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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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从成都开往北京的列车比从北京开往成都的列车难上得多。一大批一大批的红卫兵继续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狂潮并未过去。甚至可以说更加高涨了。尽管北方的气候是一天比一天寒冷了。冬季已至。
我是在车轮转动后才挤到一个窗口往里攀爬的。站在窗口内的一个蛮横粗暴的家伙，怕我爬入车厢使他占有的空间更小，一只手揪住我的头发，拼命往外推我的脑袋，一只手握成拳，使劲擂我扳住车窗底框的双手。
车速加快了。我的身体悬在车窗外，情形很危险。
我哀求那个蛮横粗暴的家伙：“让我爬进来吧，让我爬进来吧，别把我推下去摔死呀！”
他冷笑着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仍然推我的头，擂我的手。
有两个女红卫兵并坐在两个人的座位上，她们也许看不惯那家伙的欺人行径，也许担心我掉下去真会被摔死或被车轮碾碎，同时站了起来。
一个啪地给了那家伙一耳光，将他从窗口推开。
一个抓住我双手，费了好大的劲，终于像拖进一只袋子似的将我拖入了车厢。
那家伙臂上也戴着红卫兵袖标。他万万没想到会当众挨一个女红卫兵一耳光！我刚站稳，他就恶狠狠地朝那个打他的女红卫兵大声吼叫：“你……你敢打老子？！老子是‘顶天立地’造反团的！你向老子赔礼道歉算没事儿，否则……”
“否则怎么样？”那个打他的女红卫兵，轻蔑地眯起眼睛，睥睨着他。
“否则叫你知道老子的厉害！”那家伙吹胡子瞪眼睛，捋胳膊挽袖子，像要大打出手的样。
我低声下气儿地说：“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替她挨你几下打还不成吗？……”
“没你的事儿，你是不是挨打挨惯了呀？”那个将我拖入车厢的女红卫兵按我坐在她们的座位上，也轻蔑地睥睨着那家伙，嘲弄地说：“你顶哪个阶级的天？立哪个阶级的地？顶天立地？真是大言不惭！听明白了，我们是首都‘联动’的！这车上有我们三百多战友！只要我们发句话，不消我们动手，就有人把你们从窗口扔出去！”
打了那家伙一耳光的女红卫兵接着教训道：“不管你是哪个省哪个市哪一派的，回去告诉你们的头儿，今后不许再叫什么‘顶天立地’！你们有多少人？是真造反派还是假造反派？就敢狂妄地号称‘顶天立地’？我们首都红卫兵还没有一派组织号称‘顶天立地’呢！”
她们同时坐在我身边，丝毫不再理睬那家伙。
首都“联动”，当年威震四方，“英名”远扬，已经被传说得带有了神秘色彩。胆小怕事者，遇见了“联动”的人，如鼠见猫。在我心目中，这两位“联动”的女红卫兵，仿佛那“大革命”时期闯荡江湖的“十三妹”，沧桑乱世中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女大侠”。我是对她们又敬又畏又感激又羞惭。无能男儿遇到巾帼英雄，怎的不羞惭？我缩肩并腿，惴惴不安，一动也不敢乱动地居中坐下。
那个“顶天立地”的家伙气势顿敛。他自觉没趣儿，哼一声，悻悻然挤开左右的人，忍辱溜开了。
两位“联动”的女红卫兵相视一眼，同时咯咯大笑。
我赶紧识相地站起，使她们坐得宽松些，并怯怯地向她们卑言道谢。
她们都穿着呢质的女式军上衣，草绿色的确良军裤，没有襻带的半高跟皮鞋。那种军装，“文化大革命”前，校级以上军官才有资格穿。“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部队文工团的女演员们演出时偶尔也穿。的确良军装在部队刚实行不久，她们能穿条的确良的而非一般斜纹布的军裤，足见在军队中是大有门路的。
