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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一 无产地主

　　一九四九年的政权更替，在家乡并没有发生战争。一天傍晚，有人远远地看到有几十名穿黄衣服的军人在快速行走，据两个过路的小贩说，这就是共产党的解放军。

　　第二天，来了一帮人，号称是“浙东农民接管司令部”的，敲着锣要村民到祠堂开会。大家去了以后，听一个首领站在凳子上宣布，要每一个三口以上的家庭，在十天之内缴一担谷子一匹布到吴山庙，供解放军用。十天不缴，就要加倍。再不缴，关起来。说完，这帮人又到别的乡去了。

　　其实，村里人已经认出来了，这帮人里有好几个是当地匪首陈金木的喽啰。果然，四天后，这批人被真的解放军抓了起来。

　　这让村民更害怕了，因为陈金木是一个让当地人一听就冒冷汗的名字，如果他来报复，一定是一场血腥恶战。

　　村民战战兢兢等了几天，没等来陈金木，倒是等来了一支“土地改革工作队”。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城里来的知识青年，与叔叔去安徽的情况差不多。

　　这些村子本来也有乡长、保长、甲长，但都不管事。土改工作队一来，召集大家开会，说要“耕者有其田”，平分土地。因此，先要按各家土地划分出阶级，再把地主的土地分给贫农。

　　村民听了几次，还是说不明白，工作队有点苦恼。突然有一个邻村的中年男人找来了，斯斯文文的，坐下后把邻近四乡一切有钱人的户头和财产说得清清楚楚。工作队大喜过望，记下了他的名字：余颐贤。

　　从第二天开始，工作队就发现他提供的情况很少有错，因此把他确定为这个地方第一个“土改积极分子”。余颐贤提醒工作队，吴石岭、上林湖周边三十七个村落，最富贵的是朱家，也就是我外公家。但是到第六天就有人说了真话：这个人是盗墓的，村子里的人叫他“夜仙”。了解各家境况，是他的专业功课。我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的墓多次被盗，相信都与他有关。

　　工作队一听大吃一惊，向村民们求证，村民都点头。但这时再找余颐贤，却不见了。他以一个文物商人的身份游走于杭州、绍兴、宁波之间，偶尔也回村，工作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他总是夜里回来的，名副其实成了个“夜仙”。

　　那天，两个工作队员来到外公家。领头的一个告诉外公，自己是队长。

　　两个工作队员并不怎么讲话，只是静静地看了整个宅院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

　　房子比邻村所有的地主都讲究，但问来问去，朱家却没有地。两个工作人员立即决定，评为“破产地主”。

　　几天后，外公敲开了工作队的门，说：“破产的说法不大好，听起来有点晦气。其实我一直没有地，那就改一个字吧，叫无产地主，听起来倒是名副其实。”

　　他不知道，共产党里有一个光荣的词汇叫无产阶级。

　　几个工作队员一听“无产地主”这个名词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只有队长低声喝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外公一听口气，就知道事情不妙，连忙说：“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边说边转身推门离开，步子很快，像逃一样。

　　外公挨了几次批斗，还被抄了家。但是他与本村村民没有土地关系，也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批斗的时候找不到话题，大家也就没有怎么为难他。

　　农会抄家，并没有从外公家抄走什么东西。除了一些细软外，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把红木象牙太师椅。

　　这是外公的父亲早年从鸣鹤场买来的。听说还是道台家的旧物，清朝灭亡后道台家败落，流到了市场。原来是一对，买来后不久另一把散架了。这把太师椅从外公家抄出来之后，所有的村民都觉得它又笨又重又不实用，没人要，搁到了农会。一年以后，外公看到，东村一个叫李龙的人背着这把椅子在走路。

　　外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游荡的雇农，其实是一个懒汉，绰号叫“滥料”。这样的人当时在周边几个村很多，平时有一顿没一顿的，等到时势有变就都冲在头里，像个革命者，但时势一太平他们又赖巴巴地不知道到哪里去吃饭了。

　　李龙从农会里要下这把红木象牙太师椅，是等着卖个好价钱。因此哪儿有集市就把它搬到哪里，一天天风雨无阻，一次次汗流浃背。

　　一天，外公来我家，祖母在闲聊中顺便提起：“听志敬说，你家有一把很讲究的红木象牙太师椅？”

　　外公说：“有。但现在不是我的了。”

　　“到哪里去了？”祖母问。

　　“李同志保管着。”外公说。

　　祖母问：“这个李同志是谁？为什么要他保管？”

　　外公说：“就是东村的李龙。”

　　祖母听了一愣，然后就放声大笑：“滥料啊，我的最没有出息的表侄儿！我想天下只有你一个人会叫他李同志，他是哪世修的？”

　　这件事，祖母每次想起总要笑出声来。她觉得可笑的不是李龙，而是外公。

　　“真是虎落平阳啊，”祖母说，“几年前，他摆酒席，恨不得把半个上海都请来。现在倒好，一把椅子都是‘李同志保管着’！”

　　二 妈妈下楼了

　　妈妈历来不问政治，对一九四九年的政权变更，没有什么感觉。后来，见到那么老实的外公、外婆变成了需要抄家的“破产地主”，而神气活现的竟然是李龙这样的人，她心里有点窝火。

　　土改工作队走后，来了几个复员军人担任村干部，村长是一个跛脚的残疾军人。妈妈对军人有成见，因此心里还是灰蒙蒙的。除了做一些家务之外，她成天躲在楼上，哼一些上海流行的歌曲，看着我，等我一点点长大。

　　有一天，村里一片热闹，很多人奔走相告，说几个村的干部联手，配合解放军，领着民兵，把匪首陈金木抓住了。

　　那天，妈妈不再哼歌，下楼了。她陪着祖母坐在家门口，与邻居谈这件事。看到跛脚村长在远处走过，妈妈和祖母还破天荒地招呼他来喝茶。

　　妈妈端着一杯绿茶送到村长手上，说：“为民除了害，你们辛苦了！”

　　村长接过茶杯坐下了，他抬头一看，觉得对于眼前两位有知识的上海女人，应该谈一点大计划。他说：“这次在清除土匪时发现，多数喽啰都是村子里的懒汉。”

　　“那准备怎么办？”妈妈问。

　　“政府已做出决定，清除土匪之后，就要大规模地教育懒汉。让他们正常劳动，开荒地，种点蔬菜瓜果，自食其力。”

　　这件事几个月后就初见成效。连李龙，也约了另外两个懒汉到河滩地里种茭白，然后卖给小贩，有了稳定收入。妈妈看到，随着懒汉数字的一点点缩小，整个乡村的气氛变了。照她写给爸爸信里的话来说：“依然穷困，却不再无望。”

