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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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回答
谢家门孔
一
直到今天，谢晋的小儿子阿四，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
大家觉得，这次该让他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解释，他诚实的眼神告诉你，他还是不知道。
十几年前，同样弱智的阿三走了，阿四不知道这位小哥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两个月前，阿四的大哥谢衍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现在，爸爸自己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家里只剩下了他和八十三岁的妈妈，阿四已经不想听解释。谁解释，就是谁把小哥、大哥、爸爸弄走了。他就一定跟着走，去找。
二
阿三还在的时候，谢晋对我说：“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门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门，他就离不开门了，分分秒秒等我回来。”
谢晋说的门孔，俗称“猫眼”，谁都知道是大门中央张望外面的世界的一个小装置。平日听到敲门或电铃，先在这里看一眼，认出是谁，再决定开门还是不开门。但对阿三来说，这个闪着亮光的玻璃小孔，是一种永远的等待。
他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因为爸爸每时每刻都可能会在那里出现，他不能漏掉第一时间。除了睡觉、吃饭，他都在那里看。双脚麻木了，脖子酸痛了，眼睛迷糊了，眉毛脱落了，他都没有撤退。
爸爸在外面做什么？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有一次，谢晋与我长谈，说起在封闭的时代要在电影中加入一点人性的光亮是多么不容易。我突然产生联想，说：“谢导，你就是阿三！”
“什么？”他奇怪地看着我。
我说：“你就像你家阿三，在关闭着的大门上找到一个孔，便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亮光，等亲情，除了睡觉、吃饭，你都没有放过。”
他听了一震，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不说话。
我又说：“你的门孔，也成了全国观众的门孔。不管什么时节，一个玻璃亮眼，大家从那里看到了很多风景、很多人性。你的优点也与阿三一样，那就是无休无止的坚持。”
三
谢晋在六十岁的时候对我说：“现在，我总算和全国人民一起成熟了！”那时，“文革”结束不久。
“成熟”了的他，拍了《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清凉寺的钟声》、《高山下的花环》、《最后的贵族》、《鸦片战争》……那么，他的艺术历程也就大致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为探寻期，后一段为成熟期。探寻期更多地依附于时代，成熟期更多地依附于人性。
一切依附于时代的作品，往往会以普遍流行的时代话语，笼罩艺术家自身的主体话语。谢晋的可贵在于，即使被笼罩，他的主体话语还在顽皮地扑闪腾跃。其中最顽皮之处，就是集中表现女性。不管外在题材是什么，只要抓住了女性命题，艺术也就具有了亦刚亦柔的功能，人性也就具有了悄然渗透的理由。在这方面，《舞台姐妹》就是很好的例证。尽管这部作品里也带有不少时代给予的概念化痕迹，但“文革”中批判它的最大罪名，就是“人性论”。
谢晋说，当时针对这部作品，批判会开了不少，造反派怕文艺界批判“人性论”不力，就拿到“阶级立场最坚定”的工人中去放映，然后批判。没想到，在放映时，纺织厂的女工已经哭成一片，她们被深深感染了。“人性论”和“阶级论”的理论对峙，就在这一片哭声中见出了分晓。
但是，在谢晋看来，这样的作品还不成熟。让纺织女工哭成一片，很多民间戏曲也能做到。他觉得自己应该做更大的事。“文革”的炼狱，使他获得了浴火重生的机会。“文革”以后的他，不再在时代话语的缝隙中捕捉人性，而是反过来，以人性的标准来拷问时代了。
对于一个电影艺术家来说，“成熟”在六十岁，确实是晚了一点。但是，到了六十岁还有勇气“成熟”，这正是二三十年前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的良知凸现。也有不少人一直表白自己“成熟”得很早，不仅早过谢晋，而且几乎没有不成熟的阶段。这也可能吧，但全国民众都未曾看到。谢晋是永远让大家看到的，因此大家与他相陪相伴地不成熟，然后一起成熟。
这让我想起云南丽江雪山上的一种桃子，由于气温太低，成熟期拖得特别长，因此收获时的果实也特别大，大到让人欢呼。
“成熟”后的谢晋让全国观众眼睛一亮。他成了万人瞩目的思想者，每天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寻找着既符合自己切身感受、又必然能感染民众的描写，然后思考着如何用镜头震撼全民族的心灵。没有他，那些文学描写只在一角流传；有了他，一座座通向亿万观众的桥梁搭了起来。
于是，由于他，整个民族进入了一个艰难而美丽的苏醒过程，就像罗丹雕塑《青铜时代》传达的那种象征气氛。
那些年的谢晋，大作品一部接着一部，部部深入人心，真可谓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云蒸霞蔚。
就在这时，他礼贤下士，竟然破例聘请了一个艺术顾问，那就是比他小二十多岁的我。他与我的父亲同龄，我又与他的女儿同龄。这种辈分错乱的礼聘，只能是他，也只能在上海。
那时节，连萧伯纳的嫡传弟子黄佐临先生也在与我们一起玩布莱希特、贫困戏剧、环境戏剧，他应该是我祖父一辈。而我的学生们，也已成果累累。八十年代“四世同堂”的上海文化，实在让人难以忘怀。而在这“四世同堂”的热闹中，成果最为显赫的，还是谢晋。他让上海，维持了一段为时不短的文化骄傲。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谢晋最大的成果在于用自己的生命接通了中国电影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曲折逻辑。不管是幼稚、青涩、豪情，还是深思、严峻、浩叹，他全都经历了，摸索了，梳理了。
他不是散落在岸边的一片美景，而是一条完整的大河，使沿途所有的景色都可依着他而定位。他是一脉彩色的光缆，为很多并不彩色的历史过程提供了审美可能。
我想，当代中国的电影艺术家即便取得再高的国际成就，也不能轻忽谢晋这个名字，因为进入今天这个制高点的那条崎岖山路，是他磕磕绊绊走下来的。当代艺术家的长辈，都从他那里汲取过美，并构成遗传。在这个意义上，谢晋不朽。
四
谢晋聘请我做艺术顾问，旁人以为他会要我介绍当代世界艺术的新思潮，其实并不。他与我最谈得拢的，是具体的艺术感觉。他是文化创造者，要的是现场设计，而不是云端高论。
我们也曾开过一些研讨会，有的理论家在会上高谈阔论，又明显地缺少艺术感觉。谢晋会偷偷地摘下耳机，出神地看着发言者。发言者还以为他在专心听讲，其实他很可能只是在观察发言者脸部的肌肉运动状态和可以划分的角色类型。这好像不太礼貌，但高龄的他有资格这样做。
谢晋特别想说又不愿多说的，是作为文化创造者的苦恼。
我问他：“你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苦恼是什么？是剧作的等级、演员的悟性，还是摄影师的能力？”
他说：“不，不，这些都有办法解决。我最大的苦恼，是遇到了不懂艺术的审查者和评论者。”
他所说的“不懂艺术”，我想很多官员是不太明白其中含义的。他们总觉得自己既有名校学历又看过很多中外电影，还啃过几本艺术理论著作，怎么能说“不懂艺术”呢？
其实，真正的艺术家都知道，这种“懂”，是创造意义上而不是学问意义上的。
那是对每一个感性细节小心翼翼的捧持，是对每一个未明意涵恭恭敬敬地让它保持未明状态，是对作品的有机生命不可稍有割划的万千敏感，是对转瞬即逝的一个眼神、一道光束的震颤性品咂，是对那绵长多变又快速运动的镜头语汇的感同身受，以及感同身受后的气喘吁吁、神驰心飞。
用中国传统美学概念来说，这种“懂”，不“隔”。而一切审查性、评论性的目光，不管包含着多少学问，都恰恰是从“隔”开始的。
平心而论，在这一点上，谢晋的观点比我宽容得多。他不喜欢被审查却也不反对，一直希望有夏衍、田汉这样真正懂艺术的人来审查。而我则认为，即使夏衍、田汉这样的艺术家再世，也没有权力要谢晋这样的艺术家在艺术上服从自己。
谢晋那些最重要的作品，上映前都麻烦重重。如果说，“文革”前的审查总是指责他“爱情太多，女性话题太多，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太多”，那么，“文革”后的审查者已经宽容爱情和女性了，主要是指责他“揭露革命事业中的黑暗太多”。
有趣的是，有的审查者一旦投身创作，立场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认识两位职业审查者，年老退休后常常被一些电视剧聘为顾问，参与构思。作品拍出来后，交给他们当年退休时物色的徒弟们审查，他们才发现，这些徒弟太不像话了。他们愤怒地说：“文化领域那么多诽谤、伪造、低劣都不审查，却总是盯着一些好作品不依不饶！”后来他们扪心自问，才明白自己大半辈子也在这么做。
对于评论，谢晋与他的同代人一样，过于在乎，比较敏感，容易生气。
他平生最生气的评论，是一个叫朱大可的上海评论者所揭露的“谢晋模式”。忘了是说“革命加女人”，还是“革命加爱情”。谢晋认为，以前的审查者不管多么胡言乱语，也没有公开发表，而这个可笑的“谢晋模式”，却被很多报纸刊登了。
他几乎在办公室里大声咆哮：“女人怎么啦？没有女人，哪来男人？爱情，我在《红色娘子军》里想加一点，不让；《舞台姐妹》里也没有正面爱情。只有造反派才批判我借着革命贩卖爱情，这个朱大可是什么人？”
我劝他：“这个人没有什么恶意，只是理论上幼稚，把现象拼凑当做了学问。你不要生气，如果有人把眼睛、鼻子、嘴巴的组合说成是脸部模式，你会发火吗？”
他看着我，不再说话。但后来，每次研讨会我都提议让朱大可来参加，他都不让。而且，还会狠狠地瞪我一眼。
直到有一天，朱大可发表文章说，有一个妓女的手提包里也有我的《文化苦旅》，引起全国对我的讪笑。谢晋也幸灾乐祸地笑了，说：“看你再为他辩护！”
但他很快又大声地为我讲话了：“妓女？中外艺术中，很多妓女的品德，都比文人高！我还要重拍《桃花扇》，用李香君回击他！”
我连忙说：“不，不。中国现在的文艺评论，都是随风一吐的口水，哪里犯得着你大艺术家来回击？”
“你不恨？”他盯着我的眼睛，加了一句：“那么多报纸。”
“当然不恨。”我说。
他把手拍在我肩上。
五
在友情上，谢晋算得上是一个汉子。
他总是充满古意地反复怀念一个个久不见面的老友，怀念得一点儿也不像一个名人；同时，他又无限兴奋地结识一个个刚刚发现的新知，兴奋得一点儿也不像一个老者。他的工作性质、活动方式和从业时间，使他的“老友”和“新知”的范围非常之大，但他一个也不会忘记，一个也不会怠慢。
因此，只要他有召唤，或者，只是以他的名义召唤，再有名的艺术家也没有不来的。
有时，他别出心裁，要让这些艺术家都到他出生的老家去聚会，大家也都乖乖地全数抵达。就在他去世前几天，上海电视台准备拍摄一个纪念他八十五岁生日的节目，开出了一大串响亮的名单，逐一邀请。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在一般情况下是“八抬大轿也抬不动”的，因为有的也已年老，有的非常繁忙，有的片约在身，有的身患重病。但是，一听是谢晋的事，没有一个拒绝。当然，他们没有料到，生日之前，会有一个追悼会……
我从旁观察，发觉谢晋交友，有两个原则。一是拒绝小人，二是不求实用。这就使他身边的热闹中有一种干净。相比之下，有些同样著名的老艺术家永远也摆不出谢导这样的友情阵仗，不是他们缺少魅力，而是本来要来参加的人想到同时还有几双忽闪的眼睛也会到场，借故推托了。有时，好人也会利用小人，但谢晋不利用。
他对小人的办法，不是争吵，不是驱逐，而是在最早的时间冷落。他的冷落，是炬灭烟消，完全不予互动。听对方说了几句话，他就明白是什么人了，便突然变成了一座石山，邪不可侵。转身，眼角扫到一个朋友，石山又变成了一尊活佛。
一些早已不会被他选为演员和编剧的老朋友，永远是他的座上宾。他们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帮不上他的忙，感到不安。西哲有言：“友情的败坏，是从利用开始的。”谢晋的友情，从不败坏。
他一点儿也不势利。再高的官，在他眼中只是他的观众，与天下千万观众没有区别。但因为他们是官，他会特别严厉一点。我多次看到，他与官员讲话的声调，远远高于他平日讲话，主要是在批评。他还会把自己对于某个文化高官的批评到处讲、反复讲，希望能传到那个高官的耳朵里，一点儿不担心自己会不会遇到麻烦。
有时，他也会发现，对那个高官的批评搞错了，于是又到处大声讲：“那其实是个好人，我过去搞错了！”
对于受到挫折的人，他特别关心，包括官员。
有一年，我认识的一位官员因事入狱。我以前与这位官员倒也没有什么交往，这时却想安慰他几句。正好上海市监狱邀请我去给几千个犯人讲课，我就向监狱长提出要与那个人谈一次话。监狱长说，与那个人谈话是不被允许的。我就问能不能写个条子，监狱长说可以。
我就在一张纸上写道：“平日大家都忙，没有时间把外语再推进一步，祝贺你有了这个机会。”写完，托监狱长交给那个人。
谢晋听我说了这个过程，笑眯眯地动了一会儿脑筋，然后兴奋地拍了一下桌子说：“有了！你能送条子，那么，我可以进一步，送月饼！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你告诉监狱长，我谢晋要为犯人讲一次课！”
就这样，他为了让那个官员在监狱里过一个像样的中秋节，居然主动去向犯人讲了一次课。提篮桥监狱的犯人，有幸一睹他们心中的艺术偶像。那个入狱的官员，其实与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四年以后，那个人刑满释放，第一个电话打给我，说他听了我的话，在里边学外语，现在带出来一部五十万字的翻译稿。然后，他说，急于要请谢晋导演吃饭。谢导那次的中秋节行动，实在把他感动了。
六
我一直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觉得拍电影是一个力气活，谢晋已经年迈，不必站在第一线上了。我提议他在拍完《芙蓉镇》后就可以收山，然后以自己的信誉、影响和经验，办一个电影公司，再建一个影视学院。简单说来，让他从一个电影导演变成一个“电影导师”。
有这个想法的，可能不止我一个人。
我过了很久才知道，他对我们的这种想法，深感痛苦。
他想拍电影，他想自己天天拿着话筒指挥现场，然后猫着腰在摄影机后面调度一切。他早已不在乎名利，也不想证明自己依然还保持着艺术创造能力。他只是饥渴，没完没了地饥渴。在这一点上他像一个最单纯、最执著的孩子，一定要做一件事，骂他，损他，毁他，都可以，只要让他做这件事，他立即可以破涕为笑。
他当然知道我们的劝说有点道理，因此，也是认认真真地办电影公司，建影视学院，还叫我做“校董”。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消解他内心的强烈饥渴。
他越来越要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他的精力充沛、步履轻健。他由于耳朵不好，本来说话就很大声，现在更大声了。他原来就喜欢喝酒，现在更要与别人频频比赛酒量了。
有一次，他跨着大步走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不知怎么突然踉跄了。他想摆脱踉跄，挣扎了一下，谁知更是朝前一冲，被人扶住，脸色发青。这让人们突然想起他的皮夹克、红围巾所包裹着的年龄。
不久后一次吃饭，我又委婉地说起了老话题。
他知道月台上的踉跄被我们看到了，因此也知道我说这些话的原因。
他朝我举起酒杯，我以为他要用干杯的方式来接受我的建议，没想到他对我说：“秋雨，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真正善饮的吗？我告诉你，第一，端杯稳；第二，双眉平；第三，下口深。”
说着，他又稳又平又深地一连喝了好几杯。
是在证明自己的酒量吗？不，我觉得其中似乎又包含着某种宣示。
即使毫无宣示的意思，那么，只要他拿起酒杯，便立即显得大气磅礴，说什么都难以反驳。
后来，有一位热心的农民企业家想给他资助，开了一个会。这位企业家站起来讲话，意思是大家要把谢晋看作一个珍贵的品牌，进行文化产业的运作。但他不太会讲话，说成了这样一句：“谢晋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一个人名，而且还是一种有待开发的东西。”
“东西？”在场的文化人听了都觉得不是味道。
一位喜剧演员突然有了念头，便大声地在座位上说：“你说错了，谢晋不是东西！”他又重复了一句：“谢晋不是东西！”
这是一个毫无恶意的喜剧花招，全场都笑了。
我连忙扭头看谢晋导演，不知他是生气而走，还是蔼然而笑。没想到，我看到的他似乎完全没有听到这句话，只是像木头一样呆坐着，毫无表情。我立即明白了，他从这位企业家的讲话中才知道，连他们也想把自己当做品牌来运作。
“我，难道只能这样了吗？”他想。
他毫无表情的表情，把我震了一下。他心中在想，如果自己真的完全变成了一个品牌，丢失了亲自创造的权利，那谢晋真的“不是东西”了。
从那次之后，我改变了态度，总是悉心倾听他一个又一个的创作计划。
这是一种滔滔不绝的激情，变成了延绵不绝的憧憬。他要重拍《桃花扇》，他要筹拍美国华工修建西部铁路的血泪史，他要拍《拉贝日记》，他要拍《大人家》，他更想拍前辈领袖的女儿们的生死恩仇、悲欢离合……
看到我愿意倾听，他就针对我们以前的想法一吐委屈：“你们都说我年事已高，应该退居二线，但是我早就给你说过，我是六十岁才成熟的，那你算算……”
一位杰出艺术家的生命之门既然已经第二度打开，翻卷的洪水再也无可抵挡。
这是创造主体的本能呼喊，也是一个强大的生命要求自我完成的一种尊严。
七
他在中国创建了一个独立而庞大的艺术世界，但回到家，却是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天地。
他与夫人徐大雯女士生了四个小孩，脑子正常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谢衍。谢衍的两个弟弟就是前面所说的老三和老四，都严重弱智，而姐姐的情况也不好。
这四个孩子，出生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这十年间。当时的社会，还很难找到辅导弱智儿童的专业学校，一切麻烦都堆在一门之内。家境极不宽裕，工作极其繁忙，这个门内天天在发生什么？只有天知道。
我们如果把这样一个家庭背景与谢晋的那么多电影联系在一起，真会产生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每天傍晚，他那高大而疲惫的身影一步步走回家门的图像，不能不让人一次次落泪。不是出于一种同情，而是为了一种伟大。
一个错乱的精神旋涡，能够生发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吗？谢晋做出了回答，而全国的电影观众都在点头。
我觉得，这种情景，在整个人类艺术史上都难以重见。
谢晋亲手把错乱的精神旋涡，筑成了人道主义的圣殿。我曾多次在他家里吃饭，他做得一手好菜，常常围着白围单、手握着锅铲招呼客人。客人可能是好莱坞明星、法国大导演、日本制作人，但最后谢晋总会搓搓手，通过翻译介绍自己两个儿子的特殊情况，然后隆重请出。
这种毫不掩饰的坦荡，曾让我百脉俱开。在客人面前，弱智儿子的每一个笑容和动作，在谢晋看来就是人类最本原的可爱造型，因此满眼是欣赏的光彩。他把这种光彩，带给了整个门庭，也带给了所有的客人。
他自己成天到处走，有时也会带着儿子出行。我听谢晋电影公司总经理张惠芳女士说，那次去浙江衢州，坐了一辆面包车，路上要好几个小时，阿四同行。坐在前排的谢晋过一会儿就要回过头来问：“阿四累不累？”“阿四好吗？”“阿四要不要睡一会儿？”……过几分钟就回一次头，没完没了。
每次回头，那神情，能把雪山消融。
八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家后代唯一的正常人，那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典雅君子，他的大儿子谢衍，竟先他而去。
谢衍太知道父母亲的生活重压，一直瞒着自己的病情，不让老人家知道。他把一切事情都料理得一清二楚，然后穿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去了医院，再也没有出来。
他恳求周围的人，千万不要让爸爸、妈妈到医院来。他说，爸爸太出名，一来就会引动媒体，而自己现在的形象又会使爸爸、妈妈吃惊。他一直念叨着：“不要来，千万不要来，不要让他们来……”
直到他去世前一星期，周围的人说，现在一定要让你爸爸、妈妈来了。这次，他没有说话。
谢晋一直以为儿子是一般的病住院，完全不知道事情已经那么严重。眼前病床上，他唯一可以对话的儿子，已经不成样子。
他像一尊突然被风干了的雕像，站在病床前，很久，很久。
他身边，传来工作人员低低的抽泣。
谢衍吃力地对他说：“爸爸，我给您添麻烦了！”
他颤声地说：“我们治疗，孩子，不要紧，我们治疗……”
从这天起，他天天都陪着夫人去医院。
独身的谢衍已经五十九岁，现在却每天在老人赶到前不断问：“爸爸怎么还不来？妈妈怎么还不来？爸爸怎么还不来？”
那天，他实在太痛了，要求打吗啡，但医生有些犹豫。幸好有慈济功德会的志工来唱佛曲，他平静了。
谢晋和夫人陪在儿子身边，那夜几乎陪了通宵。工作人员怕这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撑不住，力劝他们暂时回家休息。但是，两位老人的车还没有到家，谢衍就去世了。
谢衍是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下葬的。第二天，九月二十四日，杭州的朋友就邀请谢晋去散散心，住多久都可以。接待他的，是一位也刚刚丧子的杰出男子，叫叶明。
两人一见面就抱住了，号啕大哭。他们两人，前些天都哭过无数次，但还要找一个机会，不刺激妻子，不为难下属，抱住一个人，一个经得起用力抱的人，痛快淋漓、回肠荡气地哭一哭。
那天谢晋导演的哭声，像虎啸，像狼嚎，像龙吟，像狮吼，把他以前拍过的那么多电影里的哭，全都收纳了，又全都释放了。
那天，秋风起于杭州，连西湖都在呜咽。
他并没有在杭州住长，很快又回到了上海。这几天他很少说话，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有时也翻书报，却是乱翻，没有一个字入眼。
突然电话铃响了，是家乡上虞的母校春晖中学打来的，说有一个纪念活动要让他出席，有车来接。他一生，每遇危难总会想念家乡。今天，故乡故宅又有召唤，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给驾驶员小蒋说：“你别管我了，另外有车来接！”
小蒋告诉张惠芳，张惠芳急急赶来询问，门房说，接谢导的车，两分钟前开走了。
