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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北京来了红卫兵！”

　　“红卫兵？穿什么军装？”

　　“不穿军装，戴红袖标。今天要在三中进行革命演说！”

　　王文琪一大早就到我家，兴奋地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我顾不上吃饭，揣了一个窝头就随他直奔三中。

　　三中校园里坐满了三中的和来自各个中学的学生。演讲已经开始。我们想挤近台前，看看那些北京来的红卫兵都是什么样，可有人维持秩序，不许乱走动。我们虽觉遗憾，也只有坐在最后边竖起耳朵聆听。

　　北京来的红卫兵知道那么多我们根本不知道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内部情况”！

　　如：刘少奇在写给江渭清的信中“大肆攻击”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教条主义，“现在党内把毛泽东思想当做教条的大有人在”。江渭清是什么人物？我问王文琪，他也不知道。

　　毛主席把三十九个文学艺术批判资料发到县一级，其中包括《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等，作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中宣部却对这个指示拒不执行，企图抵制。

　　罗瑞卿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到干部问题时“别有用心”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妄想逼林彪同志把军权交给他这个反革命野心家！”

　　邓小平去大庆参观，工会领导向他汇报大庆狠抓阶级斗争时，他说：“你们大庆同别的地方不同，阶级斗争不是你们的主要矛盾。”

　　邓小平亲自“赤膊上阵，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打气”，说“欣赏彭佩云的发言”，并夸奖陆平的“反革命发言”——“态度是好的，意见是正确的。”

　　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说：“上海可以搞个‘托拉斯’。”伙同薄一波“不断贩卖修正主义黑货，鼓吹资本主义托拉斯制，企图取消党的领导，推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周扬召集文联各协会和主要报刊负责人谈话，布置对文化艺术界群众性大批判的“急刹车”。

　　刘邓攻击一九六四年以来文艺战线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运动搞“过火了”，妨碍了“创作自由”，是“爆破组”“文海战术”。

　　邓小平带头对一九六四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也不让演！有些人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自己上台，对人家一知半解，抓着小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学术观点、教育观点不一致不要紧嘛！各种观点可以长期共存嘛！”

　　邓小平还说：“学物理的，整天背《雷锋日记》、毛主席语录，不能算又红又专！”“对青年人，主席著作的一些基本东西是要提倡学的，但一年四季都这么搞不行！”“工会工作、青年工作要把知识面搞得宽一点。”“不是说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吗？别的书你都不读，你知道发展了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推行‘自愿原则’，不能卡得太死，不能千篇一律，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形成社会强制……”

　　北京来的红卫兵们真是演说家啊！从五十年代一直讲到六十年代，讲到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形势。一部党内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史，完全装在他们的头脑中！

　　几千听众无比敬佩地仰望着他们，人人都在记录。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原来比我们想象的更尖锐，更复杂，更激烈啊！

　　“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们原来就睡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身边啊！

　　“打倒刘少奇！”

　　“打倒邓小平！”

　　愤怒的口号一阵阵响起。

　　我们对北京来的红卫兵们的革命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的掌声，雷鸣般的掌声。

　　忽然大批大批的工人们冲入校园，怒斥革命学生们在呼喊反革命口号！于是我们高呼口号回敬——“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革命的工人们要和革命的学生们联合起来！”于是就武斗。会场大乱。

　　北京来的红卫兵们，在革命学生自愿组成的“护送队”的护送下，登上了返回首都的列车。

　　他们从车窗探出身，挥手洒泪誓别：“战友们！我们还会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第一线重逢的！”

　　“护送队”也挥手洒泪：“我们和毛主席心连心！和北京的革命战友心连心！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就杀向北京城！为了保卫毛主席，杀他个人仰马翻！”

　　列车缓缓开动，车上车下，紧握的双手依依难松……

　　我们学校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不久便也宣告成立了！

　　那一天学校里红旗飘扬，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气氛高涨而肃穆。

　　第一批加入红卫兵的，当然个个都是万无一失的“红五类”。红榜悬名。我的名字也在其上。

　　一个女同学站在台上，以嘹亮的声音宣读给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致敬电：“伟大的首都北京，不但是中国革命的心脏，而且是世界革命的心脏！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不但是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而且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我们宣誓在毛主席的统帅下，与全世界的帝、修、反血战到底！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敢下五洋捉鳖，敢上九天擒龙！敢向全世界的帝、修、反发起最后的冲锋！砸烂巴黎、踏平纽约、解放伦敦、光复莫斯科！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夺取到北京来，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将列宁的水晶棺夺取到北京来，安放在天安门广场！用我们的满腔热血，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没朗读完，话筒被其他学校前来祝贺的代表——一个剪短发的英姿飒爽的女学生夺了过去，指责说通篇充满了“革命输出”主义，必须重写！