　　在清除土匪、教育懒汉之外，妈妈看到了第三件事，更高兴了。原来，当地农家婆婆，传代性地存在着虐待儿媳妇的恶习，而且家家仿效，互相比狠。被虐待的儿媳妇，都憋着一股恶气，一憋二十年，只等着儿子快点长大成婚，她们可以在自己的儿媳妇身上报复。半年前，几个从城里来的女学生，在每个村子里发动成立了妇女会，一些最凶悍的“恶婆婆”被揭露，年轻媳妇在家里被打、被烫、被捆绑、被饿饭的事情也公布了。

　　那天妈妈向跛脚村长提了一个建议：把那些刚刚有了笑脸的年轻媳妇们组织起一个剧团，演戏。

　　村长立即同意，说：“好！只要不关在家里，在外面多聚聚，虐待的事也就不会有了。但是，谁会教她们演戏呢？你吗？”

　　妈妈说：“我不会教。但我知道有一个现成的人，村北的笃公。”

　　“笃公？那个特别贫困的孤老头？”村长很惊讶。他是复员军人，对村里的隐秘还不摸底。

　　妈妈直到晚年还记得很清楚，她发现笃公的秘密，是在刚嫁过来不久的一个晚上。

　　吾家老屋楼梯。妈妈由此下楼，我也从这里一步步走向大地。

　　那天晚上，她在蒙眬的睡梦中被一种声音惊醒。是一个女人在唱戏，幽幽的，让人毛骨悚然。妈妈连忙划了火柴点灯，几次点不亮，像是被风吹了。后来发现不是风，是自己慌张的喘气。

　　第二天问祖母，祖母居然没有听见。正好李龙过来，祖母向他打听，李龙说：“那是隔壁楼上的一个女疯子在唱，唱给北村的笃公听。”

　　女疯子？笃公？祖母和妈妈都好奇极了，细加盘问。李龙说不明白的，再问别人，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大概。

　　原来，笃公和那个女子是邻县一个流浪戏班的男女台柱，两人早已日久生情，形同夫妻。一天，笃公的父亲派人带来口信，说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命他快速回家完婚，对方是出生时就由双方父母订过婚约的族亲。笃公一听就回家了，去看望病重的父亲，再看看有没有可能解除那份婚约。但是，他的立即回家，让这位女子误解了。她解散了戏班子，自己削发为尼，进了余家村东边的尼姑庵。但那时尼姑庵中只有她一人，难以为生，又只好嫁给了住在我家隔壁的一位老木匠，不久就疯了。等到笃公在家乡为老父送了终，又解除了婚约，已是半年之后，回来已经找不到戏班子和这位女子。他苦苦打听了一年，才找到余家村，但那时，老木匠已死，那个疯女人把自己锁在楼上从不出门。笃公去敲过门，喊过话，都没有回应。只有在晚上，能听到她的哼唱。笃公也就在余家村找了一个屋子，住下了。

　　妈妈已经偷偷地去看过笃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身板还算硬朗。

　　跛脚村长是带着好几个年轻媳妇去动员笃公出山教戏的。笃公的屋里没有能坐的地方，大家都站着说话。笃公一口拒绝，说自己再也不会碰演戏的事。村长说，如果他愿意教戏，村里会有一些粮食津贴。笃公听了，看村长一眼，就走到苜蓿地里溜达去了。第二天他告诉村长，同意教戏。

　　村剧团一成立，我家里热闹了，像是筑了一个喜鹊窝。年轻媳妇们管妈妈叫“阿秀姐姐”，而“姐姐”这个称呼在我家乡的发音，活像喜鹊的叫声。这些喜鹊嫌笃公家太脏，就把他拉到我家来教戏。

　　笃公每次走进我们家的这幢楼，都会不由自主地瞟一眼隔壁的楼窗。教戏时，他领唱的声音很轻，结果，村剧团的演出全都变成了一种幽幽的闷声腔。

　　每天学完戏，总有几只喜鹊留在我家，缠着妈妈为她们写信。她们的丈夫，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打工。

　　写信出去就有回信，妈妈又要为她们读信。几个月下来，妈妈觉得自己不能老在人家夫妻间“传话”，应该教她们识字。她想在村里办一个识字班，就与祖母商量。

　　祖母说：“这当然好。但这样的班一开，别的村也会来，你忙不过来，还要找一个帮手。”

　　妈妈想起朱家村有一个从外面嫁过来的新媳妇叫王逸琴，好像有些文化，就抱着我去动员。王逸琴一听很犹豫，后来被妈妈说服了。

　　识字班开张的前几天，来打听的人很多。这使妈妈犯难了：原打算在我家门口的堂前开张，地方够不够大？又从哪里去找那么多椅子、凳子？

　　她把那群喜鹊找来，要她们这几天暂停学戏，全力到各家去借椅子、凳子，大大小小都可以。

　　但是，借来借去总不够。一位老太太说，据她所知，我家隔壁楼上疯子的房间里还存有不少长凳。那是当年老木匠为了婚宴上的需要，自己打造的。

　　疯子肯借吗？几十年来这个疯子就靠着老木匠生前留下的积蓄在过最节俭的日子，只让一个哑巴女人每过几天去帮着做点事。前两年土改工作组去敲门，妇女会去敲门，在门外说了好半天，她都没有开门。

　　喜鹊们轻轻走上了那架陈旧的楼梯，每一步都像要倒塌。到了门口，也不敲门，只派一只喜鹊柔声细气地叫“婶婶”，然后把村里要办识字班的事仔仔细细说了一遍，最后才提出借凳子的要求。

　　讲完，大家都不吱声。一只喜鹊突然用手指点了点门，果然，有一种极轻微的声音从里边传出，但很快就消失了。这只喜鹊用手推了推门，居然开了。

　　喜鹊们蹑手蹑脚地进房，想对这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长辈敬个礼，却不见人影。一顶灰蓝色的帐子在大木床上垂落，主人应该就在帐子里边。

　　一眼就看到叠在那边墙壁前的不少长凳。喜鹊们想，既然开门就表示同意，可以搬这些长凳了。但是，刚想走过去，却发现脚下满地都是浅黄色的奇怪物体。蹲下去一看，全是用麦秆编成的各种小动物，密密层层地铺了一屋子，数量应该上千。

　　喜鹊们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小动物略略挪移，让出一条路，好搬凳子。

　　妈妈听了喜鹊们的描述，愣住了：“满地都是黄灿灿的麦秆小动物，还有一顶蓝色的大帐子？”

