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套装共二十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十三章

　　三天后，我也和一批红卫兵伙伴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有一个伙伴说：“别人都不真心疼毛主席，我们何苦那么听中央‘文革’的话？中央‘文革’的话毕竟不是毛主席自己的话，也许毛主席希望到北京去接受他老人家检阅的红卫兵越多越好呢！我们光傻乎乎地心疼他老人家倒可能是违背他老人家的真正心愿呢！”

　　大家一致认为这个伙伴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就决定去北京。对于我们三天前拦截开往北京的列车的革命行动，人人都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了。每个人挨的那顿揍，受的那些伤，流的那些血，也就算是“好人打好人误会”了。

　　有一批红卫兵，是由几所学校的红卫兵组成的“劝说队”，像我们三天前一样，也卧轨拦截我们登上的那次列车。

　　那次列车也被拦截了三四个小时之久。情形也和三天前一样。车上的红卫兵与卧轨的“劝说队”，先是“战略对峙”，后是“战略反攻”。因为“劝说队”中的一个，也劝说了愚蠢的话——“红卫兵战友们，北京是我们首都，首都需要安定。毛主席指挥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日理万机，我们不应该再去北京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添麻烦！”

　　“胡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天下大乱并不可怕，乱就是无产阶级造资产阶级的反，就是革命，无产阶级只能在乱中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取得‘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你他妈的知道毛主席发表了这条最新最高指示不？”

　　“北京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激烈战场，我们不去谁去？首都需要安定纯粹是‘保皇’派蛊惑人心的口号！你们别有用心！”

　　“你诬蔑我们到北京去保卫毛主席是给毛主席添麻烦，简直反动到家！”

　　由“战略对峙”而“战略反攻”，正是兵法书上的“后发制人”。“后发制人”差不多总是会大获全胜的。行动似乎不那么有理的时候，就“按兵不动”，让对方尽说尽说。对方总会说出一两句容易被抓住把柄的话，一旦抓住，就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使对方变优势为劣势，使己方变劣势为优势，一鼓作气，击败为止——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两个人进行论战或两派进行论战的一条产生于“革命”实践的宝贵经验。兵法书上叫做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倘并无记载，当补充之。

　　光辩论往往是不解决问题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靠物质力量去摧毁。”这是马克思的名言，已被红卫兵们背得滚瓜烂熟。

　　红卫兵那时还没有掌握“枪杆子”，“常规武器”是拳头和脚。武斗方式还在原始水平，不壮观却也值得观赏。

　　于是“劝说队”如同三天前我们的遭遇一样，在一片喊打声中，他们拦截列车的“防线”，被跃下列车的一批简直无往而不胜的“物质力量”所彻底“摧毁”，八方遁去，作鸟兽散。

　　列车在“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毛主席诗词的雄壮歌声中前进，前进……

　　每节车厢都至少超载一倍以上的人。车厢像罐头盒，人像凤尾鱼。你我他互相之间，不是紧挨着，不是紧贴着，是挤得紧紧“粘”在一起。有些根本无插足之地的人，只好站在座位的靠背上，手抓行李架才不至于掉下来。而行李架也坐满了人，太低的空间，不容他们坐直，一个个弓背勾头，姿态都像猴子。两人的座位坐四人。三人的座位坐六人。那也不是“坐”，是半蹲半立，彼此搭架在一起。如同演兵场上搭架在一起的枪支。不，搭架得没那么松散。更似农民收割时搭架在一起的麦捆或稻捆。身体都起码倾斜成七十度。肩和头互相抵着。他们比过道里的人更可怜。过道里的人毕竟能将身子站直。车窗都打开着，空气还是污浊得要命。口臭味汗臭味令人想停止呼吸。

　　一分钱不花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并非那么美好的事。

　　我站在过道上，和我背靠背的是男是女，列车开出了几个小时还不知道。因为我要转一次身都无异于异想天开，光左右扭头看不到。估计他或她也不知我是男是女。那背多肉，我靠着怪舒服。肯定是个胖子不是个瘦子。谁管是男是女，靠着舒服就很不错。我的背可没那么肥厚的肉，不免觉得有点愧对人家。这是没法儿选择的事儿，谁摊着谁靠谁呗，算那个背吃亏。

　　和我脸对脸，胸压胸的是个女红卫兵。从没见过，可能不是我们校的。九月底，穿的都是单衣。她背靠着一位大高个的背。她那丰满而柔软的胸部压得我喘不过气儿来，却又令我心猿意马，神迷魂荡，觉着十分受用。不久前我又看过那几册诲淫的《肉蒲团》，头脑中不由不产生种种被道学家斥为“邪念”之想。

　　她的容貌谈不上好看，却也绝不难看。属于既不算漂亮但挺讨人喜欢那一类。圆圆的苹果脸蛋儿，弯眉细眼的。短发齐耳，雪白的脖颈无遮无掩，脸却绯红。可能热的，也可能因为和我那么紧紧地胸压胸不大习惯。我尽管觉着十分受用，其实也不大习惯。和女孩子如此这般地亲密无间，在我是生平第一次体验。或曰享受。只是彼此陌生，觉得十分受用而又十分别扭。陌生的别扭却并不能排除我头脑中想入非非的种种邪念。所以我自己也是面红耳热。她的身材和我的身材差不多一般高。我的脸和她的脸凑近得不能再近了。再近一点点就耳鬓厮磨脸儿贴着脸儿了。脸是凑得这么的近，又怎么能不眼睛对着眼睛呢？眼睛对着眼睛，我就唯恐她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我心中的“邪”来。“胸中正则眸子明”，无奈我胸中不“正”，眸子如何，自己没法知道。为了不使她看出我心口的“邪”，便将眸子斜向旁处，以斜护“邪”，避免与她正视。

　　车厢转弯时一晃，我靠着的肥背向我一倾。我的脸贴上了她的脸。一贴就是几分钟，她想闪躲也没门。我想不贴也办不到。直至列车转过了弯，全车厢的人又集体向后一倾，我的脸才离开了她的脸。她的脸却又贴上了我的脸。这种贴，在我，绝不是德行问题。皇天后土，都是惯性作用。正中我下怀也是怪不得我的。在她，是又害羞，又嗔不得。“趁火打劫”地和男孩子贴贴脸儿（十七岁的我，外表也不乏讨女孩子们喜欢之处），我甚至怀疑未必不同样正中她的下怀。

　　列车的晃动终于停止后，她将脸儿朝后仰了仰，那双眼角儿细长的眼睛瞅着我，难为情地笑了，说：“这么挤着你，真对不起。”

