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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天很黑。所谓黎明前的黑暗。天很冷。在我的记忆中，北京那一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格外早，幸亏有那件大衣啊！否则，穿着湿衣服湿裤子的我，有可能在黎明前被冻死。

　　喧嚣了一天的北京，只有昼夜交替之际的这黑暗的时刻，才是宁静的。那是很正常的宁静，又似乎是很不正常的宁静。因为走出胡同口后，我发现马路两旁隔不远就站着一名持枪的解放军。

　　我们排着队，在那位营长的率领下，走向平安里，由平安里插向东四。那条马路两旁，也是隔不远就站着一名持枪的解放军。一支支队伍，红卫兵的队伍，在解放军的率领下，从各条街道走出，与我们汇在一起。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渐渐地，形成了一支前无头后无尾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再往前经过的一些路口，就戒严了。不是将要接受检阅的红卫兵，怕是别想通过了。隔不久，那位营长命令我们分组报一次数，前后左右看看，有没有陌生的面孔——防止阶级敌人混入我们的队伍。据我们组的组长——那名小战士说，他和他们的营长带领红卫兵几次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了，从未发生过什么问题，受到了中央“文革”的表扬。

　　我们都对他刮目相看起来。

　　我们跟随大军拐进了东四附近的一条小胡同。现在回想起来，那不是一条小胡同，而是一条长街。大军拥塞满了这条长街，就像隐蔽着似的。大军停止了前进。小战士告诉我们，要在这里等待到天亮。

　　于是就盼着天亮。心中越盼，天似乎亮得越迟。天终于亮了，那也不过才早晨六点来钟。小战士又告诉我们，十点才开始检阅。他劝我们耐下心来。还要等三个多小时，需要多么大的耐心啊！在我的记忆中，那之前，我的耐心没经受过一次那般持久的考验。那之后，我的耐心也再没经受过一次那般持久的考验。

　　在需要极度耐心的等待中吃光了所有吃的东西。肠胃饱了。湿衣服被身体烘干了。太阳出来了。人人都觉得暖和了些，便有兴致高唱革命歌曲了。一支接一支地唱。几名解放军都很善于鼓动情绪。领唱，挥舞手臂打拍子，拉歌，将人人的情绪都鼓动得火炭般热！歌声此起彼伏。一曲高过一曲。一阵比一阵唱得来劲儿，唱得亢奋。

　　街道两旁的居民，出不了院儿，开不了门。一户户的窗口贴着一张张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的脸，没够地往外瞧我们。有人渴了，向他们讨水。他们就打开窗子，捧出一杯杯热水，茶水。讨吃的，他们也极慷慨地给予。道谢，他们都说不用谢，招待外地红卫兵，是首都居民的本分。当年红卫兵中有手表的可不多。几名解放军战士也没手表。那位营长倒是戴着块手表。可大家都不愿向他问时间，怕他轻蔑我们的耐心。便隔不多时，敲窗子问一次屋里的首都居民。他们不厌其烦，有问必答。有些老人和孩子，则主动地打开窗子，一次次向我们报时间：

　　“八点半啦！”

　　“九点！”

　　“九点二十五！”

　　“九点四十五！”

　　“十点啦！”

　　于是满街一片欢呼声。

　　“十点啦！十点啦！”

　　“我们最最幸福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啊！”

　　欢呼过后，队伍还不见动，满街的红卫兵骚乱起来。

　　解放军努力安抚，说是刚刚接到通知，毛主席他老人家今天身体不适，检阅我们的时间有所推迟。

　　仿佛一盆凉水泼向众人头上，满街红卫兵的情绪顿时低落。都唯恐毛主席因身体不适，登不上天安门城楼，这一天检阅不成我们。

　　等啊等啊，至中午十一点半，拥挤在那条长街里的我们的“杂牌军”，在正规军的带领下终于又开始走动。

　　东四大街（也可能是东单大街）被红卫兵的队伍水泄不通地占领了。三十人一横排，浩浩荡荡，不见头，不见尾，跑一阵停一阵地前进。

　　能听到《东方红》雄壮的乐曲声了。

　　天公作美。夜间虽然寒冷，白天竟晴空万里，红日当头。

　　转上通往天安门的马路，队伍由三十人一横排而六十人一横排了。各路大军总汇合，欢呼“万岁”的声浪从前方黑压压的人头上滚将过来：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欢呼声仿佛在召唤我们，盖住了解放军统一步伐的口令。队伍乱了。没有队形了。变成一股人流，一阵阵势不可挡地向前汹涌，一阵阵冲到了铜墙铁壁似的，以更汹涌的反力卷荡回来！

