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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我们红卫兵组织的三个头头之一，因为另外两个头头未经他同意，便决定了与“八八团”实行联合，写了一张措辞强烈的“声明书”宣告退出组织。

　　核心成员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不知是谁出了一个“高招”，在他的“声明书”旁，也贴了一张“声明书”，宣告他为张国焘式的人物，将他永远开除出我们的红卫兵组织，并历数了他分裂我们这个红卫兵组织的几大罪状。这虽争回了一些面子，却将他推到了与我们势不两立的境地。他恼羞成怒，索性另立山头，独树义旗，网罗士卒，成立了另一个红卫兵组织。名曰“大无畏战斗队”，扬言与我们血战到底。

　　后来发生了一件在全市造成极大震动的事——几个流氓光天化日之下，将一个中学女红卫兵劫持到一处建筑工地轮奸了。

　　全市不分中学和大学，不分“保皇”派组织和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义愤填膺。当天，全市大、中学校的各红卫兵组织，不约而同，不联而合，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实行红色恐怖！”

　　“铲除流氓阿飞！”

　　“红卫兵战士不可辱！”

　　“为被侮辱的红卫兵战友报仇雪恨！”

　　“对流氓阿飞展开毁灭性的还击！”

　　红卫兵们气冲霄汉，口号声一阵阵在城市上空回荡。讨伐流氓阿飞的大标语铺天盖地。

　　据说，一些流氓阿飞，恶棍歹徒，那一天胆战心惊，魂飞魄散，连家门也不敢迈出一步，惶惶然不可终日。有的天黑后潜往车站，想乘火车逃窜外地。但红卫兵“纠察队”早已在车站布下了天罗地网，能够侥幸外逃的不多。

　　第二天，在全市范围内对流氓阿飞进行围剿。这是一次使每一个红卫兵都最感到理直气壮，最没有道义障碍，也最痛快的行动。这次行动主要是中学生红卫兵们的行动。而取得一份写有流氓阿飞住址或工作单位的名单，再容易不过。公安局、派出所、街道委员会，没有任何理由不向红卫兵提供情况，没有任何理由不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支持。

　　我们的红卫兵组织获得了一份区公安局刑事处提供的名单。有些全市出名的流氓阿飞在这份名单上。我们派出一支百人“纠察队”，路上拦截了几辆卡车，按名单到处抓人。

　　“白洋蜡，滚出来！”

　　“黑狼狗，滚出来！”

　　……

　　昔日不可一世的地头蛇，流氓团伙的“大兄弟”“二兄弟”“三狠四愣”“九虎十三鹰”之类，一个个面如土色，瑟瑟发抖，被我们押上了卡车。男的女的加一块儿，抓了三十多人。

　　“红色恐怖”的狂飙扫荡全市！

　　市民们亦拍手称快，亦忐忑不安。

　　“红色恐怖”直搅得全市“鸡鸣狗跳鹅飞罢”！

　　抓了，当然要审讯，要惩办，要叫他们“尝尝红卫兵战士的厉害”！于是私设公堂，拷打，逼供。供了便信，信了便抓，抓了便审，不供便打。打了又供，供了又信，信了又抓，越抓越多。

　　于是有些中学的地下室变成了监狱、集中营。

　　于是仅与流氓阿飞有过些一般来往，甚至一般认识，甚至根本没来往也不认识，只因与流氓阿飞曾有过同学、同事、邻居、沾亲带故的关系的无辜的好人，也被关入了某些中学的地下室，在红卫兵的皮带下皮开肉绽，惨声喊叫。

　　红卫兵“文革”前就普遍恨透了流氓。他们中不少人可能曾受过流氓的欺负但当时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也不敢言。所以今天那些昔日凶恶的流氓成了他们的阶下囚时，他们手下无情。

　　轮奸女红卫兵这种残暴的罪行，尤其在女红卫兵们心中激起报复的愤怒。她们对那些流氓比男红卫兵更手下无情。因为她们是中学女学生的时候，怕他们如畏虎狼。瞧着那些半年前远远地一看见就使她们少女的心中充满恐惧，唯恐避之不及的出了名的，她们认为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大流氓大恶棍一排排双膝跪在她们面前，战战兢兢，个个如犯了杀头之罪跪在女皇面前引颈待死的奴才一样，她们体验到一种惩恶除暴的女豪杰般的救世气概和复仇雪恨的满足与痛快。

