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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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
一 侍母日记
2012年11月18曰
马兰来电急告，我妈妈的病情突然危重，已经失去意识，但暂无生命危险。马兰遇到急事，总是会用一种平静的口气，但今天却无法平静了，要我尽快从北京回到上海。
已经失去意识？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北京我刚到两天，是来讲课的，半年前就安排好了的课程。
我急忙给讲课单位去电话。对方说：“啊呀不好，听课的都是忙人，已经从各单位请假，集中在一起了。这门课，实在很难调。”
我一再道歉，说：“最后陪侍妈妈，也是我的一门大课。这门课，一辈子只上一次，没法调。”
对方被感动了，称赞我，但又支支吾吾地说：“能不能……”
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先抢着讲几次课，再回上海。
我说：“各种模范人物为了工作而牺牲亲情的事，老是被宣扬，我却不大赞成。亲情是生命哲学，又是中国哲学，正是我要讲的课。”
我又加了一句：“欠你们的情，我以后一定加倍补上。”
2012年11月19日
在上海长征医院的病房里，我看到了妈妈。
她闭着眼，没有表情。
我俯下头去，轻轻呼喊，还告诉她，我是谁。
几十年来，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她都快速反应，而且非常高兴。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她可以在酣梦深处猛然醒来，她可以在喧闹街市突然回头。但今天，她没有反应。在我记忆中，这还是第一次。
马兰凑在她耳边说：“妈，阿雨来了。妈，是阿雨呀……”
还是没有反应。
按照我们都看熟了的文艺作品，妈妈虽然没有反应，却有可能在眼角沁出一痕泪水。
但是，妈妈没有。
马兰直起身来对我说：“如果眼角有泪，证明妈妈还很清醒，但这种清醒就是痛苦。”
我说：“对。子女不应该对老人做最后的情感索取。”
医院病房里经常传来年轻人对老人的大呼小叫，其实是不应该的。老人敏感，平日稍稍听到一点噪音就不能入眠，此刻更想安静。因此，在这样的时刻不吵不闹，可能也是一份孝心。如果想用大呼小叫换来老人的一点点反应，则是在踩踏一种极不对称的生理天平。
我想，在生命幽微的时刻，老人已经进入一种烟水迷蒙的“渐隐”状态。如果再让他们怆然睁眼，重新感受生离死别，实在有点过分。
幸好，我妈妈的“渐隐”过程没有被阻断，满脸安详，眼角干爽。
2012年11月20日
我几经询问，终于打听到了妈妈毕生的最后话语。
前天进医院后，保姆小许问她，想吃什么。妈妈嘴角一笑，说：“虾。”
其实不是她现在想吃，而是顺口念叨了一种晚年最喜爱的食物。
她说的虾，是小虾，清水煮的，不腥不腻，口味很鲜。记得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贫困，妈妈到河边淘米时，会顺手在长满青苔的埠头石上摸下一把小螺，我们乡下叫“丝螺”，算是荤菜了。偶尔，也会用淘箩捞到几只小虾，那就是当天盛事，会在饭桌上让来让去。
妈妈晚年，常用筷子拨着餐桌上那一碟子清水小虾，回想起家乡小河边的蕰藻蝌蚪、芦苇蜻蜓。专家证明，人们在食物上的毕生爱好，大多与早年有关。
小虾对于妈妈的早年，只是稀罕，却不常见。比较常见的美食是一种小点心，叫“橘红糕”。其实是一些软软的米粉粒，制作时加了一点橘子皮和糖。我家有一个远房亲戚是一家南货店里的制作工匠，因此吃到的机会比较多。我每次拉着祖母的衣襟到南货店去，那位老板娘与祖母年龄相仿，总会抬起手来，用一个大拇指按到祖母嘴里，那是按进去了一粒橘红糕。第二下，就会按到我嘴里了。
这种小点心，居然留在了妈妈的记忆深处。
医生来查病房时，想与妈妈说几句话，便弯下腰去问：“奶奶，您最想吃什么？”
妈妈看着陌生的医生，随口说：“橘红糕。”
她似乎立即觉得不太对，怎么把几十年没吃过的东西说出来了，便害羞地笑出声来。
妈妈笑得很敞亮、很天真。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语言，最后笑声。
你看她，先说清水虾，晚年最爱；再说橘红糕，早年最爱。妈妈用两种最小的食品，“起点性的食品”和“终点性的食品”，概括了自己的一生。
在这两种食品之间，无限的风雨，无尽的血泪，都删去了。她把人生压到了最低最简，让她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因此就用笑声自嘲。
自嘲之后，她不再有片言只语。
我听保姆和医生一说，便用一字总结：“禅。”
“什么？”医生没听明白。
“禅。只记住一种最简单的生活方式，打破了虚假常规，至低即是至高。”我说。
医生点头。
2012年11月21日
妈妈好些天已经不能进食，用“鼻饲”的方式维持生命。我妻子定时用棉签蘸一些蒸馏水，湿润她的嘴唇。
妈妈的嘴，一直很好看，到了九十高龄还是不瘪不垂，保持着优美的形态。
舅舅多次说，我妈妈年轻时是个大美女，没嫁到乡下去时，走在上海的马路上，多少人都在看她，走过去了还不断回头。
舅舅是从上海路人的眼光来判断美丽的，在这一点上，我比舅舅厉害。我小时候在那个贪瘠的小山村中，并没有路人的眼光帮助我，只凭着一个孩子的自然天性，就知道妈妈很美。
美具有一种“跨界传染性”。我从妈妈的美，扩展到对自然美的认知，最后，抵达艺术美和文学美。
为此，我对美学的理解，与别的学者不同。我相信人类与美在起点上是一种天性对应，并不是通过教育。小孩子都会在五六岁时就被山光水色惊呆，为秋山晚霞痴迷，并无任何课堂指引。
当然，仅有天性并不够，还必须加注内涵。这内涵，主要不是来自学问，而是来自经历。例如此刻马兰用棉签在一点点湿润的妈妈的嘴，曾经面对过一大堆小嘴。那些小嘴要吞食，要咀嚼，要饮啜，要滋润。这个包围圈，一直延续了很多年。这就使妈妈的嘴有了另一番生命力度和美学力度。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和祖母一样，喜欢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看我们的嘴。有时，是她们喂我们，勺子送到我们嘴边，她们的嘴先张开了，直到我们把食物咽下。转眼，下一勺又来了，她们的嘴又再度张开。这就是我对她们的嘴的最鲜明记忆，却怎么也记不起来她们自己吃东西的样子。
那么多年天天坐在一起吃饭，竟然记不起来她们吃东西的样子，可见我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眼前的饭菜了。真是不懂事的后辈，现在想来，还是万分羞愧。
直到今天，随着马兰手上的棉签，我才细看妈妈的嘴。它的张合，是我们的童年；它的紧闭，咬过了饥饿和灾难；它的微笑，是我们的家园。此刻，它终于干涸了，干涸在不懂事的后辈前面。
2012年11月22日
昨天晚上妈妈呼吸急促，今天早上又回到了常态。
我们家兄弟众多，一批又一批来轮流守候。各家的“另一半”也都不断地来，再加上舅舅、舅妈、亲戚、朋友，这个病房肯定是整个医院最拥挤的。好在，所有来的人都轻手轻脚，细声交谈，没有出现一丝嘈杂。
开始，医生和护士门见到这么多人有点皱眉。但不久，他们感动了。一位医学博士对我说：“现在很少再有这样的家庭了，全体出动，又那么有序。而且，像您和马兰老师这样的大名人，也都天天陪着……”
这么多人来来去去，需要有一个总指挥。这个人既要与医生密切联系，商讨各种医疗方案，又要安排轮流值班，还要接待老老少少的探望者，更要让所有的人都由衷地服从，发现任何特殊情况都要立即调整。这个总指挥，就是我的妻子马兰。
整整二十几年，马兰一直是余家上下最有威信的“大嫂”。各种事情，只要产生了纠缠或麻烦，大家都会等待她来处理。而她一处理，总是干脆利落，各方心服。
妈妈最早是从电视上认识马兰的。待到我们成家后，妈妈看到我原来乱麻般的生活状态，突然变得井井有条，轻松愉快，她实在吃惊不小。马兰有语言才能，很快学会了妈妈那种半是慈溪话、半是上海话的奇怪语言，两人就变得非常亲热了，一见面便搂在一起。
马兰有一种不露声色的感染力。在她的影响下，我们四兄弟的四个媳妇，都变成了知心姐妹。她们与妈妈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丝一毫的“婆媳纠纷”。无论是她们还是妈妈，对这种“纠纷”完全无法想象。
那时候，妈妈的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还非常健全。她始终认为，我作为她的大儿子，毕生的最大成绩并不是写了那么多书，也不是拥有那么多读者和学生，而是找到了一个好妻子。
直到一个月前，我们全家一起吃饭，妈妈当时还没有生重病，拍了一下坐在身边的我，附耳说了一句：“看来看去，马兰是真正的漂亮，你长得一般。”
说完她笑了一下，轻轻地摇头，为她把我生得“一般”而抱歉。
对谁抱歉？当然不是对我。好像，是对马兰的父母亲。
2012年11月23日
医生说，妈妈发生了脑萎缩，有一段时间了。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都在回想。
不错，最大的标志，是迷路。
前年，妈妈就有过一次让全家紧张的长时间迷路。她历来喜欢独自走路，而且对认路颇有自信。但那一次，她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她边走边看路牌，相信前面一条路应该认识。但是，到了前面一看，还是不认识。她不认为这是迷路，因此绝不问人。
我儿时在乡下跟着她走远路，在田埂间也迷过路，她同样不问人。那时是因为害羞，一切漂亮的女孩都会有这种障碍。后来年纪大了，但羞于问路的习惯却留了下来。
这次迷路，非常严重。她这么大的年纪，竟然在上海的街市间步行了整整十一个小时！我们全家上下十几个人一起出动，分头寻找，还报了警。直到几近绝望之时，终于接到了警方的电话：“发现了一个头面干净又大汗淋漓的老太太。”
见到她时，她已经喝了警察提供的热豆浆，还吃了一个汉堡包，体力又恢复了。她完全不承认，自己在外面走了那么久。
“最多两三条街，不到一个小时。”她说。
那时她已经八十八岁，我们不能不赞叹她惊人的生命力。但也曾掠过一丝担忧：她其实一直在近处绕圈子，脑子是否出了一点小毛病？
尽管她嘴上很硬，但在行动上，从此再也不敢一人走长路了。我们也吩咐保姆小许一直跟着，不要离开太久。
我相信，她在找路的十一个小时中间，已经深深受到惊吓。不知道自己今天怎么了，不知道街道今天怎么了，不知道上海今天怎么了，不知道世界今天怎么了。
这种生命体验十分恐怖。眼见的一切都是陌生，连任何细节也找不到一点亲切。她要摆脱这种恐怖，因此走、走、走，不敢有一步停息。
与她有关的一大堆生命都在寻找她，但不知是谁的安排，有那么长时间，她“不被找到”。而且，是没有理由地“不被找到”。
这是一次放逐，又是一个预兆。
为了感谢那几位警察，我送去几本自己写的书。警察一看，笑着说：“原来是您的母亲，连迷路都让人震惊。”
2012年12月23日
妈妈今天有点发烧，医生在吊针里加了药，过几小时就退了。
蔡医生把马兰拉过一边，问，如果妈妈出现了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采取那些特殊抢救方式？
马兰问：“什么样的特殊抢救方式？”
医生说：“譬如电击，切开器官，等等。”
马兰问：“这样的抢救能让意识恢复吗？”
医生说：“那是不可能了，只是延续生命。”
马兰问：“能延续多久？”
医生说：“最多一两个星期吧。”
马兰说：“这事要问秋雨，但我已有结论：让妈妈走得体面和尊严。”
我和弟弟们听说后，一致同意马兰的结论。
很多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做出相反的选择。为了短暂的延续，不惜做出“残忍抢救”。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就没有孝心，会被别人指责。
其实，让老人保持最后的体面和尊严，是子女的最大责任。我相信，我们的结论也就是妈妈自己的结论。
在这一点上，我们遗传了她，有把握代她发言。
妈妈一生，太要求体面了。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典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走出来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肯少活多少年，哪里在乎一两个星期？
记得几年前，我曾用轻松的笔法写过一篇《体面人生三十项》的小文章，其中三项与死亡有关。那就是：一、拒绝“残忍抢救”；二、拒绝穿统一的“寿衣”；三、拒绝在碑文上写官职。
妈妈从来没有官职，前面两项当然都会做到。
2012年11月24日
妈妈今天的脸色，似乎褪去了一层灰色。
马兰轻声在我耳边说：“妈妈会创造生命的奇迹吗？”
我说：“但愿，却不会。”
妈妈，您真要走了吗？我童年的很多故事，只有您我两人记得。即使忘了，一提起还会想起。您不在了，童年也就破碎了。
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源了。
我每次做出重大选择，总会估量会不会对您带来伤害。您不在了，我可以不做这种估量了，但是，那些行动也就失去了世代，失去了血脉，失去了力量。
妈妈，您知道吗，您虽然已经不会言语，却打开了我们心底的千言万语……
（注：日记太长了，先选八天吧。）
二 为妈妈致悼词
感谢诸位，来与我们一起，送别亲爱的妈妈。
我妈妈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出生，于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九日凌晨去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整整九十年，也算高龄了。妈妈在最后的日子里没有任何痛苦，只因老年性的心血管系统疾病失去了意识。我们这些晚辈一天天都轮流陪在她身边，她走得很安详。