　　我也报以一笑，随即神色庄重起来，此地无银三百两：“没什么没什么，刚才……我可不是故意的呀！”

　　我的话逗得她扑哧笑出了声儿：“我并没说你是故意的呀，你辩护什么？”

　　我发窘地说：“倒不是辩护，是声明一下。”

　　“在这种情形下，有必要吗？”她问得十分认真。我却看出她那认真是故意装的。

　　我也故意装出十分认真的神态回答：“你认为没有必要，我就心安理得了。”

　　我们说话时，胸压着胸，脸都尽量朝后仰着。那是很累脖子的。胸压着胸是没法子的事儿。尽量朝后仰脸是互相表示尊重的唯一措施。比起我们的脸来，更难“处理”的是我们的双手。我们的双手都被夹在自己和别人的身躯之间，动也不敢动。一动，则大有可能被对方认为是别有用心的非礼触碰。

　　忽然几只“猴子”从行李架上掉了下来。

　　“哎呀，砸断我脖子啦！”

　　有人尖叫起来。

　　车厢里一阵混乱。

　　她问：“你那么朝后仰着脸，累不？”

　　我回答：“累。”

　　我的脖子朝后仰得发酸，便恢复正常状态，学她的样儿左右晃头、放松脖筋。

　　“行吗？”她又低声问。一双热乎乎的小手搂抱住了我的腰。

　　“可以，可以。”我讷讷地说。

　　我也很想用自己的双手搂抱住她的腰。我的手臂已被夹得麻木了，那样我们都会感觉舒适些。我却又不敢那样。仿佛有条神圣不可违犯的戒条禁止我，违犯了会遭祸殃似的。

　　“你没手吗？”她揶揄地说。

　　我不那么笨，听得出来这话是鼓励，犹豫了一阵，便也双手搂抱住了她的腰。

　　我们脸儿对着脸儿，胸压着胸，互相搂抱着对方的腰，像一对儿亲亲昵昵的情侣。

　　她的腰那么苗条！那么柔软！

　　“这样好多了。”

　　“是好多了。”

　　她的样子是那么纯洁，那么天真无邪，我因内心对她产生的种种淫色的念头而暗暗诅咒自己。

　　接着她主动和我交谈起来。她是哈女中的，父母都是军人。家中的独生女，从小被视为掌上明珠，娇生惯养。

　　“我是偷着从家里跑出来的，只留了个纸条，告诉爸爸妈妈我到北京去了！我从小是在北京奶奶家长大的，爷爷奶奶可疼爱我啦！长到七八岁我才离开他们。我别提多想念爷爷奶奶了！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准高兴死！”

　　她仿佛觉得自己仍是个小女孩，仿佛把我当成一位比她大许多岁的哥哥，仿佛我们之间根本不是刚刚才开始熟悉似的，干脆将头也靠在我肩上，嘴贴着我的一只耳朵，喁喁地尽说尽说。

　　“到了北京你干脆也和我一起住我奶奶家吧？我就对爷爷奶奶说你是我同学，他们一定会热情招待你！北京我熟极了，哪都去过！我带你去军事博物馆参观，去历史博物馆参观，去八达岭、香山……”

　　她真好！

　　我暗暗感激上车时把我和她硬挤到一起的那些人。

　　在大串联中乘列车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除了挤，还有渴。始终见不到个乘务员的影子。没人给赴京去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造反有理”的红卫兵送水。也没法儿送水。连厕所里冲粪便的水也喝不上一口。每一节车厢的厕所都被反锁了，聪明的人将自己关在里边，乘“单间”。到站了也没人报站名。途经大站小站，都没有卖吃食的。好像红卫兵是红胡子，抢掠成性。连卖冰棍的也没有。串通一气想将毛主席的这一批红卫兵渴死似的。某些站有水龙头，但紧靠车门口的那些红卫兵才敢于跳下去解解渴。嘴对着水龙头争先恐后喝上几口，慌慌张张地就往回跑。不是紧挨着车门口的，想下去也下不去。真下去了便休想再上来。

　　互相紧紧“粘”在过道里的我和她，不敢存非分之想，从车窗望着跳下去的那些人，像机械化养鸡场的鸡一样，半蹲着身子，引颈仰脸，拥挤在打开的水龙头下，大张着口咕咚咕咚咽水，只有用舌尖舔嘴唇。

　　到长春站，已至深夜。几百名身着全套无领章军装，臂戴半尺宽袖标的红卫兵肃列站台之上，手持大棒，头扣柳盔，造成一片腾腾杀气。站台上还停着一辆广播车。威风凛凛的一个铁血男儿的声音从大喇叭发出：“我们是长春公社的战士，从昨天起，我们接管了火车站。现在，你们必须明确表态，支持天派，还是支持地派？”

　　显然，如果我们这次列车上的人回答错了，这次列车就休想通过长春站了。

　　可是车上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天派”怎么回事？“地派”又怎么回事？导致两派分歧和对立的原因以及“长春公社”究竟站在“天派”一边还是站在“地派”一边？“长春公社”的鼎鼎大名我们是早有所闻了。他们曾动用据说整个吉林省仅有的一辆十节云梯式救火车，不过不是为了救火，而是为了攻占一所高校的大楼。传单上描绘的那种“战斗”场面是很惊心动魄的。用今天的话说，相当够“刺激”。结果两败俱伤，那辆造价数万元的救火车被火烧毁，那所高校的四层大楼也被火烧毁……

　　可从何日何时起又分为“天派”和“地派”了呢？哈尔滨与长春是离得最近的两座城市了——“文化大革命”一旦进入了“武装革命”的阶段，势如云涌星驰，梦中依稀闻汉乐，城头变幻楚王旗。真可谓：今天是“张大帅”打“李大帅”，明天是“李大帅”打“张大帅”，后天又是“张大帅”与“李大帅”联合起来打“赵大帅”，简直就使那些被啐之为“变色龙”的人物们，有时也来不及“变色”，来不及“弃暗投明”，来不及“反戈”。

　　哪一节车厢也无人回答。

　　那辆广播车，像狮踞的斯芬克斯，黑夜中，车灯如同“她”的一双巨眼，单等我们回答错，便扑向列车，将一节节车厢撕碎。而那几百名手持大棒，头扣柳盔的“武士”，尤其使我们胆战心惊。他们是“精兵良器”，我们是手无寸铁的“乌合之众”。而且，我们是离开了“本土”，在他们的“境内”。一旦冲突，他们则可迅速纠集起“千军万马”，我们若不被“歼灭”才怪呢！