　　组织会议的人怒斥：“你是什么出身？！”

　　“我叫乌云琪格！是在师范学院进修的蒙古族学员！”

　　“为什么姓乌云？姓就不是好姓！不管你是哪个民族，问你出身？！”

　　“农奴！”

　　她屹立在台上，使我想起了电影《保尔·柯察金》中，保尔的亲密女战友安娜屹立在台上的难忘镜头。

　　农——奴！

　　还有什么样的出身能比“农奴”更令人肃然起敬！

　　农——奴——啊！高贵无比的出身！

　　她如果说她是一位国王或总统的女儿，我们也不会那般敬慕地仰望着她！

　　农——奴——啊！红到绝顶的出身！嫉妒死人！

　　她在我心目中顿时变得高大起来。

　　全场为之一震，人人噤声。

　　“那么你的话完全证明你已背叛了你的阶级，我郑重宣布你为不受欢迎的人，请吧！”主持会议的同学义正词严地下了“逐客令”。

　　她轻轻放下话筒，昂首离去。

　　大家的情绪受到意外的挫伤，气氛不如先前那么热烈了。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农奴的女儿也许是对的。因为洋洋万言的致敬电发往北京后，却始终没收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回电。也许毛主席他老人家不乐意我们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和列宁的水晶棺一并夺到北京来？也许毛主席他老人家认为发动一场世界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

　　幸而接下来授红卫兵袖标，良好的革命气氛又恢复了。

　　升国旗。奏《东方红》歌——没乐队，只好放录音，违心降低规格。

　　一个个万无一失的“红五类”在全校同学们的注视之下走上台，双手接过红袖标。

　　“梁晓声！”

　　坐在我身旁的王文琪推了我一下：“你！”

　　我心怀“鬼胎”，有些惴惴不安地上了台，双手刚欲接过红袖标，耳畔猛听一声喝：“你这个反动会道门信徒的狗崽子！”

　　一声怒喝，将我牢牢定在台上，伸出接红卫兵袖标的手，仿佛顿时冻僵了，欲收不能。

　　授袖标者，见我那样子，就将袖标套在我伸出的手臂上了。

　　“看啊，他是多么多么激动！他心中此刻肯定有千言万语要向毛主席表达！他却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红卫兵——这是我们‘红五类’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红外围’们应该努力争取加入的保卫毛主席的组织！”

　　一个女同学富于感情色彩的、朗诵般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扬。

　　我这才意识到，并没谁对我怒喝，完全是我自己幻听到了那句使我惊心动魄的话。

　　苍天可怜我，幸而是幻听！

　　我真的万分激动起来了！

　　我激动到了必须有所表达的程度，但那又是不能直接表达的一种激动。

　　我转过身，惊魂甫定，颤抖着双唇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台上台下，跟我喊成一片。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扩音器里不失时机地飘荡出了那个女同学的歌声：

　　抬头仰望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台上台下，跟她唱成一片。

　　主持授红卫兵袖标仪式的同学，一边唱，一边走到我身旁，用他戴红卫兵袖标的手，紧紧握住了我戴红卫兵袖标的手，共同举起了我们的手。

　　于是又一阵掌声，一阵口号：

　　“红卫兵万岁！”

　　“红卫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那状况，那气氛，将军授衔，也未必能达到那么一种情绪的高潮！

　　我仿佛一个小戏子，生怕一下了台，就失掉红卫兵袖标带给我的八面威风，万分自豪。

　　红卫兵袖标，简直是光宗耀祖的“铁十字”！

　　而这对于我又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失掉的。一旦失掉了，也就意味着我将同时失掉充当一名“红外围”的资格，一扫帚被扫到“黑七类”一堆去。也许永远。也许牵连到我的儿子和孙子们。

