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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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课
“赵晓兰，请你留一会儿。”赵晓兰正要离开座位往教室外走，听到曲老师的话，收住脚步，表情相当惊讶地站立在课桌旁。
时间当然的照例是十一点四十五分，从这一教室到食堂，快走也得十分钟，而那时食堂里已经可以说是人满为患了。很少有老师这时候还不体恤学生争分夺秒的心情，偏偏留下一名学生谈什么话。即使有非谈不可的事，也会考虑错开午饭时间。去晚了的学生，只怕饭也凉了，菜也吃不上了。两处食堂中的一处在进行装修，全校学生全集中在一处食堂用餐，情形可想而知……
何况曲老师不是班主任，也不兼着思想辅导员。
他不过是一位选修课老师，这学期开的课是“文学创作与欣赏”。这又不过是一门培养中文学生综合修养的自愿课程，只要累积旷课不超过十八课时，那一般是绝对不会影响升级的。
而赵晓兰是一名清秀又文静的女生。清秀是有目共睹的，文静也基本上是一个事实。她那双似乎总是若有所思的黑白分明的眼睛，默默地朝曲老师一望。
曲老师已转身擦黑板。
一名男生，曲老师相当喜欢的一名男生走近他低声说：“老师，让我来擦吧。”
“不，我自己擦。”曲老师的话，听来有些不高兴。
赵晓兰是很敏感的女生，她看出曲老师今天讲课的状态欠佳，尽管一如既往地是那一种平缓的不动声色的语调。然而以前的几堂课，曲老师每每会不失时机地也是率性地幽默几句，今天上下来的两堂课中，他却一句幽默的话也没说。
刚刚结束的两堂课讲的是“文学的幽默元素”。
曲老师仿佛存心要将该充满了幽默气氛的两堂课变成严肃之极的两堂课似的。
他讲到了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讲到了欧·亨利的《肥皂》；还讲到了法朗士的《衬衫》。
马克·吐温这个名字，赵晓兰考入北京这一所文科大学的中文系以前略知一二；对于有什么美国短篇小说之父之美誉的欧·亨利和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法朗士，赵晓兰却闻所未闻。自然，也没读过他们的《肥皂》和《衬衫》。
平心而论，赵晓兰认为曲老师所选取的几篇外国小说中的例子，幽默还是有点幽默的，但也就是有点儿而已。用孔乙己的话说，“多乎哉？不多也”。
曲老师讲到《竞选州长》中的“我”，结束了竞选演讲，落座在演讲台上那把专为他所摆的椅上之后，忽然不知从哪儿冒出五六个肤色不同衣衫褴褛小叫花子似的男孩儿女孩儿，在众目睽睽之下围住“我”，跪在台上或趴在台上，争先恐后紧紧抱住“我”的双腿高一声低一声地叫“我”为“爸”时，并没有哪一个同学会心一笑……
曲老师讲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一座小城的市民们上了包括少年哈克贝利·费恩在内的三个人（另外两个大人是一贯的骗子）合演的所谓“最现代的最悲惨的悲剧”之后，非但不揭露骗局，非但不告诫别人千万别像自己一样上当受骗，反而逢人便作义务的宣传，偏说那“悲剧”多么多么感人至深，望着别人的身影也拥拥挤挤地买了票，怀抱着希望被大大地感动一番的心甘情愿步入剧场的身影，于是窃笑不止，于是无不暗想——现在别人也和我一样上当受骗了，这样世界才显得公平些！而那也算是剧吗？……
当曲老师讲到这一情节时，有几名同学伏到了桌上。并且，分明地，赵晓兰听到了几声哈欠……
《肥皂》这一短篇的故事太简单——一位肥皂商人当然也是一位百万富翁的是大学生的儿子，爱上了他的来自俄亥俄州的漂亮的同班女生。毕业了，他们将要天各一方了。儿子下午要送她到机场去。在最后的两个小时内，能否从容又成功地向她吐露心中渴慕已久的衷情，无疑决定着他能否得到她的芳心。而当他满腹心事地回到家里用午餐时，他的父亲在餐桌上向他大谈“金钱至上”“金钱万能”……
“让你的金钱见鬼去吧！而我现在要的只是爱情！爱情你懂吗？”儿子生气地大声叫嚷。
“爱情吗？我懂那是一种什么东西。”父亲镇定自若，以关怀而怜悯的目光望着儿子。
“你不懂！你根本不懂！对于我，你那大把大把的金钱没有任何意义！……”儿子愤愤地离开了家。
儿子很晚才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兴奋而又幸福地高呼：“爱情万岁！感谢上帝！……”
父亲问他为什么那般激动？
儿子说，他不但已经从容又成功地向那漂亮的女生表达了爱意，而且，还已经将订婚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了……
“可这与上帝又有什么关系呢？”
儿子说：“我是多么感谢上帝呀！一定是上帝在暗中成全着我！一定是上帝使路上发生了严重的交通堵塞，我和她所乘的出租车两个小时内一尺未向前移！一定是上帝使飞机误点了，使我在机场又赢得了极其宝贵的两个小时！……”
父亲说：“那根本不是上帝对你的垂爱之举。”
儿子大声反驳：“难道会是你的功劳吗？你除了供给我金钱，还另外为我做过什么值得我感激之事吗？”
父亲轻轻叹口气道：“也许从前没有。但今后你就会彻底改变你这个儿子对我这位父亲，以及你一向耻于言说的金钱的态度了——为了制造那一起严重的交通堵塞事故，我不惜花掉一大笔金钱。为了使那一架飞机误点两小时，我也承诺赔偿航空公司一大笔经济损失……”
赵晓兰一点儿也没有觉得《肥皂》是一篇多么幽默的短篇小说。她认为那只不过就是一段相声。而且是，绕了一个大大的弯子，仅仅最后抖出了一次“包袱”的那一类相声。即或摆放在某些大师的经典相声中比，也算不得是上乘的。
而曲老师讲着《肥皂》时，坐在赵晓兰旁边的曹芳芳，一名来自大西北贫困地区的性格爽直的女生，已经伏在桌上睡着有一会儿了。芳芳的睡相挺特别，一只长长的手臂对折着当枕，被一边的脸儿舒舒服服地枕着；另一只手臂伸展在桌面上，伸得很直。她的课桌和赵晓兰的课桌是并着的，所以她的手臂也就侵略性地伸到了赵晓兰的课桌上。她那只手的手心朝上，五指也伸得很直，仿佛一只有百分百正当的理由讨要什么的手。偶尔，她那像婴儿的手指一样粉白粉白的小手指勾曲一下，又勾曲一下。曹芳芳与赵晓兰同宿舍，关系亲如姐妹。她几次望着芳芳那只手想笑，强忍住了才没笑出声。芳芳昨天晚上到另一所大学去会男朋友去了，回到宿舍已经快十一点了。睡在芳芳下铺的她，一整夜无数次听到芳芳在上铺翻身，翻一次身就弄得床板嘎嘎吱吱响一阵，而且伴着长吁短叹。天快亮时，芳芳才睡实了。如果不是赵晓兰弄醒了她，她肯定得睡一上午。
芳芳说：“晓兰，我不去上课了。”
赵晓兰说：“去吧，去吧，就两堂课，要强点儿嘛！”
芳芳赖在床上不起，嘟哝道：“可是我有必要为谁要强呢？”
赵晓兰想了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就算是为曲老师吧。听他课的女生一天比一天少，咱们照顾照顾他的情绪吧。”
芳芳任性地说：“我不。我不照顾任何人的情绪。谁又照顾过我的什么情绪呢？”
“可你别忘了，你已经多次没去上他的课了！”
“那又怎么样呢？他自己讲过的，觉得没收获，可以不去上他的课！”芳芳的语气，显得任性起来。
赵晓兰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她没料到的是，上课铃刚刚响过，曲老师刚刚亲自关上教室的门，刚刚站定在讲台上，刚刚要望着同学们开口说话，芳芳推开了教室的门……
以往也有同学迟到。谁迟到了谁也不必解释什么，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那儿坐下去就是了。
因为曲老师说过，不管谁迟到了，不管迟到多久，都可以那样。
但是今天情形有些不同，教室的门一响动，曲老师的脸随之转了过去。曹芳芳迈入教室的那一瞬间，自己的目光不期然地与曲老师的目光对视在一起了，结果她犹犹豫豫地在教室门口站住了。因为曲老师那时刻的表情，那时刻的目光，别提有多么冷。那不是一种严肃，更不是严厉，也绝对看不出什么不满的意思。更没有想要说句什么责备的话的意思。一名选修课的学生迟到了一二分钟，那根本也不是一件值得老师不满的事。若老师竟说出什么责备的话，反而等于小题大做了。何况，曲老师自己明明白白地多次“宣布”过，他对于上他的选修课的学生们的要求是极为宽松的，宽松得几乎可以说根本没有要求。一言以蔽之，用他自己引用一首诗所总结的那就是——“任来任去梁上燕”。
曲老师对学生们的叫法每每是率性的。有时他会称某某男生“先生”“大人”“兄”“阁下”，甚至模仿特江湖的口吻称某某男生为某某“爷”；有时他会称某某女生“小姐”“女孩儿”“姑娘”“丫头”，并且往往在前边加上“尊敬的”“可爱的”“我们的”之类修饰词。当然，那是他情绪好的时候。而他一站在讲台上，其实少有情绪不好之时……
曲老师的目光，对曹芳芳直视了几秒钟。之后，一言不发，缓缓将身体转向黑板，举臂写出了两个大字——“幽默”。
“这一堂课，我们讲小说中的幽默元素……”
他不再理睬曹芳芳了，仿佛根本没有一名女生正不知如何是好地站在教室门口。他顺着他胸有成竹的思路只管讲下去，目光一次都不再望向她……
如果不是赵晓兰向她做了一个手势，她不知还会呆呆地在教室门口站多久。当她终于明白了其实并没有谁阻止她坐到座位那儿去，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发现她的眼里已经闪着泪花了。显然，她认为她无形中受了羞辱。