　　妈妈是懂艺术的。

　　识字班终于开张了。

　　所有的椅子、凳子很快就坐满了人，大批男女老少都站在后面看。许多纳鞋底的、抱小孩的妇女也挤在中间，高高低低都是人头，一片嗡嗡喤喤。

　　妈妈一看就知道这课没法上，得换地方。但是今天算是开学，应该勉力支撑一下。她教了几个最简单的字，领着大家齐声读了几遍，然后退下，让给王逸琴教阿拉伯数字。

　　王逸琴比妈妈更忍受不了这种混乱局面，不断停顿。她一停，下面的嘈杂声也停，于是她又讲。但她一讲，嘈杂声又响起来了。

　　突然，全场出现了一片肃静。王逸琴惊奇地仰头一看，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朝着一个方向。顺着这些目光找去，王逸琴浑身一哆嗦。

　　王逸琴见到，柱子边站着一个白衣女子。脸比衣服还白，白得如同古瓷。

　　这个女人没有表情，朝着王逸琴，却没有看王逸琴。

　　全场仍然一片肃静。王逸琴想讲下去，嗓子却像是被什么堵住了。这时，有一个黑影滑出了人群，那就是李龙。

　　李龙想让这个突然下楼的白衣女人与笃公见个面，最好说上几句。他跑到村北，骗笃公说，我妈妈想请他到识字班听听课，提点意见。

　　“阿秀太客气了。”笃公说。他觉得办识字班是村里的大事，就跟着李龙来了。

　　“这么多人啊！”笃公凭着年龄高声一叹。但就在这时，他的眼睛如遭雷击。而雷击他的那道白光，也猛然一抖，立即飘然而逝。

　　妈妈与跛脚村长商量后，决定把识字班办到祠堂里去。祠堂很大，离村庄有点距离，平日没有人去，办识字班正合适。

　　那天妈妈从祠堂回到家里，在后门窗台上看到了五个麦秆编织的小动物。

　　妈妈拿起来一一看过，又想了想，知道白衣女人今天又悄悄下过楼了。

　　祖母说：“痴子明大理，这是她给你的奖赏。”

　　妈妈说：“这可要收好，都是细细女人心。”

　　识字班最麻烦的事情是缺少课本。妈妈每天把要教的字写在黑板上，再发一些纸给学员，要他们照着黑板抄下来。但是，不识字的人怎么可能抄得下字呢，每张纸上都是一片涂鸦。妈妈曾经想过由自己来制作课本，但乡下连蜡纸油印的设备也找不到。正犯愁，一天早晨，就在白衣女人赠送五个麦秆小动物的后门窗台上，出现了一捆书。妈妈打开一看，是几十本宁波出版的识字课本，上面还夹着一张纸条，写着四个字：“余颐贤赠”。

　　这些书对妈妈来说太重要了，但赠送者居然是“夜仙”，那个很可能挖过朱家祖坟的盗墓者，这使妈妈有点为难。她翻了一下崭新的课本，抬起头来看了看窗外的山岭，心想：“我的祖父，会同意我接受这个人的赠送吗？”

　　问祖母，祖母说：“这书不是送给你的，是送给大家的，你还不能不要。我笑这个人怎么做好事坏事，都偷偷摸摸。”

　　有了课本，识字班一下子就走上了正路。

　　到了上课的时候，妈妈和王逸琴都换上了结婚时穿过的旗袍，一个瓦青，一个藕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穿过黄灿灿的菜花地，向祠堂走去。这两个清瘦的年轻女子见面后轻轻地说笑几句，便进了祠堂。这些日子，她们觉得，周围这些村庄都进了课本，任她们指点、讲述了。

　　三 夜晚

　　妈妈教识字班，总把我带在身边。在我四岁那年，东边的尼姑庵里办起了一所正式的小学，老师来挨家挨户动员，妈妈笑着问：“还在地上爬的要不要？”

　　老师说：“要。”说着就把名字登记了。

　　这就开始了我漫长的学历。

　　我去上学的前一天晚上，妈妈在灯前坐了很久。

　　桌上放着一只新缝的小书包，一顶新编的小草帽，这都是邻居送的。在书包和草帽边上，放着一方磨好了墨的砚台，砚台上搁着一支毛笔。一页已经开了头的信笺，摊在桌边。

　　妈妈本想把我上学的消息告诉爸爸，但一落笔，却觉得分量很重。

　　这个学校与上海的学校完全不同，不但校舍是破旧的尼姑庵，而且听说几个教师也只有小学水准。妈妈惊恐地想，当年结婚时决定在乡下安家，余、朱两家居然谁也没有考虑到这最冒险的一步。

　　妈妈握着毛笔在砚台上舔了几次墨，还不知如何下笔。最后，她像是横下了心，抓过那顶小草帽，在帽檐上写下四个大字：“秋雨上学”。

　　第二天早晨我戴着草帽去上学的时候，妈妈本想搀着我去，因为我毕竟只有四岁，而去学校的路并不近，要穿过村舍、农田和两条河。但是，祖母拉了拉妈妈的衣襟说：“不，让他自己走去。”

　　每天晚上，妈妈还是在给乡亲们读信、写信。后来村里成立了“生产合作社”，又要记劳动工分、算账了。

　　因此，我家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每条长凳上都挤坐着三四个人，前前后后又站满了。灯火像一粒拉长了的黄豆，在桌上一抖一抖。全屋的人都围着灯前一个二十出头的短发女子，而这些人自己却都成了黑影。黑影显得十分高大，似乎塞满了四边墙壁，有几个头影还映到天花板上去了。

　　在这些夜晚，我总是趁妈妈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忙碌，溜到旷野里去玩。很快，我成了小伙伴中胆子最大的人。证据是，夜间去钻吴山的小山洞，去闯庙边的乱坟岗，去爬湖边的吴石岭，都是我带的头。

　　白天上学，也很好玩。教我们的何杏菊老师刚从外地的小学毕业，短头发，雪白的牙齿，一脸的笑，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阳光女孩。她教我们识字、造句，全在做游戏。她每天都讲好听的故事，我们听不够，她说你们再学一点字，就能自己看书了，书上的故事更多。很快我们真能看书了，我的第一本，是《安徒生童话》。但学校的图书馆一共只有几十本书，是天下最小的图书馆，怎么够同学们借呢？何老师定下规矩，写两页小楷，才能借一本书。我为了多抢几本书看，天天憋着劲儿写毛笔字。

　　几年后，我已“粗通文墨”。

　　有一天，妈妈与我商量，弟弟出生后，她家务太多，忙不过来，我能不能帮着她为村民写信、记工分。她知道这些事情会剥夺我玩乐的时间，因此想出了一个补偿方式。她说：“你所有的暑假作业、寒假作业，都由我来代你做。”

　　我的小学原是一个尼姑庵。当时已很破旧，但在我童年的目光中是一个美丽无比的乐园。几年前回乡，这些老房子已经不见了。

　　我的小学没有每天布置的家庭作业，只有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妈妈的提议可以让我免除一切作业了，这样的暑假和寒假会多开心！我当场就答应了。

