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套装共二十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十章
各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为了扩大和巩固势力，无不与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实行联合。如同战国时期，小国为了不被消灭而附属于大国。
我们的红卫兵组织，决定作军工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嫡系”。两个头头带领着我们十几个红卫兵，主动到军工学院“朝圣”“红色造反团”。
中学红卫兵组织比起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来，真是小巫见大巫。“红色造反团”的司令部，就足以使我们肃然起敬，膜拜顶礼的了。它设在一幢气势雄壮的主楼，楼门一侧的牌子，有三米多长，一尺半宽，白底红字，刻的是正楷，醒目而庄严。我们的司令部，不过是设在一间教室里，并且没有牌子，字是写在红纸上的，纸是贴在走廊墙上的，更没有卫兵站岗。他们司令部的楼门口左右，各站四名身穿军装的卫兵（他们的校服就是军装，我们可没处搞到一套军装）。只是他们的卫兵不戴领章帽徽，却荷枪实弹。如果也戴领章帽徽，说是某正规军或城防卫戍区司令部也不会有人怀疑的。
楼顶上，两只高音喇叭，向四面八方播放着他们自己谱写的《红色造反团团歌》：
我们是红色造反团，
毛泽东是我们的红司令，
造反有理，一反到底，
我们摧枯拉朽，
不可阻挡，
我们是泰山是长城，
我们使帝修反胆战心惊……
军乐伴奏的进行曲速度的歌声，豪气贯长空，在校园里久久回荡。
我们这些以为自己是“一代天骄”的中学红卫兵，竟一个个畏畏缩缩地不太敢贸然踏上“红色造反团”总司令部的台阶了。
我们的一个头头在大家的催促下，总算鼓起了勇气，怀着十二万分的虔诚敬意踏上了神圣的台阶。
“站住！”一个卫兵厉喝。
他嗫嚅地说：“我们是来进行革命联合的……”
“你们是哪儿的？”
“二十九中的。二十九中的红卫兵。”
“二十九中的？我们不与中学红卫兵进行联合！”
“那……那你们为什么与一中的红卫兵联合了呢？”
“一中的红卫兵是全市第一个起来造市委省委反的！我们在一起浴血奋战过。我们联合他们，是红卫兵的战斗友谊所决定的！”我们的那个头头，只好沮丧地退下了台阶。
大家围住他，七言八语，一通毫不客气的埋怨和指责，认为他没有努力争取，用诚挚的语言打动对方。
他生气了，说：“你们一个个都觉得比我聪明似的，你们自己怎么不去打动打动他？”
大家沉默了，面面相觑。
另一个头头忽然说：“我们一块儿哀求他，只要放我们进去，给他下跪也行！”
只有这样做了。
军工学院“红色造反团”，当时已是威震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在北京设有联络站，驻有特派员。与清华、北大等全国几十所重点大专院校的具有“大无畏造反精神”的红卫兵组织发表过《联合公告》。他们的司令到北京去都有卫兵跟随，坐软卧乘飞机。出入中央“文革”办公室如出入家门一样。不同他们联合，我们同谁联合？同任何一所大专院校的任何一派红卫兵组织联合，都不可能比与他们联合更加证明我们的红卫兵组织是中学红卫兵组织中最革命的响当当的组织。而我们恭恭敬敬地拜上门却没有实现这一目的和愿望，如若被别的中学红卫兵组织知道了，我们的红卫兵组织将从此威风扫地，一蹶不振了。即使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自尊心也将从此被瓦解，造反的锐气大减。
这是何等严重的后果！
想到这些，我们个个都不怕也被碰一鼻子灰，甚至受到无礼的讥讽和奚落了。我们一拥而上，同时苦苦哀求：
“让我们进去吧，我们是诚心诚意来联合的呀！”
“只要能与你们联合在一起，从今以后，你们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
“我们是非常需要你们作我们坚强后盾的呀！”
“造反不分先后嘛，我们的组织虽然成立得晚了些，但造反精神一点也不比一中的红卫兵们差嘛！”
“你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可要在楼前请愿静坐啦！”
……
一起苦苦哀求到底发生了作用。对方终于说：“你们去到传达室填会客单吧！”
还有传达室！得填会客单！
我们对这幢神圣的大楼肃然起敬的心情又加十二万分！
我们走入楼内，填了会客单，但见楼厅正中，矗立着巨人似的毛主席塑像，两侧红旗静垂。楼厅左右墙下，悬挂着巨大的毛主席语录板。一边写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另一边写的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走廊两侧，各个房间的门上方，都有标牌：组织部、宣传部、通讯部、对外联络部、理论研究部、作战部署部……
那些标牌使我们目瞪口呆。
“你们看，还有作战部署部呢！”
“嚷嚷什么？不怕挨训呀？”
一个箭形标牌，指向楼梯口，写着——司令部在四楼。
“你们看，二楼楼梯口堆着沙袋！”刚因这幢神圣的楼内有“作战部署部”而大惊小怪的伙伴，又讶然地叫了起来。
“嚷什么！”另一个伙伴立刻训斥他：“墙上不是贴着标语吗？”
正对楼梯口的走廊上，一条标语写的是——时刻提高警惕，谨防“八八团”偷袭我司令部！
