烂”、“踏平”、“血洗”。
我去看了一眼编辑部，在树林般的飘飘纸幡下，那些编辑吓得面无人色，不知道该怎么办。
“又是工总司！”我想，爸爸被他们折腾了那么多年我都找不到他们，他们竟到这里来撒野了。我无力抗击他们，但如果他们得势，岂非白活一遭？第二天我离开爸爸病房后就去找了当时被称为“写作组”的文教管理部门，那家杂志应该也是他们管的。
谁知他们那里更加惶恐，原本联系《朝霞》的一位陈女士已经逃走，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他们不了解我，但从表情看出了我对工总司的厌恶，就对我说：“我们的人不能去了，你方便，去看看工总司的动静，好吗？”
我说：“我早就想会会他们了！”
我去了编辑部，避过两个号称“工人作家”的疑似“工总司”坐探，与其他编辑一起想了一个办法：找几十名工农业余作者，满满地挤在编辑部楼梯口的那间大房间，听我的讲座。这样，工总司如果来动武就有困难了，因为这么多听讲座的作者也全是工人和农民，而我，只是一名青年教师，没有别的身份。
我先讲鲁迅小说。几天后，再讲《红楼梦》。当时已经知道，毛泽东也喜欢《红楼梦》，因此可以大胆讲。但有时我想到屈死的叔叔，会突然语气哽咽，使听讲者大感奇怪。我边讲边关注着房门口的楼梯，等着工总司。
“工总司”如果真来动武，一定会把我抓走，然后查出我爸爸是被他们打倒的对象，后果有点严重。因此，那些天，我真正算得上大胆。门口有了较大的响动，我心一哆嗦，然后吸一口气，继续讲。
后来，据说王洪文在北京也不想上海的兄弟再折腾这等小事，危机过去了。那个先前躲起来了的陈女士重新高调出现，我又回到了爸爸的病床边。但不幸的是，我已传染了爸爸的肝炎，一时病情比爸爸还重，自己要住医院了。
在我住院期间，外面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场名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批判运动又在全国掀起。
当时周恩来总理已经病危，“反击”的对象是他的助手邓小平，因此又叫“批邓”。这场运动直接关系到毛泽东身后中国的政治接班，可谓生死予夺。因此全国一片肃杀之气，任何人都必须参加，谁也不能对抗。
谁也不能对抗？未必。我既然已经咬着牙齿对抗过造反，对抗过饥饿，对抗过洪水，对抗过“工总司”，那么，现在还怕什么？
正在这时，传来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上海的当权者生怕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禁止一切悼念活动。我一听，立即拉着一起住院的静安区副区长赵纪锁先生，在虹桥医院第六病区组织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所有的病人都参加了。
这是当时全上海唯一的悼念仪式，已经受到“工总司”的密切关注。一个与我们一起编过鲁迅教材、又为“工总司”讲课的文人，突然带着两个人来医院“探病”，目光在我的病房里闪来闪去。我知道情况有异，当天晚上，在两个护士的帮助下，快速出院。
当时的上海，很难找到躲避之处。好不容易通过一个熟人，找到了一个仅能容身的小窝棚。我躲在里边，一个多月几乎没有见过一个人，直到弟弟送来一封信，说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要到上海来看我。
盛钟健老师弯着腰看了看我的小窝棚，又用手按了按那张用木板和砖块搭起的小床，说：“这不行，不是人住的地方，一定要搬出去。”
我说：“外面一片嘈杂。”
盛老师说：“如果你只是怕嘈杂，不怕艰苦，我可以到乡下山间给你找一个住处。”
我拜托他找，说怎么艰苦都可以。他回去后不久，就来信说找到了，并告诉我坐什么船，再坐什么车，他在何处等我。
我立即告别爸爸、妈妈，七拐八弯，住到了奉化县的一处山间老屋里边。奉化，是早就败退台湾的国民党首领蒋介石的家乡。
对上海而言，我彻底失踪了，失踪于又一拨政治狂浪袭来之时。
我不想再看到暴徒们的嘴脸，因此远远躲进了一处山间老屋。何时下山？那就要听从上天的指令了。
六 老人和老屋
这山间老屋已经很有年岁，处处衰朽。隐隐约约，还能看出当年一点不平常的气息。楼有两层，盛老师在当地的两个朋友用一把生锈的钥匙打开一把生锈的大锁，破门开了。走上一个满是灰尘的楼梯，在转弯处有一个小小的亭子间，大概有四平方米吧，这就是我的住处。
我知道周围山间都没有人住，那两位朋友已经为我架好了一张小床，留下一个水瓶，关照我不要忘了关门，就走了。我一个人坐下，盘算着什么时候下山搜罗一点耐饥的食品，再到山溪打一桶水。这个晚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天老地荒般的彻底孤独。
夜里风雨很大。无际的林木全都变成了黑海怒涛，尽着性子在奔涌咆哮。没有灯火的哆嗦，也没有野禽的呻吟……
