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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第二天，我挤上了开往成都的列车。

　　我学习那个沈阳女红卫兵的“先进经验”，一上了火车，就一头钻入座位底下。我原以为这是一“绝招”，没想到如是者并非我一人。座位底下另是“一重世界”，甘为“人下人”的还真不少。并且预先早有所准备，带了水和干粮。红卫兵四海之内皆兄弟。感谢他们的关怀和爱护，我饿了分给我干粮。我渴了施给我水。一路总算没太饿着，也没太渴着。也不敢吃得太饱，喝得太足——怕不断上厕所。在座位底下互相交谈，没话可谈时就睡。

　　三天四夜后，顺利到达成都。虽然比正常运行时间长了三倍，但一路无凶无险，亦可谓之“顺利”。

　　出了成都火车站，第一个印象是恐怖——几十个红卫兵，正在车站对面往一堵墙上贴大字报。大字报是用红墨水写的，龙飞蛇舞，洋洋洒洒万余言，十几张，贴满了那堵墙。没心思上前去详看内容，只瞥见了“蓉城惨案”一行标题。贴在墙上的三分之一是无字白纸，不知留待何用，远远地站住看究竟。

　　只见一个红卫兵，手持一把笤帚，其柄两米多长，笤帚头正在桶里翻来覆去地蘸着，像一位大书法家正在润笔。

　　另一个红卫兵，将半盆糨糊倒入桶内，用棍子猛搅一阵儿。那持笤帚的，终于要大显身手了，拉开架势，似乎还运足了丹田之气，以帚作笔，高高举将起来，刷刷刷，果然身手不凡，确乎弄墨“骚客”，反撇倒书，正横斜挑，一笔写出一个触目惊心的巨字——血！

　　写罢弃帚，退后几步，拭手自赏。

　　他的一个伙伴，提起那桶，如往墙上泼水救火般，尽力一泼，满墙顿时“鲜血淋漓”。搅和了糨糊的红墨水，黏黏糊糊，嘀嘀嗒嗒往下淌。

　　桶也不要了，盆也不要了，笤帚也不要了，他们扬长而去，见者避之唯恐不及。

　　我被惊呆在那里，觉得“天府之国”，似乎处处充满杀机，潜伏着祸及生命的凶兆。

　　召回胆魂，稳定了心神，茫茫然又往前走。暗想：老子也是顶天立地一个红卫兵，怕个鸟“血”字怎的！

　　忽然许多人朝一个方向跑去。闻说那里造反派要当众惩办一个“女匪首”。我便联想到在读过的一些书中，国民党称共产党“共匪”，称女共产党“女匪”。进而联想到“双枪老太婆”，联想到“黄英姑”。莫非四川出了一批武装反革命，为首的又是个女性？

　　心中好生狐疑，不免要打听个明白。不敢问男人，觉着当地的男人们看上去都有点凶。便问一个卖烤地瓜的年轻媳妇。媳妇虽年轻，在这年月不造反，卖地瓜，足见是个“良家妇女”，不属“孙二娘”或“顾大嫂”一类。为讨她几分好，先买了她一个地瓜吃着，然后才搭讪地问。

　　她告诉我，成都有一派群众组织，被对立派宣布为“匪派”，扬言要“剿尽灭绝”。

　　并善良地劝告我：“小兄弟，千万莫多管闲事！成都兵荒马乱的，你小小年纪，此地可不便久留啊！”

　　我谢过她的善良劝告，吃着地瓜走开。本想不看那当众惩办“女匪”的热闹，却按捺不下强烈的好奇心，身不由己地还是跟在众多的人们后边去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被造反派们五花大绑地押着。一个造反派当众宣读她的罪状：特务、大破鞋、以色相拉拢腐蚀真正的革命“左”派领袖、挑动群众斗群众、散布反中央“文革”的言论……总之是十恶不赦，罄竹难书。

　　当街支着一口大锅，锅内是烧着的沥青。罪状宣读完毕，几个造反派就将她举起，抛入锅中。溅出了许多沥青。

　　人们站得远远地看。默默地看。

　　那女人在大锅中扭动着身躯，因被五花大绑，站不起来。像一条大鱼，头尾翘在锅沿外，身躯在沥青中煎着。顷刻“煎”得焦黑。却始终只是挣扎着，不停地扭动身躯，并不发出痛苦的或不屈的叫喊。以为她格外的坚强。听身旁的人议论才知道，是嘴里被塞满了棉花……

　　造反派们撇下她，拥上一辆卡车，卡车“呼”地开走了。

　　她仍在锅中挣扎，扭动。

　　忽然一个男人一手扯着一个女孩跑到那口锅前，想必是她的丈夫和两个女儿。丈夫哭。女孩也哭。都跑着哭。却不敢推倒那锅，或扶她从锅中出来。但眼见妻子、母亲在受罪，解救之心毕竟急迫。一个男人两个女孩就双手往锅外捧沥青。看他们那样子，沥青是很烫手的。

　　一个卖豆汁的中年汉子，远远地将一把铁勺扔过去。那男人就飞快地用铁勺往锅外泼沥青……

　　在所有我亲眼见过的刺激性的场面中，那是最残忍最无人性的一次。后来我听说过许多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可怕的事，比如内蒙古对所谓“内人党”的拷打逼供，比如某省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只要他们半票以上举手通过，就可将一个人“就地正法”——而且采取的是砍头的方式，谓之“节约闹革命”。据说当年一颗子弹三角七分钱。如今人民币贬值，肯定不止三角七分钱了吧？“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后来被证实是实有其事，受到了中央“文革”的制止。若细查当年中央“文革”首长们的讲话，会寻找到历史根据的。如果他们当年的讲话材料仍全部被保存无遗的话。又比如将重铅块用细铁丝吊在女人的奶头上……用电影照明灯的强光照射人眼，使人眼花，在什么也看不清的情况下遭受毒打——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编剧家海默就是如此死去的……但毕竟都是耳闻，而非目睹。