“幽默在小说中不是最高级的元素。一九四九年以后，八十年代以前，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时代里，中国的小说中几乎就没有了幽默这一种元素。那什么是小说中的最高级的元素呢？我认为是作者对于人性的敏感又可信的体察，包括人性最为私密的方面。相对于文学的人文精神，没有其他元素比此点意义更大。小说的灵魂不是建立在别的方面，恰恰是建立在此点之上。因为，倘无此点，那么文学的眼，即使在社会公正这样严峻的问题上，也是不能流露出温情和真意的。但是，幽默与文学的道义品质和审美之诗性品质相比，虽然不是它最高级的元素，却是使之与几乎一切人的关系变得极为亲密的元素。总而言之，文学的许多元素，都不如它的幽默元素那么能使人觉得它是可爱的事物。幽默使文学与人发生更为亲密的接触。是的，幽默乃是最能使文学显出可爱状态的元素。所以，我们今天专门来谈论文学的幽默元素……”
曲老师甚至连别的学生也不看一眼了，他的语速、语调，不但平缓，简直快接近平板了。他的目光，几乎始终望着窗外——杨树硕大的叶子，在六月上午明媚阳光的照耀下，一片片折射着油绿油绿的光亮……
赵晓兰有几次忍不住想要推醒曹芳芳，却又怕她其实并非真睡，而只不过是因心里别扭，成心佯睡，成心伸展着一只手臂睡给老师看。
如果她进一步装作被推才醒的样子大声质问：“你推醒我干什么呀？教这门课的老师明明当众宣布过，如果对他讲的内容不感兴趣，是可以干脆伏在桌上睡觉的嘛！……”
真的，依曹芳芳的性格，假如她的确是在佯睡的话，那么她很有可能会借题发挥起来。尽管，即使她那样了，也不至于使曲老师面子上下不来台。曲老师的尊严，不是这一间教室里的任何一名学生所能损伤得了的。这一点赵晓兰心里十分清楚。她相信每一名选修了这门课的同学，心里都十分清楚。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愿她想象之中的事居然发生了，所以也就一直任由曹芳芳那样子睡着……
曲老师有几次一边讲着一边迈下讲台，走向了课桌之间。有一次甚至驻足在赵晓兰的课桌旁，低垂着目光，注视着曹芳芳手心向上的那一只手，如同注视着什么司空见惯却也值得细看一番的东西，但又好像并不是那样，好像视如无物，课桌面上什么都没有似的……
就是在赵晓兰的课桌旁，曲老师讲完了法朗士的《衬衫》的梗概：“国王病了。不要管是哪一国哪一个世纪的国王，总之是一位国王。总之他病了，他患的是忧郁症。他极度忧郁是因为他极度地感到不幸福。而他感到不幸福，乃是因为一切他想要的东西他都太容易得到了，从宝物到美女。根本体会不到我们寻常人叫作渴求的那一种过程……”
“爱情呢？”有一名男生以微小的声音发问。他也是曲老师特别喜欢的男生。选修班所有的女生私下里都一致有这样的看法——曲老师他不知为什么特别地喜欢男生。说不知为什么其实也未免是太装糊涂的一种看法。怎么会“不知为什么”呢？原因明摆着，报这一门选修课的男生，差不多个个都是中文系同学自己办的文学刊物《帆》的热忱投稿者。他们与曲老师在“文学”方面，有着越交流越多的共同话语。而女生们，几乎个个是由于这样的想法才选修了曲老师的课——反正总得选修一门，反正总得获得某一门选修课的分数。不选“文学创作与欣赏”，也必得选另外的一门课程。相比起来，这一门新开的选修课，或者是不乏意思的一门课吧？她们只不过是怀着几分好奇心才选修这一门课的。这一种选择不纯粹是对文学的兴趣使然。甚至也可以干脆地说，与对文学本身的兴趣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爱情吗？”曲老师的目光向那名问话的男生望了过去，语调一点儿也不改变，似乎更加平板，“至于爱情，对国王也是那样的。所有献身于他的美女，同时也都信誓旦旦地企图以各种方式向他证明她们对他的爱情有多么专一、多么忠贞。国王已实难分清她们之中谁对他的爱情更可信一点儿。国王的任何一种愿望，实现起来也都是那么轻而易举。只要他口中一说出某种愿望，那愿望肯定不久即变为现实。完全不必他自己付出丝毫的行动，那愿望便以完美的质量呈现给他看。即使那并不真的是他的一种愿望，只不过是他无聊至极时随口一说的一个念头，甚至只不过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头脑之中偶尔闪过，却并未说出，只不过被善于察言观色的大臣们猜中了的念头，那念头不久也会以相当完美的状态变为现实。如此一来，国王怎么还能感到幸福呢？国王怎么能不得忧郁症呢？国王既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忧郁的气氛自然笼罩整个宫廷。请了许多名医，谁也治不好国王的病。最终，从英国请来了一位叫‘四片叶’的皇家医学博士。博士对国王诊断了一番，说好治。所开药方也极为寻常——一件衬衫。一件幸福的人贴身常穿的衬衫。医治原理是这样的——一个真正幸福的人，其身体内必然布满了幸福的微粒。那么这一种幸福的微粒，肯定会一天多少次地从汗毛孔排到体外的。让国王穿上一件这样的衬衫，那么幸福的微粒就可以通过国王的汗毛孔，被吸收到国王的体内去。国王的体内一旦有了足够数量的幸福微粒，国王从此就会感到幸福了，再也不会由于感到不幸福而忧郁了。于是宫廷派出了几路人马，由对幸福最有权威判断资格的专家带队，四面八方去寻找一个真正幸福的人经常贴身穿着的一件衬衫。他们首先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宰相。依他们分析，宰相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国王正不幸福着，那么全国最幸福的人，当属宰相无疑了。说罢来意之后，宰相沉默良久，喟叹一声道：‘你们没听说过伴君如伴虎这句话吗？谁知道我今天是宰相，明天是什么呢？是阶下囚也很有可能啊！’一番话说得众人极为扫兴。于是他们又想到了大将军。然而大将军惴惴不安地告诉他们，他周围几乎皆是国王安插的心腹，几乎连一个自己能信得过的人都没有。国王明摆着对他从未放心过。如果他贡献出了他的衬衫，而国王穿了，病情并没见好，反而加重了的话，那么他的罪名不就大了吗？于是众人又沮丧地离开了将军府。他们继而想到了一位大臣，他近来获宠，在宫廷内红得发紫，都猜测他不久将可能取代宰相。然而他对他们说：‘我的受宠是付出了代价的呀，那代价是我最不情愿付出的呀，因为她是我深爱的妻子！’他们又想到了第二位大臣，可第二位大臣和第一位大臣的苦恼恰恰相反，乃因自己的妻子并不能成为国王的一个情妇而心气不顺，说着说着竟埋怨起自己的妻子太缺少诱惑国王的伎俩来。他们想到了全国除了国王最富的人，可是那人被逼问急了，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其实阳痿多年，至今连个亲生的财产继承人都没有。他们想到了全国最英俊的青年，他也是最年轻的伯爵，无论出现在哪儿，都成为女子们团团围绕着的人。可是他说他已决定娶一位很丑的贵族小姐为妻，因为他的父母虽遗传给了他好的容貌，却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遗产或领地。他们想到了全国最智慧的人，他曾是国王的老师。可是他也患了忧郁症，因为自己早已青春不再，正一天天加速衰老……最后，他们在郊野听到了一阵悠扬的笛声，那笛声传达着无忧无虑的快乐。他们循声而去，却见一个农夫，赤裸着上身，坐在一棵大树下吹笛自娱。他身旁是锄和饭钵，他面前是他刚刚锄过的地垄，他脸上呈现着一种恬静而投入的表情。他的样子使他们觉得，他看去似乎那么幸福，起码在那一时刻”。
“于是他们试探地问：‘农夫，你吹出的笛声听来很快乐。你快乐吗？’”
“农夫放下笛说：‘是的，我快乐。如果我心中不快乐，我吹出的笛声又怎么会快乐呢？’”
“他们彼此交换了一番眼色，又问：‘那么你是否也觉得很幸福呢？我们的意思是，依我们想来，快乐与幸福往往并不是一回事儿。’”
“农夫反驳道：‘这是什么话呢？快乐与幸福怎么能不是一回事儿呢？在我这儿，快乐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快乐！’”
“‘果然如此吗？’”
“‘当然如此！’”
“于是他们中那位对幸福有权威判断资格的专家赶紧说：‘农夫啊，你多么幸运，我们竟然在完全灰心的情况下发现了你。我们也很幸运！快把你的衬衫交给我们！你将因而得到一座城池！一座城池你听明白了吗？’”
“农夫呆呆地望着他们。”
“‘怎么，一件衬衫换一座城池你都不干吗？都不满足吗？你还想另外要些什么？你只管说出来就是！为了得到你的衬衫，我们不惜代价！……’”
“农夫的表情顿时悲哀起来，他哭丧着脸回答：‘如果我有一件衬衫就好了，可是我这会儿上哪儿去弄来一件衬衫和你们交换一座城池呢？’”
“接着农夫就控诉起他的东家也就是地主来，说地主如何如何不拿他当人看待；说自己去年辛辛苦苦一年，结果反而欠下了地主的钱，连想买一件衬衫都没买成……”
在第一堂课中，《衬衫》占去了最长的时间。那时课堂气氛已沉闷到了极点。赵晓兰觉得，也许，除了曲老师自己而外，没有任何一名学生认为《衬衫》真有什么幽默之处可言。而赵晓兰心里认为，即使曲老师讲课状态良好，《衬衫》也还是不能引起大家的兴趣。为什么？她自己一时也想不明白。事实上她自己也不知自己究竟想听曲老师在这两堂关于小说的“幽默元素”的课上讲些什么内容。如果她知道就好了，那么她可以举起手说：“老师，请打住，咱们讲点儿别的吧，比如……”然而她不知自己希望听到的是什么内容。曲老师是欢迎和鼓励同学们对他的讲课内容坦率发表意见的，但她因为不知自己希望听到的是什么内容，也就一向地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她每次来上曲老师的课时，总是心怀着几分模糊的希望的。因为太模糊，每次都觉得曲老师讲的不是自己最想听到的内容，所以每次都有种希望落空的索然……
在第一堂课下课的铃声中，曹芳芳才醒来。她一点儿也没觉得不好意思，竟对赵晓兰悄悄说：“我做了一场梦，梦见他又跟我好了……”