第二天上午，风雨停了，我听到一种轻轻地推开楼下破门的声音。正因为轻，把我吓着了。
更让我发怵的是，破门又被轻轻合上了，传来更轻的走楼梯的脚步声。
再一听，好像不是脚步声，只是老楼梯的木头在自个儿咯咯作响。
我把自己的房门推开一条最小的缝往外看，只见一个极其清瘦的老人，朝我的房间走来。我立即转身把自己贴在墙上平一平心气，等待着有什么事发生。但是，老人并没有进来，他在我门口转了个弯，又继续往上走。到了二楼，他从衣袋里摸出钥匙，把那间朝南正房的大门打开了。他进了门，但没有把门关住。
老大爷显然并不知道我住在这里。但他是谁？在这里做什么？那间房间又是干什么用的？陪我来的那两位朋友并没有提起。
本来，被吓着的应该是我。但是他老成这个样子了，我却担心起他被我吓着。我故意用手在门框上弄响了一点声音，老大爷听见了，从二楼门口看下来，我随即跟他打了个招呼，并告诉他，是谁让我住在这里的。老大爷和气地点了点头，我也就顺便上了楼梯。
楼梯正好十级。我站在二楼正间的门口往里望，嗬，满满一屋子的旧书！老大爷邀我进屋，我坐下与他聊了起来。
他看了我一眼，说：“我们奉化是蒋介石的家乡，这你应该是知道的。这是蒋介石的图书馆，按他的名字，叫中正图书馆。”听得出来，他对现代年轻人的历史知识有怀疑，因此尽量往浅里说。
我问：“能看看吗？”
他说：“请。”
我走到第一个书橱，就在《四部丛刊》前停了下来，并伸手打开橱门，取出一部，翻看了一下。
老大爷有点吃惊，便随口说：“这《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都是当地一个叫朱守梅的绅士，在一九三〇年捐献的。”
我说：“一九三〇年捐献的可能是《四部丛刊》吧，因为《四部备要》要到一九三六年才出版。”
老大爷眼睛一亮，看了我一会儿，又立即走到另一个书橱前，从里边取出《四部备要》翻看。然后把书放回，笑着对我说：“你是对的，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
我看到这满屋子的书早已喜不自禁，为了进一步取得老大爷的信任，不得不继续“显摆”下去。我说：“中华书局是冲着商务印书馆来的，《四部丛刊》应该是商务版。”
老大爷从我眼前取出一套翻了翻，说：“你又说对了。看来中华书局后来居上，《备要》比《丛刊》好读，新式排版，干净清晰。”
我还在说下去：“商务也有更清晰的，你看这，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我用手指了指对面的一个书橱。
就这么扯了几句，老大爷已经完全对我另眼相看。
他拉了把藤椅让我坐下，自己坐在我对面，说：“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但你住在这里，这些书算是遇到知音了。”
“我能随意借阅这里所有的书吗？”我兴奋地问。
“随意。但不能离开这个房间，到你那个亭子间也不许，这是一九三〇年定下的规矩。”他说。
我一笑，心想，“文革”初期造反派没发现这儿还算侥幸，他居然还固守着一九三〇年的规矩。但是，这种不识时务，让人尊敬。
“那您几天来一次？”我问。
“如果你要看书，我可以天天来。”他说。
“这多么麻烦您啊。”我说。
“我平日没事。你来看书，我陪着高兴。”他说。
果然，以后老大爷天天来，我也就能天天看书了。
这些书，我以前都见过，大一点的图书馆都有，否则我哪能随口说出它们的版本？只不过，所有的图书馆都在城里，没有这里的安静。在这里读书不仅没有干扰，而且也不存在任何功利，只让自己的心毫无障碍地与书中的古人对晤。这种情景，我没有遇到过，这些书也没有遇到过。
没有功利，却有动力。我刚刚经历过的家庭灾难和社会灾难，至今尚未了结。里里外外吃了那么多苦，死了那么多人，中国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我要在这些书中寻找答案。起点是黄帝、炎帝和蚩尤，重点是老子、孔子和墨子。
这山上，经常有半夜的狂风暴雨。老大爷傍晚就下山了，可怖的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一个人。这是我与古代完全合一的混沌时刻，总觉得有一种浩大无比的东西随着狂风暴雨破窗而入，灌注我的全身。
我每隔四天下山一次，买点最便宜的吃食。不同季节的山野，景色变化无穷。脚下总是厚厚的落叶，被湿湿的岚气压了一夜，软绵绵的踩上去没有任何声音。但是等我上山，太阳已经晒了好一会儿，连落叶也都干挺起来，一下脚便簌簌作响。欢快的蝉声，因我的脚步时起时落。
走山路的经验使我想起家乡。我的家乡离这儿不远。从这里看过去，隔着青灰色的雾霭，有一些水墨画似的峰峦。到了墨枯笔抖的地方，就到了。那儿也有很多老屋，其中一间的屋顶下，住着我的祖母。
祖母。至今余家的最高精神领袖，穿越了多少人生恶战，还在屋檐下设想着聚族而居。我本来打算在这里住一阵之后搭一辆长途汽车，再走多少路，去看看她。但是，这一楼古书已经开始了我的另一份学历，功课紧张得废寝忘食。我请祖母稍稍等待，等我研习完这一段，就过去。
