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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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异地为官，对于仕途中人，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种考验。
首先，他们得经受陌生感的考验。陌生的省份，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官场同僚，陌生的办公环境和陌生的下属们，一切都是陌生的，连办公椅的高度，有时都要重新开始适应。
接着，他们得经受孤独感的考验。陌生感和孤独感，这是一对孪生的姊妹。或者，也简直可以说是一对连体姊妹。把玩人心是她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且乐此不疲。在她们的把玩之下，人心像她们手掌上的蚂蚁，从手心到手背，绕上来绕下去，试试探探，不知究竟在何处。为什么将陌生感和孤独感比喻为一对连体姊妹而不是连体兄弟呢？乃因女人对她们喜欢做的事情，一向比男人更有长性。对于异地为官之人，尤其男人，最大的孤独感是信任之难以诉求。他们谁都希望能够尽快取得别人的信任。他们明白，别人们对他们的信任，是在异地证明自己是一位好官并尽快作出业绩的前提。所以仕途上才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现象，按时下的说法，叫“政绩工程”现象。然而他们取得别人们对他们的信任的时段，总是比自己们预想的要长得多。有时他们火已烧了，还不仅烧了三把，“工程”也做在那儿了，桩桩件件都该得“政绩”的分，可别人还是不愿给他们信任，甚至还适得其反，招致异议性质的评头论足。有时他们的所作所为，扪心自问，并非出于为官的谋略，更不是企图迫不及待地树立一己形象，但在别人看来，似乎仍是官场经验和技巧的表演罢了。这令他们暗自苦恼，于是更觉孤独。取得别人的信任是如此的不容易，信任别人也同样不容易。他们不太敢轻易信任他们还根本不了解的任何人，经验告诉他们那有时是危险的。也许他们刚刚予以信任的人，隔不几天就翻身落马了——通常总是由于贪污腐败——结果他们就很尴尬。不信任之风，在已经过去了的一年里，一点儿也不比前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几年的时候弱。从超市到股市，从商界到政界，从社会形态到人的心理形态，信任犹如新鲜的空气一样稀缺，不信任则犹如八面来风。每一个中国人都感觉到它；每一个中国人都嫌恶它，像嫌恶春天里将纱窗挂得通气不畅的柳絮，像嫌恶使人不得不掩面而行的沙尘暴；但，每一个中国人似乎又都只能徒唤奈何，束手无策。信任——这是中国共产党这一个业已发展了七千余万党员、业已具有了六十多年执政史的执政党的官员们，尤其高级官员们，经常感到郁闷、经常思索得夜不能寐的问题。
一位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比如官至省长省委书记的高级官员，如果他们在家乡省份已经比较顺利地任了一届，那么，年龄还没过线的话，他们首选的愿望其实大抵是在本省连任。大抵，即使本省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甚或是一个地处边陲贫穷落后的省份，他们的第一愿望通常也还是那样。因为哪怕是一个贫穷落后的省份，省会城市也都是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了。贫穷落后的景象，再如何普遍，也是不太至于普遍到一个省会城市去的。做官做到他们那么高的级别，年龄都快接近六十岁了，自然而然地就都会觉得故土难离。何况，他们既已顺利地胜任了一届，并且有把握连任，当然证明是通过了信任关的考验。古今中外，为官之人，终于有些值得自己充分信任的人了，自己也终于获得了被别人信任的群众基础了，便没有不觉得欣慰的。放弃了这一份欣慰，将自己置身于陌生和孤独之境，难免都是有点儿不情愿的。但做官做到那么高的职位上，往往也就身不由己了，只有听凭安排。倘从一个贫穷落后的省份调往一个经济发达的省份，倒也是十分高兴的。为着儿女们的人生考虑，还往往举家迁随，反过来就是另一回事了。反过来他们宁肯自己“常回家看看”，像是从前的商贾“跑单帮”。
刘思毅便是这样的。
他一回到南方，整个人哪哪儿感觉都好极了。皮肤不干燥了，无需再像女人们似的，每日洗漱完毕必得往脸上手上擦油脂了。他在南方时，从不用那些护肤的东西，而一到北方不久，就不得不让小莫替他买，不得不用了。从没用过，起初用时，还很不习惯，觉得脸上手上腻腻的，刚擦了又想立刻洗去，特别是洗浴之后，浑身的皮肤不但干燥紧绷得难受，还奇痒。当成病到医院去看了一次，医生说绝对不是病，也不是某种维生素缺乏症，而是因为水土不服。水土不服，医生也没什么有效的办法，也只有建议他经常用用护肤霜。皮肤不适应还则罢了，呼吸器官也不适应。按说他可以是一个出门就上车，下车就进门的人，那样就直接呼吸不到多少室外空气了。但自己是个吸烟的人，又吸烟又整天呼吸不到多少室外空气，就觉得似乎连自己的肺也变得干燥了。何况，以后是要经常到基层到农村去视察去调研的，不习惯于呼吸北方冬季室外的冷空气怎么行呢？于是几天后，每天清晨六点来钟，就唤醒小莫，让小莫陪他跑步，并煞有介事地给自己和小莫各买了一套运动服，分明是打算持续下去的意思。尽管买的是那一种挺厚的、保暖性能很好的运动服，但二人才跑了没几步，却被双双冻回了宾馆。在他们生活惯了的那一座南方省会城市，即使冬季，通常气温也在零上几度，低于零度的时候是很少的。零下二十六七度，这在北方冬季是很寻常的天气，而对于他们那反差可就太大了。差三十几度呢，不是说几天之内就能习惯的。退回了宾馆二人还不肯作罢，各自在房间里穿上了毛衣毛裤，再将运动服套在外边，第二次又跑了出去。堂堂省委书记那天早晨居然争强好胜起来，是他秘书的小莫在他那股子情绪的影响之下也不禁刚愎自用一逞其能。两个人相互较劲儿只管一路往前跑，都不先说累，都不先叫冷，都以为跑着跑着，出汗了，全身发热，就会哪哪儿也不冷了。刘思毅年轻时极好运动，体质不错，在南方，忙里偷闲的，没间断过锻炼。所以他还挺能跑的，一气儿跑出了三站地。倒是小莫终于跟不上他了，请求停止，接着就哈手、搓耳朵、跺脚。
刘思毅看着他，讥笑道：“不行了吧？”
那意思是——别以为你比我年轻，就可以小瞧我。
小莫却气喘吁吁地说：“这么跑，我怎么都没出汗啊？”他满以为，跑出一身汗，回去痛痛快快冲个热水澡，那多惬意，那多舒服。
刘思毅也没跑出汗。他的想法，和小莫的一样。
那一天是北方入冬以来相当冷的一天，零下三十度左右了。在那么寒冷的一天的清晨，除了是运动员，是兵，一般坚持锻炼的那些北方人，也是不逞强的。
两个都没跑出汗，全身就都没发热。结果呢，一停下来都不跑了，两个立刻便都领教了一个词为什么叫“凛冽”。
那一天清晨从西伯利亚刮来的北风像小刀子，嗖嗖地刺疼人一切裸露的皮肤。
其实刘思毅也早就感到，不是越跑越热，而是越跑越冷了，一停下不跑，更觉冷了。
他也不停地哈手、搓耳朵、跺脚。
小莫又请求道：“咱们快回去吧？再不回去我……”
不待小莫说完，刘思毅立刻表示同意，连说：“回去！回去！亲爱的同志坚持一下，咱们往回跑……”
于是二人往回跑。
可才跑了不远，就都没劲了，再也跑不动了，跑不动了那就一步步走回去吧！但是已经跑出了差不多三站路那么远，身上都没穿一件棉的，脚上穿的又都是单薄的运动鞋，有些冻得受不了啦，哪儿还走得回去呢？……
于是二人捂着耳朵淌着清鼻涕咬牙坚持着那种实难抵御的严寒，转移到了公共汽车站那儿，打算乘上一辆公共汽车回到宾馆去，但是左等右等，没有公共汽车及时开来。两个又都想先到什么商店里暖和暖和去，但是一大清早的，附近并没有哪一家商店开门。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的人们，见他俩冻的那样子怪可怜的，很是同情。同情归同情，谁也并没将棉帽子、围脖、手套、大衣什么的当场摘下来脱下来让他们戴上穿上。结果他们又品尝了对需要关怀的人无济于事的同情。小莫发现了一辆出租车，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交通法规不交通法规的，跑到马路中间去，挥舞双手大呼小叫拦住了那辆出租车，可拦住了也白拦住，车里有乘客。他指着公共汽车站跟人家司机和乘客商量，一五一十怎么的怎么的急急切切地说了一番话，无非是要使对方们相信——新来的省委书记正在公共汽车站挨冻呢！对方又哪里会信呢？无论司机还是乘客，都根本不往公共汽车站那边看一眼，都只当他是谁家一大清早没看住从家里跑出来的一个精神病患者。对精神病患者人家也就不那么真生气，司机训斥了他几句，一打方向盘，车头绕过他向前开走了……
小莫只得又捂着耳朵退回到公共汽车站那儿，看出刘思毅也冻得快撑不住了，于是也不请示了，自作主张地告诉人们——说这位可不是别人呀，是省委书记刘思毅同志呀！我一个小秘书冻坏了不打紧，大家不能眼瞅着咱们的省委书记也冻坏在咱们面前是不是啊？所以呢，同情那也要付诸实际的行动啊！怎么个行动法呢？——劳驾诸位，快帮忙分头去拦一辆出租车吧！……
经小莫这么一发动，人们终于意识到了确实应该为两个挨冷受冻之人做点什么事，于是还真的纷纷散开，前后左右地替他俩拦车。小莫发动群众时，刘思毅也不开口说句话。有什么好说的呢？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了。自作自受啊！还牵连了小莫！所以他只有矜持地也是讪讪地对别人笑。没谁相信小莫的话，也都以为小莫精神不太正常，以为刘思毅是他父亲，或是他叔叔，是由于怕他一大清早跑丢了才陪伴着他从温暖的家里跑出来的。尽管全这么以为，还是个个都挺愿意帮助他们的。所幸，不一会儿就有人替他们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二人回到天堂般温暖的宾馆后，身上全都发热了。不是体能得到锻炼散出的那一种热，是重感冒了的那一种热，是发高烧了的那一种热。
结果堂堂的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双双在医院里住了两天，每人吊了几瓶盐水……
这事儿不知怎么被报社的记者听说了，暗中一了解，居然是真的，于是写了一篇报道，送审了。那记者可不是王启兆的“妹妹”，是省报的一名男记者。他那篇报道的标题是“省委书记遭到‘下马威’”，副标题是“男女市民体现好心肠”。亦庄亦谐的一篇报道而已，无非是想向百姓们介绍介绍省委书记无伤大雅不失可爱的“逸事”，同时在百姓之中弘扬弘扬助人为乐的风格，以增进官员和百姓之间的亲和力。编辑部主任一看是写省委书记的稿子，岂敢自行定夺？于是送审到了主编那儿。主编看了，认为是篇好稿子，记者报道的态度是应该得到鼓励的，但也同样不敢定夺，于是派人当日就将稿子呈送到了省委宣传部。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处长先看的，还是不敢做主，呈送一位副部长过目。副部长也拿不定主意，于是稿件又到了部长那儿。部长觉得事关省委书记究竟会高兴还是会不高兴，认为还是要由省委书记自己来决定才是。
于是稿件到了小莫手上。
那天他和刘思毅都已出院了。
他们的高烧是退了，但耳边儿、鼻尖儿、脸颊，双手和双脚，都受了不同程度的冻伤。各自从医院里带回了冻伤膏，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每天要擦抹好几次。
刘思毅看过那篇稿子后，问小莫：“莫大秘书你看过了吗？”
小莫点头说：“看过了。”
刘思毅又问：“你觉得写得怎么样？”
小莫说：“我觉得写得不怎么样！什么叫冻得龇牙咧嘴的？这是很贬义的形容，他怎么就不用那四个字形容你呢？”
刘思毅笑道：“同志，这就是你太小心眼儿了。你看得不认真吧？人家那句话是用了引号的。龇牙咧嘴四个字是在引号内的，那是目击者的原话，不是人家记者非要用那四个字形容你。”
小莫却只管埋头整理文件，不再理睬他。
刘思毅显然是被引发起了评论的兴头，继续侃侃而谈：“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群众说你当时冻得龇牙咧嘴的，那你当时的样子肯定就是那么一种样子。群众没用龇牙咧嘴四个字来说我，证明我当时肯定并不是那么一种样子，当然我那会儿也冻得够呛。我们两个那会儿都冻得够呛，你龇牙咧嘴的了，我却没有龇牙咧嘴的，又进一步证明，我们的抗寒力是有区别的。抗寒力的区别，那说到底也是一种承受力方面的区别，一种综合素质的区别，心理方面的，体能方面的，还是……”
“大人，您有完没完？”
小莫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小莫一旦真生气了，背着别人就叫他“大人”。
“好哇！好稿件哇，好报道哇。读来这么有趣的报道，我怎么会忍心不同意发表呢？……”
他拿起笔就作出打算批示的样子。
他是成心在气小莫。那是他在自己和小莫之间制造点儿乐子的惯技，藉以排遣内心深处的陌生感、孤独感和寂寞感。
小莫瞪着他冷冷地说：“如果你同意他们发表，那么我就在报上刊登声明，提出强烈抗议！”
“抗议？还强烈的？你当我这位省委书记，居然会怕自己的秘书么？……”
刘思毅口中说着，已然落笔。那篇稿件的空白处，都快被别人的审阅意见占满了，他只得将自己的字写得很小，硬挤一角，写完，踱到阳台吸烟去了……
小莫几步跨到桌旁，俯身看时，见写的是：
此稿很有可读性，令人忍俊不禁。如此发表，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但我的秘书将会对我及报社提出“强烈抗议”，反为不美。奈何？故建议暂缓见报，待我做通秘书思想工作，再议。
刘思毅在阳台上说：“多有保留价值呀。建议你为自己复印一份。将来我退了，你写部关于我的纪实小说，将复印件加进去，再起个能吸引眼球的书名，来个名利双收，好主意吧？”
……
回到了南方回到了家里的刘思毅，一觉睡到了初一上午的十点来钟。醒了还懒得起床，半卧半坐，将一只枕头垫在腰后，靠着床头浏览家乡省的各报。
他的家已经搬出了省委领导们住的院子。在那全市地段最适合居住活动空间最大文明程度最高因而最出名的大院里，作为省委书记，他家住的曾是一幢独体的三层小楼，面积约四百平方米左右，并且前后都有小花园。而现在住的是一百九十几平方米的商品房，也在较理想的路段，楼里住的也基本上都是省委省政府的干部。
妻子脚步轻轻地走入卧室，问他想不想吃点儿什么。
他摇摇头表示什么都不想吃。
妻子又问他想见谁不。说如果他想见谁，她就先替他用电话和人家联系好，免得短短的几天节假里，人家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没见上。
他再次摇头。
“真的谁都不想见？”
妻子在床边坐下了。
刘思毅放下报纸，笑了。
他说：“我最想见到的人，已经见着了啊！”
“昨天快半夜了才到家，今天上午还没出过门，你见谁了？梦里见到的吧？”
妻子认真起来。
“我最想见到的是你。昨天一到家我见着你了。此刻，你就坐在我身旁，我还想见谁呢？谁都不想见了。我初五就得回北方去，连来带去才六天，以后的几天，我宁愿天天待在家里。”
他的话说得也很认真。
刘思毅的妻子是市里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省市两级领导们的儿女，只要不是太笨的，几乎全是那一所中学里的学生。
刘思毅指着一份报印在头版上的标题问：“这一篇关于你们中学的调查报告你看了吗？”
妻子瞥了一眼，说当然看过了，说春节前，老百姓街谈巷议，指责多多。
“真有意思，宣传部那边，在因为没有控制好新闻导向，一个劲儿地作检讨。把那么多领导干部的名字都列出来了，能不检讨吗？听说好几位领导特别生气，联名要求把宣传部长撤了。而宣传部长呢，为了表示谢罪，已经把报社的主编撤了。新上任的主编，又把那一名记者给开除了。那一名记者呢，又到法院把新上任的主编给告了。法院得到政法委书记的预先指示，不予立案。那名记者也较上劲儿了，又一纸诉状，向检察院把法院给告了。检察院不知该怎么办好，请示政法委书记，结果政法委书记也为难了。人大和政协两方面，又有许多代表和委员联名表态了，上书人大和政协，坚决支持那一名记者的鲜明立场。并且敦促人大和政协，春节后召开常委会，也要就此事公开表态。所以我要感谢你，我们的党派也要感谢你。关键时刻，贵执政党总是会及时地为我们民主党派指明怎么样做才不至于犯错误，起码会向我们指明，怎么样做才能离错误远一点儿。”
妻子说时，刘思毅听得聚精会神。因为妻子曾是一个民主党派的省委委员，而他是执政党的省委书记，故这个家庭和一般人家很不一样。不管什么话题，谈着谈着就变成政治的话题了。而一变成政治的话题，是民主党派省委委员的妻子，有心无心地，就往往会说出些令丈夫表情不太自然的话来。
两年前，在刘思毅还是家乡省份的省委书记时，就收到过不少群众来信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的意见书，都是针对妻子当校长的那一所重点中学的。认为再不纠正某些不良现象，那一所在解放前由民主党派人士所创办的，能恪守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之公平原则的重点中学，将渐渐堕落为特权子女中学、贵族子女中学。而且，也势必由于生源的良莠不齐，学习气氛衰败，渐失重点中学的本色，最终变成一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中学……
在这个经济发达，就业机会相对较多，人们的生活水平包括农村人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明显的省份，十几年来一直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社会矛盾出现或潜伏。应该说，在这一个省份当官，无论是当省委书记还是当街道委员会主任或乡政府的干部，那都是比较省心的。只要有一定的自律意识，不腐败不堕落，当一名好公仆是不太难的。
刘思毅那时就敏锐地感觉到，总有一天，妻子当校长的那一所重点中学的一些内幕将会部分或全部地曝光于社会。而那样的事情一旦发生，必将成为百姓批评官员的一个重点话题。走个后门，花几万元钱，将自己按成绩本不该进入一所重点中学读书的子女暗中塞入了重点中学，在别的省别的省会城市，对于省市一级的领导干部，也许不算是一件什么令人愤愤不平的事。民间即使知道了，也就不过议论一阵子而已。发发牢骚，说几句难听的话，往往也就一忘了之不再议论了。有不少严重矛盾存在着的省份和省会城市里的人们，谁会抓住点儿鸡毛蒜皮的现象对政府群起而攻之啊？那也不会有多少人助长情绪地呼应啊！但这一个省份这一个省会城市太不一样了。没有尖锐的矛盾存在着的地方，次要的比较起来无关宏旨的矛盾，一经揭示，那往往也会变成为焦点问题的。而什么事一变成了焦点问题，解决起来就被动了。解决得犹犹豫豫拖泥带水没有力度，领导干部们的形象就会大受其损，执政党的威望也必将削弱。