春晖中学的纪念活动第二天才开始，这天晚上他在旅馆吃了点冷餐，没有喝酒，倒头便睡。这是真正的老家，他出走已久，今天只剩下他一个人回来。他是朝左侧睡的，再也没有醒来。
这天是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八日，离他八十五岁生日，还有一个月零三天。
九
他老家的屋里，有我题写的四个字：“东山谢氏。”
那是几年前的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家，要我写这几个字。他说，已经请几位老一代书法大家写过，希望能增加我写的一份。东山谢氏？好生了得！我看着他，抱歉地想，认识了他那么多年，也知道他是绍兴上虞人，却没有把他的姓氏与那个遥远而辉煌的门庭联系起来。
他的远祖，是公元四世纪那位打了“淝水之战”的东晋宰相谢安。这仗，是和侄子谢玄一起打的。而谢玄的孙子，便是中国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谢安本来是隐居会稽东山的，经常与大书法家王羲之一起喝酒吟诗，他的侄女谢道韫也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而才学又远超丈夫。谢安后来因形势所迫再度做官，这使中国有了一个“东山再起”的成语。
正因为这一切，我写“东山谢氏”这四个字时非常恭敬，一连写了好多幅，最后挑出一张，送去。
谢家，竟然自东晋、南朝至今，就一直住在东山脚下？别的不说，光那股积累了一千六百年的气，已经非比寻常。
谢晋导演对此极为在意，却又不对外说，可见完全不想借远祖之名炫耀。他在意的，是这山、这村、这屋、这姓、这气。但这一切都是秘密的，只是为了要我写字才说，说过一次再也不说。
我想，就凭着这种无以言表的深层皈依，他会一个人回去，在一大批远祖面前画上人生的句号。
十
此刻，他上海的家，只剩下了阿四。他的夫人因心脏问题，住进了医院。
阿四不像阿三那样成天在门孔里观看。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任务是为爸爸拿包、拿鞋。每天早晨爸爸出门了，他把包递给爸爸，并把爸爸换下的拖鞋放好。晚上爸爸回来，他接过包，再递上拖鞋。
好几天，爸爸的包和鞋都在，人到哪里去了？他有点奇怪，却在耐心等待。突然来了很多人，在家里摆了一排排白色的花。
白色的花越来越多，家里放满了。他从门孔里往外一看，还有人送来。阿四穿行在白花间，突然发现，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他弯下腰去，拿出爸爸的拖鞋，小心放在门边。
这个白花的世界，今天就是他一个人，还有一双鞋。
Let them say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萧伯纳的寓所。
再过两个多星期，就是萧伯纳八十一岁的生日。这些天，预先来祝贺的人很多，他有点烦。
早在二十二年前获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已经在抱怨，奖来晚了。他觉得自己奋斗最艰难的时候常常找不到帮助，等到自己不想再奋斗，奖却来了。
“我已经挣扎到了对岸，你们才抛过来救生圈。”他说。
可见，那时的他，已觉得“对岸”已到，人生的终点已近。
但是谁想得到呢，从那时开始，又过了二十二年，还在庆祝生日，没有一点儿要离开世界的样子。他喜欢嘲笑自己，觉得自己偷占生命余额的时间太长，长得连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更可嘲笑的是，恰恰是他“偷占生命余额”的漫长阶段，最受人尊重。
今天的他，似乎德高望重，社会的每个角落都以打扰他为荣。他尽量推托，但有一些请求却难以拒绝，例如捐款。
他并不吝啬，早已把当时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八万英镑，全数捐给了瑞典的贫困作家。但他太不喜欢有人在捐款的事情上夹带一点儿道德要挟。对此，他想有所表态。
正好有一个妇女协会来信，要他为一项活动捐款，数字很具体。萧伯纳立即回信，说自己对这项活动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因此不捐。
他回信后暗想，随便她们怎么骂吧。没想到过几天收到了她们的感谢信，说她们把他的回信拍卖了，所得款项大大超过了她们当初提出的要求。
“还是被她们卷进去了。”他耸了耸肩。
对于直接找上门来的各种人员，仆人都理所当然地阻拦了。因此，住宅里才有一份安静。
但是，刚才他却听到，电铃响过，有人进门。很快仆人来报：“那个您同意接见的中国人黄先生，来了。”
黄先生就是黄佐临，一九二五年到英国留学，先读商科，很快就师从萧伯纳学戏剧，创作了《东西》和《中国茶》，深受萧伯纳赞赏。黄佐临曾经返回中国，两年前又与夫人一起赴英，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莎士比亚，并在伦敦戏剧学馆学导演，今年应该三十出头了吧？这次他急着要见面，对萧伯纳来说有点突然，但他很快猜出原因了。
据他的经验，这位学生不会特地赶那么多路来预祝生日。原因应该与大事有关：《泰晤士报》已有报道，三天前，七月七日，日本正式引发了侵华战争。
萧伯纳想，中国、日本打起来了，祖国成了战场，回不去了，黄先生可能会向自己提出要求，介绍一个能在英国长期居留的工作。当然，是戏剧工作。
萧伯纳边想边走进客厅。他看到，这位年轻的中国人，正在细看客厅壁炉上镌刻着的一段话，他自己的语录。
黄佐临听到脚步声后立即回过头来，向老师萧伯纳问好。
落座后，萧伯纳立即打开话匣子：“七月七日发生的事，我知道了。”
“所以，我来与您告别。”黄佐临说。
“告别？去哪儿？”萧伯纳很吃惊。
“回国。”黄佐临说。
“回国？”萧伯纳更吃惊了。顿了顿，他说：“那儿已经是战场，仗会越打越大。你不是将军，也不是士兵，回去干什么？”
黄佐临一时无法用英语解释清楚中国文化里的一个沉重概念：“赴国难。”他只是说：“我们中国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多数会回去。我不是将军，但也算是士兵。”
萧伯纳看着黄佐临，好一会儿没说话。
“那我能帮助你什么？”萧伯纳问。“昨天我已对中国发生的事发表过谈话。四年前我去过那里，认识宋庆龄、林语堂，他们的英语都不错。还见了一个小个子的作家，叫鲁迅。”
黄佐临点了点头，说：“我这次回去，可能回不来了。您能不能像上次那样，再给我题写几句话？”
“上次？”萧伯纳显然忘记了。
“上次您写的是：易卜生不是易卜生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萧伯纳派，我是萧伯纳；如果黄先生想有所成就，千万不要做谁的门徒，必须独创一格。”黄佐临背诵了几句。
“想起来了！”萧伯纳嗬嗬大笑：“这是我的话。”
说话间，黄佐临已经打开一本新买的签名册，放到了萧伯纳前面，说：“再给我留一个终身纪念吧。”
萧伯纳拿起笔，抬头想了想，便低头写了起来。黄佐临走到了他的后面。
萧伯纳写出的第一句话是——
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
写罢，他侧过头去看了看黄佐临。黄佐临感动地深深点头。在“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这句话，能让一切中国人感动。
萧伯纳又写了下去——
如果你有毅力和勇气，那么，使未来的盛典更壮观的，将是中国戏剧。
黄佐临向萧伯纳鞠了一躬，把签名册收起，然后就离开了。
二
上面这个场景，是八十岁的黄佐临先生在新加坡告诉我的。
那时我正在新加坡讲学，恰逢一个国际戏剧研讨会要在那里举行。参加筹备的各国代表听说萧伯纳的嫡传弟子、亚洲最权威的戏剧大师黄佐临还健在，就大胆地试图把他邀请与会。这是一种幻想，但如果变成现实，那次研讨会就有了惊人的重量。
新加坡的著名戏剧家郭宝昆先生为此专程前往上海，亲自邀请和安排。几个国家的戏剧家还一再来敲我寓所的门，希望我也能出点力。
他们找我是对的，因为我是黄佐临先生的“铁杆忘年交”。我为这件事与黄佐临先生通了一次长途电话，他说，他稍感犹豫的不是身体，而是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在等级”。
我说：“已经试探过了，来吧。”他就由女儿黄晓芹陪着，来了。
这一下轰动了那个国际会议，也轰动了新加坡。
新加坡外交部长恭敬拜见他，第一句就问：“您什么时候来过新加坡？”
黄佐临先生回答：“六十年前。”
外交部长很年轻，他把“六十年前”听成了“六十年代”。这已使他觉得非常遥远了，说：“六十年代？这离现在已经二十多年，真是太久太久了！”
黄佐临先生一笑，说：“请您把时间再往前推四十年。”
部长迷糊了，却以为是眼前的老人迷糊。我随即解释道：“黄先生于公元一九二五年到英国留学，路过新加坡。”
“六十年前？”部长终于搞清楚了，却受了惊吓。
我又接着说：“他到英国师从萧伯纳，那时，这位文豪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到告别的时候，萧伯纳已经是他今天的年龄了，八十岁。”
部长一听又有点迷糊。这是我的故意，新加坡的官场话语总是太刻板，我想用长长的时间魔棍把谈话气氛搅活跃一些。尽管我随口说出的内容，都没有错。
黄佐临先生在那个国际会议上作了演讲。主持人一报他的名字，全场起立鼓掌。他站起来走向演讲台，颀长的身材，银白的头发，稳健的步履，一种世界级的优雅。
他开口了，标准的伦敦英语，语速不快，用词讲究，略带幽默，音色圆润，婉转堂皇。全场肃静，就像在聆听来自天国的指令。
在高层学术文化界，人们看重的是这位演讲者本人，并不在乎他的国籍归属。西方那些著名的文化巨匠，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作品、学派、观点，却常常说不准他是哪国人。就说黄佐临先生的老师萧伯纳吧，究竟该算是爱尔兰人，还是英国人？毕加索，是西班牙人，还是法国人？爱因斯坦呢？……在文化上，伟大，总是表现为跨疆越界。这么一想，我再回头细细审视会场里的听众，果然发现，大家都不分国籍地成了台上这位优雅长者的虔诚学生。谁能相信，这位长者刚从中国的“文革”灾难中走出？
那就请随意听几句吧——
“在布莱希特之后，荒诞派把他宏大的哲理推向了一条条小巷子，好像走不通，却走通了……”他平静地说，台下都在埋头刷刷地记。
“在演出方式上，请注意在戈登克雷他们的‘整体戏剧’之后的‘贫困戏剧’，我特别看重格洛道夫斯基。最近这几年，最有学术含量的是戏剧人类学。中心，已从英国、波兰移到了美国，纽约大学的理查·谢克纳论述得不错，但实验不及欧洲……”
大家记录得有点跟不上，他发现了，笑了笑，说：“有些术语和人名的拼写，我会委托大会秘书处发给诸位。”
“请注意，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西方戏剧学，看似费解而又杂乱，却更能与东方古典戏剧接轨，因此这里有巨大的交融空间和创造空间。日本对传统戏剧保护得好，但把传统僵化了。中国也想把传统和创新结合，但是大多是行政意愿和理论意愿，缺少真正的大艺术家参与其间。印度，对此还未曾自觉……”
大家还是在努力记录。
总之，在这位优雅长者口中，几乎没有时间障碍，也没有空间障碍。他讲得那么现代，很多专业资讯，连二十几岁的新一代同行学人也跟不上。
三
当年黄佐临先生告别萧伯纳回国，踏上了炮火连天的土地。几经辗转，最后落脚上海。他想来想去，自己能为“国难”所做的事，还是戏剧。
那时的上海，地位非常特殊。周围已经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但上海开埠以来逐一形成了英国、法国、美国的势力范围“租界”，日本与这些国家暂时还没有完全翻脸，因此那些地方也就一度成了“孤岛”。在“孤岛”中，各地从炮火血泊中逃出来的艺术家们集合在一起，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责任和创作激情。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沦陷，不少作品被禁，作者被捕，大家仍在坚持。这中间，黄佐临，就是戏剧界的主要代表。
谁能想得到呢？就在国破家亡的巨大灾难中，中国迎来了戏剧的黄金时代。这些戏，有的配合抗日，有的揭露暴虐，有的批判黑暗，有的则着眼于社会改造和精神重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则在艺术形式的国际化、民族化上作了探索。由于黄佐临在英国接受过精湛的训练，每次演出都具有生动的情节和鲜明的形象，大受观众欢迎。从我偶尔接触到的零碎资料看，仅仅其中一个不算太重要的戏《视察专员》，四十天里就演了七十七场。其他剧目演出时的拥挤，也十分惊人。
请大家想一想，这么多挤到剧场里来的观众，当时正在承受着多么危难的逃奔之苦。艺术的重大使命，就是在寒冷的乱世中温暖人心。
艺术要温暖人心，必须聚集真正的热能。当时这些演出的艺术水准，从老艺术家们的记述来看，达到了后人难于企及的地步。别的不说，仅从表演一项，黄佐临先生最常用的演员石挥，在当时就被誉为“话剧皇帝”。我们从一些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出，直到今天，确实还没有人能够超越。除石挥外，黄佐临先生手下的艺术队伍堪称庞大，开出名字来可以说是浩浩荡荡。
几位很有见识的老艺术家在回忆当时看戏的感觉时写道：“那些演出，好得不能再好”；“平生剧场所见，其时已叹为观止”……
这又一次证明我的一个观点：最高贵的艺术，未必出自巨额投入、官方重视、媒体操作，相反，往往是对恶劣环境的直接回答。艺术的最佳背景，不是金色，而是黑色。
那就让我们通过剧名，扫描一下黄佐临先生在那个时期创下的艺术伟绩吧：《边城故事》、《小城故事》、《妙峰山》、《蜕变》、《圆谎记》、《阿Q正传》、《荒岛英雄》、《大马戏团》、《梁上君子》、《乱世英雄》、《秋》、《金小玉》、《天罗地网》、《称心如意》、《视察专员》……可能还很不全。
如果国际间有谁在撰写艺术史的时候要寻找一个例证，说明人类能在烽烟滚滚的乱世中营造出最精彩的艺术殿堂，那么，我必须向他建议，请留意那个时候的上海，请留意黄佐临。
我相信，在那漫长的日子里，黄佐临先生会经常记起他离开英国时与萧伯纳的对话。那就让我们在知道了黄佐临先生回国后所做出的惊人业绩后，再重温一下吧——
萧伯纳：“回国？……那儿已经是战场，仗会越打越大。你不是将军，也不是士兵，回去干什么？”
黄佐临：“我们中国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多数会回去。我不是将军，但也算是士兵。”
当然，更值得重温的是那段题词：
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
如果你有毅力和勇气，那么，使未来的盛典更壮观的，将是中国戏剧。
四
黄佐临先生终于迎来了一九四九年。对于革命，对于新政权，作为一个早就积压了社会改革诉求，又充满着浪漫主义幻想的艺术家，几乎没有任何抵拒就接受了。他表现积极，心态乐观，很想多排演一些新政权所需要的剧目，哪怕带有一些“宣传”气息也不在乎。
但是，有一些事情让他伤心了。他晚年，与我谈得最多的就是那些事情。谈的时候，总是撇开众人，把我招呼在一个角落，好一会儿不说话。我知道，又是这个话题了。
原来，他从英国回来后引领的戏剧活动，没有完全接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收编。他当然知道，共产党地下组织也在组织类似的文化活动，其中也有一些不错的文化人。但他把他们看作文化上的同道，自己却不愿意参与政治派别。不仅是共产党，也包括国民党。
我不知道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为了争取他做过多少工作，看来都没有怎么奏效，因此最后派了一个地下党员李德伦“潜伏”到了他的剧团里。在很多年后，这位已经成了著名音乐指挥家的李德伦先生坦陈：“我没有争取到他，他反而以人格魅力和艺术魅力，把我争取了。”
一九四九年之后，当年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文化人理所当然地成了上海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领导，他们对黄佐临长期以来“只问抗战，不问政党；只做艺术，不做工具”的“顽固性”，印象深刻。因此，不管他怎么积极，也只把他当做“同路人”而不是“自己人”。
这种思维，甚至一直延续到“文革”之后的新时期。很多文史资料汇集、现代戏剧史、抗战文化史、上海史方面的诸多著作，对黄佐临先生的重大贡献，涉及不多，甚至还会转弯抹角地予以贬低。这中间，牵涉到一些我们尊敬的革命文化人。
黄佐临先生曾小声地对我说：“夏衍气量大一点，对我还可以。于伶先生和他的战友，包括文革结束后出任宣传部长的王元化先生等等，就比较坚持他们地下斗争时的原则，对我比较冷漠。”
除了这笔历史旧账之外，他还遇到了一个更糟糕的环境。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戏剧界，论导演，一般称之为“北焦南黄”。“北焦”，是指北京艺术剧院的焦菊隐先生。由于当时北京集中了不少文化高端人士，文化气氛比较正常，焦菊隐先生与老舍、曹禺、郭沫若等戏剧家合作，成果连连。而“南黄”，也就是上海的黄佐临先生，却遇到了由上海最高领导柯庆施和他在宣传、文化领域的干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组成的“极左思潮症候群”。
我听谢晋导演说，有一次柯庆施破例来看黄佐临新排的一台戏，没等看完，就铁青着脸站起身来走了，黄佐临不知所措。
还有一次，黄佐临导演了一台由工人作者写的戏，戏很一般，但导演手法十分精彩，没想到立即传来张春桥、姚文元对报纸的指示：只宣传作者，不宣传导演。
于是，当“北焦”红得发“焦”的时候，“南黄”真的“黄”了。
黄佐临在承受了一次次委屈之后，自问：“我的委屈来自何方？”答案是：“我怎么又在乎政治了！”
于是，他找回了从英国回来后的那份尊严。“不管他们怎么说，我还是回到艺术。”
黄佐临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上海的报纸，更愿意报道北京的焦菊隐，更愿意报道越剧、沪剧、淮剧，这些实在有待于黄佐临先生指点后才有可能脱胎换骨的地方戏曲。
真正国际等级的艺术巨匠在做什么？想什么？匆匆的街市茫然不知，也不想知道。
正在这时，由政治狂热和自然灾害共同造成的大饥荒开始了。上海，一座饥饿中的城市，面黄肌瘦。
在饥荒中，还会有像样的艺术行为吗？谁也不敢奢想。
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北京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黄佐临先生的《漫谈“戏剧观”》一文。虽然题目起得很谦虚，但这是一座现代世界戏剧学上的里程碑。突然屹立在人们眼前，大家都缺少思想准备。
这篇文章所建立的思维大构架，与当时当地的文化现实完全格格不入，却立即进入了国际学术视野。
这正像，狮王起身，远山震慑，而它身边的燕雀鱼蛙却完全无感。
须知，当时的多数中国文人，还在津津乐道阶级斗争。如果要说戏剧观，也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并已经简称为“香花”和“毒草”。因此，对于黄佐临先生用浅显白话文写出来的文字，读起来却非常隔阂了。
那么，我不能不以国际学术标准来审视他当时的理论成就了。
一、以“造成幻觉”和“打破幻觉”来概括人类戏剧史，是一种化繁为简的高度提炼，属一流理论成果。
二、借用法国柔琏“第四堵墙”的概念来划分“幻觉”内外，使上述提炼获得了一个形象化的概念依托，精确而又有力度。
三、以打破“幻觉”和“第四堵墙”来引出布莱希特，使这位德国戏剧家的“创新功能”上升为“历史断代功能”。
四、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来标志二十世纪人类的三个戏剧观，理论气度广远，道前人所未道，却非常切合戏剧实际。提出至今，国际上未见重大异议。
五、以三大戏剧观过渡到“写意戏剧观”，是一个重大的美学创造。现在，已经成为戏剧界一种通用的工作用语。这在现代文艺的理论建设上，是一个奇迹。
鸟瞰世界，概括世界，又被世界接受，这样的理论成果，历来罕见。
记住了，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这是天上的哲学之神、艺术之神都在低头注视中国、注视上海的日子。
我实在想不起，几十年来，全中国的艺术理论，不，全中国的所有文化理论，有哪一项成果，能超过它。
我问过很多文化人、理论家。他们想了好久，找了好久，排了好久，最后都摇头，说：“确实找不到一项。”
那么，我又要提醒大家，就在这个日子的两个星期之后，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上海的另一位文化巨匠巴金，将有一个发言，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阻碍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棍子”。实践证明，那是对“文革”灾难的预言。
一九六二年的晚春季节，上海显得那么光辉。大创建、大发现、大判断、大预言，居然一起出现。
光辉之强，使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还觉得有点刺眼，因此大家故意视而不见，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样。
若问今日媒体：五十年前，这个城市出现过什么值得记忆的文化人物和文化事件？答案可能是两首广泛宣传的歌曲，三段市井听熟的唱词，一堆人人皆知的明星。当然，还可能排出几个据称博学、却不屑写文章发表自己见解的教授。不管再怎么排，也挨不到黄佐临的文章、巴金的发言。
五
黄佐临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我不想多说。理由是，他自己也不想多说。
对这类事情我早有经验：受苦最深的人最不想说，说得最多的人一定受苦不多，说得高调的人一定是让别人受了苦。
在不想说的人中，也有区别。在我看来，同样是悲剧，巴金把悲剧化作了崇高，而黄佐临则把悲剧化作了喜剧。或者说，巴金提炼了悲剧，黄佐临看穿了悲剧。看穿的结果，是发笑。
他的几个女儿都给我讲过他在“文革”中嘲弄造反派歹徒，而对方却不知道被嘲弄的很多趣事。有几次讲的时候他在场，但他不仅没有掺和，反而轻轻摇头阻止。
不管怎么说，他对那场灾难的最终思维成果是非常严肃的，那就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拷问。“文革”结束后不久，他到北京，导演了布莱希特名作《伽利略传》（与陈颙合作）。
当时，为了拨乱反正，全国科学大会刚刚召开，知识分子在业务上应该有驰骋的空间了，但他们在精神上能不能建立尊严？《伽利略传》及时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一时震动了整个京城。
人们说，从来没见过一部戏能够在关键时刻如此摇撼人们的灵魂深处。又说，这是“科学大会”的续篇，只不过这个“大会”在全国知识分子的心底召开。
“北焦”已逝，“南黄”北上，京城一惊，名不虚传！
