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理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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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的回答
何谓文化
——在接受澳科大荣誉博士称号后的学术演讲
简目
一、文化到底是什么？
二、文化的最终目标；
三、中国文化的特性；
四、中国文化的弊病；
五、近三十年的进步；
六、当前的文化隐忧。
尊敬的许敖敖校长，两岸三地前来祝贺的教育界贤达，各位教授和同学，下午好！
感谢澳科大授予我荣誉博士称号。这份荣誉，不仅仅来自称号本身，更来自于一起获得这个称号的其他名字。
这中间，有名震国际的水稻专家袁隆平先生，有指导全国抗击了SARS灾难的医学专家钟南山先生，有领导绕月飞行而被称为“嫦娥之父”的航天专家欧阳自远先生，有很早被聘为美国大学校长的华人科学家吴家玮先生，有第一个被聘为英国大学校长的华人科学家杨福家先生……这些科学家，有的我早就熟识，有的则是新交的朋友，几天来有机会长时间交谈，很是兴奋。
我历来认为，人生最大的享受，不是华宅美食，而是与高人相晤。但是，科学高人们总是极其繁忙，又星散各地，很不容易畅叙。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澳科大为我们创造了这个机会。
与这些科学家不同，我这次获颁的是“荣誉文学博士”，因此我今天的演讲也就推不开文化的话题了。但是在这里我首先要向科学家们叫几句苦：讲文化，看起来好像比你们讲科学容易，其实并不。原因是——
第一，科学有定量定性的指标，文化没有；
第二，科学有国际标准，文化没有；
第三，科学家很少受到非专业的评论，但在当前中国文化界，非专业的评论者在人数上是文化创造者的几百倍，在言论上都非常激烈。
这三个原因，已经造成文化话语的烟雾迷茫。本来，社会转型的终极目标是文化转型，但是，正当社会各部门纷纷向文化求援的时候，原来处于滞后状态的文化领域反过来充当起了老师。结果就产生了一系列反常现象，例如，最需要改革创新的时代却推崇起复古文化，最需要科学理性的时代却泛滥起民粹文化，最需要大爱救灾的时代却风行起谋术文化，最需要发掘人才的时代却重捡起咬人文化，等等。正是这些反常的文化现象，使国际间和我们的下一代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更多的误读。
这种误读的后果是严重的。
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问题。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世界的闹市区，周围的人都知道他走过很远的历史长途，也看到了他惊人的体量和腰围，却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气，于是大家恐慌了。阐释中国文化，就是阐释巨人的性格和脾气。如果我们自己的阐释是错乱的，怎么能够企望别人获得正见？
有一个对比，我每次想起都心情沉重。你看，德国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本来国际形象很不好。但是，当贝多芬、巴赫、歌德等人的文化暖流不断感动世人，情况也就发生了变化。中国在世界上，并没做过什么坏事，却为什么反而一直被误读？
我想，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文化的阻隔。
既然问题出在文化上，我们也就应该完整地对它作一些思考了。
一、文化到底是什么？
你们如果到辞典、书籍中寻找“文化”的定义，一定会头疼。从英国学者泰勒（E.Burnett Taylor，1832—1917）开始，这样的定义已出现两百多个。那两百多个定义，每一个都相当长，我敢担保，你们即使硬着头皮全部看完，还是搞不清楚文化到底是什么。请记住，没有边界的国家不叫国家，没有边界的定义不是定义。
文化定义的这种毛病，让我想起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A.Lawrence Lowel，1856—1942）发出的叹息：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我们想用文字来定义它，这就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除了不在手里，它无处不在。
文化确实很难捉摸。因此，我们的传媒在讲述文化的时候，也只是说它有可能发挥的效果，如“凝聚力”、“软实力”、“精神家园”等等，都是比喻，至于文化本身是什么，还是没说明白。近来又有不少地方把文化等同于“创意产业”，这又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因为文化中那些最经典、最高尚的部位，早在千百年前就完成了“创意”，更难以变成“产业”。
按照我的学术经验，对于那些最难下手的大题目，可以从它的裂缝处下手。你看，文化在这里就露出了它的一条裂缝：我们身边有很多跨国婚姻一一离散，离散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差异”。然而仔细一问，男女双方既不在“文化界”，也不是“文化人”。可见，“文化”的含义远远大于文化部门和文化职业。这条裂缝，可以让我们窥知文化的真正奥秘。
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文化，既不能大到无限广阔，又不能小到一些特殊的部门和职业，那它究竟是什么呢？看来，还要想办法给它一个定义。三年前，我在香港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谈话节目中公布了自己拟订的一个文化定义。我的定义可能是全世界最简短的——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对于这个定义中的几个关键词需要解释一下。我前面说到不少跨国婚姻因“文化差异”而离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作为丈夫的华人每年清明节必须从美国的公司请假回故乡扫墓，使他的美国妻子觉得难以理解。这就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说明了“文化差异”是什么。
文化是一种时间的“积累”，但也有责任通过“引导”而移风易俗。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渐渐积淀成一种“集体人格”。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Gustar Jung，1875—1961）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他在这里所说的“浮士德”，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而是指德意志民族的集体人格，也就是德意志文化的象征。这种集体人格早就存在，歌德只是把它表现了出来罢了。
在中国，自觉地把文化看成是集体人格的是鲁迅。他把中国人的集体人格，称作“国民性”。他的作品《阿Q正传》、《孔乙己》、《药》、《故事新编》等，都在这方面作出了探索。因此，直到今天，他还是高出于中国现代的其他作家。
当文化一一沉淀为集体人格，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灵魂。必须注意的是，民族的灵魂未必都是正面的，从歌德到鲁迅都曾经深刻地揭示过其间的负面成分。
按照我所拟订的文化定义，今天中国文化在理解上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偏差：
第一，太注意文化的部门职能，而不重视它的全民性质；
第二，太注意文化的外在方式，而不重视它的精神价值；
第三，太注意文化的积累层面，而不重视它的引导作用；
第四，太注意文化的作品组成，而不重视它的人格构成；
第五，太注意文化的片断享用，而不重视它的集体沉淀。
所以，大家看出来了吧，我的定义虽然简短，内涵却是不小。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文化在本性上的必然诉求。
由于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因此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里它都具有归结性的意义。十几年前，在纽约召开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转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各国学者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值得我们参考。
例如：
“一个社会不管发达和不发达，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形态，实际上都是文化心态”；
“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
“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过程”；
“经济行为只要延伸到较远的目标，就一定会碰到文化”；
“赚钱，是以货币的方式达到非货币的目的”；
“赚钱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衣食，而是为了荣誉、安全、自由、幸福，这一些都是文化命题”。
说这些话的人，大多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文化学者。他们不深刻，却是明白人。
二、文化的最终目标
我们已经从定义上说明文化是什么，但还没有指出它的最终目标。不管是精神价值、生活方式，还是集体人格，总会有一个正面、积极、公认的终极指向吧？它究竟是什么呢？
我刚刚引述的在纽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诸多经济学家的发言，都强调了文化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却都没有说明他们追求的文化目标是什么。
他们所说的文化，如果按照上述定义来解析，那么，在精神价值上，很可能是指理想、荣耀、成功；在生活方式上，很可能是指游学、交际、冒险；在人格修炼上，很可能是指崇敬、反省、乐观。诸如此类，都很不错。但是，还缺少终极指向。“理想”的内容是什么？“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反省”的基点是什么？
在这里我想举出美国企业家贝林先生的例子来说明问题。我曾为他的自传写过序言，与他有过深入的交谈。
他对我说，他原先为自己定下的文化目标是“展现个性的成功”。其中，又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追求“多”，即利润多、产业多；第二阶段，他追求“好”，即质量、品牌都达到国际一流；第三阶段，他追求“独”，即一切都独一无二，不可重复。他说：“当这三个阶段全都走完之后，我还不到六十岁。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聊，甚至觉得连活着都没有意义了。”
直到二〇〇一年三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亚洲某地把一把轮椅推到一个六岁的残障女孩前，女孩快速学会运用后两眼发出的生命光辉，把他的生命也照亮了。几年后，在非洲，一个津巴布韦青年背着一位完全不认识的残障老妇人，用几天时间穿过沙漠来向贝林先生领轮椅，贝林先生看着这个青年独自向沙漠深处走回去的背影想：“我一直以为有钱才能做慈善。他让我明白，我这一生把梯子搁错了墙，爬到顶上才发现搁错了。”
现在，贝林先生成天在世界各地忙碌，早已没有一丝无聊之感。他在做什么，我想大家一猜就明白。
这是一位六十岁之后才找到了文化的最终目标的大企业家。
他明白了，
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
贝林先生与我们一样，当然从小就知道爱和善良，并把它们看成是道德之门、宗教之门，却很少与文化联系起来。文化，似乎主要是来制造界线的：学历的界线、专业的界线、民族的界线、时代的界线、高低的界线、成败的界线、贵贱的界线、悲喜的界线、雅俗的界线……在这重重叠叠的界线中，人们用尽了才华和智谋，编制了概念和理由，引发了冲突和谈判。这一切，似乎全都归属于文化范畴。贝林先生原先争取的“个性”、“成功”、“多”、“好”、“独”，也都是因为一条条诱人的界线而被误认为是“文化追求”。
歌德的一句话，就把整个“局”破解了。他说——
人类凭着聪明，划出了一条条界线，最后用爱，把它们全部推倒。
因此，贝林先生在六十岁之后获得的转变，是他摆脱一重重“小文化”的界线之后所发现的“大文化”。这种“大文化”，居然是他从小就听熟的词汇：爱、善良。
爱和善良超越一切，又能把一切激活。没有爱和善良，即便是勇敢的理想，也是可怕的；即便是巨大的成功，也是自私的。相反，如果以爱和善良为目标，那么，文化的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全都会因为这个隐藏的光源，而晶莹剔透。
一个最复杂的文化课题，立即变得不复杂了。
中国儒家说：“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与人为善”，“止于至善”。他们都把爱和善良看成是最高德行，最后原则。
回溯远古历史，最早所说的“文化”，就是指人活动的痕迹。当这种痕迹集中起来，“文化”也就是人类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上的生态共同体。但是，这样的共同体应该很多，为什么只有很少几个能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下来，而其他却不能？过去的解释是，能生存，只因为强大。其实只要稍稍研究一下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传染病疫就能明白，人类在巨大而突发的破坏力面前，一时的所谓强大并没有用。如果不能互相救助，反而互相争夺，那么，谁也存活不了。因此，存活之道，繁衍之道，发展之道，必然包含着大爱之道、善良之道。
从大说到小，就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存在，也必定是无数前人善良的结果。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写道：
唐末一个逃难者在严寒之夜被拉进了一扇柴门，宋代一个书生涉江落水被路人救起，这很可能是我的祖先。一场灭绝性的征剿不知被谁劝阻，一所最小的私塾突然在荒村开张……这些事情，也都可能远远地与我有关。因此，我们区区五尺之躯，不知沉淀着多少善良因子。文化是一种感恩，懂得把它们全部唤醒。
我不否认，历史上更多地存在着“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但是，正是在血泊边上的点滴善良，使人类没有退回丛林变为动物，这就是动物所没有的“文化”。世间很多最初原理都会变成终极原理，善良也就由此而成了文化的最终目标。
在这个问题上，儒家文化宣示得非常堂皇却分析不多，而佛教文化却建立了一个更精密的精神架构。
佛教的逻辑出发点，倒不是善，而是苦。人为什么有那么多苦？因为有很多欲求。而细究之下，所有的欲求都是虚妄的。世间种种追求，包括人的感觉、概念、区分，都是空相。在快速变化的时间过程中，连自己这个人也是空相。由此，得出了“无我”、“无常”的启悟，可以让人解脱一切羁绊。但问题是，处于早已蒙恶的世间，“独善”的自己已不真实。那就应该解救和引渡众人，在“精神彼岸”建立一处净土。这一来，对于整个人间，都要用善良和慈悲的情怀拥抱和融化，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这个意思。
包括佛学家在内的很多哲学家都认为，人之为人，在本性上潜藏着善的种子。灌溉它们，使它们发育长大，然后集合成一种看似天然的森林，这就是文化的使命。
对于这一点，我本人，是从中国民众一次次自发救灾的壮举中才深深体会到的。因此我曾多次说，我的文化课程，部分完成于课堂，部分完成于书房，而更重要的部分，则完成于一个个遗迹废墟，和一个个救灾现场。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多次表示，对于人类最终的善良原则和道德原则，不可讨论，也不必讨论。它们像星座一样高耀头顶，毋庸置疑，必须绝对服从。
雨果又补充一句：
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阳。
当然，不管是星座还是太阳，并不能取代一切。文化的天地辽阔而多变，接受善良的光照会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和方式。例如，思索人生过程，寻找审美形式，表达震惊、恐惧、怜悯、软弱、无奈，都是以珍惜生命为起点，因此也在善良的坐标之内。呐喊、诅咒、谴责、揭露，也都与此有关。即便是纯粹描写山水，创造美的形态，也都是对人类感觉的肯定，对居息星球的探询，皆属大爱范畴。
因此，以爱和善良为终极目标，并不会缩小文化的体量。
三、中国文化的特性