　　这想一想都够使人万念俱灰痛不欲生的。

　　我又激动又害怕。

　　我相信，如果当时中国也像中世纪的西方国家一样，花一笔大钱便可买到一个贵族称号，准有无数人宁肯倾家荡产，甚至卖儿卖女，无儿无女便卖自己的鲜血自己的眼睛，也要买一个红色出身。

　　一个贫农的出身该值多少钱呢？

　　一个农奴的出身该和买一个公爵什么的贵族称号等价吧？

　　而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之类的家庭出身或社会身份，准扔满大街，被千千万万的人踢来踢去没谁捡。

　　中国经济学家本就不多，掰着一只手的手指头数起来都绰绰有余的几个，全被打倒了。就没谁从经济学的角度向新组阁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提建议——颁布家庭出身和家庭历史买卖特别法，定出一个贫农或一个工人阶级的出身多少多少钱，一个五代或八代以上的纯正的无产阶级的家庭历史多少多少钱。有公价的，有议价的，可一次性付款，也可分期付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好的，可奖赏优待券。那是多么的好呢？一面实行买卖，一面继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划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一大“撮”，岂不“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吗？国库得以源源充实，“革命”就无后顾之忧。那是多么理想呢？

　　我竟不知自己是如何下了台，如何走回到王文琪身边的。

　　我刚坐下，他就说：“从此你可以趾高气扬了！”

　　我看他一眼，见他满脸羡慕，甚至可以说满脸嫉妒。他是团组织委员，我的入团介绍人，如今政治地位屈尊我下，我完全理解他的嫉妒。但这是无可奈之何的事——他的爷爷解放前做过几年小买卖。据说在讨论他可不可以加入红卫兵的时候，一个头头认为：解放前中国的劳苦大众，是不可能到大买卖家买东西的，只能到小买卖家买东西。他的爷爷无疑直接剥削过中国的劳苦大众。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但鉴于他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还算积极，平素人缘也不错，和头头们都有点交情，所以对他大大开恩，没干脆将他划入“另册”，保留他在“红外围”的次红的行列。

　　我对他说：“‘红外围’也是红嘛，努力争取吧，总有一天你也会加入红卫兵组织的！”

　　他做我的入团介绍人的时候，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

　　红卫兵袖标剩余了十多个，头头们在台上凑一起唧咕了几分钟，宣布要当场批准十多个人加入红卫兵组织。

　　台下顿时肃静极了。

　　所有的“红外围”们，都翘首望着台上，侧耳聆听。将被当场批准的红卫兵，自然是产生于他们之中的。

　　他们谁不希望这种幸运降临在自己的头上？

　　根本不关“黑七类”的事，但他们的表情也都变得异常起来。有的似乎存在什么非分之想，有的神态更加冷漠。

　　台上宣布一个名字之后，头头们领先鼓掌。于是台下的红卫兵们跟着鼓掌。

　　“红外围”们却没有一个鼓掌的。他们都凝神敛气，一个个悬在希望与失望之间，没情绪鼓掌。意外地被批准为红卫兵的，自是一番惊喜，一番激动。有的竟淌出眼泪，像我一样在台上高呼：“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下了台“春风得意马蹄疾”，径直走到红卫兵们坐的行列中。于是就引得那些“红外围”们向他们齐刷刷投去和王文琪看着我走下台时一样的目光。不过比王文琪的目光羡慕更少，嫉妒更多。

　　四百多“黑七类”在操场上坐成方阵。“红五类”方阵的左边、“黑七类”方阵的右边是“红外围”。阶级阵营分明。

　　“黑七类”不呼口号。“毛主席万岁！”这类口号也不呼。因为有一次他们跟着呼这类口号时，“红五类”怒斥他们：“你们也配呼这样的口号吗？！难道毛主席是你们心中的红太阳吗？！”从此他们就不敢跟着呼这一类口号了。但“打倒”“油炸”“火烧”“炮轰”之类的口号，他们是必呼的。且要呼得比“红五类”“红外围”们更其响亮！这是有原因的：一次开批斗会，台上领呼：“打倒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打倒地主的狗崽子！”“黑七类”们接受教训，都不呼。引得“红五类”“红外围”们怒不可遏，纷纷咒骂他们：

　　“你们狗胆包天，为什么不呼口号？”

　　“革命的口号使你们内心难过了吧？！”

