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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明媚的阳光渐渐普照车厢，红卫兵们又活跃起来。越接近北京，大家越显兴奋。一首接一首齐声高唱“语录歌”。与沈阳红卫兵之间的敌意，隔夜之间一扫而光，不复存在。

　　那个枕着我脚酣睡的沈阳女红卫兵，从座位底下爬出来一次，想上厕所。她还真有本领，像个跨栏运动员似的，抓着行李架，踩着座位靠背，跨过无数人头，到了厕所前，拳擂肩撞脚踢了一阵儿，却未能将“堡垒”攻克。又悻悻地从人头上跨回来，又钻入座位底下，又枕着我的脚睡。还将我的脚扳正些，为了枕得舒服。我本不想“优待”于她，无奈双脚没个移处，只好任她枕着。她也着实令我产生了恻隐之心，憋着泡尿，像条雌鳄似的伏在座位底下，倘我不许她枕我的脚，她的头往哪儿放呢？

　　列车没有开入北京站，到了丰台站就停止不前了。

　　一位女广播员热情洋溢的声音，向我们广播了一通“欢迎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之类的话，然后要求我们迅速下车。

　　千辛万苦来到北京，却没在北京站下车，而在丰台站下车！这使每一个人都感到红卫兵的自尊心大大受了刺伤。

　　“既然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在北京站下车？”

　　“前几批红卫兵是在北京站下车的，我们也要在北京站下车！”

　　“毛主席的红卫兵一律平等！”

　　“不到北京站，我们不下车！不到北京站，我们不下车！”群情激奋，高呼口号。

　　“我下！我下！我下！……”那个沈阳的女红卫兵，一边叫嚷着，一边从座位底下爬出来，迫不及待地扑向窗口。

　　“叛徒！”

　　“犹大！”

　　“把她塞到座位底下去！”

　　“不许她动摇我们的意志！”

　　她遭到了一片咒骂。于是就有人挡住窗口。

　　“我下去上厕所！”她急了，那样子像要和挡住窗口的人拼命。

　　“她真是要上厕所，刚才你们没看见她上厕所没上成吗？”我忍不住替她从旁作证。

　　挡住窗口的人这才闪开，并帮助她从窗口爬了出去。

　　她一跳到站台上，就以百米决赛般的速度往厕所跑。半天才从厕所里出来。一从厕所里出来就跟着车上的人喊：“不到北京站，我们不下车！不到北京站，我们不下车！”膀胱轻松了，喊得比谁都响亮。

　　任我们在车上喊口号，没人理我们。广播也不再响了。

　　忽然列车又开动了，每一节车厢都爆发了欢呼声，以为胜利属于我们了。列车却只开动了一下便停了。车头甩下车厢，单独开走了。

　　大家终于明白，不到北京站，也得下车了。

　　几千人下了车，聚集在站台上。等待了将近四个小时，才有几辆临时征用的公共汽车开来，说是要分批送大家进北京城。于是几千人又包围了那几辆公共汽车……

　　从下午一点多直等至晚八点多，我才挤上接送最后一批人的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它行到半路熄火了。司机上上下下修了很久，没修好，告诉大家说发动机坏了。全车的人就对司机说好话，央求他再修。

　　看来司机也对那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恼火透顶，摘下一双沾满了油污的手套摔在发动机盖上，气呼呼地说：“你们都是毛主席大老远请到北京来的客人，如果这辆车还能往前开，我敢撒谎骗你们吗？”

　　大家听了他的话，觉得是实话。谅他也不敢骗我们，自认霉气，一个个沮丧地下车，分头拦截别的过往车辆。除了小汽车而外，不管什么车，拦住就上。

　　我随同一伙人拦住了一辆卡车。爬上车后，司机不知应该往哪儿开。

　　有的说：“开进北京城就行！”

　　有的说：“开到天安门广场去！”

　　有的说：“不，开到人民大会堂去！”

　　好像人民大会堂早已摆了一桌桌美食佳肴，毛主席他老人家和中央“文革”的首长们正期待我们赴宴似的。

　　司机犹豫了一阵，说：“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前是不许停卡车的。我送你们到天坛公园吧，那儿有红卫兵接待站。”