　　那一次亲眼目睹，我是真的毛骨悚然，魂飞魄散了。

　　忽然又开来一辆卡车。车上跳下另一派人——“匪派”的人们。他们从沥青锅中救出了他们的“战友”，当众替她恢复了名誉，宣告她是他们的“钢铁战士”，是当代的“江姐”，是他们的骄傲，他们的榜样……

　　接着高呼一阵口号：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血债要用血来还！”

　　“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屈服！”

　　“只要生命在，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永不变！”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喊了一阵口号，撒了一阵传单，他们将他们的“钢铁战士”扶上车，悲壮地唱着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就义歌》：

　　带镣长街行，

　　告别众乡亲，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我一个，

　　自有后来人……

　　卡车缓缓地行驶，歌声久久地回荡……

　　下午，我在成都气象学校住下了。于今，已记不清是怎么住到那里去的了。

　　那一天白天很阴。傍晚开始下雨。潇潇细雨，似无晴期。

　　“秋风秋雨愁煞人。”

　　住的是教室。水泥地上有草，草上有席。地是潮的，草是潮的，席是潮的。一人一床棉絮。棉絮也是潮的。不知被多少人盖过了，已蹬扯得没个形状，乱糟糟的一团。教室明明有窗，临街的墙壁和屋顶之间，露着一尺天，不知何缘何故。

　　虽然到了南方，夜间照样很冷。缩头缩脚，全身钻在棉团里续窝，像一只耗子。那教室里悬的不是日光灯，而是灯泡。那一夜，那教室里只有我和一个来自宝鸡的中学红卫兵。他也冷得睡不着，从棉团中扯出我，让我用肩托着他，帮他降下灯泡。我便遵命。电线挺长挺长，用绳扎着。降下来后，离地面半米高。二百度的，散发着一环热。他将他的草和席移近我，灯泡吊在我俩之间，我们都觉着暖和了些。他告诉我，明天人民南路广场要召开斗争李井泉、李大章的万人大会。我问他李井泉是谁？李大章又是谁？他显出讥笑我所知太少的样子，说一个是西南最大的“走资派”，一个是四川最大的“走资派”，邀我同去参加万人大会。我不感兴趣，又不愿扫他的兴，嗯嗯啊啊地答应着，迷迷糊糊地睡了。

　　我是被他弄醒的。醒来已是第二天上午了，他将两个用传单包着的馒头放在我的席子上，催我快吃，吃完和他一块去人民南路广场。我见外面仍下雨，不愿去。但昨晚已答应了，况且人家先起来，给我带回了早饭，也没个什么理由推脱。匆匆地吃下那两个馒头，下楼去洗了脸，在他的带领下向广场出发。我们到时，广场已坐满了人。大部分是工人和农民。当年，批斗“走资派”是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的首要“革命任务”。工人不参加扣工资（“金钱挂帅”“物质刺激”早已批臭，没奖金，劳动模范只发奖状。故无奖金可扣。对于工人阶级，扣工资是挺要命的事，故他们不敢不去）；农民不参加扣工分，虽然是二季稻待收季节，他们也得去。没专车接他们。他们是起五更早，三四十里五六十里远徒步赶进城的。他们到得最早，大多数坐在批斗台最前边，耐心地等待批斗大会开始。他们显得比工人阶级更有纪律性。因为他们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阶级”，而是“依靠对象”，是配角。所以他们的纪律性体现着他们传统的良好修养，不喧宾夺主。

　　大学红卫兵是这次万人批斗大会事前的决策者，现场的组织者。在这种气氛庄严而情形恢宏的时候，往往就轮不到初中和高中红卫兵们表现自己了。东西南北中，各地全一样。中学红卫兵，只有得到大学红卫兵的“恩准”，才配有机会有资格也“沾光”表现表现自己。比如推选一两个头儿荣幸地和大学红卫兵领袖们共坐台上，争取一两个上台读批判稿的代表权，喊口号助威……

　　我和那个来自宝鸡的红卫兵坐得离台很远。看不清台上人的面目，也就无从知道那一天台上有没有荣幸地坐着中学红卫兵。

　　令我惊奇的是，在四川和成都各大学的宣传车中，竟发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宣传车！早就听说他们的口号是——哪里有“走资派”，哪里有我“红色造反团”！哪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最险恶，哪里有我战士以一当十，冲锋陷阵！可万万没想到他们的宣传车会出现在成都，几千里啊！

　　我指着车对那个宝鸡红卫兵说：“看，我们哈军工的宣传车！”不无自豪感。

　　不料他回答：“我在宝鸡早见过了，就是这一辆！”

　　我不信。他却说出了这辆车的牌号。

　　我认为他信口胡扯。

　　他便非拽我去看。被他拽到那辆车前，见牌号果如他说的一样。不由人不信他们当真是以一当十、冲锋陷阵的勇猛闯将。我心里暗暗对他们佩服极了。为自己晚出生了几年好不自卑！大学红卫兵才算得上是惊天地泣鬼神叱咤风云的一代“风流人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将来“文化大革命”史上的丰功伟业，可能尽被他们占去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们！他们！！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我们！我们中学红卫兵，不过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儿童团！用句俗话讲——“催巴儿”！

　　我本来就是勉强被那个宝鸡小子拉来的，这种思想更使我参加这一次万人批斗大会的情绪低落十分。我幻想着，若我也是一位大学红卫兵领袖，此刻坐在批斗台上，一呼百应，千应，万应！什么李大章、李井泉的，乃至比他们地位更高，功劳更显赫的什么什么人物，都在我面前低下头，弯下腰，口称“有罪，有罪”，“该死，该死”，那是何等的威仪？怎样的一种自我感觉？有机会自我表现这么一次，也就不枉为人一世了！

　　我正兀自在那里想入非非地发呆发痴，猛听批斗台上三声礼炮震天价响。响过，《造反有理歌》续音而起：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千头万绪，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

　　一个身材很高很瘦的红卫兵，走到台前，上下挥舞长臂，指挥台下万众跟着广播器唱（当年没有录音机，广播器播出的是唱片）。

　　于是工人也唱，农民也唱。四川口音唱这首歌，尤其是坐在台前的四川农民唱这首歌，咬字不准，腔调不正。“克”听来似乎是“K”，“绪”听来似乎是“具”，“造反有理”听来似乎是“炒饭有米”。从头至尾，如唱花鼓。少了理直气壮的战斗性，多了地方曲艺的韵味儿。

