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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并不像我和我的同学们所预想的那样——处于结束的后期了。恰恰相反，它甚至可以说还没真正开始。我们所进行了和参与了的种种“革命行动”，以及我们所闻所见令我们激动、冲动、头脑发昏、热血沸腾的种种“热闹”，或曰“轰轰烈烈”，其实只不过是它大幕拉起前的加演小节目，是为正剧开演营造气氛的一阵紧锣密鼓。

　　《“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成立。

　　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康生任顾问。

　　在他们的怂恿之下，各地学生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天下”由而全面大乱。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根据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峻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和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

　　他“揭露”了彭、罗、陆、杨“四家店”的“反党罪行”，指出：“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他说：“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了很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我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毛主席指出：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于是北京首先出现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标语。

　　而国家主席刘少奇，在经过改组的新北京市委两个月后召开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说：“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诚心诚意地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

　　他当然更不晓得，“中国的赫鲁晓夫”所指正是他。虽然身为国家主席，他的个人悲剧从毛主席讲了这句话开始，就劫数难逃了。即便他晓得，仍然劫数难逃。

　　“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这无疑是一个事实。但党中央的其他许多同志，在不晓得的情况下，也只得听从着毛主席的一切部署。

　　党中央亦然如此，全国人民的态度更加坚决。

　　于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于是从北京到各省、市、自治区的各行各业各级领导机构中，揪出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于是文化领域各界，全部开始被无产阶级革命派们占领了和进行着占领。

　　于是中国的一切学者、专家、教授、文学艺术家，一切的知识分子和一切的文化人大难临头。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

　　除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们，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除了“地、富、反、坏、右”们，除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们，谁不想谁不愿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真赞成社会主义”的？

　　真赞成吗？那你只能有一种“表现”，一种选择——去揪出，去批判，去打倒，去占领。除此而外，你别无选择。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作了“真赞成社会主义”的选择。于是全中国“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于是中央“文革”，热情支持北京大学哲学系七人贴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并且立刻向全国全世界广播这张大字报。

　　于是毛主席八月五日在中南海大院里写下并贴出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指出以“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于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于是全中国“天翻地覆慨而慷”！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势如破竹，疾风卷地，狂涛拍岸，江河决堤，一泻千里。它的发展之迅速、之迅猛，使我们这些中学生——共和国的第一代儿女，喊着叫着跳着跑着追着冲着，也还是不免有身落其后之羞。我们本能地以十倍于前期的狂热，百倍于前期的“造资产阶级的反的大无畏精神”，虔诚地表现着自己证明着自己是“真赞成社会主义”的……

　　首先，我们从学校里赶走了工作组，不消说，是将他们一个个批得“遗臭万年”之后才赶走的。

　　同时，我们终于将校长押上了我校的政治审判台，牢牢地钉在了“耻辱柱”上！工作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工作组所信赖、支持和依靠的校长罪责难逃！仅凭这一点，他就已经是“反动”的了！

　　我们的辉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成果啊！我们终于又捕捉到了一个新的革命对象，而且是我校“最大”的！儿童们得到的最新玩具，总是玩起来爱不释手。我们捕捉到最新的革命对象，革起他的命来也有一种新鲜感。儿童们早就想要玩弄玩弄的东西，受到大人们的警告，非但不许玩弄，而且连碰一下也不允许，那么某一天他们拿到手的时候，那种玩弄的兴趣是潜含着对大人的报复的。仅仅从政治上忘记了也应该从普遍的心理上来分析“文化大革命”、解释“文化大革命”是不够全面的。

　　校长被我们戴上了最高的高帽，挂上了最大最沉重的牌子，剃了鬼头，抹了黑脸，痛痛快快地批斗了几番。

　　在一次批斗中，有几位革命同学的“革命”激情高涨到了以批斗的方式所难以“表现”的程度，便将校长打翻在地，踏上了几只脚。

　　“你是不是反动的？！”他们踏住他喝问。

　　“是！”他伸开四肢，像只龟似的趴在地上，只能抬起头，用一种心悦诚服的语气大声回答。

　　“踏得有没有理？！”

　　“有理！”

　　有理——又踏上了几只脚！

　　在他被打翻那一瞬间，台下相应地寂静了瞬间。这一瞬间说明了什么，每一个经历过这种场面的人，可能今天会谈出许许多多他们当时并不敢流露的思想。这样的一瞬间，我在类似的场面感受过几次。这样的一瞬间后来曾使我联想到《法国革命史》一书中的一段描写：当十二个保皇党被押上断头台，要在行刑前被扒光衣服羞辱一番时，他们轻蔑地昂首望着群众，高呼：“国王万岁！”

　　愤怒的法国革命群众一瞬间寂静了……

　　作者评述：在这一瞬间，真正的胜利者，其实不是人民，而是保皇党。

　　不，这种评述并不正确。在这一瞬间，胜利了的也不是保皇党，而是人性和人道。

　　十二个保皇党人，在那寂静的一瞬间之后，并没有遭到被扒光衣服的羞辱。

　　法国人民和人性、人道一起获胜了。尽管十二个保皇党人的头，照样一颗接一颗滚落断头台下。

　　我们的校长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了七八只脚的寂静的瞬间之后，广播器传出了一个女同学铿锵有力地朗读《“五一六”通知》的内容：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允许有什么平等吗？……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有人振臂一呼，于是响起一阵冲上云天的革命口号。

　　于是将校长踏住的那几个同学，受到这一阵冲上云天的革命口号的怂恿、鼓励、煽动，仍觉革命情绪宣泄得不够彻底，便用一根绳索，拴在校长的脖子上，将他像狗一样牵下台，勒令他在操场上学狗爬，学狗叫。