　　“但是，每天晚上写信、记工分也够烦的。”我说。

　　妈妈捋了一下我的头，说：“你听到过老人讲的四句话吗？手巧裁衣，身巧爬梯，识水下河，识字拿笔。”

　　从此，夜夜与油灯、黑影、劣质烟气混在一起的，是一个七岁的小男孩了。

　　比较起来，写信、读信比较方便，难的是每天记工分。因为记工分的时候，必须写明劳动项目，有一些字我写不出来。

　　最早是“挖渠道”的那个“渠”字，后来是“建防疫站”的那个“疫”字，我都写不出来，问了妈妈。妈妈说：“这不怪你。这些字，都第一次到这里，被你碰上了。”第三次，要记下一种新到的农具，叫“双轮双铧犁”，那个“铧”字连我妈妈都不会写，后来看了产品说明书才知道。

　　那些年，过几个月总有新名堂出来。村里的农民老是拥来拥去看热闹，还觉得跟不上。他们祖祖辈辈过着差不多的日子，来个小货郎都是全村的大事，现在真正的大事一下子来了那么多，连那些茅屋、老桥都像喝了酒似的兴奋着。

　　每个新名堂要出来，大多先由李龙在桥头石墩上瞎嚷嚷。这次李龙又在嚷：“要放电影了！”

　　“什么叫电影？”坐在他身边的农民问。

　　“我问过了。是人做戏，那些人比我们真人还大，只能趁着天黑出来，白天不出来。做完戏，就飞走了。”李龙说。

　　“这算是鬼，还是魂？”大家问。

　　“大概是魂。”李龙说。

　　大家说他又吹牛了。李龙远远看到跛脚村长在田埂里走，就拉着身边几个人一起飞奔过去求证。村长说：“真有电影，后天晚上在乡里放映，可以通知村民去看。我在乡里看到布告了，放的是黄梅戏《天仙配》。”

　　李龙带着一帮年轻的村民到乡里去看了这场电影。临出发时他突然转身把笃公也拉上了，边走边说：“我们都是外行，请你这个内行帮我们讲讲。”

　　看完电影回来的路上，李龙和其他年轻的村民兴奋地说个没完。一声不吭的，是笃公。不管李龙怎么问，他都好像没有听见，只顾眼睛直直地看着夜路，往前走。

　　第二天，笃公找到跛脚村长，要求我们村放映一场。

　　村长说：“我哪里做得了主？这至少也要由乡长发话。”

　　笃公立即转身朝着乡政府走去。

　　老人这么性急，村长觉得奇怪。

　　笃公当面向乡长叙述的理由是，村里成立了一个剧团，应该让剧团的演员看看这部电影。

　　“你们真有这么一个剧团？我原来以为你们村长夸大其词呢。”乡长说。

　　“剧团的戏是我教的，要不要我唱几句给乡长听听？”

　　乡长立即阻止，说：“别了，我答应您，去与电影队交涉，一定到你们村里去放映一场。”

　　当时在农村放电影是一件麻烦事。首先要运过来一台小小的柴油发电机，嗒嗒嗒嗒地响着，试试停停，停停试试。然后就是悬挂银幕，电影放映队问村长挂在哪里，村长说要问笃公。笃公义不容辞，指挥他们在我家堂前门口的场地里悬挂，一边系结在槐树上，另一边系结在屋檐间。笃公东看西看还是不放心，与我妈妈商量，能不能让他上我家的二楼，从楼窗上看看银幕悬挂的情况。

　　妈妈当然同意，笃公在我家楼窗口，指挥着银幕的悬挂。

　　那夜的电影，对我们村，是一种巫术般的降服。这里的农民好像全都中了邪，满脑子全是那些黑夜白布上会动会唱的大头人影。七仙女、天仙配、董永、黄梅戏，这些都成了全村的口头语，从老太太到小孩子都随口说。

　　那天晚上放映电影的时候，月亮起了很大的干扰作用。当月亮钻进云层时，银幕的图像就清晰；当月亮出来的时候，银幕就模糊。农民都是第一次看电影，以为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属于正常，但祖母和妈妈都在上海看过电影，知道毛病所在，便经常抬头看月亮。

　　突然，祖母捅了妈妈一下。妈妈转头看祖母，再顺着祖母的目光看去，发现月光下，我家隔壁的楼窗已经打开，一个白色的人影隐隐约约。

　　妈妈立即领悟，笃公为什么要争取电影到村里放映，为什么到我家楼上查看银幕。

　　妈妈和祖母天天晚上都在竖耳谛听。她们估计，这些天隔壁的夜半歌声会改成黄梅戏《天仙配》。但一直没等到，不仅《天仙配》没有，连以前经常唱的越剧《碧玉簪》也没有了。

　　终于，半个月后，当几只乌鸦奇奇怪怪地叫过一阵之后，一种轻轻的唱曲声在黑暗中响起。这声音比以前温柔得多，唱的就是那天晚上看电影时钻到每个人耳朵里的那一段：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绿水青山带笑颜。

　　随手摘下花一朵，

　　我与娘子戴发间。

　　从此不再受那奴役苦，

　　夫妻双双把家还。

　　第二天吃早饭时，祖母笑着对我说：“你天天给人家写信，顺便也给安徽的叔叔写一封吧。问问他，黄梅戏在安徽是不是人人会唱？他下次回家乡来，能不能教教村剧团？”

　　我当天晚上就写了。这是我第一次给叔叔写信，不久就收到回信，叔叔说，那个演七仙女的演员叫严凤英，由于这部电影，在全国出名了。他说他自己没学会唱黄梅戏，能唱几句的还是越剧。

　　祖母听我读完叔叔来信，笑着说：“不会唱黄梅戏也应该多回来看看。我们住在乡下没什么不好，就是太冷清。”

　　一场电影使祖母又想念起了上海。她从不在村子里串门，对邻里间的事情毫无兴趣。不管在卧房还是在厨房，她总是长时间地看着北窗外那条新修的公路。

　　外公每隔几天会来一次，祖母一见就问：“有没有外面来的消息？”

　　外公说：“我也是想来问消息的，志敬来信没说起？”

　　两位见过大世面的上海人，实在是感到寂寞了。

　　四 姨妈和表哥

　　上海终于有消息了。

　　那天，外公向祖母和妈妈宣布：上海的姨妈要带着儿子到乡下来探亲！

　　这个消息让外公、外婆、祖母、妈妈都紧张了，大家不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位遭遇了不幸的亲人。