是的，当时刘思毅是想到了这些预见到了今天可能会出现的局面的。
但连他，当时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着手解决。
怎么解决呢？
当时那所重点中学的问题还没发展到现在这么严重的程度，还没被曝光，还没被老百姓街谈巷议，还没引起司法纠纷，还没被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睽睽关注啊！
一位省委书记，在那么一种情况之下，忽然有一天在常委会上提出——大家来研究研究某某重点中学的问题吧……
就因为你省委书记没往那一所中学塞过自己的儿女或亲朋好友的儿女，其他常委们都涉嫌走过后门，你就要开会研究研究？
你省委书记是什么意思啊？
若你省委书记自己认为不但是个问题，不但不是个小题大做的问题，而且是个严重的问题，那也不必开会研究了，你直话直说，想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吧！我们全都举手服从得了嘛！
再者说了，你自己的夫人是那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啊！形成问题了，当校长的就没责任了吗？你当校长的人可以坚持原则嘛！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重点中学的校长，有使命坚持原则嘛！别人想走后门，一律不给开后门，想走后门的人，不是干瞪眼什么辙也没有吗？
你省委书记的夫人正是那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你替别人走过你夫人的后门没有？你偏说你没有，谁信？你走你夫人的后门那是多么简便之事，同床共枕的，几句话不就走成了吗？
而一个事实是，刘思毅也确实替别人们走过自己夫人的后门。在她当校长的几年里，他至少求她给过七八次面子。小莫的妹妹，也是在他的直接过问之下进入那一所中学的。当然，他要的面子，都是她给了也不至于后门大开的那一种面子。无非些个原本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的孩子，由于临场发挥欠佳，或别的种种客观原因，结果低于录取线二分三分的情况，比如小莫的妹妹当时就是那样。小莫脸红得什么似的，嗫嗫嚅嚅地向他开了口了，他能不帮忙吗？当然，即使属于那么一种情况，若没人将所谓的后门开道缝，也只有自认倒霉。
每一次，妻子答应得都很爽快。
她说：“归根结底，教育在你们贵执政党的领导之下，我们民主党派也在你们的长期统战之下。”
还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民主党派求我的人也不少，我可一律都拒在了后门外边。我们也掌了点儿权，资格来之不易，所以我们懂得珍惜，绝不能让老百姓指着我们的脊梁说，看，民主党派也学会以权谋私了。”
是的，以上两种话，是妻子每次照例要说的，大有劝谏的意味。
而他也总是要反驳一句：“得了，什么事儿就是什么事儿，别借题发挥。难道我们共产党掌权的资格就来得容易吗？我们的资格是靠成千上万的烈士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你也打住吧！这是在家里，不是在什么公开场合。公开场合，我这位民主党派的省委委员也不那么说。既然是在家里，你就不能洗耳恭听一次，不立刻进行反驳，进行批评教育吗？”
于是他缄口不言了。
确实，在家里，情形往往反过来了，往往是一位民主党派的省委委员经常教育他这一位执政党的省委书记。
终于有一天，他劝妻子提前退休。
妻子很讶然，说：“我又不是胜任不了，我为什么要提前退休啊？”
他就坦诚地说出自己的一番忧虑来。夫妻之间，自然可以说得要多坦诚有多坦诚，一点儿也不必拐弯抹角的。
最后他说：“万一在你是校长的时候，哪天你们重点中学的后门问题被捅了出来，公开化了，闹得满城风雨的，你不被动么？我不跟着陷于被动么？”
那天晚上，一向睡眠质量很好的妻子失眠了。
退休。她听从他的劝告，走后门开了一份高血压的诊断，提前退休了。
又不久，她以自己已经退休了为由，也辞去了她那一个民主党派的省委委员的身份……
在这一个初一的上午，职务业已由本省的省委书记变成了外省的省委书记的刘思毅明白，妻子在刚才那番话中最后说的两个感谢。虽然听来像是玩笑话，其实是挺由衷的，是对他具有先见之明的承认。否则，她必成焦点人物无疑。当然，也必成为老百姓指责的靶心。
那篇调查报告他看得很仔细。没从字里行间看到妻子和自己的名字，大为庆幸。调到外省去任省委书记了，毕竟还是一位省委书记。谅任何一份国内报纸，都不敢直接点出任何一位省委书记的名字予以造次的臧否。除非那省委书记已经被“双规”了。这一点，在他的眼球刚一被那篇调查报告的标题所吸引时，心中就是有数的。但间接地点出了对自己的影响也太不好呀。只要记者想要那么间接地点出，不是完全能将文字游戏玩得很漂亮吗？……
刘思毅的儿子是学机械制造专业的。原是清华的学生，大三时便考上了法国某大学同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一毕业就到法国读研去了。一鼓作气获得了博士学位，随之留在法国一家大公司当上了工程师，并在法国娶妻生子，建立了家庭。儿媳妇是位法国女子，服装设计师。亲家母和刘思毅的妻子一样，也曾是一位中学校长，现在也退休了。而亲家公是法国那一所大学的资深教授，曾是儿子的导师。儿子结婚前，陪未婚妻和岳父母大人到中国来过一次。一则会会中国的亲家，二则旅游观光。那法国姑娘倒是在刘思毅家里住了几天。但她的父母一天也没在刘思毅家里住过，他们就近住在一家四星级宾馆里，并且声明在先，一切费用自理。连跟自己的女儿和未来的女婿，也分得一清二楚，各付各的。刘思毅的妻子对即将成为自己儿媳的那一位法国姑娘很喜欢，预先便亲自为她井井有条地安排好了一个房间。可是，当省委书记的夫人问自己即将合法的法国儿媳对那房间满意不满意的时候，她通过翻译也就是未婚夫告诉未来的中国婆婆，说她觉得那个房间很好，但是如果他们的儿子一回到中国的家里，就不允许和她住在同一个房间里睡在同一张床上了，那么对于她就是一件“让人难以高兴得起来的事”了。当儿子翻译完毕，刘思毅的妻子的脸不禁微微红了一下。当时省委书记刘思毅也在旁边，他见妻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当仁不让地替妻子解释，说他们作为父母和公婆，在家庭中对晚辈们的居住自由没有任何限制；说她完全可以睡在他们儿子的房间里，他们的儿子也完全可以睡在她的房间里；说当然啰，两个年轻人如果更喜欢独眠，那么也有各睡各的房间的充分自由，有备无患嘛！……他觉得他当时的解释不但是对妻子的一种道义声援，也是对中国人传统观念的一种必要的与世界接轨的阐明。未来的儿媳听罢高兴了。她通过“翻译”告诉未来的公婆，她和他们的儿子，正是因为都不喜欢独眠了所以才决定结婚的。结果他的脸当时也微微红了一下。儿子翻译了那句话后一脸既得利益者的掩饰不住的得意，而未来的法国儿媳妇则一脸的小女孩儿般的纯真，童言无忌的样子。后来的几天里情况是这样的：儿子陪未来的儿媳两个房间轮番睡，却一夜也没分开睡过。家里的小阿姨于是挺有意见，因为她两个房间都要轮番打扫，每天的劳动量有所增加。
那么一位金发碧眼的法国女郎出现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们住的大院里，经常与省委书记的儿子亲亲密密手牵手地在大院里散步，自然招致了极其好奇的目光。有几天晚上，未来的儿媳还心血来潮，提出想陪着刘思毅这一位省委书记散散步。刘思毅看得出来，在她，那除了是为了增进两代人之间的国际感情，未尝不也是为了满足一位法国姑娘对一位中国的省委书记的好奇心。那是没法不同意的，甚至，连稍有犹豫的表情都是不妥的。他欣然点头。当未来的法国儿媳妇挽着他的手臂的身影出现在那大院里，另外的一些人远远回避，但又不从他们的视线里消失，而是驻足观望。她会说的中国话，比他以为的要多些。
她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用发音可笑的中国话问他——在还有许多中国老百姓生活十分贫穷的情况下，他作为省委书记所过的高级生活和所享受的种种特权，会不会经常使他内心不安？
还问——法国任何一座城市，包括巴黎市市长，包括一切议员们的住房，全都像她那位是大学教授的父亲一样是用自己的钱买的，他对此有何看法？
他也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耐心地回答——中国官员们的工资在全世界是很低的，如果要求他们用自己的收入买房子住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工资结构里根本就没将那么一笔钱算在内，所以目前还得享受半福利式的住房待遇……
而她极具反驳意味地又问——那么中国老百姓的工资在全世界也是很低的，他们的工资结构里也根本没有将一笔能买得起房子的钱算在内，为什么国家对老百姓就彻底取消了福利分房的政策呢？
他说对老百姓也不是彻底取消了。只要是一个国有单位的中国人，只要那单位的经济效益挺好，半福利式的分房待遇实际上还在继续。另外，想改变住房条件的中国人，还可以向银行贷款……
——那么你们中国共产党的高官为什么不靠自己向银行贷款买房子？……
无论她的问话还是她的表情，当时都是那么严肃。
散步变得有点儿像是在接受采访了，未来的儿媳妇变得有点儿像不断用问题发难的刁钻的记者了。
回到家里后，他头脑中产生了一种思想，那就是——中国的高官们包括自己在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理由抱怨自己们付出得太多了。与付出相比，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之下，特权还是要比付出多得多。而中国的老百姓，却实在是很厚道的老百姓。倘一个个都像自己未来的法国儿媳那么看问题，想当一位好公仆就更加是难于上青天的事了……
而他的妻子，思想方面得到了另外一些收获。她睡前盛赞法语的表达方式的艺术性，说难怪法语曾是欧洲的绅士语言，说你听人家法语是怎么讲的？——“难以高兴得起来”！人家不说不高兴，人家反着说，一反着说，多耐人寻味啊！……
亲家公亲家母仅到家里来正式地做了一次客，两家人共进午餐。
餐后饮茶时，白发苍苍的法国老教授说，他们的这一个女儿是他们最小的孩子，他们特别爱她，所以特别希望她成为妻子之后能够特别幸福……
刘思毅的妻子就说，他们的儿子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他们的希望和亲家公亲家母的希望是一致的……
法国老教授接着中国亲家母的话又说——他们也是特别爱他们未来的中国女婿的，和爱他们自己的女儿是一样的程度。所以，为了确保一对年轻人婚后的幸福天长地久，他们对是省委书记的中国亲家公有一个请求，或言是一要求，要求他当面给予他们一个郑重的承诺……
白发苍苍的法国老教授和同样一头白发的他的老伴儿，当时的表情都异常郑重，如同是在谈判桌上提出最后一个条件似的。而且，仿佛这最后的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条件倘不能得到承诺，那么儿女亲事就拉倒吧！
自然还是儿子在充当翻译。
刘思毅夫妇看得出来，儿子并不清楚岳父大人所要求的承诺究竟是什么，翻译时，目光一会儿看着岳父大人，一会儿看着岳母大人。
他们的金发碧眼的儿媳也是一脸的困惑。
刘思毅微笑着说，好啊好啊，提吧提吧，为了双方儿女们的幸福天长地久，他们夫妇愿意作出一切郑重的承诺……
“我们要求，您千万不要也变成一名中国的贪官。我们作为法国的知识分子，一点儿也不因自己的女儿即将与一位中国的省委书记的儿子结婚了而沾沾自喜，感到多么荣耀。如果不是因为两个年轻人已经互相深深地爱上了，我们倒宁愿我们的女儿嫁给的是一个普通人家的然而可爱的中国青年。所以，我们要求您当着我们的面，也当着我们双方儿女的面承诺，永不腐败，永不因自己的腐败行径，而使我们一对法国父母蒙羞，而使一个受尊敬的法国家庭蒙羞，而使一段美好的跨国婚姻蒙羞……”
法国亲家公一句一句地说时，法国亲家母的一只手，不停地爱抚着自己女儿的金发。母女二人，还频频点头。而担任翻译的儿子，翻译得吞吞吐吐，面红耳赤，那种表情就别提有多么不情愿了！每当他犹犹豫豫地似乎不知如何翻译才好实则不打算照直翻译时，他未来的岳父就也爱抚一下他的头，同时用法语说句什么意在鼓励的话。而他的未婚妻，不但极其认真地从旁听着他的翻译，居然还每用法语纠正他翻译不当之处，以确保她父亲的话比较原汁原味儿地被用汉语言表达出来……
刘思毅夫妇听着由自己儿子亲口翻译的那些话，当时是种什么表情可想而知。他们家里的小阿姨居然也手拿着块抹布站在旁边听！
“你干你的活儿去！”
他妻子想将小阿姨支走。
法国亲家公看出了中国亲家母的用意，居然一把扯住了中国小阿姨，随之说了一句法语，示意他的女儿翻译。
于是未来的法国儿媳，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用中国话说：“你，别走开。我的父亲，希望你，作为证人。我，和我的母亲，也有，同样的希望……”
刘思毅的妻子还能再对小阿姨说什么呢？什么话也不能再说了啊！
小阿姨则只有从旁继续听着刘思毅怎么承诺了。
为了镇定一下情绪，刘思毅深深饮一口茶。他没立即就咽，而是在口中含了几秒钟。儿子、未来的儿媳、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亲家、自己的妻子，还有自己家里的小阿姨，那会儿全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确切地说，是都在观察他脸上的表情与刚才比较有什么变化没有。他心里清楚，只要自己脸上有了些变化，哪怕是一点点，也都会被观察出来的。
而他脸上一点儿变化都没有。
心里是有的——与刚才其乐融融的共进午餐时的心情相比，他当时的心情自然是大为不悦的。
这算什么事儿嘛！
太像面对面所进行的“三讲”教育了啊！
但那也轮不到一位法国老头儿在自己的家里对自己这一位中国的省委书记进行啊！
对方是自己的亲家公也不能改变教诲似的性质啊！五个在场的人中，除了小阿姨，另外四个，都是双方面的至亲者呀。有一对还是双方面至亲至爱的晚辈呀！
让人实在难以接受的谈话方式嘛！
而他脸上一点儿变化都没有。
那是一种特殊的能力。
简直又可以说，是一种能耐。
当那一口温温的茶水通过咽喉、食管，缓缓流入胃里时，他已经想好了一些话。还有一些话，他自信完全可以一边说一边在头脑中组织起来，组织成一番思维清晰逻辑分明的答辩词。
于是他微笑着，以一种亲爱的语调说——对于法国式的幽默，他是非常欣赏的。他说美国式的幽默是大众式的幽默，是阳春白雪式的幽默和下里巴人式的幽默的混合，像街头舞，俗雅两类台面都是适合的；说英国式的幽默，是刻意体现绅士淑女风趣的那一类，所以，当他在英国考察时，听到一位侍者彬彬有礼地称他“尊敬的女王陛下的客人”时，尽管他并没有荣幸地见到过任何一位王室成员，也没有感到丝毫的惊讶；说法国式的幽默，受后现代主义文艺的影响，往往是“黑色”的那一类，“黑色”的幽默又往往是较深刻的幽默，需要人同时用思想而不仅仅是用幽默感来接受。他说，他正是用思想来接受亲家公的法国式幽默的……
亲家公认真地听了自己的学生，也是自己未来的女婿的翻译，频频点头不止，那种对自己的亲家公同时也是对一位中国的省委书记另眼相看的意思，溢于言表。
刘思毅接着说，他早已从自己儿子的口中知道，亲家公亲家母都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宗教情怀的人，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确信所谓“上帝”是真真实实地存在着的。他说只要地球不毁灭，一万年以后，“上帝”还是会真真实实地存在着。他说依他想来，“上帝”就是未来人，在未来里注视着当代的人、现世的人，默默看着现世的人们怎样行事，倾听着现世的人们在说些什么。
他说：“对于我而言，‘上帝’也是儿子的儿女，儿子的儿女的儿女；同时呢，‘上帝’也是你们的女儿的儿女，女儿的儿女的儿女。他们将继承两个不同民族的混合血脉，代代相传。在二三十年以后，在五六十年以后，在一百年二百年以后，在无限的未来之中，注视着我和您这样两位职业不同的父亲。如果您能承认他们也是我们的‘上帝’，那么我们就有了共同的信仰。而我，对继承着我们共同血脉的‘上帝’，是非常敬畏的。别说承诺什么了，即使发誓，那都是愿意的……”
白发苍苍的法国亲家公打断了他的话，制止他继续说下去。
法国老教授不仅对他另眼相看，用中国话形容，还刮目相看起来了。
法国老头子被感动得泪眼汪汪。
他说不必再说了，什么都不必再说了！
接着他起身走到刘思毅身边，待刘思毅也站起来后，情不自禁地与之拥抱。
他用一只白里透红的大手轻轻拍着刘思毅的后背，大声说：“你使我所信仰的上帝具体了，你更新了我的宗教观，我感谢你。”
于是亲家母也和刘思毅拥抱。
于是按资排辈轮到了未来的儿媳和他拥抱。她和她的法国妈妈也同样感动得热泪盈眶。
她和他拥抱时情不自禁地说：“亲爱的父亲，我爱你。”
接下来是两个家庭的成员六个人交叉拥抱，因为该统一思想的长辈统一了思想，该得到承诺的晚辈获得了比预期更加庄严的承诺，皆大欢喜，皆大感动。
只有那小阿姨有点儿看不大明白眼前的情形了，看得眼睛一眨一眨的……
送走了亲家公亲家母，儿子不速而至，在刘思毅书房里，搭搭讪讪地满口尽说些表示钦敬的话语。那一种另眼相看那一种刮目相看的意思，也是溢于言表的。
而省委书记则谆谆教导他的儿子：“你，以后给我多读点儿书！”
刘思毅这一位省委书记，很听不惯他的某些同僚的话。他认为他们，普遍地就事儿说事儿还行，上传下达还行。身为官员，说些官话通常基本上还行。虽然歪嘴和尚讲错经的时候也不少，但大多数而论，那还是能把官话说得很像官话的。
但依他想来，时代在变，其变之速那么的快，一位官员要想与时俱进，善于将官话说得不像官话，那也是挺重要的一条。
他曾企图将这一条也作为一条衡量麾下干部之能力的标准。
却几经犹豫，始终未敢。
怕别人给自己扣上一顶“旁门左道”的帽子。
他想，自己若真那么要求了，若真有人给自己那么扣帽子了，自己是不大吃得消的。
身为官员，说出话来不像官话，那还怎么能把话说好？尤其是，那还怎么能让老百姓听自己的话呢？——他心里清清楚楚，这一种想法，才是中国大多数官员的想法，起码是他们潜意识里的想法，和他自己的想法太不对路了。所以，他也只有用自己那一套想法来要求他自己而已，也不敢完全照着自己的想法来说话，不即不离地，偶尔以自己的个人风格说几次说几句罢了。