从北京回上海之后，黄佐临先生决心加紧努力，在“写意戏剧观”的基础上推进“民族演剧体系”的建设。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探索，从事一个个最前卫的艺术实验，几乎让人忘了，他已经快要八十岁。
那年月，我见过很多“劫后余生”的前辈学者，温厚老成，令人尊敬，但思维都已严重滞后。没有一个能像黄佐临先生那样，依然站在国际艺术的第一线，钻研各种新兴流派，生命勃发，甚至青春烂漫。
那时候的他，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帅”，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光辉。
他的女儿黄蜀芹导演说，一位中年的苏联女学者尼娜告诉她：“哎呀，我简直是爱上你爸爸了，很少见到像他这样高贵、有气质的！”尼娜看来是真的爱上了，因此到处对别人这样宣称，终于传到了黄佐临先生耳朵里。他回应道：“那好啊，中苏友好有指望了！”
老年男子变“帅”，一定是进入了一个足以归结一生的美好创造过程。
我在《霜冷长河》一书中对“老年是诗的年岁”的判断，主要来自于对他的长期观察。
当时，我的每一部学术著作出版，他都会在很短时间内读完。我曾经估计，他可能更能接受我的《世界经典戏剧学》、《中国戏剧史》这样的书，却未必能首肯《观众心理美学》（初版名《戏剧审美心理学》）。因为《观众心理美学》几乎否认了自古以来一系列最权威的艺术教条，只从观众接受心理上寻找创作规则。这对前辈艺术家来说，有一种颠覆性的破坏力。没想到，这部书出版才一个月，他的女儿交给我一封他写的长信。
他在信里快乐地说：“读完那本书才知道，自己一辈子都在摸索着观众心理美学。这情景，莫里哀在《贵人迷》里已经写到，那个一心想做贵族的土人花钱请老师来教文学，知道不押韵的文章叫散文，终于惊叹道：原来我从小天天都在讲散文！”
他说：“我就是那个土人，不小心符合了观众心理美学。”然后，他又在几个艺术关节上与我作了详尽探讨。
这样的老者太有魅力了，我怎么能不尽量与他多交往呢？
他也愿意与我在一起。就连家里来了外国艺术家，或别人送来了螃蟹什么的，他都会邀我去吃饭。他终于在餐桌上知道我能做菜，而且做得不错，就一再鼓动我开一个“余教授餐厅”，专供上海文化界。他替我“坐堂”一星期，看生意好不好，如果不太好，他再坐下去。
后来，他又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过一个新构思的“戏剧巡游计划”。选二十台最好的戏，安排在二十辆大货车上作片段演出，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轮着走。他每次讲这个计划的时候，都会激动得满脸通红。
他说，剧场是死的，车是活的，古希腊没有机动车，我们现在有了，以前欧洲不少城市也这么做过。但是，当我一泼冷水，说根本选不出“二十台最好的戏”，他想一想，点了点头，也就苦恼了。这个过程多次重复，使我相信，大艺术家就是孩子。
交往再多，真正的“紧密合作”却只有一次，时间倒是不短。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事吧，上海文化界也开始要评“职称”了。这是一件要打破头的麻烦事，官员们都不敢涉足。其实他们自己也想参评，于是要找两个能够“摆得平”的人来主事。这两个人，就是黄佐临先生和我。
经过多方协调，他和我一起被任命为“上海文化界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双主任”。我说，不能“双主任”，只能由黄佐临先生挂帅，我做副主任。但黄佐临先生解释说，他也是文化界中人，而我则可以算是教育界的，又在负责评审各大学的文科教授，说起来比较客观。因此，“双主任”是他的提议。但是，我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在评审过程中，黄佐临先生的品格充分展现。他表面上讲话很少，心里却什么都明白。
例如，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整人干将”，不管官职多高、名声多大，他都不赞成给予高级职称。有一个从延安时代过来的“院长”，很老的资格，不小的官职，也来申报。按惯例，必然通过，但评审委员会的诸多委员们沉默了。黄佐临先生在讨论时只用《哈姆雷特》式的台词轻轻说了一句：“搞作品，还是搞人？这是个问题。”过后投票，没有通过。
上海文化界不大，有资格申报高级职称的人，大家都认识。对于其中那些“文革”中的造反派首领和积极分子，怎么办？黄佐临先生说：“我们不是政治审查者，只评业务。但是，艺术怎么离得开人格？”
我跟着说：“如果痛改前非，业务上又很强，今后也可以考虑。但现在，观察的时间还不够。”因此，这样的人在我们评的第一届，都没有上去。
对于“革命样板戏”剧团的演员，黄佐临先生觉得也不必急着评，以后再说。“那十年的极度风光，责任不在他们。但他们应该知道，当时他们的同行们在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不能装作没看见。”他说。
对于地方戏曲的从业人员，黄佐临先生和我都主张不能在职称评定上给予特殊照顾。他认为，这些名演员已经拥有不少荣誉，不能什么都要。这是评定职称，必须衡量文化水准、创新等级、理性能力。
我则认为，上海的地方戏曲在整体上水准不高，在风格上缺少力度。那些所谓“流派”，只是当年一些年轻艺人的个人演唱特点，其中有不少是缺点。如果我们的认识乱了，今后就会越来越乱。
那年月，文化理智明晰，艺术高低清楚，实在让人怀念。出乎意料的是，当时被我们搁置的那些人，现在有不少已经上升为“艺术泰斗”、“城市脊梁”。我估计，黄佐临先生的在天之灵又在朗诵《哈姆雷特》了：
“泰斗，还是太逗？这是个问题。”
“脊梁，还是伎俩？这又是个问题。”
就在那次职称评定后不久，国家文化部在我所在的上海戏剧学院经过三次“民意测验”，我均排名第一，便顺势任命我出任院长。
黄佐临先生听说后，立即向媒体发表了那著名的四字感叹：可喜，可惜！
上海电视台的记者祁鸣问他：“何谓可喜？”
他说：“文革十年，把人与人的关系都撕烂了。这位老兄能在十年后获得本单位三次民意测验第一，绝无仅有，实在可喜。文化部总算尊重民意了，也算可喜。”
记者又问：“何谓可惜？”
他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行政职务，正厅级，但只适合那些懂一点艺术又不是太懂、懂一点理论又不是太懂的人来做。这位老兄在艺术和学术上的双重天分，耗在行政上，还不可惜？”
他的这些谈话，当时通过报纸广为流传。他称我“老兄”，其实我比他小了整整四十岁。但我已经没有时间与他开玩笑了，连犹豫的空间也不存在，必须走马上任，一耗六年。
这六年，我不断地重温着“可喜，可惜”这四个字。时间一久，后面这两个字的分量渐渐加重，成了引导我必然辞职的咒语。
六年过去，终于辞职成功。那一年，他已经八十五岁了；而我，也已经四十五岁。
六
原以为辞职会带来轻松，我可以在长烟大漠间远行千里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上海，从一些奇怪的角落伸出了一双双手，把我拽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上海一些文人聪明，想在社会大转型中通过颠覆名人来让自己成名。但他们又胆小，不敢触碰有权的名人。于是，等我一辞职，“有名无权”了，就成了他们的目标。正好，在职称评定中被我签字“否决”的申报者，也找到了吐一口气的机会。于是，我被大规模“围诼”。
我这个人什么也不怕，却为中国文化担忧起来。我们以前多少年的黑夜寻火、鞭下搏斗，不就是争取一种健康的“无伤害文化”吗，怎么结果是这样？
那天，我走进宿舍，在门房取出一些信件。其中有一封特别厚，我就拿起来看是谁寄来的。
一看就紧张了。寄自华东医院东楼的一个病床，而那字迹，我是那么熟悉！
这才想到，黄佐临先生住在医院里。我去探望过，却又有很长时间没去了。
赶快回家，关门，坐下，打开那封厚厚的信。
于是，我读到了——
秋雨：
去年有一天，作曲家沈立群教授兴致勃勃地跑到我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有精品出现了！她刚从合肥回来，放下行李便跑来通报这个喜讯。她说最后一场戏，马兰哭得唱不下去了，在观众席看彩排的省委领导人哭得也看不下去了，而这场戏则是你老兄开了个通宵赶写出来的。
我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兴奋之余，我与沈立群教授的话题便转到了我国今后歌剧的发展上来。沈说，京、昆音乐结构太严谨，给作曲家许多束缚，而黄梅戏的音乐本身就很优美而且又给予作曲家许多发挥余地。今后我国新歌剧，应从这个剧种攻克。
对种种“风波”，时有所闻，也十分注意。倒不是担心你老兄——树大必招风，风过树还在；我发愁的乃是当前中国文化界的风气。好不容易出现一二部绝顶好作品，为什么总是跟着“风波”？真是令人痛心不已。
对于你老兄，我只有三句话相赠。这三句话，来自我的老师萧伯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三天我去他公寓辞别，亲眼看到他在壁炉上镌刻着的三句话：
他们骂啦，
骂些什么？
让他们骂去！
你能说他真的不在乎骂吗？不见得，否则为什么还要镌刻在壁炉上头呢？我认为，这只说明这个怪老头子有足够的自信力罢了。
所以我希望你老兄不要（当然也不至于）受种种“风波”的干扰。集中精力从事文化考察和写作，那才是真正的文化。
我这次住院，已经三个月了。原来CT后发现脑血管有黑点，经过三个疗程吊液后，已觉得好些。但目前主要矛盾是心脏（早搏、房颤），仍在治疗中。今年已经八十七岁，然而还不知老之将至，还幻想着要写一部书《世界最好的戏剧从来就是写意的》。你说，太“自不量力”不？
祝你考察和写作顺利。
佐临华东医院东楼十五楼16床1993.5.21
需要说明的是，他引用萧伯纳壁炉上的三句话，在信上是先写英文，再译成中文的。三句英文为：
They have said.
What said they？
Let them say！
这立即让我想到五十六年前他离开萧伯纳寓所时的情景，他在新加坡给我描述过。
几句话，漂洋过海，历尽沧桑，居然又被一个病榻上的老者捡起，颤颤巍巍地写给了我。我，承接得那么沉重，又突然感到喜悦。
Let them say！
这句简短的英文，成了我后来渡过重重黑水的木筏。从此，一路上变得高兴起来，因为这个木筏的打造者和赠送者，是萧伯纳和黄佐临。他们都是喜剧中人，笑得那么灿烂。
黄佐临先生在写完这封信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站在他的人生句号上一点点回想，谁都会发现，他这一生，实在精彩。
你看，我们不妨再归纳几句：
“七七事变”后第三天告别萧伯纳“赴国难”；
在国难中开创上海戏剧和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
二十年后，在另一番艰难岁月中发表了世界三大戏剧观的宏伟高论，震动国际；
等灾难过去，北上京城，在剧场里拷问知识分子的心灵；
最后，展开一个童心未泯、又万人钦慕的高贵晚年……
我想不出，在他之前或之后，还有哪一位中国艺术巨匠，拥有这么完满而美好的人生。
对他，我知道不能仅仅表达个人化的感谢。他让中国戏剧、中国艺术、中国文化、中国人，多了一份骄傲的理由。他是一座孤岸的高峰，却让磕磕绊绊的中华现代文化大船，多了一枝桅杆。这枝桅杆，栉风沐雨，直指云天，远近都能看见。
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了，这不是他的遗憾。
我听从他的遗言，从来不对别人的说三道四稍作辩驳。但是，前两年，纪念中国话剧一百周年，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没有提黄佐临的名字，大家只把纪念集中在北京人艺和《茶馆》上，我就忍不住了。当然，《茶馆》这个戏不错，尤其是第一场和最后结尾。但是，这可是纪念百年的风云史诗啊，怎么可以这样！
我终于写了文章，说：“看到一部丢失了黄佐临的中国话剧史，连焦菊隐、曹禺、田汉、老舍的在天之灵都会惊慌失措。历史就像一件旧家具，抽掉了一个重要环扣就会全盘散架。”
对不起，黄佐临先生，这一次我没有尊重您的遗言：Let them say！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巴金百年
一
在当代华人学者中，我也算是应邀到世界各地演讲最多的人之一吧？但我每次都要求邀请者，不向国内报道。原因，就不说了。
在邀请我的城市中，有一座我很少答应，那就是我生活的上海。原因，也不说了。
但是，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我破例接受邀请，在外滩的上海档案馆演讲。原因是，八天后，正是巴金百岁寿辰。
庆祝百年大寿，本该有一个隆重的仪式，亲友如云，读者如潮，高官纷至，礼敬有加。这样做，虽也完全应该，却总免不了骚扰住在医院里那位特别朴素又特别喜欢安静的老人。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只让几个文人在黄浦江边花几天时间细细地谈老人。而且，是在档案馆，似乎在提醒这座已经不太明白文化是什么的城市，至少有一种文化，与江边这些不受海风侵蚀的花岗岩有关，与百年沉淀有关。
由我开场。在我之后，作家冰心的女儿吴青、巴金的侄子李致、巴金的研究者陈思和，都是很好的学者，会连着一天天讲下去。讲完，就是寿辰了。
没想到来的听众那么多，而且来了都那么安静，连走路、落座都轻手轻脚。我在台上向下一看，巴金的家里人，下一辈、再下一辈，包括他经常写到的端端，都坐在第一排。我与他们都熟，投去一个微笑，他们也都朝我轻轻点了点头。有他们在，我就知道该用什么语调开口了。
二
家人对老人，容易“熟视无睹”。彼此太熟悉了，忘了他给世界带来的陌生和特殊。
因此，我一开口就说，请大家凝视屏息，对巴金的百岁高龄再添一份神圣的心情。理由，不是一般的尊老，而是出于下面这些年龄排列——
中国古代第一流文学家的年龄：
活到四十多岁的，有曹雪芹、柳宗元；
活到五十多岁的，有司马迁、韩愈；
活到六十多岁的多了，有屈原、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
活到七十多岁的不多，有蒲松龄、李清照；
活到八十多岁，现在想起来的，只有陆游。
扩大视野，世界上，活到五十多岁的第一流文学家，有但丁、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狄更斯；
活到六十多岁的，有薄伽丘、塞万提斯、左拉、海明威；
活到七十多岁的，有小仲马、马克·吐温、萨特、川端康成、罗曼·罗兰；
活到八十多岁的，有歌德、雨果、托尔斯泰、泰戈尔；
活到九十多岁的，有萧伯纳。
在中外第一流的文学家之后，我又缩小范围，拉近时间，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年龄也作了一个统计。
活到七十多岁的，有张爱玲、张恨水；
活到八十多岁的，有周作人、郭沫若、茅盾、丁玲、沈从文、林语堂；
活到九十多岁的，有叶圣陶、夏衍、冰心。
我的记忆可能有误，没时间一一核对了。但在演讲现场，我把这么多名字挨个儿一说，大家的表情果然更加庄严起来。
这个名单里没有巴金，但巴金却是终点。因此，所有的古今中外作家都转过身来，一起都注视着这个中国老人。至少到我演讲的这一刻，他是第一名。
杰出作家的长寿，与别人的长寿不一样。他们让逝去的时间留驻，让枯萎的时间返绿，让冷却的时间转暖。一个重要作家的离去，是一种已经泛化了的社会目光的关闭，也是一种已经被习惯了的情感方式的中断，这种失落不可挽回。我们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如果能让司马迁看到汉朝的崩溃，曹雪芹看到辛亥革命，鲁迅看到“文革”，将会产生多么大的思维碰撞！他们的反应，大家无法揣测，但他们的目光，大家都已熟悉。
巴金的重要，首先是他敏感地看了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发生多少让人不敢看又不能不看、看不懂又不必要懂、不相信又不得不信的事情啊。但人们深陷困惑的时候，突然会想起还有一些目光和头脑与自己同时存在。存在最久的，就是他，巴金。
三
巴金的目光省察着百年。
百年的目光也省察着巴金。
巴金的目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留下的最温和的目光。在最不需要温和的中国现代，这里所说的“最温和”，长期被看成是一种落后存在。
巴金在本质上不是革命者，尽管他年轻时曾着迷过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革。从长远看，他不可能像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茅盾、丁玲他们那样以文化人的身份在革命队列中冲锋陷阵。他也会充满热情地关注他们，并在一定程度上追随他们，但他的思想本质，却是人道主义。
巴金也不是鲁迅。他不会对历史和时代作出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批判，也不会用“匕首和投枪”进攻自己认为的敌人。他不作惊世之断，不吐警策之语，也不发荒原呐喊，永远只会用不高的音调倾诉诚恳的内心。
巴金又不是胡适、林语堂、徐志摩、钱钟书这样的“西派作家”。他对世界文化潮流并不陌生，但从未领受过中国现代崇洋心理的仰望，从未沾染过丝毫哪怕是变了样的“文化贵族”色彩，基本上只是一种朴实的本土存在。
上述这几方面与巴金不同的文化人，都很优秀，可惜他们的作品都不容易通过阅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有效普及。当时真正流行的，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武侠小说、黑幕小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以为，当时鲁迅的作品应该已经很流行。其实不是，只要查一查发行量就知道了。在文盲率极高的时代，比例很小的“能阅读群体”中的多数，也只是“粗通文墨”而已，能从什么地方捡到几本言情小说、武侠小说读读，已经非常“文化”。今天的研究者们所说的“深刻”与否，与那个时候的实际接受状态关系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巴金就显得很重要。
巴金成功地在“深刻”和“普及”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求新生、倡自由、争人道的思想启蒙，通过家庭纠纷和命运挣扎，变成了流行。流行了，又不媚俗，不降低，在精神上变成了一种能让当时很多年轻人“够得着”的正义，这就不容易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共同的遗憾，那就是，很多长寿的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重量延续到中年之后，他们的光亮仅仅集中在青年时代。尤其在二十世纪中期的一场社会大变革之后，他们中有的人卷入到地位很高却又徒有虚名的行政事务之中，有的人则因为找不到自己与时代的对话方式而选择了沉默。巴金在文学界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完全出人意料，巴金，也仅仅是巴金，在他人生的中点上，又创造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新光亮。他，拥有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一个看似普通的发言，改变了他整个后半生，直到今天。
就在这个重大转折的一年之后，我见到了他。
因此，我的这篇文章，接下来就要换一种写法了。
四
我是十七岁那年见到巴金的。他的女儿李小林与我是同班同学，我们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带着我和别的人，到他们家里去。
那天巴金显得高兴而轻松，当时他已经五十九岁，第一次亲自在家里接待女儿进大学后的老师和同学。以前当然也会有小学、中学的老师和同学来访，大概都是他的妻子肖珊招呼了。
武康路一一三号，一个舒适的庭院，被深秋的草树掩荫着，很安静。大门朝西，门里挂着一个不小的信箱，门上开了一条窄窄的信箱口。二十几年之后，我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书籍的每一篇稿子，都将通过这个信箱出现在海内外读者面前。那天下午当然毫无这种预感，我只在离开时用手指弹了一下信箱，看是铁皮的，还是木头的。
巴金、肖珊夫妇客气地送我们到大门口。他们的笑容，在夕阳的映照下让人难忘。
我们走出一程，那门才悄悄关上。盛钟健老师随即对我说：“这么和蔼可亲的人，该说话的时候还很勇敢。去年在上海文代会上的一个发言，直到今天还受到非难。”
“什么发言？”我问。
“你可以到图书馆找来读一读。”盛老师说。当天晚上我就在图书馆阅览室里找到了这个发言。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
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寄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据老人们回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与会者，听巴金讲这段话的时候都立即肃静，想举手鼓掌，却又把手掌抬起来，捂住了嘴。只有少数几个大胆而贴心的朋友，在休息时暗暗给巴金竖大拇指，但动作很快，就把大拇指放下了。
为什么会这样？从具体原因看，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人都从巴金的发言中立即想到了“大批判棍子”姚文元，又知道他的后面是张春桥，张的后面是上海的市委书记柯庆施。这条线，巴金应该是知道的，所以他很勇敢。
但是，我后来在长期的实际遭遇中一次次回忆巴金的发言，才渐渐明白他的话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一个城市在某个时间出现姚文元、张春桥这样的人毕竟有点偶然，但巴金的话却不偶然，即使到中国别的城市，即使到今天，也仍然适用。
让我们在五十年后再把巴金的论述分解成一些基本要点来看一看——
第一，使中国作家提心吊胆、失掉雄心壮志的，是一股非常特殊的力量，可以简称为“棍子”，也就是“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
第二，这些人的行为方式分为五步：自己制造框框；把别人套在里边；根据框框抓辫子；根据辫子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
第三，这些人具有蛰伏性、隐潜性、模糊性，即“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的专业定位，更是不可认真寻访。
第四，这些人嗅觉灵敏，出手迅捷。只要看到哪个作家一开口，一拿笔，他们便立即举起棍子，绝不拖延。
第五，这些人数量很少，却声势浩大，也就是有能力用棍子占据全部传播管道。在制造舆论上，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狼群。