讲了文化，就要缩小范围，讲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很多学者发表了各种意见，我大部分不赞成。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所找出来的“特性”，并没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真正特殊性。
例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海纳百川”、“尊师重教”、“宽容忍让”、“厚德载物”等成语，一直被轮番用来概括中华文化的特性。看起来好像并没有错，但一旦翻译成外文就麻烦了，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经典中都有类似的说法，我们只不过是用汉语文言来表述罢了。
这表明了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可贵一致，却也表明，我们不能以这些一致性来说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更重要的是，这些美好的语汇，大多是古代思想家对人们的教诲和宣示，并不能说明大家已经投之于实践。有一些，恰恰古代思想家是看到大家没有做到，才提出这种训诫的。因此，所谓文化特性，还必须具有广泛而长久的实践性。
按照独特性和实践性的标准，我把中国文化的特性概括为三个“道”——
其一，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
其二，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
其三，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
用这三个“道”来说明中国文化与别的文化的根本区别，外国人能接受吗？
我从六年前开始，就应邀分别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马里兰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以这样一条思路进行演讲，反响十分积极。每次演讲之后，我照例还会与当地的教授、学者作一些讨论。大致可以肯定，这样的思路比较容易被国际学术界认可。
下面，我想用最简单的话语，对这三个“道”略作说明。
先说“礼仪之道”。我们的祖先早已发现，文化虽软，但要流传必须打造出具体的形态。从原始社会传下来的各种民间文化，大多是以陋风恶俗的强硬方式来推行的。那么，思想精英们试图推行的仁爱、高尚、温厚、互敬、忍让、秩序，也不能流于空泛，而必须设计出一整套行为规范，通过一定的仪式进行半强制化的传扬。例如，出于亲情伦理的孝文化，年幼的孩子尚未获得深刻认知时，也必须学会每天向父母亲请安。这种请安就是半强制化的行为规范，也是孝文化得以延续的缆索。因此，
所谓“礼仪”，就是一种便于固定、便于实行、便于审视、便于继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仪式
。设计者们相信，只要规范在、仪式在，里边所蕴藏着的文化精神也就有可能存活，否则，文化精神只能随风飘散。因此，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也”。意思是，礼仪是人文道德的根本。礼仪当然也会给每个人带来很多不自由，这一点孔子早就看出来了，因此说“克己复礼”。正是孔子和其他先师们的努力，使中国在不少时候被称为“礼仪之邦”。
把“礼仪”当做社会模式，也使中国文化在几千年间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端庄。缺点是，“礼仪”太注重外在形式和繁文缛节，限制了心灵启蒙和个性表达，更阻碍了大多数中国学者进行超验、抽象的终极思考。
再说“君子之道”。儒者企图改造社会而做不到，最后就把改造社会的目标变成了改造人格。起先，他们设定的行为程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出发点，谁知辛苦到后来，治国、平天下的计划基本落空，因此，出发点又变成了目的地。他们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
把君子作为人格理想，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在这里我们不妨作一个宏观对比：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觉者”，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先知”，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巨人”，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绅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骑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武士”，而中华民族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不与它们重复。
我们的祖先没有给君子下一个定义。但是比下定义更精彩的是，他们明确设定了君子的对立面——小人。而且，在一切问题上都把君子和小人进行近距离的直接对照。这种理论方式，形象鲜明，反差强烈，容易感受，又朗朗上口，非常便于流传。
你们看，历来中国人只要稍有文化就能随口说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结果，两千多年说下来，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界限。只要是中国人，即使失败了也希望失败得像个君子，而不希望转变为成功的小人；即使被别人说成是坏人，也不愿意被别人说成小人。如此深入人心，证明古代儒者确实已经把一切政治之梦、礼仪之梦凝缩成了君子之梦、人格之梦。
最后说“中庸之道”。简单说来，就是中国文化在本性上不信任一切极端化的诱惑。“中庸之道”认为，极端化的言词虽然听起来痛快、爽利，却一定害人害己。因此，必须警惕痛快和爽利，而去寻求合适和恰当；必须放弃僵硬和狭窄，而去寻求弹性和宽容。
“中庸之道”是一种整体思维方式。它反对切割，而提倡整合；它希望清晰，却又容忍混沌；它要求结果，却也承认过程；它知道是非，却又肯定转化……它认为，互补、互动、互易的整体，是世界的真相，而极端化思维则是虚假思维。
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极端化事件，就近而言，像义和团、“文革”等等，但时间都不长。占据历史主导地位的，还是基于农耕文明四季轮回、阴阳互生的“中庸”、“中和”、“中道”哲学。这种哲学，经由儒家和道家的深刻论述和实践，已成为中国人的基本行为模式，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一直在痴迷的宗教极端主义和军事扩张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我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几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和消亡的幸存者，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秘密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在一次次巨大的灾难中起了关键的缓冲作用、阻爆作用和疗伤作用，既保全了自己，又维护了世界。例如，中国的主流文化不支持跨国军事远征，这就和其他那些重大文明很不一样。这种区别，连很多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也过了很久才弄明白，发觉根源就是“中庸之道”。二〇〇五年我曾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利玛窦说》的演讲，以一系列历史事实，从文化哲学上批驳了“中国威胁论”。
好了，三个“道”，社会模式、人格模式、行为模式齐全，而且组合严整，构成了一种大文化的“三足鼎立”。这尊文化之鼎，既是中国人精神凝聚的理由，又是中国人在地球上的一个重大建树。别人如果不承认，那是他们自己没有见识。
有些人，直到今天还经常拿着西方近代建立的一些社会观念贬斥中国和中国人。不错，那些西方观念都很优秀，很值得我们学习，但我稍稍也有一点不服气。因为在那些观念产生之前，中国文化已经相当刚健地存活了至少五千年。“相当刚健”的证据，就是当同年的邻居早已纷纷死亡，而它还生气勃勃地活到了今天，活出了诸子百家，活出了秦汉唐宋，活出了人丁兴旺。活得那么久，活得那么大，难道就没有自己的精神价值么？
几个月前在台北，我与一位美籍华人政论者产生争执。他说：“西方的价值系统，是我们讨论全部问题的起点和终点。”我说：“是不是终点，你我都没有资格判断。但是，我有资格肯定，起点不在那里。”
四、中国文化的弊病
说了中国文化的建树，那也就有必要讨论一下它的弊病了。
中国文化体量大、寿命长，弊病当然很多。我为了与前面讲的三个“道”对应，也选出了三个“弱”。
中国文化的第一个弱项，是疏于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作为一个社会学命题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重新阐释的，却是欧洲文化自古至今的一大亮点。中国文化对此一直比较黯然，历来总是强调，上对得起社稷朝廷，下对得起家庭亲情，所谓“忠孝两全”。但是，有了忠、孝，就“全”了吗？不。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盲区。
你看，古代一个官员坐着轿子来到了某个公共空间，前面一定有差役举出两块牌子：“肃静”、“回避”。这么一来，公共空间一下子又不见了。那么，似乎只好让知识分子来关心公共空间了，但是中国文人遵守一个座右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边所说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间，他们不予关注。他们有时也讲“天下兴亡”，但主要是指朝廷兴亡。
这个毛病，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个重要论述对比一下就更明显了。康德说，知识分子的崇高责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
我在国外游历时，经常听到外国朋友抱怨中国游客随地吐痰、高声喧哗、在旅馆大堂打牌等低劣行为，认为没有道德。我往往会为自己的同胞辩护几句，说那个高声喧哗的农村妇女，很可能收养过两个孤儿。他们的失态，只能说明他们不知道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责任不在他们，而在中国文化。当然，这样的事说到底确实也与道德有关，那就是缺少公德。
现在，中国文化的这个缺漏只能靠我们当代人来弥补了。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设“文化强市”，我认为，最重要的支点不在于推出多少作品，而在于重建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最大的文化作品，同时又是最大的文化课堂。广大市民的集体人格和审美习惯，都在那里培养。
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弱项，是疏于实证意识。
已故的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教授说，中国历史最大的弊端是“缺少数字化管理”。他故意幽默地用了一个新词汇，来阐述一个老问题。他特别举了明代朝廷档案《明实录》的例子，发现那里记载的数字大多很不准确，甚至极为荒谬，但从撰稿者、抄写者、审核者，到阅读者、引用者，好像都陷入了盲区。这个盲区，在中国现代有增无减。尤其是那些看上去最具有实证架势的数字，往往最难相信。什么“三个月戡乱成功”、“亩产二十万斤”、“百分之九十五的当权派都烂掉了”等等，这些风行全国的数字，有哪一个得到过实证？
实证意识的缺乏，也就是科学意识的缺乏。这种倾向，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问忠奸、不问真假”的泥潭之中。其实，弄不清真假，其他一切都失去了基础。现在让人痛心疾首的诚信失落，也与此有关。假货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祸害最大；谣言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伤害最深。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
多年来我发现，在中国，不管什么人，只要遇到了针对自己的谣言，就无法找到文化本身的手段来破除。什么叫“文化本身的手段”？那就是不必依赖官方的澄清，也不必自杀，仅仅靠着社会上多数民众对证据的辨别能力，以及对虚假的逻辑敏感，就能让事实恢复真相。对此，中国文化完全无能为力，中国文人则大多助纣为虐，几乎所有后果最坏的谣言，都是文人制造出来的。本来，传媒和互联网的发达可以帮助搜寻证据、克服谣言，但事实证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谣言的翅膀，满天飞舞。
总之，中国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局面，我曾用八个短句进行概括：造谣无责，传谣无阻；中谣无助，辟谣无路；驳谣无效，破谣无趣；老谣方去，新谣无数。
由此联想到社会大局，什么时候只要有人故意造谣生事，一定会引发一场场难以控制的人文灾难。我这些年在香港，惊讶地发现那里很多文人都固执地相信直到今天汶川地震的现场还“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我怎么用亲身见闻来反驳都没有效果。对照世界上其他遭遇自然灾害的国家，救灾行动远远比不上中国，却并没有这种谣言。因此我不能不认定，这里确实隐藏着中国文化的一大毛病。
中国文化的第三个弱项，是疏于法制观念。
我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文化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的。中国至今最流行的文学，仍然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在艺术手法上颇多佳笔，但在文化观念上却一定在颂扬“法外英雄”。这种英雄国外也有过，如鲁宾汉、佐罗，但文化地位远没有在中国文化中那么高。在中国文化中，“好汉”总是在挑战法律，“江湖”总是要远离法律，“良民”总是在拦轿告状，“清官”总是在法外演仁。这类“总是”还可以不断列举下去，说明中国历来的民间灵魂大多栖息在法制之外，或者飘零在边缘地带。
当然，这也与中国法制历来的弊病有关。相比之下，与中国的“水浒好汉”几乎同时的“北欧海盗”，却经历了从“家族复仇”到“理性审判”的痛苦转化过程。中国的这个转化迟至现代才开始，但在文化上却一直没有真正开始。这个问题，我在《行者无疆》一书中讨论北欧海盗的那些文章，有较详细的论述。
中国文化对法律观念的疏淡，严重影响广大民众快速进入现代文明。让人担忧的是，现在有很多官员还在忙着表演离开法制程序的所谓“亲民”举动，把上访看作起诉，以调解替代审判，用金钱慰抚非法，结果，法律被贬，正义蒙尘，凶者得利，善者受损。更严重的是，不少活跃在传媒和网络上的文人还把自己的喧闹围啄当做“民间法庭”。其实，中外历史都证明，世间一切“民间法庭”都是对法律的最大破坏。
中国文化的弱项还有很多，我曾在香港凤凰卫视中很系统地讲过一年，今天由于时间有限，仅举上述这三点。但是，仅此三点已经够沉重的了。要克服，恐怕要经过好几代。
五、近三十年的进步
由于我对文化的定义是精神价值、生活方式、集体人格，因此在整体上对中国文化的现状很不满意，有时甚至很愤怒。虚假、空洞、重复、极左、奉迎、低智、恶趣、媚俗之风，在文化领域越演越烈。
我认为，造成了这些现象，主要原因是以往我国文化体制的惯性延续。由于这种体制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越来越格格不入，因此比过去任何时代都不可容忍。
但是，如果不理会这种陈旧体制，而是看社会的正常层面，那么，在一些基本文化观念上还是取得了重大进步——
第一，由于三十年来“注重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成功实践，比较充分地普及了“民生文化”。
这种民生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思维主轴，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重点，与以前没完没了的斗争哲学划出了时代性的界限。以这种民生文化为坐标，过去流行的“宫廷兴亡史观”也在渐渐被“全民生态史观”所替代。目前，这种民生文化正在向更公平的分配制度、更健全的服务体系、更良好的生态环境推进。这一切，看似经济事件、社会事件，但在我看来，都是重大文化事件。
第二，由于改革开放，文化视野开拓，比较有效地普及了“多元文化”。所谓多元文化，其实也是包容文化、差异文化、对峙文化。绝大多数中国人比以前更能容忍和欣赏许多异己的艺术形态，新生的一代更愿意把创造的前沿放在熟悉和陌生之间。这对于长期处于“大一统”传统之下的中国文化而言，实在是一大进步。