她们都戴着崭新的男式单军帽。头发掖进帽檐儿，一缕不垂。“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是当年女红卫兵们所热衷追求的“革命时髦”。话又说回来，当年她们心里想爱“红装”也不行，“红装”包括的一切物质内容和精神内容，全属“资产阶级”的一套。
这两位身着“武装”的首都“联动”的红卫兵，尤其显得英姿飒爽，帅劲十足，俏骨傲然，气质非凡。
她们的容貌都很俊秀，魅力各有千秋。她们的肤色很白皙，面洁如玉。特别是她们的双手，十指修长，指端尖尖，嫩葱娇笋一般。如若她们不穿“武装”穿“红装”，完全可以在戏剧舞台上扮“花旦”。要是被选去演电影，饰什么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必会自然而恰到妙处。总之，对于她们，“红装、武装”总相宜。我又暗暗猜想她们可能都是戏剧学院或电影学院的学生，故意冒充“联动”的红卫兵，借以恐吓那个蛮横粗暴的“顶天立地”的家伙。她们刚才对那家伙的轻蔑之色和训讽之词，也可能是她们机智的“即兴表演”吧？这样的猜想使我在她们面前恢复了些许一个男红卫兵应有的自尊。
她们见我站起，听我怯怯地向她们卑言道谢，又相向一眼，咯咯笑将起来。
她们的笑声是无拘无束的，甚至有些故作放纵。周围的人们将各种各样的目光投向她们。她们显然引起了许多人的格外注意。某些人的目光，竟像她们身上涂了一层胶似的，简直是粘在她们身上了。是因为她们的容貌俊秀？是因为她们的服装与众不同？是因为她们英姿飒爽帅劲十足？还是因为她们俏骨傲然气度非凡？我就不得而知了。她们旁若无人，对投向她们的各种各样的目光，仿佛无察无觉，不屑一顾。
“我替你解危救难，你干吗好像怕我们似的？”她们中的一个，就是打了“顶天立地”的家伙一耳光者，怜悯地瞧着我问。她那种悲天悯人的语气，那种爱怜心痛的表情，就好像我是被她们从强盗手中救出的一个小儒童！
我说：“我不是怕你们，我是不愿夹在中间挤你们呀！”
那另外一个说：“没事儿，你坐吧！你不坐，一会儿来个大胖子请求让出点地方，我们怎么好意思不让啊？”
我一想，可也是。若真来个大胖子跟她们挤着坐，对于她们，还莫如和我坐在一块儿宽松呢！不坐白不坐。坐了，也算以恩报恩。
于是我说：“那你们往一块儿坐，我坐边上吧！给我让出两寸地方就行！”
“两寸地方？你自以为你那么小巧玲珑呀？”
“红卫兵小鬼，别在我们面前摆少年绅士的风度啦，还是乖乖地听我们的话，坐在我们中间吧！我们好一左一右地保护你呀！”
“我们甘当你的‘哼哈二将’！”
“保卫一个红卫兵小鬼，我们红卫兵大姐姐义不容辞嘛！”
她们无忌地拿我开心取笑，说着，一人抓住我一只手，像对待一个不愿安分地厮守在母亲身边的孩子，将我拉坐在她们中间。
我任她们开心取笑，羞红着脸，一言不发。怕再说出句什么愚蠢的话，又让她们开心取笑一阵。
“哪来的一股香味啊？”
“真的！红卫兵小鬼，你带上车了什么特殊的东西吧？”
我说：“是我网兜里的两个柚子发出的香味儿。”
“柚子？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们正渴着呢！”
“这小白脸儿书生比我们想得周到是吧？我们就忘了弄几个柚子带上车来！”
“小白脸儿书生？你怎么这样叫人家？你瞧他脸红的！”
“嚯，小白脸儿变成小红脸儿啦！文质彬彬，怯怯生生的，他本来就是像个小书生嘛！”
“你还不如说他像个颠沛流落的小秀才呢！”
又是一阵咯咯的放纵的笑声。
我想，也许她们需要我夹坐在她们中间，不唯是怕来个不受她们欢迎的大胖子过分挤占了她们的位置，还因为她们一眼就看出，我是个可以供她们随便取笑开心的“红卫兵小鬼”吧？
我毕竟也是个红卫兵啊！虽然年龄比她们小几岁。难道我的自尊在她们看来就那么无所谓吗？
我内心里最初对她们那份儿感激顿减。同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她们究竟凭什么那般自觉优越呢？成都气象学校那个“走资派”的女儿，对待我如同一位可亲可爱的姐姐。而她们对待我简直他妈的像女公子哥儿对待童仆一样谑语无穷！难道她们认为将我拖入车厢，替我教训了那个欺负我的“顶天立地”的家伙，还赐给我坐的地方，就有权爱怎么拿我取笑开心就可以怎么拿我取笑开心吗？