　　“呼打倒你们自己阶级的口号，你们不舒服吧？！”

　　“我们呼一遍，你们必须呼三遍！”

　　接受了正反两次教训，他们才懂得该呼什么，不该呼什么。

　　后来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由一个分裂成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了，单单对他们呼口号方面的要求也就各立规定。有的红卫兵组织认为他们没资格也不配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一类的口号，有的红卫兵组织恰恰认为他们尤其应高呼这类口号，以表明他们在毛主席像前是罪过深重的。还为此争议展开全校大辩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也没辩出个孰是孰非。害苦了“黑七类”。他们参加什么会之前，得问个清楚明白，是哪一红卫兵组织召开的？否则，恰恰是要求他们必呼口号的红卫兵组织召开的，他们中谁如果不举臂高呼，便没好果子吃。反过来呢，恰恰是要他们闭上他们的“狗嘴”的红卫兵组织召开的，他们举臂高呼，被视为公开对抗，也是没好果子吃的。一个红卫兵，一般只参加本组织召开的什么会。一个“红外围”，一般只参加想要加入的那个红卫兵组织召开的什么会。一个“黑七类”，却是哪一个红卫兵组织召开的会都得参加的。不参加，则意味着他们蔑视那一个红卫兵组织。一个“黑七类”若蔑视一个红卫兵组织，几乎同奴隶社会中一个奴隶蔑视一个奴隶主的罪一样大。若两个红卫兵组织同时开会，预先便要经过一番协商，将“黑七类”们分成两“小撮”，数量上或半对半，或三分之二对三分之一（以红卫兵组织的大小为分配原则），“各事其主”，遵旨听命。在各类会上，他们不是作为一些具体人而存在，是作为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的象征而存在。少了他们的存在，只一些红卫兵和“红外围”们在一起开会、喊口号、游行，怪单调怪乏味儿的。

　　那一天据说“黑七类”全到齐，一个不少。连请病假的也没有。四百多“黑七类”坐成的阵容，在红卫兵和“红外围”们坐成的阵容所时时掀起的激动、兴奋、呼喊的衬托下，显得愈发死气沉沉。

　　最初，当这种“阶级”阵容刚刚划分出来，“红五类”和“红外围”们并不习惯，心理上也都觉得很别扭。本是同班、同座、一个学习小组、原先上学放学结伴而行的同学，甚至在小学就是同学，忽然有一天被“阶级”划分在两个对立的阵营里，就好比象棋，红黑本装在一起，是一盘的，却被分开来装在两个袋子或盒子里了，只有“你死我活”的时候才摆在“政治”的棋盘上，隔着“楚河汉界”。对于中学生们来说，总不是他们乐意的事。

　　第一天，一个“红五类”还肯和一个被划入“另册”的同学同路回家，但话题则比以往少多了。彼此都谨慎地避开与“政治”二字有关的人和事。第二天，双方都受着某种心理的支配，借故不再同路了。第三天，在学校见了面，也许还打招呼说话。已少了平日的亲近。第四天，明明互相看见了，也侧转脸装作没看见。第五天、第六天，似乎陌生了。第七天、第八天，就都明确地意识到，过去的关系不复存在，如今是“红与黑”的关系了。以后，“红五类”“红外围”们，接受种种阐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最高和最新的指示的启迪，便由不习惯而习惯，由别扭而理所当然了。再以后，就像家狗和野狗碰到一起一样了。

　　尤其那些容貌姣好的，伶俐的，受众多老师喜欢的，家庭生活条件优越的（非常遗憾，但凡这样的家庭，大抵不够红。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便是不同等级的“走资派”），本人气质又很高傲的女生（也挺遗憾，她们的气质大抵都多少有点高傲），和那些一向被老师们、同学们视为学习尖子的男生（尖子本身便是罪过），一旦划入“另册”，是挺让“红五类”“红外围”们解恨的。越苦的家庭历史和越穷的家庭生活现状越成为无上的光荣，那么必然导致普遍的对较优越（其实也只是较优越而已）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极端仇视。这种仇视进而导致类乎阶级报复的心理。这种心理进而导致冷酷的行为。