与广大民众相比，倒是有些官员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大为落后，仍然固守着保守的奉承观念，颐指气使。但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这已经不成气候，多元文化的观念已经推向了全社会。现在，反倒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多元化进程缺少理解和宽容。
第三，由于一次次全民救灾的行动，在中国史无前例地普及了“生命文化”。
在我看来，全中国上上下下从心底呼喊出“生命第一”的声音，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文化转型。因为类似的情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有了“生命第一”的观念，人性、人道的命题都可以一一确立，大爱、大善的行为也可以进一步发扬，直逼我在前面所说的文化的最终目标。显然，这是中国文化从精神上站立起来的最重要标志。
大家可能已经从香港的报纸上看到，我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后，与海内外那些热衷于编织“哀鸿遍野5·12”的奇怪人群展开了激烈争论，核心问题就在于：全民支援灾区的事实，要不要肯定？重建中国的文化精神，是靠爱，还是靠恨？我认为，中国社会沉淀的恨已经太多，好不容易迸发出了普天大爱，应该珍惜，不容糟践。
除了这些奇怪人群之外，不少文化人对于民生文化、多元文化、生命文化的了解也落后于广大民众。这也难怪，由于以前的文化包袱太重，他们大多还沉溺于书面文化、谋臣文化、大批判文化里边，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走出昔日的泥淖。
在肯定上述实质性进步之后，我们还应看到，这些进步还带有不少被动性和脆弱性，有待于大力加固和提高。例如，民生文化的加固有待于社会体制的改革，多元文化的加固有待于民主进程的推进，生命文化的加固有待于宗教精神的重建，等等。好在希望已经出现，努力有了依凭。
六、当前的文化隐忧
当前中国文化遇到的问题，比它的历史弊病还要复杂。
因此，我今天的演讲要在这个话题上停留较多时间，大胆地把几个隐忧坦陈出来。
第一个隐忧，复古文化正在冲击着创新文化。
前面刚刚讲过，我不赞成拿着西方文化的两百年来压中国文化的五千年。这话本该说得理直气壮却很难理直气壮了，因为最近几年，国内突然风行起复古主义，使事情失去了另一番平衡。
其实，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于创新，而不是怀古。要怀古，比中国更有资格的是伊拉克和埃及。但是，如果它们不创新，成天向世界讲述巴比伦文明和法老遗言，怎么能奢望在现代找到自己的文化地位？
很遗憾，打开我们的电视、报纸、书刊，很少有一个创意思维引起广泛关注，永远在大做文章的还是一千年前的枭雄心计、七百年前的宫门是非，以及古人之夺、古墓之争、老戏重拍。
本来，做一点这种事情也未尝不可。但是，在文化判断力不高的现代中国，社会关注是一种集体运动，传播热点是一种心理召唤，倚重于此必然麻木于彼。几年下来，广大民众心中增添了很多历史累赘，却没有提升创新的敏感度，这不是好事。
复古文化在极度自信的背后隐藏着极度的不自信。因为这股风潮降低了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只是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迷自醉。这是中国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倒退。
更让人警惕的是，这几年的复古文化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违背我前面讲过的“爱和善良”原则，竭力宣扬中国文化中的阴谋、权术、诡计，并把它们统统称为“中国智慧”、“制胜良策”。相反，复古文化从来不去揭示中华大地上千家万户间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悠久生态，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曲解。这种曲解，已经伤害到了民族的文明素质，伤害到了后代的人格建设，也伤害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股复古思潮，甚至对近百年来发生的某些社会文化现象也进行过度夸耀。例如在我生活时间较长的上海，一些人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夜上海”、“百乐门”的滥情描述，对当时还处于起步状态的学人、艺人的极度吹捧，就完全违背了基本常识，贬损了一个现代国际大都市的文化格局。不仅是上海，据我所知，这些年各地已经把很多处于生存竞争过程中的民间艺术、地方戏曲，全都不分优劣地当做“国家遗产”保护了起来，把它们称作“国粹”、“省粹”、“市粹”，顺便，还把老一代民间艺人一律封为不可超越的“艺术泰斗”、“文化经典”。这在文化史上闹了大笑话，还阻断了民间艺术新陈代谢的自然选择过程，反而恶化了文化生态。
保护，对破坏而言，是一个正面概念；但对改革而言，则很可能是一个负面概念。今天世界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意味着倒退。
由于很多文化官员对于文化发展的大势缺少思考，这股失控的复古势头也获得了不少行政加持。结果，当过去的文化现象在官方的帮助下被越吹越大，创新和突破反倒失去了合理性。
第二个隐忧，民粹文化正在冲击着理性文化。
我前面曾经说到，康德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这句话的关键词，除了“公共空间”就是“运用理性”。但这些年来，理性文化还没有来得及被广泛运用，却受到民粹文化的严重冲击。民粹和复古一样，都是在设定虚假信仰。任何虚假信仰，都是文化欺骗。
每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都应该重视民众的呼声，但是，这种重视必须通过真正的民主理性和必要程序来实现。应该承认，世上许多重大课题，一般民众是感受不到，也思考不了的。例如，在我的记忆中，如果三十年前拿着“要不要改革开放”的大问题进行民意测验，肯定很难通过。因为这会使很多“铁饭碗”保不住，而一般民众又无法预计中国经济后来的发展。又如，现在如果拿着“低碳”、“减排”、“禁猎”、“限牧”、“休渔”等问题交付民意裁决，情况也会很不乐观。
如果“民意”就是最高原则，那么，人类为什么还需要那些苦苦寻求真理的文化大师，而且他们都那么孤独？孔子流浪十几年，一路上没有什么人听他的，除了身边几个学生；老子连一个学生也没有，单身出关，不知所终。如果让当时的民众来评判，他们这些默默赶路的人什么也不是。民众追捧的，是另一类人物。
对于民粹主义，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都不陌生。那时候，普天下都是大鸣、大放、大批判、大揭发，号称大民主。发起冲击者，就是自称“革命群众”的造反派。他们被一些投机文人封为“弱势群体”，但当时真正的弱势群体，显然是那些天天遭受欺凌的文化精英。我一直认为，“文革”如果仅仅是一场上层的政治斗争，那还算不上灾难；但是，当民粹暴力以“民意”的名义大行其道的时候，立即就变成了一场全民浩劫。幸好，他们那时只用大字报，还没有互联网。
民粹很像民主，却绝对不是民主。民粹的泛滥，是对不民主的惩罚，但是这种惩罚唤不来民主。民粹对于民主的损害，甚至超过专制。因为专制让人向往民主，民粹让人误解民主。
由于民粹主义历来是一群投机文人挑唆起来的，因此还是要有一批真正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坚持冷峻的理性，与他们对峙。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由于多年来对于民粹的放纵，现在要面对着它来坚持理性，已经成为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民粹主义表现在文化艺术上，就是放弃应有的等级和标准，把底层观众的现场快感当做第一坐标。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美学都告诉我们：快感不是美感，美是对人的提升。一切优秀的文化艺术本是历代大师辛勤架设的提升人们生命品质的阶梯，民粹主义拆掉了所有的阶梯，只剩下地面上的一片嬉闹。
当然，嬉闹也可以被允许。但是应该明白，即使普通民众，也有权利寻求精神上的攀援，也有权利享受高出于自己的审美等级。
今天我要请在场的同学们冷静下来设想一下，如果把人类历史上所有第一流的艺术大师都一一交给当时当地的民众来“海选”，结果能选上哪几个？我可以肯定，一个也选不上。“海选”，是社会上部分爱热闹的年轻人的短期游戏，与艺术的高低基本没有关系。最有精神价值的作品，永远面对着“高贵的寂寞”。虽然寂寞，却能构成夜醒之人的精神向往，如黑海的灯、远山的塔。
总之，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文化艺术一旦受控于民粹主义，很快就会从惊人的热闹走向惊人的低俗，然后走向惊人的荒凉。
第三个隐忧，文化的耗损机制仍然强于建设机制。
现在经常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却为什么迟迟不能出现真正被海内外公认的文化成就？”
答案，必定与文化的耗损机制有关。
耗损有不同的类型，我要先讲一讲“惰性耗损”。
惰性耗损是一种体制性的毛病，这种毛病耗损了文化的活力，浪费了文化的资源，使“恶性耗损”乘虚而入。
今天中国文化的惰性耗损，主要耗损在官场化、行政化的体制之中。直到今天，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仍在体制之内，而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却在体制之外。
文化的官场化、行政化，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大陆“文联”、“作协”这样的官方机构中。这些机构一定也做过一些好事，当然还可以继续存在，我的不少朋友也在里边。但是现在应该厘清它们的真实性质，免使它们继续受到不必要的指责。它们实质上没有太多权力，也没有当下的代表性，可能会给部分人员一些身份和津贴，却无法面对文化创建上的真正问题。
其实目前处于文化创建前沿的，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天天遇到的障碍、挑战、挣扎、乐趣，是官方机构无法想象的。这中间的差异，就像“野战军”和“军人俱乐部”之间的天壤之别。现在的体制似乎把“军人俱乐部”里的活动当做了战场，错把大量的国家文化资源和荣誉资源都给了他们。而在真实的战场上，却风沙扑面，蛇蝎处处，缺少支援。
这就引出了“恶性耗损”。
我们应该检讨，在“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对于祸害极大的“革命大批判”，当时只是否定了它的具体内容，却没有否定它的行为模式。于是，几十年一过，当“文革”灾难渐渐被人淡忘，大批判的行为模式又沉渣泛起了。现在中国文化传媒界一些不断整人的投机文人，比“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更加恶劣，因为他们明知真相而坚持造谣，明知法律而坚持犯法。相比之下，当年的造反派倒是比他们无知得多。
这种大批判的行为模式，永远是假借“大众”的名义，通过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上纲上线、鼓噪起哄，给文化环境带来巨大的不安全。因此大家都看到了，不少文化人为了安全起见纷纷寻求官方背景，甚至加入军方的文艺团体。没有获得这种背景而又有较大名声的文化创造者，就成了恶性耗损的重点对象。正是这种耗损，危及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命脉。
这中间，很多传媒起到了极为关键的负面作用。近十年来，这些传媒经常在境外控诉，它们的记者如何受到了哪个县长、哪个机关的不礼貌对待，似乎他们是正义的化身，又是备受欺凌的“弱者”。但是它们忘了告诉人们，自己就是一种强大权力，不知有多少文化创造者一直受到它们的诽谤、追殴而求告无门。当诽谤被一一揭穿，它们也从来不更正、不道歉、不受罚，总是转身去谋划新的诽谤。
它们为什么敢于如此？那是因为，这些传媒都顶着“政府喉舌”的光环，不存在体制上的对立面，更没有法律上的担忧。因此，即使没有受到它们伤害的文化创造者也只能天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就是当前中国文化成果寥落的主因。
我企盼政府尽快与大多数文化传媒脱钩，使它们不再享有特权，随之也能受到法律的监督和惩处。
从现在看来，中国的法律界习惯于把受毁损的文化人看成是“公众人物”，似乎理应挨打；把传媒的暴行看成是“言论自由”，似乎理应施暴。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在文化领域，任何恶性耗损几乎都不必支付最低的成本和代价。时间一长，文化耗损者的队伍大大扩充，文化建设又何从谈起？
近两年，很多地方都在为缺少文化人才而着急，准备放宽政策、重奖重赏、多方引进。其实，在我看来，只要阻止了惰性耗损和恶性耗损，文化人才就成批地站在眼前了。真正杰出的文化人才数量有限，居无定所，永远在寻找着能够守护文化等级和文化安全的地方。
讲了当前中国文化遇到的三个隐忧，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不少烦恼。这些问题发作的程度已经不轻，什么时候能够缓解？什么时候能够解决？
对此我想作一个让大家宽心的判断。
我认为，复古文化的热潮现在已经越过了峰尖，开始降温。原因是人们已经发觉那些老句子、老故事、老谋略对于当代生活帮助并不大，产生了厌倦。
同样开始引起人们厌倦的，是那种恶性耗损机制。大家渐渐发现，虽然这种机制每次发动进攻时都声势很大，但到最后都疑窦重重。时间一长，连幸灾乐祸的起哄者都疲顿了。我想，几年以后如果中国法院能对一些诽谤罪、诬陷罪做出刑事审判，而获罪的被告恰恰是那些横行霸道多少年的传媒和“大批判文人”，中国文化的情况必定会快速好转。据我所知，很多人都在迫切地期待着这一天。
我感到悲观的，反倒是那些看起来危害不大的惰性耗损。那么多争权夺利的协会，那么多假大空的晚会，那么多早已失去公信的评奖，那么多近似于“楼堂馆所”的“文化精品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大刀阔斧地收拾一下呢？不少官员也看出了其中的虚耗成分，但觉得反正有钱，用文化做点“面子工程”也未尝不可。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惰性耗损越热闹，真实的文化创造就越难产。这个毛病的克服，应该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关。
在所有的焦虑中，我最为焦虑的，是民粹文化的泛滥。我已经一再警告，这里埋藏着一场巨大的人文灾难，危害性超过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能够有效抑制它的观念和方略。反而，天天看到上上下下对它的畏怯、喂食和娇宠，致使很多忧虑者不得不移民远去。
说到这里，大家已经明白我为什么在演讲一开始就在叫苦了。文化，当它以自己的身份争取尊严的时候，一点儿不比政治、经济、科学简单。文化又大又难，在文化上即使终身不懈，能做的事情也不会太多。因此，进去的人流总是浩浩荡荡，出来的成果总是寥寥无几。这种情景，与科技领域完全不同。
我很抱歉向年轻的同学们说了这么多沉重的话题。我想，与其让你们自己去一点点吃惊地发现，还不如先把真相告诉你们，相信你们能够面对。
最后，我想改变气氛，缩小话题，提振情绪，对澳科大的同学们留几句鼓励的话，来作为演讲的了结——
同学们，不知你们听了我的演讲后，还喜不喜欢文化。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们逃不开它。那就不要逃，主动投入吧，文化也需要你们。投入文化就是投入创造，就像我们的祖先刻第一块玉、烧第一炉窑。你们还那么年轻，应该立即命令自己成为一个文化创造者，而不仅仅是文化享受者。
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必须是善良的，绝不会伤害别人，指责别人，而只会帮助别人，把最好的作品奉献给别人。他的每一项创造，都是出于大爱。文化创造者的精力永远不够用，因为他们要探寻全人类和全民族的终极价值和重大忧患，还要探寻最佳的艺术形式，使每一个作品都能提升人们的生命体验。
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必须是诚恳的，不会假装“复古”来掩饰自己在现代性上的无能，也不会假借“民意”来遮盖自己在主体性上的乏力。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又必须是超逸的，既不会屈服于学历压力、职称压力、舆论压力、官位压力，也不会屈服于同行嫉妒、文人耍嘴、痞子泼污、传媒围攻。只有这样，我前面所说的诸多弊病、种种隐忧，才会被逐步冷落和化解。
中国文化的前途取决于像你们这样年轻的创造者。既然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那么，你们的品行、等级、力量、眼界、气度、心态，就是中国文化的未来。