　　大家说：“好！”

　　……

　　到了天坛公园，已至深夜。司机挺热心的，带领我们寻找到了“红卫兵接待站”——公园内的路灯下，一张办公桌，桌后两个披着棉军大衣的首都红卫兵。一男一女。男的站着，女的坐着，正没意思地说话。

　　他们对我们并不热情。甚至使我们感到极为冷淡。

　　那个女的首都红卫兵坐着没动。

　　那个男的首都红卫兵只对我们说了三个字：“跟我走。”

　　于是我们就都跟他走。那是个很黑的夜晚。我们没看到别的，只看到一株株粗大的松树。若非预先知道，我们谁也不会以为是走在公园里，倒肯定会以为是走在荒郊野外。

　　一些用崭新的席子围成的空间。二十几米一处，十几处。露天。露地。我们被领到那里，那个男的首都红卫兵说：“到了。”说罢转身而去。

　　大家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

　　这一切一切距离我们的想象差得太远太远了啊！

　　“哎哎哎，你别走哇！这儿能久住吗？”我们中的一个叫住了那个首都的男红卫兵。

　　“久住？”他因为被叫住了显得十分不高兴，“哪位中央‘文革’的首长批准你们久住了？有文件吗？”

　　“住一夜也太简陋点了吧？”

　　“简陋？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还没这么良好的条件呢！”

　　“下雨怎么办？”

　　“天气预报今夜没雨！”

　　“万一天气预报不准呢？”

　　“那你们就经受一次革命洗礼吧！”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说话呢？我们毕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请来的客人，你对我们的态度温和点行不行？”

　　“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毛主席给你们每个人寄请柬了吗？拿出来让我瞧瞧！中央‘文革’下达了文件，要求各地红卫兵派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你们为什么不听中央‘文革’的话？”

　　“谁不听中央‘文革’的话？”

　　“老子就是代表！十个里选一个选出来的！”

　　“我也是！”

　　大家被那个首都的男红卫兵激怒了，七言八语围攻他。有的捋胳膊挽袖子要揍他。

　　我们中有一个女红卫兵忽然满腹委屈地哭了。她这一哭，带动几十个女红卫兵都哭起来。

　　于是大家放声悲歌：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想念毛泽东……

　　哀哭和悲歌形成一股怨气，在天坛公园粗壮的老松之间缭绕不散，仿佛闹鬼。

　　那个首都的男红卫兵有些不知所措了。

　　他说：“战友们，战友们，革命的红卫兵战友们，我的态度不好，我向你们道歉！可这个接待站的条件就是如此，叫我有什么办法呀！”

　　无人理睬他。哭的继续哭，唱的继续唱。都是没出过远门的，都是第一次到北京。都是又饥又渴，穿得都很单薄，在秋寒中都有些瑟瑟发抖。半夜三更的，没个温暖的归宿。怎能不哭，怎能不唱，怎能不想念毛泽东呢？

　　毛泽东，毛泽东，

　　心中的太阳永不落，

　　白日里想你斗志强，

　　黑夜里想你指方向……

　　越哭越委屈，越唱越伤感。我是边流泪边唱。早知落这么个凄苦的下场，我才不来北京呢！我真希望毛主席听到我们的哭声和歌声，从睡眠中醒来，问警卫员：“是么子些人在哭嘲？是么子些人在唱嘲？是我的红卫兵小将吧？……”然后乘坐“红旗”轿车来到我们身旁，问饥问渴，问寒问暖，说一番能使我们感到幸福的话，将我们统统接往一个大宾馆……

　　毛主席当然是听不见的。

　　一个首都的女红卫兵听到了。因为她匆匆地走来了。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又哭又唱的！好像都在这里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似的！”

　　“他们嫌这里的接待条件太简陋。”

　　两个首都红卫兵商量了一阵儿，那个女的对我们说：“战友们，大家别哭啦，大家别唱啦。我们这个接待站，今天刚刚设立。所以，请战友们多多包涵！现在，我们马上去联络，争取尽快转送到别的接待站去！”

　　说完，他们一起走了。

　　半个多小时后，她独自回来，向我们说了几处可去的接待站，其中有一处设在地质学院。

　　“到地质学院去！大家听我的，到地质学院去！大家一定要听我的！”