因此，我要求几位弟弟，在今天的追悼会上不要过于悲伤，更不要失声痛哭。
悲伤和痛哭，容易进入一种共同模式，这是妈妈不喜欢的。记得十年前我们也在这里追悼爸爸，从头到底，妈妈一直都没有哭，大家以为她过度悲痛而失神了。但是，回到家里，在爸爸那个小小的写字台前，她突然号啕大哭，哭得像一个小女孩一样。马兰抱住她，抚摩着她的背，她哭了很久很久。从此，整整十年，直到她自己去世，她不再哭过一声，不再流一滴眼泪。她此生的哭声和眼泪，全都终止于爸爸。
妈妈拒绝一切群体化的悲伤，避过一切模式化的情感。我们今天，也要顺着她。那就让我们在心底，为这独一无二的生命，唱一首独一无二的送别之歌。
妈妈的独一无二，可以从一件小事说起。几天前，我们守在妈妈床边，为她服务了十年之久的保姆小许动情地说，整整十年，没有听到过她的一句责备，一句重话。
我说：“你只有十年，我是她的大儿子，多少年了？从小到大，也没有听到过。”
其实，今天到场的舅舅、舅妈和所有年长的亲友都可以证明，在你们漫长的人生记忆里，有没有留下一丝一毫有关我妈妈稍稍发火的记忆？
我看到你们全在摇头，对，肯定没有。我一生见到的妈妈，永远只是微笑，只是倾听，只是腼腆，最多，只是沉默。直到半年前一起吃饭，我说她毛笔字写得比我好，她还腼腆得满脸通红。
但是，我要告诉今天在场的年轻人，不要小看了微笑和腼腆。你们眼前的这位老人，还留下了一系列艰深的难题。
对于这些难题，我曾多次当面问过妈妈，她只是三言两语匆匆带过。每次，我总以为还有机会细问。也许在一个没有旁人的安静下午，让她一点点地回答我。但是，这个机会再也没有了，她把一切答案都带走了。
于是，我心中的难题，也就成了永远的难题，无人可解。
第一个难题。她这么一个大城市的富家之女，为了在战争年月支撑一个小家庭，居然同意离别在上海工作的丈夫，到最贫困的乡村度过自己美丽的青春，一切生活细节都回到她完全不熟悉的原始起点。对她来说，就像一下子跌进了石器时代。这，怎么可能？
第二个难题。回去的乡村，方圆多少里只有她一个人识字，她却独自挑起了文明启蒙的全部重担。开办识字班，为每家每户写信、读信、记柴账、谷账……她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却没有任何人要她这么做，也没有得到过任何报酬。这，又怎么可能？
第三个难题。她和爸爸，这对年轻夫妇，当初是怎么冒险决定的，让他们刚刚出生的大儿子，我，在如此荒昧的农村进入至关重要的早期教育？在那所极其简陋的小学开办之前，是由妈妈独自承担吗？在我七岁的时候，妈妈又果断地决定，我每天晚上不再做功课、写作业，而是替代她，来为所有的乡亲写信、记账。她做出这个决定，显然是为了培养我的人生责任感，但她难道完全不考虑我的学业了吗？
第四个难题。有些亲友曾经认为，妈妈是在瞎碰瞎撞中很偶然地完成了对我的早期教育。这确实很有可能。但是，我到上海读中学后，很快获得了全市作文比赛第一名和数学竞赛大奖，原因是我为乡亲写过几百封信，又记了那么多账。妈妈知道我获奖的消息后，居然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难道，她不是瞎碰瞎撞，而是早有预计？
第五个难题。到上海后，遇到了饥荒和“文革”。全家遭受的最大困顿就是吃饭，这事全由妈妈一人张罗。“文革”中，一切被“打倒”人员的全部生活费，是每月每家二十六元人民币，而当时我家，是整整八口人，其中包括一名因失去父母而被收养的孩子。家里早就没有任何余钱，所有稍稍值钱的东西也都已经卖完。那么，二十六元，八口人，这道完全无解的算术题，妈妈到底是怎么一天天算下来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那就是全家都没有饿死。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与前面几个难题不同的是，这个难题出现时我已经长大，留下了一些片段记忆。
例如，“文革”灾难中的一天，妈妈步行到我所在的学院，找到了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我。在一片吵闹的高音喇叭声中，她伸出温热的手掌紧紧贴在我的手掌上。我感觉到，中间夹了一张纸币。她说，还要立即赶到关押爸爸的地方去。我一看手掌，那是一张两元钱的纸币。这钱是从哪里来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过几天我就侦查到了。原来妈妈与几个阿姨一起，在一家小工厂洗铁皮。那么冷的天还赤着脚，浑身上下都被水浇湿了。几元钱，就是这么挣来的。
前几天，妈妈已经失去知觉，我坐在病床边长时间地握着她的手掌。突然如迅雷闪电，记起了那年她贴着两元钱纸币握住我手掌时的温热。还是这个手掌，现在握在我手上。然后，我又急急地去抚摩她的脚，四十多年前的冷水铁皮，让我今天还打了个寒战。
妈妈的手，妈妈的脚，我们永远的生命支架。难道，这些天要渐渐地冷却了吗？
我一动妈妈的手脚，她肩头的被子就有点滑落，马兰赶忙去整理。肩头，妈妈的肩头，更是我家的风雨山脊。
有关妈妈肩头的记忆，那就更多了。例如，我曾写过，“文革”中有一次我从农场回家，吃惊地看到一张祭祖的桌子居然在自动移位。细看之下才发现妈妈一个人钻在桌子底下，用肩在驮桌子。家里的人，有的被关押了，有的被逼死了，有的被流放了，没有一双手来帮她一把，她只能这样。
“文革”结束后，公道回归，被害的家人均获平反，我也被选拔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但是，不管声名如何显赫，我的衣食负担还是落在妈妈肩上。直到今天，集体宿舍的老邻居们还都记得，我妈妈每隔几天就肩背一个灰色的食物袋来为我做饭，后面还跟着爸爸。
现在，很多当年同事仍在美言我在那个年代的工作效能，不少出版社也在抢着出版我那时写的学术著作。但是只有我知道，这一切的一半分量，都由一副苍老的肩膀扛着，直到马兰的出现。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已明白，妈妈一生的微笑和腼腆，绝不是害怕、躲避、无能、平庸。恰恰相反，她完成了一种特殊的强大。
妈妈让我懂得，天地间有另一种语言。记得当年爸爸单位的“革命群众”每隔几天就会来威胁妈妈，说爸爸如果再不交代“反党罪行”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妈妈每次都低头听着，从不反驳一句，心里只想着下一顿饭能找一些什么来给孩子们吃。后来叔叔在安徽被逼死，妈妈陪着祖母去料理后事，当地的“革命群众”又在一旁厉声训斥，妈妈只是捧着骨灰盒低头沉默，随便他们说什么。
几十年过去，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妈妈的沉默是对的。那些“革命群众”不值得辩论。一辩论就进入他们的逻辑系统，必定上当。妈妈固守的，是另一套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就是天道天理。只有沉默，才能为天道天理让出位置，才能为历史裁判留下空间。
妈妈心中的天道天理，比我们常说的大是大非还要高。妈妈并不否认大是大非，例如，在“文革”灾难中，她和我都知道，只要我去与造反派疏通一下，表示服从，爸爸的处境也许会改变，但我坚决不去疏通，她也赞成我这么做。又如，她知道我曾经到一个出版社单独与“工总司”暴徒对峙，又冒险悄悄地主持了上海唯一的周恩来追悼会，她都没有阻止我，只说“做事不大声，做完就走人”。
但是，这些事，还不是她心中的终点。她的终点听起来很平常：不管别人怎么闹，都要好好活下去。
在这一点上，妈妈显然高于爸爸。爸爸是典型的儒家，相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成天要为正义挺身而出，为此受尽折磨。直到十年前，还被广州、上海、天津的三份诬陷我的报刊活活气死。他临终床头那几份报刊上的颤抖笔画，便是生死遗命。其实爸爸和妈妈同龄，妈妈能够多活十年，原因之一，是她压根儿不听那些恶言。因此，这些恶言只能折腾爸爸，却无伤妈妈。
针对这个对比，我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当然忘不了杀父之仇；但我又是妈妈的儿子，懂得绝不能让自己受恶言操控。我想，朋友们都会认同，我受妈妈的影响更深一些。
很多读者都奇怪，我为什么受到媒体间那么多谣言的一次次围攻而从不解释，从不反驳？只要见过我妈妈，就明白了。
最后，我想用一件远年往事，作为这个悼词的归结。
在我六岁那年，一个夏天的傍晚，妈妈翻过两座山，吴石岭和大庙岭，到上林湖的表外公家去了，当夜必定回来。我为了让妈妈惊喜，就独自翻山去接妈妈。那时山上还有很多野兽，我却一点儿也不害怕。后来在第二座山的山顶遇到栖宿在破凉亭里的一个乞丐家庭，他们还劝我不要再往前走，但我还是没听他们的。终于，我在翻完第二座山的时候见到了妈妈。现在想来，妈妈也是够大胆的，那么年轻，那么美貌，独自一人，走在黑夜山路上。然而，更有趣的是，妈妈在山路上见到我，竟然不吃惊，不责怪，不盘问，只是高兴地说一句“秋雨来了”，便一把拉住我的手，亲亲热热往回走。这情景，正合得上布莱希特的一个剧名：《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
是的，我毕生的大胆，从根子上说，都来自妈妈。十几年前我因贴地冒险数万公里考察了密布着恐怖主义危险的人类古文明遗迹，被国际媒体誉为“当今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其实那每一步，还是由妈妈当年温热的手牵着。
妈妈，您知道，我为您选定的归息之地，就在那条山路边上。爸爸已经在那里安息，山路的另一侧，则安息着祖父、祖母、叔叔，以及您的父亲——我们的外公。因此，您不会寂寞。
您先在上海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明年春天，我会领着弟弟们，把您送到那里。
妈妈，这是我们的山路，我们的山谷。现在，野兽已经找不到了，山顶上的凉亭早就塌了，乞丐的家也不见了。剩下的，还是那样的山风，那样的月亮，那样的花树。
妈妈，我真舍不得把您送走。但是，更舍不得继续把您留在世间。这世间，对您实在有点说不过去。整整九十年，越想越叫人心疼。那就到那里去休息吧，妈妈。
谢谢大家，陪我和妈妈说了这么多话。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在妈妈的追悼会上。）
三 远方的海
一
二〇一二年深秋时节。
此刻我正在西太平洋的一条小船上，浑身早已被海浪浇得湿透。一次次让海风吹干了，接着又是劈头盖脑的浪，满嘴咸苦，眼睛渍得生疼。
我一手扳着船帮，一手抓着缆绳，只咬着牙命令自己，万不可哆嗦。只要一哆嗦，绷在身上的最后一道心理防卫就会懈弛，那么，千百顷的海浪海风会从汗毛孔里涌进，整个生命立即散架。
不敢细想现在所处的真实位置，只当作是在自己熟悉的海域。但偶尔心底又会掠过一阵惊悚，却又不愿承认：这是太平洋中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西南部，海底深度超过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按世界地理，是在“狭义大洋洲”的中部，属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最近的岛屿，叫雅浦（Yap），那也是我们晚间的栖宿地。
二
最深的海，海面的状况有点特别。不像海明威所写的加勒比海，不像海涅所写的北海，也不像塞万提斯所写的地中海。海水的颜色，并非一般想象的深蓝色，而是黑褐色，里边还略泛一点紫光。那些海浪不像是液体，而有凝固感。似乎刚刚由固体催动，或恰恰就要在下一刻凝固。
不远处也有一条小船，看它也就知道了自己。一会儿，那小船似乎是群山顶上的圣物，光衬托着它，云渲染着它，我们须虔诚仰视才能一睹它的崇高。但它突然不见了，不仅是它，连群山也不见了，正吃惊，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巨大深渊，它正陷落在渊底，那么卑微和渺小，似乎转眼就要被全然吞没。还没有回过神来，一排群山又耸立在半天了，那群山顶上，又有它在天光云影间闪耀。
如此极上极下，极高极低，却完全没有喧嚣，安静得让人窒息，转换得无比玄奥。
很难在小船上坐住，但必须坐住，而且要坐得又挺又直。那就只能用双手的手指，扣住船帮和缆绳，像要扣入它们的深处，把它们扣穿。我在前面刚刚说过，在海船中万不可哆嗦，现在要进一步补充，在最大的浪涛袭来时，连稍稍躲闪一下也不可以。一躲闪，人就成了活体，成了软体，必然会挣扎，会喊叫，而挣扎和喊叫在这里，就等于灭亡。
要做到又挺又直，也不可以有一点儿走神。必须全神贯注地拼将全部肢体，变成千古岩雕。面对四面八方的狂暴，任何别的身段、姿态和计策都毫无用处，只能是千古岩雕。哪怕是裂了、断了，也是千古岩雕。
我是同船几个人中的大哥，用身体死死地压着船尾。他们回头看我一眼都惊叫了：怎么整个儿都成了黑色？
被海水一次次浇泼，会让衣服的颜色变深，这是可以解释的，但整个人怎么会变黑？
我想，那也许是在生命的边涯上，我发出了加重自己身体分量的火急警报，于是，生命底层的玄铁之气、墨玉之气全然调动并霎时释出。古代将士，也有一遇强敌便通体迸发黑气的情景。
不管怎么说，此刻，岩雕已变成铁铸，真的把小船压住在狂涛之间。
三
见到了一群海鸟。
这很荒唐。它们飞到无边沧海的腹地，究竟来干什么？又怎么回去？最近的岛屿也已经很远，它们飞得到那里吗？
据说，它们是要叼食浮游到海面的小鱼。但这种解释非常可疑，因为我看了那么久，没见到一只海鸟叼起过一条小鱼，而它们在狂风中贴浪盘旋的体力消耗，又是那么巨大。即使叼到了，吞噬了，体能又怎么平衡？
它们，到底为了什么？
一种牺牲的祭仪？一种求灭的狂欢？或者，我心底一笑：难道，这是一群远行到边极而自沉的屈原？
突然想到儿时读过的散文《海燕》，高尔基写的。文章中的海燕成了一种革命者的替身，居然边飞翔边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海旅既深，早已怀疑，高尔基可能从来没有坐着小船来到深海远处。他的“暴风雨”，只是一个陆地概念和岸边概念。在这里，全部自然力量浑然一体，笼罩四周，哪里分得出是风还是雨，是暴还是不暴，是猛烈还是不猛烈？