赤脚查阅古籍。
——我就这样在山路上胡思乱想，抬头一看已到了山下。
我在山上，由于盛老师的两位当地朋友，得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又由于路过的两位山民，知道了毛泽东去世。
在知道第二个消息的当天，我就立即下山，赶往上海。
我有预感，一个时代结束了。
到上海一看，一切依旧。天下所有的大变动，都会有一个“憋劲”的时间。乍一看，风停云沉，鸟雀无声。
一见面，妈妈就忙忙乱乱地到里间去给我寻找洗澡的替换衣服了，爸爸严肃地看着我，说：“益生去世了！”
啊？我呆住了。
益生哥才比我大一岁，生了什么病？爸爸说：“是自杀，为了结婚的事。”
我问了半天，终于把事情的轮廓搞清楚了。
原来，益生哥听了我的话，没有参加“工宣队”进驻大学，但同厂的多数工人都去进驻了，结果生产停顿，无所事事。他成天待在家里不上班，便养起了一缸金鱼。有一天他发现，对窗也有一缸金鱼，比自己养得好，而金鱼缸后面的女主人，更让他眼睛一亮。上海居所拥挤，所谓“对窗”也就是一竿之遥，两人从隔空讨论养金鱼的经验开始，渐渐好上了。但是姨妈听说对窗女子曾经有过一次婚姻，便竭力阻止。
他们母子两人，就此展开了长达几年的游击战。益生哥烦不胜烦，干脆躲到了乡下，住在外公家里。但他与自己的恋人已经很难分开，两人多次在乡下幽会。于是，那位我们的长辈都认识的海姐，出了一个只有小市民妇女才想得出来的坏主意：打电报给益生哥，宣布姨妈昨夜上吊自杀，正在抢救。
这个伪造的消息本来是要诱骗益生哥快速赶回上海的，但是，老实的益生哥只觉得母亲一生全是为了自己，“她死不如我死”，便仰脖喝了农药。
“这么说，他是在家乡死的？”我问。
“对，死在家乡，葬在家乡。”爸爸说。
“姨妈怎么样了？”
“几乎疯了。”妈妈说，“长时间住在乡下，天天给儿子上坟，一次次用头撞墓碑，鲜血淋漓。”
“她还立了遗嘱，”爸爸补充道，“说自己死了不与儿子葬在一起，怕儿子烦心，但她一定要葬在附近，到了阴间也天天向儿子道歉。”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悲苦的故事。
这个真实的故事再一次证明，天下很多灾难，出自爱。
益生哥和姨妈，在“文革”中并没有受到过任何批判。但是社会乱成这样，人人无法沟通，个个都走极端，爱恨全成畸形，连他们也活不下去。
几天后，爸爸急匆匆进门，喘着气，说：“北京那几个最讨厌的人，被抓起来了。三男一女，现在都叫他们‘四人帮’。”
妈妈说：“真爽气！”
我一听便“霍”地站了起来，说：“爸爸、妈妈，我马上到乡下，把祖母接回上海！”
先坐海轮，再乘长途汽车，第二天傍晚我就回到了老家。
进村就见到背靠在槐树上站着的李龙，奇怪的是他一点也不老。
我叫了他一声“李龙叔”，他一抖，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叫过他。然后，他走近一步，直愣愣地看着我：“你是谁啊，上海来的吧，那就是……秋雨！没错，秋雨。”
“跟我来。”他边说边陪我去见祖母。
像村里的其他人家一样，祖母并没有把房门关严，留着一条缝。李龙要去推门，我把他拉住了。我担心祖母那么年老了，经受不住突然的惊喜，便伸手敲了敲门。
一个快乐的声音从里边传出，是祖母。她说：“秋雨到了，进来！”
我连忙推门进去，走到祖母跟前，弯腰捧起她的手，问：“祖母，您怎么知道是我来了？”
祖母拉我坐下，看着我，得意地一笑：“第一，村里没有人会敲门，要敲也不是这种敲法；第二，我知道你这两天会回来接我，北京的事情我在广播里都听到了。”她指了指屋外挂着的一个拉线广播盒子，每家门口都有。
祖母还是祖母，判断力无人能及。
“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但你要在这里多住几天。看看外公，再上一回山。”
我满眼佩服地乖乖点头。
外婆几年前去世后，外公一个人在过日子。他没有祖母那么好的判断力，一见我吓了一跳。然后，他搓着手憨笑，坐下来开始毫无次序地讲各种事情，好像有十辈子的话要吐给我。我假装全都听明白了，不断点头。最后他说：“你要上山，好。你余家长辈的坟都在上面，所有的墓碑都是我写的。”
说着，他突然把自己坐的椅子朝我顿进了一步，轻声说：“我在志士的墓碑上还特地写了‘同志’两字，也算是给他恢复名誉。我看出来了，这报纸上谁的名字下加‘同志’了，也就算平反了。”
这完全出乎意外。首先用这种奇怪方式为我叔叔申冤的，居然是他老人家。想当初，余家要请他为祖父写墓碑的时候，年轻的叔叔还坚决不同意呢。
我想告诉外公，但没有说出口：叔叔一生，与谁也不是“同志”，就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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