　　我们中有一人大声疾呼。那是个戴眼镜的四十来岁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此前谁也没注意他的存在。有不少革命教师跟红卫兵一起进行大串联，他的年龄并未使我们哪一个感到诧异。

　　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正需要个挺身而出的组织者和代言人。大家便一致推选他为临时“领队”，都表示愿意听他的。

　　那个首都的女红卫兵又跑开打电话，找车。

　　一个小时后，我们拥上了一辆带纱窗帘的客车——据说是专接少数民族进京代表的。大家觉得待遇提高，自是都不免有得意之色。

　　那个首都的女红卫兵在车下向我们摆手告别。

　　我们终于可以有个好去处，而且待遇提高了，全亏她一人跑来跑去，大家赠她一片感谢之词。

　　车开出天坛公园，我们的“领队”大声宣布了自己的身份——某中学教师，曾当过何长工的警卫员，故而极力主张我们全体跟他一块儿到地质学院接待站去。

　　有人发问：“何长工是谁？”

　　立刻有人嘲笑地回答：“连何长工是谁都不知道？老红军！长征过来的老革命！《红旗飘飘》上有他的回忆录！”

　　“领队”补充道：“何老是地质部部长。如果地质学院招待我们不周，我就亲自去找何老，叫何老批评他们！本来我是可以住到何老家的。既然我们无形中成了患难战友，我怎么忍心撇下你们呢？我是当教师的，革命教师是红卫兵的同盟军，你们就如同我自己的学生一样啊！”

　　他说得十分诚挚。大家又是一片感激之词。

　　有个看去只有十二三岁，大概刚读到初一的女孩天真地问“领队”，到北京来，是否也同她自己一样，只想亲眼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亲身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争取有机会和毛主席他老人家握一下手，当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面喊一句“毛主席万岁”？

　　“领队”深沉而庄严地告诉大家：他到北京来，愿望与我们相同，也不完全相同。他还负有特殊的也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替他所参加的那一派群众组织，通过何老的关系，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反映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情况，请求毛主席说一句支持他所参加的那一派群众组织的话。

　　“我们那里是右派组织翻天，‘左’派组织受苦哇！黑云压城城欲摧，血雨腥风扑面来。我们那一派几千名革命群众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啊！如果我完不成使命，几千革命群众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啊！那我也绝不回去了，我将一头撞死在革命烈士纪念碑下，不成功，便成仁！甘洒满腔战士血，化作遍地革命花！”

　　他流下了悲壮的泪。

　　大家极受感动。我的眼眶湿了。在我心目中，“领队”那典型的四川人的身材，变得高大起来，闪耀着英雄主义的可歌可泣的光彩。

　　“甘洒满腔战士血，化作遍地革命花！”我暗暗牢记着这两句诗。当年许多人都诗才横溢。辩论也罢，演说也罢，煽动也罢，几乎无诗不开口，开口必有诗。好比京剧名角们的绝唱，不讨戏迷们个“满堂彩”不算绝。正是那些充分表达了顶天立地，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的铿锵诗句，最能感动人心，使人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对红卫兵来说，那是连空气中都饱含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时代。正如今天对某些年轻人来说是不听流行歌曲就活不成的时代。我甚至认为，他若完不成使命，便一头撞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预先打算，比他随口说出的那两句诗更其杰勇豪烈，悲哉壮哉！倘我亦如他，负有几千人交托的神圣使命，必亦有如他一样的牺牲准备。倘完不成使命，必选择如他一样杰勇豪烈，悲哉壮哉的死法！那样的使命简直是一种至高的荣耀。那样的死去简直是一种难得的幸运。只可惜来北京前，没谁交托我什么使命。母亲倒是千叮万嘱要我买一张毛主席和“林副统帅”在一起的像。哈尔滨当时买不到。一个家庭中不见“林副统帅”的第二光辉形象，总是件让人心里不够安宁的事儿。无人过问，便也罢了。有人问罪，说不清楚。就算在北京得豁出头破血流抢着买才能买到，似乎毕竟有点谈不上“使命”感。自己心里一味当“使命”去完成，也毕竟不够神圣，悲不起来壮不起来，杰勇豪烈不起来。没有买到，辜负了母亲一人的叮嘱，似乎也犯不上一头撞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心里暗觉遗憾。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芒，在那英雄辈出的年代，也并非万众都能放射的。