在真正的“大现场”，一切形容词、抒情腔都显得微弱可笑。这里的海鸟，不能帮助任何人写散文，不能帮助任何人画画，也不能帮助任何人创作交响乐。我们也许永远也猜不透它们翅膀下所夹带的秘密。人类常常产生“高于自然”的艺术梦想，在这里必须放弃。
四
我们的船夫，是岛上的原住民。他的那个岛，比雅浦岛小得多。
他能讲简单的英语，这与历史有关。近几百年，最先到达这些太平洋小岛的是西班牙人，这是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半道歇脚点。德国是第二拨，想来远远地拾捡殖民主义的后期余辉。再后来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和美国了，这儿成了辽阔战场的屯兵处。分出胜负后，美国在这里留下了一些军人，还留下了教会和学校。
“每一拨外来人都给岛屿带来过一点新东西。这个走了，那个又来了。最后来的是你们，中国人。”船夫笑着说。
船夫又突然腼腆地说，据岛上老人传言，自己的祖辈，也来自中国。
是吗？我看着他的黑头发、黑眼珠，心想，如果是，也应该早已几度混血。来的时候是什么年代？几千年前？几百年前？
我在研究河姆渡人和良渚人的最终去向时，曾在论文中一再表述，不排斥因巨大海患而远航外海的可能。但那时，用的只能是独木舟。独木舟在大海中找到岛屿的几率极小，但极小的几率也可能遗留一种荒岛血缘，断断续续延绵千年。
这么一想，突然产生关切。便问船夫，平日何以为食。鱼吗？
船夫的回答令人吃惊，岛上居民很少吃鱼。主食是芋头，和一种被称为“面包树”的果实。
为什么不吃鱼？回答是，出海打渔要有渔船，一般岛民没有。他们还只分散居住在林子中的简陋窝棚里，日子非常原始，非常贫困。
少数岛民，有独木舟。
独木舟？我又想起了不知去向的河姆渡和良渚。
“独木舟能远行吗？”我们问。
“我不行。我爸爸也不行。我爷爷也不行。我伯伯也不行。亲族里只有一个叔叔，能凭着头顶的天象，从这里划独木舟到夏威夷。只有他，其他人都不行了。”船夫深深叹了一口气，像是在哀叹沧海豪气的沦落。
“一个人划独木舟，能到夏威夷？”这太让人惊讶了。那是多少日子，多少海路，多少风浪，多少险情啊。
“能。”船夫很有把握。
“那也能到中国吧？”
“能。”他仍然很有把握。
五
那海，还是把我妻子击倒了。
她在狂颠的小船上倒还从容，那天晚上栖宿在岛上，就犯了病。肠胃功能紊乱，狂吐不止，浑身瘫软，不得动弹。
栖宿的房舍，是以前美国海军工程兵建造的，很朴素，还干净。妻子病倒后，下起了大雨。但听到的不是雨声，而是木质百叶窗在格吱吱地摇撼，好像整个屋子就要在下一刻粉碎。外面的原始林木又都在一起呼啸，让人浑身发毛。什么“瓢泼大雨”、“倾盆大雨”等等说法，在这里都不成立。若说是“瓢”，那“瓢”就是天；若说是“盆”，那“盆”就是地。天和地在雨中溶成了一体，恣肆狂放。
一位走遍太平洋南部和西部几乎所有大岛的历险家告诉我，这儿的雨，减去九成，只留一成，倾泻在任何城市，都会是淹腰大灾。他还说，世间台风，都从这儿起源。如此轰隆轰隆的狂暴雨势，正是在合成着席卷几千公里的台风呢！
这一想，思绪也就飞出去了几千公里，中间是无垠的沧海巨涛。家，那个我们常年居住的屋子，多么遥远，遥远到了无法度量。在这个草莽小岛上，似乎一切都随时可以毁灭，毁灭得如蚁蝼，如碎草，如微尘。我的羸弱的妻子，就在我身旁。
她闭着眼，已经很久颗粒未进，没有力气说话，软软地躺着。小岛不会有医生，即使有，也叫不到。彻底无助的两条生命，躲在一个屋顶下，屋顶随时可以掀掉，屋顶外面的一切，完全不可想象。这，就是古往今来的夫妻。这，就是真实无虚的家。
我和妻子对家的感受，历来与故乡、老树、熟路关系不大。每次历险考察，万里大漠间一夜夜既不同又相同的家。漂移中的家最能展示家的本质，危难中漂移最能让这种本质刻骨铭心。
总是极其僻远，总是非常陌生，总是天气恶劣，总是无法开门，总是寸步难行，总是疲惫万分，总是无医无药，总是求告无门。于是，拥有了一个最纯净的家，纯净得无限衰弱，又无限强大。
六
大自然的咆哮声完全压过了轻轻的敲门声，然而，不知在哪个间隙，还是听到了。而且，还听出了呼叫我们的声音，是汉语。
赶快开门。一惊，原来是那位走遍了太平洋南部和西部几乎所有大岛的海洋历险家。他叫杨纲，很多年前是北京一名年轻的外交官，负责过南太平洋国家的交往。多次往返，就沉浸在那里了，又慢慢扩展到西太平洋。因喜爱而探寻，因探寻而迷恋，他也就辞去公职，成了一名纵横于大洋洲的流动岛民。
不管走得多远，心里却明白，一个中国人在病倒的时候最需要什么。他站在门前，端着一个小小的平底铁锅，已经熬了一锅薄薄的大米粥，还撒了一些切碎的青菜在大米粥里。
我深深谢过，关上门，把小铁锅端到妻子床前。妻子才啜两口，便抬头看我一眼，眼睛已经亮了。过一会儿，同行的林琳小姐又送来几颗自己随身带的“藿香正气丸”。妻子吃了就睡，第二天醒来，居然容光焕发。
青菜大米粥，加上藿香正气丸，入口便回神，这就是中国人。
这就牵涉到了另一种“家”，比在风雨小屋里相依为命的“家”要大得多。但这个“家”更是流荡的，可以流荡到地球上任何地方。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四海为家”，听起来气象万千，可惜这“四海”两字，往往只是虚词。这些年才慢慢发现，把这两个字走实的中国人，并不太少。他们心中的那个“家”，与国内很多人老挂在口边的所谓“常回家看看”的那个“家”，全然不同。
对我和妻子来说，我们的家，是一个漫无边际的大海，又是一座抗击风浪的小岛。“家”的哲学意义，是对它的寻常意义的突破。因此，这次居然走得那么远。是的，越远，越要来。
七
这个岛上，多年来已经住着一个中国人，他叫陈明灿。作为唯一的中国人住在这么一个孤岛上，种种不方便可想而知，但他一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想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实在太爱海、太爱岛了。他也是那种在本性上“四海为家”的人，没有海，就没有他的家。
老家，在广东河源。他曾漂流到太平洋上另一个岛屿帕劳生活了十年，后来又来到了这里。他现在无疑是岛上的“要人”了，开了一个小小的农场，陆续雇来了五个中国职工。酋长有事，也要找他商量。
他居住的地方，是一间可以遮蔽风雨的简单铁皮棚屋，养着几只家禽，放着一些中国食物。他装了一条天线能接收到香港凤凰卫视，因此见到我便一顿，立即认出来了。在太平洋小岛上听一位黑黝黝的陌生男子叫一声“秋雨老师”，我未免一惊，又心里一热。
在岛上还遇到了一对中国的“潜水夫妻”，那就比陈明灿先生更爱海了。全世界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良好的潜水点，他们一听到就赶去，像是必须完成的功课，不许缺漏。去年在非洲塞舌尔的海滩，他们一听说这里有上好的珊瑚礁，就急忙赶过来了。丈夫叫李明学，辽宁铁岭人。我一听铁岭，就聊了几句熟人赵本山。妻子是沈阳人，叫张欣，我一听这个名字，又聊了几句熟人潘石屹，他太太也是这个名字。
李明学、张欣夫妇原本都有很好的专业，在上海工作。但是他们在读了不少有关“终极关怀”的古今文本之后，开始怀疑自己上班、下班的日常生态，强烈向往起自由、自在、开阔、无羁的生活，于是走向了大海。在大海间，必须天天挑战自己的生命，于是他们又迷上了挑战。
“我先在海岸边看他潜水，自己不敢潜。后来觉得应该到水下去陪他。从马尔代夫开始学，终于，等到用完了二十个气瓶，我也潜得很自如了。”张欣说。
“这么多年总是一起潜水，必须是夫妻。”张欣突然说得很动情：“潜水总会遇到意外，例如，一个人气瓶的气不够了，潜伴就要立即用自己的气瓶去援助。如果不是夫妇，首先会考虑自身安全。我丈夫喜欢在水下拍摄各种鲨鱼，这也有很大危险，我必须长时间守在他身边，四处张望着。只有夫妻，才耐得下这个心。”
“世上的潜水夫妻，天天生死相依，一般都没有孩子，也没有房子。脑子中只想着远方一个个必须去的潜水处。欧洲有好几个，更美的是南美洲。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都有潜水者心中的圣地。对中国潜水者来说，近一点的是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都有。澳大利亚也有很好的潜水处。我们中国海南岛的三亚也能潜，差一点。”
她用十分亲切的语调讲述着全世界的潜水地图，就像讲自己的家，讲自己庞大的亲族。
八
两个月前，这个海岛上来了另一对夫妻，住了一个月就走了，与我们失之交臂。他们对海的痴迷，我听起来有点惊心动魄。
丈夫是比利时人，叫卢克（Luc），妻子是美籍华人，叫贾凯依（Jackie）。他们居然，在不断航行的海船上住了整整二十五年！
靠岸后当然也上岸，做点谋生的事，但晚上必定回到船上。从一个海岸到另外一个海岸，每次航行一般不超过半个月，为的是补充淡水和食物。在航行途中，晚上两人必须轮流值班，怕气象突变，怕大船碰撞，怕各种意外。
由于走遍世界，他们船上的设备也在年年更新，卫星导航、电脑、冰箱，都有了。但在茫茫大海中，在难以想象的狂风巨浪间，他们二十五年的航行，与那个凭着天象划独木舟的土著大叔，没有太多区别。
渺小的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走了一条坚韧的路，而且是水路，海路，一条永远不可知的路，当然也是一条惊人的生命之路，忠贞的爱情之路，人类的自雄之路。
我们能设想这二十五年间，日日夜夜在狭小的船上发生的一切吗？我觉得，人类学、伦理学、文学、美学，都已经被这样的夫妻在晨曦和黄昏间，轻轻改写。
我看到了贾凯依的照片，果然是一个中国人，相貌比年龄更为苍老。那是狞厉的空间和时间，在一个中国女性身上留下的隆重印痕。
很多航海者告诉我，夫妻航海，年年月月不分离，听起来非常浪漫，其实很难坚持，首先离开的必定是妻子，因为任何女性都受不了这种生活。因此，这对能在大海上坚持二十五年的夫妻，关键性的奇迹，在于这位中国女性。
看着照片，我想起一路上所见的那一批批爱海、爱岛爱到了不可理喻的中国人。因此我必须说，中国文化固然长期观海、疑海、恐海、禁海，而对无数活生生的中国人来说，则未必。他们可以入海、亲海、依海，离不开海。文化和生命，毕竟有很大不同。
其实，从河姆渡、良渚开始，或者更早，已有无数从中国出发的独木舟，在海上痴迷。可惜，刻板的汉字，与大海不亲。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葬身在哪个海域、哪个海岸？居然也没有清晰记载。中国的一半历史，在海浪间沉没了。慵懒的巷陌学者，只知检索着尘土间的书本。那些书本上，从未有过真实的大海，也没有与大海紧紧相融的中国人的生命。
幸好到了一个可以走出文字、走出小家的时代。终于有一批中国人惊动海天，也唤醒了中国文化中长久被埋没的那种生命。
在密克罗尼西亚的日日夜夜，妻子几次看着我说：“早该有一条船……”
我知道她这句话后面无穷无尽的含义。
我说：“必须是海船。”
她一笑，说：“当然。”
二〇一二年十月，写于返程。
六 妓女和口红
过了几个月，忘了从哪里回到上海，已经有一位广西来的年轻学者在等着我。这位学者个子不高，眼睛很亮，很像历史资料里描写的李白。
他叫杨长勋，广西艺术学院副教授，曾经花力气研究过我早年的几部学术著作，发表过很多论文。现在，连我的远行考察和回来之后的遭遇，也成了他的研究内容。他这次来，说有一些重要想法要与我谈谈。
正准备与他长谈，又接到一个让我高兴的电话，那是齐华打来的。自从那次见面后，很多年都没有他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听从了我对莎士比亚和《红楼梦》的推荐，努力钻研，写出了一些论文，已经从人事局调入一所大学的研究机构。他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经常去请教老前辈余鸿文先生，最近才知道余鸿文先生和我家的关系，所以要见个面，另外说点别的事。
我想，既然凑到了一起，就把齐华和杨长勋拉在一起聊天吧。齐华比我大六岁，而杨长勋则属于下一代，不同年龄会有不同视角，加在一起一定比较有趣。
这是一个雨天，雨下得出奇的大。我通过熟人，找了静安区图书馆楼下的一间空房，安排一个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茶水。三个人就看着玻璃窗上如泻的雨柱，开始畅谈。
根据长幼有序的礼节，我请齐华先说。齐华有一点老了，却显得比以前经看，很有风度。
齐华告诉我，余鸿文先生退休后住到了他女儿、女婿家，远在长江边的宝山月浦镇，来往很不方便。我请他先代我问好，很快我会陪着父母亲去拜访。
说完余鸿文先生，齐华停了停，压低了声音问我：“你，是不是为一个叫王北珍的女画家写过序言？”
“写过。”我说，却又奇怪地问：“你怎么问这个？”
齐华没回答我，继续问：“你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吗？”
“当然知道，上海最有名的流亡人士王若望。”我说。
“你是一九八九年之后写这篇序言的吧？”齐华又问。
“是啊。”我说。
“这篇序言在大陆报纸上发表过吗？”齐华还在问。
“发表过。”我说。
“报纸怎么会同意发表？”他问。
“不知道，不是我送去的。”我说。
“听说你写序言的画册上，有他们父女俩的合影？”
“对。”
“发表后，那个姓王的流亡人士说过什么？”齐华问。
“他叫他的女儿感谢我。”我说。
“可见告发的内容完全属实。”他叹了一口气。
“什么告发？”我问。
“真有一个叫曾远风的人告发你了。”齐华放轻声音说，“把这些材料复印后到处寄，寄给各家报纸的领导，连我工作过的人事局也寄了。效果显而易见，你看，全国那么多官方报刊，那么密集地发表攻击你的文章，为什么得不到丝毫阻止？”
我还是摇头，说：“这是你的推测，现在已经不是告发的时代，不会有用。报刊发表那些文章，只是为了发行量，而且也不算密集。”我说。
立即响起响亮的笑声，是杨长勋。我没想到，他的嗓音那么好听。他对着我说：“你说告发信不会有用，我相信；你说那些文章不密集，那就太谦虚了！”
他又转向齐华说：“余先生的谦虚，是因为他不知道。不读报纸不上网，连个手机也没有，害得我们代他受了好几年气！”
我连忙解释：“其实也有人说起，但我不想听。对于假话脏话，倾听就是鼓励，反驳就是对弈。”
“但是，除了你和他们，还有第三者，那就是广大读者。读者分不清假话脏话，也会把你看脏了。”这是齐华在说。