“八八团”是军工学院的另一派红卫兵组织。为何叫“八八团”？我们谁也不清楚。它与“红色造反团”在军工学院分庭抗礼，旗鼓相当。名声却远比不上“红色造反团”“革命”。虽然也创下了几桩造反的业绩，却始终甩脱不掉“保皇”的帽子。它究竟保什么人，究竟与“红色造反团”在大方向上有什么分歧，我们也不得而知。
“要是他们太瞧不起咱们，咱们离开这幢楼就找‘八八团’联合去！”我们的又一个伙伴大声说，语调流露出自卑。
“在这种地方不许你开口！”进了军工学院大门就没说过一句话的另一个头头，当胸给了那个伙伴一拳。
那个伙伴自知在这种地方说了万万不该说出来的话，闪到我背后，一时噤若寒蝉。
两个头头带领我们，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一边东张西望，一边走到“对外联络部”门前。
一个头头刚要推门，另一个头头打落了他的手，瞪他一眼，低声说：“敲门！”
这地方太使我们受到一种无形的压迫感了！自从我们每个人戴上了红卫兵袖标后，几乎就没了敲门的礼貌。
那个被提醒在这个地方应具有敲门的礼貌的头头，退后一步，惴惴地说：“你在前吧！”
“我在前就我在前！”另一个头头勇气十足地说道。于是，身先士卒，敲了几下门，敲得很轻很轻。
良久，里边没反应。
他又敲了几下，里边仍没反应。
他不知如何是好地回头瞧我们。
我说：“你敲得太轻啦！”
他说：“那你来敲！”也退后了。
我犹豫片刻，啪！啪！啪！接连在门上拍了三掌。
里边却还是没有反应。
“没人？”我自言自语。
“有人！听！”
我们一个个屏息静气，侧耳聆听，里边一阵轻微的响动，果然有人。
我又要举掌拍门，里边传出了问话：“谁？进来！”
我高声回答：“门插着，进不去！”
我的话音刚落，门开了。一个很英俊的卢嘉川似的人物出现，神色颇不自然地问：“你们……哪的？”
“二十九中的。”
“怎么进来的？”
“走进来的啊！”
“我问经过门卫允许没有？”
“不经过门卫允许我们想进也进不来呀！”
“有什么事？”
“来与你们联合！”
“联合？……填会客单了吗？”
“填了填了！”我们的一个头头这时才推开我，将会客单交给“卢嘉川”。
“卢嘉川”认真过目后，逐个审视了我们一番，有几分不欢迎更有几分不情愿地说：“进来吧，最多只能给你们十分钟的谈话时间！”
没曾想室内还有一位“林道静”——短发，面庞清秀，脸色桃红（如穿旗袍，更像林道静矣），神色亦不大自然。端端地坐在桌旁，拿着一份传单，似看非看的。她连瞧也不瞧我们一眼。不是显示傲慢，大概是因有缘故的羞涩吧！
“卢兄”对我们可是不够礼貌，也不请我们坐。他不请我们坐，虽有足够我们全坐下的长椅，我们也不敢擅自落座。
“说吧！”“卢兄”自己倒坐在“林道静”对面了。
“我们……我们想接受你们‘红色造反团’的指挥。我们……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我们的两个头头，用目光互相鼓励了一番之后，其中一个讷讷地说。
“接受我们指挥？”“卢兄”摆弄着一支红蓝铅笔，以纠正的口吻回答，“为什么要接受我们指挥？全国的每一个红卫兵，都应该接受毛主席的指挥！”
“对，对！我的意思是，与你们联合起来，我们才更能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不迷失方向，紧跟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战略部署啊！”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是复杂的。”“卢兄”谆谆教导我们，接着又说，“联合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我怎么知道你们是真造反派还是假造反派呢？红卫兵组织中鱼目混珠的情况也是有的！如果你们是‘保皇’派呢？比如‘八八团’，不就是假造反派之名的‘保皇’派组织吗？”
我们的另一个头头有些急了，辩驳地说：“我们学校就我们一个红卫兵组织，没有第二个！”
“那对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就更要进行严肃认真的了解，才能答复你们！”“卢兄”尖锐地指出，“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在斗争中存在，在比较中获得公认的！如果没有‘八八团’，我们‘红色造反团’怎么会树立起强大的威望呢？”
“这……这……我们要是‘保皇’派，为什么不去与‘八八团’联合，而来与你们‘红色造反团’联合呢？”
“那我们也不能轻信你们！”“卢兄”说着站了起来，“如果我们与一个‘保皇’派红卫兵组织联合了，那将是我们军工学院‘红色造反团’的耻辱！我们就谈到这里吧！你们要真有与我们联合在一起的革命诚意，回去把你们的宗旨写明白交给我们，我们研究后再说！”他说完，摆出“送客”的样子。
这位“卢兄”也忒目中无人了！显然是在将我们当几个红小兵想尽快打发掉！真是对我们的侮辱！“林道静”参加革命的时候，不是革命思想也稚嫩得很吗？“卢嘉川”可并没有像他对待我们这样对待过“林道静”！
“让我们见你们的部长！我们要和他谈！”我冲口而出地说了一句。
“对，让我们见你们的部长！”
“我们要和你们的部长谈！”
“我们不和你谈了！”
伙伴们纷纷附和我。
“卢兄”很有涵养地等我们吵嚷过了一阵后，从容不迫地说：“我就是‘红色造反团’对外联络部部长。”
我们都怔了。
这时，那位“道静”造反派大姐娴娴地站了起来，慢开尊口，劝道：“他真是我们的对外联络部部长，我不骗你们！他对你们讲的话都是有道理的。我们‘红色造反团’与谁联合，不与谁联合，支持谁，反对谁，打击谁，关系到我们革命的最高原则最高立场。你们听他的话，回去把你们的造反宣言和宗旨拿来让我们看，以便我们对你们这个中学红卫兵组织有所了解啊！”