赵晓兰当然知道她说的“他”指的是谁。她暗捅了曹芳芳一下。站在讲台上的曲老师，目光朝她俩一掠而过。他的目光中，竟有种悲哀的意味。赵晓兰的心弦竟然一颤，因为曲老师眼里的那种目光。对于一位刚刚不停止地一句紧接一句讲了整整一堂“幽默”的老师，那一种凝聚满了悲哀意味的目光，确乎的是使人感到太不对劲了……
第二堂课曹芳芳不见了，她走了。
第二堂课曲老师讲到了《堂吉诃德》中的几处情节；讲到了《聊斋》中的《婴宁》一篇；还讲到了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我的黑帮老婆》和《火上浇油》……
除了《火上浇油》，前两部韩国电影，多数同学都是看过碟的，所以气氛比上一堂课活跃了点儿。并且，有几名男生笑出了声。
曲老师自己却一直一反常态地不苟言笑。显然，在他看来，所谓“韩流”，具体说是韩国电影，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在课堂上郑重其事地加以分析的价值。他对韩国电影所持的显然是一种淡漠看待的态度。
他甚至说了这么一番话：“我起初看看韩国电影的念头是因为想要了解了解韩国电影。看了几部韩国电影的碟之后，我自认为已能大致了解韩国电影今天的成色了。我一向认为近年来中国的文化传媒表现出一种极其下贱的倾向，那就是某些事情在它们那儿是被极其夸张了的。比如用‘韩流登陆’这样的比喻来评说韩国影视对中国影视的所谓冲击和影响，便是极其夸张之一例。以我的眼看，韩国影视在任何方面，都没提供给中国影视什么有价值的经验。我们中国影视确乎应该向别国影视虚心学习，再不学习一味墨守成规，那么中国影视就快完了。但首先不是向韩国影视学习。韩国影视中所具有的、与中国影视比较而言的些微优长，其实在别国影视中早就呈现给我们看了，其丰富多彩性根本不是韩国影视所能相提并论的。这就好比我们曾参观过一流水准的画展，可是参观后依然故我。反而在看了些赝品之后，忽而惊呼什么什么‘流’。这是很滑稽可笑的。下贱正表现在这一点上。尽管如此，《我的野蛮女友》和《我的黑帮老婆》我看了两遍碟。我是为你们才看两遍的。因为我判断你们也都看过。因为我希望就你们所看过的什么与你们展开交流。正如我为了解日本当代文学状态而读他们三流小说家村上春树的一本集子，但却是为了你们中的某些同学而读他的第二本集子的……”
曲老师说完这一大番话之后，本开始活跃了一些的气氛，可想而知又沉闷了。几名似乎“蠢蠢欲动”有言可发的同学，看去也分明地并不打算再举起他们的手了……
曲老师是多么敏感的人啊，以前上课，他的目光只消向同学们一扫，便会知道哪名同学有问题要提，哪名同学有与他相左的看法要发表出来。甚至，不必那样一些同学开口，他自己便能替他们将他们要提的问题提出来，将他们要发表的看法替他们说出来……
但那会儿，曲老师的目光根本不朝同学们看。他望着窗外，仿佛教室里只有他一个人，而他是在自说自话。
只有当他讲到《聊斋》里那篇《婴宁》时，平板的语调才变得有了些情感色彩。
“先让我们来读一段吧。大家要认真听。好小说的好片断，值得读它的人极其认真地读，更值得听的人聚精会神地听……”
于是他从他那只旧得扔掉了也不该有什么舍不得的布袋里取出了用白纸包了封皮的《聊斋》。他居然将《聊斋》带到课堂上了，这足以证明他为这一堂课是作了充分准备的。只有他极欣赏的作品，他才带着书来。并且，每每亲自读它，他都有相当好的阅读感觉。那时，他的语调是挺吸引人的……
忽而，他从窗口那儿转过身子，望着同学们低声问：“你们中有谁正害着牙病吗？”
同学们被问得莫名其妙，一个个你看我，我看你。
然而他耐心地期待着。
于是大家皆默默摇头。
他又问：“那么，你们中有谁不喜欢吃糖？”
大家又一阵你看我，我看你，又皆摇头。
“是这样的，我今天早上到肿瘤医院作胃镜检查去了。那当然要空腹。之后，没来得及吃早饭，直接从医院‘打的’到学校的。但是我在医院门口的小卖部里买了一袋糖，口含两块糖坐上出租车的……”
他一边说，一边又从布袋里取出了一袋糖，走到课桌之间，东一把西一把分发给大家，直到分完……
“挑自己喜欢吃的含在嘴里吧。”
于是大家照他的“要求”做了，谁心里都莫名其妙，赵晓兰尤其如此。
他重新站到了讲台上。这一次目光不再望向窗外了，望着大家了。目光也随之变得温和了些。
他又开始说道：“什么是幸福？我也讲不清楚。我想，我就好比《衬衫》中那农夫，虽然人生境况比他强过百倍，但其实也仅享受到某些快乐的时光而已。在我这儿，和那农夫一样，幸福即某一快乐时刻，某一快乐时刻即我的幸福。现在，明媚的阳光照进我们的教室里，校园里多么宁静，你们口中含着自己喜欢吃的那一种糖，满口甜丝丝的，听老师读一篇好小说的精妙的片刻——我想，如果我们对幸福不持过分苛求的态度的话，那么此时此刻，何妨便当成幸福的时光来体会呢？也许你们认为，这也是一种夸大其词。但你们中有人以后会回忆起这一时刻的。那时你们就会承认，这会儿对我们寻常人真是一种幸福的时刻呢……”
他说完就读起《婴宁》来：
……穿花小步，闻树头苏苏有声，仰视，则婴宁在上。见生来，狂笑欲堕。生曰：“勿尔，堕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将及地，失手而堕，笑乃止。生扶之，阴捘其腕。女笑又作，倚树不能行，良久乃罢。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意？”曰：“以示相爱不忘也。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病，自分化为异物；不图得见颜色，幸垂怜悯。”女曰：“此大细事，至戚何所靳惜？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生曰：“妹子痴耶？”女曰：“何便是痴？”生曰：“我非爱花，爱拈花之人耳。”女曰：“葭莩之情，爱何待言？”生曰：“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女曰：“大哥欲我共寝。”……生曰：“此背人语。”女曰：“背他人，岂得背老母？且寝处亦常事，何讳之？”……
曲老师读完，教室里一片宁静。除了赵晓兰，所有的同学都在他读的过程中先后伏在桌上了。快到中午了，那正是接连上了两堂课的学子们往往会感到大脑缺氧的时刻。何况他们中的某些懒鬼，一向不吃早饭，腹中空空，肯定已经觉得饿了。
大家都盼着早点下课，这是显而易见的。赵晓兰尤其盼着下课铃响，因为她自己就没吃早饭。
而曲老师却仍沉浸在《婴宁》的片断之中，自言自语般地说：“多么令作家羡慕的小说啊，多么栩栩如生、可爱之极的一个文学形象啊，男人倘有妻可爱如婴宁，对这世界还格外要求些什么呢？又是多么精妙、多么经典的一段幽默文字啊！对文学，庄，非难也；谐，亦非难也；亦庄亦谐，庄中寓谐，谐隐庄中，仿佛信笔写来，不露丝毫刻意为之的痕迹，这才是大家风格。精妙啊，精妙啊！……”
而就在那时，下课铃响了。
曲老师是一边往布袋里装《聊斋》，一边对赵晓兰说那句使她惊讶的话的。
男生张传嘉本已走到了教室门口，听到曲老师的话，驻足回头看着赵晓兰。
赵晓兰冲他耸耸肩，苦笑一下。
而曲老师却将他布袋里的东西全都倒出在讲桌上了，分明地在翻找什么。
张传嘉在紧靠教室门的一张课桌那儿坐下了，又剥了块糖放入口中。
他是曲老师的爱生，也是曲老师“钦定”的选修课班长。
也不知曲老师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没有。他迈下讲台，往教室门外走去，看也不看赵晓兰，边走边说：“赵晓兰请你等我两分钟。”说罢，身影已出了教室。
教室里只剩下赵晓兰和张传嘉了。
赵晓兰说：“看来问题有点儿严重。”
张传嘉说：“你对他一向挺尊敬的，你按时交作业，他干吗无缘无故为难你呀？”
赵晓兰说：“别忘了，上个星期，大上个星期，我可也是接连旷课了。”
张传嘉说：“其他女生比你旷课的次数还多呢。他绝不会因为你旷了两次课，就偏偏和你较真。”
赵晓兰走到教室门口，探头朝外看了一眼，走廊上不见曲老师身影，放心大胆地对张传嘉说：“那可不一定。你不觉得他今天一反常态吗？也许摊上了什么倒霉的事儿，窝着股火儿，准备在一名学生身上发泄一通……”
张传嘉打断她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这么想对曲老师不公平，就算他真的如你想的那样心里窝着股火儿，也不至于准备拿一名女生出气，更不至于准备拿你出气。”
赵晓兰也坐在张传嘉身旁的椅子上了，将头斜靠在张传嘉的肩上，低声说：“所以我实在搞不清楚他究竟为什么偏偏把我留下。你说他不至于准备拿一名女生出气，难道他反而会拿你们男生出气吗？他那么偏向你们男生！他有时简直是在故意冷落我们女生！照这样下去，以后没有女生选修他的课了……”
张传嘉腾地往起一站。
赵晓兰仰脸看着他，那副表情的意思是——你怎么了？我的话使你反感了？
张传嘉瞪着她说：“你让开，我走。”
赵晓兰默默起身让开了，但张传嘉刚跨出在课桌间的过道，赵晓兰却冷冷地说：“你敢走。你若走，后果自负！”
张传嘉便如被定身法定在那儿了，目光呆愣地望着赵晓兰，张了张嘴，却什么话也没再说出来……
赵晓兰有几分生气地又说：“选修课选修课，在大学里，不过就是那么一种意思。教的也罢，学的也罢，相互配合点儿，相互照顾点儿情绪，才算双方都明智。如果有一方不明智，关系必僵无疑。说到底，维持双方关系的，不就是那选修课的学分吗？……”
赵晓兰说着，从兜里掏出块糖，也低头剥……
“赵晓兰，我现在就可以向你保证，你的学分，我一定不折不扣地全给你。”
赵晓兰闻声一抬头，曲老师已在她低头的瞬间走进教室里来了。显然，她刚刚说的一番话，曲老师全听进耳朵里了，就是只听到了一半，那也是不该被老师听去的一些话啊！
赵晓兰倏地脸红了，赶紧将已塞入口中的糖吐出。手没接住，那块糖掉在地上，发出吧嗒的一响。