第六，这些人口头上说得很堂皇，但实际的原始动力，只是出于嫉妒的破坏欲望：“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第七，尽管只是出于嫉妒的破坏欲望，但由于这些人表现出“怒火”，表现出“高举”，表现出“痛击”，很像代表正义，因此只要碰上，就会造成很多麻烦，使人脑筋震坏。中国文化界的暴虐和胆怯，皆由此而来。
以上七点，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已经用平顺而幽默的语气全都表述了，今天重温，仍然深深佩服。因为隔了那么久，似乎一切已变，姚文元、张春桥也早已不在人世，但这些“棍子”依然活着，而且还有大幅度膨胀之势。
巴金的发言还隐藏着一个悖论，必须引起当代智者的严肃关注——
他是代表着受害者讲话的，但乍一看，他的名声远比“棍子”们大，他担任着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当然稿酬也比“棍子”们多，处处似乎属于“强者”，而“棍子”们则是“弱者”。但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为什么高举着棍棒挥舞的“弱者”双手，总是那么强蛮凶狠？为什么颤栗于棍棒之下的“强者”生灵，总是那么羸弱无助？
这个深刻的悖论，直指后来的“文革”本质，也直指今天的文坛生态。
其实，中国现代很多灾难都起始于这种“强弱涡旋”。正是这种“似强实弱”、“似弱实强”的倒置式涡旋，为剥夺、抢劫、嫉恨，留出了邪恶的舆论空间和行动空间。这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精英淘汰制”；在文化上，形成了以文痞主义为基础的“传媒暴力帮”。
巴金凭着切身感受，先人一步地指出了这一点，而且说得一针见血。
就在巴金发言的两个星期之后，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美联社从香港发出了一个电讯。于是，大麻烦就来了。
美联社的电讯稿说：
巴金五月九日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
他说：“害怕批评和自责”使得许多中国作家，包括他本人在内，成为闲人，他们主要关心的就是“避免犯错误”。
巴金一向是多产作家，他在共产党征服中国以前写的小说在今天中国以及在东南亚华侨当中仍然极受欢迎。但是在过去十三年中，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这位作家说，看来没有人知道“手拿框子和棍子的人们”来自何方，“但是，只要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说：“这些人在作家当中产生了恐惧。”
这位作家要求他自己和其他作家鼓起充分的勇气，来摆脱这样的恐惧，写出一些具有创造性的东西。
美联社的电讯稿中还说，当时北京的领导显然不赞成巴金的发言，证据是所有全国性的文艺刊物都没有刊登或报道这个发言。原来美联社的电讯晚发了两个星期，是在等这个。
美联社这个电讯，姚文元、张春桥等人都看到了。于是，巴金成了“为帝国主义攻击中国提供炮弹的人”。
那么，我那天与盛钟健老师等人一起进入的院子，居然是“炮弹库”。
五
姚文元、张春桥他们显然对巴金的发言耿耿于怀，如芒在背。几年后他们被提升为恶名昭著的“中央文革小组”要员，权势熏天，却一再自称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棍子”，是巴金在发言中对他们的称呼，他们接过去了，镀了一层金。
我一直认为，文革运动，也就是“棍子运动”。
巴金几年前的论述，被千万倍地实现了。中国大地，除了棍子，还是棍子。揭发的棍子、诽谤的棍子、诬陷的棍子、批斗的棍子、声讨的棍子、围殴的棍子……整个儿是一个棍子世界。
几年前唯一对棍子提出预警的巴金，刹那间显得非常伟大。但他自己，却理所当然地被棍子包围。那扇我记忆中的深秋夕阳下的大门，一次次被歹徒撞开。肖珊到附近的派出所报警，警方不管。巴金所在的上海作家协会，立即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多数是作家们写的，但语言却极为恶浊，把他说成是“反共老手”、“黑老K”、“反动作家”、“寄生虫”……平日看起来好好的文人们，一夜之间全都“纤维化”、“木质化”了，变成了无血无肉的棍子，这是法国荒诞派作家尤奈斯库写过的题材。
在上海作家协会里，长期以来最有权势的，是来自军队的“革命作家”。“文革”爆发后，以胡万春为代表的“工人造反派作家”正式掌权。“革命作家”里边矛盾很大，争斗激烈，争斗的共同前提，一是争着讨好“工人造反派作家”，二是争着对“死老虎”巴金落井下石。因此，偌大的作家协会，几乎没有人与巴金说话了，除非是训斥。
巴金并不害怕孤独的“寒夜”。每天，他从巨鹿路的作家协会步行回到武康路的家，万分疲惫。他一路走来，没想到这个城市会变成这样，这个国家会变成这样。终于到家了，进门，先看那个信箱，这是多年习惯。但信箱是空的，肖珊已经取走了。
后来知道，肖珊抢先拿走报纸，是为了不让丈夫看到报纸上批判他的一篇篇由“工人造反派作家”写的文章。她把那些报纸在家里藏来藏去，当然很快就被丈夫发现了。后来，那个门上的信箱，就成了夫妻两人密切关注的焦点，谁都想抢先一步，天天都担惊受怕。
他们的女儿李小林，早已离开这个庭院，与我们这些同学一起，发配到外地农场劳动。她在苦役的间隙中看到上海的报纸，上面有文章说巴金也发配到上海郊区的农场劳动去了，但是，“肩挑两百斤，思想反革命”。两百斤？李小林流泪了。
当时在外地农场，很多同学心中，都有一个破败的门庭。长辈们每天带着屈辱和伤痕在门庭中进进出出，一想，都会像李小林那样流泪。我心中的门庭更是不敢多想，爸爸已被关押，叔叔已被逼死，只剩下了年迈的祖母和无助的母亲，衣食无着……
重见门庭是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之后。“文革”已经失败却还在苟延残喘，而且喘得慷慨激昂。周恩来主政后开始文化重建，我们回到了上海，很多文化人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这在当时叫做“落实政策”，有“宽大处理”的意思。但是，那条最大的棍子张春桥还记恨着巴金的发言，他说：“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当时张春桥位居中央高位，巴金当时的处境，可想而知。
但是，国际文学界在惦念着巴金。法国的几位作家不知他是否还在人世，准备把他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来作试探。日本作家井上靖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更是想方设法寻找他的踪迹。在这种外部压力下，张春桥等人又说：“巴金可以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算作人民内部矛盾，养起来，做一些翻译工作。”
于是，他被归入当时上海“写作组系统”的一个翻译组里，着手翻译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一具受尽折磨的生命，只是在“不枪毙”的缝隙中残留，立即接通了世界上第一流的感情和思维。我想，这就是生命中最难被剥夺的尊严。活着，哪怕只有一丝余绪，也要快速返回这个等级。
那天下午，我又去了那个庭院。巴金的爱妻肖珊已经因病去世，老人抱着骨灰盒号啕大哭，然后陷于更深的寂寞。一走进去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我们熟悉的庭院，气氛已经越来越阴沉、越来越萧条了。
李小林和她的丈夫祝鸿生轻声告诉我，他在隔壁。我在犹豫要不要打扰他，突然传来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在背诵一些文句。
李小林听了几句，平静地告诉我：“爸爸在背诵但丁的《神曲》。他在农村劳役中，也背诵。”
“是意大利文？”我问。
“对。”李小林说：“好几种外语他都懂一些，但不精通。”
但丁，《神曲》，一个中国作家苍凉而又坚韧的背诵，意大利文，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
我听不懂，但我知道内容。
啊，温厚仁慈的活人哪，
你前来访问我们这些用血染红大地的阴魂，
假如宇宙之王是我们的朋友的话，
我们会为你的平安向他祈祷，
因为你可怜我们受这残酷的惩罚。
在风像这里现在这样静止的时候，
凡是你们喜欢听的和喜欢谈的事，
我们都愿意听，
都愿意对你们谈。
……
这便是但丁的声音。
这便是巴金的声音。
相隔整整六百六十年，却交融于顷刻之间。那天下午，我似乎对《神曲》的内涵有了顿悟，就像古代禅师顿悟于不懂的梵文经诵。假、恶、丑，真、善、美，互相对峙，互相扭结，地狱天堂横贯其间。
这里有一种大灾中的平静，平静中的祈祷，祈祷中的坚守。
过了一段时间，形势越来越恶劣了，我告诉李小林：“正在托盛钟健老师找地方，想到乡下山间去住一阵。”
盛钟健老师，也就是最早把我带进巴金家庭院的人。李小林一听他的名字就点头，不问别的什么了。当时报纸上已在宣扬，又一场叫做“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要开始，人人不能脱离。但那时的我，已经在独身抗争中找到自己，一定要做“人人”之外的那个人。
那个倾听巴金诵读《神曲》的记忆，长久地贮存在我心底。我独自隐居乡下山间，决定开始研究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也与那个记忆有关。上海武康路的庭院，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小街，全都集合到了山间荒路上，我如梦似幻地跨越时空飞腾悠游。
直到很多年后，我还一次次到佛罗伦萨去寻访但丁故居，白天去，夜间去，一个人去，与妻子一起去，心中总是回荡着四川口音的《神曲》。那时文革灾难早已过去，但天堂和地狱的精神分野却越来越清晰，又越来越模糊了。因此，那个记忆，成了很多事情的起点。
六
从那个下午之后再见到巴金，是在大家可以舒眉的年月。那时他早已过了古稀之年，却出乎意料地迎来了毕生最繁忙的日子。
整整一个时代对文化的亏欠，突然遇到了政治性的急转弯。人们立即以夸张的方式“转变立场”，还来不及作任何思考和梳理，就亢奋地拥抱住了文化界的几乎一切老人。尽管前几天，他们还对这些老人嗤之以鼻。
多数老人早已身心疲惫、无力思考。巴金虽也疲惫，却没有停止思考，因此，他成了一种稀有的文化代表。一时间，从者蜂拥，美言滔滔。
巴金对于新时代的到来是高兴的，觉得祖国有了希望。但对于眼前的热闹，却并不适应。
这事说来话长。在还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一个人如果遭遇围殴，出拳者主要集中在自己单位之内。正如我前面写到过的，巴金在“文革”中遭遇的各种具体灾难，多数也来自于他熟悉的作家。现在，作家们突然转过身来一起宣称，他们一直是与巴金在并肩受难，共同战斗。
对此，至少我是不太服气的。例如，在灾难中，上海每家必须烧制大量“防空洞砖”，巴金家虽然一病一老，却也不能例外，那么请问，单位里有谁来帮助过？肖珊病重很长时间，谁协助巴金处理过医疗问题？肖珊去世后的种种后事，又是谁在张罗？我只知道，是我们班的同学们在出力，并没有看到几个作家露脸。
巴金善良，不忍道破那些虚假，反觉得那些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也过得不容易。但晚上常做恶梦，一次次重新见到那些大字报，那些大批判，那些大喇叭。他知道，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出现在眼前这批奉迎者身上，而且隐藏在民族心理的深处。
能不能学会反省？这成了全体中国人经历灾难之后遇到的共同课题。
为此，巴金及时地发出三项呼吁——
第一，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
第二，呼吁反省，并由他自己做起，开始写作《随想录》；
第三，呼吁“讲真话”。
“文革博物馆”至今没有建立，原因很复杂。有的作家撰文断言是“上级”阻止，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试想，“文革博物馆”如果建立，那总少不了上海作家协会一次次批斗巴金的图片和资料吧？那么，照片上会出现多少大家并不陌生的脸？揭发材料上会出现多少大家并不陌生的签名？
巴金不想引起新的互相揭发，知道一旦引起，一定又是“善败恶胜”。因此，他只提倡自我反省。
他的《随想录》不久问世，一个在灾难中受尽屈辱、乃至家破人亡的文化老人，真诚地检讨自己的心灵污渍，实在是把整个中国感动了。最不具备反省能力的中国文化界，也为这本书的出版，安静了三四年。
巴金认为，即使没有灾难，我们也需要反省，也需要建立一些基本品德，例如，“讲真话”。他认为，这是中国人的软项，也是中国文化的软项。如果不讲真话，新的灾难还会层出不穷。因此，他把这一点当做反省的关键。
当时就有权威人士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发表文章说：“真话不等于真理。”
我立即撰文反驳，说：“我们一生，听过多少‘真理’，又听到几句真话？与真话对立的‘真理’，我宁肯不要！”
仅仅提出“讲真话”，就立即引来狙击，可见这三个字是如何准确地触动了一个庞大的神经系统。这与他在一九六二年责斥“棍子”时的情景，十分相似。因此，我要对这三个字，作一些文化阐释。
中国文化几千年，严重缺少“辨伪机制”。进入近代之后，又未曾像西方一样经历实证主义的全民训练，因此这个弊病一直没有克服。事实上，许多看似“铁证如山”的指控，全是假的。最夸张的是在“文革”，全国各地成立了几百万个“专案组”，清查几百万个新揭发的“历史问题”，后来证明全是谣言。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加在一起，多达几千万，但整整十年，有哪一个“专案组”查清过哪一个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这证明，在中国，要辨别真假几乎没有可能，除非下达政治命令。果然，“文革”结束后，中央下令全部“平反”，才发现没有一件是真的。
几百万、几千万的数字，整整十年的时间，难道真是什么领导人在控制一切吗？不可能。真正起控制作用的，是酷爱谣言的群体心理，是闻风而动的斗争哲学，是大假不惩的法律缺失，是无力辨伪的文化传统。
因此，巴金在晚年反复申述的“讲真话”，具有强大的文化挑战性，可视为二十世纪晚期最重要的“中华文化三字箴言”。
至此，似乎可以用最简单的语言对巴金的贡献作一个总结了。
我认为，巴金前半生，以小说的方式参与了两件事，不妨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反封建”、“争人道”；巴金后半生，以非小说的方式呼喊了两件事，也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斥棍子”、“讲真话”。
前两件事，参与者众多，一时蔚成风气；后两件事，他一个人领头，震动山河大地。
七
巴金晚年，被赋予很高的社会地位，先是全国人大常委，后来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同时，又一直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但他已经不能参与会议了，多数时间在病房里度过。
有一次我到华东医院看他，正好是他吃中饭的时间。护士端上饭菜，李小林把他的轮椅摇到小桌子前。他年纪大了，动作不便，吃饭时还要在胸前挂一个围兜。当着客人的面挂一个围兜独自用餐，他有点腼腆，尽管客人只是晚辈。我注意了一下他的饭菜，以及他今天的胃口。医院的饭菜实在太简单，他很快吃完了。李小林去推轮椅，他轻轻说了一句四川话，我没听清，李小林却笑了。临走，李小林送我到门外，我问：“刚才你爸爸说了一句什么话？”
“爸爸说，这个样子吃饭，在余秋雨面前丢脸了！”
我一听也笑了。
“这里的饭菜不行，你爸爸最想吃什么？”我问。
出乎意料，李小林的回答是：“汉堡包，他特别喜欢。”
“这还不容易？”我有点奇怪。
“医院里不供应，而我们也没有时间去买。”李小林说。
“这事我来办。”我说。
当时我正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学院就在医院附近。我回去后立即留下一点钱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请他们每天帮我到静安寺买一个汉堡包送到医院。
但是，我当时实在太忙了，交代过后没有多问。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只送成两次。不久，巴金离开医院到杭州去养病了。
而我，则已经辞职远行，开始在废墟和荒原间进行文化考察。
考察半途中，在小旅店写下一些文稿。本打算一路带着走，却怕丢失，就想起了一扇大门。
夕阳下的武康路，一个不知是铁皮的还是木头的信箱。巴金和肖珊一次次抢着伸手进去摸过，总是摸出一卷卷不忍卒读的报纸。女主人的背影消失在这个门口，我悄悄推门进去，却听到了苍凉的《神曲》……
我决定把稿子寄给这扇大门，寄给这个信箱。巴金依然主编着《收获》杂志，他病后，由李小林在负责。李小林对文学的判断力，我很清楚。想当年，在张春桥刚刚讲了枪毙不枪毙巴金的凶恶言语之后，我去看她和她的丈夫，只能小声说话。她居然不屑一顾地避开了张春桥的话题，郑重地向我推荐了苏联新生代作家艾特玛托夫的新作，而且从头到底只说艺术，说得那么投入。
我有信心，她能理解我这些写于废墟的文字，尽管在当时处处不合时宜。
有时回到上海，我直接把稿子塞到那个信箱里。通常在夜间，不敲门，也不按电铃。这是一项有关文化的投寄，具体中又带点抽象。不要说话，只让月亮看到就可以了。那时武康路还非常安静，安静得也有点抽象。
这项投寄，终于成了一堆大家都知道的书籍。
不仅大陆知道，台湾、香港都知道，再远的海外华人读书界都知道。
这一来，这扇大门、这个信箱、这座庭院，又要再一次展示它揭示过、承受过的逻辑了。先是棍子横飞，后是谣言四起，对着我。我对李小林说，“莫非是你爸爸要让晚辈更深入地体验棍子的邪恶、真话的珍贵吧？真是宿命。”
其实，恰恰是我目睹的巴金的经历，以及他在切身经历中提炼的警示和教诲，使我能在新时期的大规模诽谤中含笑屹立，不为所动。
然而，巴金老人本身，却不能含笑屹立了。
他甚至说，自己不应该活得那么久。
他甚至说，用现代医学来勉强延长过于衰弱的身体，并非必要。
他甚至说，长寿，是对他的惩罚。
八
在衰弱之中，他保持着倾听，保持着询问，保持着思考，因此，也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东西，那就是忧郁。
忧郁？
是的，忧郁。说他保持别的什么不好吗？为什么强调忧郁？
但这是事实。
他不为自己的衰弱而忧郁。忧郁，是他一辈子的精神基调。从青年时代写《家》开始就忧郁了，到民族危难中的颠沛流离，到中年之后发现棍子，经历灾难，提倡真话，每一步，都忧郁着。
冰心曾劝他：“巴金老弟，你为何这么忧郁？”直到很晚，冰心才明白，巴金正是在忧郁过程中享受着生命。
在生命行将终结的时候，他还在延续着这种享受。
他让人明白，以一种色调贯穿始终，比色彩斑斓的人生高尚得多。
我曾多次在电话里和李小林讨论过巴金的忧郁。
我说，巴金的忧郁，当然可以找到出身原因、时代原因、气质原因，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一些。忧郁，透露着他对社会的审视，他对人群的疏离，他对理想和现实之间距离的伤感，他对未来的疑虑，他对人性的质问。忧郁，也透露着他对文学艺术的坚守，他对审美境界的渴求，他对精神巨匠的苦等和不得。总之，他的要求既不单一，也不具体，因此来什么也满足不了，既不会欢欣鼓舞、兴高采烈，也不会甜言蜜语、歌功颂德。他的心，永远是热的；但他的眼神，永远是冷静的，失望的。他天真，却不会受欺；他老辣，却不懂谋术。因此，他永远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剩下的，只有忧郁。
他经常让我想起孟子的那句话：“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孟子·离娄章句下》）
忧郁中的衰弱老人，实在让人担心，却又不便打扰。
我常常问李小林：“你爸爸好吗？最近除了治病，还想些什么？你有没有可能记录一点什么？”
李小林说：“他在读你的书。”
“什么？”我大为惊奇，以为老同学与我开玩笑。
“是让陪护人员在一旁朗读，不是自己阅读。”李小林说。
我仍然怀疑。这位看透一切的老人，怎么可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读我或听我的书？而我的书，又总是那样不能让人放松，非常不适合病人。
终于，我收到了文汇出版社的《晚年巴金》一书，作者陆正伟先生，正是作家协会派出的陪护人员。他在书中写道，进入九十年代后，巴老被疾病困扰，身体日趋衰弱，却喜欢请身边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尤其是听发表在《收获》上的文章。其中，“文化大散文”深深吸引住了巴老，“他仔细地听完一篇又一篇，光我本人，就为巴老念完了《文化苦旅》专栏中的所有文章”。
陆正伟又写到他为巴金朗读我的《山居笔记》时的情景——
巴老因胸椎压缩性骨折躺在病床上，我在病室的灯下给巴老读着余秋雨发表在《收获》100期上的《流放者的土地》。当我读到康熙年间诗人顾贞观因思念被清政府流放边疆的老友吴兆骞而写下的《金缕曲》时，病床上的巴老也跟着背诵了起来。我不由放下书惊叹地问巴老：“您的记忆力怎么会那样好？”巴金说：“我十七八岁在成都念书时就熟读了。”他接着又说了一句：“清政府的‘文字狱’太残酷了！”
我坐在边上，望着沉思不语的巴老，心想，巴老早在七十多年前读过的词至今还能一字不差地把它背诵下来，那么，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浩劫又怎能轻易地从他心中抹去呢？
——陆正伟：《晚年巴金》第65页
到底是巴金，他立即就听出来了，我写那段历史，是为了揭露古代和现代的“文字狱”。因此他听了之后，便“沉思不语”。他在“沉思”什么？我大体知道。
但是，让我最感动的是，陆正伟先生说，巴金在听到我引述的《金缕曲》时，居然“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使朗读的人“不由放下书惊叹”。
古人匍匐在死亡边缘的友情企盼，巴金在十七八岁就熟读了，而在七十多年后还脱口而出，可见这也是他自己漫长一生的友情企盼。我不知道他在灾难深处是不是多次背诵过这些句子，但可以相信他也是靠着友情企盼来回答灾难的。
因此，我忍不住要把巴金记了一辈子的《金缕曲》再默写一遍在下面，请读者诸君想象一位已经难于下床的病衰老人，用四川口音背诵这些句子的情景吧：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兄生辛未我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终于，巴金越来越衰弱，不能背诵但丁，不能背诵顾贞观了。当然，也不能再听我的书了。
谁都知道，一个超越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生命即将画上句号。但是，这个生命太坚韧了，他似乎还要忧郁地再看一眼他看了百年的世界。