我内心里对她们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或者说是极大的反抗情绪更准确。
我又一次站了起来，打算趁早离开她们，挤到别的车厢去。
“哎，你别走哇！怎么，怕我们分吃你的柚子呀？”
“你太小气了吧？我们正口渴，此时不吃，更待何时？放心，小书生，跟我们在一起，保证一路渴不着你也饿不着你！”
她们说着，一个又将我拉坐下去，一个从我手中拽去尼龙丝网兜，拿出两只散发着异香的柚子，又从自己腰链上取下一柄折式小刀，就开始在小桌上切柚子。两只柚子切成了数瓣。
接着她们就不客气地吃起来。
看着她们吃，我心里别提有多惋惜。我本是打定了主意，无论路上渴到什么程度，回到哈尔滨之前也绝不吃。我要将它们带回家，让母亲见识见识柚子是什么样儿的。让母亲和弟弟妹妹们都尝一尝柚子是什么滋味儿的。在家人都吃的时候，我要告诉他们，我在成都遇到了一位多么多么善良的姐姐……
可她们破灭了我的愿望！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终究还是对她们有几分莫名其妙的畏怯。
我敢怒而不敢言。连怒也压制心内，表现却装得很慷慨、很不在乎她们吃。
“别光瞧着我们吃呀！你也吃啊！这是你的嘛，你不吃我们怎么好意思再吃？”
“你不是想在我们面前有机会表现出点少年绅士的风度吗？那你得陪我们吃才对啊！”
她们一边吃，仍一边拿我取笑开心。
我才没请你们吃呢！我想，我一瓣不吃白便宜了她们！那我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傻瓜啦！于是我也抓起一瓣吃起来。我尽快地吃。几乎是抢着吃。两口一瓣。为了吃得比她们多几瓣。如果吃得反而比她们少我太憋气。
她们见我那种抢着吃的样子，互相眯起眼睛笑了。因为她们口中都在吃着，才没发出咯咯的笑声。
她们中的一个，咽下去一口，揶揄地说：“你就这么表现少年绅士的风度呀？不行，现在咱们得平均分配，要不全被你一个人扫荡光了！”
还剩四瓣。
我们一人分一瓣。
她说：“我吃得太斯文，肯定吃得比你们俩少。多余这一瓣儿归我啦！”
她“霸占”去了余下那一瓣。
我的两个柚子就如此这般“请”她们吃掉了。她们分吃了我的柚子，回报给我一点儿平等。不再叫我“红卫兵小鬼”“小白脸儿”“小书生”“小秀才”之类了，而叫我“小战友”“小老弟”了。
平等是人际关系中的松紧带。拉长时，人与人就怀有敌意。缩短时，人与人就容易接近。
我又渐渐开始觉得她们都是挺亲热的“旅伴”了，并不像我认为的那么放肆辱人。
两个柚子糖分很浓，弄黏了她们的双手。她们各自掏出小手绢翻来覆去地擦，还是黏。也弄黏了我的双手。不过我不像她们那么在乎。
车到新都，要停十几分钟。我自告奋勇，拿了她们的缸子，从窗口爬出去，跑向站台的水龙头接水。跑去接水的人当然不少，我在他们的推推撞撞中，接着了一缸水，飞快地跑回来。她们都将双手伸出窗外，我缓缓替她们倾倒茶缸中的水，使她们能把她们那两双秀美的手洗得干干净净。随后我跑去硬钻入人堆接着了一缸水，又飞快地跑回来，又缓缓替她们倾倒着，使她们能把她们那两条绣花的小手绢也洗个干干净净。开车铃响了，我才将剩下的一点水喝入口中，再从口中吐出来，用手接着洗了洗，慌慌张张地攀上窗口，被她们拖入车内。
我为她们的竭诚服务，又换取了她们对我的一点儿平等。
她们对我怀着一种我自己不明了的似乎有些古怪的兴趣跟我聊天，东一句西一句，问这问那，好像西方世界的两位女记者，采访一个来自土著部落的人。她们对我的兴趣，我猜想大概也属于这类兴趣。别人对我产生兴趣，尤其是她们这么两位英姿飒爽，帅劲十足，俏骨傲然，气质非凡，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异性对我产生兴趣，无论是怎样的兴趣吧，总归使我飘飘然。