亲家公亲家母白天做客的那一天晚上，连妻子也对他表示起钦敬来。
她说：“哎呀你呀，那么会说话，贵党要是不让你当省委书记，真是白瞎了你了。”
他却严肃地批评道：“你这不是幽默，是贫嘴。”
妻子却说：“怎么，在家里跟你贫贫嘴都不行啊？”
而他更加严肃地告诫——在家里也别贵党长贵党短的，省委书记的妻子，这么说惯了，万一在某些会议场合，一顺嘴也说出口了，那是多不好的影响！别忘了你自身还是一位民主党派的省委委员。较幽默地表达正确的思想和很贫嘴地随便就说不正确的话，效果是不同的。他指出妻子的话，就是一句特别典型的、以贫嘴的方式说出的不正确的话；说我党七千五百万党员，精英荟萃，人才济济，多我少我，那就好比齐天大圣身上多一根毫毛少一根毫毛……
妻子本是说的一句玩笑话，不成想他认真起来了，谆谆教诲起来了，搞得她心里边好生不痛快，连续几天没理他。他呢，还不明白她是怎么了，以为是更年期现象。直至她后来一想，他的告诫那也不能说是完全多余的，气消了，找个机会向他解释了，他才恍然大悟。
刘思毅去往北方赴任之前，有天晚上以自言自语似的口吻对妻子说：“看来，我们得搬家了。”
妻子当时正躺在床上。她血压高，常头晕。不知她听到了，还是没听到，没反应。
刘思毅刚冲完澡，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看什么。他抬头望着妻子又说：“我在看的是要求调换住房的报告，小莫替我起草的。我改了几个字，明天就让他交到办公厅去。你呢，要有思想准备。办公厅通知你去选房，你得及时配合一下。这件事我就不参与意见了，你全权做主就是了。但是，也千万别太挑剔了，不能让办公厅的同志感到为难。”
妻子还是没吱声。
刘思毅就手拿一页纸离开沙发，坐到床边去了。
他迂回兜转地又说：“我对小莫真是特别满意。你看，他写的就像我自己亲笔写的一样。当秘书的，能将领导的意思以领导本人的语言风格表达出来，不是一般的水平。”
妻子这才睁开眼睛问：“什么搬家不搬家的啊？我刚才都要睡着了，迷迷糊糊的没听明白。”
于是刘思毅又言归正传，他说自己就要到北方省份去赴任了，那么，就不该在本省还继续享受省级领导的住房待遇了。而本省的省委书记即将正式任命了。马上再为接任者预备一套符合标准的住房，对办公厅的同志们是有困难的。唯一顺理成章的解决方式，那就是自己主动要求腾出现在住的这一幢独体小楼，搬到别处去住。正好省委新盖的一幢机关干部宿舍楼里，还有几套没分。办公厅通知后，她可以前去任意选一套……
妻子听着听着，坐了起来。她本以为，丈夫会在本省连任省委书记的，不料却被调往北方的一个省份了，她心里颇觉失意。替自己，也替丈夫。丈夫是一位外省的省委书记或是一位本省的省委书记，这一点对于一位妻子来说，在这一个院子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将是很不一样的。她还不知怎么才能调适好新的角色、新的感觉呢。她从没有过这一种心理准备。现在，丈夫竟然自己“要求”搬出这一处她早已住习惯了的全市最好的居住之地，她太想不通了。
她冷冷地问：“说完了？”
刘思毅点点头，将手中那一页纸递给她。
“我不看。那有什么好看的？我问你，顺的什么理？成的什么章？你调到外省去，不还是当的一位省委书记吗？既然如此，不还是应该继续享受同级高干的待遇吗？有人认为你应该搬出这个大院吗？我想不会的吧？那么你为什么自己提出要求呢？我——不、理、解。没法理解。替我想过吗？以后别人会怎么看我——她丈夫犯错误了？戴过任职？如果不是，为什么住房待遇降低了好几级？你说的那一幢楼，不是为正副厅长们盖的么？让我怎么对人解释？你教教我，怎么对人解释？”
妻子忽然又躺下了，并且一翻身，背对着他了。
刘思毅也一下子失去了耐心。
他有点儿恼火地反问：“对哪些人解释？为什么要进行解释？又有什么必要进行解释？一位领导，因为工作需要调往别的岗位去了，接替他的职务的领导即将上任了，理应享受那一级别的住房待遇，而对机关服务部门的同志来说，马上兑现那一待遇成为困难。当然，人家可以等。等上一年，等上两年，那对人家也没什么。可我为什么就不能不让人家等？我刘思毅凭什么？我的工作岗位不久后已经在别的省了。只要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北方定居，我们在那里的住房待遇，也同样会很高的啊！我也劝过你嘛，可你不愿意啊！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正当的理由想继续赖在这个院子里住而不自觉自动地搬走？你倒教教我，我又该怎么对人解释？”
妻子猛地朝他翻过了身。
她瞪着他，以受到严重侮辱了似的口吻说：“刘思毅，你把话说清楚，事情怎么就成了我想继续赖在这个院子里住了？”
刘思毅自知用词不当，后悔莫及。但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收都收不回来了。他的恼火就不禁又增加了几分，干脆教训起来了。
他也用冷冷的语调说：“我走后，你自己一个人住在这幢楼里，只有一个小阿姨陪你，白天晚上孤孤单单空空落落的，你反而真就会特别习惯吗？你们民主党派，给我们执政党提意见时，总是振振有词，一套一套的。怎么事情一旦自己也面对了，哪怕是小事一桩，就急赤白脸地想不开了呢？如果我没记错，就在去年的省政协会上，就有你们民主党派的委员，对我们执政党的干部，尤其高干的住院问题提出过建议。我刘思毅想按那种建议以身作则一下，就这么一点儿愿望怎么就这么难以得到你的理解呢？”
妻子忽地坐了起来。
她瞪着刘思毅，刘思毅也瞪着她。
夫妻二人互瞪了几秒钟，妻子却根本没开口，缓缓地又躺下了，随即还闭上了眼睛。
刘思毅缓和了语气说：“你还有什么想不通的，你只管说出来，别闷在心里。闷在心里，对身体不好。说出来吧说出来吧，我洗耳恭听。”
“我头晕，想睡了。”
妻子闭着眼睛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一说完就将唯一亮着的一盏床头灯关了。
刘思毅在黑暗中离开了他们的卧室。
那天晚上他是在另一个房间睡的。
心情郁闷不快，躺下了也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起身打了一次越洋电话，向儿子倾诉了一番胸中烦恼，获得了儿子的理解和支持，这才较为释然，重新躺下……
不久妻子收到了从法国寄来的一封信。
那是一封对刘思毅表示“声援”的信。儿媳、亲家公、亲家母，也都在信上署了名。他们还一起代表另外两个不容忽视的人也署上了名，便是刘思毅夫妻的一对双胞胎孙子，还不到一岁的两个孙子的名字。对于刘思毅，那“声援”的阵容实在是太强大了。
妻子叹道：“刘思毅，你们共产党搞统战的能力真了不起啊，我服了。”
刘思毅自鸣得意地说：“那是，统战工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嘛。”
又不久，省委办公厅通知她去选房，她的态度已然转变，很乐意地去了。
现在，她对面积缩小了一半多的这一个新家，也已渐渐习惯了，并且，暗自承认丈夫的考虑是很有道理的——一个人居住的空间其实不宜太大，太大了人心的空间反而会变小的。因为人心之对于家，所需要的是舒适而已，不是浪费给别人们看的面积。人难以在太大的居住空间里体会到温馨，除非后代绕膝——这是她在新的家里获得的新感受。而直接受益的自然是小阿姨，她每天仅用以前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就足可将四室二厅处处擦拭得一尘不染了。她有了较充分的空闲时间，因而心情愉快了，与女主人的关系也极其亲密极其和谐了……
在这一个初一上午，刘思毅夫妻二人接听的第一个电话是女儿打来的。
当时妻子还在说着关于学校的事。
“这件事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组的人知道了，结果呢，春节前他们与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几名记者一道来了。不知谁的嘴那么快，告诉他们我是前任校长，预先连电话也没打，有天就忽忽啦啦地找到家里来了。他们抱歉地说往家里打了几次电话没人接，实在是有些冒昧，但还是希望我能接受他们的采访。我想，他们之所以对我那么感兴趣，大约不仅仅因为我是前任校长。我对他们挺客气的。我又没贪污没受贿，心里没鬼，犯不着得罪他们嘛。但我内心也不欢迎他们的采访呀。我是那种不甘寂寞的人么？我才不愿成为新闻人物呢。所以我彬彬有礼地告诉他们，我正要到医院去看病，说着就往家门外走。于是呢，他们就想在电梯里进行采访。电梯里那么小的地方，开不了机呀，又想在马路边上进行采访。幸好那会儿我拦住了一辆出租车，他们的企图落空了。但是听说他们还是采访了不少人，有些是所谓的知情人。他们前脚离开，省里市里就派人后脚紧跟着，到中央电视台交涉去了。站在省里市里的立场想想，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播出来啊！……”
她那一种超然度外的表情和口吻，仿佛是在讲一件与自己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事，当成一杯新闻早茶讲着似的。
她又说：“我还是得感谢你。要不是你劝我早退了两年，现在即使我自己根本不愿意成为新闻人物，恐怕那也由不得我自己了。”
刘思毅说：“唉，我调走之前，下决心把学校的事及早解决就好了。那今天的领导们，也就不至于面临被动了。”
他的话，说得不无自责的意味。
妻子却说：“你怎么什么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呢？你现在都是另一个省的省委书记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东北的老大难问题多着呢，你还是操心你那个省的事吧。我多告诉你点儿情况，只不过是为了让你心里有个数，免得过几天见了人，说了什么让别人觉得尴尬的话。”
刘思毅就又强调道：“只在家里住几天，谁也不见。”
他的话音刚落，卧室里的电话响了。
夫妻二人同时扭头望向电话，接着你看我，我看你。
妻子说：“这卧室里的电话，除了你，除了儿子和女儿，再就没人知道。”
小阿姨回老家探家去了，她只得自己犹犹豫豫地拿起了电话。刚听一句，扭头告诉丈夫：“是女儿打来的。”
她按了一个键，刘思毅便也能听到女儿的声音了。
他往床头一靠，双手叠放被上，心情特别放松地听着女儿和妻子的对话。
女儿的语调听来还算高兴，说初二她要回来陪陪爸妈。
妻子说：“那我可事先声明，我懒得下厨房。家里什么都有，你们父女俩商量着在家里做，要不出去吃。”
女儿那边却将话题一转，大声说：“妈你这位校长怎么当的啊？好端端一所百年中学，悠久的声誉全让你们给糟蹋了！……”
妻子厉声打断道：“你说些什么呢？怎么跟你妈说话呢？没大没小！第一，我两年前就退了；第二，不过就是招了些家庭有干部背景的学生，这也差不多是普遍现象，值得你也没大没小地跟着小题大做吗？我可告诉你，这件事不许你多嘴多舌地对别人发表看法。你要是不听我的，你可就是推波助澜！……”
不料女儿那边以更强势的语调说：“妈你是没看报吧？你看看今天的《大都市报》，那可是一份在全国都很有影响的报啊！大年初一的，那报上又将你们学校曝光了一次！有匿名人士，揭发了你们学校某些领导的贪污受贿行为！指名道姓点出你们学校一名副校长，几年来受贿至少在百万以上！……”
“那不可能！根本不可能！现在的几名副校长，都是我当校长时提拔的！……”
“妈你别嘴硬，到时候公检法一介入，一切自然水落石出。人家报社不掌握一定的情况，敢登那样的文章么？再说，你提拔的又怎么样？我爸爸还提拔了一个他特别信任的人做宣传部长了呢！结果如何？他刚调走没几天，他提拔的人不是就被‘双规’了么？不是就已经供认了受贿几十万么？……”
“住口！不许你借题发挥攻击你父亲！”
“我只不过就事论事，怎么是攻击我父亲呢？算了算了，我不说了，我得出门了……啊妈，再听我说最后一句，你听了千万别生气——报上也点了你的名了，指责你起码是用人不当。我也相信，你最多是用人不当的问题……”
“等等！……”
但是女儿那边已经将电话挂断了。
妻子手拿听筒，仿佛被点了穴，一动不动地呆愣住了。
刘思毅已经下了床，已经在吸着烟了。妻子和女儿在通话时，他穿着软底拖鞋，一边大口大口吸烟，一边不停地在她身后踱着。见她完全僵住了，他就走到她跟前，默默地从她手中拿去了话筒，轻轻一放。
女儿所言那位被“双规”了的宣传部长，确乎是刘思毅一手栽培接了他当年的班。而且，还是他所赏识的宣传干部。昨天下午在北方开常委会之前，他所接到的电话乃是这个南方家乡省份的省纪委书记亲自打给他的，尽管是通告性质的，却依然带有汇报专案的意味。其实他昨天下午谈笑风生之时，内心里是很因那一件事添堵的。而在家中睡了一觉，却几乎彻底忘了。经女儿一提，复又烦恼。但是，见妻子大为激动，只得将那烦恼严严实实地封藏于胸，尽量不使脸上流露出一丝一毫。
“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
妻子怔怔地望着他自言自语。
他见她脸色刷白，勉强一笑，安慰道：“对于传媒，你何必太认真呢？……”
他的话还没说完，妻子却突然一转身扑向床头柜那儿，将一沓报摊开在床上，急急地乱翻起来。
他说：“别翻了，其中没有《大都市报》。有也是以前的，不可能是今天的嘛！”
他又勉强笑了笑。
而妻子偏偏那会儿抬起头来又看他。
“你笑什么？你倒是有什么可笑的啊？……”
妻子生气了，脸色由白变红了。
“我……你……你怎么冲我来了啊！……”
刘思毅也有点儿生气了。事实上，女儿转告的消息给他带来的烦恼一点儿也不小于妻子。甚至，比妻子的烦恼还大。虽然，他已经不是这个家乡省份的省委书记了，但是和这个家乡省份有关的事情，仍会像以前一样牵动他的神经，使他没法将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
“烟灰！烟灰掉地毯上了！……”
妻子的样子似乎要向他证明，她所感受到的烦恼那是空前的。
刘思毅将手中的烟按灭在烟灰缸里。他走到床前，将一床报整整齐齐地归在了一起，接着，将妻子按坐在沙发上。
“淑敏同志，你不要太激动。你血压高，这么激动对你的心脏是不利的！……”
他只有继续劝解。
“跟我有什么关系？就算真的有人贪污了，受贿了，那又跟我有什么关系？！……”
妻子仿佛受到了天大的委屈，流泪了。
“郝淑敏同志，你还流起眼泪来了，你至于吗？你自己认为没有什么关系，而别人指责你用人不当……”
“提拔谁当副校长，我一个人也说了不算！还要经过组织部门的考察呢！最后得由他们拍板，凭什么拿我一个人当替罪羊？！……”
“郝淑敏同志！……”
刘思毅的语调一下子提高了。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妻子打断，这使他又有点儿恼火起来了。在夫妻之间，当他说“淑敏同志”时，表明他已心有不满。而当他说“郝淑敏同志”时，那就是非常不满了。
妻子的话戛然而止。
在应该重视他的情绪的时候，她总是很重视的。
“你呀！你怎么听风就是雨呢？不就是女儿几句话么？我们不是还没亲眼看到那一份报上究竟是怎么写的么？你的心理承受力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脆弱了？我看你连那些演艺界的人士都不如！你看他们，有几个人的名字不是整天被传媒炒来炒去的？他们不是该唱还得唱，该跳还得跳，该演还得演吗？……”
他的话又一次被打断了。不过不是被妻子打断的，是被走廊里的另一部电话的铃声打断的。
他向妻子摆了摆下巴，意思是要妻子去接。
但妻子将头扭向了一边。
他只有自己去接。才走到卧室门口，站住了，又不打算接了。他不愿让别人知道他已经回到家里了。
他转过身，再次望着妻子，而妻子仍将头扭向一边不看他。
走廊里的电话响了几声不响了。
他暗舒一口气，刚从卧室门口退开，他的手机又响了。手机在大衣兜里，大衣挂在走廊里的衣架上，手机的响声正是从那儿传来的。做家乡省份的省委书记时，他是没有手机的，也没用手机和什么人通过话。手机之对于他，完全是多余之物。调往北方之前，为了随时和妻子通话方便，才买了一部手机。功能最少价格最便宜的那一种。除了和妻子通话用，也常和儿子女儿用手机通通话。除了妻子、儿子、女儿，再就只有小莫知道他的手机号码。
他以为是远在法国的儿子使他的手机响了，几步跨出卧室，急急忙忙地走到衣架那儿从大衣兜里掏出手机！对方却不是儿子，而是小莫。
小莫先给他拜年。
接着解释，他家的电话没人接，所以才拨他的手机。
不待他说什么，小莫随即便问他知道不知道靖安中学的事。
他犹豫了一下，回答说听“郝校长”讲过了一点儿。对包括小莫在内的一切外人，他早已习惯了称妻子为“郝校长”。尽管她已退休，他却仍改不过嘴来。因为还一直没想出另一种更适合于她，而自己说着也顺口的说法。
小莫那端的话吞吞吐吐的，说想让他妹妹转到别的中学去，说要是妹妹继续留在靖安中学，怕给淑敏同志尤其怕给他带来不良的影响……
他反问：“你妹妹不是已经高二了么？”
小莫说：“是的。”
又问：“那不是明年就该考大学了么？”
小莫还说：“是的。”
“要是转学，学习环境一变，不是很可能影响了她的高考成绩么？”
“这……顾不上替她考虑那么多了……”
“我可是曾经听你阿姨说过，你妹妹的学习和其他方面的表现那还是不错的……”
“还行。从初中到高中，始终是三好生……”
“小莫，你听我说，你妹妹的情况，与别的那些走后门入校的学生，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哎你哭什么呀？……”
刘思毅将声音压低，通过厨房走到阳台上去了。并且每过一道门，关上一道门，连关两道门，将自己关在阳台上了。
小莫之所以哭了，一是由于“你阿姨”三个字，二是由于不安。
“小莫，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当年为了你妹妹入学那件事，你背着我向郝校长……塞过钱没有？……”
他意识到自己对秘书未免太感情化了，于是“淑敏同志”又是“郝校长”了。声音很小很小，语气却很严厉很严厉。小莫在那头一哭，哭得他心里也有几分不安了。但是从自己口中问出那样的话，他觉得对自己的妻子是极大的侮辱，自己也感到很羞耻。而那样的话，又是他非问个清清楚楚不可的话。
小莫发誓般说，绝对没有。他怎么会做那样的事呢？他如果那么做，不是明摆着要挨淑敏同志的训吗？本省民主党派中，又什么时候出过受贿的人啊？小莫说当年为了表示一点儿感谢的心意，只送给过淑敏同志一盆花。而且也不是什么稀有的名花，是一盆一百几十元的蝴蝶兰而已，还是让省委办公厅的同志给他们家送去的……
刘思毅说：“啊，啊，那盆花我当年见过，也知道是你送的，在客厅里摆了半个多月……”
“可是……”
小莫又支吾起来。
刘思毅也就立刻又敏感了。
“可是什么？说！快说！”
“可是，具体办那件事的是聂副校长，我为了也对他表示表示感谢，请他和我另外几个朋友吃了一顿饭……”
刘思毅的神经顿时又放松了。不论谁请谁吃顿饭，不过就是吃顿饭。再怎么讲，吃顿饭还是吃顿饭，性质不在腐败之列。