就在这时，我们突然有点惊慌。不是怕他离去，而是怕他在离去之前又听到一点不应该听到的什么。
九
在巴金离世之前，在他不能动、不能听、不能说的时刻，一些奇怪的声音出现了。
我为一个病卧在床的百岁老人竟然遭受攻击，深感羞愧。是的，不是愤怒，而是羞愧。为大地，为民族，为良心。
我为百岁老人遭遇攻击时，文化舆论界居然毫无表情，深感羞愧。为历史，为文化，为伦常。
仍然是李小林转给我的一些报刊复印件，都是刚刚发表的。那些文章正在批判巴金“是一身奉两朝的贰臣”，指他在一九四九年前后都活着。那些文章又批判巴金“一天又一天的收获版税银子”，其实谁都知道，巴金把全部稿酬积蓄都捐献了。对于当年张春桥扬言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今天的批判者说，是因为巴金与张春桥有“私人纠葛”。这就一下子暴露了批判者的政治身份，他们其实是张春桥、姚文元这些老式“棍子”的直接后裔。对巴金在《随想录》里的自我反省，他们说，这是“坦白坯子”、“欺世盗名”、“欲盖弥彰”、“虚伪毕现”、“伪君子”，甚至用通栏标题印出这样的句子：“巴金不得好死。”总之，这些人集中了想得到的一切负面成语，当做石块，密集地扔向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
我觉得现在这些“传媒达人”比当年的造反派暴徒还恶劣万倍，因为当年的暴徒向巴金进攻时，他才六十岁，而今天向他进攻时，他已一百岁。
世界上任何黑帮土匪，也不可能向一个百岁老人动手。今天的中国文化传媒，怎么反倒这样？这么一对比就不禁让人惊讶：这种滔天的深仇从何而来？
我认为，滔天的深仇、反常的进攻，全都来自于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因此，轻言“文革早已过去”、“文革不会再来”，还为时过早。你看仅仅在文化人中间，还埋伏着这么多“文革”式的地雷，时时准备爆发。他们中的一部分，现在又多了一重“异见人士”的身份。很多西方政客假装不知，这些人物的“异见”，是反对中国改革开放、主张重新返回文革，而他们的言谈举止，早已彻底返回。
对于这种人，最早反击的倒是身在海外的刘再复先生，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写道：
现在香港和海外有些人化名攻击巴金为“贰臣”，这些不敢拿出自己名字的黑暗生物是没有人格的。歌德说过，不懂得尊重卓越人物，乃是人格的渺小。以攻击名家为生存策略的卑鄙小人，到处都有。
刘再复先生不知道的是，他发表这篇文章之后没多久，那些人物已经不用化名了，而是在中国的文化传媒界大显身手，由“黑暗生物”变成了“光明天神”。
你说，巴金能不忧郁吗？
忧郁的不仅是他。当百岁老人终于闭上眼睛的时候，这批人比他出生的时候更威风，比他受难的时候更嚣张，而且，社会对他们完全无力阻止，反而全力纵容。你说，历史能不忧郁吗？
十
失去了巴金的上海，好像没缺少什么，其实不是这样。他带走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抽离，城市却失重了。何况，跟着先后走了的，还有黄佐临，还有谢晋，还有陈逸飞……
上海永远不会缺少文化人，也不缺少话题，也不缺少名号。缺少的，往往是让海内外眼睛一亮的文化尊严。这种尊严来自于高度，来自于思考，来自于忧郁，来自于安静，因此看起来与喧腾的市声格格不入。
就像鲁迅不是“海派”，章太炎不是“海派”，巴金也不是“海派”。但正是这种看起来“不落地”的存在，使这座城市着实获得过很高的文化地位。
一座普通城市的文化，主要是看地上有多少热闹的镜头；一座高贵城市的文化，主要是看天上有几抹孤独的云霞。
在热闹的镜头中，你只需要平视和俯视；而对于孤独的云霞，你必须抬头仰望。
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句格言：“即使身陷沟渠，也要仰望星云。”
我借此给星云大师开起了玩笑：“您看，连他都在看您！”
我这个玩笑开在去年冬天，当时我陪着星云大师去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
星云大师一听就笑了，说：“那星云不是我。但是，能学会仰望就好。”
可惜在我们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睥睨万物，很少有人会抬头仰望。
因此，出现了太多高楼的城市，反而低了。
李小林来电，说她要搬家。那个庭院，将成为一个纪念馆，让人瞻仰。
这是好事，但我一时不会进去参观。太多的回忆，全都被那扇带着信箱的朝西大门，集中在一起了，我怕看到很多好奇的目光把它们读得过于通俗。
武康路仍然比较安静，因此在夜间，这个庭院还是会显得抽象。没有了老人也没有了家人的庭院，应该还有昔日的风声和虫鸣吧？
那就先写下这些文字。去不去看一看，以后再说。
二〇一二年四月一日
四十年前
一、被埋没的转折点
今天是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其实，四十年前的这一天，也具有不小的转折意义，可惜被埋没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上午，周恩来总理陪着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来到上海。
这位年迈的皇帝很有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坚决抗击入侵的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气得希特勒曾立誓要割下他头颅上茂密的胡子做一个鞋刷子，用来天天擦拭自己的长筒战靴。
在希特勒和他的长筒战靴灰飞烟灭二十六年之后，这位皇帝到中国来了，胡子依然茂密，只是已经花白。
他来的目的之一，是想见一见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想想也对，当今世界上皇帝剩下不多，彼此都会有一份远远的挂念。塞拉西皇帝是十月五日到中国的，十月七日在北京与周恩来会谈，得知溥仪已在四年前因病去世，笑着点了点头。在十月八日拜会了毛泽东，他便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到上海来参观。
周恩来一路上心事重重。其实他只比塞拉西皇帝小六岁，也是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了。这些天，中国正面临着一次历史大转折，而他正承担着这次转折的成败，因此显得那么疲惫和消瘦。
就在二十几天前，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自行飞出国境并失事。这件事情的真相还可以继续研究，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后来被简称为“文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此宣告彻底失败。
这是因为，“文革”虽然是一场民粹主义大劫难，却有一个政治起点：由林彪替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现在，这个政治支柱已经断裂。而且，从当时快速发现的一些材料看，林彪本人也反对“文革”。那就更成了一种彻底的反讽。
以后几年，“文革派”还会用各种方法掩盖失败的事实，但毕竟无济于事了。因此，远在美国的作家张爱玲在“九一三事件”后立即写出了一篇文章，题为“文革的终结”。这位女作家并不太懂政治，只是凭着常识和逻辑，做出了“终结”的论断，简单而明了。
此刻，周恩来成了第二号人物，前面五年的民粹主义大劫难留下了一个庞大无比的“烂摊子”，必须由他来领头收拾。
这已经够麻烦的，而更麻烦的是，他深知毛泽东不允许有人否定“文革”。因此，面对“烂摊子”却不能说是“烂摊子”，要收拾也只能轻手轻脚，这实在是难上加难了。
据当时的一位副总理纪登奎回忆，周恩来在紧急处理“九一三事件”之后，曾撇开众人，一个人在人民大会堂一个房间的窗口，号啕大哭一场。
深夜京城，一位老人的哭声让人心动，却又非常艰深。
这位政治老人心中，并不全是悲哀。他知道，极度的危难和极度的机会，突然都凑在一起了。就在三个月前，他秘密会见了基辛格并发表了震动世界的新闻公报，美国总统即将来访，中美关系即将正常；就在这几天，中国就要重返联合国。
总之，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国生死攸关。
这些天，周恩来对外宾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门要开了”。但他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要想走出封闭，必先走出灾难，哪怕是第一步。
那天到上海已经是中午，晚上有一个欢迎塞拉西的宴会。第二天有两档安排，一是到上海大厦顶楼俯瞰城市全景，二是观看文艺演出，周恩来都要陪同，第三天一早就要离开。因此，周恩来决定，就在第一天下午，召开一个干部会议。
当时上海的干部中有很多是“文革派”，已经从“九一三事件”和中美交往中敏感觉察到历史的转向，因此来开会时都惶恐不安。
没想到，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只是平静地布置了一项“业务”工作。他说：“重返联合国之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会与我国建交，我国的外交空间将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局面。因此，各大学必须立即复课，以最快速度培养大量年轻的外语人才和国际问题研究人才，全面翻译和掌握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宗教、风俗资料。”
这些话，听起来很正常，但在当时却有很大的突破性。
因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只说过“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故意不提文科，表现出明显的取舍。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文科的主要课堂是“上山下乡”，是社会实践。就在半年前，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炮制的所谓《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又彻底否定了“文革”前的教育，毛泽东又同意了这种否定。现在，周恩来以外交需要为由，对否定提出了否定。
他所说的“各国的历史、文化、宗教、风俗”，都属于文科。
在中国，一切外交理由都无可辩驳。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周恩来收拾“烂摊子”的一个极佳突破口，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
你看：既然要全面复课，那么，所有的教师就必须从农村返回学校；既然教师能返回，那么，其他知识分子也能返回；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语言能够成为正面教材，那么，那些“文革派”的批判专家怎么还忙得过来？
紧接着，周恩来又根据科学家杨振宁的建议，嘱咐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清理教育科研中的极左思潮，提出要“拔除障碍，拔掉钉子”。在文科领域，他恢复了一系列“文革”之前已经着手、毛泽东也曾经作过正面指示的工程，又任命顾颉刚教授主持标点“二十四史”，任命谭其骧教授主持编著《中国历史地图集》。
这样级别的教授，前些年都被造反派批判成“反动学术权威”，现在重新出来担任领导，便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政策示范。于是，一系列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也逐一展开，每项工程都集中了大量的知识分子。
周恩来病重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力整顿，使教育、文化的重建工程有了更大进展。
这一个趋势，使很多“文革派”认清了是非，转变了立场，参与了重建。但是，也有少数极端分子暗暗在心里认为这是“右倾翻案”。
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下午的干部会上，有人问周恩来：“全面复课，中文系的教材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针对性在于，按照当时的主流思潮，中文系的教材只能用毛泽东诗文和“革命样板戏”剧本。
周恩来当然知道这种主流思潮，他想了想，回答道：“中文系教材，可以先用鲁迅作品，再慢慢扩大。今年是鲁迅诞辰九十周年，逝世三十五周年，都是大日子。鲁迅的晚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的高校应该带头研究鲁迅，为他写传记。”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周恩来为中文系教育寻找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
一、鲁迅是真正的文学家，而不是政治人物。他的作品，有资格进入任何地方的中文课程；
二、借由鲁迅，可以进入小说、散文、诗歌、杂文，也可以进入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
三、毛泽东也肯定过鲁迅，这使那些极端主义批判者较难找到攻击的理由。
有了这三条，鲁迅就成了中文系复课的一个巧妙入口。极左的主流思潮，也可由这位老作家帮着抵挡一阵子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周恩来在上海干部会上的讲话，我是一九八一年读到两个与会者的回忆材料才知道详情的。在这之前，只是约略听说，而且把时间也搞错了，挪后了四个月。
知道这个转折点很重要。由此我就明白了，自一九七二年初到一九七五年底全国各高校出现的复课、编教材、办学报等热潮，是由谁启动的；由此我也知道了，一九七六年掀起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着什么。
如果没有几年的文化重建，何谓“风”？何谓“翻案”？而且又为何“反击”得如此急不可待？
一个被埋没的历史阶段，终于浮现出来了。
知道了这个转折，也就解开了一个历史之谜：几年之后，灾难过去，全国急迫地恢复高考，为什么各个大学都已经奇迹般地具备了基本的师资和教材？为什么能够如此快速地迎接那么多新生顺利地开课？原因只在于，早在一九七一年，周恩来就启动了教育、文化的结构重建。
如果没有这个转折，没有长达五六年的准备和训练，那么，后来突然涌进大学里来的那么多学生，看到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混乱景象？
尽管，当一九七七年全国每一所大学都出现激动人心的场面时，周恩来已在一年半之前去世，没能看到。
二、被埋没的历史阶段
根据上面说的这个转折点，我把全国多数高校在文革十年中的经历，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1968年，造反武斗；
第二阶段：1968年～1971年，上山下乡；
第三阶段：1971年～1975年，文化重建；
第四阶段：1976年1月以后，批邓反右。
在这四个阶段中，前两个阶段五年，后两个阶段也是五年，一九七一年正好是中点。中点前是涨潮，中点后是退潮，最后加一个小小的回潮，形成了一个“正反回旋结构”。
以正常的眼光来看，这四个阶段中，唯一具备正面文明价值的，是周恩来主导的第三阶段，即文化重建阶段。而且，这一阶段成果卓著。
但是，这一阶段，常常被笼统地归入“文革十年”而一起否定，实在是历史的盲区。
经常有海外友人提出质问：“你们都说文革毁灭了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我们现在到中国旅游，一些最重要的传统文化古迹都是那个时期发掘和保护的？”
我总是回答：“那是在一九七一年之后。”
哪些文物古迹？随手一举就有——
马王堆（1972年发掘）、河姆渡（1973年发掘）、兵马俑（1974年发掘）、章怀太子墓（1971年发掘）、库伦壁画墓（1972年发掘）、居延汉简（1972年发掘）、宋代海船（1973年发掘）、中山王墓（1974年发掘）、妇好墓（1976年发掘）……几乎都是几个世纪来第一流的考古成就。
即便在发达国家，要取得这么多考古成就，仅靠考古团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汇聚各领域大量文化精英通力合作才行。那五年，在文化重建的大潮中，中国做到了。
那么，为什么周恩来开启的文化重建工程，一直被蒙蔽于某种阴影之下？
这与一九七六年“四人帮”下台后的一段怪异历史有关。
本来，那应该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机，但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推行了一种被称作“两个凡是”的方针，把历史的车轮又往回拧了。什么是“两个凡是”？那就是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一来，“文革”中的造反夺权、废学停课、上山下乡、批邓反右等等全都不能否定了，连“文革”本身也要“坚决维护”。相比之下，反倒是周恩来主导的第三阶段，不管是复课、编写教材，还是发掘、保护文物，毛泽东没有作过什么指示，因此不在“两个凡是”方针的保护范围之内，可以任意否定。
“两个凡是”方针实行了两年，从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七八年底，形成了一个怪诞的理论：“四人帮”是不好的，但“文革”是伟大的，“四人帮”的主要问题是“破坏文革”。
这个方针，使得刚刚成为惊弓之鸟的“文革派”再度抬起头来，重新揭发人们对领袖的不敬，对“文革”的不恭，以及复课、编教材中的“大量问题”。
按照当时政治运动的惯例，这些揭发者也就成了“清查者”。那两年，上海做得最过分，居然还在“清查”中枪毙了华东师范大学一位反对“文革”的人士王辛酉，以示杀一儆百。
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革”，撤除并调离了上海市委书记和分管教育文化的官员，那些以“清查者”面目出现的“文革派”立即作鸟兽散，不知躲藏到哪里了。
后来知道，他们主要躲藏到各个大学里去了，正满脸斯文地准备做副教授、教授呢。我觉得这是“文革”灾难的一种“生命化潜藏”，今后必定还会坏事。但是，当时社会百废待兴，大家都相信“一切向前看”，既往不咎了。要咎，也已经很难，因为他们在那两年中已经销毁、涂改、伪造了各种历史材料。如果真像巴金所说的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展览出来的东西也只能支离破碎，与真实情况相距甚远了。
历史真相的埋没，竟然如此轻而易举！
即使是当代史，见证人都还活着，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无可奈何。
三、我成了另一个人
幸好，历史的力量并不单一。它可以产生反面的“生命化潜藏”，也可以引发正面的“生命化聚变”。因此，它的真相虽然可能被埋没，而它的真谛却不可能被毁灭。
周恩来一九七一年十月启动的文化重建工程，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的人生。
“文革”中的经历，在《吾家秘史》一书中已有详细叙述。这儿需要补充的是，我在一九七一年之前与“造反派”的长期对抗，虽然在“文革”结束后成了全院教师连续多次推举我担任院长的主要原因，但我在当时的抗争并非出于政治判断，只是一种绝望的表现。
既然爸爸被造反派关押，叔叔被造反派害死，全家衣食无着，我就只能不计后果地进行反抗。在农场劳动时带头以身体堵住洪灾决口，至少有一半是绝望中的自沉，后被农民救起时我已完全冻僵。当时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已经看得很轻。
但是，“九一三事件”后从农场劳役中返城，很快感受到气氛的变化。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复课、办学报、编教材。后来学院分配我参加周恩来总理布置的上海各高校《鲁迅传》编写小组，我在复旦大学看到各专业的教师们都伤痕累累地投入了文化重建，第一次产生了“文化不灭，中华不死”的悲壮感。
在复旦大学，我也发现了周恩来到上海来推动文化重建的原因。当时上海也很“左”，但复旦大学的造反等级，比之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毕竟低得多了。我们教材编写组里的六位复旦同事，只防范着中文系里一位与造反派关系密切的教师好像叫吴中杰，没有第二位，可见造反势力不大。现在想来，连这位吴某某也未必算得上真正的造反派吧？
“文化不灭，中华不死”的悲壮感使我变得异常勇敢，甚至至今回想反倒有几分后怕。例如，《巴金百年》、《吾家秘史》中有记，我离开复旦大学后居然一个人赤手空拳，在当时中国第三号人物王洪文的喽啰们扬言要“砸烂”、“血洗”的一家低层次文学杂志前，与他们对峙了整整三个月。
又如，《欠君三拜》中有记，“文革”中被人视若政治图腾的那几台由江青等人打造的“革命样板戏”，各地都在狂热“移植”。本应成为“移植”中心的上海戏剧学院，在一九七一年复课后整整五年，居然没有一个专业把它们引入课堂，这里就隐藏着无数惊险的较量。后来我在灾难之后担任院长时，曾一再借此事向学生们论述，何为“文化气节”，何为“专业自尊”。
由于周恩来启动的文化重建对我那么重要，因此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我壮着胆子对抗“四人帮”的禁令，与静安区的赵纪锁先生一起，组织了全上海唯一的追悼会。我在悼词中引用了自己刚刚写出的两句诗：“千钧一发谢周公，救得文化百代功。”现在看来说得太夸张了，但当时却是真心话。
追悼会后，我为了逃避追查，也为了拒绝当时人人必须表态参加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个人隐潜到浙江山区，直到“四人帮”下台。
——做上面这些事情的最不容易之处，是我的父亲仍然被囚禁着，全家生计极端艰难，而我的每一步，都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很多时候，我是边擦眼泪边挺身的。
灾难，既毁灭生命又造就生命。当灾难终于过去，我已经完全成了另一个人。
四、每隔十年一大变
在周恩来重启文化重建工程的十年之后，伟大的八十年代开始展现它的伟大。
那个年代还来不及创建什么成果，它的伟大体现在精神方面。浩劫的血泪还记忆犹新，人性、兽性、君子、小人的界线成为整个社会最敏感的共同防线。中国，第一次使诽谤者失去了市场，整个气氛一片高爽。