曲老师看着她又说：“你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了，找找。”
赵晓兰不知所措地站了起来：“老师，是糖。”
曲老师问：“你脸红什么？”
赵晓兰说：“没有呀。”脸就更红了。
“对不起让你等了两分钟，我到外边去吸了一支烟。”曲老师说着，坐到紧靠窗的椅子那儿去了，接着无言地朝赵晓兰招招手。
赵晓兰走过去，惴惴地坐在曲老师对面。
“你们呀，你们这些孩子啊，古今中外，这世界上，谁没背后议论过别人？这是人间真相，议论就议论了，被对方听到了也没什么嘛。我就常和我的朋友们议论你们，而且议论你们女生的时候比议论男生的时候多得多。因为我对你们太缺乏了解了。因为我是你们的老师，我的职业又要求我对你们有所了解。通过与别人议论你们，别人能帮助我正确了解你们。难道你们学生之间背后议论老师不是寻常事吗？寻常事更不值得脸红了……”
赵晓兰分辩道：“老师，我没和张传嘉背后议论您什么。我们在谈的只不过是广义的选修课师生关系……”
她求援地扭头朝张传嘉望去。
张传嘉低声说：“是的，老师。”
“传嘉，你也有话要和我谈吗？”曲老师的目光也随之望向了张传嘉，口吻那么温和，温和得使赵晓兰简直就没法儿不心生出几分妒意。尽管，张传嘉能获得曲老师的厚爱，赵晓兰内心里也是倍感欣慰的，但还是觉得心里有那么点儿不平衡。
哼，不过就是会写几首歪诗吗？我也不是不会写，是不屑于写罢了。我赵晓兰有没有文学方面的才情，干吗非得在你曲老师的选修课上来证明呢？
她暗自这么想着时，眼望窗外，听曲老师又说：“快吃午饭去吧。你们学生食堂的用餐条件还不太好，去晚了连个座位都找不到了，这一点我知道……”
赵晓兰完全想象得到张传嘉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的那份儿尴尬，于是没好气地说：“老师，传嘉是在等我。既然您也知道学生食堂的用餐情况，那么把我留下来有什么事，就请您快说吧。如果我俩真的去得太晚，那就不是找得到找不到座位的事儿了，恐怕连份热菜热饭都吃不上了。”
曲老师缓缓将目光收回，注视在赵晓兰脸上，以一种存心拒人于千里之外似的语气说：“那么，让我们开始。首先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开课前，院里的一位领导曾对我讲，由于我开的是一门新的选修课，所以特别周到地为我多动员了几名学生报名，以示对一门新课的支持。你是否是他们中的一名？”
赵晓兰摇摇头。
“不是？那就是自己主动选修的啰？”
赵晓兰点点头。
“既然是你自己主动的选择，你就应该认真对待自己所选修的一门课，这是一个人对自己有责任感的一种起码意识吧？”
曲老师平板的语调，比严厉还让赵晓兰难以忍受。因为严厉的批评也可能是出于爱心，而曲老师那一种丝毫也不流露感情色彩的、平板之极的语调，却意味着仅仅是一种打算一步步将对方直逼到墙角的质问。
“老师，我上两个星期没来上您的课是因为……”
赵晓兰企图临时编出合乎情理的借口。
“不必解释。既然我已经说过，对我的课不感兴趣时可以不来上课，那么我对哪一名旷课的学生都不予追究，对你也一样。我指的是另一件事……传嘉，把我的布袋拿来！……”
曲老师一对他的爱生说话，语调顿转温良和蔼。
赵晓兰心里简直气死了。她想，曲老师呀曲老师，你又不弱智，你难道还没看出来，你的爱生和我的关系非是一般的同学关系呀！不看僧面看佛面，即使冲你那名爱生的关系，你也别以如此冷冰冰的样子对我啊！
张传嘉默默将布袋递给曲老师后，便在曲老师身旁坐下了。这么一来，赵晓兰这方面感到，情形仿佛变成了这样——仿佛是他们两个共同对她进行一场严肃的谈话了……
曲老师从布袋里取出了一个夹子，从夹子中取出了一页写满字的纸，往赵晓兰面前的桌面上一放，冷冷地问：“写着你的名字，是你的作业无疑吧？”
赵晓兰朝那页纸瞥了一眼，点头。
那是一次小作业，不过就是将晏殊的词《浣溪沙》改写为现代的散文诗。
“你缺作业纸吗？果而缺，我可以供给你。”
赵晓兰摇头。
“那么，是为了做厉行节约的榜样？”
赵晓兰摇头。
“那么，只剩一种解释了——你对你自己主动选修的一门课的作业，态度不认真到了极点。仅仅一页纸的一次作业，三分之二勾勾画画，涂涂抹抹，勉强称得上是有效文字的几行字，就用三分之一页纸来抄了一遍。换一页纸抄一遍，对你就那么费事？赵晓兰，你对付谁呢？”
赵晓兰将脸一转。
“据我所知，现在大学里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学生欺负老师，尤其欺负选修课老师，动辄以不选某某老师的课作为对老师的‘杀伤性武器’。而选修课老师们呢，慑于此，有时免不了产生迁就甚至讨好学生的心理。这么一种关系之下，就能真的体现出学校以学生为本了吗？我告诉你赵晓兰，我的课怎么上，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不会因为哪一个哪几个学生感兴趣或不感兴趣而变更内容。我也决不做一名不敢批评学生的教师。这不是什么师道尊严的问题，这是人道尊严的问题。大学生要对自己有要求。这就叫作人要谙知做人之道。一名大学生如果连对自己主动选修的一门课都一味对付，能说对自己有要求吗？你这一页纸的作业，哪里还给我留下了批改的空白？你必须重抄一遍，不是为我，而是为你自己。下次我上课，不要等我再问，主动交给我。”
曲老师说话的声音，始终并不太高。甚至可以说，他一直是在尽量压低着他的声音对赵晓兰说话。也没有一句半句话从语调上听来显得激动。但正是他那种以极其平板的语调从容不迫一句紧接一句说出口的话语，使赵晓兰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曲老师刚一说完便站了起来。他拍拍张传嘉爱生的肩道：“传嘉兄，望多担待。”
他最后这一句话，最让赵晓兰听了感到受辱。然而她已决定一言不发，沉默到底。
曲老师拎起他的旧布包，扬长而去……
教室里一时静极了。
二人沉默良久，张传嘉忍不住嘟哝：“得，午饭肯定吃不上了。”
赵晓兰却自言自语：“这位我以前认为还值得我尊敬的老师，今天在我心目中的印象算完了。多谢他给我机会，让我掂出了他年龄上作为长者的轻重，身份上作为老师的厚薄。”
张传嘉从桌面上拿起赵晓兰的作业看了一眼，隐忍地说：“这也叫作业？如果你是老师，你的一名学生向你交这样的作业，你会不找你的学生谈次话吗？”
赵晓兰将作业夺过去，几把撕碎，揣进了兜里，生闷气。
张传嘉劝她：“那你就重抄一遍，曲老师也许还会表扬你知错就改呢。”
赵晓兰说：“不。”
张传嘉脸也红了，沉默一会儿，低声说：“你这样，连我都觉得太难和你相处了。”
赵晓兰说：“那我们就吹。”说罢，站起便往外走。走到教室门口，却又不由得站住，背对着张传嘉说：“他曾经在课堂上公开讲过——如果同学们的作业能保持原始状态交上来，使他得以看出勾改了哪处，怎么勾改的，最好。我是以最好来对待我的作业的。”
张传嘉也起身走到了教室门口，瞧着赵晓兰的脸说：“我也想起来了，他是那么说过。可你当时为什么不提醒他一下呢？”
“他给我开口的机会了吗？”赵晓兰话音一落，人已出门。
张传嘉就呆在教室门口了……
赵晓兰不是由于喜爱文学才报曲老师的选修课的。她不但不喜欢文学，简直还挺嫌恶它，简直还挺鄙视它。甚至可以说，有时候简直还挺憎恨它的。在她看来，文学，那是一种两个极端“对立统一”的“东西”罢了。一个极端近乎宗教，另一个极端近乎邪教。在她心目中，将文学和自己的人生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的人，要么像宗教徒，要么像邪教徒。像前者的时候，自己就将自己的人生搞糟了，往往会搞糟到一塌糊涂马尾拴豆腐提不起来的地步；像后者的时候，则每每误导别人的人生，将别人的人生和自己的人生一块儿搞糟了算。
是少女的赵晓兰，其实也是痴迷过一阵子所谓“文学”之写作的。说是一阵子，说短了。那一种痴迷，其实前前后后延续了将近十年。在她五岁时，她的父母，都是沿海一座小城市里的一份纯文学期刊的编辑，而且是那座小城市里的作家协会的会员，文学成就骄人、颇受那小城市里的文学人士尊敬和羡慕的两名会员。那是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所谓的“新时期文学”正方兴未艾。是纯文学期刊编辑的她的父母，已各自先后在《十月》《当代》《收获》等一流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几篇中短篇了。有的小说还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选载过。父母合著的一部十余万字的小说，还被省电视台改编成了八集电视剧，反复播过多次。在那一座小城市里，她的父母一度又简直被视为名人。
赵晓兰上小学以后，父母每天都至少要抽出一个小时陪她背唐诗，背宋词。有时父母不能双双一起陪她背，便一三五、二四六地轮流着各尽义务。是的，父母肯定是曾打算将她培养成一位女作家的。到她上中学以后，《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中的大部分，她已倒背如流了。她也有几首小诗和几篇小散文见报了。其中一首小诗还获了晚报举办的“文学新苗奖”。
那时，她的父亲已经是副主编了，工作更忙了。然而主要已不是忙于组稿、审稿，发现文学新人和培养文学新人，而是整日东奔西簸求见张三拜访李四，总之是将作家的名分、副主编的身份、好人的情面和“文学园地守望者”的值得同情的角色形象，一股脑儿作了典押到处求乞赞助，到处化缘。转瞬间，文学不知怎么就不那么风光了，变得使社会的方方面面避之唯恐不及了……
然而赵晓兰一如既往地倾心着文学，并且自己也充当起了校园“文学园地守望者”的角色。
“你老爸当着副主编的那份正式的文学期刊眼看都快活不长了，你还在咱们一所中学里瞎折腾什么劲呀？你想干什么啊？你以为你是谁啊？”