　　终于，我望见天安门了！

　　终于，我接近天安门了！

　　天安门城楼空空荡荡。毛主席呢？毛主席为什么不在天安门城楼上啊！

　　毛主席已然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一个多小时了。他老人家累了。他老人家需要去休息休息。

　　看见了毛主席的，还想再看见。没看见毛主席的，不甘心没看见。天安门前拥挤着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真是成千上万啊！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要见毛主席！”

　　“我们要见毛主席！”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喊啊，叫啊，哭啊。那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狂热场面！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汇成的人海，在天安门广场拧出海底谷裂般的漩涡！每个人都像一颗小石子，在巨大的漩涡中打转，不升也不沉。背朝天安门或面朝天安门，全不由己，只有顺着那股漩涡转。

　　《东方红》乐曲又响起来了！

　　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人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位男女播音员，以无比激动的语调现场直播道：“红卫兵小将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休息了片刻，现在，与他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又并肩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老人家精神昂然，面带微笑，神采奕奕！……”

　　人海喧啸了。群情鼎沸。“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

　　也许我离得太远了，也许天安门城楼太高了，出现在我眼中的毛主席，只是半截身影。沐浴着下午的阳光。他老人家的身影，没我预先想象的那么高大。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在我们的仰视中，甚至可以说显得很小。而站在他身旁的“林副统帅”，简直显得渺小了。毛主席的身材在所有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中毕竟最高大，所以我还是一眼就判断出了哪一个是他老人家的身影。并且别的人一登上天安门城楼都各就各位站立不动，都站得很靠后，只能隐约看到些头。所以实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的，成千上万红卫兵能仰望到的，也就只有毛主席和他老人家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

　　毛主席显然也非常兴奋，一会儿走向东侧，一会儿走向西侧，一会儿伫立在天安门城楼中央国徽之下那个地方。不停地走动，不停地挥手向红卫兵致意。时而挺身远眺，仿佛在注视天安门对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时而俯身低视，仿佛要同仰视他的观礼台上的红卫兵们交流什么感情。“林副统帅”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毛主席。毛主席走向东侧他跟随到东侧。毛主席走向西侧他跟随到西侧。毛主席站住他亦站住。毛主席远眺他亦远眺。毛主席俯身他亦俯身。毛主席挥手，他挥语录。我们能仰望到毛主席的上半身，却只能仰望到他的头和肩。尽管离得远，尽管毛主席站得高，他老人家的身影毕竟显得伟岸，而他“最亲密的战友”却像个侏儒。

　　忽然，毛主席摘下军帽，在天安门城楼西角又一次俯身，手臂大幅度地挥了一下，又挥一下，并用他那很重的湖南口音高呼：“红卫兵万岁！”

　　“林副统帅”也摘下了军帽，也来回挥了两下，由于身材矮小，手臂被天安门城楼栏杆所挡，又想像毛主席那样大幅度地挥动，却不能够，仿佛居高临下地捞取什么似的。

　　他也高呼：“红卫兵万岁！红卫兵万岁！”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着魔了！万语千言变成了一句话，有拍节地喊叫：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成千上万条手臂，挥动成千上万本宝书。“红雨随心翻作浪”，“天若有情天亦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又开始播音：“红卫兵小将们，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健康，请继续往前走，请发扬崇高的革命风格，使后面的小将能够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幸福地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

　　女播音员广播完，男播音员接着广播，话意相同。

　　一股人流以湍水决堤之势汹涌过来，冲走了广场上累卵积石般的一批，取而代之积石累卵。

　　我随被冲走的那股人流，一直“流”到电报大楼，才算能够选择方向自己步行了。

　　人们好像一离开天安门广场，一离开那种人的漩涡，那种如梦如幻的场面，顿时也就个个全部恢复了常态。匆匆地散向四面八方。使人感到被检阅是一个“任务”，他们盼望着这一天实际上是盼望着早点完成这个“任务”。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们就可以离开北京去上海，去广州，去福建，去西安，去一切他们想去的城市和地方了。南方的大抵要往北方去。北方的大抵要往南方去。

　　今天他们如愿以偿，“大功告成”。某些人的心情，与其说幸福，毋宁说轻松。

　　许许多多红卫兵的鞋被踩掉了。有的两只鞋都被踩掉了，光着双脚从哪里走来的走回哪里去，一个个“赤脚大仙”般招摇过市。有的被踩掉了一只鞋，或者拎在手中，或者仍穿着脚上的一只，怪滑稽的。没遭到这个“损失”的，就瞧他们的笑话，揶揄着他们大寻开心。

　　我光着双脚回到了地质部博物馆，为自己“损失”了一双半新的“解放”鞋闷闷不乐。更是发愁，因为我要去四川看望我的父亲。父亲很久没往家中写信了。我要亲眼看到他现在的“下场”怎样。倘他在受折磨，我决心留在他身边，陪伴他，给他些慰藉。总不能光着脚出现在父亲面前，使父亲见了我伤心啊！