　　全体唱毕，主持者宣布批斗大会开始。

　　他说道：“三声礼炮，代表红卫兵已经诞生了三个月。我们就是要在庆贺红卫兵诞生的礼炮声中，在‘造反有理’的凯歌声中，展开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猛烈进攻，摧枯拉朽，绝不留情！将李大章、李井泉等押上台来！”

　　于是在一个女大学红卫兵尖锐的“打倒”口号声中，但见一行五六人，个个头戴高高的纸帽，胸挂大大的牌子，接受宣判的罪犯似的被押上了台。离得太远，我想站起看清，究竟哪两个牌子写着“李大章”和“李井泉”，那个来自宝鸡的红卫兵使劲扯了我的衣角一下，低声说：“安分坐着，别惹麻烦！”我左右瞥了瞥四周维持秩序的红卫兵纠察队，没敢往起站。

　　“李大章！跪下！”

　　“李井泉！跪下！”

　　严厉的怒喝声刚落，五六个被批斗者中有两个人跪下了。

　　我以为他们便是李大章、李井泉了。

　　却不是。因为台上仍在怒喝：

　　“李大章！跪下！”

　　“李井泉！跪下！”

　　“我没有罪，我不跪。”站着的三个被批斗者中，有一个大声说。不知是李大章还是李井泉。

　　“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绝无好下场！”

　　“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于是那个女大学红卫兵尖锐的嗓音又带头喊了一串“打倒”。

　　三个站着的“走资派”，还是没有一个再跪下。不过都低着头，都弯着腰，居然胆敢不跪，尽管已弯下了腰，已低下头，也算得上是三条“好汉”了。少年人总是佩服“好汉”的，我竟暗暗有点佩服他们了。佩服之余，不无恻隐。

　　听说首都红卫兵在江青的怂恿下批斗陈毅时，那元帅既不弯腰，也不低头，还要椅子坐，还领批斗他的红卫兵学习《毛主席语录》，说：“下面请小将们翻到语录第二百七十一页，毛主席教导你们——‘陈毅是个好同志！’”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汇的最早的《毛主席语录》，只有二百七十页。

　　红卫兵认为他在耍笑他们，要问他编造一条毛主席语录的大罪。

　　他却不动声色：“毛主席是说过这句话的嘛。朱老总知道，周总理也知道。你们从今以后，应该牢记这条语录，并且要把它编到《毛主席语录》中去。”

　　红卫兵当然不相信，但这位元帅正气凛然，却也无人敢动他一根毫毛。

　　他还说：“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把毛主席、朱老总和周总理都请得来嘛！我陈毅和毛主席当面对证！毛主席说我撒谎，你们可以将我打翻在地，踏上千万只脚嘛！”

　　元帅的威仪，一些儿也不丧失。外交部长的风度，令人敬而畏之。俨然仍是答外国记者问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权代表。所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红卫兵中，也传为佳话，誉为美谈。

　　这是当年“威武不能屈”的一例。

　　还有一例，则可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符合毛主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避其实力，保存自己的军事思想。主角不是元帅和“老总”，是相声大师侯宝林。

　　斗他时，他也不肯戴高帽，鞠躬九十度，连连说：“我有，我有，不敢劳小将们亲自动手！”遂从怀中取出一顶自备纸帽，仅半尺高。自己戴在头上。

　　红卫兵不依，说他是曲艺界最大的反动权威，应戴最高的纸帽。

　　他又鞠躬九十度，连连说：“别急，别急，急中有错。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你们看！”

　　自己用手一拉，那纸帽居然被拉成一米多高。“反动曲艺权威侯宝林”几个字随拉随现。字一个比一个小，如塔倒竖，与帽形构成黑白分明，他还恭恭敬敬、虔虔诚诚地向红卫兵解释：“反动是我的罪行，所以要写得最大最大，写得醒目。我侯宝林在小将们面前，是个渺小的人物，所以我的姓名要写得最小最小，写得歪歪倒倒，表明已被小将们批斗得前仰后合，再批斗几次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的意思……”

　　他巧舌如簧，话说得天衣无缝。红卫兵听了扬扬自得飘飘然，他免遭许多皮肉之苦。革命群众瞧着他在台上那模那样，没有不想笑的，根本严肃不起来。批斗会只好“假戏真做”，或曰“真戏假做”，草草走个过场拉倒。

　　而那李大章和李井泉，一个不是陈毅，一个不是侯宝林，不能使红卫兵们敬畏，也不能使红卫兵们开心，却倔强得很，岂不是自讨苦吃吗？

　　我不唯对他们有些恻隐，甚而有些替他们暗暗着急了。

　　果不出我所料，几个红卫兵跳上台，从腰间解下皮带，开始抽他们。

　　他们站在那里挨着。不躲，还不跪。

　　农民们某些时候毕竟是慈悲的。某些时候。不是所有的农民所有的时候都是慈悲的。至于他们什么时候表现出慈悲，没个规律。

　　反正那一天坐在台前的一些农民是大发慈悲了。

　　他们举起黢黑的手臂高呼：

　　“要文斗，不要武斗！”

　　“要触及灵魂，不要触及皮肉！”

　　“坚决捍卫《十六条》！”

　　于是台上一个男红卫兵，用孙敬修老爷爷那种语调，不慌不忙地说：“贫下中农同志们，下面，我给大家讲个寓言——《农夫和蛇的故事》……”

　　台下农民们吼成一片：

　　“我们不听故事！”

　　“我们起五更爬半夜不是来听故事的！”

　　“我们就是不许你们违反《十六条》！”

　　台上那个男红卫兵充耳不闻，一味只管讲下去：“从前，有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就将它捡起来，放入怀中。那蛇受了温暖，苏醒了，就在农夫的胸口狠狠咬了一口。农夫中了蛇毒，临死的时候，后悔地说：‘我可怜恶的东西，真是自作自受啊。’”