　　姨妈的不幸，大家毫无思想准备。

　　姨妈嫁入豪门后，自从生下了宝贝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王益生，在王家的地位大有提高。她应酬很多，非常繁忙。只有偶尔坐着雪亮的法国汽车驶过安定盘路朱家的老房子时，才会突然梦醒似的想起已经到了乡下的父母和妹妹。这时，她会快速从手提包里拿出手帕擦一擦眼角的泪花，再打开小镜子补妆。

　　一九四九年新政权建立后王家的境遇不错，但姨妈也看到，窗外的上海却是麻烦成堆。打了八年抗日战争，加上三年国共内战，中国的元气大为损伤，这在上海看得最清楚。在内战中失败的国民党政权从上海撤往台湾时带走了当时全中国的绝大多数黄金，还派飞机到上海来轰炸，炸了自来水厂和发电厂。这还不算，更严重的是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彻底封锁中国，这对上海这么一座原来的国际商贸大都市而言，等于是抽筋断脉。表现在外面的图像是，工人大量失业，物资严重匮乏，处处需要抢救。

　　掌权不久的共产党领导人很快就看出来了，物资匮乏的问题与一批大老板的“囤积居奇”有关，应该采取行动。

　　王家的家长，也就是姨夫的父亲，进入了首先要采取行动的名单。

　　他一点儿也不想为难新政权，只是出于商人的本能，决定锁住仓库里的油料和纺织品，等个更好的价钱。他很清楚，上海的多数同行都会这么做。

　　他没想到，这次与他博弈的，并不是他的上海同行。

　　他以“囤积居奇，破坏经济秩序”的罪名被起诉，结果判刑入狱，还被没收了绝大部分财产。

　　那天审判，不在法院，临时设在大众剧场。报纸已经连续预告了几天，因此前来旁听的市民人山人海。姨妈握着丈夫的手木然坐着，感到丈夫的手冰冷，还一直在颤抖。

　　法官上场，被告也被押出来了。但就在这时，姨妈突然发现丈夫的手不颤抖了。扭头一看，已经昏厥。她侧身一把抱住丈夫，并向法警请求，送去了医院。

　　一年后，姨妈失去了丈夫。

　　这就不难想象，姨妈即将到乡下来的消息，会在余、朱两家引起什么样的不安。

　　祖母天天在北窗口张望的那条新修公路，偶尔会开来一辆烧木柴的长途汽车。离我家最近的汽车站，是一个稻草和竹竿搭成的棚。

　　这天我妈妈陪着外公很早就在汽车站等了。直到太阳偏西，那辆长途汽车才到。

　　姨妈搀着她的儿子王益生下了车，已经累得走不动路。但是，对妈妈、外公来说，眼前这个女人，原来最熟悉的姐姐和女儿，仿佛来自如烟如雾的香色世界，已经有点陌生。

　　那天我也跟着妈妈去了，第一次见到了我的表哥王益生。他比我大一岁，穿一身白色的西式童装，脸面也很白，头发整齐，很像我想象中的外国人。我呢，乱乱的头发，土布的衣服，口袋里还鼓鼓囊囊地塞着不少刚从路边捡来的小鹅卵石。姨妈蹲下身来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说：“细细看，眼睛、鼻子、嘴巴，还是个上海孩子。”

　　妈妈说：“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孩子。”

　　姨妈住在外公家。外婆事先已经请同村一个本家妇女把房间打扫了，把被褥拆洗了，把能够想得到的一切都整理好了。外婆也是从上海回来才几年，因此很清楚，最大的困难一定是厕所和洗澡。这一点妈妈也想到了，赶到朱家村与外婆一起商量了好半天，终于安排停当。

　　姨妈很满意。当天实在太累，洗洗就睡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她把表哥益生托交给外婆，说自己要去余家，拜见我的祖母。

　　这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不上学。

　　看到姨妈和妈妈相抱而哭，看到姨妈和祖母关门长谈，我想，应该到外公家去陪表哥益生玩玩。

　　到了朱家村，我对外婆说：“外婆，我今天不找你，找他。”说着用手指了指益生哥。

　　益生哥奇怪地问：“找我？什么事？”

　　我说：“玩。”

　　“玩什么？到哪里去玩？”他笑着问我。

　　我说：“带你到山上玩。”

　　“到山上玩？”益生哥有点惊慌，转眼看着外婆。

　　外婆立即关照我说：“益生没爬过山，你走得慢一点。也不要太远，到吴石岭就可以了，不要到大庙岭。”

　　益生哥一路上东问西问，什么都好奇，我就像主人一样一一回答着。终于见到了大山，益生哥停住步子，仰头看了又看，眼中有点害怕，却不讲话。我带着他走过杨家岙的东麓，往南走，往西一拐，就进了山岙。这时，他更是慌张了，但慌张得满眼光彩。

　　我拉益生哥在一块岩石上坐下，休息一会儿。

　　益生哥坐下后抬头看到了上林湖，立即惊恐地左顾右盼，然后“嗬”了一声。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这地方，我梦里到过。”

　　“那梦有点怕人。”他说，“也是这样一个山岙，那边也有一角湖，先听到哗哗的水声，有一匹石马从湖水里冒出来了，上面站着一个石头将军，很奇怪，不是骑着，而是站着。石马一出水面，不动，突然一抖，那个石头将军就掉到湖里去了。石头将军一掉下来，石马就变成了活马，朝我飞奔过来。那马到我眼前停住了，用一种奇怪的声音问我：‘这是你的家吗？’我没有回答，它转眼就不见了。”

　　益生哥讲得我毛骨悚然。一阵风吹过来，我们俩都用手抱住了肩。

　　“回家吧！”我领着益生哥赶紧下山。

　　姨妈与祖母谈完话出来，抬头看了看偏西的太阳，就对妈妈说：“时间还早，你陪我到秋雨的学校去看看吧。”

　　看学校？妈妈看着姨妈的脸，突然明白了姐姐这次到乡下来的意图。难道，她也可能带着儿子回乡来住？

　　姨妈看到我小学的陋屋歪墙时大吃一惊。她回头盯着妈妈的眼睛问了两次：“怎么，这就是小学？”

　　妈妈不知该不该把姨妈领进校门。幸好，校门里正好走出一个跳跳蹦蹦的女孩子，大声地与妈妈打招呼。

　　妈妈告诉姨妈，这就是我的班主任小何老师。

　　姨妈细细地打量着小何老师，问：“这么年轻就做了老师，中学刚毕业吧？”

　　小何老师笑了：“我的小学文凭才刚刚拿到。”

　　姨妈紧张地看了妈妈一眼。

　　她已经没有多大兴趣看小学了，妈妈领着她回外公家。路上，姨妈对妈妈说：“看来，你只能在秋雨做家庭作业时多加辅导了。”

　　“没有家庭作业。”妈妈说，“农民家节省，晚上舍不得点灯，老师也就不布置了。”