“可是……可是饭后我悄悄塞给了聂副校长五千元钱，钱装在信封里……”
“什么信封？！”
“……”
“说呀！”
“就是咱们省委机关一般用的办公信封……”
“他知道信封里是钱吗？”
“知道。那他能不知道吗？再说我也悄悄告诉他了。我以为……”
“你多此一举！你岂有此理！我明明已经替你跟郝校长谈妥了，她明明已经答应了，你为什么还要那么做？我们是那种嘴上随随便便地答应别人什么事而过后根本不认真去办的人吗？何况你是我的秘书！何况郝校长对你也很好，你居然还请客，你居然还向别人塞钱！你究竟是在干什么嘛你！……”
刘思毅气得直在阳台上转圈子。
“您先别生气，先听我解释……”
小莫的声音顿时发颤了。
“你还解释什么你！”
刘思毅啪地合上了手机。
校长明明已经答应了的事；校长还是省委书记的妻子；托这种非比寻常关系的人还是省委书记的秘书；所托之事，又只不过是成全一个仅差两分没考入重点中学而又想入重点中学的孩子的愿望罢了……这……这一名具体负责办理的副校长，也敢收下省委书记的秘书五千元钱么？身为省委书记的刘思毅又生气又困惑。因生气而更加困惑，因困惑不解而更加生气。他知道现如今的社会已变成了一个关系学大行其道的社会。但省委书记的面子还不够大的么？正校长的关系还不够硬的吗？省委书记的秘书的钱都敢照收的话，那么对什么人还能不伸手要钱呢？不错，是他的秘书小莫主动给人家钱的，但那也可以不要的嘛！不就是五千元钱吗？怎么就那么见钱眼开呢？他不仅对小莫的做法想不明白，对那位姓聂的副校长的头脑里是怎么想的也难以分析了。
家居十三层楼。凭高远望，所见低处的房顶、楼顶，各式各样，错落有致。近二十年间，这一座南方省城从前的旧貌，已然所剩无几了。只有二三条老街道，还用心良苦地尽量保持着些历史性的沧桑之感。虽然是在冬季，街道两旁的树木、楼群与楼群之间的草地，仍呈现着赏心悦目的绿色。而左面的一座花园里，姹紫嫣红地开着种种南方的花。一簇簇一丛丛红腊梅和白腊梅，绽放得那个热闹。花前树侧，亭中廊下，三三两两的人们在拍照留影。人们衣着的色彩也都是那么的鲜亮，想必多是年轻人，而且多是姑娘们。大年初一按捺不住节日里的喜悦心情，相邀了到公园里来享受上午明媚的阳光，从从容容地快快乐乐地挥霍春节长假第一天的珍贵时间。是的，对于刘思毅而言，从初一到初五，每一天都是珍贵的。因为初六他就得回到他所不习惯的北方去。而初七上午，他必须坐在省委书记的办公室里。必须吗？是的，必须。在中国，没有谁对省委书记实行考勤，必须纯粹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有许多会等待着他来主持召开，有许多文件等待着他来批示，有许多问题等待着他来决定如何解决，有许多事等待他来拍板怎么去做。权力基本上是这样一种东西——人拥有它的同时它也黏住了人。它的黏性极强，好比一件鲜艳的衣服，样式是永远时尚质料是永远高级的那一种，但是里子刷上了胶，谁一旦穿上，它就牢牢地黏在谁的皮肤上了。结果有时候根本分不清楚，究竟是衣服提升了人的精气神，抑或只是人使衣服体现出了一种价值。而穿多久，是由契约决定着的。在契约还没到期之前，擅自脱下它来是要付出代价的。并且没有别人的帮助，自己那是根本脱不下它来的。而即使在别人的帮助之下提前脱下它了，也还是要付出代价的。通常那代价是首先自己承认自己是无能之辈，接着被别人视为失败者。所以大多数拥有权力之人，又宁肯连睡觉时都不得不穿着那一件权力之服，想着与权力有关的种种责任难以成眠……
刘思毅凭高而望，对公园里那些矮小了许多的人影充满羡慕。他当然不情愿大年初一的就卷入烦恼，但是靖安中学的丑闻分明地已使他无法漠不关心了。必须有人来妥善处理好这一件事。必须。绝不能任由事态继续发展。否则这一个省这一座省会城市的不少高层领导人物都将脸上无光，也许还会使自己这一位业已调走的省委书记一向的廉名大受其损……
想到这里，他头脑中产生了一个不得已的念头，打算初二主动会晤一下这个家乡省份省市两级的干部……
刚要离开阳台，手机又响了。
还是小莫。
他将已经推开了的阳台门又关上了。
“刘书记，尽管您不想听我说什么了，但我还是要进行解释。作为人，我们是平等的。当您对我产生了误会时，我有权替自己进行解释。我宁肯不再当您的秘书了，也绝不放弃我替自己进行解释的正当权利……”
小莫的话听来理直气壮的。
刘思毅强压下心头恼火，忍气道：“什么再当不再当的？你想哪儿去了？好，给你两分钟，我站在阳台上避开着郝校长和你说话呢，时间长了她可是要起疑心的……”
“我那么做在您这一位省委书记想来是多此一举岂有此理的，但在我这一方面，那么做又是一种必须的姿态……”
小莫为了不失时机地解释，话说得特别快，像中学生背课文似的。显然，在他合上手机后的几分钟里，小莫对自己的话该怎么说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刘思毅却不由得又打断了小莫的话，语气冷冷地问：“为什么是一种必须的姿态？”
他因自己的头脑之中刚刚想到过诸多“必须”，再听小莫口中也说出“必须”二字来，于是对“必须”二字变得甚为敏感。
“当然是一种必须的姿态！我那么做是顺应社会风气，是顺应人情世理。‘表示表示’，这就是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是现在的人情世理，是人人都应该起码懂得的！我让人给您省委书记家里送一盆花去，这就是我这个秘书，对您这位省委书记的表示。如果我不那么做，您和淑敏同志心里将会对我怎么想？你们会不会这么认为——小莫也太不懂事了，怎么帮了他的忙，他连点儿表示都没有呢？无论对您，还是对淑敏同志，仅仅当面说几句谢谢的话，那能算表示够了吗？但我也不可以仅仅请人家聂校长吃一顿饭吧？毕竟，具体的入学手续，那还是得由人家聂校长来办理的。人家聂校长不是省委书记，所以也就不是一盆花一顿饭真能使人家高兴的！我不再补点儿实惠的人情，人家聂校长心里又会怎么想？人家是不是会这么认为——你莫鸣以为你是谁啊？当省委书记的秘书有什么了不起？就有资格蔑视人情蔑视世理了？彻底地蔑视人情世理那你就干脆别在人世间活着算了嘛！如果人家只不过在心里这么想想，并不在背后议论还则罢了，如果人家还背后议论呢？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别人家的孩子差几分就入不了靖安中学，那得交几万元才能如愿以偿；而省委书记的秘书的妹妹，却一分钱也没交就顺顺利利地达到了目的！这不也等于直接地在议论我莫鸣倚仗您省委书记的特权么？不也等于间接地在议论您省委书记，稍带着也议论了淑敏同志吗？所以当年我想，不能让那一种议论产生啊！我不能站在社会风气的对立面啊！我作为省委书记的秘书，不能被看成一个不懂人情世理的人啊！我得自觉自愿地表示我也是一个很懂得人情世理的人啊！所以我当年就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了。请人家吃饭了，给人家塞钱了。才五千元，那只能说是一种象征性的表示啊！我以为我做那么一种姿态，他未见得就会真的收下。可没想到他倒不嫌少，一声不吭伸手接了。他真的收下了，我也一点儿没后悔。反正我作为省委书记的秘书，该做到的人情世理都做到了，不欠谁的了。您是省委书记，您可以不理人情世理那一套，您甚至可以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似的，根本不顺应什么社会风气！但我只不过是您的秘书，我没资格像您那么超然于社会之外。下了班，离开省委机关大楼，我不过是一名普通公民，得和别人一样乖乖地生活在社会风气之中！我怎么能想到，聂校长他后来将我当成了一个例子，暗示那些为了孩子求到他头上的人——省委书记的秘书还懂得点儿人情世理呢，还懂得点儿潜规则呢，更别说你们了！我又怎么能想到，五年后的今天，一份外省市的报把我也点了，还指责我带了一个很坏的头……”
“是《大都市报》吗？”
“对，就是那一份报。”
“怎么写的？”
“……”
“说呀！”
“一名前任省委领导的秘书，也加入了‘后门入学’这一种不公平的升学竞争的队列。而且，也干起了大行其贿的勾当。您认为我那也算是行贿吗？”
“这我说不太清，没法给你下一个正确的结论。小莫，小莫，莫鸣同志啊，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刘书记，对不起了，都是我不好……”
“算了，事已至此，你再怎么后悔也没用了……哎，你妹妹知道这些事吗？”
“学校里开了锅似的，社会上议论纷纷的，她能不知道吗？刚才还哭了一鼻子呢。一个高二女孩子，没经历过什么压力……”
“劝劝你妹妹。告诉她，就说我和淑敏同志说的，她的事另当别论。一个方方面面都挺好的孩子，可别因为压力太大，造成什么悲剧性的结果……”
“那，我的事也另当别论了？您原谅我了？”
“你的事以后再说，现在说的是你妹妹！小莫，我可提醒你，如果你妹妹再出了什么事，那你就真的别再当我秘书了！那你还能继续当我的秘书吗？……”
“明白，明白……”
“哎，小莫，你呀，你呀……不说了！你给我好好反省反省吧你！……”
第二次合上手机后，刘思毅不但更加烦恼，而且头脑里有点儿乱了——必须、社会风气、人情世理，还有什么食人间烟火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些词句像一条条肉虫，在他头脑里钻来钻去的。听了小莫那一大番远远超过两分钟的解释，他觉得小莫那么做的道理，显然也是自成逻辑的。而且，目的似乎还那么良好，动机似乎还那么本分，方式方法似乎还那么周全。但是……但是太荒唐了！……
在刘思毅用手机和小莫通话时，他听到他家的门铃响了几声，听到了妻子的脚步声，听到了开门声……
“呀，是你啊！你怎么……快请进，快请进……”
他听到了妻子言不由衷的话。
“我……我想我应该来给你们拜拜年……尽管，我可能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人……”
听到了某女人陌生而又有那么点儿熟悉的声音。
“大年初一的，说的什么啊！……思毅……他还没回来呢，那么你也只能给我一个人拜年了！我也给……给你拜年……”
“是吗？看电梯的小姑娘告诉我，刘书记已经回来了……”
“那她可是认错人了！别站在门口了呀，进屋，进屋……”
听到妻子在说谎，他已经从阳台迈到厨房里的一只脚不由得缩回去了。他明白，自己是不可以出现在那个来到家里的女人面前了。那么，自己只能继续留在阳台上。一个是省委书记的男人，在自己的家里，在大年初一的上午，却不得不躲在阳台上！这成何体统？他不仅烦恼，而且感到有点儿光火了……
而且穿的还是件睡衣！
而且还赤着双脚，穿的是拖鞋！
这所幸是在南方，若是在北方，还不冻得浑身哆嗦吗？
身陷进退两难之境，却连支烟都没得吸！
正光火着，妻子来到阳台上了。
妻子悄悄告诉他，来的是周兴文的妻子。就是那位他曾十分赏识，一手提拔为省委宣传部长，而现在被“双规”了的男人的妻子。
刘思毅怎么也没想到，大年初一上午来到家里的不速之客，竟会是那一个女人。她曾是省歌舞团的编舞。省歌舞团取消以后，无舞可编，就当起作家来了。而且近年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也算是很高产的作家了。自然地，刘思毅在这个省的省委大楼的办公室里，曾经一本不少地有过她的书，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书架上。每一本书的扉页上，照例由她亲笔写着“尊敬的刘思毅书记指正”。刘思毅对她也是很熟悉的。她留给他的始终是挺好的印象。即使现在她的丈夫被“双规”了，她留给他的印象也还是没有一下子就全变了。但那女人说话的声音，却几乎变得使刘思毅根本听不出来了。在刘思毅赴任的前几天，宣传部长夫妇还到刘思毅家里来过，并且又带来了一本她新出的书。刘思毅清楚，她的创作能力再怎么旺盛，那也是不太可能一年之内连出两本书的。他听说有几名写手在暗中替她写，甚至替她起一些足以吸引眼球的书名。他还听说，那一本本书得以在全国的某些大出版社顺利出版，也是由于有经济方面的赞助。这些情况不仅他有所耳闻，连“淑敏同志”也是知道二三的。记得那一天“淑敏同志”还问：“你说话的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啊？唱歌也一定很好听吧？”而那女人笑笑，谦虚地回答：“好听什么呀，不过就是嗓门亮点儿呗。”她说那是职业的原因——以前教舞蹈不但练瘦了自己的体形，还使自己的声音亮了。整天在排演厅里大声喊一、二、踢腿、旋转什么什么的，声音自然就亮了。“看现在，一告别排演厅，整天坐在电脑桌前打字，发胖了。”那一天那女人显得神采飞扬，一副对生活满意之极的样子。怎么会不满意呢？出书每年给她带来颇为可观的稿费，而且在四十几岁理所当然地成了省作家协会的理事，据说还有希望被选为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而她的丈夫，也将在省委班子的下一届调整中由宣传部长而省委副书记。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刘思毅知道，他们夫妻也心中有数。
他们走后，“淑敏同志”指着桌上那一本墨香依存的厚厚的书问刘思毅：“你怎么看？”
刘思毅明知妻子的问话是什么意思，却佯装糊涂，反问：“什么我怎么看？”
妻子就干脆来个直抒己见：“我看你有必要提醒提醒他们，长此以往，议论多了，恐怕对他们不太好，恐怕对你也不太好。毕竟兴文是你一手提拔的人。”
刘思毅沉吟了一下，心不在焉地说：“没那么严重吧？”
妻子刚要张口再说什么，刘思毅抢先又补充了几句：“周兴文当宣传部长，那不是我一手提拔的事，是党的组织部门经过严格的考察以后才决定的。如果别人认为他是我提拔的，我也没什么办法，总不能一一去解释，更犯不着郑重其事地在哪次会上进行解释。但你和别人不同，你是我妻子。所以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边，你都不可以那么认为那么说。如果连你都那么认为那么说，明明一件不符合事实的事，不是反而更像是事实了么？而组织部门的同志，又会如何去想呢？”
“淑敏同志”呆呆地瞪了他片刻，赌气往起一站，离开了客厅。
作为省委书记刘思毅的夫人，“淑敏同志”并非像别人以为的那么理所当然地感觉良好。恰恰相反，很多时候她的感觉很不好。她看出丈夫依然像当省委副书记时一样如履薄冰，一心想洒脱起来又唯恐工作作风太个性化了，一点儿也没有“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舒畅自如。这就很是影响她“淑敏同志”本人的感觉，时时处处言行谨束，自我幽禁。不再像以前那么随便地到自己的朋友家里去看望朋友们了，也不能再像以前那么随便地邀请朋友们到自己家里来了。总之她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她的全部朋友。或者反过来说，那些朋友们似乎一下子全都不再认为她们是朋友了。朋友们主动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是越来越少了。偶尔有谁打到家里一次电话，彼此还没说上几句，就似乎都觉得无话可说了。而她最怕有谁在电话里向她诉说自己遇到了什么什么怎样怎样的困难之事。对方一那么说，她就只有默默地听着不言语了。或者，劝慰几句“想开点儿”之类的话。她心里十分清楚，朋友们的困难之事，只消她的是省委书记的丈夫让秘书小莫给有关方面打一个电话，那些纠缠对方的事便会迎刃而解，对方的烦恼也就会云消雾散。她更加清楚，对方在向她倾诉了以后，所要听到的根本不是“想开点儿”之类毫无实际意义的话，而是“别烦，着急会上火的，我让思毅关心一下你的事”，或起码应该是这样一句留有希望的话：“让我跟思毅说说看。”是的，以上两种话，自从丈夫由省委副书记而省委书记之后，她是根本不敢对她的朋友们说了。所以情况常常是这样，当她说完了“想开点儿”之类的话以后，通话也就该结束了。有的朋友还会在结束前说一句：“对不起，打扰了。”那差不多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变相的声明——以后再不会给你打电话了。这真的使“淑敏同志”感觉很不好，甚至每每陷于郁闷，每每怀念丈夫不是省委书记而是省委副书记的日子。那时，丈夫反而比现在还活得洒脱点儿，她自己也不像现在这么言行谨束。她天生就不是一个言行谨束的女人，而是一个心直口快助人为乐的女人，所以她的朋友特别多。大学同学、高中同学、教育界的同仁、同院或同一条街上住过的少女时期的女伴，包括省委省政府以及市委市政府各级官员的不同年龄的妻子们，等等。而是省委副书记时的刘思毅，也曾同样被人认为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无论他自己的一些故交还是“淑敏同志”的一些朋友，只要有事求到他头上了，只要能替别人解决那些烦恼之事并不违反什么政策和原则，他一般都会答应人家的请求的。而一旦答应了，又总是会当成一件事办。有时那些事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他还会舍出面子替别人去求别的领导。倘对方表示为难，意欲推诿，他甚至常常会说：“别来这套，我清楚那不是一件逼你犯错误的事。给我个面子，给别人个惊喜。”省委副书记的面子，那当然也是别人绝不会小觑的一种面子。当年，夫妻二人真是做了不少令别人心怀感激铭记不忘的热心之事。有一次“淑敏同志”问刘思毅：“你能帮人在霞光路口那儿开一个报刊亭吗？”刘思毅愣了愣，反问：“什么人？”他想她的朋友中，怎么也不至于还有不开报刊亭就过不下日子去的人啊！“淑敏同志”便实话实说，告诉他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老头，通过怎么怎么一种七拐八绕的关系如何如何求到了她，要给自己高考落榜的孙女谋那么一条自食其力的出路。刘思毅说城市里人家的女孩儿，年纪小小的，考一次落榜了不应该灰心嘛，可以再考一次两次啊，开报刊亭非是长久之事呀。“淑敏同志”说那女孩天生不太聪明，只怕再考多少次也是考不上的。说而且呢，那女孩儿父亲去世了，母亲改嫁了，不愿再抚养她了。她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相依为命的。奶奶没工作，爷爷是早已退休的工人，就是侥幸考上了一所什么末流的大学，也还是个上不起呀。刘思毅听了，二话不说，当即就给他认识的一位市交通局的副局长打电话，可对方回答他，霞光路的前后路口，是根本不允许开报刊亭的，开了会严重影响交通。他居然不信，以为人家敷衍他，第二天抽空儿亲自到霞光路去看，结果证明人家交通局的副局长说的是实际情况。他们不肯罢休，过了几天，又专门抽出一个上午，带上小莫，也带上“淑敏同志”，让司机开着车在全市兜来兜去的，最终还硬是让他寻找到了一处可以开报刊亭的地方，虽然不在闹市街口，但地点也确实较为理想。不久，让小莫代替那老头从交通局到工商局，往返几遭，终于将一份执照给办下来了。是的，以前的“淑敏同志”作为一位省委副书记的夫人，尤其自己还是一位省重点中学的校长的时候，感觉确乎比现在好多了……