就讲到这里吧。整整一个下午，大家听得那么专注、那么安静，让我感动。对于在座的名誉博士和各位教授，我实在要说“不敢当”，请你们多多包涵、指正；对于在座的那么多学生，我要说的是，学习科学技术的年轻人能够如此诚恳地面对文化课题，真让我感到安慰。
谢谢！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演讲，根据录音整理）
利玛窦说
——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的主题演讲
主席，各国的学者、专家、朋友：
我作为本届“世界文明大会”邀请的唯一中国演讲者，准备从文化的视角，对“中国威胁论”提出一点异议。
我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学者，坚持独立思维，连任何协会都没有参加。因此，今天也只是从个人的立场来谈中外文化比较中的一个学术问题。
我想从四百年前一位欧洲人的目光说起。
继马可·波罗之后，另一个完整地用国际眼光考察了中华文明的，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w Ricci，1552—1610）。
与马可·波罗不同的是，利玛窦在中国逗留了整整三十年，深入研究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经典，与许多中国学者有充分的交往。他在晚年所写的《利玛窦札记》第一卷第六章中，表述了他几十年研究的一个重要答案，那就是中国文明的非侵略、非扩张本性。
利玛窦说：虽然中国人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与欧洲人很不相同……
利玛窦说，当时有一些欧洲学者写的文章中认为，中国曾经或必然会征服邻国，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与他同行的一些西方传教士，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他写道：
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有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
他还说，他经常拿着这个问题询问中国博学的历史学家，他们的回答完全一致：从来没有发生过侵略和扩张的事，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对于成吉思汗的大范围征服，利玛窦认为，当时中华文明的主体部分也是“被征服者”，而不是“征服者”。
利玛窦的这部札记，由一位比利时籍的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欧洲，一六一五年在德国出版。后来有拉丁文本四种，法文本三种，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本各一种。
为了在广泛的对比中研究利玛窦论述的可靠性，我本人，经历了长期的研究和考察。甚至，冒险穿越了从北非、中东到西亚这一现今恐怖主义横行的“古文明发祥地”。在这过程中，我还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仔细分析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在这些问题上的思维异同。
我发现，古代的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近代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都在一系列历史文献中留下了征服世界的计划。但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各类典籍中，却怎么也找不到类似的计划。
古代中国虽然对世界了解不够，但也早已通过一些使节、商人、僧人和旅行者的记述，知道外部世界的存在。在唐代，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已相当充分。但是，即便如此，中国在实力很强的情况下，既没有参与过中亚、西亚、北非、欧洲之间的千年征战，也没有参与过近几百年的海洋争逐。
这实在太让人惊讶了。大家都在伸手，它不伸手；它有能力伸手，还是不伸手。大家因此不理解它、不信任它，猜测它迟早会伸手。猜测了那么多年，仍然没有看到，大家反而有点慌乱和焦躁。
是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中华文明的本性决定的。
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很不相同。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大多具有生存空间上的拓展性、进犯性、无边界性。它们的出发点和终点，此岸和彼岸，是无羁的、不确定的。相反，中国农耕文明的基本意识是固土自守、热土难离。它建立精良军队的目的，全都在于集权的安慰和边境的防守。农耕文明的“厚土观念”、“故乡情结”，上升为杜甫所说的“立国自有疆”的领土自律。结果，中国历代朝野，压根儿对“占领远方”不感兴趣。
万里长城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便是防守型而不是进攻型的证明。我在中东和欧洲见到不少进攻型的城墙，总是围成一个大圈，用的材料是刚刚被破坏的古典建筑残片，里边造了很多马槽，只等明天一开城门，蹄如箭发。经过反复对比，我终于强烈感受到，中国的万里长城是干什么的了。
即使具有马背上的尚武精神，中国军人也主要是为了守护疆土、排除干扰，偶尔有一些边界战争，但也仅止于此。即使有些使者远行万里，也是为了《尧典》所说的“协和万邦”。明代的大航海家郑和七次大航海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对于所到之地并无领土要求。从郑和本人到每一个水手，一丝一毫都没有这种念头。而且正如大家知道的，他七次大航海结束后，朝廷又是长期的闭关自守。这与晚他六十年的欧洲航海家哥伦布等人发现新大陆相比，就完全不同了。不同在行动，但行动的背景是文化。
这种非侵略性的特点，也护佑中华文明成为所有人类古文明中传至今日的唯一者。因为在古代，一切军事远征都是文明自杀，或迟或早而已。
这个观点也获得了现代国际学术界的支持。三十多年前，美国学者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Edward McNall Burns）和菲利普·李·拉尔夫（Philip Lee Ralph）合著的《世界文明史》（World Civilizations）第一部分第七章第一节写到中国文明时，曾经这样说：
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有地理原因，也有历史原因。中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没有建立过侵略性的政权。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和平主义精神约束了它的向外扩张。
我认为这两位学者说得很内行。
漫长的历史，沉淀成了稳定的民族心理。中华文明的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发生过大量的血腥争斗；但是对外，基本以和平自守的方式相处。它大体上是一种
非侵略性的内耗型文明
。国际社会一次次产生的“中国威胁论”，只是一种被利玛窦神父早就否定过的幻觉。
中华文明的固土自守思维，也带来了自身的一系列严重缺点。例如，自宋代以来，虽然屡有边界战争，却对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了解越来越少，已经很难见到从北魏到大唐的世界视野了。尤其是明代以后，更是保守封闭，朱元璋亲自下达了“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不知道欧洲在“地理大发现”后，海洋已经开始被划分、被武装。结果，中国失去了原本可以拥有的海洋活力。中国在十九世纪所遇到的一次次沉重灾难，全都来自海上。
偶尔翻书，读到清代晚期主持朝廷外交的李鸿章写于一八七四年的一段话，表示他已感受到中国在这方面的生存危机——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糜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东南海疆间各种外部势力名为和好，实想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的情景屡屡发生，这是李鸿章深感不解的。我在几年前系统地考察了北欧海盗的历史，才知道“一国生事，诸国构煽”的情景，其实是出自于“一船寻衅，诸船围攻”的海盗文化，中国对此了解不多，因此当时几乎都束手无策。处于如此狼狈的境地，还被“构煽者”诬陷为“威胁”，中国实在受冤屈了。在这里，请原谅我要借用两个中国成语，来揭示“构煽者”的行为。说轻微一点，他们是“以己度人”；说严重一点，他们是“贼喊捉贼”。
中华文明在近几百年的主要毛病，是保守，是封闭，是对自己拥有的疆土风物的高度满足，是不想与外部世界有更多的接触。结果，反而频频遭到列强的欺侮而无力自卫。
作为一名文化史学者，我很希望国际同行们能像利玛窦一样，真实、深入地研究中华文化，然后做出合理的判断，而不应该随着某些政客，想当然地来评述一个历史最长、人口最多的文明。现在我们看到的某些书籍，把中华文明的优点和缺点恰恰颠倒了，在学术上真是有点可笑。
刚才这位日本学者的观点，我更不能赞同。你说十余年前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做访问学者，正好那时我是复旦大学兼职教授，有此同校之谊，我也就直言了。
作为日本学者竟然如此不了解中国人的集体心理，我深感惊讶。难道，唐代的船帆、近代的战火、现代的血泊，还不能让你比利玛窦更感知中华文明？我知道我的同胞，他们所要的，不是报复，不是雪恨，不是扩张，不是占领，而只是历史的公道、今天的理性、未来的和平。
今年是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并结束太平洋战争六十周年。记得五年前我曾经应邀到广岛，参加八月六日的和平大会。会上，由原子弹的受害者代表、投掷者代表发言，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美国人，都上了年纪。我是第三方发言者，代表被日本侵略国的民众。
我说，我是二战结束后一年出生的，从懂事开始，就知道侵略和被侵略，就知道烧杀抢掠，就知道家国深仇。但到少年时代，整个中国却被一种声音所裹卷，那就是“中日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就连那些死了很多人的家庭，也都艰难地接受了这个口号。我熟知世界历史，从来没有发现另一个地方、另一种国民，能够如此高尚地呼唤和平。带着巨大的伤痛，带着恐怖的记忆，却全然放下，只要和平。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让他们看到对方的真诚。万不能故意再去触动远年的伤疤，还把责任推给他们。
既然你到过中国，我建议，学习利玛窦，更加深入地研究一下中华文明。
这种学习和研究，应该摆脱国际政治“阴谋论”的沙盘推演，而是回归文化，回归由文化所沉淀的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也可称之为“集体无意识”，即一种很难变化的心理本能。
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庞大种族在几千年间形成的精神惯性，早已把和平、非攻、拒绝远征等原则，变成不可动摇的“文化契约”，根植于千家万户每个人的心间。其实，对此存疑的外国人可以到中国乡间，随意询问任何一个地头老农。我保证，谁也不会对远方的土地产生不正常的兴趣。
如果离开了基本事实，离开了历史文化，离开了集体心理，伪造出“中国威胁论”，互拾余唾，不断起哄，那是学术的悲哀、良知的坟墓。
最后，我要感谢大会在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能够邀请中国学者作主题演讲。
谢谢！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日，东京）
世界报告
——对话博科娃
说明：
博科娃女士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她到中国来亲自发布一份有关文化的世界报告。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成立以来，发布以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报告还是第一次，因此，这一天有历史意义。
发布的地点，在上海世博会的“联合国馆”。发布仪式上有一个环节，是我与她的对话。对话的程序很简单：先由她介绍这份世界报告的基本思路，接着由我从文化价值上作一番阐释，最后她表示感谢。两方面并没有出现具体观点上的切磋和讨论。
联合国的总干事，当然是一名大官，而我却没有任何官职，这怎么构得成“对话”的相应身份？主持人为此向各国听众介绍我：“亲自历险数万公里考察了全球各大文明遗址，又拥有最多的华文读者。”我连忙更正：“最多”的统计经常在变，现在已经不是。
下面就是我在发布仪式上对这份世界报告所作的六段阐释，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补充了另一场发言的相关内容。
一
尊敬的博科娃总干事：
由于您亲自到这里来发布联合国有史以来第一份以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报告，今天的上海特别晴朗。
您刚才反复论述，这份世界报告的宗旨是“文化的多样性”。
这个宗旨，当然非常重要。但恕我直言，大家都可能把它看成一个很平常的提法，谁也不会反对，谁也不会激动。
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从学术上说，是出现了“对立面的泛化”。对此，我解释一下。
“文化的多样化”，顾名思义，它的对立面应该是“文化的单边化”，也就是某种文化在当今世界的独霸。但是，现在并没有一种文化宣布这种企图，也没有一个理论家推出这种主张。就连“单边化”嫌疑最大的那个国家，主要也“单边”在国际政治上，它自身的文化则保持着“多样性”。它近年来对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防范，也总是寻找文化以外的借口。因此，如果要寻找“文化多样化”的对立面，人们缺少现实对象，只能联想到古罗马，联想到刚刚发现美洲时的西班牙，以及后来的“日不落”大英帝国。连一些浩荡远征的军事强权，如亚历山大、成吉思汗等，也没有来得及消除“文化的多样性”。
由于对立面的不确定，也就使我们今天的宗旨有一点退色。
那么，“文化的多样性”的宗旨，究竟是针对什么？
我认为，全部问题的核心是：在多样性的文化之间，究竟是导致必然冲突，还是有可能互相包容？
所以，真正的对立面，是以亨廷顿先生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先生的理论，被当代世界夸张、误读，结果，为各种冲突找到了“文明”的依据，这就使冲突越来越严重了。在这之前，世界历史上的那么多冲突，还未曾找到那么明确、那么充足的“文明”理由。
正是“文明冲突论”，有可能使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对话关系变成对峙关系，互敬关系变成互警关系，互访关系变成互防关系。时间一长，每个文明的目光越来越自我、越来越偏执，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我们的“多样性”宗旨。
这，确实值得联合国发布一个单独以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报告，来正本清源。
二
亨廷顿先生的《文明的冲突》，发表在一九九四年。一发表，就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这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当时全世界的智者们都开始回顾和总结二十世纪，以便更好地走向二十一世纪。大家一回顾总结，无穷无尽的枪炮血泊又回到了眼前。二十世纪太可怕了，不仅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又持续了严重的“冷战”。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似乎一切都烟消云散。什么同盟国、协约国、法西斯同盟、反法西斯同盟，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都已成过眼烟云，就连后来匆忙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也很快发生了变化。总之，一切作为二十世纪冲突根源的政治依据，眼看着都很难延续。但是，这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反而，由于不知道新的冲突根源，人们更慌乱了。