　　“那秋雨晚上做什么？”姨妈问。

　　“他可忙呢，”妈妈笑着说，“帮全村农民写信、读信、记工分，还要挤出时间到野地里玩。”

　　“你真想得开。”姨妈说。

　　姨妈在乡下只住了三天，就带着益生哥回了上海。

　　刚送走姨妈，妈妈就拿过我的书包，取出几个课本急急地翻了一遍，然后看着我发呆。

　　吃晚饭的时候妈妈也不避我，对祖母说：“我知道在乡下上学没法和上海比，却没想到姐姐看到小学房子和小何老师的时候，那么害怕。被她这么一弄，我也有点害怕了。”

　　祖母说：“我老头走之前，提起小孩读书的事。后来抗日战争这么多年，我看来看去，大奸大恶都是读书人。到底，还是做人要紧。”

　　妈妈说：“要不，夜里不叫他写信、记工分了？”

　　祖母说：“这么小年纪天天帮别人做事，是在修菩萨道。顶多，以后不考中学了，在村里做会计，也可以去教小学。”

　　我连忙抢着说：“我决定了，长大了放电影。”

　　“放电影？”妈妈笑着问。

　　“对，一辈子放黄梅戏电影，天天可以看了。”我说。

　　爸爸、妈妈结婚十年纪念照（一九五五年）。他们都很平凡，但因刚毅和娴淑，组成了一种堂堂正气。

　　五 上海的事

　　我读书早，九岁就小学毕业了。

　　我没有留在村里做会计，也没有去学放电影。爸爸决定，还是要考中学，而且是考上海的中学。顺便，履行他婚前的承诺，把全家搬回上海。

　　从农村搬一个家到上海定居，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爸爸忙得焦头烂额。但他觉得其中最烦难的，是我考中学的问题。

　　姨妈的态度最明确。她对爸爸说：“乡下那个小学我去看过了。秋雨到了上海应该先补习一年，明年与益生一起考中学。我会仔细打听，找一所容易考的学校试试看。”

　　益生哥虽然比我大，却是按照上海规定的年龄上学的，因此反而比我低一届。

　　爸爸不太赞成让我先补习一年的做法，但又没有把握，因此急忙写信给安徽的叔叔，要他到上海来与我谈谈，做一个判断。如果今年有希望考，那就要他对我做一些临时的辅导。

　　叔叔很快就来了。他穿得非常整齐，一见面，双眉微蹙，嘴却笑着，说：“现在辅导已经来不及了，还不如陪你熟悉熟悉上海。”

　　他本来想带着我去看外滩，但不知怎么脚一拐，走进了他每次来上海时必去的福州路旧书店。

　　我第一次看到天下竟有那么多书，一排排地垒成了高墙。

　　叔叔几乎本能地朝《红楼梦》研究的书架走去，但只瞭了一眼就说“我都有了”，便离开，到隔壁柜台，问公元八世纪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字帖。他弓下身来在我耳边轻轻说，在所有中国古代文人中，他对这位书法家的品格最敬重。

　　一位上了年岁的营业员打量了一下叔叔，说：“我们最近收到了他的一部帖子，珂罗版影印的，可能有点贵，是叶家的藏品。”

　　叶家？那么大的城市，那么多姓叶的，是哪一家？营业员快速而模糊地把一家姓氏当作通用常识随口吐出，可见这座城市是有一些惊人家族的，能把千家万户都罩住了。

　　叔叔是在上海长大的，但此时此地也没有勇气去追问是哪个叶家。这就是上海。

　　叔叔出高价买下了那个帖子，颜真卿的《祭侄帖》。然后，他又带着我在一排排书架间转悠。他不断地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本书，放在我手上，给我介绍几句。我匆匆翻一下书，傻傻地问几句，又把书交还给他，他随手放回书架。开始时我问得有点害羞，后来胆子大了一点，问了不少。叔叔对每个问题的回答，总是又短又快。

　　这天回家后叔叔对爸爸说：“他用不着补习了，今年就报考，找一个好一点的中学。”

　　全家搬回上海后，祖母把陈妈、吴阿姨、海姐这些老姐妹都叫来了，说的全是老话，一会儿擦泪一会儿笑。

　　海姐告诉祖母，姨妈为了一门心思把益生哥培养成人，不考虑再嫁。但她已经没有稳定收入，只得瞒着亲戚朋友，通过失业者服务公司的介绍，悄悄地做起了一家菜场的营业员。而且她自己要求，专做拂晓时分的早市。那是菜场最辛苦的时段，但对她来说，却可以躲开以前熟悉的一切目光。那些目光看到的她，还是在南京理发店做头，在德大西菜馆用餐，在原先法租界复兴公园的梧桐树下牵着益生哥散步。

　　她一个人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每天重复着艰难的扮演，非常劳累。

　　只有一位姓杨的先生，全都看到了。他先是在复兴公园的林荫道上被姨妈的美丽所震动，后来几天他从种种迹象判断这个女人只有一个儿子却没有丈夫，就开始盯梢和打听。他会起一个大早，在人声鼎沸、灯光幽暗的菜场里排着队向一位包着头巾的女营业员买菜，但那个营业员的眼睛从来没有抬起来看过任何一位顾客。当天晚上，他会坐在一张斜对面的西餐桌上偷看一位高雅女子在烛光下与自己的儿子轻声讲话。终于有一天，在公园的一把长椅上，他跟她开始了愉快的交谈。

　　但是，交往几个月后他还是被彻底拒绝了，由于他对孩子冷淡。任他再怎么保证，都毫无用处。

　　祖母说着这事，叹了一口气说：“今后要是益生对他母亲冷淡，我会亲自教训他。”

　　叔叔显然还掉在杨先生的故事里，笑着说：“在上海，像杨先生这样的男人不可多得。这样拒绝，可惜了。”

　　这一来，话题转到了叔叔自己身上。祖母说：“现在你也可以在上海找一个对象了。”

　　叔叔说：“我已经习惯了安徽。到上海来就是看看母亲和全家，再买点书，看几部外国电影。完了就回去。”

　　妈妈问：“那在安徽有没有合适的？”

　　叔叔腼腆地说：“在母亲和嫂嫂面前我也不隐瞒了。那里看上我的人还真不少。我宿舍外面的过道上有一个小木台，每次回家把鞋子、外衣往那里一脱，总有人抢着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

　　“调查出是谁了吗？”妈妈问。

　　“住在我对面的同事发现了，有好几个，有一个还是当地著名的演员。”叔叔说。

　　“演员？好啊！”妈妈高兴起来，“是不是黄梅戏演员？”