这正好对应了一位西方学者的论断：“什么是伟大时代？那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我在这十年中，因几度民意测验的推举，从一个毫无官职的教师破格提升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又因为出版了几部影响较大的学术著作，被选为上海市中文学科兼艺术学科的教授评审组组长。
我评审教授的标准很严，而且特别防范“文革”中那些“特殊人物”投机入围。有很多次，所有的评委看到几个申报者的名字，一言不发，投票结果是零。我立即抽笔在每份申报表上写下大大的“未通过”三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三个字，包含着无数浩劫受难者的齐声呼喊，因此我写得很重，写得正气凛然。
在周恩来重启文化重建的二十年之后，我在上上下下的惊愕中彻底辞去了所有的职位，谢绝了提升为省部级高官的机会，独自跋涉荒原考察中华文化遗址。后来，又冒着生命危险在国外贴地穿越数万公里，包括大量恐怖主义横行地区，寻找人类所有重大的古文明遗址，被国外媒体称为“当代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追根溯源，这份勇敢，仍然来自于当年“文化不灭，中华不死”的悲壮感。
在周恩来重启文化重建的三十年之后，悲壮开始转向嬉闹和荒诞。最主要的原因，是三十年的漫长时间导致了全民遗忘，而大量亲历者均已逐一离世。于是，一些躲藏了很多年的“特殊人物”，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文革灾难的生命化潜藏”，开始试探着重出江湖。江湖上，恰恰又重新出现了“一谣既出，万口起哄”、“一拳既出，立即走红”的民粹主义瘟疫。而且由于传媒的操弄，掀起了远超“文革”大字报的全国性痴狂。
那些“文革”中的“特殊人物”，为了报答我主持的教授评审对他们的否决，在侦知我绝无可能再返仕途之后，先唆使一个在“文革”中还只是婴儿的北大学生向我投污，很快他们自己就出来了。唯一能找到的“把柄”，是我参加过周恩来布置的教材编写，他们便把这种教材编写说成是“文革写作”，大加鞭挞。这正好挑起了不少文人心底压抑已久的整人欲望，据杨长勋教授统计，这类文章全国至少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书籍出了十余本，直到今天还在延续。
我本以为，一个中国文人平生能做的最大胆的事情，已经被我做完。没想到，天道垂顾，又让我霜鬓之年再度临阵。
他们估计，我一定会在全国那么多传媒的诽谤声中活活气死。但是，他们尽管在文章、书籍中写了几千、几万遍我的名字，却实在太不知道我是谁了。在年轻时候连王洪文的喽啰也不怕、连样板戏的霸权也不怕、连禁止开追悼会的命令也不怕的人，年长后连世界上最恐怖地区一一走遍了也不怕的人，还怕他们？
哈哈，他们！
当时的我，一直以自己的身子保护着有可能被误伤的人群，内心享受着一种“慈者大雄”的壮士感觉，非常痛快。
但是最近，英国爆发了“《世界新闻报》事件”，许多“传媒达人”纷纷入狱，我突然为不少中国传媒人担心起来。他们十余年来对我所做的事，一点儿也不比《世界新闻报》差，但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他们哪一天被刑事警察一个个带走的情景。
因此，我要诚恳地向他们发出预警，而且要特别提醒两位南方报人：一位是广州《南方周末》的社长，不知大名；另一位是香港《苹果日报》的社长，我原来的文友，姑隐其名。因为有他在，我把提醒改为请教。稍待时日，我会再写一点文章，好好劝劝他们。
当然，我的提醒、请教、规劝，都出于自己被他们长期伤害后的修炼之路，因此写起来会比较诙谐。题目都想好了，叫《寻石之路》。今天就不写了，因为这个日子有点庄严。且把诙谐留给明天。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本文在《美文》杂志发表后，据一位朋友告诉我，朱永嘉先生在网络上撰文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主要是说周恩来一九七一年的文化重建，都是遵从毛泽东以前的指示。
我原来只知道朱先生是当时上海写作组系统（即全市文化教育系统）负责人，最近才从电视上知道，那些年他主要是在为毛泽东服务，为毛泽东注释、印行大量古文。他维护领袖的心情很可理解，但我必须说明，在周恩来启动文化重建的时刻，毛泽东对教育文化的基本态度早已与以前完全不同，而且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周恩来压力很大。
必须承认，在周恩来启动文化重建之前，全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已经在整体上崩溃。我早在自己的著作中说过，“文革”中全国废学停课，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在非战争状态下唯一的一次。至今，因早年失学而终身哀叹的人，还大量存在，都可证明。
寻石之路
寻石，亦称问石、访石。
所寻何石？
非真石也。乃一古怪笔名，姓石。
漫漫长路，十余年矣！
一
二十世纪末，最后那个冬天。我考察人类古文明四万公里，已由中东抵达南亚、中亚之间。处处枪口，步步恐怖，生命悬于一线。
那天晚上，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身边一个伙伴接到长途电话。然后轻声告诉我，国内有一个也姓余的北大学生，这两天发表文章，指控我在“文革”时期参加过一个黑帮组织，叫石什么。
“石什么？”我追问。
“没听清，电话断了。”伙伴看我一眼，说：“胡诌吧，那个时候，怎么会有黑帮组织，何况是您……”
还没说完，几个持枪的男人走近了我们。那是这里的黑帮组织。
二
终于活着回来了。
各国的邀请函件多如雪片，要我在世纪之交去演讲亲眼所见的世界，尤其是恐怖主义日渐猖獗的情况。
但在国内，多数报纸都在操作那个北大学生的指控。我也弄清楚了，他是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没说是黑帮组织，却加了一顶顶令人惊悚的大帽子。
“石一歌？”
这我知道，那是周恩来总理的事儿。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下午，他到上海启动文化重建，布置各大学的中文系复课，先以鲁迅作品为教材。由于那年正好是鲁迅诞辰九十周年、逝世三十五周年，他又要求上海的各个高等院校带头写鲁迅传记、研究鲁迅。于是，上海先后成立了两个组，一是设在复旦大学的《鲁迅传》编写小组，二是设在作家协会的鲁迅研究小组，都从各个高校抽人参加。我参加过前一个小组，半途离开。“石一歌”，是后一个小组的名字。
我不清楚的是，这后一个小组究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有哪些人参加，写过哪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
我更不清楚的是，“石一歌”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恶名，而且堆到了我头上，引起那么多报刊的声讨？
估计有人指挥，又契合了世纪之交的文化颠覆狂潮。
按照常理，我应该把事情讲清楚。但是，遇到了三大困难——
一、狂潮既起，自己必然百口莫辩，只能借助法律，但这实在太耗时间了。我考察人类各大文明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对世界性恐怖主义的提醒，必须快速到各国发表，决不能因为个人的名誉而妨碍大事。
二、狂潮既起，真正“石一歌”小组的成员哪里还敢站出来说明？他们大多是年迈的退休教授，已经没有体力与那些人辩论。我如果要想撇清自己，免不了要调查和公布那个小组成员的名单，这又会伤着那些老人。
三、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最后只能揭开真相：那两个小组都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成立的。但这样一来，就会从政治上对那个北大学生带来某种终身性的伤害。其实周恩来启动文化重建的时候，他还是牙牙学语的孩童，现在只是受人唆使罢了。这一想，又心疼了。
于是，我放弃自辩，打点行李，应邀到各地讲述《各大文明的当代困境》。但是，不管是在台湾、日本、马来西亚，还是在美国、法国、匈牙利，前来听讲的华文读者都会问我“石一歌”的事情。
“石一歌”？……
“石一歌”？……
原来，围绕着这古怪的三个字，国内媒体如《南方周末》、《文学报》等等已经闹得风声鹤唳。各国读者都以为我是逃出去的，两位住在南非的读者还一次次转弯抹角带来好意：“到我们这儿来吧，离他们远，很安静……”
冒领其名几万里，我自己也越来越好奇，很想知道这三个字背后的内容。但是，那么多文章虽然口气狞厉，却没有一篇告诉我这三个字做过什么。
时间一长，我只是渐渐知道，发起这一事件的，姓孙，一个被我否决了职称申请的上海文人；闹得最大的，姓古，一个曾经竭力歌颂我而被我拒绝了的湖北文人；后期加入的，姓沙，一个在关键时刻发表极左言论被我宣布绝交的上海文人。其他人，再多，也只是起哄而已。
他们这三个老男人，再加上那个学生，怎么闹出了这么大的局面？当然是因为传媒。
三
好奇心是压抑不住的。
虽然我不清楚“石一歌”小组的全部成员，却也知道几个。我很想找到其中一二个聊聊天，请他们告诉我，这个鲁迅研究小组成立后究竟写过什么文章。
可惜，“石一歌”小组集中发表文章的时候，我都隐藏在浙江山区，没有读到过。记得有一次下山觅食，在小镇的一个阅报栏里看到一篇署有这个名字的文章，但看了两行发现是当时的流行套话，没再看下去。因此现在很想略作了解，也好为那些担惊受怕的退休教授们说几句话。
那次我从台湾回上海，便打电话给一位肯定参加过这个组的退休教授。教授不在家，是他太太接的电话。
我问：那个小组到底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当时有哪些成员？
没想到，教授太太在电话里用哀求的声音对我说：“那么多报刊，批判成这样，已经说不清。我家老头很脆弱，又有严重高血压，余先生，只能让您受委屈了。”
我听了心里一哆嗦，连忙安慰几句，就挂了电话，并为这个电话深感后悔。这对老年夫妻，可能又要紧张好几天了。
这条路断了，只能另找新路。
但是，寻“石”之路，并不好找。
要不，从进攻者的方向试试？
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个“悬赏”，宣布那几个进攻者只要出示证据，证明我曾经用“石一歌”的署名写过一篇、一段、一节、一行、一句他们指控的那种文章，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并把那个证据在全国媒体上公开发表。同时，我还公布了处理这一“悬赏”的律师姓名。
这个“悬赏”的好处，一是不伤害“石一歌”，二是不伤害进攻者。为了做到这两点，我真是花了不少心思。
《南方周末》没有回应我的“悬赏”，却于二〇〇四年发表了一张据说是我与“石一歌”成员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上除了我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姓孙的发动者。照片一发，《南方周末》就把“石一歌”的话题绕开，转而声言，这个姓孙的人“清查”过我的“文革问题”。于是，又根据他提供的“材料”进行“调查”，整整用了好几个版面，洋洋洒洒地发表。虽然也没有“调查”出我有什么问题，但是，读者总是粗心的，只是强烈地留下了我既被“清查”又被“调查”的负面影响，随着该报一百多万份的发行量，覆盖海内外。
寻“石”之路，居然通到了这么一个险恶的大场面。
按照中国的惯例，“喉舌”撑出了如此架势，那就是“定案”，而且是“铁案”。
但是，在英国《世界新闻报》出事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向《南方周末》的社长请教一些具体问题。
这些问题，当初我曾反复询问过该报的编辑记者，他们只是简单应付几句，不再理会。据我所知，也有不少读者去质问过，其中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该报也都不予回答。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劝你，尊敬的社长，再忙，也要听一听我下面提出的这些有趣问题。
四
第一个问题：贵报反复肯定那个孙某人的“清查”，那么请问，是谁指派他的？指派者属于什么机构？为什么指派他？他当时是什么职业？有工作单位吗？
第二个问题：周恩来长期以来一直主持着中央日常工作，有人在他去世后“清查”他所布置的文化重建项目，应该由中央批准吧，有相关文件吗？
第三个问题：如果真的进行过什么“清查”，这个人怎么会把“材料”放在自己家里？他是档案馆馆长吗？是人事局局长吗？如果是档案馆馆长或人事局局长，就能截留和私藏这些档案材料吗？
第四个问题：他如果藏有我的“材料”，当然也一定藏有别人的“材料”，那么，“别人”的范围有多大？他家里的“档案室”有多大？
第五个问题：这些“材料”放在他家里，按照他所说的时间，应该有二十七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是谁管理的？是他一人，还是他家里人也参加了管理？有保险箱吗？几个保险箱？钥匙由谁保管？
第六个问题：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高校领导很多年，级别是正厅级，当时上级机关考察和审查官员的主要标准，恰恰是“文革表现”，而且严之又严。他既然藏有“清查”的“材料”，为什么当时不向我的上级机关移送？是什么理由使他甘冒“包庇”、“窝藏”之罪？
第七个问题：他提供的“材料”，是原件，不是抄件？如果是原件，有哪个单位的印章吗？
第八个问题：如果是抄件，是笔抄，还是用了复写纸？有抄写者的名字吗？
第九个问题：这些“材料”现在在哪里？如果已经转到了贵报编辑部，能让我带着我的律师，以及上海档案馆、上海人事局的工作人员，一起来看一眼吗？
第十个问题：如果这些“材料”继续藏在他家里，贵报能否派人领路，让我报请警官们搜检一下？
……
先问十个吧，凑个整数，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
我不知道社长是不是明白：这里出现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历史问题”，而极有可能是刑事案件。因为伪造文书、伪造档案、盗窃档案，在任何国家都是重大的刑事犯罪。
说“伪造文书”、“伪造档案”，好像很难听，但是社长，你能帮我想出别的可能来吗？我愿意一听。
当然也可能是“盗窃档案”，但概率不大。因为要盗窃，必定有被盗的机关。那是什么机关？被盗后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追缉？我曾经询问过上海的档案机关和公安机关，他们粗粗一想，似乎没有发现类似的案底。
那么，更大的可能是伪造了。但仔细一想，伪造要比盗窃麻烦多了，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工夫去做？是一次性伪造，还是伪造了多次？贵报的人员有没有参与？
我这样问有点不礼貌，但细看贵报，除了以“爆料”的方式宣扬那次奇怪的“清查”外，还“采访”了很多“证人”来“证明”我的“历史”。但是这么多“证人”，为什么没有一个是我熟悉的？熟悉我的人，为什么一个也没有采访？这种事，总不能全赖到那个姓孙的人身上去了吧？
据一些熟悉那段历史的朋友分析，第一次伪造，应该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文革”之后，他们匆忙销毁了大量的材料，只能用伪造来填补；第二次伪造，应该发生在我出任上海市教授评审组组长一再否决了他们的职称申请之后；第三次伪造，应该发生在不少文人和媒体突然都要通过颠覆名人来进行自我表演的时候。当然，如果贵报涉嫌参与，不会是第一、第二次。
需要向社长禀报的是，我已通过一个有趣的小官司，旁敲侧击地从一个同案犯手中，拿到了这些伪造的“材料”企图转移到湖北进行“异地漂白”以求脱罪的证据。这些文革旧人的鬼鬼祟祟，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堂堂贵报居然也置身其间，真是匪夷所思。
五
除了《南方周末》，在“石一歌”事件上表现得最麻辣的，是香港的《苹果日报》。
香港《苹果日报》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五日A19版发表文章说：“余秋雨在文革时期，曾经参加‘四人帮’所组织的写作组，是‘石一歌’写作组成员，曾经发表过多篇重大批判文章，以笔杆子整人、杀人。”
这几句密集而可笑的谎言，已经撞击到四个严重的法律问题，且按下不表，先说香港《苹果日报》为什么会突然对我失去理智。细看文章，原来，他们针对的是我在汶川5·12地震后发表的一段话。我这段话的原文如下——
有些发达国家，较早建立了人道主义的心理秩序，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在大爱和至善的集体爆发力上，却未必比得上中国人。我到过世界上好几个自然灾害发生地，有对比。这次汶川大地震中全民救灾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人类极少数最优秀的族群之一。
5·12地震后，正好有两位美国朋友访问我。他们问：“中国的5·12，是否像美国的9·11，灾难让全国人民更团结了？”
我回答说：“不。9·11有敌人，有仇恨，所以你们发动了两场战争。5·12没有敌人，没有仇恨，中国人只靠爱，解决一切。”
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段话会引起香港和内地那么多中国文人的排斥。很快找到了一条界线：我愿意在中国寻爱；他们坚持在中国寻恨。
与此同时，我在救灾现场看到有些遇难学生的家长要求惩处倒塌校舍的责任者。我对这些家长非常同情，却又知道这种惩处在全世界地震史上还没有先例，难度极大，何况当时堰塞湖的危机正压在头顶，便与各国心理医生一起，劝说遇难学生家长平复心情，先回帐篷休息。这么一件任何善良人都会做的事情，竟然也被《苹果日报》和其他政客批判为“妨碍请愿”。
对此，我不能不对某些香港文人说几句话。你们既没有到过地震现场，也没有到过“文革”现场，却成天与一些造谣者一起端着咖啡杯指手画脚，把灾难中的高尚和耻辱完全颠倒了。我可以判断，你们如果出现在灾难现场，会是一伙什么样的人。很抱歉，那样的人我们都见过，非常眼熟。
再想就一些历史问题，请教香港《苹果日报》的社长，我原来的文友——
首先，根据周恩来指示成立的《鲁迅传》编写小组，在贵报上怎么成了“四人帮所组织的”了？请出示证据。当时周恩来还活着，他是什么时候转让出去的？为什么要转让？转让手续如何？那些年“四人帮”还没有形成，那又到底转让给谁？均请贵报一一明示。如果拿不出证据，那岂不成了一种明目张胆的政治诈骗？
当然，更重要的，是贵报指名道姓地确认某个人曾经用笔杆子“杀人”。这是顶级的刑事指控，千万不要含糊过去。既然是杀人，当然有被杀者。几个？是谁？被杀者的家属还在不在？
如果贵报辩解，说用笔杆子杀人，并不是指真刀真枪，而是指用文章让人致死。那也好，请指出是哪篇文章、哪些句子，引发了什么病症，产生了致死的恶果？
这一系列严重的法律问题，目前在内地暂时还很难解决。贵报的文章，其实也只是在抄袭内地传媒的诽谤。这正是中国社会目前遇到的最大症结：天天由文化传媒做着践踏法律的示范、不知羞耻的示范、不受惩罚的示范，导致整个精神价值系统的不可收拾。难怪外国评论者发表文章说，现在中国社会经常出现“见死不救”的恶劣事件，是“文化精英”们示范的结果。因此我多次公开表明，中国的文化问题，首先是精神价值的问题，要解决，就看那些颠倒善恶的传媒，会不会受到法律惩罚。
我相信香港的法制，相信《世界新闻报》事件对香港的推动，也相信香港《苹果日报》可能还有一点遵守法律的勇气。因此，对于是否主动投案，有所期待。
与香港《苹果日报》的事件同时，针对着我，又发生了所谓“诈捐”事件，同样与5·12汶川大地震有关。
其实，那是同一个事件，同样针对我的那一段话。
简单说来，我因看到地震废墟中的破残书本，便悄悄地出资五十万元人民币为灾区学校捐建了三个学生图书馆。这事不知道怎么传出去了，但是由于款项没有进入中国红十字会的账目，就有人认定是“诈捐”，在全国网络和报刊上闹腾了整整两个月。灾区教育局的官员多次出面，反复证明我捐建的事实，居然也无济于事。
这实在太奇怪了，难道中国红十字会的账目，比捐助的事实更重要？
我没有走中国红十字会的捐款之路，倒不是不信任他们，而是觉得他们太忙，不可能抽时间来为图书馆选书。那书，要我自己一本本地去选购。
这次先闹起来的，是北京的一个盗版者。“盗版”和“捐书”在字义上正好对立，他不痛快，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一个在电视上讲《三国》故事讲得不错的文人，渐渐成了这一事件的主角。
我并不认识他，却曾多次在传媒上为他辩护，还正托人找他，准备向他提出两方面的建议：一是在讲历史故事时，不要过多地宣扬“术”，而忽视了“道”；二是我发现了他“文笔远不如口才”的几个主要技术障碍，可以通过训练一步步克服。但是还没有找到他，他的进攻就来了，据说势头还挺猛，快速推高了全国性的诽谤大潮。在诽谤中，有些人又扯上了“石一歌”。
哈，又是“石一歌”。
很快，我捐建的三个图书馆同时开张。很多气不过的年轻朋友要借机“教训”一下那个讲《三国》故事的人，都被我阻止了。
怎么“教训”呢？那可是只有年轻人才想得出来的“损招”。例如，通过网络，把三个图书馆的明细账目和购物发票全都一页页发送给他，请他慢慢核对，再定期公开询问核对结果；又如，由接受捐建的几所学校轮番隆重邀请他和那个盗版者一起参观新建的图书馆，如不接受邀请便反复再邀，公布一封封文笔极为诚恳的邀请信，等等。
这些做法，我都没有同意。
诚然，这些做法全都有助于我恢复名誉，但极有可能对他产生巨大压力。尤其是目前中国网络，“回头潮”的冲击力往往是致命的。所以，我竭力阻止事态扩大，一直等到事过境迁、不可能再有“回头潮”的今天，略加说明，以证明那三个图书馆存世的正当性，那么多学生天天进馆阅读的正当性。
在我看来，为了自己的名誉去稍稍伤害一个曾经严重伤害自己的人，也不能。
寻石之路，也是宽恕之路、积善之路、大爱之路。
六
写到这里，我想读者也在笑了。一个不知所云的署名，被一个不知所云的人戴到了我的头上，就怎么也甩不掉了。连悬赏也没有用，连地震也震不掉！这，实在太古怪了。
有人说，为别人扣帽子，是中国文人的本职工作。现在手多帽少，怎么可能摘掉？
但是，毕竟留下了一点儿遗憾：戴了那么久，还不知道“石一歌”究竟写过什么样的文章。
终于，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来到了。
二〇一〇年仲夏的一天，我在河南省郑州市的一个车站书店，随手翻看一本山西出版的杂志《名作欣赏》（总第318期）。开始并不怎么在意，突然眼睛一亮。
一个署名祝勇的人，在气愤地批判“石一歌”几十年前的一次“捏造”。
“捏造”什么呢？原来，一篇署名“石一歌”的文章说，鲁迅在住处之外有一间秘密读书室，在那里阅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
祝勇断言，“石一歌”就是我，因此进行这番“捏造”的人也是我。