她们问一句，我恨不得能答十句。她们问东，我顺着东扯到东南。她们问西，我顺着西扯到西北。
她们问到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连我爷爷曾在哈尔滨“巴杂市”干过掌鞋的行当也告诉了她们。当然，关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是只字不提的。那将可能大煞风景。
“我是建筑工人的儿子，彻底的无产阶级后代！我父亲参加过人民大会堂的施工！”当我不无自豪地对她们这样说时，她们互相传递着一种只有她们自己才能会意的眼色，都抿着嘴儿微笑。微笑而不取笑，我觉得是对我的很大的鼓励，喋喋地尽说尽说。
她们问到我从小学至中学的个人情况，我就津津乐道地讲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和我的几个同学，怎样怎样结伴到农村去偷菜，怎样怎样被农民逮住，挨打挨骂。
她们听了也都抿嘴儿微笑。那时她们的神情像两位天真的少女，听我这个十七岁的少年自我吹嘘类似《鲁滨孙漂流记》的经历。
“我还吃过野菜，树叶，草籽儿，‘毛毛狗’和豆腐渣呢！”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对她们大大炫耀一番的。因为我看得出来，她们是没有这些经历的。而我，除了这些自以为特殊的经历，也再无其他什么更令人肃然起敬的经历。
“‘毛毛狗’？‘毛毛狗’是什么东西？”
“豆腐渣呢？捣碎的豆腐吗？”
她们十分好奇地问。
原来她们的知识面未见得比我广啊！
我卖弄渊博地告诉她们：“毛毛狗”是柳树发芽时生长出的那种毛茸茸的枣形叶蕾。豆腐渣并非捣碎的豆腐，是豆腐坊做豆腐过滤后剩下的渣滓。
“等柳树发芽了，嫩芽不是比‘毛毛狗’会好吃些吗？”
“人们饿慌了，等不及柳树发芽了呀！”
“为什么不吃榆树钱儿呢？榆树钱儿好吃吧？电影《牧童投军》中那个小主角就吃榆树钱儿，不吃柳树芽儿！”
“榆树钱儿当然比柳树芽‘毛毛狗’好吃啦！柳树芽又苦又涩，‘毛毛狗’更难吃！可榆树钱儿刚一长出来就被人们撸光了呀！”
“不是听说有‘人造肉’吗？难道‘人造肉’还不及‘毛毛狗’什么的充饥吗？”
“‘人造肉’？淘米水沉淀后制成。可那发票呀！每人每月二两！”
“豆腐渣应该是喂猪的呀！人吃豆腐渣，猪吃什么？怪不得那几年猪肉少，猪都被饿死了吧？”
“猪？饿死人都不算新鲜事儿了，谁还管猪们吃什么！”
我觉得她们净提些愚不可及的问题，倒好像那几年她们不是生活在我们中国的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似的！
我终于喋喋不休到了山穷水尽，无可再向她们卖弄什么的地步，便赔着小心，谨言慎语地试探着也向她们发问。我总不能向两位“无名氏”讲了许多许多，而对她们却一无所知呀！
“我姓张。”她们中的一个说，“叫张三。”
“张……三？”我不信她会叫这么一个俗名。
她解释道：“不是‘一二三’的‘三’，是‘珊’，珊瑚的‘珊’！”
“噢，噢……”我又倏地红了脸。她怎么可能叫“张三”呢！
“张珊”，珊瑚的“珊”。只有这等雅名才配得上她那等人物啊！
“她姓姚，叫姚五！”她指着另一位告诉我。
“姚……五？”我流露出了替另一位惋惜的表情。
“姚五”抿着嘴儿笑。
“你别又以为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啊！舞蹈的‘舞’。姚舞，你看她身材多苗条！翩翩起舞，这名字听来不是很有动感吗？”
我连忙说：“我没以为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她的名字挺有诗意的！”
姚舞扑哧掩口笑出了声。
我却不明白她笑什么。
张珊说：“我父亲是首都电影院把门儿收票的，她父亲是……”她看了姚舞一眼，令人莫测高深地一笑，“还是让她自己告诉你吧！”
姚舞耸了一下肩，慢言慢语地说：“我父亲嘛，我父亲……在首都电影院门口卖冰棍儿……”瞧她那种吞吞吐吐的样子，好像是因为自己的父亲职业低贱，羞于启齿告人似的。