　　车到地质学院，司机困得连连打哈欠，催促我们快下车。我们刚下了车，接待站里走出一个人，大声斥问司机：“你把他们都拉到这儿干什么？往哪儿安置？”

　　我们在那人眼里分明不是毛主席的客人，而是什么毫无用处白给谁也不愿要的东西。

　　司机嘟哝道：“他们吵吵嚷嚷地让我拉他们到这儿来嘛！”

　　“上车，上车，全上车！”那人像吆喝牲口似的，又吆喝我们上车。

　　我们处处受到这般冷漠的对待，一个个心中别提有多恼火，都默默地将屈辱的目光投向“领队”，谁也不敢乱开口讲话。在人屋檐下，暂且将头低啊！

　　“领队”上前道：“我是他们的领队，我……”

　　那人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你也上车，少啰唆！”

　　“领队”加重语气道：“我当年是何老的警卫员！”

　　那人听罢，上下打量他一番，似乎有些怀疑地问：“真的？”

　　“领队”昂然答道：“我跟随了何老五六年，他全家的人都熟悉我！”

　　那人信了，大声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那你哪儿也别想去了，留在这儿揭发反党分子何长工吧！”回头对接待站里喊：“何长工当年的警卫员送上门啦，把他押起来呀！”

　　于是呼啦啦拥出几个地质学院的红卫兵，纷纷问：

　　“谁是？谁是？”

　　“在哪儿？在哪儿？”

　　我们这才发现，楼墙上贴着大字报。水银灯下，赫然写的是——打倒地质部最大的走资派何长工！“何长工”三字歪歪倒倒，画了鲜红的三个“×”。

　　我们都替“领队”暗暗叫苦不迭。

　　那人用手一指他：“这个就是！”

　　他却还没发现大字标语，以军人的姿态一挺胸：“不错，我就是。”

　　他们不由分说，将他架入联络站屋里去了。

　　我们一个个呆若木鸡。

　　“你们还愣头愣脑的干什么？”

　　我们赶紧乖乖地上了车。

　　那人向司机交代几句，车又开了。

　　这一次我们被送到了地质部博物馆，天已蒙蒙亮。博物馆内，一排排陈列各种矿石的展览橱之间的过道，隔几步铺一块草垫子，没有席。东投西奔折腾了一夜，困得两眼皮往一块儿粘，踉跄到一块草垫子跟前，扑下去，不管它天塌地陷，倒头便睡。

　　一觉沉睡到下午三点多。醒了先找水龙头。找到水龙头，一口气儿喝了个够。待要洗漱时，却不知装毛巾肥皂牙膏牙刷的小布兜儿昨夜丢在何处了。进入厕所，脱下被臭汗湿透了几番的背心，权当毛巾用，拧大水量，痛痛快快地冲头洗脸。在水槽中捡了几小片别人丢弃的肥皂，裹在背心内猛搓一阵儿，搓掉汗臭味儿，自以为洗干净了，晾在窗框上。

　　然后就光脊梁穿着肮脏的外衣，徜徉出胡同口逛大街。不敢走远，不敢转弯。怕迷路，逛至西单，便跨过马路，从另一侧往回逛。衣兜里虽揣着五块钱，副食商店却是不进的，唯恐见了好吃的东西，受到诱惑掏出那五块钱花。

　　饿是饿极了。忍耐着。五点半开晚饭。逛到时间，就可饱饱地吃顿不花钱的饭了。

　　晚饭是馒头、咸菜、粥。馒头一两一个，小得秀气。每人两个。两个哪够填饱饿了两天两夜的肚子？幸而粥是不限量的。于是先可劲儿往肚子里灌粥。眼睛盯着粥桶。发现有人一碗粥刚喝了半碗，便端着碗去边喝边排队。喝完了，也差不多排到了。如是学之，又发现有人在这个饭口领了一份儿馒头，转向那个饭口，又可多领一份。也如是学之。见“先进”就学。以后掌握了这些经验，在一个多月的大串联中，从北到南，七省八市，没挨过饿。