“道静”的话虽然比“卢兄”的话使我们感到听起来顺耳些，但那意思是同样的，无非也是要尽快打发掉我们。
我心中暗骂：“他妈的当面贬低我们的‘红色造反团’！”
我们的两个头头几乎同时对我们下达命令：“咱们走！”
于是我们愤愤离去。
在走廊里，我们的一个伙伴回头瞅瞅，见除了我们几个，再无他人，迅速从上衣兜取下圆珠笔，往一条标语的“红色造反团”几个字前大横大竖地写上了“打倒”二字。并且将“红色造反团”几个字画了“×”。
我们谁也没阻拦他，都为他瞭眼风。
他刚罢手，我们的两个头头又同时一声令下：“快撤！”
我们一秒钟也不敢多停留，潜逃似的溜出了那幢楼。
我们进去之前对它肃然起敬，离开之后对它满怀敌意。
“咱们敲门敲得不是时候！”
“怎么不是时候？”
“你们没发现那个女的脸多红吗？”
“关我们什么事儿！”
“当然不关我们的事儿啦！可我们那时候敲门，兴许人家正在干什么事儿哪！”
“干什么事儿？”
“你们自己想去呗！”
“一男一女，关上房门，他妈的能干什么好事儿吗？”
“难怪那位部长先生一开门就没好情绪对待咱们，原来全因为咱们冲了他们！”
“活该！”
“‘红色造反团’嘛，壮大有人，就得继往开来啊！”
“哈哈哈哈！……”
大家一齐笑。在笑声中将一肚子霉气爆发出来。
忽然，远处一幢楼顶上的大喇叭响起了集合号。
其后是一个女广播员的广播声：“‘八八团’的战友们，立刻到操场集合，立刻到操场集合，进行每日军训，进行每日军训……”
不一会儿，十几支队列，从四面八方跑步而来，汇聚一起，足有千人。他们在大喇叭发出的统一口令下操练。一方阵一方阵，雄赳赳气昂昂的。尤其正步走时，英姿飒爽，步伐威武，无一错乱。
我们这几个站在操场外的旁观者看得眼神发直，羡慕不已。
后来他们又跑步。一边跑步一边呼喊口号：“锻炼身体，加强斗志，时刻准备，接管政权！”
“看来‘八八团’也挺强大的嘛！我们何必非与‘红色造反团’联合呢？”因说这种话而受到我们头头训斥的那个伙伴，面对“八八团”的阵容，被他们的精神状态所感召，又一次由衷发表有亲“保皇”派之嫌的言论。
“你再胡说八道，我揍你！”
“你小子太没志气，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保皇’派联合！”
“根据什么就断定‘八八团’是‘保皇’派呢？还不是听信了‘红色造反团’的宣传！”
“就是，‘红色造反团’又不是中央‘文革’！他们将‘八八团’推到‘保皇’派的立场上，还不是想单方面接管大权啊？”
“我看他们未必能实现这个野心，明摆着，‘八八团’的人数也不少啊！”
“‘八八团’也在北京设联络站驻特派员呢！”
那个伙伴的话，引起了我们之间的一场争论。
两个头头却没有参加争论。他们只是听着。听了一会儿，互相丢个眼色，走到一旁嘀嘀咕咕商议什么去了。
几分钟后，他们统一了认识，回到我们这里。
一个说：“‘红色造反团’不但瞧不起我们，而且还当面无礼贬低了我们！因此，我们两个提议，与‘八八团’进行联合！”
另一个补充说：“我们这个红卫兵组织，是充分发扬民主的。民主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也是我们这个红卫兵组织的原则。我们俩虽然是头头，但此时此刻，仅代表我们自己。不过我们希望你们都赞同我们的提议！”
立刻有一个伙伴提出质疑：“学校里还有一个头头呢，预先没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事后如果坚决反对怎么办？”
“三个头头，我们两个已经统一了，少数服从多数！”
“既然如此，我投你们一票！”
“他妈的‘红色造反团’太不仗义，我也投你们一票！”
“我弃权！”
“弃权算怎么回事？你要心里反对就干脆说反对！”
“我不反对啊……好吧，我也同意！”
由于“红色造反团”的冷淡，大大伤害了我们每个红卫兵的至高无上的尊严。由于面对“八八团”的威武阵容，转变了我们对“八八团”的成见，刮目相看起来。所以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全体统一了态度——我们是为投靠“红色造反团”而来的，最后决定要去找“八八团”实行联合。
东方不亮西方亮。各路诸侯，我们总得联合一方！管他妈的造反派还是“保皇”派呢，谁瞧得起我们，谁的势力足以作我们的后台，为我们撑腰，弟兄们就投靠谁！
“八八团”与“红色造反团”对待我们的态度截然相反，热情得使我们受宠若惊。其实，一个中学的红卫兵组织，派出两个头头，带领一行七八人，跨过大半个市区，“诚心诚意”来与他们这个被斥为顽固的“保皇”组织联合，对他们也有点“受宠若惊”呢！不过这一层，我们当时却想不到。如果想到了，我们准会少一些垂首折腰，多一些趾高气扬的。
“八八团”对外联合部的人，不但当即爽快地“恩准”了我们的联合愿望，而且主动引我们去“谒见”他们的领袖。表达他们对这一联合的极端重视。
“谒见”一个名闻全国的大红卫兵组织的领袖，尽管是他妈的“保皇”组织的领袖吧，也使我们感到荣幸之至了！
“保皇”领袖（“八八团”也满市到处贴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省市委及政府各级“走资派”的大标语。我们真是想不明白他们保的是哪一位称得起“皇”的人物）和蔼可亲，同我们一一握手，让座沏茶，向我们询问各种他感兴趣的情况。
我们毕恭毕敬地记取他的教导和指示，一个个憨笑着，觉得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八八团”司令将我们从楼上送到楼下，送出楼门外，在台阶上与我们一一握手道别。
大家心里高兴地蹦下台阶，不绝口地说“八八团”的好话，说“红色造反团”的坏话。