　　那些农民们虽然大抵没有什么文化，但这个古老的寓言毕竟不像如今备受修养高雅的文化人所欣赏的现代派小说那么深奥，他们听懂了这个寓言是讽刺他们的。

　　也许那个红卫兵的本意并不是想借寓言来讽刺他们，仅仅是想对他们进行一番阶级斗争的启蒙教育而已。

　　但农民们愤怒了。农民们一旦愤怒，也是挺可怕的。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详尽地描述了他们一旦愤怒起来的“可怕”情形。湖南的农民，四川的农民，都是中国的农民。其愤怒无甚区别。何况“造反”是他们当年最拿手的。红卫兵们的许多“造反”方式还是学的他们当年那一套呢！

　　他们纷纷跃上台去，揪住那个“启蒙家”狠揍。

　　他的战友们当然不能眼见他挨揍，袖手旁观。

　　于是反击。于是台上公演了一幕“武戏”。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那个尖锐的女红卫兵的声音在叫喊。喊声通过广播器传送四方。

　　更多的农民愤怒了！

　　更多的农民跃上台去！

　　他们掀翻了桌子，踢倒了椅子，几个揪住一个红卫兵加以教训。

　　跪着的两个“走资派”，在双方混战中滚到了台下。

　　李大章和李井泉大声疾呼：

　　“红卫兵小将们，贫下中农同志们，不要武斗！”

　　“你们要打，都请打我们！”

　　没人理他们。

　　台下的农民为台上的农民呐喊助威：

　　“贫下中农教训红卫兵有理！”

　　“让他们回答！谁是虎豹？谁是熊罴？谁是苍蝇？”

　　“不回答往死里揍！”

　　“领导阶级”们见贫下中农和红卫兵冲突起来了，茫然不知所措。一方是“小将”，一方是“同盟军”，支援哪一方，进攻哪一方，都将犯立场性的错误。也不知是哪一个工人起的头，他们反复唱这样一首毛主席语录歌：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

　　我们应当相信党，

　　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

　　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唱了一遍又一遍。那种情况下，不反复唱这首语录歌，他们确实“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贫下中农将红卫兵教训够了，纷纷跳下台来。

　　台上的红卫兵，一个个爬起，站到一块儿，手臂挽着手臂，齐声朗诵：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一派悲剧英雄的气概。

　　贫下中农们又愤怒了。他们吆喝着号子：“一、二、一、二、一……二！”轰然一声，将用竹竿搭成的偌大一个台子推倒了……

　　会场顿时大乱，如同《水浒》中梁山好汉们大闹法场的情形。

　　“不给他们开这个会了呀！”

　　“回家！回家！回家割谷子去！”

　　“咒骂贫下中农，就是咒骂革命！”

　　农民们发一阵喊，一群群怫怫然四散而去……

　　工人们觉得光唱“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怪没趣的，也便不再唱了，也便纷纷离去……

　　这当儿开来了红卫兵的大队人马，高擎着一面大红旗——上绣“造反总司令部”六个字。是四川医学院（也可能是成都医学院，记不清了）的红卫兵，闻讯前来解围。

　　挨揍的多数是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人。他们的宣传车也被农民们临散时推翻。

　　“川医”的红卫兵帮他们搁起宣传车，与他们噙泪拥抱，说些“战友们受委屈了，我们来晚了一步”“斗争是曲折的，但最后的胜利终将属于我们”“伤在你们身上，疼在我们心上”之类的话。

　　还赠送他们一块大匾——“红色堡垒”。

　　红卫兵记者频频摄下一个个感人的镜头，一个个会场遭到严重破坏的镜头，以作历史性的纪念和揭穿事件真相的证明。

　　我和那个宝鸡红卫兵往回走时，他问：“今天不算白来吧？”

　　我说：“不算白来。”

　　“这场面很值得一看。”

　　“是很值得一看。”

　　“瞧着吧，李大章、李井泉为此准又多了一条罪状。”

　　“今天的事儿跟他们无关啊，咱们不是亲眼看到的吗？”

　　“跟他们无关？咱们看到的是表面现象。毛主席说，凡是发生武斗的地方，幕后必定有‘走资派’在进行挑拨！”

　　“可今天的事儿确实跟他们无关啊！他们不是还竭力制止来着吗？你没听见他们喊，要打，都往他们身上打吗？”

　　“那是‘走资派’们惯用的伎俩！‘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正像许多演员，演惯了反面角色，扮演正面角色总是不那么像。’老弟，看来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语录哇！”

　　我便不吭声了。暗想：我他妈的碰到了一个“活学活用”的标兵！倒显得我好像从没翻过《毛主席语录》似的，竟有点反感他了。但我不想得罪他。他是伴儿，唯一的伴儿，而且怪热心的。在这“兵荒马乱”的城市——那个卖烤地瓜的年轻媳妇的说法，有个伴儿总比没个伴儿强！得罪了他，我们俩横眉竖眼地住在同一间潮湿的教室里，那可就太别扭了。

　　他是个识趣儿的，看出了我的不悦，又讨好地要请我吃碗醪糟。大概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一样，也唯恐得罪了我。

　　于是我们就寻找地方去吃醪糟。他身上带的钱还不如我身上带的钱多，结果是我反过来请了他。一人来了两碗。于是我们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彼此留名，留地址，叮嘱以后要经常通信，仿佛相见恨晚。他叫鲍红卫。

　　第二天，满市出现了大标语：

　　“李大章、李井泉挑拨贫下中农殴打红卫兵小将绝没有好下场！”

　　“李大章、李井泉是昨日武斗的罪魁祸首，罪责难逃！”

　　证实了鲍红卫的预言。

　　我无心在成都等待看李大章、李井泉的“下场”，惦念着父亲，恨不得立刻就前往乐山。父亲属于“大三线”建筑单位，信封上从没写过具体地址，只写邮政代号。到了乐山，又往哪里去找呢？思来谋去，决定先到邮电局问清具体地址。