　　吃饱了，一手拿着一个多领的馒头往外走。没料到门口有人把守，说是只许吃，不许往外带。早知如此，两个馒头便吃下去了，也不必可劲儿往肚子里灌粥。颇有些舍不得放入门口的竹筐里，待要转身回到桌旁再吃掉吧，肚子已是撑得很，多一口也咽不下去了。怏怏地留下两个馒头，懊恼自己往外走时没将馒头揣在衣兜里。

　　回到博物馆大厅，困乏未解，扑下身去，又纳头便睡。

　　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排了半个多小时，才洗上把脸。

　　吃过早饭，在饭厅外的一面镜子中照见了自己，衣裤肮脏褶皱，头发蓬乱。自惭形秽。这等小瘪三模样，怎有脸面在北京的大街上逛？又怎配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

　　思想斗争了许久，决定花那仅有的五块钱，买毛巾、牙膏、牙刷、肥皂。买齐全了，要赶回来趁太阳好洗衣服，却意外遇见了同次车来的一位同学。他的模样不比我体面多少。

　　他告诉我他住在一所小学校，昨夜睡在两张拼起来的课桌上。

　　“二三百人，全睡课桌，铺席子，盖毯子。”他一边对我说，一边揉肩胛骨，“他妈的课桌太窄，一夜我掉在水泥地上三次！”

　　当我告诉他我住在地质部博物馆内时，他显出十分向往的表情，立刻问我能否帮他“转移”过去。

　　我当然很乐意有个同学为伴，但却没什么办法帮助他——出入博物馆凭“住宿证”。

　　他失望极了。

　　而我却羡慕他有毯子盖。

　　他提议一块儿去参观军事博物馆。

　　我嫌太远，怕回来晚了，赶不上吃饭，饿肚子。但又不忍扫他的兴，主张一块儿去天安门。

　　“傻瓜蛋！反正我们是要经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提前去了，检阅那天留下的印象就不深刻了！要保留最深刻的印象！这是将来要记载到中国当代革命史里的大事，说不定历史还需要我们写回忆录呢！”他激烈地反对我的主张。

　　我细想想，他的话不无道理，便同意了和他一块儿去参观军事博物馆。我红着脸向他提出了一个请求——替我买公共汽车票。因为我兜里的钱所剩无几，还要买毛主席和“林副统帅”在一起的像，舍不得再多花一分。

　　“傻瓜蛋！你真是个傻瓜蛋！我们是什么人？毛主席请到北京来的客人！乘火车都不花钱，坐公共汽车还花钱吗？笑话！”他大大嘲谑了我一番。

　　果然如他所说，红卫兵们上下公共汽车，售票员绝不查票。当年的首都仿佛“八国联军”占领时期，又像清兵入关的情形，满大街都是来自天南地北、长城内外、“五湖四海”的红卫兵。各路“诸侯”的战旗飘扬。各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车”如梭往来。广播着“郑重声明”“最后通牒”“严厉警告”“强烈抗议”。全北京也不知安装了几百几千高音喇叭，《东方红》 《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歌颂毛主席的革命歌曲和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歌曲白天响彻云霄，夜晚直冲星汉。也许除了毛主席，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朝代的君王，大概是都难以忍受如此轰轰烈烈，如此热热闹闹，而甘于寂寞的。

　　全北京到处的墙壁都刷成了红色，书写着醒目的“最高”或“最新”指示。北京的一条条街道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红色街道。北京被一片“红色海洋”所淹没。北京成了全国各地红卫兵的大本营。北京成了全国各地“造反派”的总司令部。

　　总司令是毛主席。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据说这是毛主席当年书赠“敬爱的林副统帅”的两句诗，是否确凿，已难考证。反正红卫兵们都相信是，争相传抄。

　　现在的百万兵当然是指红卫兵。许许多多万里迢迢来到北京的红卫兵，胸前悬挂着心形的“忠”字。小如掌，大如盘。有的制作粗俗，刺人眼目；有的制作精美，绣以银丝金线，简直可视为工艺品。间或有一群群少数民族的红卫兵兄弟姐妹，在宽阔些的人行道上载歌载舞，表达来到北京和即将受到毛主席他老人家检阅的无比幸福无比喜悦之情。