不仅如此，祝勇还指控我的亡友陈逸飞也参与了“捏造”，因为据说陈逸飞画过一幅鲁迅读书室的画。那画，我倒是至今没有见到过。
任何人被诬陷为“捏造”，都不会高兴，但我却大喜过望。
十几年的企盼，就想知道“石一歌”写过什么。此刻，我终于看到了这个小组最让人气愤的文章，而且是气愤到几十年后还不能解恨的文章，是什么样的了。
我立即买下来这本杂志，如获至宝。
被祝勇批判为“捏造”的文章，可能出现在一本叫《鲁迅的故事》的儿童读物里。在我印象中，那是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复课后，由“工农兵学员”在老师指导下写的粗浅作文，我当然不可能去读。但是，如果有哪篇文章真的写了鲁迅在住处之外有一间读书室，他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那可不是“捏造”。
因为，那是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公开说过多次的，学员们只是照抄罢了。
周建人会不会“捏造”？好像不会。因为鲁迅虽然与大弟弟周作人关系不好，却与小弟弟周建人关系极好，晚年在上海有频繁的日常交往。周建人又是老实人，不会乱说。何况，周建人在“文革”期间担任着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学员们更是没有理由不相信。
其实，那间读书室我还去参观过，很舒服，也不难找。鲁迅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很普遍，鲁迅也读了不少。他连那位担任过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又处于通缉之中的瞿秋白都敢接到家里来，还怕读那些著作吗？
原来，这就是“石一歌”的问题！
我悬了十几年的心放了下来，觉得可以公布“石一歌”小组的真实名单了。但我还对那个电话里教授太太的声音保持着很深的记忆，因此决定再缓一缓。
现在只能暂掩姓名，先粗粗地提几句：
一九七二年根据周恩来指示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成立的《鲁迅传》编写小组，组长是华东师范大学教师，副组长是复旦大学教师，组内有复旦大学六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人，上海艺术研究所一人，华师大附中一人，上海戏剧学院一人即我，半途离开。由于人员太散，该组又由正、副组长和复旦大学一人、上海艺术研究所一人，组成“核心组”。
后来根据周恩来指示在上海市巨鹿路作家协会成立的“石一歌”鲁迅研究小组，成立的时间我到今天还没有打听清楚，组长仍然是华东师范大学教师，不知道有没有副组长，组内有华东师范大学二人，复旦大学三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二人，华师大附中一人。由于都是出于周恩来的同一个指示，这个小组与前一个小组虽然人员不同，却还有一定的承续关系，听说还整理过前一个小组留下的鲁迅传记。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之前，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部分学员也用过这个署名。
能公布到这个程度，实在应该感谢祝勇。
对祝勇，我只有一个劝告：今后无论如何也不要随意伤害已经去世，因此不能自辩的大艺术家，如陈逸飞。中国，大艺术家实在太少。
而且，我们也应懂得，大艺术家的创作未必全是纪实。即使鲁迅并没有那个藏书室，陈逸飞用画笔为他布置一个想象中的读书环境，也未尝不可。国际间很多大画家都这样做过。
七
好了，寻石之路大体已到尽头，我也不想写下去了。
石头已经寻得。穿过密密层层的藜棘，终于得到了与这三个字相关的文章和名单。
最后，我不能不说一句：对“石一歌”事件，我要真诚地表示感谢。这三个字，给我带来了好运。我这么说，不带任何讽刺。
第一，这三个字，给了我真正的轻松。本来，我这个人，是很难摆脱各种会议、应酬而轻松的，但是这个可爱的谣言救了我。当今官场当然知道这是谣言，却又会百般敬畏造谣者，怕他们在传媒上再次闹事而妨害社会稳定。这一来，官场就尽量躲着我。例如我辞职二十多年，从未见过所在城市的每一任首长，哪怕是在集体场合。其实，这对我是天大的好事，使我不必艰苦推拒，就可以从各种头衔、职务中脱身而出，拥有了几乎全部自由时间。这么多年来我种种成绩的取得，都与此有关。貌似弃我，实为惠我。国内噪声紧随，我就到国外讲述中华文化。正好，国际间并不在乎国内的什么头衔。总之，我摸“石”过河，步步敞亮。
第二，这三个字，让我清晰地认知了环境。当代中国文化界的诸多人士，对于一项发生在身边又延续多年的重大诬陷，完全能够识破却不愿识破。可能是世道不靖，同行的灾难就成了他们安全的印证，被逐的孤鹜就成了他们窗下的落霞。于是，我彻底放弃了对文化舆论的任何企盼，因全方位被逐而独立。独立的生态，独立的思维，独立的话语，由至小而至大，因孤寂而宏观。到头来，反而要感激被逐，享受被逐。像一块遗弃之石，唱出了一首自己的歌。这，难道正是这三个字的本意吗？
第三，这三个字，使我愈加强健。开始是因为厌烦这类诽谤，奉行“不看报纸不上网，不碰官职不开会，不用手机不打听”的“六不主义”，但这么一来，失去了当代敏感渠道的我，立即与自然生态相亲，与古代巨人相融。我后来也从朋友那里听说，曾经出现过一拨拨卷向我的浪潮，但由于我当时完全不知，居然纤毫无损。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我一直身心健康，快乐轻松，气定神闲。这也就在无意中提供了一个社会示范：真正的强健不是呼集众人、追随众人，而是逆反众人，然后影响众人。“大勇似怯”，“大慈无朋”。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我认真考虑了很久，终于决定，把“石一歌”这个署名正式接收下来。
然后，用谐音开一间古典小茶馆叫“拾遗阁”，再用谐音开一间现代咖啡馆叫“诗亦歌”。或者，干脆都叫“石一歌”，爽利响亮。
不管小茶馆还是咖啡馆，进门的墙上，都一定会张贴出各种报刊十几年来的诽谤文章，证明我为什么可以拥有这个名号。
如果那一批在这个名号后面躲了很多年的退休老教授们来了，我会免费招待；如果他们要我把这个名号归还给他们，我就让他们去找《南方周末》、《苹果日报》。但他们已经年迈，要去广州和香港都会很累，因此又会劝他们，不必多此一举了。
我会端上热茶和咖啡，拍拍他们的肩，劝他们平静，喝下这四十年无以言表的滋味。
我也老了，居然还有闲心写几句。我想，多数上了年纪的人都会像那些退休老教授，听到各种鼓噪绝不做声。因此，可怜的是历史，常常把鼓噪写成了课本。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五日
欠君三拜
一
只在二十八年前，与你无语地点过一次头。因此，很难说认识你。近年来，我很想来拜访一次，当面说一声“谢谢”。但又觉得这样不够，应该请你吃一顿饭，并在席间站起身来，说明请你吃饭的理由，然后向你深深作三个揖。这在古代，叫做“拜谢”。
这事需要有人联络，否则就有点冒昧。联络人终于找到了，那就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贺圣遂先生。
贺先生是一个快乐的人，说起你，就两眼发光，滔滔不绝地介绍起你的成就、为人和酒量。那正好也是一个聚餐的场合，他既然说到了你的酒量，也就兴奋地举起了酒杯，才几杯就醉了。
几次邀他聚餐，原来都是为了商量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拜谢你，但他每次都醉得那么酣畅，因此一直定不下来。
我以为，总有时间。心想不妨让他在每次醉前多介绍你几句，也好使我当面拜谢时增加一些话题。
事情就这么拖了下来。
终于，到了可恨的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那个漆黑的凌晨。我没有来得及向你拜谢，你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得知噩耗那天，我站到窗口看着云天，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在心里说一声：“欠君三拜。”
——上面所说的这个“君”，是谁？
是我国当代著名文史学家章培恒教授。
熟悉我文风的读者都知道，我笔端空旷，从不腻情，但这次，是怎么了？
原因是，我欠得奇特，又失之瞬间。
由此可见，天下一切感谢，都要及时。即使没有生死之虞，也不可拖拉。
二
天下之谢，分很多等级。其中称得上“重谢”的，也分七级，逐级递升。
第一级，谢其厚赐；
第二级，谢其提携；
第三级，谢其解困；
第四级，谢其解难解之困；
第五级，谢其一再解难解之困；
第六级，谢其一再解难解之困而并不相识；
第七级，谢其一再解难解之困而并不相识，却又不给道谢的机会。
平心而论，第五级之后，已少之又少。但是，我对章培恒教授的感谢，属于第七级，也就是最高级。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汇——“难解之困”，必须认真作一点解释。
那就让我先把章培恒教授让过一边，绕一个道儿再来请出他吧。
饥寒交迫、路断桥塌，难不难？难。但难得明确，难得干脆，难得单纯，因此还不是最难。最难的是有人当众向你提出一系列问题，你明知答案又不承担保密义务，却不能回答。因此众人对你怀疑、起哄、追逼、鄙视、嘲笑、投污、围殴，你还是不能回答。
例如，一九三〇年两位刚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女子在南方某市成功创办了一所新式女子学校，一时成为社会焦点。一年后教育督察部门派出一批“饱学之士”进行公开测评，主要项目是指定这两位女教师向全校学生讲解《东汉班昭所论妇德及宋儒对此之发展》。两位女教师两度要求换题而未果，便主动退出测评并离去。当地报纸发布新闻曰“不知妇德焉办女学”。
直到五十年后，当年的一位女学生在回忆此事时写道：“人的一生，其实由一连串问题和回答组成。千万不要试图回答别人给你出的一切问题。选择问题就是选择人生，选择了自己，也选择了别人。”
又如，在极左年代，一个著名的国际刑侦专家因为被怀疑是“西方特务”而被发配到一家工厂烧锅炉。锅炉房里经常出现一些小物件如手套、茶杯失窃的琐事，大家要他侦察，他都寂然沉默，全厂便传开了一种舆论：“什么专家？一个笨瓜！”直到两年后发生了一宗极为重大的国家安全案件，中央政府着急地到处寻找他，他才离开锅炉房，去了北京，并快速侦破。
后来他被问起锅炉房里寂然沉默的原因，只淡淡说了一句：“人是平等的，但专业是分等级的。真正的将军、元帅，都不擅长街市殴斗。”
又如，“文革”灾难中造反派歹徒发起过一个“考教授”的运动。医院里的医学权威都被赶进了考场，被要求回答打针、抽血、消毒等一系列只需要护士操作的技术问题。大学里的著名教授也都被集中起来，接到了“革命群众”出的一大堆所谓“文史知识”考题。很快造反派歹徒宣布，这些权威和教授“全是草包”。后来终于传出消息，那些“考卷”几乎都是空白。
“空白？”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颤抖了一下，他自从“文革”以来天天都在埋头写“交代”，回答“革命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仅仅我替他代笔的，就多达几十万字，但怎么也回答不清。从他知道可以用“空白”来回答之后，也就不再写了，“革命群众”立即把他关押了起来。
以前我也曾相信过“无事不可对人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理越辩越明”、“勇于回答一切问题”、“真相终究大白于天下”之类的格言。等渐渐长大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心中最美的图像，就是那两个在恶评中断然离去的女子背影，婷婷袅袅；就是那一张在讥讽声中寂然沉默的男子脸庞，炉火灼灼；就是那一页页不约而同缴上去的空白考卷，一尘不染。
是的，高贵的离去，高贵的沉默，高贵的空白。
我也曾设想，当时会不会出现另一种声音，让周围很多无知的人醒悟：离去不仅仅是离去，沉默不仅仅是沉默，空白不仅仅是空白。但这很难，当“民间法庭”大行其道，各种判官大呼小叫，媒体舆论助纣为虐，如果发出另一种声音，顷刻就会被淹没掉。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必须有足够的勇敢、充盈的道义，又全然不计利钝。
说到这里，我们已渐渐靠近了章培恒教授。
三
问题出在我身上。
我受那些“离去、沉默、空白”的图像影响太深，历来不愿意回答一切等级不对或来路不明的问题。近年来，文化传媒界为了吸引读者注意，已经习惯于把提问的品格降到最低，并且口气狞厉变成逼问。后来，又把逼问变成了审判。我一如既往，连眼角也不会去扫一扫。据说，对我的逼问和审判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折腾了八九轮，声势都很大，但我由于奉行“不看报纸不上网，不碰官职不开会，不用手机不打听”的“六不主义”，完全置身局外。很多为我忿忿不平的朋友，见面后发现我居然一无所知，都大吃一惊。
但是，也有让我左右为难的时候。
二〇〇三年，SARS刚过，上海有一个姓金的人，声称从我的《文化苦旅》里“咬”出不少“文史差错”，便写成一本书。这本书立即进入亚洲畅销排行榜，全国一百五十多家报刊热烈呼应，成了继SARS之后震动社会的重大事件。不少文化界朋友翻阅了那本书后告诉我，千万不要去看，那些“差错”，如果不是故意编排，至多只是一些有待请教我的问题，也不必由我亲自回答，我的任何一个研究生都能轻松提供答案。可惜现在的报刊只要哄闹，不要答案。
按照惯例，我当然不理。但麻烦的是，《文化苦旅》中的很多文章早已选入两岸三地的大学、中学语文课本十余年，我怎么能让那么多教师、学生陷入困顿？而且，我这本书还有幸受到过当代诸多名家的褒奖和点评，例如饶宗颐、金克木、季羡林、柏杨、潘受、欧阳子、余光中、蒋勋、冯牧，等等，有的还写了专著出版，我如果完全不理，好像连他们这些大学者也都有了“差错”嫌疑，那我又怎么对得起他们？
因此，看来还是需要简单回答几句。但在回答之前似乎应该粗粗了解一下，这个人是谁？从何而来？从事什么职业？
据传媒介绍，他是《辞海》的编写者。但显然不是，因为我本人就是《辞海》的编写者，又兼《辞海》正版形象代表，知道编写者名单。媒体又说，他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咬文嚼字》编辑部的编辑。但上海文艺出版社说，他们没有这个职工。再问，终于知道是那个编辑部一个姓郝的人从外面“借”来的。外面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
就在这时，重庆市一位八十多岁的退休语文教师马孟钰先生写来长信，凭借细致的词语分析，断言那个人在“文革”中一定担当过特殊角色。原上海师范学院的几个退休教师也联名来信，回顾了不寒而栗的往昔。我没有兴趣去查证，却知道了那人属于“来路不明”的范围。
那个姓郝的人，我倒是认识。正准备向他询问，他却主动找来了，但找的方式却非常奇特。照理他五分钟内就能联络到我，却不知为什么偏偏去找了我四十年前读大学时既不同班又不同年级的一位老同学，再请这位老同学找到我的小弟弟开的一家餐厅，委托小弟弟转交一张密封的纸条。纸条上写着，热切希望安排他、姓金的人和我三人见面，成就一个“美谈”。
我素以大胆著称，却也不敢参与这个“美谈”。
现在的中国文化，又一次面临着精神结构的大转型，而阻碍转型的一个个泥坑却都振振有词地迷惑着人们。在八十多年前的上一次大转型中，鲁迅塑造过一个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的“咬文嚼字专家”孔乙己，却又让他断足，让他死亡，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宣判。鲁迅、胡适、陈独秀这些新文化闯将，远比孔乙己他们更有能力“咬文嚼字”，因此宣判得特别有力。现在，面对新一次转型，还有没有这样的人？
对此，我颇感苍凉。中国当代文人，虽也缺少学问，却更缺少扶正祛邪、抗击媒体炒作的道义勇气。结果，攻击者、炒作者、旁观者一起构成了和谐默契，看似群鸦回翔，却是寒气砭骨。
突然，完全出乎意料，传来了嘣然响声，似有人拍案而起。
远远看去，那个拍案而起的人，有一系列很高的专业身份。例如，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他，就是章培恒教授。
我记得有一位日本汉学家曾经说过：“章培恒教授是钱钟书先生之后最渊博的文史百科全书。”
——写到这里，我心中默念着“罪过、罪过”。何处闲汉在庙门外高声喧闹，本来让几个护院沙弥举着扫帚驱赶一下就可以了，怎么惊动了巍峨法座上的大菩萨？他举起的，当然不是扫帚，而是禅杖。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九日，章培恒教授亲自撰写文章并在《文汇报》上刊出。他显然完全不知道那个姓金的人是谁，却通过实例解析作出判断，此人发表的“咬嚼”文章，本身就包含着“骇人的错误率”，有的是连高中学生也不会犯的错误。章教授还以实例进一步推断，此人连一些最基本的文史典籍的目录都没有翻过。
因此，章培恒教授得出明确的结论：此人对我的“咬嚼”，是“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造成这么大的恶性事件，主要原因是“媒体的炒作”。
原来，他手上的“禅杖”是檀木镶铜，挺拔威严，在夕阳下幽光闪烁。
居然，连目录也没有翻过？连高中生也不如？怎么会是这样！很自然，我不能不联想到“文革”中那些造反派歹徒“考教授”的事件。但愿只是巧合，是我联想过度。
不管怎么说，章培恒教授帮我解决了一个难题。我作为当事人固然不能被他们缠进去，但是如果大家都不“缠”，中国文化真要被他们缠晕了。
我原来心中的三种高贵图像，那两个离去的女子，那一个沉默的男子，那一堆空白的考卷，应该有补充了。如果好人全然离去，全然沉默，全然空白，世界将会如何？
由于都发生在二〇〇三年，我立即想到了抗SARS的英雄钟南山教授。他一次次勇敢地深入病区，直面病毒，最后终于带领着大家战胜了SARS。如果他嫌弃病毒太卑微、太邪恶，不予理睬，那就不是受人尊敬的医学专家了。在他之后不久，就轮到了章培恒教授的深入。
遗憾的是，章培恒教授的运气远不及钟南山教授。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那篇文章后，国内一百五十多家热烈传播了“咬嚼”事件的“涉案媒体”，却完全没有反应，毫无表情。因此直到今天，绝大多数被“咬嚼”传染的读者，还没有被章教授治疗。
几年后，我与钟南山教授一起被一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得以相聚。钟南山教授对我说，他正在筹建一门“人文医学”，希望我参与。我说：“至少在目前，中国的人文学科需要获得医学的帮助，尤其在传染病的防治上。”
四
一百五十多家“涉案媒体”的统一表情，使那个姓金的人彻底放松。他竟然又伪造了一个事件，试图让章培恒教授与我对立起来。伪造什么呢？是说我写的《中国戏剧史》中有关洪昇生平的一段资料，“剽窃”了章培恒教授《洪昇年谱》中的相关内容。这一下，全国的报刊以北京的一家读书报、天津的一家文学刊物领头，又闹翻天了。
那个姓金的人更兴奋了，立即发表文章说，他的揭发，已经“引起了京、沪、宁、粤等地学术界的哗然”。为此，他还在华北的一家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
接下来的事情变得有点惊险。他们好像预判章培恒教授不会进来蹚浑水，便由北京的一个盗版者领头，以我“剽窃”章培恒教授为理由，在网络和媒体上发起了一个把我“驱逐出世界遗产大会”的运动。因为这个大会之所以在中国苏州召开，与我密切相关。大会的各国组织者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怕他们到会场外面聚众闹事，便安排我避开会议。
谁知，章培恒教授本人在最短时间内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余秋雨何曾剽窃我的著作》。
他以当事人身份发布最权威的结论，所谓“剽窃”云云，纯属“蓄意诬陷”。
就在这时，一位记者打电话给姓金的人，说我的原著中并无任何“剽窃”痕迹。谁知那个人回答：“我当时有点想当然。”他居然没有任何歉意。
记者发表了他“想当然”的遁词。但是，全国那么多参与诬陷的报刊，都假装没有听到。
稍懂法律的人一看便知，有了章教授本人的证词，再配合相应的物证，我只要到法院起诉，被告必输无疑。而且，由于诬陷的内容是“剽窃”，又牵涉到那么多媒体，牵涉到国际会议，这应该是一个不小的刑事案件。按照英国法院处理《世界新闻报》事件的标准，应该还有一批报社、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要进监狱。
反之，面对这样重大的刑事犯罪，我如果继续忍气吞声不起诉，倒会让人产生疑惑。
但是，大家都看到了，我没有起诉。
原因是，我仔细梳理了一遍事件始末，突然对那个姓金的人担忧起来。乍一看，此人太不像话，但再一想，不对。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点正常思维，绝对不会这么做。
试想，章教授刚刚还在严厉批斥他，他却要做章教授的保护人，这已经够离谱的了；何况，他自己心里知道，所谓“剽窃”，是彻底的捏造。把这种捏造发表到全国那么多报刊，他怎么会一点儿也不害怕？
世间当然也有人为了巨大的利益而不顾一切，铤而走险，但是，他抛出这么一个一戳就破的捏造，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哪怕一丝一毫？
说到这里，我想很多读者都已经靠近我的推断：这个人，恐怕存在精神方面的障碍。
这种障碍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单维度的破坏性亢奋，不讲逻辑，不计后果，不问成败，不知羞愧，既不胆怯，也不后悔。三十多年前我作为受害人曾旁观过很多“造反派”首领的言谈举止，似乎都有一点这种特征。由此我早就发现，很多变态的政治事件背后，都埋伏着病理原因。
发现这一点并不感到好笑，反而觉得可怕。因为政治事件可以过去，而病根很难清除。
那个姓金的人，无论过去是否让人“不寒而栗”，现在也应该已经苍老，却卸不掉隔代的沉疴。于是，明明是历史的障碍，却成了他的精神障碍；明明是时代的疾病，却成了他的个人疾病。这，还不值得怜悯吗？
在一个聚会的场合，上海长海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我，这个姓金的人，腰椎出了大问题，要动手术，正好由他主刀。我一听，连忙拜托他精心治疗，并说如果在医疗经费上发生了困难，我可以支援，但不要告诉病人。
姓金的病人引发了我的很多联想。是的，我们历来认为最可恨的一群，或许也是最可怜的。粗粗一算，除这个人之外，这么多年来那五六个已经出了名的“批余专业户”，至少有三个早已明显地表现出精神障碍，他们的同事都主动向我提供过大量令人喷饭的笑料。另有两个，则因陷于戏剧、小说的低级幻觉而患上了职业病，其实也很值得同情。