有时候她也会这么想——一个省的省委，有五六位副书记呢，各管一摊，没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一位省委副书记背地里说三道四。只要将自己那一摊管好了，不出什么大的问题，一位省委副书记若自己想当得很洒脱，那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作为第一把手的省委书记却不同了，平时的每一言每一行，不知有多少双眼睛关注着呢。连副书记们开得的玩笑，省委书记往往都是开不得的。自己的丈夫是省委副书记时，不是就很爱开玩笑吗？她曾听人说，自己的丈夫在什么什么样的一种场合一种气氛之下，还开过省委书记的玩笑呢！和下属们和同僚们开玩笑，那更是家常便饭了。所以当年省委机关大楼里曾流行一种说法——若选一位“最可爱的领导”的话，那就非刘思毅书记莫属了。但当上了省委书记以后的丈夫，连和她也很少开玩笑了，还动辄三娘教子般谆谆教导她，对什么事什么人的什么看法什么想法什么说法是片面的主观的因而是不正确的甚至完全错误的；以及怎么看怎么想怎么说才是比较全面比较客观比较正确的。每每令“淑敏同志”大皱其眉，心理上别提有多么逆反了。
有次她忍不住抢白道：“你认为省委机关再选一位最可爱的领导的话，还会选你吗？”
他想了想，肯定地回答“不会了”，随即又补充道：“当然不会了。”
“不会了”而且还“当然”，而且还回答得既肯定又无所谓，令“淑敏同志”忍不住又挖苦道：“那你自己对此就没有一点儿感想？”
他连想都没再想，开口就说：“有啊，怎么没有呢。”
“什么感想？”
“淑敏同志”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刘思毅深思熟虑地说：“当一位可爱的领导，只不过需要一般性的领导能力就足够了。而且，往往由于能力一般，平易近人就显得尤其可爱。目前大多数中国人，对官员的要求是很低的。一位官员若平易近人，人们对他别的能力要求就很习惯地放宽了。而第一把手需要的绝不是一般性的领导能力。我希望大大提高自己这位第一把手的能力，所以有时候也就根本顾不上自己平易近人不平易近人的了。有时候还必须给人一种与平易近人恰恰相反的印象，比如威颜厉色、咄咄逼人什么什么的。当第一把手那总要付出一点儿代价，好事不能让一个人全都占了。在目前的中国，又想干实事又想获得好人缘的官员，往往适得其反。”
“淑敏同志”不料听到的又是一大番教诲。她有点儿理解他了，又有点儿没太听明白，眨眨眼睛，以一种近乎辩论的口吻接着问：“那你认为不一般的领导能力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
刘思毅一边寻思着一边慢条斯理地说出一番话：“错误的思想是相似的，正确的思想却各有各的正确性。如果将某种错误的思想误当成正确的思想，那证明一位官员他犯的是低级的错误，也同时证明了他能力太低。但如果将某种正确的思想当成唯一正确的思想，因而再也听不进其他多种也各有各的正确性的思想了，甚至当成错误的思想去对待，那同样是很可悲的。现在这种同样很可悲的错误，在中国的官场上非常盛行。一级一级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以前我是副手，自己被传染了又传染给别人，危害毕竟是局部的。现在的我，如果也犯那么可悲的错误，一危害就危害了一个省的方方面面。你说我能不前思后想，左顾右盼，如履薄冰么？你说我还有心情考虑自己是不是一个可爱的官员吗？”
“淑敏同志”还是听得半明白不明白的，但是觉得官场上的经验和教训，实在是变得越来越分不大清楚，越来越莫测高深了，懒得继续聆听下去，连说：“太复杂了太复杂了。”——赶紧起身离去……
晚上，夫妻二人躺在床上关了灯之后，“淑敏同志”想起白天的谈话，也以诲人不倦的口吻小声说：“哎，你也听我几句教诲行不行？你以后作报告时，千万别像你白天跟我说的话那样儿，那听来像绕口令。不要使别人背后议论你太喜欢卖弄，又卖弄得不怎么好。”
而刘思毅，却已响起了轻微的鼾声……
刘思毅结束了一任省委书记的工作，调到北方去之前，获得了较高也较普遍的评价，归纳起来，中组部负责对他进行考察的人士写下了这样一份带回北京复命的鉴定：对全省诸方面工作，做出了不少有目共睹的实绩，颇受拥戴。而最突出的能力是，影响省委省政府两套班子里的成员，在当前的新形势新局面之下，思想鲜活，思路开阔。该省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社会状况稳定，与此点是分不开的。北方很需要这样一位同志去任省委书记……
如果不出宣传部长周兴文的事，刘思毅对自己在家乡省份任省委书记的表现，那也是备觉欣慰的。
但是现在，他刚从家乡省份调走不久，接连发生周兴文被“双规”和靖安中学的丑闻这样的堵心之事，令他简直有种无颜见江东父老的羞愧之感。
虽然他对“淑敏同志”强调，周兴文当省委宣传部长那是党一级一级提拔起来的，但是他自己心里却比谁都清楚，没有他这一位省委书记的作用，周兴文当时差点儿就当不上省委宣传部长了。
当时有几个人写匿名信向他告周兴文的状，说周兴文作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知中宣部三令五申，不允许电影和电视剧接触“文革”十年的历史，却仍暗中支持本省的几名编剧，“炮制”了一部二十集电视剧，其中竟有十四集的内容，全然是表现“文革”中的人、事的。还紧锣密鼓地加紧活动，亲自出马，四下里为该剧本拉广告，拉赞助……
刘思毅不能不重视，于是让小莫将周兴文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当面询问。
那是周兴文这一位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第一次单独向省委书记汇报情况。他显然早有准备，刘思毅问过几句之后，他就从容镇定地从皮包里取出了一份份文件，说都是中宣部下发的“红头文件”。他说在那些文件中，谈到“文革”时期，所用的词句全都是“凡直接以‘文革’时期的人、事为基本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须经各省市宣传部门审查批准，方可拍摄。凡写到真人真事的，须报中宣部批准”。
“那几名我们本省的编剧联合创作的电视剧，内容不是反映‘文革’中的真人真事的。它完全是虚构的，所以大可不必报中宣部批准。而我在省委宣传部，受命负责使本省电视文化繁荣起来的工作。电视剧是广大群众特别喜欢看的电视节目，而我们省没有一部长篇的本省作者主创的电视剧，这与我们特别发达的经济水平是不相称的，老百姓对此意见也很大。”
周兴文如是说。面对省委书记，一点儿都不紧张，一副真理在握正义在胸的样子。
刘思毅不动声色地又问：“那么多题材那么多内容可以写，‘文革’早已结束三十来年了，成为历史了，为什么偏偏要写‘文革’中的那些事呢？”
周兴文同样不动声色地回答：“为了实行启蒙。”
刘思毅也是“文革”前一年毕业于名校中文系的才子，对“启蒙”二字具有天然般的反应，如同大象一嗅到咸湿的气息就会立刻扬起它们的长鼻子。但为官多年，早已远离文化，贴近政治，自己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那一种反应，纯粹是政治性的反应，或曰是第一反应，与文化意义上的“启蒙”二字，其实已没什么联系。
他严肃地问：“你们打算启的什么蒙？对谁进行启蒙？你们又有什么资格进行你们的启蒙？老百姓目前需要的是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的娱乐，好好满足他们不就是了吗？不知自己几斤几两地胡乱搞什么搞？搞得有人写匿名信向我告你们，你们自己还不知道吧？”
周兴文愣了愣，说：“不但我知道，几名编剧也知道。刘书记要不这样吧，剧本呢，我带来了，留给您。如果您觉得有必要看一看，那您闲来无事的时候就翻翻，之后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我听您的。如果您觉得连看也没必要看，现在就可以警告他们别创作下去了，那么我也听您的，现在就当着您的面通知他们。我还不说是您的意思，就说是我个人作出的一个决定……”
周兴文的话，令刘思毅也不由得愣了愣。他没想到这一位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当着他这位省委书记的面将话说得那么具有“将军”的意味。
周兴文说完，竟然掏出了手机，平静地注视着刘思毅，期待他表态。
刘思毅当时刚刚成为省委书记不久，在是省委副书记的时候，抓的正是文教科卫，跟周兴文这一位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有过几次接触。周兴文给他的印象是比较自负。官场上的经验告诉他，在中国，一个省的宣传部的干部是不那么容易当好的。混着当，仅仅当一个不犯错误的文化检察官，反倒没什么。而一自负，忘了自己实际上是官员并不是一般的文化人，就离跌跟头的日子不远了。他自己最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的时期，也正是当省委宣传部长的那个时期。
周兴文对他“将军”，使他心中老大不快。
他板着脸说：“你先把手机收起来。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和你正谈着话呢，还没谈完呢，你有什么可现在就急着通知别人的决定呢？”周兴文当然看出他不高兴了，什么也没再说，默默将手机收了起来。
刘思毅又说：“剧本我会看的。不看我表的什么态？我今天请你来谈谈，主要是先从你这儿了解点儿情况。你回去等着吧。在我没有正式的态度之前，这一件事，你们就先别往下做了！”
他的话说得非常严肃，岂止严肃，简直还不客气。
周兴文留下的剧本中夹着一封信。一封电脑打出的、却又没有抬头称呼的信。信的内容，主要是阐明剧本的创作意图。而他们的意图，被归纳为如下几方面：
一、基督教宣扬平等与博爱，由此形成了基督教文化。
二、基督教文化，对整个西方诸国后来的大文化质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化启蒙运动，虽然站在人性自由权利的立场上对基督教本身和基督教文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尖锐批判，但对基督教之教义和基督教文化中所宣扬的平等与博爱思想却实行了传承和提高。所以西方世界的启蒙文化与基督教及基督教文化之间，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得益彰的关系。
三、启蒙文化“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遂成为西方诸国文明发展的社会框架。“自由”意味人性的天然诉求，“平等”意味人性的社会诉求，“博爱”意味人性的心灵诉求。以“博爱”之人性的心灵诉求，补充“自由”之人性的天然诉求，则人不会在享受天然权利的最大空间里丧失心灵原则的底线，进而平等的社会大框架不至于出现严重的倾斜与失衡。所以，西方的文化，是至今仍有基石的文化。
四、西方当代文化，建立在他们启蒙文化以后的基石上，西方人在此基石上，纵情享受他们的娱乐文化。
五、反观中国，近代也发生过两次文化启蒙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事倍功半；第二次是“文革”后的所谓“新时期文学”，同样事倍功半。所以可以这么认为，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的文化链条断裂了。到了“文革”，就开始毁灭文化了。“文革”结束后，反思艰难，批判受阻，人文文学的缀联和重建尚未开始，文化的商业化和娱乐化就已经来临了。我们的文化在表面状态上和西方的当代文化接轨了，他们有的形式我们差不多都有了，他们有的内容我们也差不多都有了，但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脚下有一块很厚很稳固的基石，便是自十八、十九世纪启蒙文化以来的基石。他们用了一二百年的时间，差不多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代人又一代人地讲，基本上是深入人心了。而我们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那一套，却被事实证明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因而注定了没有可持续性。我们当代中国人脚下已没有一块厚重又稳固的人文文化的基石。五千年古老文化中的人文营养，在中国当代并没有得到真诚的继承和弘扬；西方文化中的人文思想，也仅在知识分子那儿被当成抬高自我身份的学究式的学问研究；而大众在空前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文化泡沫之中，亦被引向误区，使“人文”二字无限泛化，变成了指向特别随意的时尚话题，却极少有人认真地叩问“人文”二字的思想主旨……
六、综上所述，他们要通过电视剧这一种方式，尝试进行中国的第三次文化启蒙。他们认为，中国当年的所谓“新时期文化”，还停留在批判的层面就寿终正寝了，而他们要开始做一点儿“输血”式的事情。之所以选择“文革”前后这一历史时期作为背景，乃因在那一历史时期的褶皱里，其实夹着不少感人至深的体现中国人富有人性原态的“故事”。他们认为有责任将这一点反映出来给国人看，以在人文心灵的诉求方面滋补国人。他们再三再四表明，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利用文艺的形式做很坏的文化之事的反动念头……
周兴文走了以后，那一天下午刘思毅正好没什么事，就嘱咐小莫不要打扰他，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安安静静地接连吸了三支烟，将那封十数页纸的也不知究竟打算写给谁的信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
刘思毅感想多多。
他这一位学中文出身的省委书记，没有办法否认那是一封颇有文化思想见解的信。在他自己当宣传部长的时候，其实头脑之中就产生过那样一些思想。只不过当年的自己不知跟谁去交流，也不知谁才是自己值得信任的思想知音。
他有点儿后悔自己对周兴文这一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态度未免太刻板了。
他将剧本带回家里，后来事情一多，竟忘了看了。
有天晚上他回到家里，见“淑敏同志”正坐在沙发上看那二十集的剧本。
她抬起头，泪眼汪汪地说：“好剧本，好剧本。很感人，真的很感人……”
刘思毅对于自己妻子的文学鉴赏力是很相信的，他们曾是大学中文系的同学。当年的“淑敏同志”，是大学里出了名的书痴。除了睡觉、吃饭、上课，其余时间几乎全都泡在校图书馆里。但校图书馆还是难以满足她的阅读能量，于是她办了一份市图书馆的阅读证，星期日带上几块从食堂买的早点，再带上一瓶凉开水，走半个多小时的路，到市图书馆去读上一整天的书。有时一直读到晚上十点多了，图书馆要清馆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刘思毅追求她时，使她感动的一点就是——只要她去市图书馆了，他晚上总会去接她。当年刘思毅是校学生会主席，星期日要开会，要组织活动，不太有时间陪她一块儿去市图书馆。但每个星期六吃晚饭时，他都会端着饭碗满食堂找她。找到后，第一句话必问她星期日去不去市图书馆。如果去，估计几点钟离开？她一向总是说七点钟以后或八点钟以后，而又其实很少准时离开过。刘思毅并不保证说将去接她，但只要她哪一个星期去了，不管比她说的时间晚了多久，一出市图书馆的大门，总是会看到刘思毅在等她。如果他是站在台阶上，那么证明他没等多久。如果他是坐在台阶上，那么证明他肯定已经等了很久了。通常他来早了，自己也会到图书馆去，在门口那儿扫视一遍，发现了她，也不走过去打招呼，转身就出来。大学时期的刘思毅已经开始吸烟了。他是农家子弟，实际上在农村时就有吸烟的习惯了。在大学校园里是不敢吸的，怕挨批评。当了学生会主席，更怕被别人发现自己是一个有吸烟恶习的学生会主席。再说也舍不得花钱买烟，只好忍着。但六十年代，在中国，烟不仅整盒卖，也有一支一支零卖的地方，当然是街头街角的小杂货摊了。一分钱一支的烟，算是不错的。往往也能用一分钱买到两支，比如干了的或受潮了的烟。他在去市图书馆的路上，总是要花一两分钱买上两三支烟。到了，坐在台阶上，捡片大树叶接烟灰，一边有滋有味地吸着，一边从书包里拿出自己带去的一本书看。南方的天黑得晚，一个在图书馆里边看，一个在图书馆外边看，各得其所。对于刘思毅来说，隔一个星期能在等待心爱之人的时候吸上两支烟，如同当年的中国孩子隔一个星期能含上两块糖一样，那是很知足的一件事。当然，也说明他是一个极有自制力的人。想想吧，烟瘾对于吸烟者，那是怎样的一种瘾啊！一般人哪里会隔整整一个星期才吸上两三支烟就知足了呢？但刘思毅却行。一旦吸完那两三支烟，回到学校里便根本没瘾了似的。其实又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有时他的烟瘾上来了，那也是抓耳挠腮坐立不安不知将自己怎么办才好的。那时他就找个不致吵闹了别人的地方引吭高歌一通或干脆大吼大叫一通。往往把嗓子搞哑了，难捺的烟瘾也就熬过去了。比之于刘思毅，郝淑敏家里的生活条件要优越得多。她也不心安理得地让他接，几乎每次都请他吃夜宵。一边吃，一边对他大谈自己又看了一部什么小说。当年在中国出版过的文学作品，不论古今中外，不论小说或诗歌散文戏剧集，待到他们大学毕业时，郝淑敏已阅读了十之八九。自然，她对文学的热爱，并非始于大学，从少女的时候就那样了。而大学中文系的老师们，则经常称赞她是“最令人满意的中文学子”。她的作业，每每被当成范文来读，或被老师们推荐到报刊去发表。与当年的“淑敏同志”恰恰相反，刘思毅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学生。他报考的是“国际关系”系，他的志向是将来成为一名外交官，最终成为一位大使。阴错阳差地，入校后他被分配到了中文系。这使他特别失落，但是他从不流露出来。他也孜孜不倦地读书，所读却大抵是和“国际关系”有关的书。中文的课业，他也按时完成，但只是完成而已，从不用功对待的。后来郝淑敏改变了他对中文的虚情假意。他们在一起时，包括他接她从市图书馆回学校的路上和她请他吃夜宵的时候，她总是娓娓道来她又读了什么文学书籍以及她各种各样的读后感，而且总是下命令：“这一本书你也要读啊，过几天我要听听你有什么收获。”没办法，既在追求人家，只好认认真真地读人家“命令”他读的书。仅仅读了还不行，还要谈出起码和人家在同一水平上的读后感。于是又只好读些参考书。如此这般地，到大学毕业那一年，刘思毅的爱情追求成功了，附带地竟也读了不少文学书籍。连老师们都在毕业典礼上说——刘思毅同学的毕业论文写得还不错，颇有独到的见解。事实证明，我们中文系的教学是令人欣慰的。刘思毅本人自然也很欣慰，但最感欣慰的还是郝淑敏……