　　对那些女流氓，她们倒还恻隐些个。她们不容许男红卫兵们过分作践女流氓们的人格，善良地阻止他们的皮带太惨重地伤害女流氓的身体，使女流氓们免受许多皮肉之苦。因为男红卫兵们对女流氓们的审讯、羞辱和拷打，常使她们自己也特别尴尬。她们所维护的，倒不是女流氓们，而是本能地维护着女性的普遍的尊严。

　　审讯、羞辱和拷打女流氓，与审讯、羞辱和拷打男流氓相比，在男红卫兵潜意识中造成可以从弗洛伊德理论中寻找到根据的特殊的快感。无疑地，他们憎恨女流氓绝不亚于憎恨男流氓。但这种憎恨的心理根源，乃是因为从外表看起来她们个个都颇有姿色。某些女流氓的容貌甚至可以说是美好的。美好而堕落，端庄而无耻。他们憎恨这样一种令他们万分遗憾的对立统一。她们尽是那些男流氓们的姘头。有的一个人是几个男流氓的姘头——而大抵又是对男人最具有女性的种种吸引力的一个。男红卫兵们既受到“美丽的囚徒”们的诱惑，又发自内心地鄙视她们。这是一种欲念和观念强烈冲突造成的痛苦。为了演变他们无法理解的社会现象对他们造成的无法摆脱的潜意识中的痛苦，他们便只有反复地对“美丽的囚徒”们进行审讯、羞辱和拷打。当然是要寻找种种借口奉劝女红卫兵战友们回避的。

　　被我们抓到学校里关在地下室的女流氓中，有一个是“九虎十三鹰”的一“鹰”，据说是年龄最小的一“鹰”，和我们的年龄不分上下，也是最漂亮的一“鹰”。又据说“十三鹰”，鹰鹰是美女。

　　这只“雏鹰”直接被我们从“虎穴”中抓来的。她原是“宏光”中学的学生。“宏光”中学是非正式中学，专收没考上中学的小学六年级毕业的学生。她后来因“臭名远扬”，连“宏光”中学本来很低的声誉也大受其败坏，将她开除了。从那以后，她加入了流氓团伙。

　　我们闯入“虎穴”时，她和那只“虎”正拥睡在床，只穿短裤，连乳罩也没戴。我们只将一件“虎皮”披在她身上，就扯到外面，举起来扔上了卡车。至于那只“虎”，当场被我们打趴在地。

　　她被抓到学校后，一个原先和她是小学同学的女红卫兵，给了她一条长裤，她那两条迷人的白腿才有了归宿。

　　第一次对她进行审讯的时候，她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一双媚荡的大眼，一会儿乜斜这个，一会儿睥睨那个。那件“虎皮”的衣扣也不扣，抿着衣襟，交叉着手臂，还问：“有没有烟？”

　　审讯者们看出了她是要蛊惑红卫兵战士，感到受辱，皆怒（那倒是真的），一顿皮带，抽得她哀声哭叫，抽掉了她的“痴心妄想”，拖回地下室，掼在冰凉的水泥地上。

　　第二次审讯她时，她变得乖多了。淫荡之相，一扫而光。可怜之态，溢于言表。审讯者中有谁瞪她一眼，她就浑身打一哆嗦。问她什么，她回答什么。惧怕心理使她连半点羞耻也不顾了。

　　“你和几个男流氓乱搞过？”

　　“五六个。”

　　“到底是五个还是六个！！”

　　“五个……不，六个……让我想一想……还有一个，七个……”

　　“都被我们抓来了没有？！”

　　“被你们抓来了三个……”

　　“那四个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不老实！”

　　“我……”

　　两次审讯她，王文琪都站在一旁看。他的左眼眶紫青紫青的。有人告诉我，他回过一次家，跪在他母亲的病床前痛哭，却被他哥哥暴打一顿，打出了家门，追到街上打。

　　他只能仍和老校工住在一起。老校工开始还有些同情他，如今因他变得古里古怪，令人琢磨不透，厌烦他了。

　　我让人转交给他的三十元钱，他买酒买肉，胡花光了。他向好几个同学借过钱了。借了不还。埋藏在他心底里的那种不知根由的仇恨，也始于我而犯及众人。他谁都恨。跟他素无交往的人他也无缘无故地恨。有一天因为老校工说了一句他不愿听的话，他竟然要动手打老校工。同班的同学，同一派的红卫兵战友，都渐渐对他产生了恶感，不理他的人越来越多。他似乎根本不在乎这一点。