我立即回答他：“我是一匹赶路的马，千里风尘之间，哪有时间洗刷自己？也顾不得别人的眼睛怎么看我，只顾睁着眼睛看前面的路。”
“说得妙！但是——”齐华紧逼着说，“你这匹被围袭的马，是你，又不仅是你。你不能过于洒脱。”
我沉默了，端起杯子喝一口水。显然，他们说得有理。
“那，你们就给我简单介绍一下围袭的情况吧。”我说。
杨长勋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一页，看一眼，就说：“据我统计，这几年国内诽谤你的文章已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这肯定不全；如果乘上每份报刊的发行量，那么，与你名字相关的恶言恶语在全国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放心吧，你肯定创造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遭受诽谤的历史纪录，不仅是中国纪录，而且是世界纪录。”
“他们哪有那么多话可说？”我问。
杨长勋又拿出一大沓复印材料，随手抽一页，介绍几句，再抽一页，读出几句……这样折腾了十分钟，他突然停止了。
“这些脏话从我嘴里说出来让你听到，我已经造孽！”杨长勋重重拍了一下桌子，几个杯子都抖了一抖。我看他前面介绍情况时口气还比较平静，没想到他压着一肚子气。
我拿起他的茶杯塞到他手上，让他平静一点。他喝了一口，我和齐华也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窗外还在下雨。
雨点打在窗上，发出一种杂乱的音响，使我们的谈话不能不提高了嗓门。
齐华开口了：“不能再这么下去。想想看，该怎么办？”
杨长勋转头对我说：“这就是我这次赶到上海来的目的。我静静地看了几年，觉得形势对你非常不好。所有的媒体都知道，攻击你这个大名人会大大增加他们的发行量，又不会承担政治风险，因此越闹越刺激。
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啃余族”。谁为你辩解，谁就跟着挨骂。
我想来想去，你唯一的办法，是留下一份写给读者的声明，在以后适当的时候发表，然后离开。离开上海，离开中国，而且要快。否则众口铄金，真会被他们灭了。”
杨长勋教授带给我看的报刊一部分，全部都用最肮脏的语言对我进行诬陷和诽谤。我看了一眼就请他收起来，拒绝读任何一篇。他说，这只是“冰山一角”。他认为，我已经成为中外历史上被攻击最多的独立文人，却又找不到原因，所以竭力劝我快速离开这片土地。但是，我和马兰都有老人需要照顾。
“不，战士宁死不逃！”这是齐华的声音。这声音让我想起，他曾经是个军人。
齐华看着我好一会儿，终于说：“所有的诽谤都刊发在媒体上，而我国所有的媒体又都是官办的。你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是厅局级了，现在的好几位国家领导人都是你当时的直接上司和同事，而且我听说他们都是你的读者。如果拨一个电话给他们任何一位的秘书……”
我立即站起身来，按住了他的手背，说：“如果我拨了这样的电话，十多年前的辞职就失败了一半。与其求救，宁肯逃走。”
齐华伸起手来想反驳我，但他伸起来的手停在半空了。停了几秒，这只手伸出了大拇指，朝我颠了颠。
“但是——”他又迟疑了，“能不能，不离开中国？”
我当然理解他的意思，点了点头。
“那就必须离开上海！”杨长勋说，“我统计了，这些年诽谤你的文章，发表最多的是广州、长沙、天津、香港，但发起者全在上海。你只要在上海一天，那些上海文人就一天安静不下来。”
外面雨已经停了，图书馆走廊两边的树木还在滴水。这个图书馆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几乎天天晚上都来的，一切都很熟悉，只是觉得变小了。已是傍晚时分，读者们正在陆续离开。
突然，有一位年轻的女读者走到我跟前，停下，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说：“余先生，上海那个人写了一篇不好的文章冒犯你，我向你道歉。”
“什么文章？”我问。
“说有一个妓女在读你的《文化苦旅》。”她声音很低，快速说完，转身就走了。
她相当俏丽，很有风韵，把我们三个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我们看着她婷婷的背影行进在修剪得很好的灌木之间，又消失在图书馆门口。
“文章又不是她写的，她为什么要道歉？”我问。
“有三种可能。”杨长勋说，“第一种可能，她是那个作者的家人或朋友；第二种可能，她只是你的读者，觉得你是因为受读者欢迎才受攻击的，因此要道歉；至于第三种可能，就不好说了……”
“说！”我命令他。
“第三种可能，她就是那个妓女。”杨长勋说，“这种可能最大。”
我回想她低头低声、快速离去的样子，也觉得有这个可能，就说：“那她就很高尚。我们谁也不认识她，她也不必道歉，但她却道歉了！齐华，你说呢？”
我转身看齐华，发现他还发傻一样看着图书馆的大门。“太像了。”他喃喃地说。
我看着他，立即明白了。刚才我看这个女青年的时候真还觉得几分眼熟呢，不错，她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姜沙，只是小了一代。
“像谁？”杨长勋问我。
“一时说不明白，”我说，“以后慢慢再给你说吧。”
“有一个妓女在读《文化苦旅》”，这句话如果是事实，也不至于掀起对《文化苦旅》和作者的声讨吧？但在上海，这种声讨快速形成，并推向全国。
按照文章大批判的逻辑，《文化苦旅》转眼上升为“妓女读的书”。我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说自己受了污辱，强烈要求我通过官司来为他们洗刷。但我知道，这事打不得官司。难道要法院证明没有妓女读过这本书？我可以肯定，如果要追问那个写文章的上海人：是哪一个妓女？他一定不会说；再问：是否认识那个妓女？关系如何？他也不会说。
谢晋导演气鼓鼓地找到我，大声为我辩护，说中外历史上很多妓女的人品、文品都很高，为此，他还要拍电影来表现。我很感谢这位大导演，但也明白他的辩护思路错了。
这件事情的特殊意义，是突然唤醒了上海街市间曾经忙碌了一百多年的小报文痞、情色讼笔。那个被我绝交的左派编剧更是兴奋，觉得终于等到了给我“写回信”的机会。他十分内行地分析，妓女的手提包里一定放有口红，《文化苦旅》既然放在一起，也就成了“文化口红”。从此，很长时间，批判“文化口红”成了他的主业之一。随着他，“啃余族”全线活跃。
当时的上海文坛，除了谢晋导演继续气鼓鼓地毫无办法外，百岁老人巴金躺在病榻上也遭受到报刊辱骂，而他还在听人朗读我的书，我的那些“文化口红”。黄佐临先生则给我留下了“让他们骂去”的遗言，已告别人世。再也没有人理会这些过时的人，大家热衷关注的，还是妓女、口红，口红、妓女……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欢快。
事情看来不大，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我看了一阵，得出一个结论：上海，真的必须离开了。
杨长勋教授没有说错。
其实不止是上海。妓女和口红的话题如此连篇累牍，全都凭借着官方出版物，上上下下没有出现半句非议。在这种整体气氛中，我想，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文化人能够安适地生存下去。很多国家的华文读者都纷纷来信劝我移民，我和马兰想了好久，最后想到了我与郭宝昆先生讨论过的“文化身份”，止步了。
七 逃向海边
终于，我对马兰说，决定离开上海，到她工作的安徽合肥定居。
马兰大喜过望，却又忧心忡忡：“你这么一个纵横世界的文化人，陷在合肥这样的小地方，会不会处处不便？”
我说：“正因为纵横世界，哪个角落都可以安居。为什么要结婚？就是为了走投无路时有地方逃，逃到老婆身边。”
比起上海，当时合肥还相当贫困落后。我们住在三里街一处简陋的宿舍里，我在那里写了《霜冷长河》和《秋千架》。
中国科技大学的朱清时校长听说我定居合肥了，就聘请我担任他们学校人文学科的兼职教授。我想，这也是我在合肥的一个不错工作，就答应了，而且已经开始认真地讲课。
在合肥几年，我心里很安静。妻子经常要带着剧院到各地演出，一出去就演很多场。当时国内有几家报刊在全国各省做问卷调查，问广大民众最喜欢哪个剧种，最喜欢哪个演员，她领军的剧种和她本人，几次都名列第一。
马兰主演的《秋千架》，曾经创下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档期最长的纪录。
马兰主演的《秋千架》。
马兰主演的《秋千架》。
马兰大胆地在东方古典美学的演出中溶入了现代舞，受到极高评价。
马兰主演的《长河》，在上海大剧院演出时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她不管到哪个城市演出，都一票难求。即使在台湾大选期间，剧场外面每天晚上拥挤着几十万为选举“造势”的民众，没有一个剧团敢于在这种时候卖票，而她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在大陆很多城市，她都创造了连续演出场次最高的纪录。戏剧危机，在她身上从未体现。
她的顶级票房，没有牵制她大胆的国际化实验。而她的实验，也没有影响她的票房。在这方面，我与她心心相印。她对于我的学术著作《世界戏剧学》、《艺术创造学》，并不陌生。
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戏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如果她去北京演出，那个联盟的各地成员都会用各种交通方式赶到北京，由北京的成员负责接待。在这个群体中，我一律被叫为“姐夫”。这一叫，使得踉跄于陌路上的我也稍稍有了一点安全感。
但是，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妻子几次回家，表情奇异地告诉我，不知怎么回事，上上下下突然都躲着她的目光。
一位刚刚退休的省委领导把她找去，悄悄告诉她：“他们的‘局’排定了，没有你。你还是走吧！”
她惊讶而又慌乱地看着领导，说不出一句话，只在心里问：“他们”是谁？什么叫“局”？我为什么要走？走到哪里去？……
那些日子，马兰只是等，等一个说法，却不问、不求、不争。她的人格等级和艺术等级，是由许多“不”字组成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打破。在等的过程中，她一直在猜测其中原因，而且全往自己身上找。
“也许那次北京官员来视察，我没有听从省里的意思去参加联欢会？”“也许是我从来没有向上级汇报过思想？”“也许我宣布不再参加评奖，会影响官员的政绩？”“也许他们动员我入党，我因为怕开会没答应？”……
我说：“不，都不是。主要是你创建东方音乐剧的大踏步实践，严重超越了这里的文化管理体制。正好，又遇到了我的事情。全国那么多人在报纸上对我的长时间围攻，给这里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
妻子没有反驳。
那年，她才三十八岁。和当年严凤英离开人世，是同样的年龄。所不同的是，她已经把自己所在的剧种，推到了当代国际戏剧学的大门口，只差了几步。
上海没法留了，安徽不让留了，我们能到哪里去呢？
马兰最看不得的，是爸爸、妈妈的遭遇。就在前不久，当马兰带着剧院到海内外演出让大家都风光无限的时候，爸爸、妈妈几乎天天都遇到热情的笑脸。现在，大多数笑脸都冰冻了。老人家又回到了做“右派”的年月，面对着一双双冷眼。少数人想走过来安慰几句，却又前后左右地警惕着不要被别人看见，像做地下工作一样。
三里街的住所看不到旭日，却能看到一小角夕阳。马兰背靠着几件徽派的木雕看着我，久久不说话。
她平日几乎不流泪，这次却流泪了。她赶忙擦去，别过身去看夕阳。
这个夕阳下的剪影，让我几天失眠。
有一个我早年的学生刘胜佳来敲门。他告诉我，有一个城市，人人匆忙得连在路上撞到了也不会停下步子来争吵，谁也舍不得花时间写文章骂人，而且那儿也没有几个文化人，根本不会在乎你们。那个城市，就是深圳。
我一听，居然有地方谁也不在乎我们，那该多好！那就不会再有攻击，再有排挤。于是，决定立即动身去深圳。当时深圳的房子还不贵，我用稿酬买了一套住下，不久，把岳父、岳母也接去了。
在深圳，我和马兰都没有工作，不用上班，就把精力全部花费在房子装修上。
好在两人都吃过苦，什么劳累活都扛得下来。为了办各种手续需要在一个个小窗口排队，那是马兰的事，好在深圳没有多少人能把她认出来。我负责买各种零碎的家具，主要是到那些大卖场的摊子里买，还学会了讨价还价。两人每天回家，都尘土满身、腰酸背疼。
马兰排队的成果之一，是家里装了电话。想把号码告诉朋友们，但是，两个人失神地想了半天，想不出几个需要通话的朋友。朋友曾经很多，但在遭难时能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的，却少而又少。
马兰不是话剧演员、京剧演员、歌剧演员，离开安徽就等于失业了。她忍痛忘记耳边如潮的掌声，忘记已经很成气象的戏剧改革，忘记国际同行的热切期待。想到深圳任何一个单位找一份工作。只要不是文艺方面的她都愿意，连重新做一个工人也可以。
她知道，靠我以前从盗版集团牙缝里漏出来的一点稿酬也能过日子，但我现在这样天天挨那么多媒体的狂轰滥炸，也不会再写什么书了。她想，如果以后年纪大了，有了医疗方面的特殊需要，又怎么办呢？
一天晚上，电话铃突然响起，这在我们深圳家里是很少有的。我急忙去接，是广西杨长勋打来的，他是我告诉过电话号码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
杨长勋在电话里大声说：“太厉害了，你逃到哪里都被他们罩住！你知道他们现在在报纸上骂你什么吗？”
“骂我什么？”我懒懒地问。
“骂你深圳的房子！他们说，你的房子是深圳市政府送的，代价是为他们说好话。”
我一听就直起身来，问：“又是什么人在那儿诽谤？”
“就是那个曾经歌颂你为民族脊梁，后来又编书盗印你文章的那个人，姓肖，好像在一个杂志做编辑。”杨长勋说。
“他不是在北京吗？”我问。
“深圳也有他们的人，“啃余族”早已联网，疏而不漏。在中国，你到哪儿也逃不掉，我早就说过了，还得走！”杨长勋说。