　　我们那节车厢鸦雀无声，人人更往一块儿挤了。估计其他车厢里的人们，也绝不会“临危不惧”。

　　连列车都似乎吓得不敢喷气了！

　　“你们必须明确回答，支持‘天派’，还是支持‘地派’？限你们三分钟时间！三分钟过后还不回答，我们将迫使列车退出长春站！……”

　　“斯芬克斯”没耐心地厉声警告。

　　她说：“为了咱们这次车开过长春站，你带头回答一声！”

　　我说：“回答什么呀？我又不知道他们‘长春公社’是‘天派’一边的还是‘地派’一边的！”暗想，这个“头”让别人带吧！

　　她说：“你别正面回答嘛，你喊坚决支持‘长春公社’的革命战友！”

　　我说：“你还没听明白吗？他们要我们明确回答！明确的意思你不懂吗？”

　　她嘟起了嘴唇：“你直说你胆小怕事得了呗！”

　　我坦率承认道：“我就是怕嘛！”

　　她进一步鼓励：“你怕得没必要嘛！照我的话喊，他们还会把你揪下车去？”

　　我想了想，觉得若照她的话喊，的确是不会遭到什么危险。却不甘服她的理，反问：“那你自己怎么不喊？”

　　这句话使她生气了，她嗔着脸，不再说什么，搂抱着我后腰的那双热乎乎的小手也费劲儿地抽到前边来了，隔在我和她的胸间，还用力朝后推我，她自己的身体也用力朝后抵，企图与我分开哪怕是半寸的距离。“蚍蜉撼树谈何易”？真真自不量力！我暗觉好笑，一时竟忘了车厢外存在着“斯芬克斯”和几百名赳赳武夫的威胁。

　　突然，列车猛烈地动了一下，开始缓缓向后倒去。

　　车厢里仍是鸦雀无声。

　　“完了，我们都别想去北京了！”她瞪着我，自言自语，似对我有无比的怨气。

　　那一时刻我终于勇敢起来，提高嗓门儿大喊一句：“坚决支持‘长春公社’的革命战友！”

　　随之，整车厢里的人都大喊起来：“坚决支持‘长春公社’的革命战友！”

　　整列车的人也都大喊起来：“坚决支持‘长春公社’的革命战友！”

　　站台上，一个“长春公社”的战士，挥动了一下信号灯，列车又停住了。

　　大有希望啊！

　　我便接着喊：“向‘长春公社’的革命战友学习！”

　　“向‘长春公社’的革命战友致敬！”

　　“誓死与‘长春公社’的革命战友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长春公社’顶天立地！‘长春公社’横扫千军如卷席！”

　　“‘长春公社’万岁！万岁！万万岁！”

　　极尽阿谀奉承，讨好卖乖之词。

　　整车厢，整列车的人跟着我喊。

　　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刷！刷！刷！

　　手持大棒，头扣柳盔的几百名“长春公社”战士，像听到了无声的口令，齐步向列车走近三步，动作一致地举手致军礼。一时间，他们仿佛又变成了专来保卫我们的“禁卫军”或专来欢迎我们的“仪仗队”。

　　“斯芬克斯”又“开口”了，也由刚才那个威风凛凛的铁血男儿的声音，变换了一个激情沸沸的巾帼英雄的声音：“最最亲爱的红卫兵战友们！感谢你们对‘长春公社’的支持！感谢你们对‘长春公社’的声援！革命的正义在我们一边，也在你们一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我们一边，也在你们一边！你们赴北京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也带去了我们忠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颗红心！是革命的大串联，在这个夜晚，在这个时刻，将我们的心紧紧贴在了一起！‘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现在，让我们共同高呼口号。”

　　“革命的大串联万岁！”

　　“一切真正的红卫兵派联合起来，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打倒‘天派’！打倒打倒！坚决打倒！”

　　“打倒‘地派’！打倒打倒！坚决打倒！”

　　“……”

　　好险！原来他们既与“天派”势不两立，也与“地派”势不两立！如果我带头喊的口号喊错了，我们的命运无疑将会是“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了！一个长春市，不久前还是“长春公社”的大一统天下。现在却是三雄鼎立，要“天翻地覆慨而慷”！说不定等我们接受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回来再经过时，它早已是“春秋战国”的局面了！

　　激情沸沸的巾帼英雄带领我们呼完口号，那些赳赳武夫们弃了大棒，从各个窗口向我们散发传单，叮嘱我们替他们带到北京去，撒遍北京全城。并且和车窗口的人亲亲热热地握手，表达出一种“送战友，踏征程”的依依不舍的心情。

　　“替我们祝福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

　　“替我们将这‘长春公社’的袖标戴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臂上！”

　　“请将我们坚如磐石的战斗意志转达中央‘文革’的首长——‘长春公社’的战士誓与长春市共存亡！”

　　那是些挺动人的情形。那是些挺动人的话语。“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尤其还是稚气未退的少男少女的中学红卫兵，他们的极真诚的情感，三分钟内就足以变化；五分钟内就足以达到高潮；七分钟内就足以燃烧到炽点。像计脉器，只要有只手，不管是什么人的手，不停地捏那充气的橡皮球，水银柱便不停地往上升。而刚一松手，水银柱便会落下去。

　　“‘长春公社’的战士们，全体——立正！——敬礼！”“斯芬克斯”的两只雪亮的巨眼注视着列车，向“她”的“禁卫军”们发出了命令。

　　列车终于又开始缓缓向前了。

　　“红卫兵战友们，再见啦！‘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让我们为你们播放《红卫兵之歌》吧！”

　　十几分钟前似乎要把我们这次列车撕碎的“斯芬克斯”，这会儿多么富有人情味啊！

　　列车在《红卫兵之歌》高亢的进行曲旋律中长吐了一口气，加快了速度。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大风浪里炼红心，

　　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

　　永远战斗向前进！……

　　每一节车厢都飞出了歌声。

　　列车刚开出长春站，一个手攀行李架，两条鹤腿叉立在座位靠背的男红卫兵大声说：“大家静下来！大家先别唱！‘长春公社’的传单，一份也不能留在我们的列车上！因为下一站就是沈阳了，我们无法预料在沈阳站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局面！如果沈阳的那一派是‘长春公社’的死对头，而且恰恰也接管了火车站，从我们这次车上发现了大批‘长春公社’的传单，那我们就倒霉啦！”

　　大家都认为他的担心不无道理，便将“长春公社”千叮万嘱我们带到北京去，撒遍北京全城的传单，互相收集起来，统统从窗口扔进黑夜之中了。

　　“他们委托我们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戴上的这‘长春公社’的袖标如何处理？”