又经过“红色造反团”司令部，一伙伴朝那个起初不放我们进楼的卫兵大喊：“哎！把门儿的傻大个儿，告诉你，老子们与‘八八团’联合啦！以后再进你们楼的时候，就是占领了你们司令部，活捉了你们司令的时候！”
“他妈的小‘保皇’派！毙了你们！”
对方猛一拉枪栓，枪口对准我们，做预备扫射状。
我们吓得喊爹叫娘，撒丫子就跑。
身后传来一阵哈哈大笑。
我们这才站住，人人发窘，个个尴尬。
一个头头说：“咱们这不叫胆小如鼠，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
另一个头头说：“正确！历史老师不是讲过韩信钻人家裤裆的故事吗？咱们只不过是被吓得跑，没被吓得坐地跪下嘛！”
我说：“可也算被吓得抱头鼠窜了！”我因跑得急，心口窝怦怦乱跳。
当年，十七岁的我，对于死亡有一种过分敏感的恐惧。哪怕是最壮丽的死亡。我崇拜英勇就义，视死如归的精神。可我非常非常怕死。所以，当我们一行人离开军工学院走在路上，伙伴们被已经成为“八八团”盟军的心理所驱使，勇敢无畏地撕下“红色造反团”贴的大字报、大标语，或用粉笔在“红色造反团”前面写上“打倒”“砸烂”之类字；将“红色造反团”画上“×”时，我总是站得远远的，让伙伴们以为我是在为他们望风，其实是本能地左顾右盼，前睃后瞻。唯恐哪里隐藏着一支握在红色造反团的人手中的枪，枪口正瞄准着我自己。
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证明，我的恐惧并非神经脆弱——死人的事经常发生了。也正是这一点，后来使我对自己不得不参与，不能够不参与的这一场“大革命”产生了根本的也是肤浅的厌恶思想……
不久“八八团”交给我们一项任务——替他们守卫一处离我们学校不远的“查抄物资存放仓库”。
头头派给我二十名红卫兵战友，命我担任小队长。王文琪也在这二十名红卫兵战友之中。
那里原来是某工厂的车库。头头将钥匙交在我手里时，揶揄地说：“开开眼界吧，那里除了没有美女，什么都有！”
当我带着二十名部下，打开仓库门，开亮了灯时，我呆住了。
我的部下们也呆住了。
不是两盏普通的灯，是为夜晚便于看守而安装的两盏小太阳灯。封窗的仓库，被照耀得每个角落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果然什么都有！
贵重的家具、衣物、艺术品，一张红松木八仙桌上，堆满了金银首饰。一个角落全是各种各样的我只有在电影里才看见过的钟表。有的还在走着，表弦发出高低不同的音响。而另一个角落，是成百上千册书。
一个部下轻轻拉开一张桌子的抽屉，失声惊叫：“天啊！”立刻推严，魂飞魄散似的呆望着大家，仿佛抽屉里有颗人头！
我走过去，重新拉开，也差点叫出一声“天啊”！
钱！十元的，五元的，一元的，一捆压着一捆，摆了满满一抽屉。
部下全围上来看。全都目瞪口呆。我们做梦也不可能梦见那么多钱。
我梦见过钱。但梦见过的是铜币，一片一片遍地散布，俯拾即是。从没梦见过一捆一捆的拾元的钱。一捆一捆的一元的钱也从没梦见过！
我轻轻推严了这个抽屉，觉得那一时刻我血管里的全部血液凝固了。我曾体会过无数次没有几毛钱或缺少几毛钱而看不成一场非常想看的电影，买不起一本非常想买的书那种特大的遗憾。也十分理解母亲每次要向邻居借钱时那种十分的为难。而钱对人所造成的足以打垮一个人的最高信仰的力量，我却还是第一次感受到。
许多许多许多钱就是一种物质力量。
占有许多许多许多钱的人无疑是具有某种力量的人。那个沉重的抽屉当时使我头脑中产生了这样的崇拜思想。思想上的崇拜是比占有欲更加彻底的征服！十七岁的我生平第一次被这个世界上的一种物质彻底征服了！
无论什么，多便是一种征服力。
蚂蚁多了也会使人类跪下的。
我又轻轻拉开第二个抽屉——也是钱。一捆一捆。满满一抽屉。
第三个抽屉——仍是钱。
第四个抽屉——还是钱。
仓库里静极了。我的部下们好像一个个都停止了呼吸。
经久，不知是谁低声问：“能有多少？”是一种喉咙干渴的声音。
“十万！只多不少！”同样是喉咙干渴的声音。
我自己的喉咙也忽然变得干渴极了。我使劲儿咽下一口唾沫。
“元宝！”
一声惊呼。一个部下拉开了另一张桌子的抽屉。
我和其他人同时围了过去。
一抽屉黄澄澄的元宝。大的，小的，却并不闪闪发光。还有金条。长的，短的，也并不闪闪发光。
元宝和金条，只不过使我们感到好奇而已。没有像钱那样对我们产生直接的强大的震慑力。因为在当时，一个人有元宝和金条，会使他不安的。当然不是怕盗贼，是怕造反派。而一个人如果异想天开，用元宝和金条换取什么吃的，穿的，日常用的东西，将会引来横祸盖顶。所以在我们看来，那不过是稀少而没多大实际价值的金属。甚至是不祥之物。
“一、二、三、四、五……”一个部下认真地数着。
“快来看这儿！”
我们立刻又围向另一张桌子。所有的抽屉里都是表。手表、怀表、镀金的、镀银的；带日历的、镶钻石的；方的、圆的；厚的、薄的。各式各样。
一只手伸向抽屉，拿起了一只。
“放下！”我喝了一句。
他却没放下：“戴着玩玩嘛！”
“对，戴着玩玩，戴着玩玩！”
“我也来一只！”
“给我选一只带钻石的！”
“我不要带钻石的，我要带日历的！”
“他妈的！这是女表！老子换一只戴！”
转眼间，我的部下，每人腕上都戴了一只名贵的手表。有的一手戴一块。有的腕带手表，兜挂怀表。互相瞧着，都变成了颇有身份的人物似的。
“头儿，你也来一块戴，过过瘾嘛！”
六十年代，手表是高档商品。我们全家七口，只远在四川的父亲一个人有手表，从寄卖店买的。我的部下的父母，大概也只能戴得起上海表。谁的父母如果戴一块进口表，那是很值得吹嘘的。他们各自戴上的镀金的镀银的手表，镶钻石镶宝石的手表，他们的父母准和我的父母一样，连摸也没摸过。
戴一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的确是很过瘾的事。