　　邮电局却不肯告诉我，说那是保密单位，正在进行备战军事工程，已实行了军管。我苦苦哀求，大家守口如瓶。只得给父亲拍了一封电报，抱着父亲也许能来见我一面的微茫希望，沮丧地回到了住处。

　　鲍红卫看出了我有心事，追问，真诚表示不管我忧愁的是什么事儿，都愿替我出主意想办法成全我。

　　我便告诉了他。

　　他听后，说：“这你忧愁什么呢？既然电报已经拍了，你已经到了成都，你父亲还能不赶来见你一面吗？”

　　我说：“就怕他来不成啊！”

　　他盯着我的脸看了一阵，又问：“你父亲……有什么问题吧？”

　　我连连摇头：“没有，没有，半点儿没有！正牌工人阶级！”

　　他也就不再问了。但分明不相信我的话。

　　第三天，雨还不停，下得人无精打采。

　　鲍红卫又动员我去参观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庄园。我说身体疲乏，路又太远，得乘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不想去。他就耐心动员我，说机会难得，接受一次忆苦教育，大有必要。

　　我也认为大有必要。这是一种自觉。倘回到哈尔滨，被人问，去了四川，为什么不去参观刘文彩的庄园，放弃了一次接受忆苦教育的机会？我将如何回答呢？还是去的好。兴许有机会在全校作一次报告呢！

　　我当年非常渴望能有这样一次机会。

　　于是我们说去就去。长途公共汽车站人很多，几乎全部是要到大邑县参观刘文彩庄园的！比今天旅游者去参观什么不睹为憾的古迹者多得多！看来人们接受“忆苦”教育的自觉性相当高。行驶别的路线的长途汽车，也都临时改行大邑县，为了满足革命群众的愿望。

　　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却不见了鲍红卫。车开了，在车上高叫他的名字，无人应答。心想他是没挤上这辆车。

　　几个小时后，车到大邑县，站得腰酸腿麻，颠得晕头转向。一下车，就呕吐。吐得翻肠倒胃，瘫软无力，冷汗层出。

　　想那鲍红卫与我失散了，一定很着急。与没见过世面的我相比，他仿佛是个在“风口浪尖”上闯荡自如的人。他处处表现得有义务照顾我，我也觉得确实很需要他的照顾。尤其在这会儿。就不敢远离车站，眼巴巴地在凄雨中盼着下辆车到来。

　　下辆车终于到来，不见他的踪影。眼巴巴地盼再下一辆车到来。再下一辆车终于也到来了，仍不见他的踪影。望眼欲穿地盼来了五六辆车，还是不见他的踪影。可谓“望断梧桐树，不见凤凰来”。

　　车站也没个避雨处，浑身上下早已淋透。他可千万别出什么意外，挺为他担着颗心。一步三回头地离开车站，踩着泥泞走向刘文彩的庄园。迷蒙雨幛之中，那四川恶霸地主的庄园，灰色的门楼，灰色的宅围，宛如隔着历史重现在眼前的墓茔。它远没有我预先想象的那么宏伟。不像我读过的某些西方小说中的贵族阶级的城堡。与之相比较，它简直又小气又土气，首先使我产生的是……鄙视。

　　中国历史上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比西方历史上的地主阶级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可能有一点是不同的，后者即使在荒淫无耻的享乐方面也热衷于追求最新的事物，而前者即使在荒淫无耻的享乐方面也散发着腐朽熏人的臭气。

　　亲眼看到了“水牢”。担任解说员的是“水牢”的幸存者，一位农民妇女，现任乡干部。

　　亲眼看到了刘文彩命“狗腿子”淹死农民小孩的那口井。

　　亲眼看到了刘文彩迫害农民的种种刑具。将农民的口鼻封住，用气筒从肛门往肚子里打气，直至肠胃在腹中胀破而死！这种惨绝人寰的杀人方式，当时千真万确激起了我内心强烈无比的阶级仇恨。

　　一方面是血和泪，另一方面是穷奢极欲。刘文彩要是仍活着，我会和那些参观者一起，将他用乱石砸成肉酱的。

　　这次参观，是我在大串联中唯一不后悔的一件事。使十七岁的我，懂得了“解放”对全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革命！这一点，在今天，仍是我不能放弃的观点。永不放弃。

　　但是，那一次自觉接受的“忆苦”教育，却在我的思想中起到了另一种作用。是对另一种开始渐渐产生动摇和怀疑的思想的强化。产生了另一种自觉。

　　“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否则，中国将会变颜色，倒退回资本主义去，将千百万人头落地……”

　　毛主席是这么说的。

　　我一边参观，一边不由得想到了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所有那些参观者，可能当时都不由得想到了毛主席这一教导吧？我暗暗反省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不够积极的表现，觉得自己太有负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忏悔竟使我心里很难过。恨不得当即对什么人发个重誓，保证今后积极地充满热忱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心内才会轻松些。

　　农民们在附近摆了许多吃食担子，卖茶蛋，卖糍粑，卖醪糟，卖汤圆。我又饥又渴，就去吃，要了几块糍粑，要了两碗醪糟——请过鲍红卫一次，觉得那东西很好吃，掏钱时，才发现衣兜儿空了，一分没有。记得昨天晚上，还点过一次的，在北京与那个上海红卫兵“交换”时的十五元钱没花，加上原先剩的两元多，一共是十七元多，全丢了！在哪儿丢的呢？今天在长途汽车上丢的？不太可能。钱是装在内衣兜的，内衣兜仍扣着！车上人挤人，再高明的扒手，也不可能将手从我领口伸入衣内，偷去了我的钱还将内衣扣给我扣上呀！再说，我也根本不像兜里揣着不少钱，很惹扒手注意的人呀！并且，在大串联中偷一个红卫兵的钱，未免太胆大包天了！是一般的扒手敢想而不敢为的。

　　但钱毕竟是没有了！无奈只好对卖主赔以尴尬的笑脸，好言奉退。有碗醪糟，我已端起喝了两口。卖主当然不满，嘟嘟哝哝。

　　我也觉着自己理亏，从头上摘下蓝咔叽布的单帽，羞红了脸问可否顶钱？

　　卖主翻了我一眼，说：“你都喝了，我不干又能怎么样你？”