　　“那还用问，更得扔了！”

　　“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太好的！”

　　“扔了！扔了！”

　　“同意！同意！”

　　于是也从窗口扔进黑夜之中去了。

　　“我还有话没说完哪！”那个一手攀行李架，两条鹤腿叉立在座位靠背的男红卫兵又开口道，“在长春站是谁带头喊的口号？是……你吧？”他的目光朝下寻视着，最后盯在我脸上。

　　“是我。”我颇有几分不安地承认。生怕我“拯救”这一列车人于危难之际，他们过了“险关”，将所受的那一场惊惧变为愤怒，煽动起一股可怕的情绪发泄在我身上。那他们可是太忘恩负义了！

　　“是他又怎么样？我怂恿他喊的！”重新搂抱着我并被我抱着的她，显然也替我感到几分不安了，仗义执言。我觉得她将我搂抱得更紧更紧了，仿佛万一我陷入“围剿”，她这样就可以保护了我似的。我感到她那颗心，在她那丰满得像暖水袋般的胸脯内，呼呼地跳动。

　　“那么，也有你一份功劳！”鹤栖众头之上的红卫兵大声说，“不是他俩，我们过不了长春站！我们起码得对他俩有点什么表示是不是？”

　　“对！对！”

　　“让我们鼓掌吧！”

　　于是全体鼓起掌来。

　　叱咤风云，“老子天下第一”的红卫兵，并不是毒、霸、狠的混世魔王，他们身上有时体现出的人情味，也是极可爱的。真的。

　　在掌声中，我红了脸，不禁笑了。

　　她也笑了。

　　她笑时两只鱼尾长长的眼睛眯成两钩弯月似的，很甜，很魅人。我是越来越觉得她那张苹果脸漂亮了。

　　别的车厢里的红卫兵也在寻找我俩。一张张折起的或没有折起的各式各样的纸，简短地写着一句或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表达着感激、敬意和亲热的语言，从前后车厢传到我们这节车厢，再经一只只手传给我俩。多得我俩接不胜接。更看不过来。最后索性连看也不看。她往我两只衣兜里塞。我往她两只衣兜里塞。那完全可以说是很幸福的时刻。如今回想起来，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时刻，并没能在我心中造成比那更大的幸福感。

　　一只瓷缸不晓得经过几节车厢多少人的手传到了我手中，里边有小半缸水。

　　水！水啊！

　　我的舌头都干渴得舔不湿嘴唇了。

　　我让她先喝。

　　她笑盈盈地瞧着我，摇摇头，用很低很温柔的语调说：“你先喝。”

　　我坚持道：“你不先喝，我一口也不喝！”

　　她顺从地仰起了脸儿，微微闭上眼睛，半张开了嘴。

　　我将瓷缸轻轻贴在她嘴唇上，缓缓地倾斜。

　　她只喝了一小口，含在口中，舍不得咽下去，睁开眼睛，对我固执地晃着头。

　　那一时刻她的脸更加红了。我认为绝不仅仅是车厢里闷热的缘故。从她那双眼睛里，我看到了我长那么大从没在任何一个目不转睛地一眨不眨地瞧着我的姑娘的眼睛里发现过的眼神儿。

　　她那种眼神儿使我的脸感到火热！

　　她从我手中接过瓷缸，也像我对她那样，将瓷缸轻轻贴在我嘴唇上，缓缓地倾斜。

　　我则也像她那样，仰起了脸，微微闭上眼睛，半张开了嘴。

　　已经毫无凉意可谈的水注入了我口中。但那毕竟是水啊！在这样一次列车上，它比茅台酒要可贵得多。

　　我也只喝了一口，含在口中，舍不得咽下去。

　　我睁开眼睛，见她正注视着我。她那种眼神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如今，整整二十年过去了。我由十七岁而三十七岁了。“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却如发生在昨天一样。尤其是在大串联中，在列车上我认识的那个哈女中的，有着一张苹果脸的少女的形象，仿佛是刻印在我心上了，在我记忆的底片上怎么也抹不去。对于一个人的情感经历来说，最可珍贵的，当然是爱。但那种不足以被认为是爱的，朦朦胧胧的，全凭别人观察不到唯独你自己才充分理解的眼神儿和极微妙的心灵感应所传达的情感波段，事实上具有比爱更永久的美好光彩。爱是一旦说出便开始死亡的东西，是一旦明白便没有了诗意的东西；它却如缭绕在两座山峰之间的迷雾，如蓝天上的游云，雾奇而山秀，云淡而天高。

　　她成了我心中的“文化大革命”纪念馆内的一件陈列品。我和她口中都含着水，都舍不得咽下去，都用眼睛彼此说些我们自己也不甚清楚别人不甚感兴趣研究的话。

　　如果车厢里不那么拥挤，我们的一举一动未免太“明目张胆”了。而不但我们，所有那些男的女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红卫兵，互相“亲密无间”的样子都和我们差不多。那是一种“无间”造成的“亲密”。所以也就没有谁特别瞧着我和她之间的样子不顺眼。

　　她将瓷缸递给了别人。

　　“谢、谢、妈！”那人来了这么一句，接着唱道，“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车厢里一阵哈哈大笑。

　　我和她都忍不住笑得将口中的水喷了出来。她口中的水喷了我一身，我口中的水喷了她一头。

　　蹲在左右两排行李架上的一只只“猕猴猢狲”们，居高临下，看得真切，快活得起哄。

　　我重新举起刚才接瓷缸的那只手，想抚去她头发上的水珠。

　　“喷口水好，似乎凉快了点。”她用她肘弯支在我肩上的那只手握住了我的手，将我和她的手，像插楔子似的，强插入我们和别人的身体之间。

　　她那柔软的小手五指叉开着。我的手也五指叉开着。我们的手五指交错地握着。

　　列车从一个个小站呼啸而过。

　　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睡觉的极高超的技巧是无须训练的。行李架上的“猕猴猢狲”们，朝着列车前进的逆方向，一溜儿倾斜着，一个歪在另一个身上，像孩子们玩撞砖游戏一溜儿连锁撞倒的那种样子。有的竟然打起了鼾。

　　鹤立座位靠背上的，也在睡。睡中一只手或两只手仍紧抓着行李架。身体随着车厢的晃动而晃动。他们仿佛在耍杂技。

　　我和她，一只手互相握着，另一只手互相搂抱着对方的腰，都将头枕在对方肩上，难免是耳鬓厮磨。

　　她倒的确睡着了。我却睡不着。很困。硬是睡不着。不经意间，我的嘴唇触着了她的脸蛋。我情不自禁地吻她那光洁的脸蛋——眼睛是闭着的，像个贼似的偷品“禁果”。

　　我感觉到那只与我的手握在一起的小手紧握了我的手一下。她的脸微微向一旁侧，似乎在睡中躲避着我的吻——使我的嘴唇吻到了她那比脸蛋更光洁更细嫩的脖颈。同时她的身体更放松地偎在我怀里。