大家不喜欢冲突，但更不喜欢那种不知道冲突由来的无准备、无逻辑状态。因此，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在期待一种判断、一种预测。否则，就不知如何跨入二十一世纪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先生出场了。
他说，二十一世纪的冲突，将以“文明”为坐标。他预言，所有古往今来所积聚的不同文明群落，在摆脱别的种种归类后，将以自己的文明为皈依，然后与其他文明对弈、纠缠、冲突。在所有的文明群落中，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最重要的三大文明之间，那就是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
这种解释和划分，乍一听，理由比较充分，具有文化含量，又有现实证据，因此一发表便轰传各国，万人瞩目。
有人说，亨廷顿先生的厉害，就是从政治划分回归到了文化划分，而文化确实比政治更稳固、更长久。这就无怪“文明冲突论”成了二十世纪晚期最重要的人文理论。
但是，从一开始，就有学者指出了这种理论的弊端。
我作为一名东方学者，就于一九九九年两次明确地批评了亨廷顿先生的两大局限——
一是以西方立场来解析文明格局。带有冷战思维的明显印痕，只是以“文明”之名锁定了新的对手；
二是以冲突立场来解析文明格局。淡化了比冲突更普遍的文明交融和文明互置，实际效果令人担忧。
我不能说，从世纪之交开始激化的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越来越严重的冲突，是由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引起的；但是，冲突的事实和冲突的理论之间，确实起了“互相印证”的作用。因此，从新世纪开始以来，如何面对这种理论，成了人类文化的一个大课题。
三
于是，二〇〇四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虽然不是专谈文化，却明确地对“文明冲突论”予以否定。
我本人有幸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邀，参加了这个报告的研究和讨论。我和各国学者在研究和讨论中一致认为，“文明冲突论”的错误，在于把正常的文明差异，当做了世界冲突之源。因此，我们必须反过来，肯定差异、保护差异、欣赏差异，让差异成为世界美好之源。在这个意义上，“多样化”这个概念，就成了保护差异的理由和结果。
我记得，在讨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英文词是difference（差异）和diversity（多样性）。两个D，后来又增加了一个D，那就是南非大主教图图那句话的第一个字母：“Delight in our differences”（为我们的差异而欢欣）。
大家看到没有，图图大主教的这句话，就被正式写到了那年《人类发展报告》的前言之中。与这句话一起，还出现了一句果断的结论：本报告否定文化差异必然导致文明冲突的理论。
有趣的是，我在联合国的各种报告中，很少读到这种坚定的结论性语言。
在那次研究和讨论中，我才知道，其实早在二〇〇一年，联合国已经通过了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后来，二〇〇五年，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又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作为对二〇〇一年那个宣言的补充文件。我又一次应邀参加了这个大会并发表了主题演讲，以“文化多样性”的原理提醒国际学者，应该更深入地了解非常特殊的中华文化，不要以自己的文化逻辑横加猜疑。
联合国毕竟是联合国，清晰地知道当前世界的主要麻烦，是以“文明差异”或“文化差异”的理由，爆发冲突。因此，始终没有离开这个焦点，多年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发宣言、订公约、开大会，实在让人感动；但同时，联合国又毕竟是联合国，总是那么绅士派头，说来说去还是“多样性”，委婉平和，不作厉声疾语。
今天发布的世界报告还是一如既往，从“多样性”出发来否定文明冲突。但是，与过去的宣言和公约相比，它又大大进了一步，从学术深度上指出了亨廷顿理论的“三大错误假设”。在我看来，这在同一问题的思考深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因此，请允许我稍稍花一点时间，对这“三大错误假设”作一些解释。
四
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就像历史上很多轰传一时却站不住脚的理论一样，立足的基础是一系列假设。学术研究是允许假设的，但亨廷顿先生未能诚恳地表明是假设，显然是一种理论错误。
“文明冲突论”的第一个假设，是粗糙地设想人类的每一个文明群落在文化归属、文明选择上，只能是单一的。事实上，全部世界史证明，这种归属和选择都是多重的、叠加的、互相依赖的。因此，那种看似“正宗不二”的单色、单线、单层、单调，只是一种假设，一种出于幼稚而懒惰的思辨方便而进行的“想象式提纯”，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
“文明冲突论”的第二个假设，是武断地设想不同文明之间的边界是一条条水火不容的封闭式断裂线。事实上，所有这样的边界都是多孔的、互渗的、松软的。文明的边界不像战时国界那样壁垒森严，而是混沌地包括着风俗、语言、婚姻、祭祀、歌舞等生态文化的不可分割元素，即使某些地方出现了区划，仔细一看也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甚至大同小异。因此，那种以邻为壑式的所谓文明边界，其实也只是一种不真实的理论切割，为的是使冲突双方“到位”，并找到“冲突的身份”。这很不应该，因为绝大多数“冲突的身份”，是自欺欺人的虚构。
“文明冲突论”的第三个假设，是鲁莽地设想每种文明的传承都是保守的、凝固的、复古的。事实上，世界上的多数文明都在忙着创新、改革、广采博纳、吐故纳新。我走遍全世界，看到一切活着的文明都很不确定，一切健康的文明都日新月异。因此，它们都不可能拿着千年不变的模式去与别的文明冲突。在学术上，把不确定的活体说成是僵化的实体，那就是在为冲突制造理由。
以上所说这三个“错误假设”，是“文明冲突论”所隐藏的三个理论支柱。今天发布的世界报告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我很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如果大家都明白了各种文明之间归属的叠加性、边界的模糊性、内容的变动性，那么，信奉和执行“文明冲突论”的人群就会大大减少。
五
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想谈谈个人的感受。
前面提到，我在上世纪末就对“文明冲突论”提出异议。这种异议，较系统地见之于我在考察世界各大文明后写的书籍《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中，也见之于我花了两年时间在香港凤凰卫视的谈话专题《秋雨时分》中。
照理，我贴地考察了当今世界冲突最严重的中东、北非、中亚、南亚地区，最能呼应“文明冲突论”，为什么却反对了呢？
我在那两本书里写道，看来看去，确实到处都在发生冲突。但是，所有的恶性冲突都发生在文明和野蛮之间，而不是发生在文明和文明之间。因此，当今世界应该划出的第一界限，是文明和野蛮的根本区别。
那么，什么是“当代野蛮”呢？我在书里一再指出的是七项，那就是：恐怖主义、核竞赛、环境破坏、制毒贩毒、极端霸权、极端民粹，以及面对自然灾难和传染病无所作为。从事这些“当代野蛮”的人，和反对这些“当代野蛮”的人一样，都散布在不同的族群里。如果有人硬把文明和野蛮的冲突解释成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那么，他们就有掩饰自己野蛮行径的嫌疑。
我在几本书里反复表述了这样一个意思——
几万里历险告诉我，“文明”之所以称为“文明”，互相之间一定有共同的前提、共同的默契、共同的底线、共同的防范、共同的灾难、共同的敌人。这么多“共同”，是人类存活至今的基本保证。如果有谁热衷于文明族群之间的挑唆，那就势必会淡化乃至放弃这么多“共同”，最后只能导致全人类的生存危机。
在这么多“共同”下，文化差异就必须被保护、被欣赏了，并由此产生文化的多样性。
对于守护文明的共同底线，我们的态度是严峻；而对于保护文明范围内的多样差异，我们的心情是喜悦。
在这里，我想特别说一说专业的文化行为。因为我发现，在文明课题下的轻重颠倒、敏感挪移、是非混淆、悲喜错置，这样的事情，一直是由一批文化人在操弄。他们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影响，造成了浓重的人文迷雾，使很多人失去了正常的判断。
由于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差异被他们夸张成了你死我活，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激烈的文化自守言论。对此，我还是只能以自己为例来作一些分析。
我在华文读者中的形象，是中华文化的搜寻者和捍卫者，因此那些激烈言论也总是在我身边鼓荡，希望由我进一步来带头强化。但是，只能让他们深深失望了，因为我的看法完全不同。我写道——
不错，我是中华文化的忠诚阐释者，但是，我完成这些思考的基础逻辑，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给予我的；我文化思维的美学基础，是黑格尔、康德给予我的；我的现代意识，是荣格、爱因斯坦、萨特给予我的。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些来自欧洲的精神资源，曾与我心中的老子、孔子、屈原、司马迁产生过剧烈冲突。
既然一个小小的心灵都能融汇那么多不同的文明成果而毫无怨隙，那么，大大的世界又会如何呢？
确实，我一直认为，当我们在讨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真不如把自己的内心贮备，当做一个参照范本。
但是，我看到的更多的文化人却走了相反的路。我可以用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说明他们的基本行为方式。
例如，上海这座移民城市的一个社区，一百年来聚居着来自北方、来自南方和本地原住这三拨居民，早已互相通婚，相融相依，难分彼此。一天，忽然来了几个文化人，调查三拨居民百年来的恩怨情仇。他们问：偷盗事件以哪一拨为多？群殴事件以哪一拨为多？又发生过多少次跨族群仇杀？折腾过多少次法庭诉讼？这一切，与三拨人的地域传统有什么关系？这三拨人的后代，在今天的处世状况如何？……这样的调查，经过一个月，拟成了初稿印发，结果，这个社区对立横起、冲突复萌，再也无法友爱和平了。
难道，文化人为了“学术研究”和“社会调查”，就应该起这样的作用？
扩大了看，我觉得“文明冲突论”和其他许多类似的理论，也或多或少进入了这样的模式，必须引起警觉。
文化和文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从它们的“研究需要”回到人文道德的伦理本体，不要因手段而使目的异化。二十一世纪，随着传媒技术和互联网系统的突飞猛进，那种以“文化”的名义造成恶果的可能性，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大大增加。
六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五日，我应邀在哈佛大学演讲。演讲结束后，又两度与该校二十几位教授长时间座谈，话题频频涉及“文明冲突论”。春夜别墅林苑的温煦话语，令人难忘。听教授们说，那些天亨廷顿先生不在波士顿，否则他们就把他也请来了。我倒是很想与他当面切磋一番。
二〇〇八年夏天，在中美两国很多学术界朋友的策划下，准备在美国举办一个论坛，邀请亨廷顿先生与我对谈，时间定在二〇〇九年春天。一切都已经安排就绪，但遗憾的是，亨廷顿先生却在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廿八日去世了。一代学人，语势滔滔，竟戛然中断，溘然离去，实在令人不舍。
从他最后两年发表的文章看，他已经知道国际间有人批评“文明冲突论”诱发了冲突，他为此感到委屈，进行了自辩。
我愿意相信，这位学者并不存在点燃和扩大冲突的动机。但遗憾的是，一切理论的初始动机和实际效果并不一致，而更应该重视的却是后者。
亨廷顿先生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很多西方学者的习惯性思维。因此，即便在他逝世之后，我们也不妨再探讨几句。
一种出于西方本位论的自以为是，使“文明冲突论”在论述其他文明时只停留在外部扫描，而没有体察它们的各自立场，以及它们实际遇到的痛痒。
例如，亨廷顿先生把儒家文化看成是二十一世纪“核心中的核心”的三大文化之一，说了不少话，并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往事也与之相连。但是，他对儒家文化的了解实在是太少、太浅、太表面了，说来说去，基本上是“行外话”。因此，立论于一九九四年的他，并没有预见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而在同样的时间，曾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高希均教授，由于他自身的文化背景，却准确地作了这种预见。
根据亨廷顿先生和很多西方学者的立场，其他文明即使获得了不小的经济发展，在“精神价值”和“制度文化”上也应该归附于西方文明。如果不归附，他们就无法进行阐述，因此在他们的内心认知上就是“麻烦”，冲突在所难免。
由此可见，“文明冲突论”表面上气魄雄伟，实际上仍是西方本位论面对新世界的一种新表述。因此，事情不能推到亨廷顿先生一个人身上。
可以肯定，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课题，将会在二十一世纪被反复讨论。本来，我是准备在与亨廷顿先生对谈时向他提供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素材的。例如，就“文化”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制度文化”而论，西方建立于近三百年间，而中华文明却已实际延续了四千多年而未曾中断；这四千多年，中华文明成就可观，且基本上没有与其他文明发生过严重冲突。
这个素材与冲突有关，应该会引起他的重视。
好了，我今天的发言就是这一些。
历史将证明，今天发布的这个报告，和联合国长期以来在文化上所做的种种努力一样，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当代展现。它虽然显得低调，却非常重要。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之一，就是让这种重要，真正成为重要。
谢谢总干事。谢谢诸位。
身上的文化
二十年前，在上海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工作人员开始查票。查票很安静，工作人员只对乘客点一下头，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便从口袋里取出票来。工作人员立即用红铅笔在票上划一下，便把脸转向另一位乘客。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一点声响。
终于，有一位中年乘客拿不出票来。工作人员说：“逃票要罚款。”
“逃票？”中年乘客激动起来。因为一个“逃”字，完全排除了遗忘的可能，听起来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围人的脸，发现大家都有点幸灾乐祸。乘公共汽车太枯燥，人人都期待着发生一点与自己无关的事，解解闷。
中年乘客这一看就更恼怒了。他拿不出票，却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仅仅要说服工作人员，还要说服周围所有的人。他憋红了脸，慌忙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塞给工作人员，说：“你看我管着多少人，还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里的一个银行存折。千不该万不该，他居然把这个存折也塞到工作人员手里，说：“你看看这个，我还用得着逃你的票吗？”
当年的工作人员很有修养，既没有看名片，也没有看存折，而是礼貌地把这两件东西塞回到他手里，说：“这与职位、金钱没有关系。上车买票，是一种城市文化。”
“文化？”中年乘客受不了当众被教育的情景，何况又扯上了文化。他不知怎么回应，便说：“你还给我说文化？我儿子已经是硕士……”
这一下，整个车厢都笑了。大家也不清楚这儿怎么冒出来了文化，只是在笑这位乘客说不过人家的时候，拉出儿子来做救兵。
二十年过去，社会变化天翻地覆。有趣的是，那次公共汽车上出现的最后一个概念——文化，已成为人们区分荣辱的第一防线。
一位企业家的最大荣耀，不是财报上公布的当年业绩，而是无意中听到职工的背后议论：“我们的董事长比较有文化。”
据调查，目前多数城市富裕家庭之间最大的攀比，是孩子的文化程度。
据调查，目前多数退休官员晚年生活质量的差异指标，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没有戏剧、音乐、文学、书法方面的兴趣相伴随。
这儿所说的文化，都是个体文化，也就是每个人身上的文化。