于是我为自己挑选了一只比较大的，方形的，表壳表链都镀金的，看样子是老式的手表。像一个第一次穿新衣服的人似的，有些不好意思地戴在腕上。
表链凉森森的，使皮肤很舒服。
我严厉地说：“只许戴着玩，不许偷走！这里的东西肯定全登过记的，缺少了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背黑锅！”
“头儿，别一本正经了，这一点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一个部下走向堆衣物的角落，选了一件咖啡色西服在身上比量。
被人称作“头儿”，尽管是二十个人的“头儿”，也是种特殊的愉快。
“弟兄们，瞧我怎么样？”那个试衣服的部下转过身。
“嚯！……”
“真派呀！……”
大家一阵“友邦惊诧”。
但见他，不知何时脱掉了自己的衣服，换上了一套笔挺的西装，还系了领带（用系红领巾的系法）。头上，一顶呢礼帽端端正正，帽檐儿卡着眉毛。手臂煞有介事地横在胸前，悬挂一根漆木手杖。
俨然一个年轻绅士站在我们面前。
我和众人又奔向那堆衣物，开始脱衣服，脱裤子，脱鞋，各随其意，装扮自己。几分钟后，我们都不再是中学生红卫兵了，都变成少年绅士了。一个个走来转去，都自以为风度翩翩，潇洒俊逸得不得了。互相打趣，嘻嘻哈哈笑个不停。
我忽然联想到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真希望我们不是什么鸟红卫兵，而是一伙海盗，这仓库就是“芝麻芝麻开门”的神秘山洞。那他妈的我们可就发了个“乞哧枯吃”啦！
这儿真是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美女。
也没有好吃的东西。
王文琪悄没声地从一个立柜后闪出来了。
他竟穿了一件绿色旗袍！露着两条精瘦的汗毛浓密的腿！还不知从哪个角落翻到了假发套在头上！细长的脖子挂上了四五串项链。
他妈的谁也想不到他会将自己打扮成这样！
他活像个街头妓女似的对大家做出种种卖弄风骚的表情和勾引嫖客的丑态。
“好一个婊子呀！”不知是谁怪叫一句。
“他妈的你那双腿像长了汗毛的鸵鸟腿！给他找双丝袜！”
“再翻翻那几个没翻过的抽屉，看有没有口红香粉什么的！”
“有喂，弟兄们！”
“丝袜也有！”
于是众人包围住了他。有的对付他那两条腿，有的对付他那张还不算难看的脸。高跟鞋一双接一双在他脚上试着大小。
众人散开，我根本认不出他了。他那张脸像一块“白酥皮儿”点心。嘴唇红得吓人，仿佛刚吃过什么鲜血淋漓的东西。
他怪模怪样地笑着。眼神儿游移着任别人作践自己的欲望。
“我的！”一个伙伴跳过去，紧紧挽住了他的胳膊。
“你不配，老子的！”又一个伙伴跳过去，要把挽住他的伙伴拉扯开，自己“霸占”他。
“他是我的情妇，我要和你决斗！”
“决斗就他妈的决斗！”
于是那两个各自操起两根手杖，噼噼啪啪斗得激烈。
“谁霸占了就归谁啊！”其余的人一哄而上，争夺王文琪。
“小娘们，亲个嘴儿！”
“小脸蛋真细粉啊！”
王文琪被推倒在衣堆上，恰似一头被群狮扑倒的牝鹿。谁都想直接压在他身上。
哗啦一声，两个为他而决斗的部下打碎了立柜的镜子。一个击落了另一个的“剑”，将另一个逼在墙角，“剑”尖对着心窝，喝问：“是死，还是承认‘她’归我？”
“死！”
“他妈的！”
“哎呀！”
我却没听到王文琪在众人身下发出一声咒骂或叫喊。
“不许胡闹！”
我火了。也操起一根手杖，在部下们身上乱打。打得有人嗷嗷直叫。
压成一堆的部下们，终于被我的手杖一层层“剥离”开了。
“你小子值得发火吗？”其中一个揉着脑袋嘟哝，“弟兄们无非一时开心，过过瘾嘛！”
过过瘾……
这他妈的是过过瘾！
“你过什么瘾？啊？过什么瘾？他是人！是我们的红卫兵战友！不是一块表！难道他如果是女的，你们真要轮奸了他不成？！”我又挥起手杖，想揍那小子。
“你敢再打我一下，我对你不客气！你他妈的算什么东西？也配在老子面前指手画脚！老子让你一把，是给你面子！”
那小子不甘示弱。论打架，我知道自己根本不是他对手。
我举起的手杖，缓缓落下了。
“你们俩犯得着吗？他不是男的吗！他要是女的我们敢这样吗？”一个部下从我手中夺去了手杖。
这个仓库里有够武装三个班的各式手杖。
王文琪四仰八叉地躺在衣堆上不起来。满脸红白相混。旗袍被扯开了线。那副丑恶的样子仿佛被轮奸了一百次，惨不忍睹。
我狠狠踢了他一脚：“你起不起来？你要果真是个女的，我看你会心甘情愿当婊子！”
我话音刚落，他猝地一跃而起，狼狗似的扑向我，将我摔倒在地，骑到我身上，双手掐我的脖子。
他的脸扭曲了。他的眼神里透出冷酷和凶残。
众人以为他在继续跟我闹着玩，都想再寻一次开心，谁也不拉他。
我被他掐得喘不过气儿来了。
他是真想掐死我！
大家看出不对劲儿，慌慌乱乱地将他拉扯到一边去。
我在地上躺了半天，透过一口气，才相信自己仍活着，并没被他掐死。
大家意识到再胡闹下去实在没趣了，个个变老实了，一声不响地撸下手表，扔进抽屉。脱下衣服，抛归衣堆。
王文琪却并未“卸妆”，他走向另一个墙角翻书堆去了。
我从地上爬起来，恶狠狠地说：“王文琪，等着瞧，我忘不了你这一把！”
他扔下刚刚拿起的一本书，转身又欲扑向我，被众人拦住，推坐到书堆上。
我真是不明白他究竟有什么理由那样仇恨我。而我从那一天起开始仇恨他，寻找机会想对他进行报复——他要掐死我啊！
这大仓库旁还有间小屋，可能原先是车库值班员的住处，现在却空空荡荡的了，什么也不存在。我们将几条地毯弄到小屋，厚厚地铺了几层，各自找本自己想看的书，横躺竖卧，谁也不理谁地看。
书真不少，三四千册，却挑不出一本绝对“革命”的书。《红岩》——曾列为我们的“精神教科书”，已被批判成“为叛徒”树碑立传的“黑书”。《青春之歌》——歌颂的是小资产阶级。《红日》——反动！《红旗谱》——反动！《创业史》——反动！一切翻译小说，不是反动的便是修正主义的。