那正是“你以为你是谁”这句街头小痞子相互叫板似的话语刚刚在中国流行的年代。
对她冷讽热嘲的有男生，也有女生。
而她总是高傲地如此回答：“第一，让我来告诉你文学是什么——文学是人类精神的维生素。第二，让我来告诉你我想干什么——我想在中学校园里燃起一把火，文学的火。那么，我以为我是文学的播火者，听了我的回答，你不开始也这样以为吗，亲爱的同学？”
在她那中学女生的天真烂漫的头脑里，竟不自量力地产生了一种肩负拯救使命似的大意识。那意识要说大也并不算怎么太大，她没想一厢情愿地拯救全中国的文学。从她所长大的那一座小城市里，哪怕仅仅对文学，她也根本望不到多么广阔的景象，看不清那景象日趋芜杂和令人无奈的衰落。她所试图拯救的，只不过是她父亲任着副主编的一份小城市里的纯文学期刊而已。依一名中学女生天真烂漫的头脑想来，初中生、高中生群体中热爱文学的学生多了，将来的文学青年的数量也就会顺理成章地多起来，那么自己的父亲任着副主编的那一份文学期刊的印数也就必然可观了，那么父亲也就再也不必为文学而去充当求乞者了，那么父亲身为小城市里一位成就斐然的作家和文学刊物副主编的尊严，也就得以恢复了，母亲也就不至于终日为那刊物印数的锐减而愁眉不展唉声叹气了……
不久，主编不当主编了，还没到退休年龄就申请提前退休了，到澳大利亚与定居彼国的女儿女婿团圆，享其天伦之乐去了。于是她的父亲由副主编而成为主编，她的母亲由编辑而成为编辑部主任了。学校里有同学这么调侃她：“哎赵晓兰，你干脆甭上学了，去当你爸妈手下的一名编辑吧！如果资格不够，先混着当见习编辑嘛，那么一来，一份半死不活的文学刊物，不就姓赵了吗？”
她的父亲由副主编而成为主编之前，市里组织部门的一位干部曾郑重其事地找她父亲谈过一次话。
人家说：“老赵，征求你的意见，市里缺一位文物局副局长，领导们觉得你合适。刊物不能没有主编，领导们自然一致认为非你莫属。何去何从，你个人怎么考虑呢？”
她父亲书生气十足地反问：“我去文物局当的什么副局长呢？”
人家善意地启发道：“那你是不愿去当文物局副局长，而宁肯当主编啰？你可想明白了，主编只不过是副处级，与副局级差着两级呢！”
她那书生气十足的父亲又反问：“若我当副局长去了，刊物怎么办？”
人家说：“你如果去当副局长了，还操心刊物的事干什么？文物，文学，总之都沾着一个文字，我们搞组织工作的人，是不会胡乱安排干部的嘛！刊物自然黄了，也算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嘛！”
她父亲想了想说：“那我还是当主编吧，否则，我对不起刊物多年所培养起来的一批忠实的作者和读者。”
人家愣愣地瞪了她父亲半天，叹气道：“哎，老赵，你呀你呀，你原先也不是一个不开窍的人啊！怎么一和文学搞到一块儿去，脑子变得转不过弯儿来了呢？你是这么个态度，本来迎刃而解的一个问题，这不又……”
有关领导早就想取消掉那刊物了。碍着有她父亲这么一个本市的人物存在着，不便下手。宁肯给她父亲一个副局级，交换一个解决问题的方便。掌门人都择枝而栖了，这等刊物还留待何用呢？——偏她父亲榆木疙瘩一般的头脑，没能“深刻”领悟领导们的真正意图……
父亲回到家里将那件事对她们母女一说，母女二人还特别感动于他执着的文学心。尤其她这个做女儿的，当即双臂搂住父亲的脖子，很响地在父亲那因一份纯文学期刊之命运而日渐消瘦的脸上吻了一下，由衷地说：“爸爸，我为你自豪，为文学庆幸，如果你这样的文学守望者多起来，文学一定能重显从前的风采！”
然而那一份纯文学期刊，却没因她的父亲当了主编起死回生。先是，它所倚重的本市的作者们，纷纷地明智地“背叛”了它。已经连标准定得很低很低的稿费都要打欠条了，而且不知要欠到猴年马月才能兑现，谁还死心眼儿地非给这样不争的刊物写稿呢？他们倒也并不因它的可怜处境而遗憾什么，更不因而心疼它。又不是一个情人，或一位同甘共苦过的朋友，只不过是一种“东西”，它对人没用了，人不能跟着对自己的现实生活也便没用了啊！非对它痴心不改，那不是自作多情吗？往最有人情味儿的高度说，他们和它，也不过就是萍水相逢、一夜风流那么一种偶然关系罢了。一夜风流就是一夜风流嘛，双方是都不兴太过认真的啊！他们这么认为。倒也幸而他们都能这么想得开，否则文学又会因而多了些被文学所误的呀！而人和文学的关系一旦变成了那样一种撕扯不开的关系，文学也是一向对人不负任何责任的啊。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他们从以往人与文学的不正常关系中看清了教训，于是他们便都向后转，背对文学追求别种更适于也更易于发扬自己能动性的人生去了。在那一座小城市里，文学的作者差不多都是将文学当成过某种时尚的男人和女人。既然文学很时尚的时代过去了，那么他们就再也不肯“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了。何况，在文学时尚的时代，他们毕竟也多少沾了些文学的光，不同程度地风光过、人前自得过的。故他们也谈不上有什么悔。他们又个个是挺聪明的人。与文学发生过某种关系的人，倘不是先天的精神有问题，怎么看也不至于反而比一般人们傻呀。再者说了，他们与文学发生过的那一种关系，说到底好比是风流男子拈花惹草、偷香窃玉的行为罢了。他们的人生能动性一旦转向别的方面，比如从商的方面，仕途的方面，所谓文化策划者的方面，他们的人生竟一下子“活络”多了。不久他们中有人摇身一变进了政府机关成了处长、副局长；有的成了承包某单位的老板；有的因为不再吊着文学的脖子了，反而竟更加地文化了起来。名片上也不再出现“作家”或“诗人”二字了，开始赫然印着“著名文化人士”的桂冠了……
接着商企界也对文学很不待见了。甚至，相当之反感了。那些地方的头头脑脑，一听到赵晓兰父亲的名字就神经过敏，避之唯恐不及——怕他开口为他当主编那“破文学刊物”求乞赞助。而人家怕他怎么样，他往往必定那么样。是的，许许多多各方各面的人，包括当初极其热忱地支持创办那刊物的文化官员们，说到它时，无不用一个“破”字来形容。而且似乎的，连它的主编在他们眼里，也快变成一个令人反感的“破人”了。
又接着，本市主管文化艺术的直接或间接的领导们，对赵晓兰的父亲也存心回避不见了。即使偶尔被他堵着了一次，那脸色也是无论怎么装都好看不了的。谈话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有一次，又被他父亲堵着了一位，人家紧皱起双眉说：“唉，你这是第几次来纠缠我了？什么事？快讲。这次我可没工夫陪你了，我一会儿还要去开一个重要的会呢！”——也不知一会儿真要去开会还是以那种话支走他。
他也不坐，站在人家桌前，不知羞不知臊地说：“你是我的主管上级，为了工作，我不纠缠你纠缠谁呢？还是同一件事儿，给钱！”
人家说：“你倒挺好意思开口的，不是已经给了你可以自己拉赞助的政策了吗？”
他说：“拉不着了。所以还得向你来要。”
人家说：“我现在手头也紧，市委的办公经费今年还一压再压呢！还有那么多下岗的也都伸手向我要钱呢，给点儿也轮不到给你！”
他说：“那我可能也只有下岗了。”
人家有点儿冒火了，瞪着他教训地说：“那你就别赖在那份破刊物上了呀！你干脆下岗吧。快下岗吧，该干吗干吗去吧！你有了份正经事儿干，我们也眼不见心不烦了，耳根子从此清静了……”
他父亲也不禁冒火起来，啪地拍了一下桌子：“您怎么说话呢？文学艺术在您心目之中已经是‘破’的了吗？已经是不正经的事儿了吗？别忘了您是主管文学艺术的领导！……”
人家愣了愣，反而扑哧笑了。看一眼手表，连说：“嗬，动不动来找我要钱，还拍我桌子。好，好，你有理，算你拍我桌子拍得对。但我得去开会了，半分钟也不能再耽误了。钱的事儿，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也没地方弄笔钱给你。我得向市委常委们汇报，你回去等着吧……”
人家说完，站了起来，从桌上拎起了公文包……
而一等，就没了下文。
于是两个月后，本市出了一期杂志，专号——内容页页是凶杀、暴力、淫秽和色情。美其名曰“法制人生教育专号”。卖得特火，纯文学的那一刊物狠赚了一把。
赵晓兰的同学拿着那一期刊物对她说：“校刊主编大人，你父亲已然这样子为你做榜样了，透露透露，你以后将要怎么办我们的校刊呢？”
还有同学也拿着那一期刊物请教：“咱文学水平低，给咱解释解释——啥叫‘法制人生教育’？这‘法制’和‘人生’两个词之间，少用了一个‘·’号隔开吧？……”
赵晓兰脸红得什么似的，心里顿时想到的一句话是——“逼良为娼啊”！
她惭愧地辞去了校刊主编的职务，于是校刊消亡了。语文老师们心宽了，都认为是好事。说语文是语文，文学是文学；高考，考的是语文，不是文学。高中生倘都受文学的影响，那么校园里的语文将不语文了。语文原本能考得好的，也甭指望拿高分了。文学这东西，对中学校园里学生们的语文影响是太坏了呀！好作文难道不都是按语文老师的要求写出来的吗？作家们评论一篇作文好不好的标准，那都是什么千奇百怪的标准啊！让文学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吧！……
校刊一经死灭，校园里从此歌声荡漾，那是通俗歌曲的歌声。有校刊存在着的时候，赵晓兰这位学生主编，常以她特纯特纯的文学的眼，睽注出通俗歌曲的流行着的传染病似的“媚俗”倾向，并每在校刊上亲笔撰文大兴挞伐之能事。似乎蓄意团结一批文学化的同学，与通俗歌曲化的同学们对着干，并使后者们一败涂地，溃不成军。她却怎么也没料到，她自己所“领导”着的小小一撮，竟首先树倒猢狲散了。而且，散得那么不光彩。因为倘言“媚俗”，她父亲任着主编的那一期所谓纯而又纯的文学刊物，不是已经一头栽进最最媚俗的烂泥潭里去了吗？校方三令五申，如果有学生敢将那一期《法制人生教育》专号携带入校园，将严纪查办。也许是巧合，她辞去校刊主编那一天，学生会通俗歌曲之发烧友们，举办了可谓盛况空前的一场歌咏比赛，并且得到了校方的协助。赵晓兰内心里十分清楚——那一种巧合根本不是巧合……