　　“不是黄梅戏演员，是另外一个剧种的，但人家也是名人，我不配。”叔叔说。

　　第二天，叔叔就买火车票回安徽了。

　　我是以高分考上中学的，这让爸爸、妈妈大吃一惊。但是，他们为了不使姨妈尴尬，只是让经常串门的海姐顺便转告一句，我考上了。

　　这所中学，对我来说，连每一个细节都不可思议。花岗岩台阶，大理石地面，雕花柚木楼梯，紫铜卷花窗架，窗外是喷泉荷花池。我怯生生地走进去，脚步很轻很轻。读了一年之后，学校扩大规模，另外找了个新校址，留在原来校址的部分改了个新校名。我两个地方都看了，经过比较，太贪恋原来校址的美丽和高贵，选择留下。

　　但是，我从来不在家里说学校里的事情。

　　有一天，爸爸问我：“你们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阿坚好几天不太理我了。”

　　原来，爸爸的老同学、老同事吴阿坚的儿子吴杰，与我一起考上了中学。爸爸觉得，阿坚没有别的原因突然不理他，除非是两个儿子在学校里发生了矛盾。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学校重新分班的事吧，我昨天在校门口见到吴杰，他也爱理不理。”

　　“什么叫重新分班？”爸爸问。

　　“一个年级的十二个班级，全部按照成绩重新分配。我分在一班，吴杰分在九班。”我说。

　　爸爸认为，这样分班是错误的，既会伤害学生自尊，又会制造嫉妒和对立。因此，他立即骑上脚踏车去了我们中学。

　　一个小时后他就回来了，乐呵呵的。原来学校的教导主任接待了他，说他的意见是对的，会改过来。更让爸爸高兴的是，他终于知道了我的学习状况。

　　他当着我的面对祖母和妈妈说：“我今天进校门，左边墙上贴着最新语文成绩排序，右边墙上贴着最新数学成绩排序，两边头一个名字是相同的。”他又转过头来对我说：“听你们学校的教导主任说，你还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上海北片数学竞赛第七名？”

　　我说：“数学竞赛也不应该是第七名，我只是不明白题目上说的‘燕尾槽’是什么东西。”

　　妈妈笑着说：“这我就放心了。我原来担心他在乡下天天给人家写信、记账会影响学习。现在才知道，写信锻炼了他的作文，记账锻炼了他的数学。”

　　爸爸突然想起了什么，对我说：“你应该主动帮帮吴杰的功课，尽量把你们的差距缩小。”

　　“不，不。”祖母连声否定，“不要主动去帮。他们父子，现在头痛的不是功课，是面子。一去帮，他们更没有面子了。再说，我也不希望秋雨把心思放在别人的高兴不高兴上。”

　　这就是祖母，无与伦比的祖母。

　　我一直认为，我毕生的人生课程，主要完成于家办的“私学”，拥有两位最称职的女教师，祖母、妈妈。

　　六 饥荒

　　我到上海两年后，一九五九年，一场大饥荒突然降临。上海连摘野菜、网小鱼的地方都没有，大家干饿着。

　　祖母常常会叹口气，说：“早知道有饥荒，还不如在乡下。”但是，后来听乡下亲戚说，乡下也不好。前两年敲锣打鼓的“大跃进”耗去了农村太多的资源，又张扬了弄虚作假的风气，把饥荒成倍地扩大了了。

　　家里的稀饭越来越薄，最后，每人每顿只能分到五粒手指头一般大的“面疙瘩”了，吃完还没走到学校就已经饥肠辘辘。开始我一直以为是我家的特殊情况，不敢告诉同学自己饿极了。后来才发现，大家都一样，包括那些最典雅的老师。

　　典雅中的典雅是教生物课的曹老师。戴着金丝边眼镜，梳着很整齐的发型，每天全身笔挺。他除了校长来听课时勉强讲几句普通话以外，平常只讲老式上海话，又夹了很多英语名词。开课后不久就讲到了早期原生动物“草履虫”，他在黑板上画完长圆形的图像后，转身便说：“这东西和我同名。”原来，他叫曹侣仲，一个很中国、很古典的名字。

　　一天，正是早晨上学时分，在校门东侧不远处，一个过路的中年市民咳了两下嗓子后，吐了一口痰在地上。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校内，任何人都有权要求那个随地吐痰的同学用纸把痰擦了。但这是在校门外，又是一个中年市民，周围的同学们都用眼光包围着那个人，却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大家听到了熟悉的上海口音：“请大家让一让。”只见曹老师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方叠得很整齐的白色手帕，弯下腰去，把地上的痰迹擦去了。这动作震惊了所有的同学，包括那个中年市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而曹老师则完全不在意众人的目光，把那方白色手帕丢进校门口的废物箱里，静静地进了校门。

　　我们原先背地里都叫他“草履虫”，从这件事情之后，全都改口叫曹老师了。我相信，只要是我的同学，不管是哪个班的，直到今天垂垂老矣，也没有一个人会有随地吐痰的习惯。曹老师那方白色手帕，实在是擦干净了一大批人的人生。

　　但是，饥荒来的时候，曹老师却遇到了一次重大打击。那天，就在曹老师曾经用白手帕擦痰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卖烘红薯的小摊子。一个半身高的泥炉子，当场烘烤着红薯，那香气，简直能敌过千军万马。以前也有这种小摊，为什么没有这么香呢？这个小摊的烘红薯卖得奇贵，每天早晨小摊的周围都拥挤着密密层层的人群，却很少有人掏钱购买，大家都在闻香气。其中，多数是我们学校的同学。

　　摊主一开口，就让同学们大吃一惊。他说：“你们学过物理了吗？香气也是物质，你们再闻我要收钱了！”

　　他居然用那么斯文的语言嘲讽饥饿的学生，这话被正好过路的曹老师听到了。曹老师立即上前捡起一枚烘红薯让他称秤。

　　摊主像珠宝商一样小心翼翼地称过，便报出了一个价钱。曹老师二话不说就把一张大面值的钞票付给他，他开始低头找钱。这时，曹老师发现那枚烘红薯上有一块瘢，便顺手换了另外一个。

　　摊主正将一大把找零的钱数给曹老师，却听得有一个旁观者揭发，红薯已经换了一个。摊主立即来了精神，抢回曹老师手中的红薯再称，分量果然比刚才称的重了一点点，就扬起嗓子大喊“小偷”，拉着曹老师的手要去派出所。

　　这么小的事情一下子闹得这么大，也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全民性的饥饿。只是有同学说，那个向摊主揭发的人，正是不久前随地吐痰的人。

　　派出所的警察一听便说：“这算不了偷窃，不是派出所管的事，有争执找居民委员会调解吧。”

　　居民委员会的老大爷、老大娘听完两方叙述，让曹老师按照后一个红薯的分量把钱补足了，就算解决了问题。他们看了一眼跟来跟去的一大群民众，又觉得居民委员会有责任站出来为曹老师讲几句话。