我和部下们明知那一堆书里挑不出一本“无毒”的书，却挑来挑去的。究竟都要挑本什么样的书看呢？谁都不说出来。谁的手都是最先将纸页发黄的书拿起来翻看。在这一点上我和他们的潜意识完全一致。时不时两只手同时伸向一本纸页发黄的书，两人便都有些不好意思。
我发现了一本纸页很黄，硬皮精装的厚书，在别人的手没有伸向它之前，迅速拿起——原来是《苏维埃联共布党史教材汇编》。目录中大部分是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五十年代初由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室编辑，教育出版社出版。大概仅仅因为苏联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主义上的政敌了吧，尽管其中大多数是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它还是劫数难逃，不知从一位什么人物的家里被抄走后归于这一堆“黑书”之中了。
我对它一点也不感兴趣。不仅仅对其中“假马列主义”那一部分不感兴趣，对其中真马列主义的那一部分也同样不感兴趣。虽然真“假”马列主义的纸页都一样发黄了。
最后我挑到了一本保存得很好的《十日谈》，终于满意。我看过《十日谈》，“文革”前哥哥从别人那里借回家中几天。没看完，就被哥哥还走了。
挑选到了这本书，“阿里巴巴的山洞”中尽管没有好吃的东西，我却不觉得饥饿，面朝一个墙角，背对大家，任时间悄悄溜走。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忽然觉得周围静得奇怪，扭回头一看，部下们和我一样，仍都在孜孜不倦地看书呢！不过他们可不是一个人看一本，而是几个人凑在一起，脑袋组成花瓣儿，分四伙，在看四本书。
我问一个伙伴：“什么书。”
他回答：“很一般的一本小破书。”
“有意思吗？”
“没多大意思……你看的什么书？”
“我？……也是很一般的一本书。”
“你不声不响看了那么半天，一定挺有意思吧？”
“没多大意思……解放战争的事儿……你们饿吗？”
“不，都没说饿。你呢？”
“我也不饿。”
“你看你的吧！”
“你们饿了吱声儿！”
他等不及我的话说完，已将头转回去了。
我敢与最有权威的社会心理学家进行一场公开的大辩论，用不胜枚举的例子证明，我们那一代，当年个个都是精神压抑者和性压抑者。政治家们只牢记不忘当年红卫兵们的造反行径，却不敢或不愿承认，社会从我们的童年到我们的少年，对我们实施了何等严重的“异化”教育！它几乎抽掉了我们的性别，视我们为中性。“三好学生”“毛著标兵”“优秀团员”，除了在这类方面，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的男女青少年可以互相证明自己是强者，互相以强者的形象吸引对方而外，几乎再没有另外的什么方式能够使他们向异性显示自己突出于别人的个性。因而他们本能地将“文化大革命”当做一次天赐良机。他们的一切个性，一切才情，一切精神，一切自我表现的欲望，便都从同一个被巨人的大手提起的社会闸口冲决而泻了。在仓库里，我严厉地说：“这些破书，一本也不许带出这个地方。这是纪律。”
一个部下说：“放心。”
另一个部下说：“我们已经扔回书堆了！”
我让他们回家吃饭之后，走到书堆那里，东翻西找，想找到那四本“没多大意思”的“小破书”，却找不到。
我猜测他们准是藏在什么地方，避免让我发现。这更加强了我的好奇心。我根本不相信那是四本“没多大意思”的“小破书”，他们藏起那四本“小破书”的原因，正是我自己也迫切要看那四本“小破书”的原因。
我在书堆中没找到，又在别的地方找。越是找不到，我越是下决心非找到看一看不可。我竟找得急躁起来，满头出汗。
最后终于被我找到了——在几层地毯之间压着。
很小的开本，比《新华字典》大一点儿。书页不但黄，而且发脆了。四本的封面都用纸裱过了，无法知道书名。我走到窗前，一本一本地将封面朝向阳光仔细看。从这一本的封面模模糊糊地推断出一个字，从那一本的封面模模糊糊地推断出半个字。四本书的封面研究了十几分钟，不太自信地推断出书名可能是“肉蒲团”三个字。
于是我便舒舒服服地躺在地毯上，将一条地毯卷起两尺当枕头。四本“小破书”以一年四季分册。“春”当然该是第一册，就从“春”看起。前几页是“序”，半白话半文言，看不出太大的“意思”，翻过去不看。要从中寻找到我所要寻找的“意思”，比从《新华字典》中查到一个不认识的字还容易。除了“序”，每一章都有那个“意思”。每一章写的都是那个“意思”。隔几页便出现几行。
将洁本《金瓶梅》删去的文字加以渲染，装订成册，便是那四本“小破书”的基本内容。如果评价得略高些，那是“性文学”的样板。
《十日谈》被丢弃一旁，遭到了我的冷落。
我被一行行一段段一页页用粗俗得近于肮脏的文字对性对色情所进行的直接的可以认为是“感觉派”的描写完全征服了。一方面我因自己竟入迷地看这样的书而羞耻，一方面我根本无法抗拒它对我的征服力。
我担心部下突然闯进来，使我陷于狼狈，就将两道门都插上，将窗子用几件衣服挡住，然后躺下接着看。
我又想到部下们回来时，也许我连一册《春》还没翻看完呢。《夏》《秋》《冬》连翻都没来得及翻，岂不太遗憾了吗？便放下《春》，翻看另外三册。放下《夏》，拿起《秋》，放下《秋》，拿起《冬》，放下《冬》又拿起《夏》。如是轮换不止。
忽然有人敲窗有人踢门。外面一条正处在变音阶段的嗓子大喊大叫：
“开门！开门！关门挡窗的干什么？！”
是几个部下回来了。
我一跃而起，连忙将那四本“小破书”压到地毯下。
外面敲窗声踢门声喊叫声更紧。
我一想，他妈的，你们回家去了，还藏起来不让我看！我也藏起来，让你们再想看也寻找不到！就又从地毯下取出，四册分开，藏在四个不易被他们发现的角落。