即使今天，业已提前退休的“淑敏同志”，仍是一个喜爱读文学作品的女人。成了省委书记的夫人，并没使她由此就喜欢起政治来。她认为那是他的事；而她自己的人生原则乃是——只有丈夫却没有书可读，那是万万不行的。即使丈夫都是省委书记了，还是不行的。正应了那么一句话——文学之爱好一旦和人发生了关系，就是一辈子的事了。但自从受过批判以后，她再也没有投稿的动力了。这主要也是为刘思毅作出的一份牺牲。那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一部电影被禁演，而她写文章公开在报上替之鸣不平；偏偏那时，刘思毅也正面临着由县委副书记而县委书记的仕途转折。结果由于她那一篇文章的发表，丈夫那一年没升为县委书记。刘思毅本人倒没什么怨言，但他的亲朋好友，当年对她的怨言可就多了。他们甚至指责她太过自私，只图自己一吐为快，只图自己满足了一下发表欲，而几乎断送了丈夫的前程。经历了那么一件事情之后，她就再也不是一个业余写作者了，而决心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读者了。也许是为了弥补一种损失，她更爱买书了，包括一切受到批判的书和一切禁书。在他们家客厅里的书橱里，就曾公然地摆着一排禁书。八十年代以来的禁书，几乎全了。倘知道自己缺少哪一本，她总是会想方设法搞到的。那种志在必得的劲头，有点儿像搞收藏的人。刘思毅当上了省委宣传部长以后，有次曾对她态度较为认真地说：“同志，亲爱的同志，你得为我考虑考虑。这本书，还有这一本，这一本……我都奉命签发过查缴令，还组织人在报刊上批判过。请多关照。请一定多多关照……”于是那些禁书从客厅里的书橱中消失了，但并不是被消灭了，而是被转移到另一个房间去了。从此夫妻二人各有各的书房了，倒也算是在家庭中体现出了一种平等。而这种平等到刘思毅当上省委书记后依然如前……
在这一年的初一的上午，站在厨房的小阳台上，身穿睡衣脚穿拖鞋的刘思毅，吸着妻子雪中送炭似的送给他的烟，望着下方公园里那些年轻人自由自在的身影，思绪不禁回到自己当年那些恋爱着的晚上……妻子想得很周到，所以不仅到阳台上来告诉他一声那位不速女客是谁，还没忘也给他一盒烟。但妻子又想得那么不周到，没同时给他打火机。家里有三个阳台，如果他是在另外两个阳台上，那么即使有了烟，没有打火机，不管他多么想吸一支烟，那也是白想，只能看着手中的烟吸不成，很枉然地。幸而他是在厨房的小阳台上，唇衔着一支烟像笼中困兽原地转了一圈又转一圈，正不知如何是好，忽一眼隔窗望见厨房里的灶具，似见解危救难之法宝，这一位省委书记竟不禁双眼一亮。他轻轻开了厨房的门，闪进去，将灶具开了一下，凑着天然气那一环蓝莹莹的火焰，如愿以偿地吸着了烟。却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眉梢和鬓角被燎焦了。但，尼古丁及时地使这一位只穿着睡衣和拖鞋被困在阳台上的省委书记的心情平静了许多……
当“淑敏同志”说了她那几句受到剧本感动的话以后，刘思毅以征询的口吻问道：“那你认为可不可以拍成电视剧呢？”
“淑敏同志”已经猜到，既然那个剧本出现在家里了，说明它是呈送给自己是省委书记同志的丈夫审查的。她态度鲜明地回答：“为什么不可以？谁定了那么多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的金科玉律？如果是送给我审查的，我就批这么三个字——拍好它！”
当年的刘思毅，初辖全省，踌躇满志，说是有点儿春风得意也不过分。
他成心叹一口长气，笑道：“真替你遗憾，可惜并不是送给你审查的啊！”
话一出口，想到自己是省委书记，居然连一部电视剧剧本究竟可不可以拍摄这种杂七杂八的事似乎都成了职责之内的事，顿觉惆怅。本是嘲弄妻子的谑言，却好像也有几分自嘲的意味了。
从那天晚上起，刘思毅这一位省委书记临睡前开始看那一部电视剧本了。二十集，每天晚上看一集，二十天以后全部看完。和妻子一样，他也几番大受感动，潸然泪下。全部看完后，联想那一封信，于是更加理解了编创者们的良好动机。是的，他丝毫也不怀疑他们的动机是十分良好的。他们的意图也无非就是要表现表现异常年代被挤压在现实生活褶皱里的人性善良的动人之处而已。因为年代是那么一种人人自卫尚唯恐不及的年代，所以人对他人的禁不住的同情和被禁止的善待，也就被衬托得十分感人了。唯其珍贵，故而感人，且促人深省。刘思毅于是明白了，作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周兴文，强调“文革”十年“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其意何在了。于是他也忆起了自己所亲历的桩桩件件的感动之事。有一件事是他刻骨铭心终生也难忘怀的——他不知受了谁的牵连，在自己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成了与什么“逆流”有瓜葛的“阶级异己分子”，在一个小县城的中学里正给学生们上着课呢，突然被一些凶神恶煞般的人铐上手铐押上警车带走了，连审也不曾被审过一次，就被囚禁在一所破房子里半年之久。可怜他在当地无亲无故，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所幸那中学里有一个才十七岁的给食堂做饭的女孩儿不信他是一个政治上有罪的人，千方百计打听到了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三天两头地来回几十里跑去看他，给他带去换洗的衣服，还有咸菜和叶子烟。他看出她是爱上他了，据实相告自己是有爱人的人。隔着有铁条的窗口，女孩儿双手捂面，哭得别提有多伤心了。斯时暮春，远处的田野呈现着一片片油菜花的金黄。更远处，一轮血红的落日吻着金黄的地平线。而那女孩，那一天前身扎着雪白的围裙，戴着雪白的套袖和一顶雪白的圆帽。她说那是当天食堂里刚发给她的，在厨房干活时没舍得穿，为的是能崭新崭新地穿来给他看。是的，她哭得那么伤心，那么楚楚动人。一身雪白的她，看去又是那么美丽，像“白衣天使”，也像戴孝。即使像戴孝，在他看来也还是美丽的。她临走时说，仍要来看他；说他是一个好人；说他替交学费的那一名学生，是她的弟弟；说：“我以后当你是我的一个哥哥来看你还不行吗？”——再来时，仍给他带一些必需的东西。只不过她脸上羞涩少了，矜持多了，每每显出一种很圣洁的模样凝视着他这个被囚禁的人。半年后他被押到了一处劳改农场，再也没见过那女孩儿。“文革”后他当上了大学老师，曾专程去往那一个小县城的中学寻找她。然而物是人非，恍然如梦。只有一名老校工记得当年学校里曾有过那么一个女孩，因为经常偷偷跑去探望一个“阶级异己分子”，被学校“扫地出门”了。和她一起离开的还有她的弟弟。至于他们到哪儿去了，那就更没有人知道了。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那一件事，刘思毅都没对妻子讲起过，怕没来由地也使她伤心落泪一回……
在这一个大年初一的上午，仅穿着睡衣和拖鞋的省委书记刘思毅，因为迫切地想要吸一支烟而被燎焦了眉梢鬓角的省委书记刘思毅，对着另一支烟后，居高临下望着公园里那些衣着鲜亮的女孩儿们的身影，头脑中不由得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当年那一部由他所“封杀”了的剧本，对于公园里那些女孩儿们男孩儿们是有意义的么？当今的她们和他们，是多么喜欢追求刺激和娱乐啊！当今的时代，又是多么善于在刺激和娱乐两方面花样翻新绞尽脑汁地提供满足啊！在要求与给予之间，在中国，以往的任何一个年代，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空前一致过……
非得用另外的某种文艺破坏目前这一种双向空前一致的局面么？
目前这样有什么不好？
文艺对社会的稳定所起到的巨大的无形作用，难道不是文艺应对社会所起到的最积极最正面的作用么？——在大学时期，刘思毅的文艺观并不是这样的，“淑敏同志”的文艺观当然更不是这样的。他们所接受的文艺观，是以“干预现实”为崇高使命的文艺观。在他们的大学时期，西方启蒙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家们，是备受学子们尊敬的。老师们提到他们的名字时，像革命者提到革命思想家的名字一样亲切，一样满怀敬意。曾有一位很执拗很认死理的老师坚持认为《悲惨世界》并非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实际上是宣扬人道主义至上的作品；《红楼梦》也并非一部政治小说，实际上是以言情为主线的家族兴衰小说；而且进一步认为，文学也罢，文艺也罢，除了“干预现实”的功能，还有欣赏的功能，消遣的功能，娱悦大众的功能。结果可想而知，他先是受到校方的严厉警告，不允许其利用社会主义的红色课堂“贩卖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低俗的文艺观”——他不服，心不服口也不服。于是遭到全系师生群情激昂义愤填膺的口诛笔伐。还不低头认罪，于是被罢了教师资格。那位老夫子呢，迂腐得很，且愚顽得很，竟写了洋洋万余字的论战性文章，用蝇头小楷抄在十几张大白纸上，趁夜偷偷贴在中文系教学楼的走廊里。于是全校大哗，校方震怒。一辆警车驶入校园，将其当众戴上手铐，宣布其“利用反动的文艺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后把他押走了。他先是关在监狱里，后来被遣送到了劳改农场，“文革”中又被关入了监狱。当年的郝淑敏，对那一位老先生是非常同情的，不止一次抱打不平地对刘思毅说那老先生的文艺观其实是更全面的文艺观。而当年的刘思毅，却是一名发自内心对那位老先生进行猛烈抨击的学生。一则作为学生会主席，他必须战斗在尖锐斗争的最前列；二则他所爱读的那些无产阶级的历史、哲学、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告诉他——没有启蒙的文学和文艺，就不能唤起大众对平等与正义的要求；没有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和文艺，“革命就没有了理由”。
是的。正是这样。
当年，“亲爱的淑敏同志”一在他面前替那位老先生鸣冤叫屈，他就毫不留情地脸红脖子粗地予以反驳：
“一味鼓吹文学和文艺娱悦大众的作用，不是就等于宣布利用文学和文艺麻痹人民有理了吗？”
“古今中外的统治阶级不是全都惯施此伎吗？”
“掩盖社会矛盾，粉饰太平，不对非公平非正义的社会现状进行揭露和批判，那样的文学和文艺，那样的文学家和文艺家，不是成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帮闲’了吗？”
是的是的。
当年的刘思毅，大学里的学生会主席刘思毅，他头脑里的文学观和文艺观，正是这样的坚定不移，虔诚之至。
但是，后来当上了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刘思毅，头脑里的文学观和文艺观，与当年相比，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几乎在一切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文化艺术工作会议上，他总是要大讲特讲文学和文艺的消遣作用，娱悦大众的作用，以及难能可贵的稳定社会的作用。
他的名言是——“同志们，我诚心诚意地请求大家，请将各种各样的文艺，变成各种各样的文娱吧！我们的时代需要歌声，我们的时代需要笑声。让歌声更多些吧！让笑声也更多些吧！在歌声和笑声中，让我们的文艺，在文娱化的喜人过程中获得新生大有作为吧！”
这一段话，是他在一次由他主持的会议的闭幕式上的讲话。
当天晚上，许许多多参加了那一次会议的人往他们家里打电话，但找的不是“刘部长”，而是“亲爱的淑敏同志”。
他们一致地问她：“你那口子怎么了？”
“亲爱的淑敏同志”很奇怪，反问：“他怎么了呀？”
于是他们就学刘思毅的语调，将他那一段话在电话里激情澎湃地说了一遍。
而“亲爱的淑敏同志”只好说：“我明白了。”
其实她也不明白自己的丈夫是怎么了。
刘思毅一回到家里，“亲爱的淑敏同志”即问：“亲爱的思毅同志你怎么了？”
刘思毅自然也很奇怪，反问：“我怎么了呀？”
于是“亲爱的淑敏同志”也学丈夫的语调，将他那一段话大声说了一遍。
太多的人在电话里看着印有刘思毅名字的大会报告材料学说他那一段话给“亲爱的淑敏同志”听，一遍一遍听得她已经能只字不差地背下来了。
刘思毅皱着眉想了想，又问：“不错，这是我在报告中说的一段话，这话怎么了呀？”
“亲爱的淑敏同志”回答：“你的话使我联想起了当年我们都是中文系大学生时的那一位老先生。别忘了你当年批判人家批判得多来劲儿！连我替人家说几句抱不平的话，你都和我急赤白脸的！如今，你贩卖的又是一套什么文学观和文艺观呢？”
当年，郝淑敏差点儿和刘思毅吹了。紧要关头，刘思毅还是掂得出什么是轻什么是重的。为了爱情的成功，他及时地表示了忏悔。
然而，“亲爱的淑敏同志”每提起当年事，仍耿耿于怀。
刘思毅反倒笑了。
他说：“我也不是如今才这么看待文学和文艺的呀，我当年不是就深受你的影响，和你保持一致了吗？和你保持一致，不是就等于也接受了那一位老先生的文艺观吗？这恰恰证明我是知错就改的啊！”
“亲爱的淑敏同志”却板脸道：“你就狡辩吧你。但是请你记住，亲爱的思毅同志，以后，在家里，不要再和我谈什么文学文艺的事。”
“亲爱的思毅同志”也表情郑重地说：“这我能做到，一言为定。”
第二天，他在他的办公室里，翻着联络本，一一给朋友们打电话，向“亲爱的淑敏同志”学他的话的人，当然都是他和她的朋友。不是他们的朋友，人家也犯不着那样。不是他们的朋友，仅仅是文艺工作者，也不敢在听了一位省委宣传部长的报告后，给宣传部长的夫人打那样的电话。而究竟是哪些文学艺术界的朋友给“亲爱的淑敏同志”打了那样的电话，刘思毅心中是基本上有数的。他首先一一向他们解释——那报告是宣传部的一位处长替自己写的，因为刚上任，诸事同时缠身，没来得及亲自修改一番。倘有表意不当之处，请文学艺术界的朋友们多多包涵，万勿见笑。接着又解释，无论是他的报告的总体精神，还是他的报告中的那一段话，主旨无非就是要强调这么一种意思——文学艺术工作者，要比中国其他知识分子更懂事，要清楚地明白，党目前希望给予人民大众什么样的文学艺术而反对给予人民大众什么样的文学艺术……最后他以友好的带有玩笑意味的口吻说：“亲爱的同志，请给我听着，在我当这个省的省委宣传部部长的任期内，你们谁要是想按照自己对文艺的理解去搞什么，完全可以的。艺术风格方面怎么样去表现，怎么样去探索，我都绝不横加干涉，更不反对。有时，还会支持。但内容上，你们谁若想搞什么不合时宜的东西，门儿都没有！想也是白想，越自以为深刻，越是别指望能在我这儿通得过！……”
对方们在电话里都听出来了，他们这一位刚当上了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朋友，最后几句话其实是说得很认真很严厉的，玩笑的意味只不过是一种口吻的装饰，就像裹了糖衣的猛药。
自然而然地，在刘思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几年里，这个经济增长指数连年持续走高的省份的电台和电视台里，笑声多得不得了，歌声舞影也多得不得了。连起先一些从未与文娱色彩沾边儿的节目内容，也顺应大趋势，争先恐后，纷纷改版。增强文娱性，你比我拼。普省之内，皆成乐土。更由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各路文艺人马，将歌声笑声送往全省四面八方。一直送到基层，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省委宣传部还出资拍了多部喜剧、轻喜剧、喜闹剧风格的电视连续剧，无论古装的还是现代的，收视率都很高。起码在本省是那样。总而言之，人民大众对刘思毅这一位省委宣传部长很满意，因为他给了他们空前多的笑声和歌声。笑星歌星以及各路艺魁笑腕，也渐渐唯刘思毅这一位宣传部长马首是瞻了，因为他给了他们许多实惠——表彰、荣誉、奖杯、职称以及使他们满意的酬金。省委省政府两套班子对宣传部长的工作也很满意，因为他一次次亲自运筹，做了不少经济搭台、文艺唱戏的实事。一任宣传部长当下来，刘思毅本人对自己也很满意。起初他对于自己能否当好一位省委宣传部长，心里是挺踟蹰的。因为在他看来，在中国，宣传部长那是难当的角色。而经验告诉他，只要头脑里时时刻刻想着自己是一位党所委任的省委宣传部部长，领导文艺工作者的公仆，而非是一名一般的文艺工作者之友，那么当好一位省委宣传部部长其实也不是多难的事。背靠着党的支持，以前自以为左右为难的事，原来是错觉。