那些日子里，赵晓兰一家三口相互不谈文学了。她不问父亲一句关于那一期“专号”的话。父母也不问一句她辞去校刊主编的事。父母女儿双方面心照不宣。甚至，在一起看电视时，只要频道内容与文学沾点儿边，哪怕仅仅是使对文学敏感的人容易联想到文学的内容，父母女儿三人中，必会有人默默地拿起遥控器调换频道……
不久，那一期“专号”被新闻出版部门查处了。不是本市新闻主管部门查处的，是他们接到了新闻出版总署的“红头文件”，奉命查处的。
市委召开了紧急常委会议。市委书记声色俱厉，说：“堕落呀堕落，不是文化的堕落，而是文学的堕落！以前总是听到搞文学的人急赤白脸地批判文化的堕落，瞅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赖以享受的文化的事业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现在总算看透了，即使文化有什么值得羞惭之处，那也肯定是被文学带坏了！已然变得如此堕落的一份刊物，还言什么坚持纯文学，还厚皮涎脸地一再向市里要钱，不给还就拍桌子！请问诸位常委，这么一份堕落了的刊物，有什么正当的理由非得永永远远保留着它？……”
一位常委吞吞吐吐地说：“全市就这么一份文学刊物，相对于全市的文化艺术事业，是挺重要的组成部分，取消了，文化艺术的概念就不完整了，不太好啊！……”
市委书记立刻反驳道：“有什么不好呢？追求一种概念的完整，是不是太理想主义幼稚病了？是不是观念上太教条了？我们非是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面子重要得很，怎么看也得养一份文学刊物，而且人家也养得起！我们只不过是一座各方面都中等偏下的城市，不要那点儿文学的破面子了又如何？于是有人兴师问罪？我看未必！取消了那么一份已然堕落了的文学刊物，全市的文化艺术事业将不文化了？我看也未必！指示文化局每年多请几次歌星来，多举办几场大型演唱会嘛！也多请些笑星来，多演几场小品嘛！太平盛世的标志是什么？千条万条，我看头一条标志就是由歌声和笑声来证明的嘛！请问诸位常委，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太平盛世是由文学来证明的？何况，我们以前拨给那刊物维持着办的钱，是纳税者的钱，是人民的钱！现在它已然堕落到了那么一种令人不耻的份上，我们当机立断取消了它，广大人民群众肯定拥护我们，拍手称快！如果我们竟不这么做，我们又如何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一个严肃的交代？……”
于是，一致表决通过，取消了那刊物。并且，还给了赵晓兰的父亲一次行政警告处分。
当然，领导们做事，那还是想得挺周到的。预先有人与他谈了次心，承认他对本市文学事业的发展有贡献，但那一页历史已翻过去了呀。至于处分，那是挥泪斩马谡啊！市里的领导还是看重他的人品和文才的，组织部门也在考虑重新给他安排一个相应的职务。再说事情不是他亲自搞成那样的，是卖了一期刊号的恶果……
这一次赵晓兰的父亲的头脑变得开窍了。他极冷静地面对现实，回答说领导们的决定那肯定是英明的；说自己终于可以死心了；说死心了也好，那份刊物早已使自己感到累了；说领导替自己解脱了，自己其实是应该感激领导们的……
于是就在家里等着重新安排工作。
半年后没动静，忍不住到组织部门一问，万没料到，得知的情况是，自己当初那个主编，竟是没有行政级别的主编。不知为什么，老主编没为他的接班人的职务向组织部门报过任何材料，因而也就从未经审批过。老主编已患突发脑出血死了，个中原委就永远是个谜了。由副主编而成为主编之时，当时自己一表态，也就稀里糊涂地是了，自己也没想到应该为自己向组织部门报什么材料。要不世人怎么都认为，一个太文学了的人，就等于被文学彻底异化了呢？赵晓兰的父亲就是典型一例啊！……
组织部门的同志安慰他，说千万别着急上火，先暂时到报社去当记者吧，以后相机再解决他的行政职务。暂时是没办法了，报社那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地方，也不能为了安置他，将别人拽下来，将他推上去啊！
他倒豁达，说那样做当然不好，太不好了。
于是他就去报社文艺部当了一名老记者。整天和些比自己女儿赵晓兰大不了几岁的小男生、小女生东跑西颠，在文艺这个“界”里挖空心思抓所谓新闻，接着炒作那种新闻。有时为了版面的热闹，难免得违背五十多岁的一个大男人的基本品质、做人原则，干点儿虽不犯法却明摆着不道德没出息极了的事。那些小男生、小女生那么干往往一点儿心理障碍也没有，往往还津津乐道、习以为常。他那么干却心理障碍大得很，有时简直彻夜难眠、惴惴不安。三个月后仍无法找到起码的感觉，于是干脆递交了一份申请，提前退休，每月只拿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工资。他和文学搞到一块儿以前，原本是一位敬业的中学语文教师，当时马上要任校长了。又不久，体检时查出了癌症，便再也不沾文学的边了，一心一意做抗癌明星了。他的妻子也提前退休了，也不沾文学的边了，一心一意做抗癌明星的亲密战友了……
以上一切，都发生在赵晓兰读高二那一年。她将家中的一切文学书籍都处理了。暗自发誓，今生今世永不再沾文学的边。并且附加一誓，即使终身不嫁，也不做从事文学工作的男人的妻子。然而她那时已经分科了，是一名文科班的高中女生已成定局之事，难以改变了。坚定了一个信念，高考决不报中文。文科的专业多了，她决心报离中文远远的也是很热门的一个专业——国际金融专业。
然而，上帝似乎偏要捉弄她。她以几分之差，没能如愿以偿考上国际金融专业。结果虽然分数不低，却在电脑招生过程中一漏再漏。最后她那一份高考档案竟成了“垃圾档”，还多亏现在她就读的这所大学的招生办发现了，主动与她联系上了，问她愿不愿成为本校学生。
那时招生工作已快结束，赵晓兰未接到录取通知，早已是惶惶不可终日。她的父母，嘴上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问，内心里却更是如煎如焚。
一听说是北京一所虽算不上一流但也全国著名的大学主动联系，父母女儿三人好比眼看着同遭灭顶之灾，却又同时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当即由她亲口在电话里回答：“愿意！愿意！”
电话那一端的人紧接着相告：“本校其他专业的学生早已录满，要是真愿意，只能服从调配，分到中文系。”
她听后捂着话筒，扭头对父母说：“看来我只能成为一名中文系的大学生了。”
那时她的眼泪就忍不住刷刷地流下来。
母亲急问：“女儿你明年还有勇气再迎接一次高考吗？”
她噙泪摇头。
父亲催促：“那就赶快告诉人家，你服从调配呀！”
她照父亲的话说了，就说了“服从调配”那么一句，再就不知说什么好了。
父亲从她手中夺过了话筒。
父亲又替她说了些什么，她不知道了。因为她已跑入自己房间，扑在床上哭了——做一名中文系的大学生，她内心里百分之二百的不愿意。尽管是北京的一所大学，尽管也是在全国很著名的一所大学……
傍晚下了一场阵雨。
下雨时赵晓兰和曹芳芳吃过晚饭刚回到宿舍里。
曹芳芳在雨声中脱了鞋就上床，在床中央支起小小的折叠桌，将手提电脑往桌上一摆，双手便飞快地敲击起键盘来。
赵晓兰坐在自己床沿上，望着她问：“这就开始了？”
曹芳芳头也不抬地说：“下雨了嘛，明摆着图书馆是去不了啦。”
赵晓兰无声一笑：“你倒真上瘾，也真会替自己找借口。”
曹芳芳头也不抬地说：“我不像你，又不打算考研，那么刻苦干吗！”
曹芳芳的高考分数也不低，也是由于志愿报得失策了，被十二分不情愿地调配到了中文系。她鄙薄中文专业的程度和赵晓兰是一样的。但她的英文成绩却非常好，好得丝毫也不逊于英文专业的尖子生们。不消说，英文专业的前五名都是女生，一名男生也没挤入前五名。
曹芳芳不止一次当众说：“英文系有什么了不起？在别的同学面前趾高气扬则罢了，在我曹芳芳面前趾高气扬，那就是不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我曹芳芳一定要挫挫她们的优越感不可！……”
一次她又在饭厅里如此这般大声说，坐在她旁边的赵晓兰暗踩了她的脚一下。因为英文系那前五名尖子女生，正在离她们那一饭桌不远的另一张桌共进午餐。她们总是形影不离，仿佛是生长在同一枝上的五朵名花。许多外系的学生见了她们，皆显出自愧弗如的样子。
曹芳芳也早就发现了她们坐得离自己不远，她是故意大声说给她们听的。
她们吃完了，曹芳芳和赵晓兰还在不急不忙地吃着。她们一起从她俩身旁走过时，其中一“花”也大声说：“狂什么啊！那么狂，怎么没考到英文系，沦落到中文系去了！”
曹芳芳闻言倏地往起一站，以更大的声音说：“哎你们站住！我当众给你们下一个挑战书，本学期，全校英语成绩第一名的学生，将肯定不会出在你们五人之中了。因为我已经决定不再给你们那一份荣誉了。虽然在我看来，那只不过是一份寻常得易如反掌的荣誉！……”
赵晓兰见她近于胡闹，并且激动得脸都红了。不吃了，也不管她还吃不吃了，抓住她手腕，像拖一只犯起了倔脾气不愿走的小山羊似的，硬将她拖离了餐厅。而那曹芳芳，还使着劲儿企图挣脱手腕，仿佛还要转过身去继续冲对方们嚷呢……
走到了离餐厅远点儿的地方，赵晓兰甩开曹芳芳的胳膊，生气地训她：“你那是干什么你？人家招惹你了？众目睽睽之下，你无缘无故来什么劲？夸什么海口？让我也跟着你尴尬！”
曹芳芳却说：“你尴尬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可不觉得尴尬！我觉得挺痛快的！”
赵晓兰更生气了：“有你觉得尴尬的时候！这一学期考完试，你的英语若不是全校第一，看你的脸面往哪儿摆！”她的手指都快触到曹芳芳的鼻尖了。