　　我暗暗睁开了一下眼睛。我见她眼角挂着一丝很甜很纯洁的笑意。她似乎睡得极酣。

　　但她那只小手又紧握了我的手一下。

　　车厢里很静，很静。

　　我在她的领口窥见了她双乳之间那动人的部分，和淡粉色乳罩的花边儿。

　　我立刻闭上了眼睛。

　　我心中想到了一间安宁的小屋，想到了一张舒适的床，想到了一个少女的裸体——是她，也不是她。有一个少年跪在床前，遍吻着那少女的裸体。那少年是我，也不是我。这一浮现在我头脑中的图画般的情境，可能产生于我自己的意识。也可能根本不是我自己的意识，而仅仅是残存在我头脑中的记忆——某本外国小说中的描写。肯定是外国小说中的描写。绝不会是中国小说中的描写。在我当年所读过的中国小说中，类似的描写差不多总与淫乱和邪恶连在一起。革命者和英雄们的爱，在六十年代前的中国作家们的笔下是那么圣洁！并且根本不会和性相关。在他们，爱是吻，拥抱，握手。

　　后来过了许多年，我重读《牛虻》，终于弄明白了当时的我自己。亚瑟在认出了琼玛后，在一个心灵和肉体都痛苦到极点的夜晚，就曾跪在和他同居的那个吉卜赛姑娘的床前——神经质地发抖着，长久地吻她的手。她非常爱“牛虻”，“牛虻”却不爱她。不爱她而有时需要她的肉体，需要像一个孩子似的被她爱。那真是一个英雄人物的极端的残酷和自私。

　　在那个大串联的夜晚，在那一次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当年的我，要比“牛虻”高尚一百倍！因为我的一切“不轨”行为和“邪淫”的念头，完全由于我是渐渐地非常喜爱那个偎在我怀里的少女——那个剪齐耳短发的，苹果脸的，有着一双鱼尾很长的明澈眼睛的女中学生红卫兵。

　　我不承认我的行为“不轨”。我永不忏悔。但我承认我当时对她产生的念头，的的确确是“邪淫”的。它并未局限在一间安宁的小屋，一张舒适的床，一个少女的裸体和吻的“画框”中。它肆无忌惮地“发展”，一下子粉碎了那“画框”，与千姿百态的性的狂乱冲动无章无节地联系在一起。那好比一个色情狂的剪辑师的“大杂烩”。《肉蒲团》中一段段色情描写，在我闭着的眼前一幅幅影像化了……

　　如今我才知道，我和我的十几个红卫兵战友，在那一堆被抄的书籍中偶然发现并如获至宝人人都“精读细读”过的那四本纸页发黄的小册子，竟是中国的所谓“四大性文学”之一。

　　与我对她所产生的那些念头相比，我对她的举动简直是拘谨到了“坐怀不乱”的地步！对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若是像我一样，“有幸”在“文化大革命”中“精读细读”这中国“四大性文学”之一的少年，若是像我一样，紧拥着一个鲜樱桃般的少女，而她分明地对我的亲昵不仅不嗔怒，反而感到某种愉悦，那行为的痛苦是十倍百倍地强大过念头的罪恶的！

　　我更紧更紧地握着她那只热乎乎的小手。更紧更紧地搂抱着她那柔软的苗条的腰。我的胸更紧更紧地压住她那丰满的富有弹性的胸。

　　假如我的身后没有一个人的肥背像堵墙似的可以依靠，我想我一定承受不住那痛苦的猛烈袭击而晕倒了。假如车厢里只有我和她，我想我会像强盗一般夺走她的贞操——如果她企图反抗的话。

　　让我谈一谈性。谈一谈“文化大革命”中，一代红卫兵反对性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

　　在全国大乱的情况之下，在红卫兵被江青捧为毛主席的“小太阳”，成了“一代天骄”的岁月，在对红卫兵们来说几乎没有法的那些已属历史的日子里，中国最传统的对性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依然如被十二道魔符封住的最坚硬的合金铸就的罐子里的东西！任凭“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它几乎未遭到什么损坏。它完完整整地保存在一代红卫兵的思想中。即或有谁对性产生了渴望和称得上是“罪恶”的念头，大抵也会像我一样，灵魂战栗地将这“罪恶”念头压制下去，并对自己进行严厉的宣判。将一个什么权威打翻在地时他们是盖世英雄，却没有谁有胆量将手探进一个自己喜爱也喜爱自己的姑娘的胸衣。那仿佛是无须审讯就可以拖到刑场上去枪毙的弥天大罪！红卫兵们在这一点上对自己的战友们也是铁面无私的。在红卫兵的威名最辉煌的日子里，除了我的同学王文琪果真被枪毙了外，我再未听说过与“红卫兵”三个字有关的带有些桃色性质的事件。

　　试想想，曾有多少男女红卫兵，走遍中国进行大串联促膝而坐，靠身而眠的时候比如今点头握手的机会还多，所谓“越轨”的事却是极少发生的。我不知红卫兵们在这方面对自己的恪守教规般的压制，与他们的日益高涨的“革命热忱”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但有一种现象却是事实：一方面，红卫兵们在造反，在如痴如狂地进行“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那些被红卫兵们打击过一阵子而又逐渐结成团伙的流氓阿飞，恣意尽情地发泄他们的性欲。“文化大革命”越是“深入发展”，红卫兵们越是分散不出“革命的精力”扫荡他们了。某些被“文化大革命”的炮火硝烟所焚毁的楼房，成了流氓阿飞的“安乐窝”。只有他们是无须关心也根本不关心“国家大事”，根本不对“文化大革命”负有任何使命的。在他们那些“安乐窝”里，他们昏天暗地，巫山云雨，颠鸾倒凤。被红卫兵们砸烂了的“旧公检法”早已失去了往日对他们的威慑。尤其在大、中、小城市，一方面“革命”在高涨，一方面性欲在横流。一方面红卫兵们仿佛是根本没有装配性爱感应的机器人，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另一方面，人类的崇高本能，恰恰在那些人类的渣滓身上被穷欢极乐到闻所未闻的地步。