　　正愁得没法儿，一个上海的红卫兵，凑过来与我商议，要拿一双新布鞋，换我抢到手的那块矿石。

　　那是很好的纪念品，但换一双新布鞋还是很合算的。遗憾的是他那双布鞋我穿着太大。我遗憾了半天，他也遗憾了半天。

　　傍晚，听人说，首都体育场（或者是另一个体育场，记不清了）摆满了鞋，在被检阅中失掉了鞋的可以去认领。

　　吃过晚饭，光着双脚去了体育场。偌大的足球场地上，一圈一圈摆了几十圈鞋，起码两三千只。还真有不少红卫兵去认领。

　　天色已暗，我从最外圈绕到最里圈，没寻找到我那双鞋。那是“解放”鞋的时代，两三千只中，半数是“解放”鞋。而且，我的鞋，绝不可能成双成对地摆在一起，哪里辨认得出来呢？

　　一个毛主席的“小老乡”对我说：“寻么子吗，哪双‘孩’合脚，穿去就是了哟！天下红卫兵一家子嘛，你穿我么我穿他！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嘛，莫啥子关系哟！”

　　受他启发，一只只往脚上穿，试了二十来只，终于两脚都选到了大小般配的，同样的“解放”鞋，很新。旧鞋换新鞋，占了便宜，不敢逗留，怕被后来者一眼认出，忙不迭地就离开了。

　　乘错了车，又到了天安门广场。检阅早已经完毕，仍有不少人在红墙下干着什么。走近方知，都在用手掌或手指抹红墙上的红粉。抹了，再往笔记本上按下一个个指印或掌印。不消问，那也是一种留取纪念的方式，红墙人手够得到以下的地方，被抹得左一道右一道露出底色，难看极了。

　　我也挤上去抹。抹了一手红粉才想起身上根本未带笔记本。觉得没趣，又无处洗手，更无手绢（十七岁的我还不懂随身带手绢是一种文明的教养），从地上捡起团肮脏的纸擦擦了事。

　　又见一群人忽地围拢起来。不免又好奇，又挤进人墙看究竟。原来被围拢的是两位蒙族少女。围拢他们的人认定她们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两位为救集体的羊群而与暴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的小英雄。纷纷将笔记本和手绢塞给她们，让她们用蒙文签名留念。她们不懂汉话，也不会说汉话，却明白人们的意思，认认真真地用蒙文签名，满足大家的心愿。

　　人们中有一个大煞风景地说：“她们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我从《人民画报》上见过‘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照片，长得跟她俩完全不一样！”

　　这话引起了众怒。大家认为她们就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他却道不是！扫大家的兴！真是罪该万死！

　　“是！当定是！”

　　“你胡说！”

　　“你别有用心！”

　　“你是真红卫兵还是冒牌的红卫兵！”

　　众怒之下，他明智地灰溜溜地赶紧离开了。

　　谁破坏了群众的某种情绪，谁就成了群众的敌人。即使明知群众在自欺欺人，也千万不要点破。点破了，没有好下场。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更多的时候是不但甘于而且乐于自欺欺人的。因为自欺欺人的办法可使没意思没意义的某些事变得有意思有意义。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善于寻找到各种他们认为有意思有意义的事做。比如有些革命群众认为，凡是毛主席语录，不论刷写在墙上的或印在纸上的，同时都应该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头像，于是便会组织起来，用硬纸板镂刻了毛主席的各种头像，拎了油漆桶，走街串巷，看到哪堵墙有语录，便“制”上一个毛主席头像。还寄联名公开信与《人民日报》，于是《人民日报》头版的语录栏左上角，从此也有了毛主席头像。于是全国各省市地县的报纸以及各红卫兵组织的战报、传单上，也便都有了毛主席的头像。没有这一类有意义的事层出不穷，革命群众就会渐渐感到“文化大革命”没多大意思了。

　　我虽然没带笔记本，但又不甘错过机会，灵机一动，脱了外衣，打手势让“草原英雄小姐妹”往我背心上写字，并指指天安门城楼，举起双手跳跃两次，意思是让她们写“毛主席万岁”。

　　也不知她们到底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反正她们点了点头。

　　于是我向她们背过身去。

　　感觉她们写完了，我还有些不放心，问旁边的人：“给我写完了吗？”

　　“写完了！快躲开，该给我写啦！”那人一把将我推开。

　　穿好上衣，怀着得到意外收获的喜悦，怕再乘错车，走回了地质部博物馆。

　　临睡前，脱下背心，光着脊梁，捧着欣赏。

　　写得很大，很清楚。蒙文字也好看，曲曲弯弯地像花边。离我近的那个上海红卫兵又凑过来，问：“谁给你写的？写的什么？”