　　军事博物馆内人山人海。某些人们熟悉的油画和陈列品被取消了。重画的《井冈山会师》，与毛主席握手的已不是朱总司令，而是当年才不过担任连长的林彪。《毛主席去安源》——一幅最新完成的油画，告诉人们，“安源大罢工”的真正领导者，并非刘少奇，而是毛主席。

　　军事博物馆外的大批判专栏，贴满了漫画。别的看过就忘了，有一幅却过目难忘，铭记至今。

　　画的是刘少奇立在船上，撑篙渡河。彭德怀立在岸上，挥手做惜别状，并唱：

　　送君送到大河旁，

　　君的恩情永不忘，

　　风里浪里你撑船，

　　我持梭镖望君还……

　　彭德怀丑而像，刘少奇也丑而像。邓小平那时已上了“百丑图”，“屈尊第二”，仅在刘少奇之后。

　　许多人都在认认真真地照画。

　　我和同学也向别人各要了几页笔记本纸，挤上前去照画。那些漫画可非一般水平，笔法娴熟老练，惟妙惟肖，各有千秋，显然是长于此道者们的“佳作”。不过也难肯定，当年“文化大革命”不仅造就了一大批“群众领袖”“理论家”“雄辩家”“演说家”和“诗人”，也造就了一大批“漫画家”。漫画更是“大批判”的犀利武器。正因为是武器，才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掌握之，运用之。而且，将昔日的国家首脑们肆无忌惮地加以丑化，实在是普通人们非“文化大革命”不可满足之乐趣。

　　像“送君”一类有情节的漫画，我是照葫芦画瓢也画不下来的。那需要一定的漫画基础。“百丑图”容易画些，但都是笔法高度精简的头像。

　　从军事博物馆回到地质部博物馆，吃晚饭，将衣服裤子全用肥皂洗得干干净净，搭在馆内陈列矿石标本的展览橱上。只穿着背心裤衩，盘腿独坐一隅，闲得无事，转着头东张西望。

　　有人不知无意的还是故意的，打碎了一个展览橱的玻璃，于是就有众人齐发一声喊，扑将过去争抢矿石标本，那当然是很好的纪念品。

　　我也闻声扑将过去，争抢了一块到手。拳头般大小，乌黑，这里那里，布满闪闪发光的物质微粒，不知是含金还是含银，抑或含铜还是含锌。得着了一件很好的纪念品，心中的高兴自不待说。收藏起来，又闲得无聊，又转着头东张西望。

　　夜里冷得缩成一团，无法睡。把守馆门的老头照例关门前来巡视一番，发现了那打碎玻璃的展览橱，见里面空空如也，连一个标本牌都不存在，大发脾气，训骂道：“我在北京住了快一辈子，还一次也没见着过毛主席他老人家本人呢！你们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客人，客人就该有个客人的样子！到北京来做贼吗？偷了那些矿石干吗！那都是地质部的一些宝物！地质队寻找到那些标本容易吗？千辛万苦得来的！谁拿了谁乖乖放回去！不放回去从明天早晨起不给你们饭吃！”

　　无人理睬他，都装睡得死，没听见他训骂。

　　他训骂了一通，对大家无可奈何，愤愤地在草垫子之间踱来踱去，想要识破一个“贼”。他瞥见我那缩成一团的可怜模样，走到我跟前，瞪着我问：“你拿没拿？”

　　我说：“没拿，拿了不是人！”

　　又问：“你赤胳膊裸腿地干什么？”

　　我说：“衣服裤子都洗了。”

　　“白天大好的太阳，怎么不洗？”

　　“白天参观军事博物馆去了。”

　　他“哼”了一声，脱下他的大衣，扔给了我：“想着还！别拐带跑了，公家的！”

　　我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连连回答：“保证还，保证还，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