我说：“那咱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女啦！”
张珊说：“就是，就是。”
姚舞说：“用你的话讲都是无产阶级的后代！”
我觉得我们之间更平等了，理应主动进一步融洽这种平等的关系。
一路之上，我处处为她们“服务”：从车窗口爬出去到站台上替她们买吃的啦，挤过几节车厢给她们的“战友”传个什么口信啦，“贡献”自己的肩膀让她们靠着打盹啦……
车到西安之前，她们商议了一阵，决定在西安下车玩几天。并怂恿我也跟随她们一块儿玩几天。
我完全忘了在成都是如何向那位不知名的姐姐般的姑娘保证的了。我只能说我当时是鬼迷心窍了。我毫不犹豫地，简直是受宠若惊地表示愿随同她们到任何地方去。
她们也显出高兴的样子。不难看出，她们愿意有我这么一个小跟班随同着。于是我又挤过几节车厢，将她们的决定，通知了她们的一位“战友”。
车到西安，许多人都下车在站台上活动。我和她们从从容容地下了车，怀着一种喜悦走出了车站。
她们领我住在一处部队招待所。她们两人一个房间。我住在一个班的战士们的营房里。我挺纳闷她们怎么可以在部队招待所住下。
张珊说：“不该你问的，你就别问，只管好好儿替我们办让你办的事就是了！”
姚舞对我似乎比张珊对我亲昵，她说：“我的一个叔叔在这里当招待所所长，你们俩是借我的光！”
在西安的日子里，她们有时带我一块儿出去玩，更多的时候是她们自己出去玩。她们自己出去玩的时候，我也自己出去玩，要么就在营房里蒙头大睡。
那些日子，是我在大串联中最享福的日子。姚舞还送给我一套绒衣绒裤。我说我一回到哈尔滨就寄还给她。她说不用寄还。穿上那套半新的绒衣绒裤，暖和多了，也不觉得西安的天气多么冷了。还可以隔一天洗一次澡，和战士们一齐洗。和战士们吃同样的饭菜，不限量。她们却是另有吃饭的地方的。
我还到理发店去理了个“学生头”，一名会理发的小战士愿为我尽这份儿“义务”。我拒绝了。怕他水平太低，使我的头练手艺，理得不成个样子。
我将内衣外衣都洗得干干净净，并且“土法上马”，用倒入了开水的茶缸熨了一遍，熨得平平板板的。母亲就是这么熨衣服的。连红卫兵袖标也洗了也熨了。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熨过了的外衣，内有姚舞送给我的挺合身的绒衣绒裤衬着，显得我瘦弱的身材似乎壮了些，显得我整个人都增添了许多神气。
一天早晨，我在去食堂吃饭的路上碰见了她们。
她们惊异地上下打量我。
我已经两天没见到她们了。她们有事儿需要我替她们做时，会打发某一名小战士通告我。没谁通告我，我就不去她们那里干扰她们。我很有自知之明，晓得我应扮什么角色。
她们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之后，姚舞一本正经地说：“这就对了。”我听出了她的话中含有夸奖的意味，很高兴。
张珊也说：“你这样体体面面的，才会更讨人喜欢呀！”
她说的“人”，分明是指她们自己而言，这我也听出来了。高兴上加高兴。
姚舞又说：“吃完饭你到我们屋里来一下，我还要送你件东西。”
她们意味深长地互相笑笑，姗姗地到她们吃饭的地方去吃饭。
吃完饭，我就跑向她们的住处。
在她们房间外，我听到了她们的谈话：
“你好像挺喜欢这哈尔滨的小哥儿？”张珊的声音。
“多少有那么一点儿。这哈尔滨的少年郎挺秀气的，是不？”姚舞的声音。
“小白脸儿，羞羞怯怯的，像个小女孩！值得你喜欢吗？”
“我说多少有那么一点儿！可能我正是喜欢他那种羞羞怯怯的小女孩味儿吧！”
“你呀，你！叫我怎么说你呢？”
“那你就对我少说两句呗，别扫我的兴！”
她喜欢我！
姚舞喜欢我！
尽管只“多少有那么一点儿”，也太令我惊喜欲狂了！十七岁的我，还从不知道有哪一位姑娘喜欢过我！何况是她那么一位姑娘！喜欢我“一点儿”也够我幸运的啦！如果我不是亲耳听到她这么说，我哪敢企望哪敢相信？此前，我对她们中的谁都没存任何非分之想。她们可不是我在从哈尔滨开往北京那次列车上遇着的“苹果脸”！她们身上好像有打娘胎里带到这个世界来的优越感。这优越感除了她们自己也十分自信的美貌外，显然还产生于某种更为主要的基础。它像看不见的电弧，环罩着她们。谁若想过于对她们表示亲近，肯定会遭到电击的惨重灼伤！