但是后来将被提拔为省委副书记的刘思毅，却还是希望能有机会远离文艺。因为他觉得，若一个人负有领导和管理文艺的职责，那么这一个人和文艺的关系，总归会变得有点儿不自然。他挺怀念自己以前不曾领导和管理文艺时和文艺的那一种关系。那一种关系比较朴素，比较朴实，甚至还可以说，比较的诚实。那时他是很喜欢和朋友们谈论文艺话题的。一个在六十年代就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人，一个学中文出身的知识分子，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一心想成为一个高尚、纯粹、有道德的人，一个特别具有独立思想的能力并且尤其喜欢与人交流思想的人，经常与朋友们谈论文艺的话题，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无论在古今中外，都是多么让人愉快的啊！那时，他和他的文艺界的朋友们的关系，才是纯粹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话题往往由文艺而历史而哲学而宗教而政治而方方面面，那时他的见解往往显得那么睿智，那么具有洞察力，那么透彻。那时他的语言也往往是生动鲜活的，善于比喻的。而且那些比喻一向总是很具有幽默感的，令别人忍俊不禁。他不是那种一旦使别人笑了而自己却故意板着脸不笑的人。不，他从不是那样的人。他自己也笑的，一副颇得意的样子，向人表明他是很知道自己的见解和表达能力是有水平的。那时“亲爱的淑敏同志”总是以亲爱的脉脉含情的目光从旁望着他，觉得他变得年轻了，一如是大学生时那么的可爱了。而朋友中有一位书法家便写了一幅条幅赠给他，十个遒劲的大字是“谈峡山垂座，说湖水在襟”。那条幅至今悬挂在他们现在的家里，仍是客厅里最值得别人欣赏的东西。但是自从他当上省委宣传部长以后，他反而失去了以前与人谈论文艺的那种风采。他对文艺以及一切与文艺相关的种种事情的见解，分明地仅仅剩下了几条极其简单的原则。那些原则急功近利，既僵化得令别人难以接受，又坚定得令别人根本无话可说，根本无法再与他谈论下去。有时，他头脑里那些原则是非常令人愤慨的。好几次，来到家里的往日的朋友们忍无可忍，悻然而去。有的朋友临走时甚至抛下一句话——“你的家再也不是我愿意来的地方了。”还有的朋友，临走时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鄙意。那时，“亲爱的淑敏同志”尴尬极了，心中也难过极了。当家门在朋友们身后关上时，他会一言不发呆呆地站在条幅前边，若有所思，一脸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神情。有次“亲爱的淑敏同志”被不欢而散的结果刺激哭了，大声冲他嚷嚷，责问他为什么就不肯耐心地听听朋友是怎么想的。而他说：“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他们不说，我也一清二楚。党领导我，我领导他们，这是一种大关系。他们也应该清楚这一种大关系。连这一点都搞不清楚的话，那么不是我的错，是他们的错。但我可以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慢慢搞清楚他们没搞清楚的大关系。”
那会儿，在“亲爱的淑敏同志”的眼里，她的丈夫的话语和他的样子，冷静得令她实难理解。
她继续冲他嚷嚷：“但你别忘了人家是我们多年的好朋友啊！人家并非企图搞一部戏反党呀！”
“我也没说他企图搞一部戏反党。我那么说了么？我不是只说他想搞的那部戏不合时宜吗？不合时宜，这就是我不允许他们搞那么一部戏的理由。此外不再需要其他理由。”
他的话语和他的样子，更加冷静了。
“不合时宜。”
这是刘思毅当省委宣传部长时的名言。
而后来事实证明，如他所言，文艺界的各方人士，一个个真的都渐渐远离了“不合时宜”的念头和冲动，都渐渐地开始亲和合乎时宜的创作理念了，并且一个个都由此而变得极其明智了。“亲爱的淑敏同志”曾以为，那对于他们一定会是一个既痛苦又漫长的过程。然而她错了，大错特错了。原来那过程既短暂也谈不上有什么痛苦，而一旦他们变得比较合乎时宜比较懂事了，他们每一个人得到想要的东西，比他们深陷于以前那些很不合时宜的念头和冲动时快捷多了，容易多了。于是一度不登门久违了的文艺界的朋友们，又纷纷地重新成为省委宣传部部长家客厅里的常客了。他有时给他们下指示，有时和他们一道讨论，讨论时一如既往地开玩笑。一切融洽都是在摆正了大关系的前提之下表现出来的，也是在合乎时宜的大框架之下表现出来的……
当刘思毅不再是省委宣传部长时，上级对他任期内的评价是——“难能可贵的是，该干部不但善于团结文艺界各方面人士，作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证明了自己的凝聚力，而且理清了全省文艺界的思想，作出了统一文艺思想的杰出贡献……”
尽管如此，刘思毅还是不想再领导文艺了。
尽管他自己不想了，尽管他不惜违反自己的做人准则，第一次为自己的仕途进行了种种努力和设计，却还是没能如愿以偿地当上政法委书记，最终当上的还是继续领导宣教的一位副书记。在省委班子里，他是排在常务副书记之后的第三把手，而其实他宁肯当排在第四把手的政法委书记。
继续在更高的权力层面领导文艺的刘思毅，平时更不愿与人谈论文艺了。他依然将文艺领导得游刃有余一帆风顺业绩斐然，但是他的白头发也正是在那几年里无可奈何地多起来的。
他是省委省政府两套班子里唯一不染头发的一位领导。
后来当上了省委书记的刘思毅，有次在家里对“亲爱的淑敏同志”说：“现在我和文艺的关系终于寻常化了。”
说罢，望着“谈峡山垂座，说湖水在襟”十个字，出神良久。本以为自己和文艺的关系终于“寻常化”了的刘思毅，看完那一部二十集的电视剧剧本后，过了几天，让小莫再次替他召见宣传部副部长周兴文。那时，距他们的第一次谈话已经时隔一个半月了。
二人落座后，他手拿着那一封信单刀直入地问：“你们这一封信是打算呈给谁的？”
周兴文平静而诚实地回答：“原本是打算呈给您的。”
“可你当时只字没跟我提这一封信。”
“后来大家又不打算给您看了。”
“为什么？”
“因为……”
宣传部副部长犹豫起来。
而省委书记注视着他，耐心地默默期待着回答。
“因为大家又觉得，自己也太幼稚了。”
宣传部副部长的话说得藏头蔽尾。说完，想了想，又补充道：“所以连抬头也没打。”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可是，你们这一封后来又不打算让我看到的信，我却看到了。”
“我当时忘了这一封信是夹在剧本中的。”
“后悔自己大意了？”
“那倒也不。一封原本打算写给您看的信嘛，虽然后来又不打算给您看了，但您既然看了，也就又有了它的某种意义，否则岂不是一点意义也没有了吗？”
宣传部副部长尽量以一种轻松的语调说他的话。他知道刘思毅是挺赏识他的，起码在他当文化局的副处长，而刘思毅是省委宣传部长时是那样。但现在，他自己是宣传部副部长了，刘思毅是省委书记了，他却不知道是省委书记了的刘思毅是否还像以前那么赏识他了。因而他的语调虽然轻松，心里边却是七上八下的。
“吸烟吗？”
刘思毅掏出烟盒，递给他一支烟。
他愣了一下，立刻接过去了，随即从兜里掏出打火机，按着后，首先为刘思毅点着了烟。
二人各自吸了几口烟之后，刘思毅字斟句酌地说：“不管这一封信是出自你的笔下，还是出自三位编剧的笔下；或者，是他们先写了，由你修改，由你定稿的，我个人都认为，这是一封很有思想水平的信。编剧们的，或者也包括你的，我想肯定也包括你的意思——你们的动念是好的。这我完全理解。现在当面归还给你。你也罢，编剧们也罢，不必再给其他什么人看了吧？”
周兴文连连点头，懂事地说：“是的，是的。”
刘思毅将一只手轻轻按在那一沓剧本上了，语调更加缓慢地说：“至于剧本，我每一集都认真拜读了。请你转告编剧们，我个人同样认为不错。有几处，还使我感动得眼眶湿了。但是，我还是那四个字，‘不合时宜’。究竟什么叫‘不合时宜’，我想，也无需我再进一步强调了吧？”
周兴文又连连点着头说：“不必了，不必了，刘书记，其实我们，不，他们一开始想搞这个剧本时，就知道恐怕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呢，又都存在着几分侥幸的心理……”
刘思毅默默听着，不再开口，仿佛应该说的话，已经全部说完了，没什么话可再说的了。
而周兴文的话也不往下说了。
他低着头往皮包里装那些剧本，一失手，散落一地。
刘思毅替他捡起了几本。
待周兴文将剧本全都装进皮包里了，刘思毅才又开口道：“你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那三位编剧，就说我说的，不合时宜，别浪费精力和时间了。动念一开始就那么不合时宜，再怎么下功夫改那也是白改。”
周兴文就红着脸说：“明白，明白。刘书记，真对不起，还让您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看了一遍……”
他的目光有点儿不知望着哪儿才好了，只有低下头一口接一口地吸烟。
刘思毅又说：“但三位编剧，毕竟是有水平的。这一点我看出来了。我也毕竟是在大学里学过中文的，不至于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给你这位副部长一个任务，亲自调动他们的水平和才能，明年教师节前，创作出一部歌颂教师烛光精神的电视剧来。内容必须是现在时的，风格是正剧的。中国目前的喜剧太多了，连我都觉得已经有点儿闹人了。你们所主张的那种创作追求，也可以糅进一些在此剧中，比如用回忆的方式……”
不待刘思毅说完，周兴文迫不及待地问：“要回忆就得出画面，那可以吗？”
刘思毅看他一眼，略作沉吟，同意地说：“那也没什么偏不可以的。但绝对不许出‘文革’年代和‘反右’时期的实性画面，要出也只能出写意的那一种，配上音乐，并且要突出音乐的效果。情绪只许是忧郁的，不许是悲伤的。这是一种分寸。艺术讲究的就是分寸，这一点你懂，我懂，他们更懂。你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剧本出来以后，我要亲自过目。如果我认为好，我还要亲自题写片名。我的毛笔字，是很可以的。如果他们不愿意完成这样的创作任务，你做主另外物色编剧，最好是本省的编剧。你还要亲自去向杨副书记汇报这一件事，他毕竟是负责文化宣传工作的。我也要亲自跟他打招呼，让他从方方面面全力支持你们……”
已经当上了省委书记的刘思毅，那一天又像自己是宣传部长时一样，对一部由自己命题的电视连续剧的产生，下达了一条条深思熟虑的重要指示。
当他说时，宣传部副部长周兴文始终低着头在小本上飞快地记录。
等他说完，周兴文抬起头时，脸上红光焕发，乃是由于激动所致。
周兴文明白，做了省委书记的刘思毅，对他仍是赏识的，器重的。
周兴文一点儿也不因为自己暗中支持下搞出来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变成了废纸而沮丧，他是带着一种极其满足的心情离开省委书记办公室的。
而他却并不清楚，省委书记刘思毅之所以交给他那么一个任务，乃是因为一种内疚。如同违心地判决了一次死刑，毙掉了人家一个好孩子，所以一定要亲自发给人家一个出生证，并且要在那样一个孩子出生之前，便亲自充当起义父的角色，将那样一个孩子的出生安排得顺顺利利体体面面风风光光的，使那样的一个孩子看起来尤其是一个好孩子。不仅仅是因为这样一种内疚，还因为一种埋藏在自己内心里的更深久的内疚。因为自从他当上了省委宣传部长以后，经常回忆起大学里那一位命运悲惨的老师，回忆起自己当年对那位老师的批判，回忆起自己当年和“亲爱的淑敏同志”之间的争论。尤其从自己口中说出和当年那位老师一样的关于文艺的话来时，内心里难免会产生隐隐的负罪感，于是常常陷于自我谴责。好比一名年轻的僧人，由于对僧经的不成熟的肤浅的理解，反将僧师的客观的全面的布经斥为歪门邪道，参与了打击和迫害。现在却披上了主持的袈裟，手持僧师的僧杖，满口所言尽是僧师说过的话语。既拾人牙慧，又一味地断章取义，唯我所用，从而在明明成熟了以后依然自蹈新的肤浅。正所谓揣着明白装糊涂，罪过而又羞惭……
后来那一部电视剧如期完成，如期在省台黄金时段播出。刘思毅也履行承诺，题写了片名；还接见了剧组全体人员，与他们座谈，合影留念，请他们吃饭；继而出席授奖大会，亲自向三位编剧颁发获奖证书、奖杯和一大笔奖金。
那的确也是一部不错的电视剧，颇受好评。但是比起被刘思毅“枪毙”了的那个剧本，却只能说是下乘了。发乎内心的创作与领导出题的任务，成色总是有区别的。这一条艺术规律，基本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刘思毅心知肚明，却亦欣然。
宣传部副部长周兴文兴奋了很长时间，自不待言。
那三位编剧，也皆飘飘然了一阵子，从此名声大噪，成了省内的“腕”。他们对省委书记感激涕零，给刘思毅又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在省委书记的指引之下，终于算是弄明白了什么样的创作是合乎时宜的而什么样的创作是不合时宜的。创作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了正路，创作的才情知道该朝哪方面去发挥了。字里行间表达出这么一种热切的企盼——希望省委书记同志，再交给他们几次创作任务，同时批示拨用专款……
刘思毅却对他们的信没有作出太积极的反应，只将他们的信批给了周兴文。
而且，仅在信上批了一个字——阅。
三位编剧飘飘然了一阵子，名声噪了一阵子，却不知道该再写什么好了。整天聚在一起，揣摩来揣摩去的，还是揣摩不准。向周兴文又呈交了几次选题报告，皆被宣传部否定了。要么因为太过追风，没有新意；要么因为和省委书记一样的判断原则——“不合时宜”。
再后来，他们就又沉寂了，渐渐被人们和传媒遗忘了……
在初一的上午，只穿着睡衣和拖鞋的刘思毅，由于周兴文的妻子事先连个电话也没打就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前来“拜年”，隐在厨房的小阳台上不能露面。要不是妻子及时送给他烟，他简直就没法儿再回避下去了。
他心里对“亲爱的淑敏同志”不无怨词——为什么要说我还没回到家里呢？为什么要撒谎呢？完全没有必要嘛！春节长假，全中国的大多数人都休息，哪一个省的省委书记也不例外嘛！骗人家，人家就会相信吗？你“亲爱的淑敏同志”如果不对人家说我还没回到家里，我这会儿也不至于非穿着睡衣穿着拖鞋躲在小小的阳台上啊！我一位大公仆省委书记，大年初一的，一大上午的，我只穿着睡衣和拖鞋，我躲在小小的阳台上不能离开，这成何体统呢？不就是周兴文被“双规”了吗？不就是他的妻子来“拜年”了吗？“拜年”当然是个借口，但就当成她是前来拜年的又有何不可？……
事实上，刘思毅非但不认为自己确有回避的必要，而且还很想听听周兴文的妻子说些什么。周兴文毕竟是他所赏识的干部，毕竟是这个家乡省份下一届的一位省委副书记的候选人，毕竟曾是他家里的常客，自从对方被“双规”以后，风言风语的，传到他耳中的也不少。且“版本”颇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内心相当本能地关注着这一件事的发展，甚至相当本能地希望，最终的结果是查无实据。尽管自己已经不再是这个家乡省份的省委书记，但毕竟曾经是，毕竟现在还是一位省委书记！大年初一的，回到家乡省份来了，回到自己家里来了，在自己家里与前来拜年的人说说话——纵然对方是一名被“双规”的干部的妻子，那也不至于受到什么指责或攻讦吧？
是的。刘思毅是这么认为的。
一届省委书记当下来，他其实很想不再做一个处处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的人了。几乎一度被磨平了的棱角，又开始重新在他个性化的品德上生长出来了。只要他自己认为没什么的事情，他也有点儿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怎么议论了……
但是眼前的状况是，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小小的阳台上，如若不然，就等于将妻子出卖了。
半个多小时以后，他终于听到了“亲爱的淑敏同志”和客人的脚步声走向家门；当接着听到了家门关上的声音，他不禁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如同一名受惩罚的士兵被解除了禁闭……
“出来吧！”
妻子返回客厅时，推开厨房的门，以同情的语调大声说了一句。
他跟入客厅，抱怨道：“你那又是何必呢？”
“亲爱的淑敏同志”已坐在沙发上了，眨眨眼反问：“什么何必不何必的？”
“你干吗非说我还没回来呢？你要是不那么说，我就不会没来由地又在阳台上站那么久了。”
他说着，也在沙发上坐下了。六十来岁的人了，年龄不饶人。尽管平常挺注意锻炼的，但是却从没练过站功。自从当上了省委书记，就更没久站过。前后站了四十几分钟，觉得双腿都站酸了，双脚都冻凉了。尽管是在南方，外面的天气很明媚，但毕竟是在春节的日子里呀，毕竟只穿了一双拖鞋连袜子都没穿呀，毕竟那不是一双棉拖鞋而只不过是宾馆里的那一种简便拖鞋呀。“亲爱的淑敏同志”喜欢往家里买那种简便拖鞋，认为随时淘汰，符合卫生理念。别看凭空望下去，树梢静止，而站在十三层的阳台上，却感到有风。“高处不胜寒”，果然！
妻子皱眉道：“你这人太不识趣了。我一开门，怎么也想不到是她，不那么说，怎么说？要是如实说你已经回来了，她能这么快就走了么？你好意思不耐心地奉陪着么？好意思不耐心地听她述说起来没个完么？那我们这一上午不是得什么事儿也不干，全交给她了么？”刘思毅听了，苦笑道：“你说的也是。那么，她都向你倾诉了些什么呢？”
妻子叹道：“她说她丈夫怎么怎么冤枉呗。”
刘思毅追问：“究竟怎么冤枉呢？”
妻子又叹道：“她说那都是十来年前的事了。”
刘思毅想了想，低声说：“十来年前他只不过是文化局的一位处长。”
妻子看着他，也低声说：“是你这位当年的宣传部长，力荐他当上了文化局长的。你当了省委副书记，又提拔他当上了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现在他东窗事发，你再在自己家里听他的妻子向你倾诉他有多么委屈的话，那还不授人以柄啊？所以我才对她说你并没回来嘛，你却不领情，还抱怨……”
刘思毅忍不住打断道：“好了，亲爱的同志，别把话题往我身上扯了行不行？我想要知道的是——那三十几万元的事，到底属实不属实啊！”
妻子也想了想，沉吟着说：“她并没说那是子虚乌有的事，看来，是属实的了。”
刘思毅便也叹道：“既然属实，还有什么冤可倾诉的呢？”
刚一说完，打了个大喷嚏。
妻子见状，赶紧给他倒了一杯热水，关爱地说：“快喝了这杯热水。刚才在阳台上站了那么半天，可别感冒了。”
刘思毅喝了半杯热水后，自言自语地重复刚才的话：“既然属实，还有什么冤可倾诉的呢？”
大年初一的，昨天夜里才从北方回到南方，一上午，听到的全是不愉快的事情，与妻子所谈的也全是不愉快的事情，这使他的样子也变得特别不愉快了。而“亲爱的淑敏同志”，自然是看在了眼里的。
她起身道：“我去替你放好水，你泡个澡。家里有板蓝根冲剂，冲一袋喝了就不会感冒了。”
说完，要走开。她用心良苦，是想助丈夫从不愉快中解脱。
刘思毅却说：“你先别走。”
妻子只得站住，回头看他。
他又说：“你坐下。”
妻子犹豫。
“坐下呀。”
已经是一种要求的口吻。
妻子只得退回几步，坐下了。
“说说。”
“还说什么？”
“周兴文，他到底怎么个冤法儿？”
“……”
“说呀！”
在他的要求和催促之下，妻子只得吞吞吐吐地告诉他——原来周兴文那三十余万的事，不是一次性的收受之事，而是他当文化局文艺处长的几年里，以参与“策划”文化演出活动的名义获得的酬金。有时他的角色是活动“统筹”“指导”“评委”什么什么的；有时则直接是一首歌曲的作词者；甚至有时还是作曲或小品的编导；更有的时候，亲自粉墨登场，客串一个京剧角色，玩玩票儿；而还有的时候，一场大型的文艺演出活动，干脆是他和女主持人共同担纲主持的。客观地说，周兴文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也是个特别爱好文艺的人。从他是文化局文艺处长到文化局局长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十余年里，这个省各种形式的大型文艺演出活动接连不断，市场化的良性运转机制逐步形成，各类文艺消费群体的观赏愿望被空前调动起来，观赏趣味也逐年提高，而这一切都与周兴文积极主动地从事文艺组织工作的热忱不无关系。也可以这么说，周兴文是一个功不可没的人。那三十余万元钱，也基本上是从各个文艺演出公司方面收受的。少则五千一万，多则两万三万。不过也有几笔钱是从个人那儿收受的，比如有人让他观看观看自己将要登台演出的节目，把把政治关，或提提意见，以使水平再高点儿，于是付给他“审看费”……