　　第二天一早，学校大门口就贴出了一份居民委员会署名的布告，上面写着：

　　昨天在中学门口发生的红薯事件，不属于偷窃性质。曹侣仲老师只是因为饥饿而偶犯小过，已在本会帮助下补钱改正，特此说明。

　　校长一看，立即命令撕掉，但已经来不及了，全校师生几乎都已经看到。

　　不管多少人安慰曹老师，他还是决定不再上课，只愿在总务处做一个办事员。

　　这件事之后，所有的人不再掩饰饥饿。

　　饥饿会导致水肿，水肿的特点是用手指按在另一只手的胳膊上，陷下去的指凹一时弹不回来。与我同桌的万同学每天一早总是来按我的胳膊，然后说：“还肿，还肿。”我伸手去按他，他一笑，说：“也肿，也肿。”

　　就在最饥饿的日子里，我收到叔叔从安徽寄来的一封信。

　　信是寄到学校的，这很奇怪。我拆开才知，他是不希望祖母、爸爸、妈妈看到。

　　叔叔的信很厚，其实是写给北京国务院的，要我抄写三份，每隔一星期分三次寄出。他焦急地向北京报告，安徽农村的灾荒非常严重，很大程度上被隐瞒了。北京领导来视察时，当地官员临时把各处还没有成熟的庄稼“移植”到路边，掩盖了真相。这就大大加剧了灾情，已经有不少人饿死。更严重的是，当地官员又扣下了一切写给北京中央领导机关的信。扣下后发现是报告灾情的，还会查验笔迹，找出写信人，进行处罚。

　　因此，叔叔采用了经由上海“曲线投寄”，并由我重新抄写的方式。

　　我觉得这件事分量很重，回家后立即像做家庭作业一般，埋头抄写。抄着抄着，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叔叔指名道姓地控告了一个掩盖灾情的当地官员，居然就是江斯达！

　　江斯达，这位最早在上海吸引叔叔参加革命，并把叔叔带到安徽的好友，已成了安徽一个地区的主要行政官员。他掩盖灾情的行为一定是得到了省里领导的指令，但在叔叔看来，这也不可容忍。

　　我抄写了三天。这三天，我像是进入了洞窟修炼。我知道了正义，知道了勇敢，知道了友情必须服从真理，而真理则不必服从什么。我看出来了，叔叔原信的笔迹间有点点泪痕渗化墨水，于是我也时时抬起左手擦一擦眼睛。

　　我站起身来走到外间，祖母看我神色有异，问：“这两天功课很难？”

　　我说：“对，又深又难。”

　　我照叔叔的嘱咐，把那些信每隔几天一一寄向北京。

　　三个月后，叔叔来信告诉我，上次的事产生了效果。北京派人到他们那里调查，开大会时表扬当地“敢说真话”的人。表扬时还特地加了一句：有人甚至连续几次“借道上海”投寄举报信。

　　接下来是长达半年的调查。叔叔在一次发言中被调查组人员猜出是写信人，叔叔没有否认。

　　调查的结果是，安徽的省委书记被撤换。叔叔揭发的老朋友江斯达，受了一个记过处分。他还特地把叔叔请到办公室，对他的揭发深表感谢。

　　叔叔觉得这位老朋友毕竟有胸怀，因为他知道，安徽有一些地方曾经给揭露灾情真相的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进行批判，有的甚至被划为“后补右派分子”，都没有平反。

　　但他不知道，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位将会成为他侄子的岳父。

　　同一场饥荒，同一个省份，可惜我未来的岳父马子林先生没有一个外省的侄子可以代为抄写举报信寄到北京。他只是当着官员的面直接发言，揭露他们掩盖灾情，被戴上了“后补右派分子”的帽子。

　　既然我叔叔的举报获得了表扬，我岳父的发言怎么还会成为罪状呢？

　　原来，岳父是一个黄梅戏剧团的编剧，出了“发言事件”之后，地方官员伙同几个文人一起检查岳父以前写的每一个剧本，把剧本中一些古人说的话分析成“有敌视现行制度的嫌疑”，而且，一再把剧本中反面人物的台词说成是岳父的“心声”。结果，他的罪状似乎已经与那次发言无关，而是在于“反动剧本”。

　　在这里，自然灾害已经变成了人文灾害。我妻子，就在这双重灾害的夹缝中出生。

　　灾难，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宿命。

　　饥荒终于过去了。几顿饱餐竟然让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

　　年轻的生命永远是不可理解的奇迹。明明面黄肌瘦地饿了好几年，一旦得到浇灌，立即变得神采奕奕。女同学本来已经长大，现在营养刚刚跟上，便亭亭玉立地成了天然美女，走到哪个朝代哪个国家都毫不逊色。男同学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浑身爆发出一种青春豪情，学着男子汉的沉稳步伐天天讨论着天文地理，深信自己的学识一定不会低于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同龄人。

　　毕业时我们拿过学校发下来的报考大学目录，一页页翻完，再看背面还有没有，只嫌“够得上自己水平的大学”太少。当时的中国和世界，都互相关闭着。

　　我和两位最要好的同学相约，三人以抽签分工，分别考全国最难考的理科、医科和文科高校，目的是二十年后再聚，就能知道世界的全部了。

　　我不幸抽到文科，那年全国最难考的文科高校是上海戏剧学院。抽到理科的那位同学考的是清华大学，抽到医科的那位同学考的是第二军医大学，也都是当时最难考的。

　　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课堂上，紧坐在我边上的同学叫李小林，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儿。但当时巴金的日子已经不太好过，班主任盛钟健老师轻声地告诉我，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揭露，中国作家处于提心吊胆之中，不可能创作出像样的作品，主要是因为有一群“到处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的所谓“批判专家”。他指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但当时这两个人正受到上海最高领导柯庆施的信任。巴金的发言连美联社也报道了，他的命运可想而知。

　　这也算是我进入大学的第一课。我终于知道天下有一种人，专以批判他人为生，把自己打扮得好像在与强大的黑暗势力斗争，其实真正拥有权力背景的恰恰是他们。因此，他们是恃强凌弱的“伪斗士”。

　　我再一次问盛钟健老师：“巴金的发言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

　　盛老师说：“对。”

　　这正是饥荒最严重的日子。我的叔叔就在那时揭露了饥荒的真相。

　　巴金先生，在同样的年月揭露了“文化饥荒”。

　　我当时就想，这就是勇敢和崇高。

　　这年我刚满十七岁，不知道天下的很多勇敢和崇高都面临着风暴。 余秋雨作品集：中国文化的珍贵飨宴，深刻影响三代华人的价值观(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