接完电话我愣了好一会儿。这事，不仅仅骂我，还骂到了深圳市政府。深圳市的市长是谁，我都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不出来澄清，政府蒙了冤，一定会迁怒于我们。那么一来，我们还能在这座城市住下去吗？
因此，我百般无奈，托北京一位律师打一个官司，只想证明我没有拿过政府的寸土片瓦，那个肖编辑损害了我的名誉权。不久北京的律师来电话，说北京的法院判了，我败诉。
上诉到中级法院，又败诉。两份判决书都写得很深奥，好像是在维护“言论自由”，但是我和律师都看不懂。
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对记者发表谈话，“一套房子并不是一个小皮包，被告当然是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但是，北京的法院完全不予理睬。
北京的报纸以通版的大字标题刊登了我败诉的消息，口气欢天喜地。
我问了两个在媒体工作的学生：“有没有可能在哪家报纸上说一个简单的事实，我在深圳购房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稿酬？”
两个学生几乎同时回答：“不可能。报纸已经‘炒’完这事，这事就过去了。其他报纸与那些报纸都属于同一个系统，是一家人，更不会为了您得罪同行。”
连法院都判决我深圳的房子有问题，那么，我们也就不能住在这座城市了。应该逃到哪里去呢？没有了，因为不管到哪里，他们都会设法轰逐。媒体站在他们一边，法院也站在他们一边。
我开始理解杨长勋要我离开中国的意思了。
这天，我和马兰在路边散步，她的神色十分忧郁。我判断一定是有了新的坏消息，等着她自己说出来。
她怕我难过，犹豫地看着我，最后还是说了。她发现，她的爸爸、妈妈好几次都把头凑在一起嘟嘟哝哝，一见她进门就立即分开，又把什么东西藏藏掖掖。
她假装没看见，心里却一直有个疑窦。几天前她终于找到了老人家藏在垫被底下的那东西，是一沓诽谤我的报纸。
她想安慰他们，但说了几天都没用。老人家还是老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办的报纸等于是“政府喉舌”、“中央文件”，连篇累牍地痛骂一个人，其实就是“打倒”。
女儿被驱逐，女婿被打倒，两位历尽苦难的老人家脸色苍白。岳父浑身无力，岳母通宵失眠。
岳父、岳母的紧张，使我想到在上海的爸爸、妈妈。
爸爸的血压、心脏、眼睛都不好，在几个老人中身体最差，万一……我立即买票从深圳赶回上海。
我最怕爸爸看到那些报纸。
先问弟弟。弟弟说，妈妈不看报，爸爸因为眼病越来越严重，也不看了。
我问：“爸爸、妈妈有没有可能听到我被报纸诽谤的消息？”
弟弟说：“有一次爸爸到医院看病，发现桌子上有一本印着你名字的《文化苦旅》，就与医生说了几句，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会集了一批‘粉丝’。爸爸为了看病方便，与这些医生有一些交往，可能会讲到你的一些事情。”
“医生会不会把外面报纸的情况告诉他？”我问。
“不知道，大概不会吧？”弟弟没有把握。
我关照弟弟：“一定不要让爸爸看到那些报纸。”
我当即就去看了爸爸、妈妈。在父母亲的住房里我东摸西摸，想看看哪个角落有没有堆放着报纸杂志之类。好像没有，我就放心了。
我在上海与父母亲一起过了几天，赶快回到深圳。彼此没有工作的夫妻是不能分开的。因为没有工作，也就只剩下了牵挂。往往是，刚刚告别就牵挂了，好像已经告别了很久。
在深圳我认真地下了一个决心：为了四位老人少受一点惊扰，真的不能再写书了。我只要写书，一般总会畅销，也会产生学术影响，因此必然引来那些人的又一轮围攻。到时候再站在老人们前面遮掩，就来不及了。
不写书了，也就不想读书了。我就铺开宣纸，写一些毛笔字。
马兰天天站在一边，看我写毛笔字。
我抬头看她一眼，说：“你有那么多观众，我有那么多读者，但一转眼，我们找不到他们了，他们也找不到我们了。”
这情景，想起来还是有点酸楚。
我们两个，只想干干净净、安安静静地从事一点艺术文化，从来不会招谁惹谁，受到了欺侮也绝不还口，却不知怎么变得寸步难行。要摆脱这种困境，有好几条路，连傻子也知道。我们不傻，当然更知道。只要走其中任何一条，就能立即得势、热闹、风光、安全，但这实在不是我们的路，一条也不是。因此我们两人只能彼此为路，相持相扶一步步走下去。除此之外，不再有路。
有时，马兰会在我耳边轻轻哼起小时候外婆在摇篮边唱的儿歌。小时候家乡总是洪水泛滥，那摇篮正挂在水边的屋檐下。
山黑了，
水白了，
天边的渔船不见了，
山上的小庙坍掉了。
外公提着灯来了，
和尚打着伞来了。
灯灭了，
伞断了，
外公又在咳嗽了，
和尚又在念经了……
我看着她，想起她一出世便落地于一个“右派分子”的家庭，从小受尽冷眼，因此对于罕见的点滴善良分外感激。她似乎把点滴善良收集起来编织成了童年和少年的信仰，并以此作为自己艺术的入口。我初见她，是看她演莎士比亚，被她的表演折服；但是，让我真正对她另眼相看的，是她惊人的善良。
那时，她的名声如日中天。我亲眼看到，在春节来临之际，她婉言谢绝了中央电视台的一再邀请，又以侍候老人为由推辞了领导机关的团拜和联欢。但是，就在这时，却接到了一个来自河南某地的电话。电话里传来陌生的声音：“这儿的人都很想念你，但我们这儿穷，实在付不出演出报酬……”她一挂电话就去了火车站。演出回来，她在火车上传染了重感冒，直到元宵节都躺在病床上。
那次去山东演出，怎么也推不掉报酬了。她就找到当地政府部门，要把报酬捐献给当地的苦难儿童。
“我们这儿没有苦难儿童。”当地官员说。
她一笑，说：“总会有。父母是残疾人，或在服刑……”
果然，这样的儿童还不少。
过了不久，她收到了很多被救助儿童的成绩单。
在谈婚论嫁时，我提起一件其他女性很难接受的怪事：“我那位前妻心智出了一点小问题，曾从南方领过一个养女放在上海父母家，自己又走了。我在离异后本不应该再管，但听说那个女孩生活和学习都发生了困难，因此每个月都在救助。”
马兰问：“你与那个女孩聊得来吗？”
我说：“很困难。”
马兰又问：“她学习还可以吗？”
我说：“很困难。”
马兰仰头一想，说：“这是纯粹的人道主义了，我们一起承担。直到她长大后给她买个房子，能过日子。”
我说：“这样做有可能给某些媒体带来话题，已经有这方面的动向。”
马兰说：“管它呢，大善无惧。”
这一来，很多复杂的事情都好办了。
我们结婚二十多年来，遇到的第一个大冲击，就是有几个文人在传媒上造谣，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问题严重。刹那间，全国很多报刊大吵大闹，连她也被嘲笑的目光包围了。
但是，她有最简明的思维。
她对自己的父母说：“整个上海戏剧学院都知道，他是本单位民意测验连续三次都名列第一，才被国家文化部破格提拔为院长的。那时候，‘文革’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人人同仇敌忾。难道，本单位的那么多人都没长眼睛？”
我岳父是过来人，一听就懂：“余家在‘文革’中那么悲惨，子女能做什么事？一定又是当年的造反派在贼喊捉贼！”
我说：“周恩来为了纠正‘文革’，出来领导复课，按照他的指示上海成立了两个组，一个是在复旦大学的鲁迅教材编写组，一个是在作家协会的鲁迅研究组，笔名‘石一歌’。我参加过前面那个组，他们故意搅混了。”
马兰问：“那你为什么不出来澄清一下？”
我说：“我只要一出来澄清，给人的印象，好像后面那个‘石一歌’小组真有什么问题了。那个组的成员都是上海各大学的教授，早已年老体弱，一定承受不了。我健康，有能力顶个虚名，保护那些老人。”
马兰说：“我们一起顶着。”
第二个大冲击，起于我们夫妻俩的一个决定。那是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从灾区回来后告诉她，看到废墟上那些课本很心酸，我想为灾区学生捐建三个图书馆。
“大概要多少钱？”她问。
“至少五十万。”我说。
“三个图书馆，这点钱怕不够吧？”她说。
后来果然，除了买书，还要买各种设备，包括电脑、摄像机、灯具等，自然不够了。
她一笑：“我说不够吧！”
这事，虽然由我亲自选购一切，还是很难瞒得住。一位记者依稀听说我在捐，却不知道实情，就按当时捐建希望小学的惯例，报道我捐了二十万。虽然大大缩小了，还是无法在中国红十字会账户里找到，因而那帮“啃余族”立即掀起了“诈捐”的风暴。
这下她有点着急，不是心疼钱，而是心疼我。她问：“闹成这样了，你为什么还不发言？”
我说：“这不是小误会，而是大颠倒。我一发言，对方就没法活了。而且，中间又夹进去了一个讲《三国》故事讲得不错的文化人，他一定会被网络上的‘回头潮’淹没。我还是老样子，顶个虚名保护别人。”
她说：“不错。地震死了那么多人，谁也不该在大灾难中洗刷个人。”
我说：“三个图书馆都在那里，用不着多说什么。”
我们每天讨论很多问题，从天体物理到台湾党争，无所不包，唯独对于各种捐助，从来不用商量。例如，澳门科技大学聘请我担任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每年都有很高的年薪。我觉得自己所承担的实际工作并不多，就把年薪全部捐作了学生的奖学金。她过了很久才听到这件事情，很是惊讶：“他们真还给你发那么高的年薪？”
但对于捐献，她一点儿也不惊讶，觉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我们两人，都在屈辱和苦难中长大。能够活到今天已经十分不易，因此完全不在乎别人理解不理解。就像从乱石丛中挣扎出来的两棵小树，虽然也为这个角落带来了一点风景，却并不指望乱石能点头。
我们躲到了深圳，用古话说来也算是“隐身南荒”了。当地的文艺界不知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敢去触碰。这总该平安了吧，但无边的谣言还是在媒体上接踵而来。最让我们觉得荒诞的，是一次次地宣布我们离婚了，而且一次比一次逼真，一次比一次刺激。
其中有一次，在媒体上再度闹得不可开交，南京《扬子晚报》的鞠健夫先生给马兰打来了电话。他倒是不相信我们会离婚，但还想听听我们的回应。
马兰立即写了几句话传过去——
世上有不少人一直生活在沼泽地，从来没有见过山。终于有机会来到高山面前，便惊讶：这山怎么不倒？
过了半年，心想这下该倒了吧？一问，没倒。
又过了一年，便断言，这次不会有错，一定倒了。但一问，还是没倒。
于是那山成了他的仇敌，夜夜诅咒，天天造谣。
遗憾的是，那山，一万年也不会倒。
鞠健夫回电：“写得好！”
从一起起“离婚”谣言，上海的几个朋友来电，他们已经隐隐约约地发现了造谣者。不是别人，就是那个被我救过命，又被我绝交了的左派编剧。而且，以前的其他谣言，他都是主导者。
我想了一想，觉得很像。因为所有这些谣言加在一起，有一个似曾相识的“政治运动结构”，造谣者一定上了年纪。你看，结构的起点总是“政治问题”，闹了半天发现不靠谱，就来“经济问题”。再不靠谱，就来“生活问题”。过去几十年，要整人，都是这么一个“三部曲”。当代年轻人即使要造谣，也不会走这么完整的“隔代程序”。
过了几天，在一个茶馆，遇到深圳的两位记者。他们说：“那么多谣言，你们一声不吭，读者都会相信他们，连我们也相信了。”
一听就知道，他们是想用这样的语言刺激我们，让我们表态，然后再去采访造谣者，造成版面上的争辩。按照目前这些记者的职业偏向，他们主要站在造谣者一边。
我平静地回答：“相信了他们，就不是我的读者。这是人际关系的自然减员，也是一种瘦身，求之不得。”
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那两位记者。记者中当然也有好人，但即便是好人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当代社会的是非颠倒、价值逆反，该负第一责任的，是传媒。
离开那个茶馆后，马兰在路上说：“我们两人，无帮无派。但是，由于从不反驳，口无恶言，自有另一种强大。”
我说：“我们没有任何必要讨好舆论。现在，民粹主义的舆论已经成为当代魔王，大批貌似激愤的打手其实都是它的奴才。我们只逃避，不屈服，因而强大。”
说着，我们就到了海边。
深圳的风景，以海边为最佳，尤其在黄昏时分。
零丁洋里卷来的一排排深蓝色海浪，在夕阳下有一种壮阔而凄楚的寒意。文天祥在七百多年前写的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不知是不是也出于这种意境。但对我们而言，没有了惶恐，只剩下零丁。
马兰最喜欢的海边景象，是台风来临时分。乌云在奔跑，海水在低吼，而她，则任凭长发轻衣大幅度飘洒，就像一位狂放的书画家在天际泼墨。
与别人不同，只要是台风季节，我们老是在海边。
后来我们老是互问：深圳几年，荒凉孤寂，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答案完全一致：台风中的黄昏，只有两个人在海边。
台风中的“狂草”。（摄于深圳海边）
天问。
八 爸爸的秘密
终于，一个一直害怕着的电话打来了。
弟弟的电话，说爸爸摔了一跤，生命垂危。
我和马兰立即赶往上海，爸爸已经去世。
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停止了呼吸的他却一直张着嘴，好像有一些话没有讲完。
我用手托在他的下巴底下让嘴慢慢闭合，但一松手又张开了。最后，当妈妈伸手一托，爸爸的嘴就闭合了。
妈妈轻轻地抚摩着爸爸的脸，很快又抽回手来捂住了自己的嘴。她不让自己哭出声音来，因为她知道隔壁的几个病房都在抢救，不能让那些病人听到哭声。
从医院回到家里，弟弟为了寻找在追悼会上要挂的照片，打开了爸爸天天翻动又天天紧锁的抽屉。照片很快就找到了，却又发现抽屉里藏着大量文字资料，一沓又一沓，一袋又一袋。
我知道，这是一个老年男人的最后秘密。这位老年男人与我的关系如此密切，我立即去洗了手，然后坐下，闭上眼睛，静一静心。过了很久，我才敢去轻轻翻动。
尽管我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我真的一页页翻看那些文字资料时，仍然非常吃惊。