“什么费？”
刘思毅打断妻子的话，皱起了双眉。
“审看费……就是……对节目预先审审，看看……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所以嘛……”
“莫名其妙！当的是文化官员，已经拿了那一份工资，那就是本职工作！莫名其妙嘛！”
刘思毅的一只手，轻轻在茶几上拍了一下。
“那么你没听说过？现在都这样的啊！中国早都这样了啊！谁不收受，想收受的人还不对谁有看法？邀请单位和个人也为难啊！风气如此呀！……”
妻子的一只手，也轻轻在茶几上拍了一下。
刘思毅向妻子转过脸，眯起双眼凝视着她，半天没说话。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刘思毅还没说话。
小莫刚给他上了一堂关于“风气”的普及教育课，这会儿妻子口中也说出“风气如此”四个字，刘思毅陷入了沉思。
“你既然不想说什么了，那我可替你放水去了……”
妻子又欲站起。
而刘思毅的手按住了妻子的手。
他问：“那，事情怎么会闹到省纪委那儿去的呢？”
妻子告诉他，当然是有人向省纪委揭发的。一笔一笔揭发得很详细：收据影印件、周兴文亲笔写的“白条”的影印件、证人证言，应有尽有。
“那么，你怎么看？”
刘思毅问完，又打了个大喷嚏。
妻子不高兴地说：“你看你，这么一会儿，你打两个大喷嚏了！你要是真感冒了，我可不负责。”
“不会的。你先说说你的看法，你说完了，我听你的，洗澡去。”此时的刘思毅，对周兴文被“双规”之事，已经初步有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已经决定将自己的看法写成一封信留给自己家乡省份的省委常委了。
妻子却说：“你别听我的看法，我没什么看法。即使有，也没意义。我算老几？我向你汇报了那么半天，还想听听你的看法呢！”
“我只有一种看法，那就是——周兴文，他自从当上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恃才自傲，目中无人，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我早就提醒过他，做人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可他总是不把我的提醒当成一回事。现在落这么个下场，实属必然。”
刘思毅说着，站了起来。妻子愣愣地看着他，以为那是他的全部态度，也是他的鲜明态度。倏忽间，“亲爱的淑敏同志”替宣传部长周兴文感到一种莫大的悲哀，因为依她看来，周兴文的确多少是有点冤枉的。他当年所收受的那三十几万元，性质上与贪污和受贿是很有区别的，所以专案组给他初步定的罪名是“变相”受贿。而“变相”二字，细细咀嚼，模棱两可的意味在焉。既属模棱两可，当然就是属于可以这样处理也可以那样处理的事。不仅她一个人如此看法，她还知道许多人私下里议论起来，都有与她相同的看法，只不过没有人愿意替周兴文公开说一句公道话。对于一名被“双规”的干部，一切人所取的态度都是作壁上观。即使深知那个人是有冤情的，大抵也都采取事不关己，明哲保身的做人策略。她同时也替周兴文的妻子感到一种大的悲哀。身为女人，她内心简直没法儿不同情周兴文的妻子。对方大年初一的上午以不速之客的方式前来“拜年”，显然是将拯救丈夫的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她的丈夫刘思毅身上的。而她自己心里却很矛盾，既想鼓动丈夫为周兴文说几句公道话，又想劝说丈夫千万别自找事端。已经调走了还过问无关职责的问题，稍有不当，明摆着是要引火烧身的！……
“你哪儿去？……”
望着丈夫离开的背影，“亲爱的淑敏同志”颇有心事地问了一句。
“冲澡去啊。你不是怕我感冒，一直在催着我去冲澡吗？”
刘思毅的样子，仿佛完全忘了刚刚和妻子谈的是一件什么事，他舒展双臂，伸了个懒腰……
刘思毅冲过澡后，妻子已为他冲好了一杯板蓝根。
“非喝不可？”
他问得像一个孩子，他不乐意喝板蓝根之类甜丝丝的药。闹“非典”那一时期，每天被妻子逼着喝板蓝根，有点儿喝伤了。对于药，他以后倒是宁肯喝味道很苦的了。
妻子命令地说：“非喝不可，发起烧来再喝就晚了。”
刘思毅自言自语：“是啊，发起烧来再喝就晚了。”
于是将一杯板蓝根冲剂一饮而尽，之后站在桌前，又是一阵若有所思。
妻子看看表，已经中午了，问他想吃得丰盛一点儿，还是想吃得简单一点儿。
他说最好吃得简单一点儿。
妻子便下厨去煮了一袋速冻饺子。
一袋速冻饺子两个人吃，还剩下了几个。二人各有心事，但又都想掩藏起来，不愿让对方看出，就都有点儿吃不下去。
饭后，刘思毅让妻子替他给家乡省份的几位省委领导一一打电话，通告自己从北方回来了，传达他希望见见他们的意思。而他自己，则要到书房去写份东西。
妻子奇怪地问：“就回来待几天，你不是不愿让任何人知道的吗？”
他说他又改变想法了，有些北方和南方省份互通有无、经济联动的想法，打算和他们在一起聊聊，先通通气。这次回来，也正好是个机会，比双方郑重其事地率团互访，效果也许会更好些。
妻子告诫说：“那你可千万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谈着谈着，就走板了，扯到那些烦恼的事情方面去了……”
他却说：“那些烦恼的事，包括对周兴文的事的看法，我也是要谈的。我会掌握分寸的。”
妻子刚想再说什么，他已走入书房去了。她想跟进书房去再嘱咐他几句什么，然而在书房门外站住了，低头寻思半晌，最终放弃了跟进去的打算。
刘思毅在书房铺开纸，拿起笔，吸着一支烟，打算给这个家乡省份的纪委书记写一封信，坦率谈谈自己对周兴文被“双规”一事的态度。在这个家乡省份的所有省级干部中，他唯独和纪委书记接触得少，除了工作关系，没有任何情感基础。因为这一位纪委书记是从外省升调过来的，一年后他自己又当省委书记当到届了，平调到北方去了。在以往的一年中，与全国比起来，这个家乡省份的官员因贪污受贿之类的腐败问题落马的人是比较少的。局以下干部有一些，局级干部有少数的几个，省一级干部中还没有。那些出了腐败问题翻身落马的人，又大抵是县里的干部和县级市的干部，而且大抵是由基层纪委的同志们及时发现和及时处理的。所以呢，新调来的纪委书记，一年多以来差不多像一个身处闲职的角色。刘思毅这一位从省委副书记升到省委书记的官员，对于中国之大小公仆普遍不甘寂寞难耐寂寞的心理是太深知了！“浮躁”一词用以形容中国官员们的普遍心态，那也是恰如其分的。年轻的想早日升到更高的职位；已在高位的人，副职的想早日变成正职，正职的想要证明自己能力卓然，职位非他人所能取代，于是便都急功近利地制造“业绩”，弄出动静，有时还要弄出虚张声势的大动静，以期引起特别关注。而踏踏实实地工作的干部，默默地一件一件做着很常规然而就不太有什么动静的实事的干部，倒似乎反而成了乏“绩”可陈的干部！是的，刘思毅这一位省委书记，对中国官场这种氲氤一片的浮躁风气是看得极为分明的。他早就认为那是一种反映出集体心理素质很差的现象了。最可笑的是，他当这个家乡省份的省委书记的时候，居然有省城一名区法院的院长，为了保证“先进”法院的称号，不惜动员法官们去“发现”能引起什么“轰动”效应的案件，而且在年终时还真与媒体联袂搞出了几桩所谓造成社会动静的案子。一时热闹异常，自己也洋洋得意，在区人大会上当成“业绩”夸夸其谈。结果呢？不久全成了错案。由法院暗中策动的案件，按照怎么审怎么判能发生动静的思维去审去判，又怎么能不成错案呢？而且连配合法院制造动静的几家本省的报社也被推上了被告席，于是当庭与审案的法官互相揭发，互相指责，一时丑闻传播，令老百姓大为耻笑。刘思毅当年因为这一件事非常生气。连法律工作者都如此浮躁，如此不甘寂寞，如此将自己的心理素质降低到了小报记者的水平，如此不择手段挖空心思地迫不及待地彰显业绩唯恐人后，又叫老百姓怎么看得起呢？当年他盛怒之下，在省委常委会上拍了桌子。那本该是由市委管的一件事，却由省委建议市委，将法院与报社涉事之一干人等，全都做了严肃处理。至于那一名一心引起领导和社会注意的区法院院长，当然被撤了职。经那一件事后，官员之间的浮躁之气顿敛。不比着如何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干实事，专互相较劲儿似的比着谁比谁弄出的动静大的不良风气和现象，也得到了立竿见影的遏制。所谓“政绩”似乎少了，老百姓后来对官员们的职责的满意程度却反而提高了。
关于周兴文之事，刘思毅听妻子讲了那些情况以后，心中已然有数。他担心专案组为了邀功，故意曲定三十余万元的性质。“变相”一词，学问很大，很深。等于既判定罪名成立，又没有判定直接就是贪污受贿。而那位从外省调来的纪委书记倘若缺乏明察能力，或也有心通过此事显示政绩，那么周兴文就惨了。因为老百姓普遍对变相的腐败深恶痛绝，正如消费者普遍对贴着合法商标的假冒伪劣产品憎恶一样。他的担心还不止于此——对周兴文的最终处理，势必首先经过省委常委讨论，然后移交司法部门按罪定刑，而不是像有些老百姓以为的那样司法程序在先地反过来。省委常委中会不会有人替周兴文说句公道话呢？官场经验告诉刘思毅，那是根本不会的。如果事涉生活作风，可能还会有人不避包庇之嫌，主张从轻发落。而一旦事涉钱钞，常委们的避嫌顾虑那就多了。即使心存质疑，往往也都闭口不谈。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之人、之事，在官场上是决然少有的。谁若面临罪名嫌疑，还没等成为事实呢，同僚包括平素好友，便都避之如避瘟神了。无人落井下石，已算幸运。也可以这样说，官场无情义，无朋友，仅有关系。而仗义执言，又绝非官场上那种关系下的明智行为。正因为刘思毅将这一切都已看透，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给从外省调来的那一位纪委书记写一封信。他料定，周兴文之事如果处理得不慎重，日后必将连累省委和司法部门陷于被动。而他对周兴文这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惜才爱俊的心理也是有几分的，但并不是他首先予以考虑的。在党的威望和某一个人的个人下场之间，不管那一个人是才俊抑或只不过是平庸之辈，他都不会本末倒置地将某一个人的个人下场摆在首位来进行考虑。有时候看起来是为某一个人的个人下场是否公平而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做的，但那又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归根结底，实际上还是为党的威望会怎样才决定的。比如周兴文这一件事，在别人，也许会从表面现象得出结论，以为他的做法是为了周兴文。甚至，如果“亲爱的淑敏同志”知道他将自己关在书房里正打算写什么，也会以为他的做法纯粹是为周兴文，为对得起周兴文以前对他的那份忠诚和崇拜。其实不然，连“亲爱的淑敏同志”也只能看到表面现象。归根结底，在他的头脑之中，首先考虑的是倘若处理不当，党的实事求是的形象日后是否受损的问题。而如果这种担心并不存在，那么不管周兴文以前对他多么忠诚多么崇拜，他都不会坐下来写现在正要开始写的这样一封信。他的思想，他的意识，已经差不多百分之百地与党的一切利害重叠在一起了。这是他与“亲爱的淑敏同志”之间的巨大差别，也是一种隐性差别。在“亲爱的淑敏同志”的头脑里，“党”这一个字出现的时候并不是太多。而在他的头脑里，每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觉，“党”这一个字不出现的时候并不是太多。他太是一位忠诚于党的省委书记了，也太是一位了解自己的党的省委书记了。他对党的忠诚，是在对党具有了极其深刻的了解以后形成的，所以那是一种极其理性的忠诚。有时候他做一件他这一级别的高级干部不太会贸然而为的事，正是源于忠诚而理所当然地那样去做了。
此时此刻，刘思毅指间的一支烟已快吸完，面对白纸，却还一个字也没写下去。
毕竟自己已不再是这个家乡省份的省委书记，已经调往北方的省份去当省委书记去了，那么凭什么资格给是自己家乡省份的省纪委书记写信，对周兴文的事提出个人看法？这样做名不正言不顺啊！
那么，跟这个家乡省份的省委书记在电话里谈谈呢？他当家乡省份的省委书记时，对方是省长，他们相互配合得很默契，关系也算不错。
但现在对方也是省委书记了啊，同样都是省委书记，自己的做法还是存在一个被诘资格的问题。
正犹豫着，妻子走进来了。
她告诉他，电话一一打过去了，对方都挺高兴的，约定初三的下午三点钟，一起来看望他。见他面前铺着纸，手中拿着笔，奇怪地问：“你想写什么？”
他笑笑，说不想写什么，只不过想回忆起几个电话号码，记下来一会儿告诉小莫。
妻子说：“我看，你还是再睡一会儿吧。今天补足精神，免得明天女儿来了，你少精无神的。”
显然，妻子不信他的话。
一个人一旦当官当到了省委书记，那他的头脑就根本不必再回忆任何电话号码了。那是秘书的头脑替他服务的事。这一点，对于“亲爱的淑敏同志”早已是常识了。
他说：“好。在家里，一切听夫人的。”
于是放下笔，睡觉去了。
到了晚上，刘思毅发起烧来。等到他自己有所感觉，妻子让他用体温计一测，已经烧到三十八度了。
她说应该及时去医院打一针退烧针。
他说不用啊，服几片退烧的药就会没事的。
刚这么说完，电话响了。妻子接听后告诉他，是小莫打来的——说北方那边省政法委书记请他几分钟后务必亲自接听电话，有要事紧急汇报。
他不禁“哦”了一声。
按说，大年初一，应该是他这一位省委书记亲自值班的。他当家乡省份的省委书记的五年里，年年如此。全国所有省份的省委书记们，也差不多年年如此。特殊情况另当别论。而现在，自己没什么特殊情况，却远在南方的家里，而且是在床上。
这使他心里顿时大为不安。
虽然没什么特殊情况，特殊理由那还是有点儿的——“淑敏同志”春节前几天刚出院，动了次清除结石的胆囊手术，属于小手术，可是小阿姨却已放走了。这就使刘思毅有点儿不放心，很想利用春节的几天假回来陪陪妻子……
他既有此心事，赵慧芝副书记岂能不知？
她说：“你放心回去吧。初一和初二，我都替你值班就是了。”
见他犹豫不决，又说：“我这个常务副书记替你值班，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他确实没什么不放心的。
于是他现在就在南方的家里了。在床上了。
“紧急汇报”四个字，尤其在大年初一，足令一切官员不安。
为什么要进行“紧急汇报”的是政法委书记，而不是正在省委值班的常务副书记赵慧芝呢？
这使他好生奇怪。
经验告诉他，一位政法委书记向一位省委书记紧急汇报之事，那性质往往是异乎寻常地严峻的。
妻子从他脸上看出他的不安来了，不再说什么，不再问什么，默默将药瓶和一杯温水放在床头柜上，将床头柜上的电话更向床边摆近一些，一声不响地退出去了。
刘思毅刚服下药，电话铃响了。在这一位省委书记听来，那电话铃的响声仿佛与上午的前几番不同，似乎更急骤，更大了。
他一把抓起电话，果然是政法委书记的声音。
“刘书记，省里出事了。大事件。”
对方尽量压低着声音，但语调惴然。
“什么样的大事件？”
刘思毅的上身一下子挺直了。
“顺安县城里发生了大骚乱。也可以说，接近是一场大暴动。今天早晨，先是县城里的几百人围住了县公安局，要求严惩杀人凶手。接近中午的时候，又从四郊汇聚了几千名农民，涌入县城。现在整个县城已经完全失控，县委书记和县长不知去向，无法联系。而县公安局已经被砸了，公安局长和局党委书记据说成了暴民们的人质……”
刘思毅听得如坠五里雾中，他打断道：“请你从头说，我什么都没听明白！”
政法委书记说：“我自己也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哦……还要补充一点，据说顺安县昨天夜里死了三个人……这我也是几分钟前才得知的，未经核实……”
“那么……你此刻在哪儿？”
“我在离顺安县八里远的公路上。我得知的情况是，几千人要沿着公路进省城。那么他们将途经另外两个县，万一另外两个县也有人加入他们的群体……今天可是初一，所以我率领省里的全部公安干警封锁了公路……”
“你……”
刘思毅打断政法委书记的话，想说一句什么批评的话，可是仅仅说出一个字，就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大年初一，对方尽其职责地堵截在北方冰天雪地的公路上，而自己却在阳光明媚的南方，在家里，在床上，还有什么批评的话能说得出口呢？对方除了采取那一种应对措施，另外还有什么别的对策可以选择呢？那已经是唯一正确的做法了呀！
“刘书记，刘书记，喂，听得到吗？……”
电话那端，传来对方的大声呼叫。
“我在听，听得很清楚。我问你，赵副书记不是今天在值班吗？她为什么不直接向我汇报呢？”
刘思毅此身哪里还能安卧床上！他已经下了床，一手捧着电话机在床边来回走动，将电话线拖了一地。
“赵副书记不在办公室，不知到哪里去了！”
“不知到哪里去了？！岂有此理！……”
电话那端，忽然听不到对方的声音了。
“喂！喂！……”
刘思毅也大声呼叫起来。
然而听筒里只有电波微小的嗡嗡声在响着了。
刘思毅发了一会儿愣，缓缓将电话机放回床头柜上。
他一转身，见妻子伫立门旁，正呆呆望着他。
他镇定了一下情绪，低声说：“替我准备准备，再替我通知小莫，我得回北方去。”
她问：“什么时候？”
刘思毅说：“现在，立刻。”
她也愣了一会儿，又说：“可你们连机票都还没买呢！”
刘思毅已经脱下睡衣，开始穿他从北方穿回来的那一套衣服，一边穿一边说：“让小莫和我到机场去买票，买到哪一班的上哪一班……”
“那，明天女儿来了，我怎么替你解释？”
刘思毅看她一眼，有些生气地说：“有什么可解释的？让她理解就是了！”
“初三，怎么对你约的那些人说？”
“还要等到初三吗？我走后，你就替我通知他们别来了呀！”
电话忽然又响——还是政法委书记。对方说他刚才是用自己手机打的，手机没电了。说现在还是用手机打的，别人的。说自己一得知情况，立刻就与赵副书记联系，可她既没在办公室里，也没在家里，无法联系上。而其他领导们，凡是在市里的，都聚齐了，开过了一次紧急会议，自己是在执行紧急会议的决定。现在，所有省市领导都已在岗位上了，有的已经前往顺安县城里去了……
刘思毅打断道：“好了，不必再说了，我现在就赶回去。我登机前会通知你的，你这部手机的号码已经显示在我这部电话上了。你要派一辆车在机场接我！”
当他放下电话时，见妻子已在替他整理皮包了…… 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套装共二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