开了门，他们一进来，就一个接一个向我发问：“你插上门干什么？”
我说：“你们走后我睡觉来着，怕丢东西呗！”
“你挡上窗干什么？”
“遮阳光呗！屋里暗睡得实啊！”
“你怎么这么半天才给我们开门？”
“我睡得太死了，开头没听见什么动静。”
他们用不信任的审视的目光盯着我，想从我身上看出什么破绽。
我伸了个懒腰，打了一个大哈欠，又靠墙一屁股坐下去，自言自语：“怎么这么困啊，还想睡！”
一个部下走到抽屉里放有钱的那张桌前，拉开一个抽屉，观察了一会儿，又拉开另一个抽屉。他将所有的抽屉都一一拉开，认真观察过了，什么可疑的迹象也没观察出来，就不说话了。
原来他们朝这方面怀疑我！
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皇天后土，我连想也没想到去动那些元宝、金条、名贵的项链、首饰和成捆成捆的钱。我是完全迷幻荡乱在《春》《夏》《秋》《冬》之中难脱难拔了。也可能还因为这里的东西巨细无遗都是登了记的这种潜意识在起作用吧！
我不满地问：“你看钱干什么？”
那个部下回答：“不干什么，就是想看看！”
我不再说话。他们互相瞧瞧，也不再说话。都走入小耳室里坐下了。
他们坐下后，其中一个开口道：“咱们四个人，《春》《夏》《秋》《冬》一人一本，精读精读！”
“对，趁那几个小子没回来，咱们精读！”
他们互相说着，便一齐动手掀地毯。
我又捧起大厚本的《十日谈》装模作样。
他们当然是一无所获啦。
“怪事，咱们走的时候是不是压地毯下了啊？”
“是呀！”
“没错儿，我看见你们压在地毯下的嘛！”
我偷眼瞧他们，见他们一个个都正盯着我。
我问：“什么《春》啊《夏》啊的？你们临走时不是对我说扔回书堆去了吗？还在地毯下翻个什么劲儿？”
“你别明知故问！”
“小子，你别装糊涂！”
“交出来！你要看等我们看完了让你看个够就是！”
他们说着围住了我。
“交出来？什么交出来？我没揭过地毯一个角儿！”
四人中的一个，一把揪住了我的衣领，将我提起来，吹胡子瞪眼地说：“别惹我生气！书是我从书堆挑出来的！现在交出来没事儿，否则，一会儿大家全回来了，没你好儿！”
我见他们一个个急了，自知抵赖不过，却又不想痛痛快快告诉他们藏处，索性威胁道：“放手！我不许你们看低级下流的黄色书！”
揪我衣领的恶狠狠地问：“你看没看！”
我说：“没看！”
“没看你怎么知道是低级下流的黄色的？你小子存心想要占为己有是不是？！”
“我……”我一时语塞，答对不上。他没说错，我想要占为己有，以后自己“精读精读”。
“咱们蹾他！”
于是他们四个一齐动手，将我按翻，拽住我的四肢，接连使劲儿蹾我。
我被蹾疼了屁股，求饶，说出了藏着《春》《夏》《秋》《冬》的地方。
于是四册“没多大意思”的“小破书”又归到了他们手中。
其他人全回来后，他们又分为四伙，以上午那种专注的精力看起来。
以后的几天内，那四册“小破书”便是我的部下们在这个“阿里巴巴的山洞”中的“精神食粮”。靠了这种“精神食粮”，他们并不感到憋闷，也不感到无聊，忘掉了这个仓库以外的世界正进行着史无前例、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堆在墙角，不被他们理睬。我自己，则只能“见缝插针”，才会得到时机看上一会儿。非常想“精读”，却轮不上。我们都读，却都矢口不谈这四册“小破书”。一个字也没互相交谈过。更没谈论过爱、女性这一类话题。我们所受到的教育，使我们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谈及那一类话题，是很可耻的。仿佛大家的头脑里都连闪也没闪过这类话题。我感觉到，我们之间，都从心底里互相瞧不大起了。每个人首先瞧不起的是自己，然后才是瞧不起伙伴。这种发自心底的轻蔑自己亦轻蔑他人的心理，倒在我们之间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很值得心理学家研究研究的平等意识。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上帝存在于我们之间，时时有仲裁的声音提醒我们——“不要再做出品行端正的假模假样了！你们的灵魂深处其实都同样渴望着堕落。你们都是一路货！”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每一个人都因知道自己在伙伴们眼里是个下流坯而自尊不起来，又都因别人在自己眼里同样是个下流坯同样自尊不起来而幸灾乐祸。倘我们之中有谁说了一句听起来高尚的话，不管说话的人多么虔诚，也会立刻有人挖苦一句：“别他妈的装孙子。谁不知道谁啊！”于是对方就会红了脸，低下头去，反省自己是否真的在“装孙子”。这似乎倒也好。反正你在你自己心中在别人心中注定已经是个下流坯了，也就不必因自己更下流了一点而忏悔，也就不必因想要表现得高尚一些而煞费苦心了。
学校里派人来报信，说是某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因缺少经费，策划来抢这个仓库。我们颇紧张了几天，做好了种种进行武斗的准备。即使在那几天内，大家仍然手不释“卷”。并且互相叮嘱，一旦真的发生武斗，《春》《夏》《秋》《冬》要分开揣在身上。人在书在。而对那些金条元宝，我们并不放在心上。白白紧张了几天，却没人来抢这个仓库。
不久，“八八团”亲自派人来，让我们将仓库里的一切物品都重新登记一下。
我奇怪地问：“难道你们没登记过吗？”
那个人说没有。
他看看这里，看看那里，拉开装钱的抽屉，拿出一捆拾元的钱，在手中抛了一下，有点舍不得地放了回去。又拉开装元宝和金条的抽屉，一手拿元宝，一手拿金条，两手同时抛了一下，也有点舍不得地放了回去。我们看不出他那种舍不得的样子，是假装的，还是真的。