过去，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里边才会关注，现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关注了。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宋代以来第一遭吧？因为明清两代的朝廷不断实行文化恐怖主义，文为祸源，避之唯恐不及；近代和现代，则以军事和政治的交杂为主调，有限的那一点文化一直在蓬头垢面地颠沛流离。其他逃难者看到几副厚厚的眼镜也许会投来几分怜悯，却怎么也构不成向往。
但是，现在，当大家都在向往文化的时候，怎么来处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重要。
近年来，先是学生们问我这个问题，后来，不同领域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来问了。其实我自己也在为这个问题苦恼、思考、观察、比较。终于能作一些回答了，供大家参考。
我认为，一个人身上要拥有真正的文化，必须先“祛病”，再“进补”，这就体现为两个“不再”、两个“必要”——
第一，不再扮演；
第二，不再黏着；
第三，必要贮存；
第四，必要风范。
下分述之。
不再扮演
真正有了文化，就不会再“扮演文化”。这个道理，一听就明白。
这真像，真正的功夫高手不会一边走路一边表演拳脚。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凭着是否扮演，来猜测真假和深浅。
我想起了两件小事。
很多年前，我还在任职的时候，曾经组织过上海人文学科著名教授的一次聚会，《英汉大辞典》主编、复旦大学外文系的陆谷孙教授也应邀前来。很多教授看到他来了就纷纷围上去，其中好几个对他说话时都夹着英语。但他，从头至尾没说一个英语词。因为在他看来，那次聚会，从内容到人员，都没有讲英语的理由。而他，更没有理由要表演英语。
还有一次，东北某地聘请我和当时还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担任文化顾问。聘请仪式上的发言者也许考虑到我们两人都写散文，便美词滔滔。汪曾祺先生显然有点受不住了，便边听边轻声地把那些话“翻译”成平常口语，像一个语文老师在当场改错。他的年龄，使他有资格这么做。发言者说：“今天丽日高照，惠风和畅”，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今天天气不错”；发言者说：“在场莘莘学子，一代俊彦”，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在场学生们也挺好”……
这就构成了一种幽默效果，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发言人不仅没有生气，而且以自嘲的口气感谢汪先生，说：“您老人家已经在做文化顾问了。”
一听就知道，汪曾祺先生和那位发言者，谁更有文化。那位可爱的发言者唯一的毛病，是在“扮演散文”。
因此，我一再告诫学生，拥有文化的第一证明，是不再扮演文化。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省察四周了。
一个真正拥有文化的人，不会扮演“当代名士”。他不会写着半通不通的民国文言，踱着不疾不徐的遗老方步，数着百年文坛的散落残屑，翻着笔迹草率的谁家信笺，又矜持地抖一下宽袖。
他也不会扮演“历史脊梁”。不会用嫉妒来冒充正义，用诽谤来展示勇敢，用疯话来显露风骨，顺便再从电视剧中学一点忧郁的眼神、慈祥的笑容。
他也不会扮演“文坛要人”。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在抱怨：“部长又打来电话，近期有五个论坛……”边叹气边摇头，像是实在受尽了折磨。
我曾从一个文艺刊物上抄录过这样一段论文：“Writing is a system of signs，一点不错，巴尔特消解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认为作品是单数，文本是复数，但那文本也是一种元语言（metelanguage），福柯则认为不必复现创造主体的荣耀，宁肯归于薄暮时分的荒凉……”
很多朋友认为，这种论文太艰深，没有考虑到广大读者。我则要以内行的身份判定，作者完全不懂自己所写的任何一个概念，只是在“扮演艰深”，恰恰是想吸引广大读者。
……
种种扮演，本该很累却居然不累，原因是同道很多，互相观摩。由于势头不小，触目皆是，这倒也树立了一个“反向路标”：避开它们，才有可能找到真文化。
当然，文化中也有正常的扮演，那就是在舞台上。擅长于舞台艺术的人最容易识破生活中的扮演，一看便笑，轻轻拍着对方的肩，说一句：“咳，别演了，剧本太老，又在台下。”
从事文化，从诚实开始。
不再黏着
文化的一大优势，就是宏观。从宏观来看，世界一切都只是局部，都只是暂时。因此，文化的宏观也就成了达观。
过去乡村里的农民，只知埋头种地，目光不出二三个村庄。突然有一个游子回来，略知天下，略懂古今，又会讲话，从此村里有事，有了他，大伙就能往大里想。一想，心胸就宽，龃龉就少。这个人，就是村里的“文化人”，或者说，是“身上有文化的人”。
从农村扩大到整个社会，道理一样。文化，让人知道更大的空间、更长的时间，因此不会再囿于鼻尖、作茧自缚。
我们经常会闹的一个误会，是把“专业”当做了“文化”。其实，“专业”以狭小立身，“文化”以广阔为业，“专业”以界线自守，“文化”以交融为本，两者有着不同的方向。当然，也有一些专业行为，突破了局限，靠近了文化。
遗憾的是，很多专业人士陷于一角一隅而拔身不出，还为此沾沾自喜。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嘲笑别人的声音：“听不懂古琴，也不知道昆曲，真是没有文化！”
我不赞成这种嘲笑。文化的天地很大，如果把文化切割成小块还以为是全部，黏着自己倒也罢了，还要强制性地去黏别人，恰恰是丢失了文化的浩荡魂魄。
这种情况，在近年来的文物收藏热潮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文物很容易被等同于文化，结果，“身外的文物”也就取代了“身上的文化”。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一切真正的文化巨匠都不热衷于文物收藏。即便偶有所得，也只是稍稍观赏，便轻易过手，多不沉溺。算起来，只有一位文化巨匠的家属是收藏家，那就是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当然，李清照在丈夫死后为那些文物吃尽了苦头。我们平日经常听到的所谓“盛世收藏”，乃非真言，不可轻信，因为并无多少事实根据。当然，收藏能保存文化记忆，因此也有一些通达之士涉足其间，例如我的朋友曹兴诚先生、马未都先生、海岩先生都是，但与他们聊天，话题总是海阔天空。他们懂得，文物再好，也只是文化鹰隼偶尔留下的爪印，而鹰隼的生命在翅翼、在飞翔。
在诸多黏着中，黏着于专业、古琴和文物还算是最好的。最不好的黏着，是一些人以文化的名字自辟擂台，自黏目标，寻衅滋事，长黏不放。这已经成了最常见的文化风景，不少朋友都曾遭遇。
面对这种遭遇，文化人的最佳选择是不计成本地脱离黏着，哪怕是肌肤受伤、名誉蒙尘，也要脱离。
摆脱黏着，不管是正面的黏着还是负面的黏着，都是人生的一大解放。这一点我要感谢伟大的佛陀，他关于破除一切执著而涅槃的教言，帮助人们在文化的天域中获得了真正的大自在。
对此，请允许我讲几句私人的切身感受。
以我的经验，不黏着于官位是容易的，不黏着于他人的诽谤也不难。但是，当大家发现我还在进一步摆脱黏着，亲手把自己创建的文化专业搁置，把已经取得的文化成就放弃，就不能不惊诧了。
我记得，当时连一些非常抬举我的文化长辈也深感奇怪。本来，由于国内一批著名文史权威的强力推荐，我连副教授都没有做过一天，破格升任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但他们很快发现，我转眼就不再黏着于他们对我的高度评价，独自一人开始了废墟考察，而且范围漫无边际，完全不可归类。连山西商人、清代流放、民间傩仪都成了我实地研究的对象，他们对我产生了陌生感。而我，则因摆脱了一种高雅的黏着而无比兴奋。
现在，海内外的读者都能证明，我在“脱黏”后的成果，远超以前。
黏着，使人有所依靠，但这种依靠也是一种限制。一旦摆脱，就会发现，我们有可能以“陌生化”、“间离化”的视角看得更深、更广、更远，甚至产生专业之外的洞见和预见。
那就不妨再举两个私人例子。
我并不具备财经专业背景，却早在十多年前考察欧洲的时候就判定西班牙、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四国会是“贫困国家”，每年必须接受欧盟的援助（见《行者无疆》初版第289页）；其中，又判定希腊社会已经“走向了疲惫、慵懒和木然，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贫血和失重，结果被现代文明所遗落”（见《千年一叹》初版第27页）；而且，我还判定欧洲很多富裕国家“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见《行者无疆》初版第326页）。
好几位财经专家问我，为什么能在十多年前就得出如此准确的预见？我说，原因就在于我不是财经专家，不会黏着于那么多数据、报表、曲线，只能从整体上粗粗地观察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社会生活和精神状态，反而对了。
记得就在准确地预测了欧洲经济之后，我还以非专业的外行目光，对自己身边的一家老式百货商店进行了预测。当时，在各种新兴“超市”的包围下，上海街市间的这种老式百货商店早已奄奄一息，即使“转制”也无人看好。而事实上，全上海同类商店这么多年下来的存活比例，确实也微乎其微。但我，却早早地发现了这家商店一位能干的年轻经理，觉得他就是前途，便进行了投资。现在证明我的这个预测又对了，有的财经评论员有点嫉妒。我说，很抱歉，你们这些财经评论员太黏着于专业了，看不到活生生的人，因此只能作“事后预测”。
有很多“策划专家”喜欢给每个地区、每个行业、每个单位、每个人“定位”，但这只是一时之需。文化的使命之一，恰恰是给“定位”太死的社会带来自由活力，让每个人的综合天性充分发挥。
说到这里，也许可以作一个小结了：只要摆脱黏着，摆脱定位，摆脱局限，让文化回到宏观的本性，我们就能天马行空。
必要贮存
前面所说的不再扮演、不再黏着，是做减法。紧接着，我要做一点加法了。
一个真正拥有文化的人，为什么可以不扮演、不黏着？是因为“有恃无恐”。那么，他“恃”的是什么呢？
是胸中的贮存。
文化多元，贮存可以各不相同。但是，文化作为一种广泛交流、对话、沟通的纽带，不可以没有共同基元。这种共同基元，也就是文化人的“必要贮存”。
说“必要贮存”，当然是针对着“非必要贮存”。平心而论，多数人身上的文化贮存，实在是太杂、太乱、太多了。
要想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文化人，那么，他的“必要贮存”也应该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普遍尊敬。也就是说，这些“必要贮存”已被漫长的历史接受，也被庞大的人群接受。因此，量不会太多，大家都应知道。
对此，我想稍稍说得实在一点。
我觉得一个人身上的文化，最好从自己的母语文化出发。对此，中国人的理由更充分，因为中华文化是人类诸多古文化中独独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唯一者。我们身上的“必要贮存”中如果不是以中华文化打底，连外人看来也会觉得十分奇怪。
中华文化历时长，典籍多，容易挑花眼。我很想随手写出一个简单目录出来作为例证，说明对于非研究人员而言，至少应该浏览和记诵一些必要的文本。例如——
《诗经》七、八篇，《关睢》、《桃夭》、《静女》、《氓》、《黍离》、《七月》等等。
《论语》，应该多读一点。如要精读，可选《学而》、《为政》、《里仁》、《雍也》、《述而》、《卫灵公》等篇中的关键段落，最好能背诵。
《老子》，即《道德经》，总共才五千多字，不妨借着现代译注通读一遍，然后划出重要句子，记住。
《孟子》，可选读《梁惠王上》、《尽心上》等篇。
《庄子》，读《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至乐》等篇。
《离骚》，对照着今译，至少通读两遍。
《礼记》，读其中的《礼运》即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一段，要背诵。
《史记》，应读名篇甚多，如《项羽本纪》、《游侠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李将军列传》、《魏公子列传》、《淮阴侯列传》、《货殖列传》等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史记》之外，那篇《报任安书》也要读。司马迁是中国首席历史学家，又是中国叙事文学第一巨匠，读他的书，兼得历史、文学、人格，不嫌其多。
曹操诗，读《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
陶渊明诗文，诵读《归去来兮辞》、《归田园居》、《饮酒》、《读山海经》、《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
唐诗，乃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第一文化标志，因此一般人至少应该熟读五十首、背诵二十首。按重要排序为：第一等级李白、杜甫，第二等级王维、白居易，第三等级李商隐、杜牧，第四等级王之涣、刘禹锡、王昌龄、孟浩然。这四个等级的唐诗，具体篇目难以细列，可在各种选本中自行寻找，也是一种乐趣。
李煜，一个失败的政治人物，却是文学大家。可读《浪淘沙》、《虞美人》。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中国人的另一文化标志，也应多读能诵。按重要排序为：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三人最重要的那几首词，应朗朗上口。陆游的诗，为宋诗第一，不输唐诗，也应选读。
明清小说，真正的顶峰杰作只有一部，是《红楼梦》，必读。第二等级为《西游记》、《水浒传》。第三等级为《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聊斋志异》。
为什么选这些文本？这与中国文脉的消长荣衰有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课题，可以参见我的著作《中国文脉》，以及我为北大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纪录《北大授课》一书。
完成以上阅读，一年时间即可。如果尚有余裕，可按个人需要旁及孙子、墨子、《中庸》、韩愈、柳宗元、朱熹、王阳明、《人间词话》。当然，这个目录中我没有把具有文学价值的宗教文本包括在内，如《心经》、《六祖坛经》。
除了阅读，“必要贮存”中也应该涉猎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中国艺术，例如以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为代表的石窟艺术，以《石鼓文》、《兰亭序》、《九成宫》、《祭侄稿》、《寒食帖》为代表的书法艺术，以张择端、范宽、黄公望、石涛为代表的绘画艺术，以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为代表的戏曲艺术。涉猎的结果，要对它们不感陌生，又有自己的特别喜爱。
对于国际间的文化，怎么才能构成“必要贮存“呢？
那么多国家，范围实在太大。我建议，先把哲学、人文科学放一边，只记住文学艺术方面的一些名人经典。例如，美术上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伦勃朗、罗丹，文学上的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雨果、托尔斯泰，音乐上的贝多芬、巴赫、莫扎特、施特劳斯、肖邦。基本是十九世纪之前的，现代太多，须自行选择。
对于国际间这些名人的作品，不必制定研习计划，可以用潇洒的态度随机接受，只要知道等级就行。
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必要贮存”迟早要完成。而且，最后是以欣赏来完成贮存的，使它们渐渐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这是真正“身上的文化”，比任何最高学历的叠加，还要珍贵。
必要风范
既有贮存，即非扮演。明乎此，我们就不妨让身上的文化很自然地显现出来，不必隐蔽，不必遮盖。
今天的社会，太少斯文之气，太少文化魅力。因此，适度地自然显现，为人们提供一种“必要风范”，倒是功德无量。
那么，这种出自文化的“必要风范”，大概包括哪些特征呢？
我概括为四点：书卷气，长者风，裁断力，慈爱相。容一一道来。
一、书卷气
身上的文化，首先显现为书卷气。
书卷气已经不是书卷本身，而是被书卷熏陶出来的一种气质。大致表现为：衣貌整洁，声音温厚，用语干净，逻辑清晰。偶尔在合适的时机引用文化知识和名人名言，反倒是匆匆带过，就像是自家门口的小溪，自然流出。若是引用古语，必须大体能懂，再作一些解释，绝不以硬块示人、以学问炫人。
书卷气容易被误置为中国古代的冬烘气、塾师气、文牍气，必须高度警惕，予以防范。目前在一些“伪文化圈”中开始复活的“近代文言”、“民国文言”绝不可用，因为那是一种很低级的“孔乙己腔调”。古文，盛于汉唐，止于明末；现代，美文尽在白话，而且是一种洗去了骈俪污渍的质朴白话。近代的落第秀才、账房先生学不会这种白话，才会有那种不伦不类的文言，恰恰与“书卷气”背道而驰。