现在我是可以不必担心被灼伤了！
惊喜使我如坠五里雾中！
我屏息敛气，想继续在门外偷听她们再谈论我些什么。
她们却不再说话了。
我镇定了许久才敲门。
“你进来吧小鬼！”是姚舞的声音。在我听来，她的声音是那么温柔。“小鬼”两个字，已不再使我感到是轻蔑的谑称，而包含有谐趣的情味了。
我推开门，见她两腿垂地斜躺在床上，而张珊却在橱镜前梳头。
张珊瞧了我一眼，又瞧了她一眼，对她撇了一下嘴，耸了一下肩，继续梳头。
她一跃而起，对我笑盈盈地说：“你过来小鬼！”
我羞怯地走到了她跟前。是的，在她面前，我是更感到羞怯了。
她注视着我，问：“你脸红什么？”
我讷讷地说：“我脸没红呀！”
“没红？红得像化了妆！”
我无言以对。
张珊说：“精神焕发？”又瞧了我一眼，口气严厉地说，“你刚才在门外偷听我们谈话了吧？”
我慌乱地否认：“没有没有！”
姚舞不再说什么，光笑，拉着我一只手，将我拉到镜前，推了张珊一把：“你走开好不好！”
“好好好，我走开！”张珊也笑了，走到自己床前，坐在床沿，打开一只小皮箱，欣赏里面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那都是她一路以各种方式搜集到的。
姚舞拉开衣橱门，从衣架上取下一件空军的皮夹克剪毛领军装，七成新。随后关了衣橱门。
“送给你啦！”她说，“现在就穿上让我看看吧！”
我说：“我不要。你已经给了我一件绒衣一条绒裤了。我再要就……”
她说：“给你，就得要。不许不要！”
我只好接过，心慌意乱地穿上了。
她又斜躺在床上，靠着被子，说：“转过身来呀！”
我顺从地向她转过身去。
“行！不大不小，不肥不瘦，你穿上精神多了！”她的话，像是说的我，也像是说的那件空军上衣。她的目光，像在欣赏我，也像在欣赏那件空军上衣。
张珊却连看也没看我一眼。
她又说：“转过身去吧小鬼，自己照照镜子！”
我唯命是从地转过身去，照镜子。
镜子里的我，的确是挺精神的。
她斜躺在那儿问：“你觉得自己模样如何？小鬼！”
我窘极了，腼腆地笑着。
“喂，我们可要出去啦，你跟不跟我们一块儿出去呢？”她征求地问张珊。
“对不起，我今天哪儿也不想去！”张珊用懒洋洋的语调回答，仍摆弄她那一小皮箱毛主席像章。既不抬头看我一眼，也不抬头看她一眼。
她无声地笑笑，对我说：“那你陪我到华清池去吧！蒋介石当年就是在那儿被张学良杨虎城逮住的，值得去一次的！”说着又一跃而起，穿上衣服，拉着我的手离开了房间，一直走到楼外才放开我的手。
她情绪格外好。
我们从华清池回来，已是傍晚了。来去她都对我倍加友善，对我表示了无尽的亲昵。请我吃烧卖，不断给我买汽水，雪糕。我陶醉地、拘谨地、幸福地接受她的种种友善和亲昵。
我老怀疑这是一场梦。“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梦。大串联也是一场梦。华清池是我梦境中的一个地方。她是我梦境中的一个人。一切一切，都是梦。
张珊不在房间里。
桌上有一张纸，上面写着：“我可能回来得很晚。愿你今天玩得好。”
她拿起来看了一眼便放下了。
走廊里静静的。整个二层楼只有这个房间住着她们俩。
她习惯地靠着被子斜躺在床上，两腿垂地，自言自语地说：“我有点累了。”
我说：“那我走了，你休息吧！要不要我替你关上灯？”
她望着，说：“你别走。你过来，到我身边来。”
我轻轻走到了她身边。
她一动不动地斜躺着，目不转睛地仰视着我，喃喃地问：“你觉得今天过得好吗？”
我不知为什么，觉得心底涌起一阵感动之情，却只一个字：“好。”
她笑了，又说：“你闭上眼睛。”
我顺从地闭上了眼睛。
“我不叫你睁开，你不许睁开。”她的声音更加温柔。
我说：“你不叫我睁开，我绝不睁开。”
她的手捧住了我的脸。她的手是那么娇润那么绵软！它们抚摸着我的脸，卷弄着我的头发。