文坛本是一个精神病患的多发地，中国文坛更是。很多文人只学会了批判别人的本事，没有任何谋生专业，在转型时期患上了“恐慌性疯癫”。出现这些情况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媒体。大概是从二十世纪的末尾开始，我国很多文化传媒和文艺出版社，为了发行量而大肆寻找刺激，便把那些特别喜欢用文字攻击他人的精神失控者当做了宝贝。其实仔细一想，他们这样做，最对不起的，并不是被攻击者，反倒是那些精神失控者本人。支使这些病人在公共领域如此疯疯癫癫地触法、犯法，很不人道。
我由于看得太多，心生悲悯，从不反驳精神失控者，就连他们出版了一大堆“找不出十句真话”（杨长勋教授评语）的诽谤书籍，我也完全不理。我很健康，不怕蒙污。如果我还手了，分量就会太重，人家毕竟是病人。
悯世则无心清己，救溺则无惧湿身。为此，我还破例接受邀请，担任了上一届世界特殊奥运会的文化总顾问。“特殊”，是指智障。为了构思那场后来震动国际的开幕式，我与很多外国专家探讨了很久。他们都惊讶我对智障者的熟悉程度，以为我亲族中有这样的人。我摇头，然后告诉他们，这些年来，托中国文化传媒和出版社之赐，我已经近距离地观摩过大量进攻型的智障人群。我必须从整体上帮助他们。
我估计，章培恒教授也看出了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病理原因”，因此他在一篇篇文章中绝不和金某人对话，只是向着上当的民众宣布学术结论，并厉声地责斥那些传媒。
但是，无论如何，让这么一位七十高龄的大学者去面对一堆精神错乱的文句，我至今想来还十分心疼。
五
幸好，世上一切劣行都有可能引出美事。
那个人和那些报刊为了伪造，硬把我的戏剧史和章培恒先生的《洪昇年谱》扯在一起，但他们哪里知道，这里埋藏着一段珍贵的记忆。
事情还要回到二十八年前，一九八三年。那年，章先生还只有四十九岁，我三十七岁。我们两人，同时获得“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他的获奖作品，正是《洪昇年谱》；我的获奖作品，是《世界经典戏剧学》（初版名为《戏剧理论史稿》）。
现在社会上评奖太多，谁也不当一回事了。但在二十八年前，情况完全不同。“文革”灾难过去不久，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国学术界人数不多，开始有机会抱着悲凉的心情从头收拾极为稀少的已有成果了。可以奖励的项目，很难寻找。
在这番艰难的寻找中，有一个禁区边缘的倔犟生命，引起了人们的高度注意。
这个禁区，就是作为“文革”起点的戏剧领域。不管是《海瑞罢官》，还是“革命样板戏”，都成了生死的符咒、全民的蛊惑。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了，十年浩劫，在整个文化领域，最大的罪名和最大的勇敢，都是出于对那几台“革命样板戏”的态度。很多人为此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
这股巨大的极端主义浪潮，在“文革”之前、一九五七年之后已经很有势头。在那种气氛下，研究戏剧史论，就需要一点嶙峋风骨了。
章培恒先生恰恰在一九五七年之后，头顶着与“胡风集团”有关的政治恶名，开始研究清代昆剧作家洪昇。当时，还有一些更年长的学者在做类似的事。因此，一九八三年的评选，其意义也远远超越了戏剧，而是对一种文化气节的重点检视。
那次获奖的著作有二十部，但其中有一半作者，已不在人世。当那些去世者的家属上台领奖时，全场一片唏嘘。
但是，八十年代又是一个敢于面向未来的年代。代表获奖者上台发言的，是最年轻的那一个，我。
我获奖的那部著作，长达六十八万字，通论世界古代十四个国家的戏剧学，当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任何人都能判断，那必定是在“文革”中已经偷偷开始了的一个庞大工程。
当时我已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青年教师，居然凭着对极左派的憎恶，借着周恩来文化重建的胆气，私底下串联、鼓动其他教师一起，抵拒“样板戏”进入戏剧学院各系、各专业的课堂。我们的行为非常冒险，掌权的“工人宣传队”对此产生了警惕，碰巧当时又一次掀起了“学马列”的运动，我就翻开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高度评价给他们看。他们一再查验马克思著作的真伪，终于在将信将疑之中勉强同意在教学中引入莎士比亚。与此同时，我又利用与图书馆一位姓蔡老职工的私人关系，借出了几本英文著作，开始细钻古希腊和古印度的戏剧学。这就是我那部获奖著作的起点。当然，整体工程的完成，还在灾难结束之后。
让我高兴的是，这部著作在获奖后被作为教材使用，使用十年后又在一九九三年获得国家文化部颁发的“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记得那次我要代表获奖者发言之前，征求了其他获奖者的意见，却没有找到章培恒先生。据会议工作人员说，他去看望自己在北京的学生了。等到颁奖大会开始，他才出现，我只能在上台发言前向他点了点头。他一笑，也向我点了点头。
那次给每个获奖者发的奖座，是一件仿制的陶质骆驼唐三彩。
我抱着奖座离开会场的时候，看见章培恒先生正在门口与他的一位学生争执。章先生硬要把这个奖座送给那个学生，不断地说着理由：“我没法把它带到上海，路上非碎了不可，非碎了不可……”
学生不断地用手推拒着，连声说“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
章培恒先生的表情严肃而诚恳，说：“你再推，现在就碎了，现在就碎了……”
我没有再看下去，抱着那个奖座回到了住处。
对于这个奖座，我在《借我一生》中曾有过一段记述——
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获得的一个奖座，是一件仿制的骆驼唐三彩。陶质，很大，属于易碎物品，不容易从北京捧回上海。更麻烦的是，这只骆驼的嘴里还翘出一条又长又薄的舌头，一碰就断。据评奖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拿到发奖地点时已断了一大半，因此不断去换。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去更换一种奖品呢？
他们说，这个骆驼太具有象征意义了：在那么荒芜的沙漠中居然也能走下来。看到它就想起沙漠，那个刚刚走出的文化沙漠。
一位小姐压低声音补充道：“还有一层象征，走过那么干涸的沙漠居然还骄傲地翘着舌头。但这个舌头，时时就可能断了。”正因为这种种象征，他们不换。
我抱着骆驼小心翼翼地坐飞机回到上海，舌头没断；到家，没断；放在写字台上，没断。
我松了一口气，见骆驼上有一点灰尘，拿着一方软布来擦，一擦，断了。
六
由于再也没有遇到章培恒先生，我就一直不知道他的那个骆驼唐三彩到底有没有被学生接受。如果由他带回上海，断了没有，碎了没有。
但是，回想我那座骆驼的舌头终于折断的那一刻，耳边确实响起了章先生几天前的声音：“非碎了不可，非碎了不可……”
断了，碎了；碎了，断了——这难道就是沙漠跋涉者永远的宿命？
我想，二十八年前的章培恒先生和我，刚从一场昏天黑地的灾难中走出，以为在这荒原之上，风会渐清，沙会渐停，“碎了”、“断了”的只是唐三彩，而不是我们。
怎么也没有想到，二十八年过去，风沙却越来越大。
那些风沙，铺天盖地，气势非凡，却从来不会站在骆驼一边。
从微观上看，它们那么琐细，甚至无形。对于庞然大物的骆驼，它们有太多攻击的理由。它们自称“弱势群体”，但一旦成势，没有一头骆驼能够躲避，只能蹲伏大地，任其肆虐。
骆驼有自己的目标，从不反击风沙；而风沙没有目标，除了肆虐还是肆虐。遗憾的是，骆驼会死，风沙却不会死。
如果顺着二十八年前那个象征性的奖座来比喻，那么，当时二十头获奖“骆驼”中，有十头在获奖前已经死于沙漠。留下的十头，当时在场并由我代表的，后来也都渐渐老去，逐一倒下。他们是怎么被风沙掩埋的，互相之间都不清楚。最后两头，应该就是章培恒先生和我。
章先生这头骆驼，听说后来一直重病缠身。他在重病之中还向我呵了两口热气。现在回想，这已经是他在沙漠残照中的艰难呼吸。世上何谓高贵？那就是，连最后的艰难呼吸，也在向风沙抗争。
现在，只剩下我这头骆驼了。
再往前走一程吧，低头看一排孤独的脚印。很快连脚印也找不到了，因为这年月，风沙为王。
但是，我总是心存乐观。虽然眼下没有脚印，但在我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应该还有骆驼走过。
仰望云门
一
近年来，我经常向大陆学生介绍台湾文化。
当然，从文化人才的绝对数量来说，大陆肯定要多得多，优秀作品也会层出不穷。但是，从文化气氛、文化底线、文化守护、文化品行等方面来看，台湾至少在目前，明显优于大陆。由于同是华人，对比相当直接；由于同是华人，学习又比较方便。我一直主张，大陆在这方面不妨谦虚一点，先到台湾仔细看看，再比比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
我想从舞蹈家林怀民说起。
当今国际上最敬重哪几个东方艺术家？在最前面的几个名字中，一定有来自台湾的林怀民。
真正的国际接受，不是一时轰动于哪个剧场，不是重金租演了哪个大厅，不是几度获得了哪些奖状，而是一种长久信任的建立，一种殷切思念的延绵。
林怀民和他的“云门舞集”，已经做到这样。云门早就成为全世界各大城市邀约最多的亚洲艺术团体，而且每场演出都让观众爱得痴迷。云门很少在宣传中为自己陶醉，但亚洲、美洲、欧洲的很多地方，却一直被它陶醉着。在它走后，还陶醉。
其实，云门如此轰动，却并不通俗。甚至可说，它很艰深。即使是国际间已经把它当做自己精神生活一部分的广大观众，也必须从启蒙开始，一种有关东方美学的启蒙。对西方人是如此，对东方人也是如此。
我觉得更深刻的是对东方人，因为有关自己的启蒙，在诸种启蒙中最为惊心动魄。
但是，林怀民并不是启蒙者。他每次都会被自己的创作所惊吓：怎么会这样！他发现当舞员们凭着天性迸发出一系列动作和节奏的时候，一切都远远超越事先设计。他自己能做的，只是划定一个等级，来开启这种创造的可能。
云门的话题关及人类生存的根本，不可能具体。要给，也只给一个路标，云门带着观众走一条条云水缥缈的大道。林怀民拒绝任何琳琅满目的暗道小路。
舞者们超尘脱俗，赤诚袒露，成了一群完全洗去了寻常“文艺腔调”的苦行僧。他们在海滩上匍匐，在礁石间打坐，在纸墨间静悟。潜修千日，弹跳一朝，一旦收身，形同草民。
只不过，这些草民刚刚与陶渊明种了花，跟鸠摩罗什诵了经，又随王维看了山。
二
罕见的文化高度，使林怀民有了某种神圣的光彩。但是他又是那么亲切，那么平民，那么谦和。
林怀民是我的好友，已经相交二十年。
我每次去台湾，旅馆套房的客厅总是被鲜花排得满满当当。旅馆的总经理激动地说：“这是林先生亲自吩咐的。”林怀民的名字在总经理看来如神如仙，高不可及，因此声音都有点颤抖。不难想象，我在旅馆里会受到何等待遇。
其实，我去台湾的行程从来不会事先告诉怀民，他不知是从什么途径打听到的，居然一次也没有缺漏。
怀民毕竟是艺术家，他想到的是仪式的延续性。我住进旅馆后的每一天，屋子里的鲜花都根据他的指示而更换，连色彩的搭配都有每天不同的具体设计。他把我的客厅，当做了他在导演的舞台。
“这几盆必须是淡色，林先生刚刚来电话了。”这是花店员工在向我解释。我立即打电话向他感谢，但他在国外。这就是艺术家，再小的细节也与距离无关。
他自家的住所，淡水河畔的八里，一个光洁如砥、没有隔墙的敞然大厅。大厅是家，家是大厅。除了满壁的书籍、窗口的佛雕，再也没有让人注意的家具。怀民一笑，说：“这样方便，我不时动一动。”他所说的“动”，就是一位天才舞蹈家的自我排练。那当然是一串串足以让山河屏息的形体奇迹，怎么还容得下家具、墙壁来碍手碍脚？
离住家不远处的山坡上，又有后现代意味十足的排练场，空旷、粗砺、素朴，实用。总之，不管在哪里，都洗去了华丽繁缛，让人联想到太极之初，或劫后余生。
这便是最安静的峰巅，这便是《吕氏春秋》中的云门。
三
云门使我对台湾的文化气氛，倍加敬重。
因为这么一座安静的艺术峰巅，几乎整个社会都仰望着、佑护着、传说着、静等着，远远超出了文化界。
在台湾，政治辩论激烈，八卦新闻也多，却很少听到有什么顶级艺术家平白无故地受到了传媒的诬陷和围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传媒不会这么愚蠢，去伤害全民的精神支柱。林怀民和云门，就是千家万户的“命根子”，谁都宝贝着。
林怀民在美国学舞蹈，师从葛兰姆，再往上推，就是世界现代舞之母邓肯。但是，在去美国之前，他在台湾还有一个重要学历。他的母校，培养过大量在台湾非常显赫的官员、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领袖，但在几年前一次校庆中，由全体校友和社会各界评选该校历史上的“最杰出校友”，林怀民得票第一。
这不仅仅是他的骄傲。在我看来，首先是投票者的骄傲。
在文化和艺术面前，这次，只能委屈校友中那些官员、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领袖了。其实他们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委屈，全都抽笔写下了同一个名字。对此，我感慨万千。熙熙攘攘的台北街市，吵吵闹闹的台湾电视，乍一看并没有发现多少含量，但只要林怀民和别的大艺术家一出来，大家刹时安静，让人们立即认知这个社会的品质。
记得美国一位早期政治家J.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曾经说过：
我们这一代不得不从事军事和政治，为的是让我们儿子一代能从事科学和哲学，让我们孙子一代能从事音乐和舞蹈。
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亚当斯我不太喜欢，但我喜欢他的这段话。我想，林怀民在台湾受尊敬的程度，似乎也与这段话有关。
四
有一件事让我想起了这段话。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首度访问大陆，会见了大陆的领导人。他夫人写了一本记录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书，由连战先生亲自写了序言。但是，他们觉得在这个序言前面还要加一个序言，居然邀请我来写。他们对我并不熟悉，只知道政治职位上面，应该是无职位的文化。结果，这本书在大陆出版时，大家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奇怪的排位。
同样让我想起亚当斯这段话的，还有台湾的另一位文化巨匠白先勇。
白先勇是国民党名将白崇禧的爱子，照常理，很难完全不理会这个重大政治背景。如果他自己不理会，别人也会用各种方式牵丝攀藤。
但是，他对政治背景的不在意程度，已经到了连别人都不好意思提及。他后来也写过一本书《父亲和民国》，笔调是那么平静，丝毫没有我们常见的那种“贵胄之气”。
二十几年前海峡两岸还处于极为严峻的对峙状态，但白先勇先生却超前来了。不是为了寻亲，不是为了纪念，也不是为了投资，而是只为文化。他的《游园惊梦》在大陆排演，由俞振飞先生担任昆曲顾问，由我担任文学顾问。这一来，让他不小心读到了我的文章。后来多少年所发生的事情，让我现在一回想起来就深感歉疚。
他把我的文章，一篇篇推荐给台湾报刊。台湾报刊就把一笔笔稿酬寄给他，让他转给我。但他当时还在美国西海岸的圣塔·芭芭拉教书，而那时美国到中国的汇款还相当不便。他只能一次次到邮局领款，把不整齐的款项凑成一个整数，然后再到邮局去寄给我。
我至今还保留着他寄来的一大堆信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收汇人和寄汇人的复杂地址，且以中文和英文对照。须知，这可是现代世界最优秀的华人作家的亲笔啊，居然寄得那么多、那么勤、那么密。两岸的政治对立，他自己的政治背景，全被文学穿越，全被那些用重笔写出的地址所穿越。
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台湾，就是白先勇先生花费巨大努力邀请的。他看到了我写昆曲的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中，以明代观众中痴迷的人数、程度和时间，来论证世界范围内曾经最深入社会肌肤的戏剧范型是昆曲。他极为赞赏，让我到台湾发表演讲。这也算是大陆学者的“第一次”吧，一时十分轰动又十分防范，连《中国时报》要采访我都困难重重。一天晚上，听说《中国时报》派了一名不能拒绝的重要记者来了。我一看，这名“记者”不是别人，而正是白先勇先生。那个晚上，他真像记者一样问了我很多问题，丝毫没有露出他既是文学大家、又是昆曲大家的表情。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他采访时的身份，竟然是“特约记者”，这真让我感动莫名。
对于地位高低，他毫不在乎；对于艺术得失，他绝不让步。
对于我的辞职，他听了等于没听；但有一次他不知道从哪儿听来传言，说我有可能要“搁笔”了，便立即远道赶到上海，在我家里长时间坐着，希望不是这样。
那夜他坐在我家窗口，月亮照着他儒雅却已有点苍老的脸庞。我一时走神，在心中自问：眼前这个人，似乎什么也不在乎，却那么在乎文学、在乎艺术。他，难道就是那位著名将军的后代吗？
但是我又想，白崇禧将军如果九天有知，也会为他的后代高兴，因为这符合了那位美国将军亚当斯的构思。
五
从林怀民先生在旅馆里天天布置的鲜花，到白先勇先生以记者的身份对我的采访，我突然明白，文化的魅力，就在于摆脱名位，摆脱实用，摆脱功利，走向仪式。
只有仪式，才能让人拔离世俗，上升到千山肃穆、万籁俱静的高台。
有人问我：“你说了台湾文化的很多亮点，那么，最重要又最难以模仿的亮点是什么？”
我回答：“仪式。那种溶解在生活处处的自发文化仪式。”
从四年前开始，台湾最著名的《远见》杂志做出一个决定，他们杂志定期评出一个“五星级市长”，作为对这个市长的奖励之一，可以安排我到那个城市作一个文化演讲。可见，他们心中的最高奖励，还是文化。这样的事情已经实行了多次，每当我抵达的那天，那个城市满街都挂上了我的巨幅布幔照片，在每个灯柱、电线杆上飘飘忽忽，像是我要竞选高位。我想，至少在那一天，这座城市进入了一个文化仪式。直到我讲演完，全城的清洁工人一起动手，把我的巨幅布幔照片一一拉下、卷起，扔进垃圾堆。
扔进垃圾堆，是一个仪式的完满终结。终结，是为了开启新的仪式。
我在台湾获得过很多文学大奖，却一直没有机会参加颁奖仪式。原因是，从评奖到领奖，时间很短，我的签证手续赶不上。但终于，二〇一一年，我赶上了一次。
先有电话打来，通知我荣获“桂冠文学家”称号。光这么一个消息我并不在意，但再听下去就认真了。原来，这是台湾对全球华语文学的一种隆重选拔，因此这次的评委主任是原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王润华教授。设奖至今几十年，只评出过四名“桂冠文学家”，我是第五名。前面四名中，两位我认识，那就是白先勇先生和高行健先生，其他两位已经去世。
颁奖仪式在元智大学，要我作获奖演讲。然后，离开会场，我领到一棵真正出自南美洲的桂冠树，由两名工人推着，慢慢步行到栽植处，路边站满了祝贺我的民众。到了栽植处，我看到一个美丽的亭子，亭子前面的园林中，确实已种了四棵树，每棵树下有一方自然形态的花岗石，上面刻着获奖者的签名。白先勇先生的签名我熟悉，而他那棵树，则长得郁郁葱葱。我和几个朋友一起铲土、挖坑、栽树、平整。做完，再抬头看看树冠，低头看看签名石，与围观者一一握手，然后轻步离开。
我想，这几棵桂冠树一定会长得很好。白先勇先生当年给我写了那么多横穿地球的信，想把华语文学拉在一起，最后，居然是相依相傍。
于是，颁奖仪式也就成了生命仪式。
六
文化是一种手手相递的炬火，未必耀眼，却温暖人心。余光中先生也是从白先生推荐的出版物上认识了我，然后就有了他在国际会议上让我永远汗颜的那些高度评价，又有了一系列亲切的交往，直到今日。
余光中先生写过名诗《乡愁》。这些年大陆很多地方都会邀请他去朗诵，以证明他的“乡愁”中也包括着当地的省份和城市。那些地方知道他年事已高，又知道我与他关系好，总是以我有可能参加的说法来邀请他，又以他有可能参加的说法邀请我，几乎每次都成功，变成一场场的“两余会讲”。
“会讲”到最后，总有当地记者问余光中先生，《乡愁》中是否包括此处。我就用狡黠的眼光看他，他也用同样的眼光回我。然后，他优雅地说一句：“我的故乡，不是这儿，也不是那儿，而是中华文化。”
我每次都立即带头鼓掌，因为这种说法确实很好。
他总是向我点头，表示感谢。
顺便他会指着我，加一句：“我们两个都不上网，又都姓余，是两条漏网之鱼。”
我笑着附和：“因为有《余氏家训》。先祖曰：进得网内，便无河海。”
但是，“两余会讲”也有严峻的时候。
那是在马来西亚，两家历史悠久的华文报纸严重对立、事事竞争。其中一家，早就请了我去演讲，另一家就想出对策，从台湾请来余光中先生，“以余克余”。
我们两人都不知道这个背景，从报纸上看到对方也来了，非常高兴。但听了工作人员一说，不禁倒抽冷气。因为我们俩已经分别陷于“敌报”之手，只能挑战，不能见面。
接下来的情节就有点儿艰险了。想见面，必须在午夜之后，不能让两报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知道，甚至，连怀疑的可能都没有。后来，通过马来西亚艺术学院院长郑浩千先生，做到了。鬼鬼祟祟，轻手轻脚，两人的外貌很多人认识，而两家大报的耳目又是多么密集。终于，见面，关门，大笑。
那次我演讲的题目是反驳“中国崩溃论”。我在台湾经济学家高希均先生启发下，已经懂一点经济预测，曾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中提早十年准确预测了欧洲几个国家的严重经济趋势，因此反驳起来已经比较“专业”。
余光中先生在“敌报”会演讲什么呢？他看起来对经济不感兴趣，似乎也不太懂。要说的，只能是文化，而且是中华文化。如果要他反驳“中华文化崩溃论”，必定言辞滔滔。
那么，我们还是紧密呼应，未曾造成“以余克余”的战场。
七
从林怀民，到白先勇、余光中，我领略了一种以文化为第一生命的当代君子风范。
他们不背诵古文，不披挂唐装，不抖擞长髯，不玩弄概念，不展示深奥，不扮演菁英，不高谈政见，不巴结官场，更不炫耀他们非常精通的英语。只是用慈善的眼神、平稳的语调、谦恭的动作告诉你，这就是文化。
而且，他们顺便也告诉大家：什么是一种古老文化的“现代型态”和“国际接受”。
云门舞集最早提出的口号是：“以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但后来发现不对了，事情产生了奇迹般的拓展。为什么所有国家的所有观众都心驰神往，因此年年必去？为什么那些夜晚的台上台下，完全不存在民族的界线、人种的界线、国别的界线，大家都因为没有界线而相拥而泣？
答案，不应该从已经扩大了的空间缩回去。云门打造的，是“人类美学的东方版本”。
这就是我所接触的第一流艺术家。
为什么天下除了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之外还要艺术家？因为他们开辟了一个无疆无界的净土、自由自在的天域，让大家活得大不一样。
从那片净土、那个天域向下俯视，将军的兵马、官场的升沉、财富的多寡、学科的进退，确实没有那么重要了。根据从屈原到余光中的目光，连故土和乡愁，都可以交还给文化、交还给艺术。
艺术是“云”，家国是“门”。谁也未曾规定，哪几朵云必须属于哪几座门。仅仅知道，只要云是精彩的，那些门也会随之上升到半空，成为万人瞩目的巨构。这些半空之门，不再是土门，不再是柴门，不再是石门，不再是铁门，不再是宫门，不再是府门，而是云门。
只为这个比喻，我们也应该再一次仰望云门。 余秋雨作品集：中国文化的珍贵飨宴，深刻影响三代华人的价值观(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