　　后来，红卫兵们将那个被十二道魔符封住的最坚硬的合金铸就的罐子完完整整地带到了“广阔天地”。罐子里装的依然是他们的一切“原则”之上的“原则”。他们害怕它如同人类的始祖们害怕天火。他们中有谁被发现是贼，他们可以像雷锋说的那样，以“春天般的温暖”去教育，去感化。但如果有两个发生了性关系，无论是彼此真心相爱的两个还是一时冲动的两个，都注定被视为是带有药物不可防疫的病毒传染者。往往遭到全体一致的孤立和轻蔑。他们需要具备很大的生活勇气、很坚强的性格才能战胜被抛弃，被孤立，被冷漠，被鄙视的厄运。一代红卫兵在性观念方面更是他们自己的上帝，对他们中的“亚当”和“夏娃”往往比《圣经》中的上帝更严厉更无情。一些“亚当”一些“夏娃”因为偷尝了“禁果”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我并不想用弗洛伊德的学说对此加以解释。这在今天显得过分时髦。我只想指出——最激进的革命理论和最封建的性观念，像两股绳子拧在一起，拧成红卫兵头脑中的一根“弦”。

　　我下乡不久，我们连队附近的一个连队，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两个高二毕业的男女知青，同班同学，哈五中“打鬼队”的红卫兵战友。下乡前，他们的家长互相见了面，共同为他们送行，同意了他们的恋人关系。他们的家长认为，他们是到北大荒屯垦戍边去了，他们将是北大荒的一对夫妻了，千叮万嘱他们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希望他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早日结婚，组成个小家庭，和和睦睦地过他们自己的生活。那他们的家长也就省得对他们牵肠挂肚，能够对他们放心了。他们的衣物行李都是打在一起托运的。

　　到了连队，自然要分开。连队的种种条例，和知青们所自觉营造的那种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军旅生活的氛围，使他们没有勇气公开他们的恋人关系。

　　一天之内，他们见面的次数只有一次——早操。遥遥相望锁唇舌。他们幽会的时间，仅能在吃过晚饭以后——如果没有什么集体活动。

　　距连队半里路，有条河，叫公比拉河。河边是他们幽会的地点。

　　要叫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此话真不假。尽管他们的幽会地点选择得很隐蔽，联络方式也相当机敏，最终还是被善于察言观色者看出了“问题”，被暗暗监视，被盯梢，被跟踪，发现他们在幽会地点拥抱亲吻，被作为“腐化堕落”行为汇报到了连部。

　　监视者、盯梢者、跟踪者、汇报者，皆知识青年，他们在校时的红卫兵战友，是“叱咤风云”的日子里共同打过“鬼”的。并未受谁指使，更没谁交给这项任务，也都不是卑鄙小人。他们这些战友认为，他们是两个红卫兵的道德原则的“叛逆”。在红卫兵的观念中，“革命青年”似乎应该是中性的。情爱是性的诱导意示。性与“革命”水火不能相容。

　　连部当然十分重视两个知识青年的“腐化堕落”行为。“资产阶级”的作风和情调一旦在广大知识青年中泛滥成灾，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监视者、盯梢者、跟踪者、汇报者受到表扬。

　　于是一对恋人受到批判。

　　批判是严肃而且严厉的。幽会、拥抱、亲吻，这些词使女知青低下头去，本能地表现她们的圣洁；使男知青激昂慷慨，本能地证明他们的高尚。使一对恋人羞愧难当，觉得自己比两个贼更应感到可耻。

　　于是，一桩知识青年的“丑闻”不胫而走，最先传到了我们连队——因为我们连队与那一对恋人所在的连队隔河相望。不久，“丑闻”扩散到附近其他几个连队。又不久“丑闻”遍播全团各个连队。

　　于是，无论一对恋人中的哪一个出现在什么地方——只要是有知识青年的地方，仿佛衣上都写着“红字”。

　　于是一对恋人陷入了公众道德舆论的灭顶之灾。

　　当地的老职工们，对此“丑闻”大多数倒不以为然，抱着极宽容的态度，甚至同情他们，甚至怜悯他们。“公众”的含义则是他们的知青伙伴和当年的红卫兵战友。

　　时至今日，我常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最封建也最虚伪的性观念，在最“革命”的一代红卫兵身上，自动地发展到了禁欲主义的地步？为什么他们在自己心灵里最应该开放出五彩缤纷的情爱之花的年龄，他们简直可以说不是在痛苦地忍耐着禁欲主义的精神酷刑，而几乎是在自觉地奉行着禁欲主义的“清规戒律”？他们对于同代人的情爱的敌视和践踏，是否是连他们自己当年都不能明白的潜意识的挣扎？将此归结为传统文化的束缚似太牵强附会。归结为红卫兵式的忠诚也似太形而上学。也许他们命中注定了就该是一方面要打倒一切一方面要虐待自己的一代？像黑塞笔下的“荒原狼”一样？

　　“荒原狼”——黑塞笔下的“荒原狼”，我认为这正是中国一代红卫兵的较恰当的别称。他身上体现的人性，正是体现在一代红卫兵身上的如狼似虎的“革命性”；他身上体现的狼性，正是体现在一代红卫兵身上扭曲了的人性。一切刚好反了过来。“似神非神，似人非人。”黑塞对“荒原狼”的评语，完全可以借用来对一代红卫兵作概说。红卫兵希望自己是拯救全人类的神兵神将，可他们的脐带连着红尘，挣也挣不断。红卫兵也希望自己是七情六欲俱全的真正的人，可“文化大革命”将他们举到了高空，他们已迷津在自己的神话涅槃中难以降落了。使他们自悟到做一个平凡的人普通的人更好些，比劝说“浪子回头”还难。这一点已经是他们自身所无法实现的了。只有靠历史后来帮助他们复归。

　　我所讲的那一对恋人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女的靠了父母的“后门”调往大庆去了，但她抹不掉心灵上的“红字”，终于精神分裂，从医院二楼的窗口跳下，企图自杀，却没死成。脊骨粉碎数截，至今仍活着，不过成了活死人，身体插着些管子。

　　那男的，在她调走前，便由排长而贬为普通战士，分到食堂干杂活。在她调走后，每日阴郁着脸，神志恍惚，失魂落魄，沉默得像块石头。

　　秋收时连里又来了一批北京知青。其中一个女孩儿也分到食堂。他和那女孩常一块儿合作。他用杠子压面，她揉馒头。彼此却极少交谈。他已变得不愿与任何人交谈。他那样子使她有些惧怕，不敢主动与他交谈。