我不睁开眼睛！
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晕倒了！
突然她将我扯到了她怀里。她的双臂紧紧地搂抱着我。她的双唇恣意地在我脸上吻着，发疯似的吻着。最后长久长久地吻住我的嘴，像要把我的心、我的血吮入她口中似的。她搂抱得我吻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了……
我想我当时是晕在她怀里了！
这么猛烈的异性的情感，是十七岁的我当时所承受不住的。
我晕晕眩眩地闭着眼睛任她摆布……
我不知自己在她那种爆发式的猛烈如旋风般的感情狂飙中晕眩了多久，终于她将我推开了。
我仍紧闭着眼睛。
她低声说：“你睁开眼睛吧。”
我这才睁开眼睛，见她却闭着眼睛，伸展着双臂，胸脯大起大伏，微微喘息。
她闭着眼睛说：“现在你走吧。”
我脚步轻轻地倒退出了房间。
我怀着一种是幸福，又与幸福似乎有极大差别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我一躺到自己的铺位上，就用被子蒙住头，默默无声地哭了。我觉得我是幸福得哭了，似乎又不完全是因为幸福才哭。我当时也不能明白……
往后的几天，张珊处处单独行动。
只要张珊不在房间，我和她便哪儿也不去。在那房间里幽会。她从不对我说情话，光是任性地恣意地爱。一忽儿对我爱得缠绵，一忽儿对我爱得猛烈。一忽儿让我闭上眼睛，像熟睡的孩子似的偎在她怀里，听凭她抚摸我的脸颊。一忽儿让我跪在她面前，像西方古典爱情小说里描写的那些王子或骑士似的，将头枕在她双膝上，任凭她的纤手卷动我的头发。我则被她爱得神魂颠倒。一忽儿感动得双泪泉涌，一忽儿幸福得破涕为笑。
我是整个儿沉湎在这“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革命”时代的浪漫梦幻中了。愿这样的梦永远地做下去。忘记了家人。仿佛我根本没有家。也不想一想母亲会是多么日夜不安地惦挂着我。
我是真正的“乐不思哈”了。
一次，当她又以她那旋风般猛烈的情欲的狂飙冲击我时，我无法再装作一个熟睡的孩子或扮演温良恭顺的王子骑士之类了。我像一头小公牛似的冲动起来。一种要反过来占有她而不是一味听凭她随心所欲地摆布不休的欲念完全支配了我。
我对她采取了我的笔所羞于如实写出来的粗野的进攻……
我想要从她身上也获得一种极大满足的渴望是那般突然、那般强烈！
她却从她那自我体验的情欲之海中挣脱而起，那么出乎我意料地就恢复了理智！
她啪地打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她柳眉倒竖地狠狠瞪着我。
“你太得寸进尺了！”她大声说，“滚！”
我捂着脸呆了。
“滚出去！”她抬手朝房门一指。
我惊恐地立刻转身离开了房间……
我因自己的“邪恶”而忏悔不及，认为自己太应该挨她一记耳光了……
两个小时以后，张珊来到我的住处找我。
她板着脸道：“你跟我来，我有话对你说。”
我忐忑不安地跟随她走到了一片空地上。
“你今天必须离开西安！”她轻蔑地盯着我的脸，冷冷地说。
我低声问：“为什么？”
“你自己心里明白！”她的语气更冷了，冷得使我感到寒透心底。
我哀求：“你告诉她，我……我想见她……我要当面向她……赔礼道歉……”
她说：“死了这条心吧，她不会再见你的！”
我说：“见不到她一面，我绝不离开此地！”
她说：“你别胡闹，胡闹对你没好处！”说罢，一转身就走。我拦住她，纠缠着她，苦苦哀求她。
她似乎被我打动，给了我一线希望，狡黠地笑道：“她不是告诉过你吗？她父亲是在首都电影院门口卖冰棍的！你若还想见到她，就到北京去找她父亲吧！找到她父亲，还愁再见不到她吗？”
在我发怔的时候，她走远了。
她又站住，扭回头警告我：“你今天必须离开西安！否则，找到了她父亲也别想再见到她！”
……
晚上，我怀着那唯一的还能再见到她一面的希望，怀着无法饶恕自己的忏悔，挤上了开往北京方向的一次列车……
到了北京，我一有落脚之处，就跑到首都电影院去。