　　我炫耀地说：“‘草原英雄小姐妹’写的！毛主席万岁！”

　　他两眼射出嫉妒的目光，急切地又问：“你在哪儿碰见她们的？让她们写她们就肯写吗？”

　　我说：“在天安门前，只要是戴红卫兵袖标的，她们就肯给写！”

　　“你又到天安门去了？我也去，现在就去！路上买几条手绢，让她们全写上！”他说着，站起来就打算走出去。

　　我说：“老弟，别去啦！你以为人家会在天安门那儿等你呀，早走啦！”

　　他有点不相信：“真的？”

　　我说：“骗你干什么呢？我在天安门那儿走着走着，迎面碰上了她们，我瞧着她们，心想，好像在哪儿见过呀！猛然想起来了，这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吗？就拦住她们，问：‘你俩是龙梅和玉荣吧？’她们回答：‘是呀，你怎么知道？’我说：‘《人民日报》上登过你俩的照片啊，给我留个纪念吧！’姐姐说：‘行！’妹妹说：‘那你可别声张，否则人们该围住我们，都请求我们留纪念啦！’我赶紧撩起衣服，让她们往我背上写字。她们一写完就走了！全北京没有第二个人会得到这样的纪念！”

　　他听我说完，捧着我的背心，没够地欣赏那些曲曲弯弯的蒙文字，爱不释手。

　　我十分得意。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编出那么一番谎话骗他。

　　他低声说：“咱俩商议商议吧！”

　　我说：“又想用你那双布鞋换！得了吧，我已经有鞋穿了！”

　　他用更低的声音悄悄说：“不是换，是买你的！”

　　“买？”我一怔。

　　他说：“你要个价吧！”

　　我想：还要到四川去，穷家富路，钱正是我所十分缺少的东西。遂问：“你想给多少？”

　　他朝我伸出了一只手。

　　“五元？”

　　他点点头。

　　我一把夺过背心来：“拉倒吧！光我这背心还是两元多买的呢！”

　　他说：“可你这背心都快破了！”

　　我说：“但它的纪念性是无价的！‘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是蒙文写的！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亲笔写的！你想一元钱一个字就买去呀？‘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就那么不值钱啊？她们的签名就白送给你啦？一分钱也不算啦？十年二十年后，要成立个‘文化大革命’纪念馆什么的，我这破背心是有展览意义的！”

　　他说：“那我承认，那我承认！还是你要个价吧！”目光盯着我的背心，像个在行的古董商盯着一件稀世古董。

　　我说：“红卫兵要做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咱俩都是红卫兵，买卖要公平。我也不多要你钱，你给十五元吧！”

　　他犹豫着。

　　我说：“少于十五元我是绝不卖的！谁在大串联中不想带回几件有重要纪念意义的东西呢？我是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才肯……”我真羞于说出那个“卖”字来，便又坦率又巧妙地这么说下去，“白白送给你吧，我舍不得。我不过是象征性地与你交换，你也应该理解我的心情……”

　　他仍犹豫着。

　　我见他犹豫不决，唯恐“交换”不成，便从草垫子下摸出那块矿石，往背心上一压，用不惜血本大牺牲的语气说：“十五元，两件难得的纪念品都归你！”

　　他终于开口了，只吐出一个字：“好！”

　　我用背心包起矿石，往他腿上慷慨地一放。同时向他伸出一只手。

　　他也立刻从兜里掏出钱包来。他钱包里的钱真不少，不是十元一张的，就是五元一张的。厚厚的一沓，大概有一百多元。我们全家两个月的生活费才一百元。能带这么多钱进行大串联，令人羡慕啊！都说上海人“抠门儿”，我算信了！他有这么多钱，刚才却只想掏五元！早知他是个“百元富翁”，我就狠敲他一笔了！我有些后悔莫及。我若有经验，沉着点，兴许完全没必要再加上那块矿石。或者矿石另议价钱，五元八元的准也能“交换”出手。

　　他给了我一张十元的票，一张五元的票后，又问：“你还有什么有纪念性的东西吗？”

　　我说：“没啦。就这两件，你也可以向许多人大大炫耀了！”

　　他高兴地笑了，拿走我的背心和矿石，回到他的睡处，放入他的小皮箱，上了锁。

　　看门的老头来通告大家：无论谁，只能在此住三天了。三天内必须离开，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检阅过我们了。这里即将开始接待下一批进京的红卫兵。

　　我还他大衣。

　　他说让我继续穿着盖着，走时还他。

　　那老头是我在大串联中遇到的第一个大好人。如今我也是一个北京人了，无数次路过地质博物馆那条胡同。每次路过，都会想起他。他肯定早已退休了。也许已经去世了。 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套装共二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