此外，现代的书卷气没有国界，不分行业，表现为一种来回穿插、往返参照的思维自由。自由度越高，参照系越多，书卷气也就越浓。
书卷气一浓，也可能失去自己。因此，要在“必要贮存”中寻找自己的最爱，不讳避偏好。对于自己的语言习惯，也不妨构建几个常用的典雅组合，让别人能在书卷气中识别你的存在。
二、长者风
这里所说的“长者”，不是指年龄，而是指风范。由于文化给了我们古今中外，给了我们大哲大美，给了我们极老极新，因此我们远比年龄成熟。身上的文化使我们的躯体变大，大得兼容并包、宽厚体谅，这便是长者风。
对一般民众而言，与一个有文化的人谈话，就是在触摸超越周围的时间和空间，触摸超越自己的历练和智慧，因此觉得可以依靠，可以信赖。这就给予文化人一种责任，那就是充分地提升可以被依赖、被信赖的感觉，不要让人失望。
长者风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倾听。这就像在家里，孩子遇事回家，对长者的要求，九成是倾听，一成是帮助。甚至，根本不要帮助，只要倾听。倾听时的眼神和表情，就是诉说者最大的期待。
长者风容易落入一个陷阱，那就是滥施怜惜、即刻表态。一旦这样，你就成了诉说者的小兄弟，而不再是长者。长者当然也充满同情，却又受到理性的控制，决不把事情推向一角。长者风的本质，是在倾听之后慢慢寻找解决问题的恰当之道、合适之道，其实也就是中庸之道。
因此，长者风让人宽慰，让人舒心，让人开怀。除非，遇到了真正的善恶之分、是非之辨。
那就需要紧接着讲第三个特征了。
三、裁断力
越是温和的长者，越有可能拍案而起。这是因为，文化虽然宽容，却也有严肃的边际，那就是必须与邪恶划清界线。历来政治、经济、军事等行为，都会以利益而转移，但文化不会。文化的立场，应该最稳定、最恒久，因此也最敏锐、最坚守。
对于大是大非，文化有分辨能力。它可以从层层叠叠、远远近近的佐证中，判断最复杂的交错，寻找最隐蔽的暗线。它又能解析事情的根源、成因和背景，然后得出完整的结论。因此，一个身上有文化的人，除了保持宽厚的长者风，还须展现果敢的裁断力，让人眼睛一亮、身心一震。
裁断力是全社会的“公平秤”，它的刻度、秤砣和砝码，全都来自于文化。文化再无用，也能把万物衡量。
文化裁断力的表现方式，与法院的裁断并不相同。它没有那种排场，那种仪式，那种权威，那种语言。有时，甚至没有任何语言，只是沉默，只是摇头。它可以快速分辨出什么是谎言，然后背过脸去；它也可以顷刻便知道什么是诽谤，然后以明确的态度表示拒绝。
文化裁断力的最高表现，是在谣诼成势、众口起哄、铺天盖地的时候，不怕成为“独醒者”。身上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总会变成一系列怀疑，提出一项项质询。同样，对于如日中天、众声欢呼的人和事，也会后退三步，投之以寻常观察，仍然以“独醒者”的冷静，寻出最隐晦的曲巷暗道、最细微的拼接印痕。
于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即便是一个人身上的文化，也成了一支“定海神针”。这种风范，让人难忘。
四、慈爱相
慈爱相，是文化的终极之相。所有的风范，皆以此为轴。
多年来，我对文化人的判断形成了一个基本标准：不看他写了什么、说了什么，只看每次民族大难、自然灾害发生时，他在哪里，表情如何。遗憾的是，很多“言论领袖”都会在那个时候整体隐遁。当然，也有另一些人意外地站了出来，满眼都是由衷的善良。
我的好友陈逸飞从来不找我做什么事，却在SARS疫情肆虐期间突然找到我，破天荒地约我和他一起在最短的时间内做一个宣传短片，安抚人心。我看着这位国际大画家满头大汗的着急样子，刹时感动。
我的一名学生，并不熟悉，在汶川大地震后的一个民众捐款站，一身黑衣，向每一位捐款者深深一鞠躬。多数捐款者其实并没有发现她，但她还是不停地鞠躬。我看到后心里一动，默默称赞一声，真是一个懂文化的好孩子。
我当时也到废墟之间，含泪劝慰遇难学生的家长，并为幸存的学生捐建了三个图书馆。但由于所有的图书需要由我亲自挑选，时间有点慢，就受到一些奇怪文人的攻击。这时，一批著名的文化大家立即从四面八方向我伸出援手，寄来了为三个图书馆的热情题词。我当时觉得奇怪，他们也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怎么就能作出判断？但我很快明白了：野熊隔得再远，也能闻到自己同类的气息。
大爱无须争，大慈无须辩，但一旦出现，哪怕是闪烁朦胧、随风明灭，也能立即在最远的地方获得感应，这就是文化横贯于天地之间的终极仪式。
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这里所说的“气”和“华”，没有具体内容，却能让大家发现。可见，它们与众人相关，真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文化，就是要让这种终极性的慈爱生命化、人格化，变成风范。
现今的中国文化，作品如潮，风范还少。因此，构成了殷切的企盼。
在我看来，中华文化的复兴，不在于出了几部名作、得了几个大奖，而在于由“身外”返回“身上”，看人格，看风范。
（根据在香港学者协会、香港教育局、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讲录音，综合整理。）
向市长建言
一
二十年前，我作为首度到台湾发表演讲的大陆学者，在那里讲了三场，都在台北。一场是讲东方美学精神，一场是讲大陆现存的傩文化，一场是讲明代的昆剧艺术。台湾听众首度面对大陆学者，非常好奇，因此来听的人很多。
第二次去，是巡回演讲了，去了好几个城市，时间是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九七年一月。尔雅出版社的那本《余秋雨台湾演讲》收录了当时根据录音整理的演讲稿。
又过了几年，我应著名经济学家高希均教授之邀，又一次到台湾各城市间作巡回演讲。可能是因为我的书在台湾很畅销，每一场的热闹程度都超乎预期。在台北的那一场由当时担任市长的马英九先生主持，现场听众有两千多，会场门口的人群还产生了一点混乱，把两个保安挤倒在地，连牙齿都磕掉了。台北市的组织者非常有心，特意凭着一张老照片，把我几年前演讲时的那张讲台从一个旧仓库里找了出来，放在早已全新的礼堂主席台上，让我觉得是在继续昨天的话语。
九天后巡回到了台中，那是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演讲的地点是中兴大学礼堂。进去就吓了一跳，居然已经挤满了三千多位观众，报道说是四千多。那个礼堂也真大，乌乌泱泱一大片。主持者胡志强市长很会讲话，根据《倾听秋雨》一书中的记录，他开头就说：
我要诚心诚意地谢谢天下远见出版公司的社长高希均教授。我差点扭断他的手臂，他原来说余教授很忙，不一定能来台中演讲。我威胁他说，如果余教授真的不来，以后你就不能到台中来，我不会给你签证。
最后终于成功了，而且来听的人这么多。我走到这个礼堂的门口时，心里非常高兴。就是维也纳交响乐团来，也没有看到这么多热心的人来参加。我要请大家给自己一个掌声。
（见《倾听秋雨》第91页）
掌声过后，他又讲了一句话，引起一片笑声。但是，《倾听秋雨》这本书里并没有留下那句话，是胡市长自己删掉的吗？可能。他那句话是这样说的：
所以，比较城市的魅力，不应该比较市长头发的多少，而应该比较余教授演讲时听众的多少。
胡市长自嘲头发稀疏，比不上马英九市长头发茂密；但他又知道，今天台中的听众数量，比台北多。因此，就玩了这个幽默。
巧的是，那天我演讲的题目正好也是《城市的魅力》。
这个题目一定是高希均教授出的。高教授为什么觉得我能够讲这个题目？我估计只有一个理由：他知道我仔细考察过从北非、中东到西亚、南亚很多古老城市的兴衰，又认真对比过欧洲的九十六座城市。
其实高教授不知道，我平时在大陆演讲较多的题目之一，也正是城市文化问题。我所主持的“博士后流动站”也有一个中心课题：城市美学。
就像《倾听秋雨》没有保留胡市长那句幽默的话一样，那本书中所收的《城市的魅力》演讲稿也显得太理论、太正经、太刻板了。当时的实际演讲，应该更加生动、感性一些。但也有限，因为一讲到城市文化建设上的“常见病”、“多发病”，我就担心会不会让在场的几千听众误会成是针对台中市的，让胡志强市长当面尴尬。所以，我一讲到比较尖锐的内容，先要瞟一眼坐在第一排的笑眯眯的胡市长，然后把话咽掉一半，甚至全部咽掉。
由此知道，今后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千万不要当着市长的面向市民演讲城市文化。尤其对那些很聪明、会自嘲的市长，更应小心。因为自嘲出于高度自尊，我们岂能借别人的懂事，而自己不懂事？
但是，我真想在市民不在现场的情况下，向市长们提供一点建言。市民只要不是“面对面”，听到了也不要紧，不会当场产生误会。
我对市长们的建言，主要出自于对近三十年中国大陆城市化运动的观察。欧洲、美洲、亚洲那些城市的建设经验是我的参考坐标，但也仅止于参考而已。因为中国大陆这次城市化运动所牵涉的城市数量、人口总量、历史深度、环保难度，在世界上都是空前的，没有现成的范例可以全方位依凭。
市长总是很忙，没时间听太多学术话语。因此我会选用最通俗的语言，一听就明白。
二
很多市长把城市的魅力寄托于城市文化，这没有错，但一讲文化，脑子就乱了。我发现，不少市长都把城市文化建设集中在常规的几个方面，例如——
第一，发掘本地古人；
第二，重建文化遗迹；
第三，大话地方特色。
围绕着这几个方面，还会经常地举办这个节、那个节、研讨会、演唱会等等，以扩大影响。
这些事，本来做做也很好，但由于政府权力主导，行政系统调动，容易失去分寸。时间一长，上上下下都误以为这就是城市文化的全部了。因此，我不能不逐条泼一点冷水，请市长们包涵。
先讲第一方面，发掘本地古人。
中国历史长，人口多，要把各地有点名堂的人物印成名册，一定是汗牛充栋。一个城市应该留下历史档案，但是如果乱加张扬，反而会降低城市文化的品格。
历史的最大生命力，就在于大浪淘沙。不淘汰，历史的河道就会淤塞，造成灾害。淤塞的沙土碎石、残枝败叶，并非一开始就是垃圾，说不定在上游还是美丽的林木呢。但是，一旦在浩荡水流中漂浮了那么久、浸泡了那么久，一切已经变味。市长，你愿意在自己任内，造成江河的淤塞吗？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才是历史的达观。即使按照思想比较保守的孔子的说法，也叫“逝者如斯夫”，他同样以江流比喻历史。
我曾经到过亚洲一些古老国家的古老城市，满街都是古人雕像，但社会疲衰、城市破败、处处肮脏，成了对这些古人最直接的讥讽。现在我们这儿经济发展不错，但很多城市拿出来的古人，比那些国家的那些雕像还不如。例如，一个市长开口就说，我们城市一共出过近百名进士、十几名朝臣。其实，这根本不值一提。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十万进士》，标明了中国古代进士的数量。说起来，那个城市也算有点名气，怎么只考出了近百名，仅占全国的千分之一？少不要紧，如果还把少当做多，那就好玩了。再说，进士又是什么？公务员考试的录取者而已。即使是状元，也同样是公务员考试的录取者，只不过所写答卷更讨巧一点罢了，其实一句也拿不出来。
当然，各地历史上也会出一些真正的文化巨匠值得永远纪念。但是，文化巨匠的本质是跨越时空，因此即便是家乡也不能过度“挟持”，使他们变小。更不要相信“人杰地灵”的说法，断言某地出过一个名人今后也必然天才辈出。唐代最大的诗人李白究竟出生在哪里？好几个地方都在抢，以为抢到了就获得了“诗的基因”。其实，李白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城，毗邻哈萨克斯坦。我不知道这两个中亚国家，后来有没有再出生过这样的诗人？其实，“诗的基因”在李白的儿子伯禽身上已经找不到了，伯禽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了普通农夫，很快就不知踪影。李白是大家的，是中国的，甚至是世界的，把他钉在一个小地方，那就反而对不起文化了。
这些年我发现，一些近现代文化人的名字也渐渐成了不少城市的标牌，甚至在高速公路上都标出他们的故居所在，这实在有点不应该，我要劝说交通部门予以清理。因为任何文化人都没有理由侵凌山河大地，骚扰民众出行的视线。更何况，中国近现代，一直兵荒马乱，文化成果寥落。这些年只是由于一些传媒讲述者误占了文化话语权，才轻重颠倒、笑话连连。市长万不可受制于这种“舆论”，把文化“高速公路”的“路标”都指岔了。
再讲第二方面，是上面这个问题的直接延伸，叫做重建文化遗迹。
重大文化遗迹需要保护，对于这一点，目前中国国内已经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重建”。那些活态遗产，如工艺、戏曲，“重建”是可能的；但如果是一个遗址、一项古迹、一处废墟，“重建”就要万分谨慎。哪怕是修复，也要小心翼翼。有关古迹保护的《佛罗伦萨宪章》第九章规定：
修复过程是一个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其目的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迹的美学与历史价值，并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一旦出现臆测，必须立即停止。
最后这句话，“一旦出现臆测，必须立即停止”，非常重要。
可惜的是，我见到的古迹修复中，臆测太多，完全没有停止的意思。更可惜的是，这样的事情，往往是市长的主意。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我曾冒险去伊拉克考察巴比伦文化，在那里看到大量臆测性的“古迹”。当时立即就产生怀疑：他们对千年古迹尚且敢于如此作假，那么，自己宣称的军事力量恐怕也是不可信的吧？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
一个城市没有像样的古迹，一点儿也不丢人。如果这个城市的市民因此而喜欢外出旅游，把全世界的古迹当做自己的财富，那就是把弱项变成了强项。随之，局部文化变成了宏观文化，固守文化变成了历险文化，身外文化变成了人格文化。这，不是更好吗？深圳没有高山，但在世界各大高峰的登山者中，深圳市民领先全国其他城市，这便是一个范例。
不少市长着急地“重建”或“修复”古迹，是为了推动旅游。但是，我曾当面询问过几位市长，如果有机会私人度假，你们会带着父母妻儿，专为某几个古迹到哪个城市住几天吗？为了一间清代书屋？为了一处东晋墓葬？市长们都摇头。于是我便追问一句：既然市长自己也不会去，为什么会设想别人会来？
不错，世界上一些体量惊人的古迹会推动旅游，如万里长城、金字塔，但这是“重建”不出来的。目前世界上旅游最火爆的热点还是法国的地中海沿岸，我去过多次，没找到一处古迹。其实也有，被故意“忽略”了，好让各国并非历史专业和考古专业的普通旅游者能够尽心尽意地享受海风、碧波、白帆、美食。有人指责那里“没文化”吗？至今没有听到。
如果重要的文化遗迹正巧落到了哪位市长手上，又具备了修复的可能，那就要怀着虔诚之心隆重进行。我发觉在中国，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有大同的云冈石窟、西安的大明宫遗址、安阳的殷墟和成都的金沙遗址。
第三方面，大话地方特色。
大家都反对“百城一面”，当然就会企盼“地方特色”。
但遗憾的是，很多“地方特色”让人厌烦。因此，“百城一面”就更严重了。
市长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仔细研究就可发现，很多地方，是把贫困时期的生态弊病，当做了“地方特色”。
这一点，前些年最典型地体现在饮食文化上。例如，很多地方均自称“我们这儿的特色是味重”，其实就是投盐严重超量，其咸无比。这是贫困的遗留、前辈的苦难，过去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现在早已证明损害健康，根本不应该作为“地方特色”继续保持。这一点，近年有较大改变。但其中包含的道理，却没有过去。
例如，很多地方把村寨歌舞和老人手艺当做文化主干，推介过度。其实，外来旅游者的掌声，主要出自礼貌。如果半强制性地让他们接受几小时这类表演，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接受美学”告诉我们，一切美，在很大程度上由接受环境和接受方式决定。把那些在交通不便、时间停滞、信息全无的时代的审美方式，生硬地搬到今天，就会处处让人感到虚假和不耐烦。更何况，市长心里也知道，眼前很多“地方特色”，带有很大的游戏性质，不能过于认真。那两个被称为“千年传统活化石”的老人，并不是来自于唐代，而是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刚刚出生，一直过着与同龄人一模一样的生活，前两年才留的胡子；那个被称之为“国粹泰斗”的女士，在“文革”中还是一名活跃的“红卫兵”，后来才学了一点戏。传媒因无聊、无知而乱加头衔，市长最好不要跟着说。
至于“大话地方特色”中的“大话”两字，更要略加收敛。很多地方的自我宣传话语，已经大得没边了。例如，“中国第一风情镇”、“亚洲首选垂钓岸”、“千古论道第一山”、“北方最佳饺子城”、“全球大枣集散地”……
据说很多市长还在召集文人设计更麻辣的宣传词，其实用不着了，因为大词已经被用完。西安的朋友说，没有西安就没有中国最伟大的朝代，一听稍有迟疑；武汉的朋友说，没有武汉就没有中国近代，一听略略皱眉；安徽的朋友说，没有安徽就没有北京，也没有京剧，也没有五四运动，也没有执政党，这一听就没有表情了；湖南的朋友口气更大一点，说长江、黄河，其实都只是湘江余波；河南的朋友轻轻一笑，问：黄帝的籍贯在哪里？夏、商、周的首都在哪里？中国的祖源在哪里？小一点的城市也不甘示弱，例如浙江的绍兴谦虚地说，我们没做过首都，也没做过省会，但从大禹陵、王羲之，到陆游、秋瑾、鲁迅，历来很难出第二流的人物……这样的例子可以一直举下去。