“那不可能！”芳芳自信得令赵晓兰瞠目结舌……
曹芳芳确实是一名挺狂的大三女生。然而她给人的最初印象却往往是中规中矩谦恭内敛的，是自视平庸，甚至有点儿自甘平庸似的那么一种印象。那种印象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心疼。许多最初接近她的人，尤其女老师们，相互谈到她这一名女生时，都这么承认过——“几乎想问问她究竟有什么沉重的心事？”——在她与别人的关系中，那一种印象往往使对方保持较长的时间。于是，对她熟悉了的人，经常能从她双眸的深处，发现一缕淡淡的忧伤和自卑。上学期，她的政治成绩第二次不及格，中文也只考了六十八分。如果不是判卷的老师笔下留情，那么她连中文成绩也不及格了。政治是她极怵头的一门课。而中文的语法分析是被她诅咒的。总之，一切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都是她的头脑所排斥的。而死记硬背的能力，却差不多是大多数女生的天赋。在普遍较强的能力方面劣于别人，也就难怪她眸子里有忧伤和自卑。
但她又真的有挺狂的一面，真有值得偶尔一狂的资本，唯一的资本，不是她的形象，她的形象也很寻常，而是她的英语成绩。从初中到高中，她的英语成绩一向优异得令同学们嫉妒。她是她那一省她那一届考生中，英文单科成绩的“状元”，几乎就被她拿了满分。那么高的成绩，在历年高考中是不多见的。倘她其他几科成绩也能考到中上水平，那么她起码应是北京“二外”的学生。而成为“二外”的学生，也是她高考前梦寐以求的。但她另外几科的成绩太一般了。所以没能如愿以偿，所以也自感屈辱地被调配到了本校的中文系。
曹芳芳成了本校中文系女生之后，竟连英语成绩也变得一般了。她大约是中文系学习顶不努力的一名学生了，却也不怎么贪玩。星期六、星期日，并不常出校门。任何活动都不爱参加。要求必须参加不可的活动，她就带一本英文小说或英语词典去，悄无声息地坐在一个角落。一低下头看起来，往往直至活动结束才抬头。然而她即使那么的学习不努力，英文考试水平也还是中文系的前十几名。只要没课，她差不多总待在宿舍里。并且，总是卧着看英文小说或英语词典。她的家庭条件不好。父亲早故，母亲是下岗女工，将自家临街的一间屋子变成了一爿小铺子，每月收入微薄，勉强维持而已。大一、大二她都是特困生，曾打算退学，凭着自己的英语在北京谋职。亏赵晓兰多次相劝才打消了念头。然而一升到大三，从她身上竟显出了种种好运招手的迹象。不但忽而有了笔记本电脑、手机，还有了对于大学生来说纯属奢侈之物的数码相机和数码的“随身听”，因而引起同学们私议纷纷。但无论什么样的议论传入她耳，她都不生气，也不对任何人解释，高傲地笑笑而已。
赵晓兰当然从未与人背后议论过她，却也不曾问过她什么。赵晓兰这一点非常可敬。从不参与飞短流长之事。有时听到别人在议论她的好友，还会皱起双眉当面严肃地批评——你们俗不俗啊？她一如既往地与曹芳芳关系亲密，情愿扮演善于呵护的长姐角色。一点儿也不在乎别人会否连带着也议论她……
直至有一天，一名常去某出版社的男生带回了一种关于曹芳芳的说法是，她与人合作，为某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部三十余万字的外国小说！不但“英译中”，还“中译英”哪！由她单独译成英文的一位中国女作家的两篇短篇小说，不仅在英国某报连载，其中一篇还获了奖。那位女作家一高兴，原著版权费一分不要了，稿酬全归她了。也就是说，她已挣到手一笔对一名大学生来说数目实在可观的英镑了！
中文系的学生们，尤其男生们，尤其男生中的才子们，于是对他们一向所忽视的曹芳芳另眼相看，不，简直是刮目相看！而那出版社的人还以为她是一位老教授，或是在英国专攻过英文，获得了博士学位的一只“海龟”，让那名男生帮着打听打听，有意请她参与该出版社的一项翻译计划……
却也有人私下里议论：搞没搞错呀，是重名吧？
作为她的好朋友的赵晓兰，自然最想搞个明白，曾趁宿舍里只有她俩时问过她：“芳芳，那件事是真的吗？”
曹芳芳明知故问：“哪件事啊？”
赵晓兰说：“别装糊涂，就是和出版社有关的那一件事！”
曹芳芳平淡地回答：“不是重名，那个曹芳芳正是鄙人。”
赵晓兰知道，曹芳芳是不会骗她的。那一时刻，望着像现在一样盘腿坐在床上，聚精会神地闯网上聊天室的曹芳芳，她呆呆地半天再也没说出话来。虽然是中文系学生，赵晓兰也格外重视英语啊！因为她也是一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中文系学生嘛。相对于男生，中文系的女生，普遍地都在暗中将英文当成第一主科，而将本专业仅仅当成副科。如果没有考试制约着，本专业开设的诸门课程，她们才没兴趣去上呢！可赵晓兰虽然在英文方面花的精力很多，成绩也只不过能排在中上罢了。
于是赵晓兰虚心求教：“芳芳，你学英文，究竟有什么窍门？”
曹芳芳随口说：“你多刻苦呀，我应该向你学习，你何以反过来问我窍门呢？”
赵晓兰正色道：“别耍贫嘴！”
曹芳芳这才将目光望向她，耸了耸肩：“我真的什么窍门也没有。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反正从初中起就对英文敏感，过目不忘，过耳不忘。”说完，不无得意地一笑。
赵晓兰很少看到过曹芳芳得意的笑容。
她寻思片刻，不相信地说：“那就怪了。可你为什么对政治、对中文的语法知识就不那样了呢？”
曹芳芳又耸了耸肩：“我明白学好了英文对我们女生以后一辈子受用无穷，好处大大的。所以我特别特别地亲爱英文。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政治和中文对我们以后有什么用，所以我学有抵触。你明白吗？”
赵晓兰想了想，低声说：“我也不明白。是啊，你我这样的女生，已经决心将来择业时一不涉政，二不涉文，那么政治和中文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教那两门的老师反复强调必然有用，我内心里却还是觉得没用。”
曹芳芳也低声说：“我和你的区别在于，你没兴趣的，为了分数，你也强迫自己学。我不那么委屈自己。除了英语我要认真对待，其他各科，我只要求自己对付个及格就行。一两科不及格我也不烦恼，补考就是了呗。”
一番话，又说得赵晓兰愣了半天。而曹芳芳的目光，转而又投注在电脑上了。
餐厅里那一幕，事出有因。曹芳芳往那儿走时，恰巧英语系那五名女生走在她前边。她听到她们边走边谈论举行的一次“英译中”比赛，并且更多地谈论到了她自己，颇多贬低之词。最令她恼火的一番话是——“听说中文系有个叫曹芳芳的，当年是全省英文单科成绩考得最高的。可现在咱们都大三了，也没见那全省的英文状元在英文方面有什么突出表现啊，肯定也是自编的童话！……”
那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曹芳芳果然考出了全校多年来最高的英语好成绩。然而第二学期，她的英语却仅考了六十几分，令老师和同学们匪夷所思。
赵晓兰问她怎么回事？
她郑重地回答：“不就是学期考试吗？干吗非逞强好胜和谁较劲儿似的？累不累啊？实不相瞒，我最近刚得到通知，英语八级已通过了。我认为，我的实力更应在校外获得承认。有一家公司已经预先聘定我了。即使我不要文凭了，现在就去上班，他们也是举双手欢迎的。而且工资很高。可我能连文凭都不要吗？那我妈还不跟我急呀？再说我现在也不缺钱花了！……”
一向挨枕便睡的赵晓兰，那一天躺到床上竟久久难眠。月光中，她望着对面床上曹芳芳的身形，内心深处和中文系别的同学尤其女同学们一样，难免也生出几分妒意来。曹芳芳不仅和她，和众多中文系同学都是那么不同。大家学习方面的努力是公开的，是看得分明的一种表现。而曹芳芳学习方面的努力却仿佛是在暗中悄悄进行的一种活动，仿佛是成心以特别松懈的假相蒙蔽大家的一种策略似的。人不知鬼不觉不显山不露水的，已在校外的资格考试中通过了英语八级！如果不是她自己亲口说出，连是她朋友的赵晓兰都不知道！赵晓兰心生妒意的同时，还有一种被耍弄了的感觉。虽然她明明十分清楚，那一种感觉只不过是一种感觉，并不是事情的真相，更不意味着曹芳芳的虚伪。如果窗帘再厚些，没有微弱的月光滤进房间，那么她便连对面床上曹芳芳的身形也望不到了。曹芳芳侧身而眠，身子蜷得像一只虾，一只手插在脸颊和枕头之间，呼吸均匀，仿佛在梦中也以那么一种习惯了的姿势舒舒服服无忧无虑地睡着。要是能以自己其他科的好成绩，换了一份曹芳芳的英语八级的资格认定书，那对自己将是多大的欣慰啊！睡不着的赵晓兰，不但默默地这么想，而且认为那想法不仅是自己，同时也是全体中文系学生，至少是全体中文系女生共同的想法。她们虽然在学着中文，但是她们中却几乎没有谁以中文成绩的优差为忧喜。是的，她们虽然在学着中文，却几乎全体地、一向地以自己们英语水平的高低为将来谋职的资格程度。而中文水平怎样，在她们那儿，只不过是人生万不得已之时，谋最差的职业的一种最低的能力。是的，她们几乎全都如此，即使没有谁嘴上公开这么承认，内心深处却无一不是这么权衡利弊的……
赵晓兰站在窗口，望着窗前树叶淋浴着大雨点那一种抖动不止欣喜若狂般的情形，内心被惆怅和烦恼笼罩着。她要求自己在本科毕业时务必攻下英语六级，她知道为此她一定要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在英语方面。她之所以也选修了曲老师的“文学创作与欣赏”课，原因之一那就是——上个学期选修了曲老师那一门课的同学，都说曲老师对选修生采取的“政策”是无为而治，是极为宽松的“政策”，是一种“任来任去梁上燕”的“政策”。而且，是所有选修课老师中给学生留作业最少的。从来不交作业的学生，他也不怎么催逼……
怎么曲老师今天突然对自己采取了那么一种冰冷的态度了呢？
她不理解，因而烦恼。