　　只对一件事他是非常在乎的——爱惜他的红卫兵袖标。常洗。没脏也洗。有一次他撬开了“总部”的锁，溜进去偷东西，被当场抓住。

　　问他想偷什么？

　　他不回答。

　　搜他身上，怀中搜出了好几条崭新的袖标。

　　“你偷这么多袖标干什么？”

　　“换着戴。洗了这条，戴上那条。”

　　他言之有理地回答，并不感到羞耻。

　　对他无奈。又因“家丑不可外扬”，怕“大无畏战斗队”得知后，借题发挥，对我们进行诽谤性的攻击，不声不张地放掉了他。连从他身上搜出的那几条袖标也索性就给了他。

　　于是他更有洗的了，洗得也更勤了。衣袖上，没有一时一刻不戴着袖标。所戴袖标永远是新的一样，没褶没皱的，红底黄字，比别人的袖标显得醒目而高贵。

　　可以说他在学校里无所事事。某些行动并不因他就住在地下室而通知他参加。他有时也感到无所事事的无聊，经常到校外去“单独活动”。衣袖上戴着红卫兵袖标，衣襟上别着毛主席像章，在经常贴出大字报的地方和经常进行大辩论的地方，瞧瞧，听听，东走走，西站站。他的全部“单独活动”的内容也就是如此而已。

　　自从学校里抓来了那些男女流氓，他有具体的事情干了。动辄拎着皮带，单独闯入分别关着男女流氓的地下室，也不审，也不问，阴沉着脸，一言不发，闯进去就抡起皮带，不分张三李四，劈头盖脑一顿抽。抽够了，拎着皮带，扬长而去。而这种事，常常发生在夜里。别人不知，唯老校工一人知道。后来老校工实在听不得那些男女流氓的哭喊哀叫，告诉了头头们。

　　头头们起初并不在意——反正他打的是流氓。结果有一个女流氓不堪忍受，企图自杀，这才引起了头头们的重视。而且，他的“单独行动”，使头头们认为他蔑视了红卫兵组织的纪律性。

　　“谁允许你深更半夜一个人去打他们？”

　　“你们可以打他们，为什么我不可以打他们？”他振振有词。

　　“我们？我们是经过了审讯的，对那些罪大恶极，作恶多端的，给以必要的惩罚！我们是区别对待的！”

　　“你们有什么样的权利，我也有什么样的权利！红卫兵的权利平等！”

　　头头们恼怒了。

　　“你如果再打他们，就将你开除出红卫兵组织，剥夺你红卫兵的一切权利！”

　　头头们对他提出了严厉警告。

　　这样的警告对他起了作用。似乎也只有这样的警告对他才起作用。

　　他以后果然不敢再擅自单独闯入地下室了，但进行审讯时，他总是要站立在一旁看。尤其审讯女流氓时，他更是不请自到。没人理他，他也丝毫不觉得自己多余。好像一个被熟人带到电影制片厂摄影棚或剧院排演厅的好奇者，阴沉着脸对最乏味的“戏”也观看得意领神会。他那种样子使她们不敢朝他瞥一眼。他那阴沉的脸色无疑使她们比对审讯者们更加害怕。他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想要伤害她们。她们根本无法理解，究竟为什么这一个人比所有的红卫兵都更加仇恨她们。正如我根本无法理解，究竟为什么他仇恨我一样。有几次我暗暗观察他，从他那冷酷的目光中，我得出结论，他对这种审讯也是心怀仇恨的。也许因为他自己希望而又没有机会坐在审讯桌后对她们进行审讯吧？我只能这么猜疑。

　　想要抓的差不多都抓到了，想要惩罚的都严厉地惩罚过多次了。体现在审讯过程中的报复心理也获得满足了。男女流氓们被红卫兵们教训得一个个如同绵羊般驯服了。“红色恐怖”的狂飙也就从红卫兵们的心头啸过去了。