他望着我们，问：“谁是头儿？”
我说：“我是。”
他又问：“你们谁也没有往家里偷过什么东西吧？”
我说：“查出来我承担罪名！”
“也没有分钱吧？”
“要是分了，罪加一等！”
他说：“那我要祝贺你们没犯这样的错误。我相信你们！”走到我们跟前，郑重地向我们伸出一只手，又说，“我代表‘八八团’感谢你们。”
那一时刻，自尊重新归复到我们心里了。我们都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原来并不像我们自己和我们互相认为的那样，都是下流坯子。
他一一握过我们的手，接着说：“两天后，要来卡车，将这里的一切东西都运走。”
我问：“运到哪去？做你们的经费吧？”
他说：“不，上交国库。我代表‘八八团’，每人发给你们二十元钱，算是你们这二十几天来的午餐补助费。”
自尊一旦归复到我们身上，我们又都想表现得更具有高风亮节了。我们都说不能收。收了，我们就都变成“低级趣味”的人了。都说我们是“八八团”的“盟军”，我们所做的，乃是红卫兵的天职，乃是应为“盟军”尽的义务。
他很受感动，说我们有这种认识，证明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愧是毛主席的真正的红卫兵。为了嘉奖我们在金钱和财宝面前秋毫无犯的品格——他强调说这种品格是很高贵的，我们不但应该受之无愧，他还应再给我们每人加十元。
他这么说，就这么做，取一捆钱，当着我们的面儿数了一些，抽出来放在桌上。
“以革命的名义。每人三十元，一会儿你们自己分。”他将剩下的钱放回抽屉，两只手拍响了一下，举起让我们看。
“我没往自己兜里揣吧？”
我们默默望着他，纷纷摇头。
“我走了！”
他就走了。
他走后，大家的目光移向桌子，注视在我们的午餐补助费上。
三十元！
数目不小的一笔钱啊！
当年我父亲每个月的基本工资，才六十八元零几毛。
忽然大家扑向桌子，好像有谁下达了口令。
片刻大家离开了桌子，桌面儿上只剩下了三十元钱。十元一张，三张。
我知道那是属于我的了。我也急步走到桌前，一张一张拿在手里。崭新的钱，新得发出摩擦声。我将钱对折起来，谨慎地揣入衣兜。
我衣兜里第一次揣过三十元钱。
那个“八八团”的人又回来了。
他说：“我拿走几本书。”随后又补充了一句，“当反面教材，供批判用！”
我说：“那当然可以。”
于是他走向书堆去挑选。我们也跟过去想帮他挑选。他说不用我们帮他挑选，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要对哪些书进行“研究批判”。
我们就站在旁边看他自己挑选些什么书。
他挑选出了《怎么办》《静静的顿河》 《猎人笔记》 《别林斯基选集》《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我们的心》《美国悲剧》……
他一声不响地挑选了三十多本。
他终于停止了挑选，说：“真想再多挑选几本。”
我说：“那你就再多挑选几本嘛。”
他笑了笑：“再多自行车带不了啦！”
我们找来绳子，帮他将那三十多本书捆好，拎出去，又帮他捆在自行车后座上。
他拍拍书，最后说：“这些书，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将在中国绝版了！”
我们默默望着他跨上自行车骑远。
那一天中午，我们用“午餐补助费”饱饱地吃了一顿面包和红肠。
下午，便开始清点，分门别类，注册登记。只有那堆书，因为太多，没有登记。
王文琪那几天不知为什么没来。有人提醒也应该给他三十元。我虽然心里记恨着他，但认为不给他“午餐补助”是不公正的。便当着大家的面儿，从抽屉里取出一捆拾元的钱，抽出三张，让一个部下转交给他。我也学“八八团”那个人的样，将那捆钱放入抽屉后，拍了拍手，举起来一会儿。
我问：“那四册‘小破书’呢？”
没人回答。
我警告说：“在谁那里，谁交出来！只要有一个人带出去一册，就可能为我们大家招惹是非！”
我的警告起了作用，四个部下从他们的背心内拿出了那四册“小破书”。
有一个人说：“烧了！”
部下们不知都怀着一种什么心理，一致支持烧了。不待我同意，他们就扔在地上烧了。
我觉得那火苗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具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邪恶的魔力的。
“太他妈的黄了！”
“写这本书的人准是个色鬼！”
大家又骂了一通。
第三天，开来了两辆大卡车，一些“八八团”的人，将“阿里巴巴的山洞”搬运一空。
我们又回到了学校……
在抄家运动中，究竟有多少金钱和财宝，从一代红卫兵们手中而过？这是无法计算的。但是我敢断定，从中占有的红卫兵，是为数极少的。他们抄，他们毁坏，他们以“革命的名义”闯入一个个富有的家庭，如同强盗。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掠夺，不是为了占有，他们相信那是很“革命”的行动。“文化大革命”也怂恿和鼓励他们的行动。说到底，他们还是为了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的“革命”性。而在他们的“革命”行动中，他们努力想要表现出的，乃是他们认为自己优秀的可贵的一面。但他们的行为和行动映照在历史的“哈哈镜”中，使他们的整体形象不可能不是扭曲的，堂·吉诃德式的，甚至是丑陋的，野蛮的，令人痛恨的。 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套装共二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