　　我匆匆吃掉那碗醪糟，舍了帽子，狼狈而去。

　　心中十分怨恨鲍红卫，不是他百般动员我来接受这次“忆苦”教育，哪会丢了钱，致使身上一文不名呢？

　　无心继续接受“忆苦”教育，垂头丧气地上了一辆往城里返的车。一肚子霉气怨气，准备见了鲍红卫发泄。

　　回到住处，却不见鲍红卫。他到哪去了呢？独自闷坐至天黑，仍不见他归来。呆呆地注视着墙壁，发现他挂在墙上的手提包不在了。

　　猛然地想到，偷我钱的正是这个与我“相见恨晚”的鲍红卫吧？

　　噔噔噔跑下楼，到“接待处”一问，他已离开了。

　　再问他离开的时间，恍然大悟：原来他昨晚趁我熟睡之机，偷去了我的钱，今天一早就将我骗出去，瞅着我挤上了车，他便赶回来提了他的手提包溜之大吉！

　　好个狡猾的东西！给我留下几元也算讲点阶级感情呀！

　　我躲到一个房角痛哭了一场。

　　当夜我病了，发高烧，说胡话。三四天后，高烧才渐退。

　　那天早晨，我虽醒了，却闭着眼睛，听到有脚步轻微地走进了我住的那间教室。成都不是北京，来大串联的红卫兵不多。住在气象学校的更有限。自从那个鲍红卫离去后，那间教室里就只有我了，孑然一身，形影相吊。

　　进来的人走到我跟前，我才缓缓睁开眼睛：一个姑娘双手捧着一碗面条，蹲在我身边。短发，清瘦而文静的脸，戴着一副细框的近视眼镜，身穿一套洗得泛白了的蓝衣服，脚着一双扣襻旧布鞋，鞋尖包着黑皮革，没穿袜子。看样子她比我大三四岁。

　　我说：“大姐，这几天都是你照顾我吧？”忆起在高烧中我曾靠在一个人怀里，那人喂我药，喂我水，喂我饭。还用热毛巾替我擦过脸，擦过手。想必定是她了。

　　她听了我的话，垂下头，低声说：“别叫我大姐，我是‘走资派’的女儿。”

　　我听了她的话，一时怔怔地注视着她，竟再不知说什么好。

　　她说：“张口。”

　　我说：“我自己端着碗吃吧！”

　　她说：“碗挺烫的，还是我喂你吃好。”

　　我像个乖孩子似的，听话地张开了口。

　　她用筷子挑着面条，一口口喂我。将面条喂我吃完了，又搂着我的肩，使我靠在她怀里，仍替我端着碗，让我喝光了面汤。

　　之后，她扶我躺下，低头望着我问：“饱了吗？没饱我再给你到食堂去端一碗来。”

　　我说：“饱了。”

　　她问：“真的？”

　　我说：“真的。”

　　“你知道你发烧多少度？”

　　“我都烧糊涂了，哪能知道？”

　　“连续两天三十九度八啊！第三天才退了一度多。”

　　“大姐，我怎么谢你呢？”虽然她是“走资派”的女儿，我心中也不能不对她充满感激之情。

　　“你又叫我大姐！被他们听到了会批评你阶级感情不对头！”她说得很严肃。

　　我说：“我偏叫你大姐……”

　　她微微笑了一下，但那笑容很快便从脸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又说：“其实你也完全不必感谢我。要感谢，应该感谢他们，是他们吩咐我照顾你的。照顾不周，我罪加一等。”

　　我问：“他们是谁？”

　　她回答：“接待站的红卫兵们。”

　　我又问：“你有什么罪？”

　　她回答：“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是‘走资派’的女儿。我父亲原先是省政府的干部。”

　　她的声音很低，或者应该说很平静。并听不出有什么自感卑下的意味。也许她已习惯了是一个“走资派”的女儿吧？“文化大革命”中，某些“走资派”的儿女们，内心里是很刚强的。无论现实对他们或她们多么冷酷无情，他们或她们都采取坚韧的态度生活下去。仿佛他们或她们心中保存着一个不泯的信念，一个不死灭的希望。那信念那希望究竟是什么呢？要知道，按当年的情形看，他们或她们可能“永世不得翻身”的呀！我难以理解他们或她们。也对他们或她们的坚韧怀着不敢流露丝毫的敬意。

　　她问我：“你十几岁？”

　　我说：“十七岁。”

　　她说：“你和我的弟弟同样年龄。”

　　我问：“你弟弟也是六六届初三吗？”

　　一道阴影从她那双忧郁的眼睛里掠过。她点了一下头，说：“我父亲跳楼自杀未成，他受了刺激，疯了。被我母亲送到乡下我外婆家去了。”

　　我后悔不该问她最后那句话。

　　她又说：“那么现在我去打盆热水来，给你好好洗次脸吧！”说罢，转身走了。她那神情告诉我，她认为自己已经跟我这个红卫兵交谈得过多了。

　　我说：“我一会儿起来自己洗！”

　　她站住了，扭回头，用温良的目光望着我说：“你的身体一定很虚弱，还是让我给你洗！”

　　我说：“那你得让我叫你大姐！”

　　她默默地望了我片刻，嘴角浮现一丝苦笑，什么也没再说就走出去了。

　　一会儿，她端来了一盆热水，双膝跪在我跟前，替我洗脸，洗手。

　　“你的头发好久没洗了吧？”

　　“离开哈尔滨，只在北京洗过一次。”

　　“都有味儿啦！光洗脸不行，我也得给你好好洗次头。”

　　不管我乐意不乐意，又轻按下我的头，揉了我满头肥皂沫，给我洗起头来。

　　“瞧这盆水洗得多脏！还得换盆水再洗一遍！”她说着端起那盆水出去了。

　　她换了一盆热水回来，又替我洗了一遍头。

　　她用她自己的毛巾认认真真地替我擦干头发、脸和手，面对面地端详了我几秒钟，微笑了，说：“你这红卫兵可完全不像个初三的学生，像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