　　以家庭出身够不够红，家庭历史够不够清白，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表现够不够“革命”，来决定一个中学生有没有资格升入重点高中，从而进入高等学府的“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深受大多数中学生的拥护。戴上了红卫兵袖标，几乎意味着同时拿到手了初中毕业证书和高中录取通知书。而据说红卫兵的头儿们，是可“以革命的名义”保送进重点大学，将来培养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的接班人的。“革命”比数、理、化、文、史、地都考取好成绩是轻松得多痛快得多的事。所以除了“黑七类”们，没有不从心眼儿里拥护如此“教育改革”的。砸烂“资产阶级”的“智育第一”的教育路线，何乐而不为之？

　　接下来是红卫兵们集体宣誓。

　　我也不得不从王文琪身边站起，要走向红卫兵们的阵营。我本该从台上下来后，便径直走向红卫兵们的阵营。怕王文琪嫉妒我，才回到他身旁坐下，他是“红外围”，一个红卫兵坐在“红外围”身旁并不犯忌。他若是个“黑七类”，那我断断不敢走到他身旁坐下。只好随他嫉妒去。即使他因嫉妒而产生杀我的意念，我也他妈的没法儿照顾他的情绪。

　　“走吧走吧，别以为我嫉妒你！”王文琪这么说，看也不看我一眼。

　　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他分明就是在嫉妒我！想想这种嫉妒也怪有情可原的——都属“红外围”，都他妈的红，都他妈的不彻底红，为什么谁谁可以当红卫兵而吾不能？虽说“革命不分先后”吧，凭什么他先吾后呢？能服气吗？而且，就说那几个头儿吧，某些“红外围”保准心里会这么想——你们不就是家庭出身、家庭历史比我们高半档吗？凭什么你们当了头，就能够决定我们能不能当红卫兵？“文化大革命”中的形形色色的群众领袖，之所以能够成为群众领袖，在于他们某一阶段拥有了某一权力。而他们后来不是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阶下囚，便是成为真正的“历史的罪人”，除了他们的“小将”的“使命”已经完成，却不能明智地认识到应该“功成身退”这一政治因素而外，另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他们不明白他们注定了只能也只应该成为群众的精神领袖，只能也只应该从精神上“影响”群众。正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要做掌握某种权力的领袖，他们也企图用权力开始制约群众，他们便同时站到了两个对立面上——伟大领袖的政治部署的对立面和一部分不甘愿受他们权力制约的群众的对立面。他们便注定了只能走向悲剧的结果。

　　伟大领袖曾经说过——“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这句话是在该打倒的都被“小将”们打倒了之后说的。“小将”们偏不理解，反而认为“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缺少了他们，“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不晓得自己从始至终不过都是“群众角色”。将“群众角色”当“一代天骄”来演，这在舞台之上叫“夺戏”，在电影中叫“抢镜头”，是令导演们恼火透顶的事儿。于是后来“小将”们只好被打发到“广阔天地”去了。

　　王文琪不知抽的什么“羊角风”，突然间跃起，蹦着高，振臂狂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他这种激动不已的情绪是迸发式的，迅雷不及掩耳。

　　全体红卫兵和全体“红外围”们反应迟钝了半分多钟才跟上他的趟，于是也就只得齐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喊两句就得了吧？他不，他喊起没完！

　　他在喊万岁，别人能不跟着喊吗？敢不跟着喊吗？

　　“万岁！万万岁！”之声响彻校园。

　　台上红卫兵头儿们也不能不跟着他喊啊！接连不断只喊一句口号，就算是天下第一革命的口号吧，喊上十几句，不仅使跟着喊的人感到单调，嗓子更吃不消啊！我也不能不跟着喊啊！不敢比他少喊半句。我一边喊，一边看他，见他脸上那种表情，与其说是激动，莫如说是发泄了什么的快感。我真怀疑他是打定了主意，豁出自己的嗓子，要将全体红卫兵和“红外围”的嗓子都搞哑！

　　可是他周围的人谁也不敢制止他别喊了。他喊的是“毛主席万岁”，有谁敢对他说：“你别喊了吧！”什么意思？他不爱听？不爱跟着喊？“少喊两句吧”也不行！你嫌我喊多了？！

　　只有跟着他喊的份儿。

　　坐在我们前边的一些人，一边振臂高呼，一边纷纷扭回头看我俩，以为我和他内心里有着同样的激动！

　　我他妈的激动个鸟！

　　台上的头儿们，看一个个那样子，那神态，也有点被他喊得不耐烦了。不耐烦而又无可奈何。无可奈何而又分明地暗暗气恼非常。气恼非常也得跟着他喊。跟着他喊且得喊得正儿八经的。敢不正儿八经的吗？他们在台上，无数双眼睛注视着他们呢！