　　于是各中学红卫兵组织召开联合会议，向全市宣告，“红色恐怖”运动完成了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使命，已经过去。市民们心理紧张的日子也终于过去了。

　　红卫兵们，凭着他们的理想主义信徒式的热情，要筹集抄家财物为资金，建立“感化院”，将男女流氓个个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在“监禁”过程中表现好的或较好的，有单位的交给原单位的革命群众进行改造。没有工作单位的，敦促所在街道委员会负责，限期解决工作。表现不好的，强迫参加建立“感化院”的义务劳动。“感化院”落成后，收容第一批感化对象。

　　于是对被抓来的男女流氓们进行了一次集体“感化教育”，因为曾羞辱过他们用皮带抽过他们向他们赔礼道歉，承认错误，并当场宣读了将要被释放的人的名单。这些人被“感化”得热泪盈眶，阵阵高呼：“红卫兵万岁！”他们原以为自己不会活着回家了呢！他们对“红色恐怖”领教了，谈虎色变。

　　红卫兵也是“开后门儿”的，这一点又足以证明他们都是很有人情的。

　　“九虎十三鹰”那一“鹰”的小学同学，恳求我们的头头们，看在她这个红卫兵战友的面子上，释放那个“美丽的囚徒”。还要以一个红卫兵的神圣名义，担保“美丽的囚徒”改邪归正。

　　我们这一位女红卫兵战友，是我们这一派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与其中一个头头并肩造反之前，不仅同班，而且同座，感情笃焉。许多人都深信不疑，他俩将来准成对。

　　她这个面子，他当然是给的。

　　他已给了面子，另外几个头头，也便送起顺水人情来。

　　她得了面子，很是高兴，告诉他们，她和“美丽的囚徒”，小学曾一块儿在市少年宫学过舞蹈。“美丽的囚徒”能歌善舞，不乏文艺细胞。因没考上中学，受父母责骂，被兄弟姐妹冷淡，坏人乘隙勾引，离家出走，身不由己，才一步步走向堕落泥沼的。

　　头头们听了，个个惋惜不已。有的说，使她重新做人，首要的一条，须帮助她解决职业。有的说，她果真改邪归正了，只要愿意，也可以加入红卫兵嘛——这符合毛主席“既要革命，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伟大教导。有的甚至还说，加入“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也欢迎。一个女流氓被红卫兵改造为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更能证明红卫兵不但有改造全中国的气魄而且有改造全中国的胸怀。

　　于是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亲到地下室将“美丽的囚徒”提出，陪见几个头头。

　　头头们一个个变得“温良恭俭让”，各自将说过的话又对“美丽的囚徒”当面重说一遍，继而好言安抚一番。

　　那“美丽的囚徒”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痛哭失声，珠泪横流，发诅天咒地之誓，若辜负所望，死于非命。

　　头头们亦颇受感动，自不消说。

　　“美丽的囚徒”无颜独自回家，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将她安排在自己住过的图书室旁的一间小屋，答应明天亲自送她回家，告诫她的家人，不得再歧视她……

　　然而谁能想到，悲剧就发生在那天夜里。

　　第二天上午，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一推开那小屋的门，尖叫一声，昏晕过去。

　　“美丽的囚徒”被害死了！

　　死者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仰躺在水泥地上。面盖一块枕巾。从室内凌乱不堪的情形判断，她死前与凶手拼命反抗过。阳光照射在她的身体上。身体因失去了生命的缘故，异常白。周围却无血迹。

　　有一个胆大的，上前揭掉了死者脸上的枕巾。只见死者面目被砸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女同学们捂着眼睛从屋里往外跑。

　　那个胆大的，立刻又用枕巾盖住了死者的脸，心惊肉跳地退后一步。

　　男同学们一个个仿佛被定身法定住了。

　　戴袖标的，不戴袖标的，那一时刻，都感到被一种凶残的罪恶的氛围包围住了。

　　不知是谁肯定地低声说：“王文琪！”