第一部分是他三十五年前写给造反派当权者的“借条”留底，这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原来，在他关押期间，妈妈前去探监时给他说起家里的事，他毫无办法，只得冒险向当权者借钱。他在十年间没有借到过一分钱，而每张“借条”都必然引来一次次残酷的批斗。有几张“借条”，我刚刚一读鼻子就酸了。例如，我叔叔领养的表妹要在安徽农场结婚，但叔叔已被害死，爸爸决定用叔叔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作为陪嫁，却想“借”一点点钱，买一床被褥装在这只旧箱子里。
又如，一张“借条”上说，寒冬已临，但我家八口人的“布票”还没有用过一寸，希望当权者看在老人和小孩的分上，借点钱……
第二部分是三十五年前他们单位造反派批判他的大量印刷品。隔了这么久，我现在一读。还背脊发凉。例如这一段，好像是一篇新闻报道——
当天斗批大会上余学文这个坏家伙的画皮被层层剥开了，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原形毕露。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还要伺机反扑，不要以为余学文是“死老虎”，这个老虎还没有死，还要咬人，我们不要被他装出一副可怜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继续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爸爸在“文革”灾难中写了大量的申诉、反驳、“借条”和回忆，当然这也只是冰山一角。
这是批判爸爸的油印材料之一，爸爸一直藏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些空话又不全是空话。其中所谓“装出一副可怜相”、“穷追猛打”、“再踏上一只脚”等等都是实情描述。
爸爸，真是受大苦了。
为什么要让爸爸“永世不得翻身”呢？印刷品中又写明了他的罪行——
当“二月黑风”刮起之后，这个死不悔改的坏家伙就跳了出来，公然为刘、邓及其代理人陈丕显翻案，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真是狗胆包天，罪上加罪。
文中所谓“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第二号人物就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这下子，我终于明白了三十多年前就产生的疑惑。爸爸这么一个小人物为什么会承受那么严重的迫害，直到造反派下台、老干部上台之后仍不得解脱？原来，他所在单位的“广大人民群众”从他的日常闲谈中提炼出了这么多“上及天庭”的政治罪名！
在灾难时期，他怕吓着我们，没有说；灾难过去之后，他不想拿这样的东西为自己贴金，还是没有说。但他又舍不得丢掉，就藏下了。
我敢断言，这样的印刷品，是后来全国绝大多数号称自己在“文革”中“立场坚定”的文人拿不出来的。他们如果有一份，或者他们的爸爸有一份，哪怕上面只有一句半句，不知要做出多少文章让大家景仰。但是爸爸却把它们全都锁在抽屉里，直到此刻，三十二年之后，我才看到。
等我看到，他已经走了。
我连当面说一声钦佩的机会都没有。
我犹豫了很久，曾经选了几页这样的大批判印刷品照片，附印在《借我一生》那本书中。
我在那本书里讳避了一个细节：在爸爸临终的床边，放着两沓近几年诽谤我的报刊。以广州的《南方周末》为主，有天津的《文学自由谈》，上海的《文学报》，和别的几份报刊。这些报刊诽谤我的内容，全与文学无关。爸爸在这报刊的字里行间，画下很多抖抖索索的铅笔痕迹。可见，几乎已经失明的爸爸，还是逐字逐句读了。
我看到这些遗物后曾急忙向他熟悉的几位医生打听，这些报刊是怎么到他手上的。医生说，是他自己不断索取的，说我在国外，要代我收集资料。他还一再要医生放心，为了眼睛，他不会看。
其实那些医生上当了，他不仅看了，而且看得非常彻底。他把相隔三十几年的两种相同文字放在一起，反复对比，我立即想象出了爸爸的最后岁月。他的高血压，他的心脏病，他的白内障，他因浑身乏力而摔倒，都与这些报刊直接有关。爸爸，是为我死的！
厚厚一抽屉的文章中的文字压了他半辈子，而那两沓近些年的报刊，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捆稻草。
我是一个博爱主义者，常常对那些严重伤害过自己的人予以原谅；但我又是一个中国人，终身不会淡忘“杀父之仇”。我即使把“必要仇恨”缩得再小，也会永远记得爸爸临终床边放着的那些报刊，以及报刊背后那几个人。
博爱使我容光焕发，仇恨使我双目炯炯。
我有几位兄长般的朋友，都是堂堂男子汉，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有国际声誉。他们几乎都有一个秘密，那就是在某个笔记薄的角落记着一个名单。那是一些曾经残害过自己长辈、家人的歹徒，也包括一些用谣言、文章袭击过自己的恶人。这些人现在看上去都过得不错，有的还经常在某些媒体上高谈阔论，有的已经移民美国或加拿大，却怎么也抹不去他们留世的血污孽债。
我常常会接到朋友的来电，低声而欢快地说：昨夜，又有一个名字用红笔画掉了。
我想，我们的社会也不必伪装遗忘，因为很多遗忘就是纵恶。应该留下一些名单，那些投污的，栽赃的，砸窗的，扔石的，造谣的，仗势的，喷毒的，起哄的，都应该被记录在一些笔记薄上。然后，让很多曾经投诉无门的眼睛，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生死沉浮。
善良的人们不至于动手报复，但都有权利在默默间隐藏一个名单，随之隐藏一支能逐一画去这些名字的红笔，隐藏一种强烈的有关净化世间的企盼。
追悼会之后，我们把爸爸的骨灰盒寄存在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里，准备择日移回家乡安葬。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叔叔、姨妈、益生哥，一大批亲人都等着他。
在这批亲人中，爸爸历来地位不高，原因是嘴笨。可以想象，这次他到那里见了亲人们，也会像往常一样谦恭地点过头，便找一个不引起注意的角落坐下，只听大家讲话。
但是，这次亲人们不会让他那么躲闪了。即使他最敬畏的家长，我的祖父，见到他也会深感羞愧。毕竟，祖父走得那么不负责任，而爸爸在人世间坚持了那么久，苦熬了那么久。
祖母最了解自己的这个儿子，外公、外婆也会满意这个女婿。我叔叔，曾为姑妈的死亡承担了责任，而爸爸，又为叔叔的死亡承担了责任。
在“文革”灾难中，如果不是叔叔先自杀了，爸爸多半会自杀，因为爸爸的意志远没有叔叔坚强，但是，坚强的叔叔为了更重要的坚强，把祖母托付给了爸爸。爸爸终究不辱这番重托，还维持了全家。
爸爸终生信仰佛教，我把他的灵位，安放在佛教圣地普陀山。一来二去，我和马兰对佛教有了更多的亲近，还一起成了普陀山的“荣誉岛民”。
与此相应，我们又与台湾的星云大师结了缘。星云大师仔细读过我写的所有书籍，很早就邀请我为世界多国的僧侣演讲，并参加了很多气势宏伟的佛教典礼。他在美国完整地观看过马兰演的电视剧，极为赞赏，因而产生了双重的亲切。
他让我们看到，生于多灾多难的现世，人们还可能以一种无边无界的大善，带来精神上的解脱。他创办的佛光山道场，果然是无边无界地遍布世界五大洲，天天都播撒着觉悟和快乐。
每次想到星云大师，我们就会对身边的祸害，看轻一点。
佛教，是庇护我们在恶风邪雨中安详生存的竹竂。
盛大的佛教法会。星云大师右边第一人是我。
我们对佛教有了更多的亲近。
这个盛大的仪式，在新加坡举行。 右起：星云大师、我、马兰、慈容法师。 仪式即将结束时，星云大师点名马兰上台演唱。在这之后，马兰还特地准备了一个礼佛唱段《菩提树》，曾在新加坡居士林和普陀山佛教文化节演唱，广受赞誉。
九 悬崖守护
我爸爸的突然离去，使马兰更担心起她的爸爸、妈妈来了。
事实一次次证明，受那些诽谤文章最直接伤害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长辈。马兰的爸爸、妈妈，仍然把那些污浊的报纸看成是“中央文件”。中国的很多老人都有这样的认知。
“我知道你一定不愿意，”马兰对我说，“你能不能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任何一个节目，让我的爸爸、妈妈看到，‘中央’并没有‘打倒’你。”
这事既可笑又凄凉。
我说，让我想一想。
正好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节目，需要找一位专职的“文化素质评委”，希望我担当。照理，一个辞职的高校校长是不可能参与这样等级的事情的，但我想起妻子的话，犹豫了。最后，答应了。
没想到这个节目在全国的收视率极高，而且，我主持的“文化素质”考核比歌曲比赛更有吸引力。选手们从题库里随机抽出了古今中外的文化课题，支支吾吾地回答得非常有趣；与此同时，全国无数家庭的电视机前，子女正在调皮地测试着父母亲，而妻子又在斜眼看着丈夫。这一来，这个节目很快变成了一个有上亿人参与的文化大课堂。一次比赛长达五十多天，我每天都要讲述很长时间，我想岳父、岳母应该宽心了。
据统计，收看这档节目的全国观众，有百分之八十三是为了看我的文史知识点评。
但是，由于全国观众对我的文史知识评价太高了，很快有一个姓金的上海文人写出一本书来，指出我的《文化苦旅》里有一百多个“文史差错”。另一个姓郝的上海文人，与他呼应。
还是由南方那家周报领头，全国一百六十多家报纸全都兴高采烈地报道并摘引了他的书，台湾也快速出版这本书，这本书登上了亚洲畅销书排行榜，他本人还被“香港书展”作为特邀嘉宾邀请到现场签名售书。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伪造了“剽窃”事件，并借此发起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在联合国“世界遗产大全”上“驱逐”我的运动，“啃余族”一呼百应，他们全都成功。
很多老人告诉我，发动此事的那两个主角，是“文革”造反派中的著名首领。对此，我没有兴趣查证，只看到现在这帮人闹事的速度和效力，早已远远超过“文革”中最有势力的造反派。难道是两代造反派、三代造反派的结合？
这不是没有可能。历史的病毒向来顽固，看似不见了，却会以更大的规模变异、爆发。
对这一系列的怪事，有一个人血脉贲张，那就是杨长勋。他已经从广西艺术学院调入广西师范大学，天天关注着我所面临的文化灾难，气愤至极。来几次电话，在痛骂之后又抽泣不已。他说自己正在动手写一本长长的书，把我这几年所承受的一切，一一予以剖析。这就使他不能不汇集全部资料，结果，越读越愤怒，越写越激动。有几次，他在电话中说：“昨夜一夜没睡，喝了不少酒，我快灭绝了。”
整整两年，他都在写这本我不知道标题的书。他数度自费到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调查。有时，我会在清晨接到他的电话，他总是恨恨地说：“我必须揭露这些人。这些人的经历我都搞清楚了。如果不揭露，中国文化就被他们糟蹋完了！”
我知道，他又写了通宵。
电话里传来钢琴声，我问是谁在弹，他说是年幼的孩子。说起孩子，他口气才稍稍变得柔和。
元旦刚过，他打来电话说：“书终于写成了，我要让你看一看。但请答应我，你看的时候不要过于愤怒。我已经用几年时间代你愤怒过了，你再愤怒，就便宜他们了。”
他不想把这部书稿邮寄，因此希望我的助理金克林能到广西南宁去取。他说，这两天，他会最后润饰一遍。
金克林是一月七日抵达南宁的。杨长勋为了书稿已经两天没睡，见了金克林，他又流着眼泪喝酒。结果，发生了谁也没有想到的悲剧：一月八日，杨长勋副教授在沉睡中去世，终年四十三岁。医院鉴定为：心源性猝死。
那部书稿，由金克林带到了上海，标题是：《守护余秋雨》。
又一个生命，为我离去。他想守护我，但我没有能守护住他。
他想在悬崖边上艰难地为我清理一小块立足之地，但他自己却失足了。一下子，粉身碎骨。
我会一辈子记住这个名字：杨长勋。
我不知是怎么看完书稿的。但是，看完后，我决定通过金克林，与杨长勋的妻子商量，暂时不出版这本书。书中的内容太彻底了，那些诽谤者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在新时期中的投机表现，以及后来与盗版集团的关系，都有了证据。
我不同意出版，原因有二：
第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只审视被害者、不审视伤害者的巨大陷阱，没有人会去关注那些诽谤者的真相；
第二，即使有人关注了，也只是为社会增添了恶的观感，但这种观感，在中国已经积累太多。
而且，我还从杨长勋整理的材料中看到，那些诽谤者的恶，大多是因为从小缺少善和爱的滋养，形成了一种可谓“攻击亢奋型”的精神障碍，其实都是病人。例如湖北那个纠缠我很久的人，小时候居然是被父母亲当作物品卖掉的，即使变态，也很值得同情。
据金克林说，杨长勋的妻子是一位善良的基督徒，同意我的决定。
我和马兰每天都躲在深圳家里，很少外出。楼下大门口有一排信箱，也有我们的一个。
马兰关心楼下的信箱，只是因为还在等相关政府部门来信给一个说法。
这天她又沮丧地上楼了，手上拿着一封从上海转来的英文信，交给我。
我拆开，看了一遍。不相信，再看一遍。
马兰发觉我的鼻子轻轻抽搐了一下，赶紧过来，问我怎么了。
我闭了一会儿眼，抬起头来对她说：“这是美国纽约市文化局、林肯艺术中心和美华协会联名写给你的一封公函，通知你，你已被他们评为亚洲最佳艺术家。而且，还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我尽量说得平静。
“这不可能。我已经好几年没演了。”她摇头。
“信上说，这是美国二十四位资深戏剧评论家投票的结果。他们中不少人，在十年前看了你在洛杉矶的演出。其他评委，也看了你的录像。”我说。
她的表情开始凝冻。
我继续说下去：“信上还说，这个奖的评判标准很严。‘亚洲最佳艺术家’已经很不容易，而其中的‘终身成就奖’更是少而又少，除了电影艺术家黑泽明，舞蹈艺术家林怀民外，中国戏曲界只有张君秋、袁世海等寥寥数位得过。你是几十年来这个奖项的最年轻获得者。他们正在安排时间，你要亲赴美国纽约领奖，还要准备做一个获奖演讲。”
她不说话，一直呆坐着。
我说：“我陪你到外面散散步吧。”
这是傍晚时分，深圳的空气中充满潮气，有点闷。我们在一条木架路上默默地走了很久，她突然说：“这事千万不能让国内的媒体报道。”