第一天，没有看到有卖冰棍的。
第二天，也没看到有。
第三天，仍没看到有。
我想，能找到张珊的父亲，不是也同样能在北京找到她吗？
遂进入电影院问，把门儿的人中，有没有一个姓张的？
电影院的人告诉我，没有一个姓张的。只有两个把门的人。一个姓赵，一个姓周。
我说：“应该有一个姓张的呀！她还有个女儿，叫张珊。我们在火车上认识的，她亲口告诉我她父亲在首都电影院把门！”
那人生气了：“没有就是没有！我骗你干什么？张三？还是李四呢！”
我碰了一鼻子灰，却不死心，第二天又去，总算见到了一个卖糖葫芦的。不过不是男的，是女的。六十来岁的一个胖老太婆。
我想：大概是她母亲替她父亲出来卖一天吧？卖冰棍的卖糖葫芦也不足怪。
我上前礼礼貌貌地问：“大娘，您是不是姓姚啊？”
她白了我一眼，说：“我不姓姚。”
我急忙又说：“我问错了！你丈夫姓姚吧？”
她又白了我一眼：“我丈夫也不姓姚！”
我说：“大娘，您老别以为我是不良之徒啊！您有个女儿叫姚舞吧？”
她也生气了：“我根本没女儿！只有三个儿子！什么姚五王六的，到有女儿的人家找去！糖……葫芦！……”
姚五王六！
昨天首都电影院那个人的话在我耳边响起了：“张三？还是李四呢！”
张三李四，姚五王六……
张珊……张三……
姚舞……姚五……
我恍然大悟！我是太傻了！她们明明从一开始就是骗我玩的，而我却信以为真！
那么她呢？
我恨她！
那不是爱！
她们处处都证明了她们跟我完全不是同一类环境里长大的，可我却视而不见，鬼迷心窍，还对她们说什么“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女”！
我恨我自己瞎了眼睛！
我回忆起她们对我的无尽的取笑开心，回忆起我甘愿充当的小随仆的角色，回忆起她对我的“爱”……一幕幕，使我不但痛恨自己，而且替自己感到巨大的羞耻！
都是红卫兵，红卫兵竟也可以欺负红卫兵！凭什么？！
都是比我仅大几岁的异性，都是同一类环境中长大的，有的成了“走资派”的女儿，却仍将同情和怜悯无私地给予别人；有的成了红卫兵中的“巾帼英雄”，心灵却那么空虚又那么丑恶！为什么呢？
我身上竟还穿着她赏赐给我的衣服！
我下决心要在北京找到她，将她赏赐给我的衣服还给她！并且要当面告诉她，我们东北人，是将狼也叫“张三”的！她们两个没什么区别！我将永远记住她们！
其后的几天，我在北京到处转，只有一个目的——找到她！找到她们！
一天晚上，听说“联动”在冲击公安部，要抢回被抓的“战友”。我冒着寒风去到了公安部。我想她们是也该回到北京了。那种场面也许少不了她们。
解放军在公安部大门内手挽手组成了几道人墙。
“联动”纠集的人虽然不少，但冲击了数次也没冲进去。
天黑。人乱。我没发现她们。
我还穿着那双“失而复得”的解放单胶鞋，冻得脚疼。正欲离去，忽见开来一辆车——一辆去了帆布篷的吉普车。车上站着几个人。其中一个是女的。披着件呢军大衣，好不威风！看去似她，挤上前细瞧，果然正是她！
“联动”的“战士”们纷嚷着：
“头儿们来了！”
“闪开，头儿们来了！”
她发号施令地说：“今天算一次演习，改日再来冲！”
于是车调转头开走了。
于是“联动”的“战士”们集队散去了。
只剩下我和一些围观者在原地……
我终于又见到了她一面。
那个夜晚，我将她赏赐给我的那件皮夹克式剪毛领空军上衣脱下，挂到了马路旁一棵树的落尽了叶子的秃枝上……
第二天，我离开了北京。
心中只想着两个字：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在车上遇到了一个同校的红卫兵。
他将他的大衣借给了我。
有了大衣，我在厕所里脱下她赏赐给我的绒衣绒裤，从厕所的窗子扔了出去。
我应该带回家去的，我没能带回家去；我不该带回家去的，我也绝不带回家去。
我的大串联结束了…… 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套装共二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