　　有天夜里，他们一块儿值夜班——给拖拉机手和康拜因手们做饭。

　　他一边闷声不响地用杠子压面，压得面案子摇动起来，像要把它压塌。而他的眼泪，一滴接一滴掉在面案上。他收到了家信，知道了女友发生的不幸。

　　那北京来的女孩惑然了，惶然了，小心翼翼地问他：怎么了？

　　他便伏在面案上抱头痛哭。

　　于是他对她讲述了他的爱……

　　于是她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那个夜晚他找到了一个能够理解自己的人。他是太需要一个理解自己的人了……

　　他将他的日记送她看。他的日记中写着他的爱，爱带给他的耻辱，耻辱带给他的内心里对许多人的恨……

　　他和北京来的女孩儿从那个夜晚好起来了。也仅仅是好起来了而已。关系中除了需要理解和给予理解，需要同情和给予同情，需要怜悯和给予怜悯，没什么更复杂的成分的彼此渗透。在他，一个善良的女孩儿的理解、同情、怜悯，是赖以活下去的支点。在她，明白了自己对一个人的理解、同情、怜悯对这个人多么重要，以其善良的天性，非常乐意地扮演圣母玛丽亚的角色。

　　人前他们仍不怎么交谈。一个压面，一个揉馒头的时候，他们暗暗塞给对方纸条。一方在纸条上写些安慰的话。一方在纸条上写些感激的话。如此而已，仅仅如此而已。

　　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又被观察到了，又被注意了，又被监视了，又被汇报了。

　　于是连里的领导首先找她谈话，指出他是一个“作风不良”，犯过“生活错误”的人。迫使她揭发检举他。她无可揭发无可检举，他们就对她进行“艰苦”的思想工作和“治病救人”式的批评。她哭了，不得已交出了他的日记，他写给她的那些纸条……

　　在全连大会上，他的日记被当众宣读。日记中所谓“腐朽没落的软绵绵的资产阶级情调”，绝不比今天电视节目中，各种联欢会演唱会上歌坛新秀们所唱的流行歌曲更软绵绵。

　　但在当年，那便是铁证如山的思想罪，足以将任何一个人变成“灵魂丑恶”的“下流坯子”。

　　她则当众交代了自己被他“拉拢腐蚀”的过程……

　　他的“圣母玛丽亚”就这样出卖了他……

　　连里领导们的做法我们是不必加以评说了，而对这个连里全体知识青年——也即他在校时“并肩战斗”过的红卫兵战友们的态度，却极有必要昭示读者——他们愤慨到了顶点。他们认为他简直思想“堕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他们认为他使“红卫兵”三个字蒙受了奇耻大辱。他们对他的批判之猛烈不亚于当年批判“走资派”。事实上那已不是批判，而是声讨，而是口诛笔伐。

　　正是在那些当年与他“并肩战斗”过的红卫兵战友们的强烈要求下，连里当众宣布了对他的“记大过”处分……

　　同一天下午，在食堂门口，他用劈柴的大斧，劈死了那个北京女孩……

　　兵团军事法庭判处他死刑……

　　在我的连队，一个上海女知青，有天午休时，悄悄对她的邻铺说：“这会儿要是能躺在一个小伙子怀里该多好啊！”

　　此话当然也被汇报了。

　　当然也对她召开了批判会。

　　以后男知青们见了她，都不愿正眼看她一眼了，更不愿跟她说一句话。鄙如弃履。我也是这样对待她。

　　可我心里像她一样，劳动之余，疲乏的身体往自己的行李卷上一靠，常想：“这会儿要是有个姑娘躺在我怀里多好啊！”

　　一种真实的渴望。

　　每当这样的想法不由自主地产生，我便对自己灵魂深处的“堕落”感到极度的恐惧。便诅咒自己思想的“肮脏”，鄙视自己像鄙视那个上海女知青一样。

　　一种真实的鄙视。

　　这不是心理分裂，恰恰相反，是两种真实的统一。所谓心理分裂，必有一种心理倾向是虚伪的或病态的。红卫兵们头脑中的禁欲主义的霉雾，是他们理想追求中的一朵五彩的云，是一代人自觉的“超我”意识的模式。与这一模式相悖的“原罪”意识，当年倒是真的渐渐从他们身上消退了，衰亡了。如果不是历史后来发生了一连串戏剧性的转变，他们则可能在“似神非神，似人非人”涅槃中了却终生，成为千百万头被阉割了的“荒原狼”。推而广之，当年全中国人的头脑中，是都笼罩着禁欲主义的霉雾的。它是全中国每一个从内心里真正要培养自己成为“革命接班人”的自觉的“超我”意识的模式。人性的诗意和“原罪”的冲动，当年只能体现在那些缺乏“革命理想”的人的身上。

　　“九一三”事件首先从政治上唤醒了绝大多数中国人。“革命理想”一旦破灭，禁欲主义的霉雾随之荡散。一代红卫兵从半高中跌落尘埃，惊醒了一场“文革”幻梦。他们终于开始从人的角度重新审视他们狂热地身不由己地卷入的这一场原认为具有史诗价值的运动了。他们这才明白，不是靠了他们自己的神力升入了半空中，而是靠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氢气球将他们吊入了半空中。当他们从“人马”腹中血淋淋地挣扎出人的灵魂，人性的诗意和“原罪”的冲动才使他们重新明白了做人的重要是重于一切的。后来在某些“知青氏族”中发生的性关系的混乱，性道德的丧失，正体现了他们对“革命理想主义”的原始的挑战，对禁欲主义的报复，对他们感到亏损了的人欲的匆匆而为的自我补偿……

　　好了，让我这个当年的红卫兵今天的自白，也从性的粉色的灰色的层层围墙中突围出来，回到当年开往北京的那次大串联的列车上吧！

　　列车抵达沈阳站，另是一番景象。也不知哪一派的红卫兵，在站台上搭起了三排长案，面包、饮料、水果堆集其上。他们一个个手提话筒，向每一节车厢喊叫：“红卫兵战友们，你们辛苦了！前方铁路发生障碍，本次列车将停一小时之久！请下来吃点东西、喝点水、带走点东西吧！一切免费供应。希望你们吃饱喝足，精神抖擞地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

　　面包、饮料、水果正是我们车上每一个人所需要的。我们是早已渴极了也饿极了。

　　“红卫兵战友们，下来吧，请下来吧！我们还为你们预备了毛巾、香皂、牙膏、牙刷，多接了十几排水龙头，你们可以洗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再上车！我们保证你们下来多少人，开车前上去多少人！……”