　　她端起这第二盆水往外走时，我问：“大姐，你还来看我吗？”

　　她转过身，又微笑了：“你如果还需要我伺候你，对他们讲一下，他们就会吩咐我再来的。”

　　我说：“我不是要你来伺候我。我太闷了，要你有空儿来陪我说说话。”

　　她说：“那可不行。他们不许我跟外地的红卫兵接触，更不许交谈。要不是你这几天病得厉害，他们也绝不会让我来伺候你的。何况我也难得有空儿，现在我马上就得去打扫厕所打扫院子了！”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觉得是深深的），有些匆忙地走了。

　　我孤独地呆坐了一会儿，觉得身上仍有些发寒，高烧分明还未彻底退去，又躺下了，裹紧棉被，无聊而出神地凝望窗外。

　　雨停了。天晴了。虽然已是北方秋末冬初的季节了，但成都的晴日，阳光还是和煦明媚的。

　　天气好转，使我的心情也似乎感到舒畅了一些。被鲍红卫偷走了钱，使我心上的那股无处发泄的急火，因从她那里获得的温良“伺候”抵消了一大半儿。

　　忽而想到父亲。他早该收到我的电报了。掐指一算，成都——乐山，两地不远，也该有封回电或回信了。再也躺不住，爬起来，晃晃悠悠地下了楼，只觉得双脚轻飘。经这一场高烧，我本不强壮的身体，竟变得弱不禁风。

　　传达室的信栏内，果然有封电报上写着我的名字。取在手，迫不及待地拆开一看，电文只有三个字——“速返哈。”

　　我千里迢迢来到成都，就是一个目的，要看到父亲。要了解他的处境。没想到收了父亲这么一封回电！三个字的电文仿佛告诉了我许多父亲的恶况。父亲啊父亲，你怎么这样不理解你这个儿子的心情呢？我的心头像压上了一扇石磨，一边缓缓往回走，一边目光呆滞地注视着电报上的三个严厉而冷漠的字，眼泪止不住涌了出来。

　　气象学校养了几十箱蜂。下雨那几天，不知放在何处。天晴了，搬了出来，一箱箱摆在路两旁。蜂们爬进爬出，也许是晒太阳，也许是忙什么正经事儿。

　　我已委屈和难过到了视物不见的地步，竟被一个蜂箱绊倒。那蜂箱上趴着密密的一层蜂，我压死了数以百计的小生命。

　　它们被激怒了，嗡的一声飞起，对我大举进攻。十几箱蜂全被惹动了。也都嗡的一片片飞起，加入对我的“讨伐”。

　　我便奔逃。一时发蒙，寻不到个躲处，找不到个藏处。兜着圈子跑而已。它们穷追不舍。奔逃之中，后脖颈儿已是被蜇了。

　　“快伏下！快伏下别动！”

　　有人对我大声喊——是那个“伺候”我的“走资派”的女儿。

　　我没伏下，却往她那里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在这危难关头，她定会解救我，化险为夷。

　　她也扔下扫把，朝我跑来。我们刚跑到一起，她便撩起衣襟，罩住我的头，将我的头严密地包裹在她怀里了。

　　“别动！”她命令着，将我的双手也放入了她怀里。

　　“嗡嗡”之声在我们头顶和身体四周盘绕。

　　声音渐小，我以为蜂们撤退了，刚动一下，又听她说：“叫你别动还动！它们都落在我们身上呢！不过你别怕，它们就会飞走的。”更严地用衣襟包裹我的头。

　　我的脸偎在她胸脯上。一动不敢动，就像个在母亲怀中吃着吃着奶睡着了的孩子似的。

　　也不知过了多久，她轻轻放下了衣襟，轻轻推开了我。

　　我感激地抬起头，见她脸色绯红，默默地扣着她的衣扣。

　　她扣好衣扣，抻了抻衣襟，说：“你没事儿招惹蜜蜂干什么？”

　　我说：“我根本没招惹它们。”

　　她说：“你没招惹它们，它们无缘无故蜇你？”说完将双手交替放在嘴上吮。她的双手被蜇得红肿了好几处。

　　我哇地哭出了声。

　　“你看，说你是个大孩子，你就是个大孩子！我也没训斥你呀！”她笑了起来。

　　我说：“我父亲不许我去看他。可我都离他不远了，不见他一面不死心啊！”一手难为情地抹泪，一手将电报递给她看。

　　她接过电报，看了一眼，问：“你父亲在乐山工作？”

　　我点头。

　　又问：“你到四川来，其实是想见你父亲一面？”

　　我又点头。

　　“你很爱他是不？”

　　“嗯。”

　　“你也不愿让他替你担心吧？”

　　“嗯。”

　　“那你就该听你父亲的话，尽快回哈尔滨去，不要独自一人全国各地‘串联’啦！你跟谁‘串联’呀？谁又跟你‘串联’呀？”

　　我执拗地说：“反正我见不上我父亲一面，绝不离开成都！”

　　她说：“乐山武斗搞得很凶啊，已经死了很多人，隔几天就发生一起流血事件，你父亲不许你去是对的！”

　　我虽然不吭声了，可是心里并没有被她彻底说服。她也从我的样子看出了这一点，左右瞧瞧，见无人注意我们，又说：“你在这等会儿，我去取样东西给你看！”又左右瞧瞧，急急地去了。

　　我不知她要取样什么东西给我看，顺从地站在那里等着。

　　等了十几分钟才见她回来，却两手空空。她先从地上捡起扫把，边扫边向我走。走到我身旁时，才从兜里掏出叠折了多重，不易被人看见的纸迅速交给我，说：“拿到你的住处再看。若有人问，千万别告诉他们是我给你的！”说完，自顾向前扫去。

　　我望着她，一片狐疑。

　　我回到我住的教室里，插了门，靠墙坐下，展开那些纸一页页看——全是传单，小报。用钢笔匆匆画出的内容，“报告”了近日内发生在乐山的几起武斗事件的“真相”，并配有伤亡者的现场照片，令人看了触目惊心。钢笔道还未干。