在这种“大话”系统里，又有不少市长在忙着写市歌、编市训。但我不禁要问，市歌编成了，让谁唱？外地人自然不会唱，那本市人又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唱？到头来又有几个人会唱？市训如果也编成了，一般总是八个字或十六个字吧，到底会与其他城市有多少差别？为了显摆特殊，反而严重雷同，这是不是浪费得有点滑稽？
我想，堂堂市长，尽量不要去参与这种文字玩闹。鲁迅说过，为自己的地盘打造什么“十景”之类，是最无聊的文人们干的。实在没景了，也能凑出“荒路明月”、“小村老井”之类，听起来还很有诗意。我也无聊过，记得二十几年前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特别喜欢把学院简称为“上戏”，因为我们的对手中央戏剧学院的简称是“中戏”。一“上”一“中”，听着痛快。我还期待厦门也办一个戏剧学院，那就“上、中、下”系列齐全了。现在一想，当年怎么会如此孩子气？但说起来，二十几年前就是高校校长，我的官场资历一定高于今天的市长们，因此有资格劝说你们，不要在文字上玩得过分。
三
泼过了冷水，就该提一些正面建议了。
大家都会做的事情不必再提建议。例如，我相信各位市长对于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完善文化设施”、“举办文化活动”、“尊重文化人才”等方面都会做得很好。但是，还有两个环节有一定难度，容易缺漏，我要特别提醒。
这两个环节，一是公共审美，二是集体礼仪。下面分别说一说。
公共审美
城市文化的哲学本质，是一种密集空间里的心理共享。
城市的密集空间，在政治上促成了市民民主，在经济上促成了都市金融，而在文化上，则促成了公共审美。
欧洲的文化复兴，并没有出现什么思想家、哲学家，而只是几位公共艺术家，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人在城市的公共空间进行创作，造就了可以进行集体评判的广大市民，从而使城市走向文化自觉。
保护重大古迹，其实也在建立一种公共审美，使众多市民找到与古人“隔时共居”、与今人“同时共居”的时间造型和历史造型。由此，增加共同居住的理由和自尊。
公共审美的要求，使城市文化肩负了很多艰巨的具体任务。
这儿不妨作一个比较：在今天，我们可以不必理会那些自己不喜欢的各种作品，但对于建筑和街道来说就不一样了。那是一种强制性的公共审美，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眼睛怎么也躲不过。因此，它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审美课堂，天天都在上课。如果“课本”优秀，那么全城的市民也就获得了一种正面的审美共识；如果相反，“课本”拙劣，那么一代代市民也就接受了丑的熏陶，一起蒙污，造成文化上的沦落。欧洲有的城市曾经判定丑陋建筑的设计师应负法律责任，就是考虑到这种躲不开的祸害。
很多市长常常把哪个画家、哪个诗人得了奖当做城市文化的大事。其实，那些得奖的作品未必是公共审美，而建筑、街道却是。因此，在城市文化中孰轻孰重，不言而喻。尤其是建筑，一楼既立，百年不倒，它的设计等级，也就成了一个城市文化等级的代表，成了全城民众荣辱文野的标志。是功是罪，在此一举，拜托各位市长，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只要是公共审美，再小也不可轻视。例如我很看重街道间各种招牌上的书法，并把它看成是中国千年书法艺术在当代最普及的实现方式，比开办书法展、出版书法集更为重要。我在很多城市的街道上闲逛时曾一再疑问：这些城市的书法家协会，为什么不在公共书法这样的大事上多做一点呢？
除此之外，街道上的路灯、长椅、花坛、栏杆、垃圾桶等等，全都是公共审美的载体，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元素。想想吧，我们花费不少经费举办的演唱晚会一夜即过，而这些元素却年年月月都安静地存在，与市民共同构建着一种长久的相互适应。
这种相互适应一旦建立，市民们也就拥有了共同的审美基石。如果适应的是高等级，那么，对于低等级的街道就会产生不适应。这种适应和不适应，也就是城市美学的升级过程。
改革开放之后，大批中国旅游者曾经由衷赞叹过巴黎、罗马、佛罗伦萨、海德堡的建筑之美和街道之美，那就是在欣赏城市文化各项审美元素的高等级和谐。要做到“高等级和谐”很不容易，需要一些全方位的艺术家执掌。我们知道欧洲曾有不少大艺术家参与其事，其实中国唐代的长安、日本的京都也是如此。在当代中国，我的好友陈逸飞先生生前曾参与上海浦东世纪大道巨细靡遗的规划和设计，国内有几所美术学院的师生也做了类似的事情，那都为城市文化的建设做出了切实贡献。在这方面，市长应该“退居二线”，不要成为“首席设计师”。
作为一种公共审美，城市文化的主要方面应该是可视的。城市里各所大学、研究所里的学术成果，严格说来并不是城市文化，至多只能说是“城市里的文化”。
城市文化以密集而稳固的全民共享性作为基础，因此也必须遵守其他文化不必遵守的规矩。
公共审美必须遵守的一条重要规矩就是“免惊扰”。“惊扰”分两类，一类是内容上的惊扰，一类是形式上的惊扰。
何谓内容上的惊扰？由于是公共审美，审美者包括老人、小孩、病人，以及带有各种精神倾向的人。因此必须把暴力、色情、恐怖、恶心的图像删除。上海一个现代派艺术家曾把一具仿造的骷髅悬挂在窗下，直对街道，这就对很多市民造成惊扰。同样，巨蟒、软虫、蜥蜴的巨幅视频也不能出现在闹市。过于暴露的性爱镜头出现在公共场所，也会使很多领着孩子的家长、扶着老人的晚辈尴尬。
何谓形式上的惊扰？那就是艳色灼目、厉声刺耳、广告堵眼、标语破景。有人说，这一切是“现代自由”。其实，现代社会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享有惊扰他人自由的自由。这就像在一个安静的住宅社区，半夜里突然响起了意大利男高音，虽然唱得很美却违反了现代公共空间的规矩。
现在中国城市间最常见的艳色、彩灯、大字、广告和标语，市长们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只要多多游历就会懂得，这是低级社区的基本图像。就像一个男人穿着花格子西装、戴着未除商标的墨镜、又挂着粗亮的项链，很难让人尊敬。记得北京奥运会之前，按国际规则，一切与奥运无关的标语、广告都要清除。一清除，北京市民终于发现，自己的城市就像经过了沐浴梳洗，其实很美。因此奥运会过后，大家也不忍心再把那些东西挂上去了，除了少数偷偷摸摸的例外。
今天的天津中心城区，沿着海河竟然很难找到广告和标语，使我立即对它刮目相看。它因深谙公共审美的奥秘而快速走向高贵。
公共审美的“免惊扰”原则，必然会使一座城市在图像上删除繁冗，删除缤纷，删除怪异，走向简约，走向朴素，走向本真。到那时，你的市民又可以在白墙长巷里打伞听雨声了，又可以在深秋江堤边静坐数远帆了。你所选择的优秀建筑设计，也可以不受干扰、不被拥塞地呈现它们完整的线条了。
公共审美的最后标准，是融入自然。城市里如果有山有水，人们必须虔诚礼让，即所谓“显山露水”。这还不够，应该进一步让自然景物成为城市的主角和灵魂。不是让城市来装饰它们，而是让它们以野朴的本相契入城市精神。柏林的城中森林，伯尔尼不失土腥气的阿勒河，京都如海如潮的枫叶，都表现了人类对自然的谦恭。这样，前面所说的“免惊扰”原则，有了更重要的含义，那就是，既是不惊扰市民，也是不惊扰自然。现在全球都在努力的节能、减排，是对两种“免惊扰”的共同遵守。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一书纪录了我与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学生的一系列问答，其中我说：现在大家常常过于看重官场行政，其实千年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大于行政，文化大于经济，自然大于文化。我们不管什么职业，都是自然之子。
集体礼仪
城市文化的活体呈现，是市民身上的礼仪。
我曾不止一次阐释过荣格的那个观点：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重要的不是个体人格而是集体人格。荣格所说的集体人格带有“原型”的意思，是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关键课题。我们在这里借用他的这个概念，并把这个概念缩小，说明一个城市的文化，也就是这个城市的集体人格。
优化一个城市的集体人格，是城市文化建设的目标。这个目标一定会使市长们激动，但又不知从何下手。按照往常的习惯，政府会号召，会呼吁，会倡导，而一些“知识分子”则会天天写杂文讥讽、嘲笑集体人格中的毛病，扮演出“痛心疾首”的表情。
据我看，这些都没有用。
在集体人格上，谁也不会听从号召，谁也不会听从批判。
我们的祖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不信任“空对空”的说教，而是设计一套行为规范，以半强制的方式在社会上推行。这种行为规范，就叫礼仪。孔子一生最看重的事，就是寻找周朝的礼仪，并力图恢复。我们现在企盼的集体礼仪，应该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
正是礼仪，使文化变成行动，使无形变为有形，使精神可触可摸，使道德可依可循。教育，先教“做什么”，再说“为什么”。
人的一生，很多嘉言美行都是从仿效家长、老师的行为规范开始的，过了很久才慢慢领悟为何如此。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有领悟，但依着做了，就成了一个“不自觉的实践者”，也很好。
须知，孔子心中的“君子世界”，是一个礼仪世界，而未必是一个觉悟世界。或者说，礼仪在前，觉悟在后，已是君子。
根据上述理由，我希望各位市长，减少空洞的宣教，投入礼仪设计，试行推广步骤。
市长们也许会盼望国家规定统一礼仪，全国推行。这很难，中国太大，而礼仪又不是法律条文，没有全国推广的充分理由和实际效果。如果在一个城市里边，先找几所学校、几个部门、几家企业率先试点，并由此构成彼此间的借鉴和比赛，就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成果。
我想以一个常见的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大家常坐飞机，早就熟悉了空中服务的行为规范。其实，这里埋藏着一种极为深刻的“礼仪哲学”。
空中服务的行为规范普及于二十世纪中后期，而且各国基本一致。请大家想一想，那时，两次世界大战刚过，各国之间的恩怨如山，而各国本身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古典原则、传统方式都已放弃，人们如何在和平年代建立交往的可能？当然可以有各种政治谈判，但那无涉生活感性。正在这种处处壁垒的情况下，在一架架穿越国界的飞机上，大家看到了一种可以全球统一、没有任何障碍的文化礼仪。我甚至认为，正是这种高空中的礼仪，展示了二战之后各国沟通的行为起点，从而安抚了伤痕累累的苍生大地。
当然，空中礼仪只是礼仪。那些微笑和举止，并不是出于对你个体的了解和交情，而仅仅出自于规制化的重复。正是这种规制化的重复，功用超过外交宣言，超过深奥学理，成为现今社会少有的感性纽带，因此，我把它提高为“礼仪哲学”。
从空中想到地面。当年蔡元培先生执掌北京大学，邀请海内外诸多著名学者前来任教。对于其中几位年龄稍长的学者，每月月底他都会亲自上门“请安”，实际上是奉上薪酬。他坐的是马车，到了教授府宅之前，先由助手上前轻拍门环，待门打开，教授出迎，他已在门口躬身作揖。进了厅堂坐下，他总是立即褒扬教授新发表的论文，然后询问饮食起居。雅叙片刻，便起身离开。薪水，已由助手悄悄交给教授的家人，蔡校长口中绝不提及。
这一套礼仪，月月重复，不仅使那些教授深感校长对自己的尊重，而且也展示了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摇篮的北大仍在延续着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嘉行，使教师队伍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踏实感。
现在去欧洲，虽然也常遇偷盗，却更能见到不少具有善良礼仪的市民。有一次我们驾车在山道上问路，一位老者指路后我们感谢、前行。没想到，老者突然担心我们在前一个路口很容易走错，竟然攀越山坡台阶赶到我们前面，气喘吁吁地站在路口等待。这位白胡子老者一直没笑，却有一副很好听的嗓音。看着他，我突然对这片土地上数千年来曾经出现过的哲学家、艺术家产生整体亲近。我们在车窗口向他挥手，他在夕阳下的剪影立即让人想到了那些著名雕塑。他的行为礼仪，闪耀着一系列宏大的文化，从古代希腊、罗马，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
对此，我们常常会产生自愧。其实，该自愧的时间不必太长。很久以来，我们一直被称为“礼仪之邦”。这不是自夸，而是有事实根据。我在《中国文脉》一书中曾引述过一位比马可·波罗更早来中国的传教士鲁不鲁乞的一段话，说明在这位欧洲人眼中，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在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忠厚是随处可见的高贵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他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需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常见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
——《中国文脉·乱麻蕴藏》
这位外国人的记述使我们清楚了，“礼仪之邦”，并非虚言。
礼仪一走几百年，有没有可能回来？
我本来是悲观的。为此我要说得远一点。
礼仪的消失，初一看与兵荒马乱的时局有关，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在兵荒马乱之中，人们越来越企盼着和平秩序的重建，而和平秩序的重要因素就是礼仪。因此，战后，人们往往比战前更讲究礼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家破人亡的欧洲人走进了还没有来得及完全修复的音乐厅，用贝多芬、巴赫、莫扎特来修复心灵。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成了当代社会的礼仪载体。连我们熟悉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践踏了多少亚洲国家，自己也挨了两颗原子弹，从精神面貌和城市面貌都是一片废墟。但很快，他们在废墟上建立起了让别国民众吃惊的礼仪。
我们中国，战争刚刚结束时的礼仪，也超过了今天。
礼仪消失的主要原因，既然不是兵荒马乱，那是什么呢？是文化误导。
明清两代在极端皇权主义和文化恐怖主义下滋生的鹰犬心理、咬人谋术本来还不敢明目张胆地登上大雅之堂，等到现代从西方歪曲引入的批斗哲学、极端思维、实用主义等与本土邪恶一结合，一切优秀传统中的文化礼仪迅速荡然无存。在这个过程中，一批“知识分子”起到了关键的负面作用。他们嘲谑天下大道，宣扬宫廷权谋，颠覆文化等级，甚至直接提出“宁要真小人，不要伪君子”的小人逻辑，而且发表的大量文章用语刺激，遣词恶浊，对很多年轻读者产生了极大诱惑。这正证明了一个道理，文化的最大敌人，在文化内部。
我曾经受邀参加过几个“精神文明建设高端座谈会”。那些当代著名的知识分子、公众人物，不仅在会场上抽烟，到了电梯还不按灭，服务员前来劝阻还用“最智慧的语言”予以还击，使服务员脸红而走。在发言中，更是把自己看成是天下一切文明的裁判者，故意用狠话、粗话哗众取宠，甚至主张要在黄浦江树立孔子的百米雕像与美国的自由女神抗衡。有人又尖声反对，主张树立孙悟空……
看到一位长住中国的西方学者写的评论，说中国社会目前的种种乱象，是一批自称文化精英的人在传媒上恶劣示范的结果。
不管这个外国人说得对不对，我还是要建议市长们在讨论城市文化建设的时候，尽量不要多找那些看起来最有资格参加讨论的人。
突然由悲观而转向有限度的乐观，倒是因为北京奥运。据反复调查，这么一个重大的国际盛典，给外来客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居然不是开幕式，不是赛场比分，不是北京古迹，也不是运作效能，而是那群年轻的志愿者。这些从全国各高校报名来参加的年轻人，经过适度训练，学会了表达友善、乐于服务的一整套行为礼仪，又用自己的青春热情把这种行为礼仪滋润得熠熠生辉。各国远道而来的客人，从他们身上直接感触了中华文化。或者说，他们成了中华文化的简要读本。
设计一座城市的集体礼仪，可以多层次、多方位齐头并进，然后经过实践比较一一筛选。但是不管哪一种，都需要遵循一些共同规范，例如——
第一，礼仪，只是善良和大爱的表现形式。坚守这一点，能使全部礼仪动作充溢着真诚，这是任何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
第二，设计时应该尽量自然合度，简单易行，把握分寸。否则，集体礼仪就会成为一种脱离生活自然程序的僵化存在，很难被自觉地广泛采用。
第三，集体礼仪在现代需要符合国际规范，又要融入中华风格和东方风格。据我全方位的实地考察，目前在行为礼仪上值得我们借鉴的亚洲国家有日本、伊朗、韩国、以色列、新加坡；在两岸四地的排位中，台湾和澳门占据一、二名。
第四，集体礼仪的推行，应该以年轻人领头。年轻人的生命感、创造力不仅能使这些礼仪增加审美感染力，也能展现礼仪的现代性和延续性。不能让老气横秋的一套，替代当代城市的集体礼仪。我从大量婚礼和节庆典仪中看到，当代年轻人对于集体礼仪非常渴求。只不过，到处都缺少高明的设计。
这又是市长的事了。 余秋雨作品集：中国文化的珍贵飨宴，深刻影响三代华人的价值观(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