　　他便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学。

　　也许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抗议，所以也就再没有寂静的瞬间发生。

　　如果当时剥光他的衣服，并问：“有理吗？”他可能也会回答：“有理！”

　　因为他从“反动”的本质上有别于法国革命时期那十二个保皇党人。

　　此情形后来使我联想到了某些儿童虐待小动物的不正常的心理。他们折磨小动物时获得一种快感。越是样子看上去丑陋的，下贱的，被大人们或被他们自己认为有害的小动物，他们折磨起来的手段愈残忍，愈心安理得。比如耗子，一只或许带有传染病菌的小猫，一只疯了的小狗。这可能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先把人从形象上变成“牛鬼蛇神”，再加以种种羞辱的普遍的心理根源吧？在没受过人性和人道的良好教育的心灵里，必然潜伏着残忍性。“文化大革命”以它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调动起了千百万人心灵里潜伏着的恶。所以将极其沉重的牌子用极其细的钢丝挂在女人的乳头上一类的事，举不胜举。

　　而另一方面，将一位位专家、教授、学者、作家、诗人、艺术家和演员，有才华的男人和漂亮的女人，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使成年人的嫉妒心理得到空前的安慰。在这种安慰中寻找心理平衡是简单而有效的。某些男人和某些女人，之所以被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斗来斗去，百斗不厌，并非因为他们确实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也许仅仅因为他们比许多男人有才华，她们比许多女人漂亮。使每一个人都从内心里承认男人的才华是人类的智慧，女人的漂亮是人类的诗意，需要耐心的，细致的，长期的，艰苦的教育。至今许多男人仍有敌视有才华的男人，许多女人仍有敌视漂亮的女人的近乎本能的恶习。

　　我们的班主任也劫数难逃。因为她是市级教育模范，是校长的“大红人”。工作组时期，是教师中的“‘文革’积极分子”。

　　在将校长打翻在地的同一天的批斗会上，她被一些人怒喝到了台上。

　　“同学们，我声明，我不是……”她站在台上的时候，想解释什么。

　　不允许她解释。

　　“你不是什么！”一顶高帽戴在她头上了。一个大牌子挂在她脖子上了。她脸上被涂了墨。

　　她顿时垂下双臂，弯下腰去了。

　　将人变成“鬼”是非常之简单的事。

　　许多人在那被“变成”的短短时刻内，大抵也就自悟到自己已然是“鬼”不是人了。从此就只能像“鬼”那么言行、那么处处卑下地存在着了。

　　因为被揪上台的人多，她站在台边上，站在语文老师身旁。

　　语文老师向别人靠得更紧，给她腾出宽余的地方，还伸出手将她向自己拉了一下。怕她掉下台去……

　　工作组时期被“揪出”的某些教师纷纷上台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们的迫害，重新获得了站到革命队伍中来的权利。他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工作组时期被信任、依靠和重用的某些教师，一个接一个被喝吼着姓名揪到了台上，不得不加入了“黑帮”的行列，被戴高帽、挂牌子、涂黑脸。他们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昨天还被称为“革命派”，今天突然也变成了“鬼”。

　　两位教导主任、一位副校长早被打倒，如今校长也成了本校“最大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校党支部便被宣布“彻底烂掉”了。

　　于是由革命的教师和革命的学生中之最革命的人，组成临时权力接管小组，继续领导本校“文化大革命”运动。

　　临时权力接管小组在热烈的掌声中诞生并通过。

　　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感到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肩负重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大专院校的革命学生们，则开始“火烧”市委，“炮轰”省委，接管出版社、杂志社、报社及一切文化艺术单位。

　　从北京传来了彻底改组“一贯拒听毛主席的话”的《人民日报》的“喜讯”。

　　改组后的《人民日报》第二天就发表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分钱币那么大字的通栏黑体标题，仿佛明白地告诉全国人民知道，对于“牛鬼蛇神”之类，无论怎样“扫”之，都并不算过分。

　　社论指出：“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

　　第三天，在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全文发表了北京大学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及重要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第五天，发表又一重要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并公布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

　　第六天社论的标题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指出：“究竟站在哪一边，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其后的几天内，《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接连发表重要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思想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平均几乎每隔一天，便有一篇印有黑体字的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指示的重要社论发表，曰“最新最高指示”。鼓励人民“造反有理”，号召人民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推得更高更猛。

　　这时毛主席并不在北京，而在“视察”大江南北，并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游程三十华里。

　　《参考消息》登载，许多外国医学专家给毛主席检查了身体，认为毛主席的身体这么好，肯定至少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

　　于是又召开了一次全校“庆祝”大会。

　　会上有同学流着滚滚热泪登台表示，要将自己年轻的、富有生命力的、绝对没任何疾病的心脏敬献给毛主席他老人家。为的是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活得更健康更长久。

　　“一石激起千层浪。”于是许多男女同学纷纷登台，表示也要将自己年轻的、富有生命力的、绝对没任何疾病的心脏献给毛主席。呼吁发起成立“向毛主席敬献心脏”特别委员会，呼吁革命的医学工作者早日攻克心脏移植手术难关。流泪是具有影响性的。于是台上台下许许多多同学都流出了滚滚热泪。我也禁不住流泪。我也无比冲动地跃上台去。但想到自己不是一个很纯的“红五类”，就又暗暗感到不配，趁人不注意从台上溜了下来。

　　有人忧虑地提出疑问：我们这些中学生的普普通通的心脏，若移植给毛主席，会不会直接影响毛主席的伟大思想？

　　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疑问。

　　于是我们这些生理知识极其贫乏的中学生，展开了热烈的浪漫的科幻式的议论和争论。

　　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套装共二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