　　这些话，对车上的女红卫兵们，是更甚于面包、饮料、水果的强大诱惑。汗已使车上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散发出盐碱味了。用手抚摸一下自己的脸，脸是黏手的。叉开五指，指缝藏污纳垢。毛巾、香皂、牙膏、牙刷……多么周到！简直是在犒劳和慰问凯旋将士！

　　沈阳的红卫兵太好了！太令我们感动了！太……

　　我们热泪盈眶！与长春站开始那种杀气腾腾相比，能不热泪盈眶吗？

　　“沈阳红卫兵万岁！”

　　“沈阳红卫兵是我们的亲兄弟！”

　　“沈阳红卫兵是我们的亲姐妹！”

　　“毛主席第一亲，沈阳红卫兵第二亲！”

　　“走遍天涯和海角，不忘沈阳红卫兵！”

　　车上的人从车门，从窗口，一边呼着感恩戴德的口号，一边争先恐后往下挤，往下跳。扑向三排案子，扑向有水龙头的地方……

　　我和她根本没用怎么动，就被簇拥着“流”到了站台上。

　　她要先去洗脸，上厕所。

　　我说我得赶快去为我俩抢到点吃的喝的。

　　一路上我们已成了不可分离的一对儿。

　　男女厕所外的情形，比电影中倒闭了的银行外的情形更可观。人头攒动。挤出来一个，有十个恨不得挤进去。

　　可怜的是那些女红卫兵。有的在厕所外被尿憋得哇哇大哭。有的等不及进入厕所已然尿了裤子，窘态毕露，自己对自己不知所措。年龄大点的，聪明些的，六七个十来个在一起的，就围成个人圈儿，背朝里，面朝外，中间围住一人，将站台权当了“公共厕所”。起初一些男红卫兵不知她们在搞什么名堂，也围上一圈儿看。自然是看不到什么的。女红卫兵们矜持地维护着她们的尊严，羞于启齿解释，便索性做出不屑于解释的高傲模样。待被围在中间的女伴低声说：“完了。”她们才扬长而去。男红卫兵们瞧见地上的“水”，恍然大悟。不免感到惭愧。不免感到没趣儿。增长了这点儿见识，再看到仿佛若无其事地围成一圈儿的女红卫兵，便马上将目光转移向别处，照顾着她们的体面，也表明着自己是正人君子。

　　突然之间，闹不清究竟是从哪里，只能说是从四面八方，冲出了几队红卫兵，如几股洪水，奔往各个车门、窗口，攀爬而入，蜂拥而上。那些“亲如兄弟姐妹”的犒劳者慰问者们，也趁乱捷足先登。

　　原来沈阳的红卫兵对我们这次列车上的红卫兵耍了个“调虎离山”计！

　　这很有点像小学语文课本上那则寓言——《狐狸和公鸡》。

　　他们那些甜言蜜语，恰如狐狸对公鸡唱的歌：

　　公鸡公鸡多漂亮，

　　大红冠子绿尾巴，

　　你到窗口瞧一瞧，

　　请你吃把玉米花！

　　被骗下车的，如大梦初醒，发觉上当，却为时晚矣！

　　我丢掉了抢到手的两个面包和一瓶汽水儿，来不及多想什么，如一头狂犬，不顾一切地奔向列车，推、挤、钻、撞，不择手段，使出浑身解数，总算又幸运地上了车。

　　大多数被骗下车的人，来不及再上车。每一节车厢内他们腾出的空间，早已被“亲如兄弟姐妹”的沈阳红卫兵占领了。他们想再上车比登天还难了！

　　他们一个个后悔莫及，愤怒之状，无法描述，无法形容。汽水瓶和面包，如枪林弹雨，击向列车。

　　几节车窗的玻璃被汽水瓶砸碎。有人的脸被碎玻璃划破了。有人的头被汽水瓶击中，鲜血尽流。完整的汽水瓶一飞入车厢，便有许多双手，像抢篮板球似的，抢着接住。接住者眉开眼笑，如获至宝。

　　比起“长征队”来，乘列车大串联一点也不浪漫。简直可以说是忍饥受渴，险象横生。不花一分钱就想到北京去，就想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面，绝不是什么占国家大便宜的事儿。而国家仅仅为此损失了多少钱呢？几百万？几千万？天晓得。不过当时是没人敢细算这笔经济账的。

　　列车几分钟后便在乐曲声中开动了……

　　重新上了车，我才想到我那个她。毫无疑问，她是被列车抛在沈阳站了。

　　我却不知她叫什么名字。没问。她也没主动告诉我。

　　兜里没有一分钱，也没个熟人在一起，她会再挤上哪一次列车到北京吗？她会再碰到像我这样一个伴儿吗？她肯定会急哭了。一想到她肯定会急哭了，我不禁替她忧虑而且替她难过了。我鼻子一阵发酸，自己差点哭起来。

　　和我脸对脸，胸压胸挤在一起的，又是一个女红卫兵。他妈的一个沈阳女红卫兵！

　　她看了看我的袖标，搭讪着问：“你是哈尔滨的？”

　　我觉得她那张柿饼脸丑极了！而且脸上还有雀斑！而且还长着个鹰钩鼻子！也许事实上她并不怎么丑，鼻子也并不带钩，不过尖了一点而已。

　　但是我觉得她就是丑极了！丑得使我暗暗解恨。脸对脸地瞧着她又反感又来气！

　　我一个字也没回答她，将双手举过肩，用两肘顶着她的胸。那样子我的胳膊很别扭，但我的两肘必会顶得她肋骨疼。我宁肯自己别扭也要顶得她肋骨疼，替被抛在沈阳站的可爱的苹果脸报复。

　　她请求道：“你不能把两手放下吗？”

　　我没好气地说：“你以为我高兴这么举着呀，你给我挤出个空儿来，我就放下。”

　　“你的胳膊肘正顶着我……”她脸红了。话只说了一半儿，没好意思说完。

　　我知道正顶着她哪儿。活该！

　　她分明太吃不消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转过了身去。

　　这才好，免得让我瞧着她那张丑脸又反感又来气。

　　我原先靠着像靠海绵沙发一般舒服的肥背也不知哪里去了。一排大概是军装上的那种纽扣硌着我。使我只好违心地朝前紧贴着那个沈阳女红卫兵的背。“识时务者为俊杰。”

　　车厢内又渐渐静了下来。渐渐响起了鼾声。

　　我醒来时，天已亮了。

　　我却和另一个女红卫兵互相搂肩抱臂地在一起。

　　那个柿饼脸不知何时缩到座位底下去了，头枕着我穿“解放”胶鞋的双脚，仰面朝天，睡得正酣…… 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套装共二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