我一听，苦笑了一下。前两天，到深圳书城走走，被总经理陈锦涛先生发现。陈经理到办公室拿出一份印刷品，上面有全国近十年来最畅销的十本书排行榜，十本中，我一人竟占了四本。我一见就让陈经理赶快收起来，不要让很多人看见。因为，这就是我遭受围攻的原因之一。
北京《中关村》杂志来信，说我被投票评上了“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我立即回信央求他们，尽量不报道、少报道。他们很惊讶，但还是答应了。
然而，不管怎么掩盖，也总有缺口被那些人挤进来。眼前又有了一件：我在家乡出生的老屋，由于经常有不少海内外的读者来参观，给现在的屋主带来很大的困扰。我听说后就把它买下，赠送给镇里，请他们见到参观的人开一下门。但是，老屋已是危房，维修、打扫、看管的事情超出了乡亲的能力，因此镇里就问县里，能不能由县里保管。
这本是一件芥末小事，不知怎么被一个年轻村民捅上了网，那些“啃余族”一见，又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所有的矛头都针对着我可怜的乡亲，骂他们怎么胆敢把我家老屋当作“文物保护单位”而试图赚钱。
我知道，这铺天盖地的网上风潮，一定把镇里的乡亲和县里的官员吓着了，哪里还敢再保存老屋。我连忙写信给乡亲，请他们在村庄建设时把老屋拆除。
我想，拆了也好。老屋有太多牵动我情感的故事，千万不能被现代邪恶纠缠。一来纠缠，不如沦为瓦砾。
于是，我又和马兰一起，回了一次老家，特地在老屋前拍照。这屋，确实破败了。但是，就在这些老旧的砖瓦间，有过父母亲的结婚鼓乐，有过妈妈的油灯书信，有过祖母的大灾孤居……一切美丽和悲怆，都将随风飘散。
从老屋，又想到妈妈。
我偕妻重返老屋。 长辈的故事，童年的记忆，全都埋藏在这些老旧的砖瓦间。我们身后的石沿，是我人生道路的起点。 我早年的乡亲、邻居，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我在心中轻轻地说：妈妈，那些人不仅不让我们在任何一座城市居住，而且还不准保留我们最早的住所！
妈妈一定会问是什么样的人？
我说：就像几十年前我们经历过的一样，是一片叫不出名字的泥淖，是一团紧随不放的阴云。
妈妈一听就懂。
我和马兰又赶回上海，去看妈妈。妈妈坐在一把藤椅上，我捋着她花白的头发，回忆着一个个与那间老屋有关的故事。但是，老屋已经不能保留的事实，却不能向她透露。
老人家对于越老的事，记得越清楚。
我问她，从进门到灶间，一共是几步，她快速说出。
我又问她，后门小巷间的雨水缸，直径多大，她立即张开双臂比画了出来。
我还问她，我出生的那张床，床框上刻着哪几句古诗，她也毫不顿挫地流畅背出。
但是，这一切都将变为废墟。
马兰获“亚洲最佳艺术家终身成就奖”的颁奖仪式，在哥伦比亚大学礼堂隆重举行。纽约市文化局的局长、林肯艺术中心的总监、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校长，都出席了。仪式上播放了马兰历来的演出片段集锦，她发表了获奖演讲，题目是《中国戏曲的昨天和明天》。她的思考等级和表达能力，让全场大为惊讶，因而掌声不断。
纽约市文化局、林肯艺术中心在哥伦比亚大学为马兰颁授“亚洲最佳艺术家终身成就奖”。 在颁奖仪式上，马兰发表了《中国戏曲的昨天和明天》的演讲。
我在耶鲁大学演讲后摄。 马兰喜欢耶鲁大学的建筑，觉得比我巡回演讲的其他美国大学漂亮。
我作为“家属”，非常低调地陪在一旁，却还是被哥伦比亚大学发现了。那就免不了也要发表一个演讲了，我的讲题是《重构中国文化史》。年迈的夏志清教授听了鼓励我：“你历来在纽约的每一次演讲，我都来听了，一次比一次好。”由他热情推荐，我再度到美国的著名大学做了一番巡回演讲。
由于我的思路比较独特，在各大学又一次引起轰动。但我反复地请求当地华文报刊的记者，绝对不要向国内报道。
马兰作为“亚洲最佳艺术家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再次受到当地华语艺术团体的移民邀请。马兰的回答是：“家里还有老人，需要照顾。”
回国后与齐华通了一次电话，他说余鸿文先生已在四个月前去世，他也刚刚从余鸿文先生的女婿那里听说。我问，老人安葬在哪里。他说骨灰盒暂时安放在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正巧，与我父亲是同一个殡仪馆。
那天下午，马兰在家里陪妈妈，我一个人去了殡仪馆的安灵堂。马兰太敏感，那样的地方不适合去。
在安灵堂，我祭拜了爸爸和余鸿文先生的灵位。他们的位置，离得不远。我特别向余鸿文先生的灵位深深鞠了一躬，他是祖父辈的长者，又是我爸爸、妈妈的婚姻大媒，因此，也是我生命起点的攒合者。
我的事情做完了，顺着安灵堂的甬道离开。突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笑容，那是一个骨灰盒上一帧发黄的照片。一看名字，原来是我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他还是用那种忧郁而幽默的眼神看着我，我立即退后一步，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觉得这里可能还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脚步，左右打量。这一打量不要紧，就在徐扶明教授的对面，我看到了曾远风的名字。走过去看生卒日期，他是八个月前去世的。
我又回头看看徐扶明先生的骨灰盒，只隔了一条甬道。立即想起徐扶明教授那次给我讲的话：“老弟，人生如戏，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远是打手，有人永远挨打。”
我想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商量，能不能把这两人的位置移开一点，不要靠得那么近。但一想这必须通过双方家属，非常麻烦。而且，说不出理由。
走出安灵堂大门时我又停步了。我的眼角仿佛扫到，就在最靠大门的地方，有一个骨灰盒上的名字有点奇怪。也姓余，这是首先吸引我的地方；再看，叫余颐贤，原来是他。家乡的盗墓者，又做过不少好事。真是他吗？他什么时候到了上海？会不会是同名同姓？从骨灰盒上的生卒年份看，他是在九年前去世的。
我希望真是他。从故乡山间的月色下一路走到这里，很不容易。
十 天人对话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他曾经说，过程性的情节越丰富，越会让人产生习惯性迟钝。因此，需要阻断，需要间离，让讲者和听者都陡然停步，获得思考。
我一直在等待这种停步的机会，此刻出现了。在安灵堂门口，我又回首望了一眼。除我爸爸之外，余鸿文先生、徐扶明先生、余颐贤先生，包括那位我一时还不愿意称“先生”的曾远风，都一起在这里停步。那么，我也找到了坐下来的理由。
安灵堂不远处有两把石椅，朝着一个小小的松柏林。边上，又有一个浅浅的水池，水面上浮着大片枯叶。
我在一把石椅上坐下，微闭着眼睛。一开始思绪很杂，跳荡滑动，慢慢舒了几口气，安静下来。
我的眼前，出现了这些老人，我对他们轻声说话。他们没有表情，但似乎又有表情。
我第一个想恭恭敬敬地上前交谈的，是离世不久的余鸿文先生。
余鸿文先生，我应该叫您一声爷爷。我出生时，祖父早已去世，因此从小没叫过谁爷爷。从前见到您时也曾经想叫，又觉得不好意思。
现在可以叫一声了，但是我仅仅这么一想，还没有叫出口呢，就觉得自己已经蹲到了您的膝下。抬头看您，白须宽袄，太阳在您背上。
在您背后，仿佛还远远近近地站着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你们是一代人。他们走得比您早，因此看过去有点影影绰绰。
我不知道，我的长辈，当你们听说自己的一个孙儿成了“中国历来受诽谤最多的独立知识分子”时，会是什么感觉。是担忧、心疼、愤怒，还是自豪？
这个称号，是几个学者经过认真调查才得出的。我当时一听也怀疑，后来仔细一想，如果不是只算一时一地，而是算二十年的连续不断，算每一次的全国规模，确实没有人能超过。
我估计，你们之中，独独对这件事感到自豪的一定是祖母，我已经看到她炯炯的目光。其他长辈，多少都有点困惑：怎么会是这样？
对此，我愿意接受你们的盘问。
代表长辈盘问我的，应该是离世最晚的您，余鸿文先生。
我似乎已经听到您的声音。您说：“讨论诽谤，不必看内容，只看它为什么发生。”
我点头。
于是您开始问了：“你和诽谤者之间，有没有权位之争？”
我回答道：“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我没有任何官职，也不是什么代表、委员，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协会，因此没有丝毫权位可言，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利益之争？”
我回答道：“我几百万言的研究著作，十几万公里的考察计划，从开始到完成，从未申请过一分钱的政府资助。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学术之争？”
我回答：“我的研究课题从来不与别人相撞，我的考察路线从来不与别人交错，我的表述方式从来不与别人近似。他们能争什么？”
您继续问：“你与他们，有没有意气之争？”
我回答：“你们看见了，那么多人连续伤害我十几年。有几个人已经把伤害我当作一项稳定的谋生职业，我却从来没有回击一句，也从来没有点过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
我看到，祖母在您身后擦泪。
您停止提问，静静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了您的声音：“你的每一项回答，大家都可以见证。看来你是一个最不应该受到诽谤的人，却受到了最多的诽谤。造成这种颠倒一定有一个特殊原因，例如，刚才我想，是不是你太招人嫉妒？”
我回答道：“嫉妒太普通，不是特殊原因。中国文化界可以被嫉妒的人很多，但他们都没有招来那么长时间的诽谤。”
您说：“听口气，你自己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我说：“我自己也曾经百思不解，后来，一番回忆使我找到了钥匙。”
“什么回忆？”您问。
我说：“回忆起了我还没有辞职的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后来多得多。我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最年轻的厅级官员，而且还执掌上海市那么多人的职称评选。我当时的行事风格，更是雷厉风行、敢作敢为。但是，整整六年，我不仅没有受到丝毫诽谤，而且也没有听到过一句非议。连后来诽谤我最起劲的那几个人，当时也全部对我甜言蜜语、赞颂不止。”
“我已经猜到你的答案了，”您说，“你遭到长期诽谤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较彻底地离开了一种体制。”
我说：“体制是一种力学结构，就像一个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却也互相牵制，获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个人悄悄地打开城门出去了，城门在他身后关闭，而他骑在马背上的种种行为又经常出现在城里人的视线之内。他的自由，他的独立，他的醒目，无意之中都变成了对城内生态的嘲谑。结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为射箭的目标。由于城门已关，射箭者没有后顾之忧。”
“这样的城堡，可能不止一个吧？”您问。
“当然。”我说，“城堡的本性是对峙，如果只是一个，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在，有的城堡因为有国力支撑而十分堂皇，有的城堡则因为有国外背景而相当热闹。我呢，只能吟诵鲁迅的诗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但是我比鲁迅更彻底，连戟也没有。”
您点了点头，似乎不想再问，却还是轻声问了出来：“堡外生活既孤独又艰险，你能不能，从哪个边门重返一个安全的城堡？”
我说：“我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城堡。官方体制对文化创造，有利有弊，弊多利少。古今中外都产生过不少排场很大的官方文化，这当然也不错，但是一切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大多不在其内。这是因为，行政思维和文化思维虽有部分重叠但本性不同。前者以统一而宏大的典仪抵达有序欢愉，后者以个性而诗化的秘径抵达终极关怀。现在，前者太强势了，连很多自命清高的学者都在暗暗争夺行政级别，这更使很多行政官员对文化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和无知。长此以往，前者极有可能吞没后者。您看现在，财源滚滚而文事寂寥，精神枯窘而处处嬉闹，便是征兆。因此，我要不断地站在外面提醒，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您又问：“那么另一个城堡呢？”
我说：“对那个城堡我曾抱有希望，希望它能批判专制弊端，揭露权贵集团，推进政治改革，但现在已经失望。因为它掺入了太多的投机、虚假和表演。我曾多次试着与这个城堡里的人对话，发觉他们大多自命为中国的救赎者，却以揭秘的腔调散布着各种谣言，而且总是把一切文化问题全都推向政治批判，好像天下除了政治批判之外就不存在别的问题。他们那些貌似激烈的言论，初听起来还有一点刺激，再听下去就无聊了。”
您说：“看来，你只能左右不是人了。但是，我要以长辈的身份告诉你：不怕。大智不群，大善无帮，何惧孤步，何惧毁谤。”
我说：“对，不怕。”
与余鸿文先生的对话有点累。他的那么多盘问，我知道，正是代表众多长辈对我的审讯。
接下来就不会这么严肃了，我急着想说话的，是徐扶明先生。徐扶明先生历来寡言，现在仍然微笑着等我开口，他很可能像往常一样，只听不说。