　　就在两阵“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那几秒钟的间隙，“红外围”中突然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大嚷：“报告！我听到有人骂了一句反动透顶的话！”

　　一束束目光投射到那个人身上。

　　连王文琪也不再喊“毛主席万岁”了，转身去看那人。

　　一个头儿站在台上，指定那人喝问：“骂的什么？”

　　“我……我不敢说……”

　　“我命令你说出来！”

　　“说！”

　　“说！”

　　“说！”

　　一片吼声。

　　终于从“万万岁”中解脱了出来，正需转移兴奋点，就产生了新刺激，岂能放过机会？

　　那是个看去非常老成不会扯谎或哗众取宠的男生，他左顾顾，右盼盼，仍不敢说。

　　台上一个头儿，抓走麦克风，警告道：“你再不说，就是有意制造混乱！”

　　“我说！我说！我听到有人小声骂了一句……他妈的……”

　　全场大哗。一阵骚乱。

　　大家喊“毛主席万岁”的当儿，居然有人敢骂——他妈的！

　　骂谁？……狗胆包天啊！

　　“查出来！”

　　“一定要查出来！”

　　“查出来当场打死！”

　　“打死无罪！”

　　红卫兵们、“红外围”们群情激怒。真正的激怒！因为那一句骂人话里，包含着更多的成分，显然是对众人喊“毛主席万岁”时那种虔诚的亵渎、轻蔑和侮辱！也许绝大多数人内心里并不虔诚。不是也许，甚至可以肯定地说并不虔诚。就算跟着王文琪喊第一句第二句时十分虔诚，喊第三句第四句时还有六七分虔诚，喊第五句第六句第七句第八句，似乎要不得已地没完没了地喊下去，十分虔诚也便被糟蹋精光了！而公众的心理，无论对什么事从来是这样——在他们不虔诚了的时刻，恰恰不能忍受被认为已经不虔诚了。

　　会场气氛异常严峻。

　　几个头儿都从台上走下来了。走到那个告发者身旁，将他团团围住。

　　一个头儿对他说：“你要是无中生有，饶不了你！”

　　他紧张得结结巴巴：“我……我就是听到了嘛！我怎么敢、敢无、无中生有……”

　　另一个头儿大声说：“都坐下！谁也不许动！谁离开谁就有最大嫌疑！”

　　刚才由于冲动而纷纷站起来的，立刻都坐了下去，谁也不敢乱动。

　　红卫兵中有人大声建议：“需要成立临时纠察队，包围现场，严防咒骂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制造混乱，趁机溜走！”

　　这个建议理所当然地被头儿们采纳了。

　　告发者是“红外围”，坐在靠红卫兵们最近的那一排。他可能是左耳听到的，也可能是右耳听到的。因此全体红卫兵们和“红外围”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能排除是怀疑对象。只有全体“黑七类”是不受怀疑的。他们离告发者太远，小声骂的告发者耳朵再灵也听不见。大声骂的就会不止一个人听见。

　　于是临时纠察队只能由“黑七类”担当了。“黑七类”包围红卫兵和“红外围”们，太有点不成革命之体统。但为了揪出现行反革命，红卫兵们和“红外围”们也只好委屈委屈了！何况一个现行反革命就隐藏在红卫兵组织和“红外围”之中，于“文化大革命”后患无穷啊！这么多红卫兵和“红外围”中的每一个，以后都将成为咒骂过毛主席的嫌疑分子，不查个水落石出，对他们都太严重了啊！起码都太不愉快了啊！

　　“黑七类”们，因能充当临时纠察队的角色，无一不感到受宠若惊。有的脸上竟然流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他们一个个挽起手臂，在操场上围了一个大圈，将红卫兵和“红外围”们围在中间，像铁丝网围住一群待审的罪犯。

　　一个头儿问那个告发者：“你，哪个耳朵听到的？！”

　　严厉审讯的口吻。

　　“好像……好像左耳朵听到的……”

　　“左边的，全体起立！”