　　有了这件蓝色的、扎道的、旧的却很暖和的劳动布工作服大衣，我才舒适地入睡。

　　梦中被一阵哨音惊醒，拥着大衣莫名其妙地坐起来，揉揉惺忪睡眼，见大家全都坐起来了。几名军人不知何时悄悄“光临”，一个个神情极为严肃。

　　我以为那守门的老头为了那些矿石标本的失踪，搬来了解放军侦察员要对我们进行大搜查呢，心中颇为紧张。

　　一名年轻的小战士说：“亲爱的各位红卫兵小将，现在，由我们的营长，向你们宣布一个你们日夜盼望的消息！”

　　那营长环视着我们，说：“小将们，你们最最幸福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明天……”看了一眼手表，自己纠正自己道，“现在已经是两点半了，那么应该说是今天，毛主席、林副统帅和中央‘文革’以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你们了！”

　　其实他不说，大家听完那小战士的话，也已猜着了。

　　大家一阵激动，高呼：“毛主席万岁！”

　　解放军也手举语录跟着高呼。

　　数呼万岁之后，那营长又说：“为了保证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安全，宣布几条纪律：一、除了毛主席语录必带，每人身上再不得带任何东西！”

　　“吃的东西也不许带吗？”

　　“吃的东西当然例外。”

　　“那么也可以带水果啦？”

　　“可以。”

　　“水果刀呢？”

　　“不许带！凡是金属物品，一律不许带！谁带了，一旦查出，严加论处！”

　　那个小战士说：“大家安静，不要打断营长的话！”

　　营长接着说：“二、只许喊如下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司令部万岁！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他一共照本宣读了二十几条革命口号。他宣读一条，我们用笔在纸上记一条。看来这些革命口号也不是他这位解放军营长规定的，可能是经中央“文革”审阅的。

　　最后他说：“大家立刻穿衣服，排好队，跟我们到食堂去领吃的。从现在起，我就是你们的带队，你们的一切行动，必须服从我的指挥！”

　　有人嘟哝了一句：“我们的一切行动，只服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指挥！”

　　营长严厉地瞪了那人一眼，没说话。

　　有人大声问：“起码得给我们半个小时的洗脸时间吧？这么多人，排着洗半个小时也不见得够啊！”

　　那个小战士干脆地回答：“穿好衣服立刻就去领吃的。领完吃的立刻就出发。没有洗脸的时间了！”

　　又有人嘟哝了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是要每天洗脸的，不洗脸就会积满灰尘。’”

　　营长也回敬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于是大家不再有任何异议，匆匆穿好衣服，被分编成组。每组由一名解放军管理。全体服从营长。

　　营长说：“现在，每人将语录拿在手中，将衣兜裤兜里翻出来！”

　　大家照办。

　　管理每组的解放军，逐个检查，没发现谁违纪，便带我们到食堂去。

　　我的衣服裤子半干半湿，也只好穿在身上。大衣紧裹在外。

　　食堂工作人员肯定起得比我们更早，已将一份份吃的东西替我们包好——两个面包，一个煮鸡蛋，一截香肠。因为今天是我们最最幸福的日子，所以二两一个的面包取代了一两一个的秀气的小馒头，还有煮鸡蛋，还有香肠。

　　他们将每份递到我们手中时，各个都说一句：“祝贺你们的幸福！”

　　看得出来，也听得出来，那是很由衷的祝贺。他们分享着我们的幸福。感觉到这一点，使我们中某些人因起得过早而产生的隐怨消除了。我得承认，我是“某些人”之一。身上穿着半湿的衣服裤子，隐怨比别人就更大，也就更加洋溢出满脸的幸福。

　　耳听祝贺，心中细想，他们都是生活在北京的人，接受毛主席检阅这种莫可比拟的幸福，优先轮着的却是我们，而不是他们，还要为我们服务，他们毫无隐怨，我们倒因早起了点就嘟嘟哝哝，未免太不通情达理。赶集还得起个大早呢！这么一想，便心气平和，只觉得确是很幸福了。虽身上穿着湿衣服而心中的幸福感犹存。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恐怕这辈子也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除非毛主席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从食堂里排着队走出来的时候，我看见守门的老头站在博物馆台阶上同时举起两只手默默地向我们招手。

　　他是不是很羡慕我们呢？ 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套装共二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