　　鲍红卫也对我讲过一些乐山的武斗情况：

　　有一个开卡车的司机，行驶在途中，被一批造反派拦截住，全体爬上车，迫令那司机送他们去袭击对立派的总部。那司机恰恰就是他们的对立派“死心塌地”的“战士”，他不动声色，却学习了电影《列宁在十月》中那个英勇的司机的榜样，不过不是将“敌人”载往相反方向，用刺刀扎轮胎，而是直接将卡车开下了山谷，与一卡车“敌人”同归于尽了……

　　还有一派炸毁了两座什么巨型水罐——大概是发电厂的。热水如山洪骤发，卷走了几顶工人临时住的帐篷，将帐篷里的工人们淹没在热水汪洋中……

　　更有甚者，缴了“军管”部队的武器，组成“红色游击队”，要开展游击战争，上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我以为鲍红卫道听途说，是在向我卖弄他见闻广，听时并不信。那些传单和小报证实了他的话。几年后我的父亲也向我证实，那些事件确曾发生过。电报也不是父亲回的。他根本没收到我拍给他的电报。是他的一位好心的工友替他给我回了一封电报。

　　读了那些传单和小报，我心乱如麻。万一我去了乐山，仍见不到父亲，说不定真有可能横死暴毙，白送一条小命。晚上，她又来瞧我，问：“看过那些传单和小报了？”

　　我说：“看过了。”

　　她问：“还非要去乐山不可吗？”

　　我说：“有点不敢去了。”

　　她说：“这才对。你一定要听你父亲的话，明天就回哈尔滨吧！”

　　我发愁地说：“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

　　她说：“这我猜到了。我现在虽然毕业了，可因为我是‘走资派’的女儿，迟迟不给我分配工作，在校接受思想改造，以观后效，每月只发我十五元的生活费……”她从兜里掏出了十元钱给我，又说：“收下吧，别不好意思。别嫌少。我也只能给你十元钱。千里迢迢的，你身上总得有几个钱呀！”

　　“不，你每个月只有十五元，不……”我说什么也不肯接。

　　她硬将钱塞进了我衣兜里。随即站起来，正色道：“你可别骗我，不回哈尔滨，接着到其他什么地方去！”

　　我说：“我发誓，绝不骗你！我明天一早就回哈尔滨！”

　　她欣慰地笑了：“那你把那封电报给我。你走后我替你给你父亲发封电报，使他放心。”

　　我将父亲的回电交给了她。

　　她仔细揣起后，注视了我一会儿，又说：“明天我送你。他们不许我擅自迈出校门。我在校门口扫地，可以目送你……”她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沉默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再说。

　　她友善地也是凄苦地又微微对我一笑，匆匆走了。看得出她原先定是很爱笑的。我却一次也没见她由衷欢悦地笑过。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心中对她产生了深深的依恋之情。

　　我平生最大的憾事之一是，没有一位姐姐。我从小就羡慕那些有姐姐的孩子。他们有的有好几位姐姐，那是多美好的命运的赐予啊！命运对我太不公平。

　　“大姐……”

　　“二姐……”

　　“三姐……”

　　“我大姐……”

　　“我二姐……”

　　“我三姐……”

　　叫起来，对外人谈起来，在我都觉得是种莫大的幸福。

　　我真希望她能成为我的姐姐啊，尽管她是“走资派”的女儿！我不在乎！

　　这么想着，我竟在心里对已经离去了的她说：“好姐姐，哪年哪月，我还能再见到你呢？”

　　……

　　第二天一早，我便离开了成都气象学校。在学校大门口，果然看见了她，肩上搭着一个尼龙丝网兜，看去是在扫地，我心中明白，她是在等待我。

　　我快步走到她跟前，对她说：“大姐……我永远会记着，在成都我有一位姐姐……”我的眼睛模糊了。

　　她说：“我也会记着你，一位哈尔滨的小兄弟……”从自己肩上取下网兜，替我搭在肩上。

　　网兜里有两个大大的圆圆的用纸包着的东西。

　　“带着路上吃吧……”她将脸侧向了一旁。

　　我仍站在她面前不离去。

　　“你走吧……”她低声说，就又开始扫地。

　　我怕自己会忍不住哭起来，一转身走了。

　　我走出很远，脚步不由得越走越慢，终于站住，不能一直再往前走，依依地回头望去。

　　她站在气象学校大门口，双手撑着扫把。校门如同艺术相框，她的身影如同镶在艺术相框中的女神。

　　她真在久久地目送我！

　　我朝她招了招手。

　　她也朝我招了招手。

　　我的手举得高高的。

　　她的手只举在胸前……

　　时至今日，二十年飞逝。历史如烟。往事如梦。每每一与人谈到成都，或一听人谈到成都，便勾我想起了她。

　　我当时那么不懂事，竟没问她姓名。

　　我没有姐姐，这确是我平生的憾事之一。

　　我有过一位姐姐，在成都。在那大串联的日子里，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

　　仅仅相处了几天，不，几次的姐姐。每次在一起至多不超过十分钟……

　　然而我认为我有过一位姐姐了。我忘不了她那友善的温良的忧郁的凄苦的微笑。忘不了……

　　善的事，善的人，纵使在恶的时代，纵使在普遍的人性被严重扭曲的岁月，也是能够深深烙在人的记忆之中的。

　　因为善尽管会被恶所压制，但它对于人类，毕竟是比恶美好，因而也长久于恶的情感价值。它是人类的永恒的希望。

　　一九八四年，我曾将我在大串联中的这一段经历，写成一篇小文，分别发表于《中国青年报》和《成都晚报》上。一稿两投，自然不是为了多捞取一小笔稿费，而是希望获得她的一些音讯。

　　我的希望却落空了。

　　也许她没看到我的那篇小文？也许她已不在人世了？“文化大革命”中死了很多人，她是一个“走资派”的女儿，谁知以后她又遭到了什么样的厄运呢？

　　尼龙丝网兜里装的是两个香柚。

　　一种异香伴随着我挤上了北归的列车…… 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套装共二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