　　这三个字仿佛一句命令，男同学们一个个由僵转活，一齐朝地下室跑。走廊里回响着嗵嗵的脚步声。

　　王文琪正在洗红卫兵袖标。

　　他见大家冲入地下室，停止了动作，拿着滴水的袖标缓缓直起腰，用心怀仇恨的目光望着大家。

　　大家也冷冷地盯视着他。

　　突然大家全扑上去揍他，将他打翻在地，踢、踩、跺。

　　却没听见他发出一声叫喊。

　　凶手果然是他。

　　那天夜里，他企图强奸她。她不从。他便用台灯底座砸死了她。然后用枕巾盖住她血肉模糊的脸，扒光了她的衣服，强奸了她尚柔软温暖的尸体……

　　老校工说什么也不愿再住地下室，提前退休回乡下老家去了。临走他对人说，他捡了一条命。他认为王文琪早晚是要杀一个人的。即使不杀死那姑娘，哪天夜里也会趁他熟睡之际杀死他。

　　“可惜了啦，正是黄花一般的年龄，长得体体面面的，死得惨啊！她是替我老头子做了鬼啊！”

　　他噙泪离开了学校。

　　我一回想起王文琪有时看着我那种仇恨的目光，就不禁浑身汗毛林立。我相信老校工的话。也许他还想杀死我，只是没寻找到机会吧？

　　为什么？

　　我不知道。

　　而当时所有在现场的同学，又为什么一经有一个人说出他的名字，就都断定凶手肯定是他呢？难道他们内心里都有过他早晚必定要杀一个人的预感吗？

　　我更应有这种预感，可我却没有过。

　　他究竟是因为无端的仇恨（我们都不怀疑他心底里是早埋下了这样一种仇恨的）而杀死了她，而奸污了她的尸体呢？还是因为受到她那成熟了的妙龄女性的肉体的吸引和诱惑而痛苦，才产生了一时冲动的罪恶念头，以至于失去了人性和理性呢？

　　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

　　我回到家里，默默翻出小相册，从中找到我与王文琪合照的一张二寸照片，连同底片塞进了炉火中。

　　深深的悲哀使我心里难过得想哭一场。我承认我暗暗爱上了那个“美丽的囚徒”。爱，我相信首先是一种物质力量。心灵美引起敬意，但难以唤起爱情。爱一颗美好的心其实是大不真实的感情。爱是与形象的美所激起的被诱惑的迷乱同在的。其次才是心灵问题。这就是每当她被审讯时我总在场的原因。除了第一次审讯她时我没阻止得了别人对她的拷打，第二次第三次审讯她时，我都以巧妙的方式保护过她。我忘不了当我将一双自己的旧解放鞋扔给她时，她怯怯地看我一眼那种感激的目光……

　　我一心希望她能改邪归正，有个工作，某一天也有资格戴上红卫兵袖标，幻想着她以后加入了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王文琪凶杀案”震惊全市！

　　红卫兵们蒙受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成千上万群众拥向市公安局，呼吁严惩杀人凶手。他们的呼吁之声表达了他们对“红色恐怖”行动的强烈不满。如果说人民还能忍受任何形式的“革命”，却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恐怖。

　　几天后，全市到处张贴了判处刑事犯罪的布告。

　　红卫兵袖标不能保王文琪的命。虽然他有好几条。

　　他与那些强奸了一个女红卫兵的流氓同时判处死刑，同一天执行。

　　“红色恐怖”的最后一击，落在了红卫兵自己头上。

　　在许多红卫兵组织的联合请求下，为了顾全红卫兵的声誉，没有召开公审大会。布告上也没有印出“红卫兵”三个字。

　　行刑那一天，刑车从市区驶过，千万人围观，交通为之堵塞。

　　我们的组织内因有这样一个令人发指的杀人犯，名声扫地，红卫兵成批退出，三天后只剩几位光杆司令，不攻自散。

　　“大无畏战斗队”耀武扬威地接管了学校大权。

　　许多同学蹬着自行车，跟在刑车后，一直跟到黄山嘴子，亲眼目睹了行刑。

　　“这小子还没吓瘫，是自己从刑车上跳下来的！”

　　“喝令他跪下，他就乖乖跪下了，倒怪听话的！”

　　“他看见我了！”

　　“他死到临头，哪还有心思看你呀！”

　　“他是看见了我嘛。看见我之后，才低下头去的！”

　　“举枪的时候，他还回头看了一眼呢！”

　　“对，他是回头看了一眼！”

　　他们纷纷如此议论。

　　据说，他家没人去收尸。他的尸体被运到一所医院，做解剖用了…… 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套装共二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