　　一排排“红外围”们驯服地站了起来。

　　几个头儿，穿梭似的在他们之间走来走去，以捷尔仁斯基那种鹰一般的目光，盯视着认为最可疑的人的脸。或者说，每个头儿，都自认为自己的目光是像捷尔仁斯基的目光一样无比犀利，完全能够穿透被盯视者的灵魂。

　　“你们每一个人都听着，坦白从宽，检举有功，抵赖从严！”

　　经久，无人自动坦白。

　　“那么你们今后谁也别想加入红卫兵！”

　　“我有话说！”

　　“原来是你！”

　　“根本不是我！我要说的是——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发誓，我没骂他老人家，我的心是绝对忠于他老人家的！若有半点不忠，天打五雷轰！”

　　“我也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发誓！”

　　“我也发誓！”

　　“我也发誓！”

　　“红外围”们顿时嚷成一片，一个个都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发誓。

　　一个声音突然高叫：“冤枉哪！我没骂呀！”

　　话声方落，哭声骤起。

　　“冤枉啊！我也没骂呀！”

　　“毛主席啊毛主席，只有您老人家才能给我做主了啊！”

　　“毛主席啊毛主席，要是我骂的，我全家不得好死呀！”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也冤枉呀！”

　　“我真的没骂您老人家呀！”

　　于是一片嚷声引起一片哭声，一片号啕。

　　都是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如何担待得起咒骂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杀一百次头也不足以平民愤的罪名？不哭又待怎的呢？

　　在这一片发誓的叫嚷声和冤枉的哭泣声的作用下，告发者对自己的听觉产生怀疑了。说不定还对“红外围”们产生了恻隐。

　　“我……也可能是……是右耳朵听到的……”他嗫嚅地嘟哝。

　　怀疑之网又撒向了红卫兵们。

　　红卫兵们更被激怒了！

　　“这小子，刚才还说是左耳朵听到的，现在又变成右耳朵听到了的！”

　　“存心陷害我们红卫兵战士！”

　　“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妈的，揍他！”

　　“揍他！”

　　“揍他！”

　　……

　　头儿们也一时没了主张，面面相觑。

　　“你究竟是左耳朵听到的还是右耳朵听到的？！”

　　一个头儿揪住了告发者的衣领。

　　“我……我也没敢肯定是右耳朵听到的呀！我说的是可能……可能……”告发者淌下了汗，“也许左边右边都没骂，是我……幻听……”

　　他也幻听！我对他有点“同病相怜”了。看他那样子，分明是因为陷入了自己挑起的严峻事件中，唯恐自身难保，也怕成为众矢之的，想要摆脱困境了。

　　“他妈的，闹了半天他是幻听！”

　　“什么幻听！是别有用心！离间计！”

　　“红外围”们又嚷嚷起来，也纷纷要揍他。

　　马上他要陷入“灭顶之灾”。

　　蓦地，教学楼后响起一阵敲铁轨的当当声，紧接着是一片嘈杂的喊声：

　　“着火啦，大家快来救火呀！”

　　“刨花堆着火啦！”

　　“木材堆着火啦！”

　　教学楼后，一道木板墙将学校和小木材厂隔开。

　　浓烟霎时升起。

　　几个头儿们怔了片刻，显然头脑之中都在进行严肃的思考——是先救火要紧？还是先揪出那个咒骂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要紧？

　　红卫兵和“红外围”们被“黑七类”包围着，一个个望着浓烟呆愣。

　　还好，头儿们没有被一句咒骂闹到见火不救的地步。

　　“红卫兵、‘红外围’们，那个咒骂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总有一天会暴露出原形！现在，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向着浓烟烈火冲啊！”

　　于是红卫兵、“红外围”们冲出“黑七类”的包围圈，争先恐后前去救火。

　　“黑七类”们意识到临时纠察队的短暂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便也争先恐后去救火。

　　幸亏有我们那么多人赶去救火，火很快被扑灭，只烧了一堆刨花和两堆木材。

　　但是小木材厂方面并不感激我们，反而向我们提出了索赔一千多元的强烈要求——因为火是我们会前放的“二踢脚”引起的。

　　我们当然没有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

　　头儿们振振有词地反驳：“这个要求你们向中央‘文革’小组去提吧！我们认为，我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过失，理应获得豁免权！别说两堆木材，就是两座大楼又怎么样？” 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套装共二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