徐先生，我的朋友，刚才我在安灵堂，一心只想把您从曾远风附近移开。您告诉过我，人生如戏，角色早定，他永远打人，您永远挨打。在这里你们靠得那么近，又是面对面，我不放心。
但后来一想，不移也罢。他从前打人，靠的是诬陷、造谣、告发，现在到了你们这里，他毕生功夫全废，那您还怕他什么呢？
从此，您可以近距离地盯着他看。我早就发现，凡是害人的人，目光总是游移的。他会用眼睛的余光来窥探您，您还是不放过。世上再阴险毒辣的人，也受不住您这种盯住不放的目光，只能快步逃离。但是，在这安灵堂的小格子、小盒子中，他能往哪里逃？因此在我看来，这就是“末日审判”。审判的法官，就是一生的被害者，审判的语言，就是盯住不放的目光。
您的目光，过去的主题是惆怅。我曾经责怪您为什么不增添一点愤怒，现在我不责怪了，只劝您增添一点嘲讽。像曾远风这样一直气焰万丈的人最后也不得不让您来日夜看管，看管着他无声无息、无亲无友的终点，给一点嘲讽正合适。
更需要嘲讽的却是人世间，居然怂恿了他那么久，给他喝彩，给他版面，给他伸展拳脚的平台，几十年间没有对他有过一丝一毫的劝阻和批评，使他无法收手，难于后退。直到他一头扎在这里，人们才弃之如敝帚，转身去物色新的替代者，让他们来制造新的不幸。这，还不值得嘲讽吗？
徐扶明先生，在中国戏曲声腔史的研究上，您是我的师长，但在社会人生奥秘上，我要不客气地说，小弟我可以做您的师长。今天我要问您一句：为什么曾远风永远打人，而您永远挨打？
我看到您在摇头，直愣愣地等待着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很简单：他打人，是为了不挨打；您挨打，是因为不打人。
打人，也叫整人、毁人，细说起来也就是从政治上、道德上、名誉上攻击他人，这种事情全世界都有，但在中国却变成了一个魔幻事业。
您会问：怎么会是“魔幻事业”呢？
我要告诉您：这，与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有关。很多民众只要从攻击者嘴里听到别人可能有什么问题，就会非常兴奋地相信，还会立即把攻击者看成是政治上的斗士，道德上的楷模，大家都激情追随，投入声讨。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事态已经变成了那个被攻击者与广大民众的对决，攻击者不再担负任何责任。有些官方媒体又会火上加油，把每一场围攻看成是“民意”，把被攻击者看成是“有争议的人物”，使攻击很快就具有了正义性。
因此，攻击者一旦出手，就有金袍披身，从者如云。这几十年我们都看到了，那么多中国人一拨又一拨地轮着受难，只有一批人奇迹般地立于不败之地，那就是他们。
您在“文革”中受到曾远风的攻击而入狱多年，其实也有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可以脱身，那就是攻击别人，包括攻击他。而且，这种攻击永远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因此，您的受难，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您自己，您不会攻击他人。
我也和您一样，从来没有做过“以攻为守”的事情。对此，我的克制比您更加不易。您老兄身上可能压根儿不存在向别人进攻的能力，我却不是。您知道，我是历届“世界大学生辩论赛”的总评审，在语言上的攻伐之道，那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但是，对于放弃攻击，我们两个都不会后悔。
不妨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您跟着我，痛痛快快地把他们骂倒了，世上多了两个机智的攻击者而少了两个纯粹的文化人，我们会满意吗？我想，我们反而会后悔。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胜利。只希望有一天，新的“曾远风”又要当街追打新的“徐扶明”时，中国的民众和传媒不再像过去和现在这样，一起助威呐喊。
仅此而已。
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也还需要长时间的启蒙。
也许会有这一天，但对我来说，华发已生，暮雾已沉，好像等不到了。
与徐扶明先生说完话，当然就躲不过近在咫尺的曾远风了。其实我也不想躲，很想与他交谈一番。但估计，他也只会听，不会说。
从哪儿开口呢？与他这样的人谈话，我一时还拿不定方向。
曾远风，在年龄上你是我的前辈。你告发徐扶明先生“攻击样板戏”的时候，我才十九岁；徐扶明先生终于平反，而你又转身成为“文革”的批判者时，我已经三十三岁；你向我告发那个左派编剧时，我四十一岁；你向全国媒体告发我为一个流亡人士的后辈写序言时，我四十三岁；你参与那几个“啃余族”对我的围攻时，我五十六岁；你突然以“异议分子”的身份向外国人告发中国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时，我五十九岁。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你一定还实施了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告发，请原谅我挂一漏万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以不寻常的方式陪伴了我大半辈子。
亲人的陪伴增加了我的脆弱，你的陪伴增加了我的坚强。因此，你对我相当重要。
你早年读过中文系，后来的身份，是“编剧”、“编辑”、“杂文作家”。你让我想到十几年来一直在诽谤我的那几个“啃余族”与你一样，清一色出自于中文系，都曾经染指文学创作，却又文思枯窘而改写批判文章和告发信。有趣的是，当年你向我告发的那个左派编剧，后来也走了一条与你相同的路：借由文艺玩政治，天天伤害无辜者。
说远一点，你曾经效忠过的“四人帮”里边，也有三个人是文艺出身。如此一想我就霍然贯通，原来你们把文艺创作中的虚构、想象、夸张、煽情全都用到了真实社会的人事上了。你们把伪造当作了情节，把狂想当作了浪漫，把谩骂当作了朗诵，把谣言当作了台词，把围攻当作了排演。只可怜了广大无知的观众，居然弄假成真。
我刚刚在与徐扶明先生谈话的时候，曾说到很多浅薄的民众特别容易追随像你这样不断地从政治、道德、名誉上攻击他人的人，使你们经常“金袍披身，从者如云”。现在我要加一句，这些民众最值得同情之处，不是追随你们，而是不知道你们全在扮演。
近几年，你们这帮人都齐刷刷地扮演起了“异议分子”，开始改说“民主”、“人权”、“自由”之类的台词。这，实在太搞笑了。这些美好的社会课题，不正是我们一直在奋斗的目标吗，怎么一转眼被你们抢了过去？你们又在“盗版”了。盗版毕竟不是正版，同样这几个概念，从你们嘴里说出来全都变了味道，成了反讽。
先说“民主”。这个概念你们在文章中天天高喊，前面还加了一个“大”字，诱骗民众进行大诬陷、大批斗、大伤害。其实你们内心是害怕广大民众的，例如你们最嫉恨我的书连续畅销二十年，其实就是嫉恨广大读者的“阅读民主”。为此我不禁要笑问：敢不敢进行几次民意测验，让广大民众在你们和我之间做一个选择？不敢了吧，还“民主”！
还有“人权”。这么多年，你们用大量肮脏的谣言伤害了我的名誉权，伤害了我妻子的工作权，伤害了我父亲的生存权，所有这些人，都没有一官半职。难道，这都不是“人权”？
再说“自由”。你们用集中诬陷的手段侵犯了我的写作自由、声辩自由、居住自由，但是凭着媒体的起哄、法律的放任、官方的漠然，从来不必支付任何代价，不必做任何道歉。我想问，古今中外几千年，还有什么人比你们更“自由”？还有什么人比你们更需要还给他人以“自由”？
你听得出来，这是反问，不求回答。真正的问题也有一个，存在心底很久了，还是说出来吧：那么多年，你们这批人难道从来都没有担心过法律的追诉？你们难道就能断定，中国的法律一直会像过去那样偏袒你们？
对于这个问题，你也不必回答。既然你老人家已经来到这里，不说法律也罢。我只希望你还是认真地看一看你的对面，那儿有一位与你同龄的老人，因为被你诬告而入狱多年。平反之后，他烧掉了你的罪证，没有说过你一句重话，而你却没有投过去一个抱歉的眼神。我现在终于明白，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把你们两人安排得那么近，可能是别有深意。
如果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却特别想与他说话，这个人就是余颐贤先生。
直到此刻我仍然不知道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心目中只是一团迷雾、一堆疑问。隐约间似乎有一股妖气，但也可能是仙气，似远似近。越是这样就越是好奇，我要腾空心境，去面对这位姓余的老人。我不知道他以前习惯讲什么方言，余姚的，慈溪的，绍兴的，宁波的，还是杭州的？想来想去，今天我还是与他讲童年时的乡下话吧，那种语调，立即就能带出故乡的山水。那里，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是余颐贤先生长期出没的地方。
余颐贤先生，我没有见过您，不知道您是什么样子的。在想象中，您是一个黑衣人。头上还戴着一顶黑毡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别人很难看到你的眼睛，您却能看到别人。
您的名字，在家乡各村所有余姓同胞中显得特别斯文，一定有一点文化背景，但是乡亲们谁也说不清。您的名声不好，我从小就知道您是盗墓人，乡亲们叫“掘坟光棍”。他们又把你的名字叫成“夜仙”，那是根据谐音读错了。但这么一叫，他们就把吴石岭、大庙岭的夜晚，一半交给了虎狼，一半交给了您。
不好的名声也有好处，那就是让您获得了安静。盗墓，只要不去触碰各个时期当红大人物家的祖坟，就很难成为一个政治话题。因此，你在国共内战和后来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都安然无恙。人们有兴趣把一个名声很好的人一点点搞脏，名声越大越有兴趣，却没有兴趣去对付一个名声不好的人。这就像，一块白布太干净、太晃眼了，大家总要争着投污，即使后来风雨把它冲洗干净了，大家也要接着投；而您从头就是一块黑布，不会有人来关注您。
您在黑乎乎的夜晚好像也动过我曾外祖父的墓，这使我家前辈对您的印象就更坏了。印象的改变，是您在另一个黑乎乎的夜晚给妈妈办的识字班送了课本。这事看起来不大，但对好几个乡村却是雪中送炭。那几个乡村当时正要从长久蒙昧中站立起来，您伸手扶了一把。
有了这件事，我开始相信乡间有关您的一些正面传闻。例如，我小时候曾听邻居大婶说，那个笃公终于在我们村找到已经疯了的女友，是您引的路。而且，您还把自己的一间房子让给他住。这是真的吗？更重要的是，我听李龙说，有一次吴石岭山洪暴发，一个预先挖通的渠口把水引走了，救了山下好几户人家。一个柴夫告诉李龙，这个渠口是您花了半个月时间一锹锹挖通的。这就是说，您在无声无息的游荡间，也做了无声无息的大好事，可能还不止一件。这是真的吗？
我没有期待您的回答，却发现您有了动静。您看着我，轻轻地像咳嗽一样清了一下喉咙，似乎要讲话，但跟着而来的是低哑的笑声。笑声很短，转瞬即逝，这让我很兴奋，因为我有可能与您交谈了，就像我与余鸿文先生。
我多么想引出您的话来，但您对我来说太陌生，很难找到具体话由，因此只能说得抽象一点。
我说：“天下万物转眼都走向了对面，连给它们定位都是徒劳。很多人和很多事，可能在对面和反面更容易找到。”
说到这里我停了下来，等您。很奇怪，您的目光已经不再看我，而是看着远处，看着天。
我决定换一种语言方式。像少数民族对歌，像古代诗人对联，先抛出上一句，来勾出对方的下一句。
我根据您的行迹，说了一句：“最美丽的月色，总是出自荒芜的山谷。”
终于听到了您的声音，您说：“最厚重的文物，总是出自无字的旷野。”
我太高兴了，接着说：“最可笑的假话，总是振振有词。”
您接得很快，马上说：“最可耻的诬陷，总是彬彬有礼。”
我说：“最不洁的目光，总在监察道德。”
您说：“最不通的文人，总在咬文嚼字。”
我说：“最勇猛的将士，总是柔声细语。”
您说：“最无聊的书籍，总是艰涩难读。”
我说：“最兴奋的相晤，总是昔日敌手。”
您说：“最愤恨的切割，总是早年好友。”
我说：“最动听的讲述，总是出自小人之口。”
您说：“最纯粹的孤独，总是属于大师之门。”
我说：“最低俗的交情被日夜的酒水浸泡着，越泡越大。”
您说：“最典雅的友谊被矜持的水笔描画着，越描越淡。”
我不能不对您刮目相看，余颐贤先生。您显然是娴熟古今文字的，但此间的机敏却不是出自技术。好像有一种冥冥中的智慧，通过您，在与我对话。那么，就让我们把话题拓宽一点吧。
我说：“浑身瘢疤的人，老是企图脱下别人的衣衫。”
您说：“已经枯萎的树，立即就能成为打人的棍棒。”
我说：“没有筋骨的藤，最想遮没自己依赖的高墙。”
您说：“突然暴发的水，最想背叛自己凭借的河床。”
我说：“何惧交手，唯惧对恃之人突然倒地。”
您说：“不怕围猎，只怕举弓之手竟是狼爪。”
我说：“何惧天坍，唯惧最后一刻还在寻恨。”
您说：“不怕地裂，只怕临终呼喊仍是谣言。”
我说：“太多的荒诞终于使天地失语。”
您说：“无数的不测早已让山河冷颜。”
我说：“失语的天地尚须留一字曰善。”
您说：“冷颜的山河仍藏得一符曰爱。”
我说：“地球有难余家后人不知大灾何时降临。”
您说：“浮生已过余姓老夫未悟大道是否存在。”
我说：“万般皆空无喜无悲唯馀秋山雨雾缥缈依稀。”
您说：“千载如梭无生无灭只剩月夜鸟声朦胧凄迷。”
像梦游一般，我们的对话完成了。此间似有巫乩作法，使我们两人灵魂出窍，在另一个维度相遇，妙语连珠，尽得天籁。这不是我们的话，却又是我们的。
我最后要说的是：您真是“夜仙”。与您对话，我有点害怕。既然您那么厉害，请一定在那个世界查一查我们余家的来历。古羌人？唐兀人？西夏人？蒙古人？汉人？若是汉人，又源出何处？是山西？是湖北？是福建？是安徽？是浙江？……
但是，我似乎已经听到您的回答：这都不重要。沧海滴水，何问其源？来自无限，归于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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