她必须考研。她必须而且只有经过考研，才能摆脱自己是中文系毕业生的“知识出身”。她绝不允许自己一辈子的“知识出身”仅仅是大学本科毕业，更不允许自己的“知识出身”居然还是什么中文系毕业。但是她又清楚，考研的竞争，对于自己无疑等于参与了一场严酷的游戏。中文系十之七八的女生，都跃跃欲试地准备着考研，都暗中横下一条心——通过考研提高知识地位；通过考研改变她们都极不情愿的学中文的“知识出身”。从前，大学毕业是在中国成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前提；现在，如果仅仅是大学生的话，如果一辈子是大学生的话，那么也就一辈子自甘认命地当小知识分子吧！小知识分子只配有是小知识分子那一种人生的质量，这个规则是不言自明的。赵晓兰对此点早有所思。中文系的女生们对此点也都早有所思。在事关人生的事情方面，她们的意识比男生们要细致得多，也要明确得多，还——坚定得多……
赵晓兰因自己即将面临的竞争而惆怅。
她心急地等着雨停了快去图书馆用功。自然，不是为中文用功，而是为英文……
雨却不见小。
“芳芳……”
“嗯？有话说！”
“你看着我嘛！你那么心不在焉的，对我也太不……”
她一时寻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
“太不怎么了？说呀！”
曹芳芳连目光都不朝她瞥一下。
“看着我行不行！”
赵晓兰提高了声音。
曹芳芳终于“友邦惊诧”地抬起了头。
“你认为曲老师这个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还行吧。”
“何谓还行？”
“他对选修他的课的学生宽松，这毕竟是我们的幸运啊！如果他将他开的选修课太当成一回子事，拿他的‘文学创作与欣赏’变着法儿要求我们，折磨我们，我们也只有徒唤奈何呀。”
“那他就成我们的公敌了。那下一学期也就没有哪一名学生会选修他的课了。”
“他才不怕呢。他可以带研究生啊。”
“是吗？”
“院里和系里更希望他带研究生，而他却偏偏更愿教我们大三的本科生。”
“是吗？”
“难以理解了吧？其实也容易理解。从他那方面，显然以为，他头脑里那一套套关于‘文学创作与欣赏’的理念，对于中文系的多数同学是有用而且有益的，所以他希望向更多的学子布道呀。带研究生才能带几个呢？……”
“可是他却不清楚，我们大多数他的学生，虽然身为中文系学生，其实以后并不打算与中文发生什么不三不四的关系……”
曹芳芳合上电脑，下了床，也走到窗口，一边与赵晓兰并肩观雨一边说：“他不清楚对他和我们都好。依我想，也许全国大多数高校的中文系，只有在这种不清楚的状态下才能继续存在。如果老师们内心里都明镜似的清楚着，那他们还怎么教课呢？”
“除非有自欺欺人的本能。”赵晓兰将一只手伸到窗外接雨滴。
“对。除非有那一种本能。”曹芳芳也学赵晓兰那样，并说，“小时候，下雨天，我最喜欢将手伸出窗子接雨水了。我觉得雨水滴在手心，一下一下，像每一下都将手心滴穿了似的。你说，滴水穿石，它也能滴穿人的手吗？”
赵晓兰说：“不知道，没心思想过这么古怪的问题。”沉默了几秒钟，又说，“可我的感觉与你相反，并没觉得曲老师对我们的政策多么宽松。”
“还不宽松？！”曹芳芳又一次“友邦惊诧”。
“对你倒是够宽松的。你嘛，公然在课堂上酣睡，他视如未见。对别的同学也够宽松的，数堂课不来，连问也不问。不知为什么，偏偏对我那么严肃……”
赵晓兰的语调不由得流露出了内心的怨恼。接着，也不待曹芳芳问，就主动讲起了曲老师课后留下她谈话的事……
忽然窗下有人喊：“晓兰，赵晓兰！……”
曹芳芳踮起脚跟往下看着说：“是张传嘉。”
赵晓兰说：“告诉他，我不在。”
曹芳芳说：“那多不好！他撑的可是一把破伞，衣服都淋湿了……”
赵晓兰却干脆将两扇窗都关上了……
雨停了以后，赵晓兰往图书馆匆匆走着时，听到张传嘉在身后怯怯地叫她。
她主要是因张传嘉才选修曲老师的课的。
她假装没听到张传嘉叫她，走得更快了。
张传嘉一手拎着合拢的伞，超到了她前边，一边继续倒退着走，一边赔着十二分小心似的问：“还生曲老师的气？”他上衣的左半边，看去已经湿透了。
“我值得的吗？”赵晓兰并不停止脚步。
“那……还在生我的气？”
“这话问得，你怎么我了？我干吗没事儿找事儿地生你的气？我又不是林黛玉！”
“你离开教室以后，我在地上发现了一份诊断，是曲老师的……”
赵晓兰站住了，瞪着张传嘉说：“曲老师，曲老师，张传嘉我问你，自从你选修了他的课，你一天要说多少次曲老师啊？人人都会生病的啊！你不能因为他赏识你，你就甘心情愿地被文学两个字迷惑了啊！”——赵晓兰的话，已说得有点儿痛心疾首了。
张传嘉便也站住在赵晓兰前边了，也瞪着她低声然而固执地问：“文学有什么不好？”
赵晓兰于是回想起了以前曾和他发生过的几次口角，每一次都不欢而散。她鼓励他考研，而他却说，大学毕业以后，曲老师答应介绍他到一家报社去当文艺版的记者。
“记者，还是文艺版的！正确的说法叫‘娱记’或叫‘狗仔’。一个男人，那有什么出息？”
“曲老师说，人和人可以不一样，也应该不一样。只要现在把中文的底子积累得扎实一些，那么将来我一定能成为与别的‘娱记’不一样的‘娱记’！……”
“也就是高级的啰？高级的也还是‘狗仔’。高级的‘狗仔’而已！”
“那我就去出版社或文学期刊当编辑！”
“可是文学在没落！”
“那我就依你，考研。但依我的水平，考研也只能考中文系呀！”
“那你就要有更大的志气，付出更大的努力！没有谁能轻轻松松地改变自己的‘知识出身’！中文这一种知识出身，在今天，难道是值得满足的吗？是位博士了又怎么样？成教授了又怎么样？事实明摆着，你自己也耳濡目染，难道需要我像教诲一个孩子似的，掰开了揉碎了反反复复提醒你明白？……”
诸如此类的话，赵晓兰已不知对张传嘉说过多少遍了。每逢她这么说，张传嘉就不开口了。然而她每一次都看出，他不是被说服了，而是觉得自尊心被深深地伤害了。那时，赵晓兰就觉得，从这名她确实喜欢的男生身上，看到了早年自己父亲的影子。一个事实确乎的是——张传嘉没选修曲老师的课时，身上还没有赵晓兰父亲的影子。他使赵晓兰觉得越来越像她那位沾染了“文学病毒”的父亲，是选修了曲老师的课，并受到曲老师赏识以后。
“我告诫你，我以后，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嫁给一名‘娱记’的；在出版社和刊物当文学编辑的男人，无论他对我多么好，多么爱我，我也只能将他当成一位朋友。而且，那已是我和他之间最密切的一种关系了！”
赵晓兰也多次明确地对张传嘉说过这样的话，类似最后通牒。而张传嘉，那时就会默默地低下头去，默默地转身走开。有时走几步，回头看她一眼。最近两次她再那么说时，他走得不回头了。赵晓兰觉察到了他们关系中这一细节变化，她因而伤心难过，也因而暗暗怨恨过曲老师，觉得曲老师仿佛在跟她争夺他。曲老师靠的是“文学病毒”，她靠的是爱……
现在，张传嘉又有点儿不知说什么好了。他站在一棵树下，那大树茂密的叶子仍在往下滴落着雨珠，滴在张传嘉头发上、肩上。而他低垂着头站在赵晓兰面前，犹犹豫豫的，期期艾艾的。看得出他心里憋闷着很多话，想要对她一吐为快，却又明知那结果，内心极度的矛盾着。她也看出，他的样子那么委屈，如同一个受气包，而给他气受的正是她似的……
几滴雨珠落在了张传嘉的脖梗上，溅为无数水星，溅在赵晓兰脸上。
“哎呀你，木头人啊？”赵晓兰忍不住扯了他一下。几乎与那同时，张传嘉从兜里掏出一页折了几折的纸塞在她手中……
“你自己看吧，别丢了，得给曲老师。星期天晚上，我们一些同学要去曲老师家看看他，你如果也想去，就跟我们一起去。不去拉倒，算我没通知你！……”
张传嘉走几步，站住了，扭回头望着她又说：“我们去看曲老师，与他的课一点儿关系没有，也与文学毫无关系。不是文学不文学的事儿……”
望着张传嘉走远，赵晓兰低头展开那页纸，见写着曲老师名字的诊断上，一行潦草的字分明是——“癌变前期”……
夕阳温柔的余晖，被两幢高高的塔楼压缩了之后，相当集中地洒在元大都土城墙的遗址上，使人觉得那古老的遗址仿佛人性化了，女性化了，在单相思地泛着红晕。一片片一丛丛的喇叭花开得热闹极了，隔窗望去，满目皆是，红的、粉的、白的、蓝的，烂漫又快乐。而夕阳，那时刻红得像一只吹薄了的气球，红得如同内中充盈着鲜血。那些快乐地开放着的花啊，曲老师是多么喜爱它们！他喜爱它们纵情恣意无须任何人侍弄也开得美趣盎然的野生状态；喜爱它们散紫翻红比赛着似的快乐花性；喜爱它们的“皮实”……
曲老师正坐在临窗的一把椅子上，默默地寻思着晏殊那首《浣溪沙》，目光不经意间朝外一望，就分心了，观赏起喇叭花来。
“皮实”一词是北方民间话语，曲老师是北方人。但是他却并不清楚“皮实”二字究竟是哪两个字。因为在他的写作生涯中，几乎没用过“皮实”一词。不，不是几乎，他认真地回忆了片刻，断定自己根本不曾用过。他想起身去查查字典，又改变了主意。莫如作为一个问题，在课堂上提出，让学生们思考——他竟这么打算着了。他曾见过喇叭花在狂风中剧烈地左摇右摆，然而当阵风间歇之际，哪怕仅仅是几秒钟的间歇，它们也会抓住机会照样高傲地昂向天空，仿佛要力争吹出各自最高的一声高音，向它们的生命也向世界作诀别似的。前两年，曲老师也从这个窗口观赏过喇叭花在雪中开着的情形。那一年十月末北京罕见地下了最初一场大雪，那遗址上，这儿那儿，各色喇叭花妖妖娆娆，楚楚动人地开在雪色中……
接着他又联想到了喇叭花的另一种说法“牵牛花”。他也特别喜爱那花的另一种名字。尽管他同样不明白它们为什么又叫“牵牛花”。因为它们有着很长很长的蔓像牵牛的绳吗？可还有别种的花也有很长很长的蔓啊！于是这不明白，使五十余岁的曲老师产生了童话心理的遐想。那遐想又没任何根据地与“牛郎织女”的故事一厢情愿地附会到了一起：牛郎怀揣着织女的仙裙，而赤裸着美丽身体的织女横坐在牛背上，害羞得不行。牛郎不肯将她的衣裙还给她呀，怕她一披就飞上天了呀！
织女羞答答地说：“牛郎呀，我怕，我长这么大也没骑过牛。这头老牛它要是突然的由着性子狂奔起来，我可怎么办是好呢？”
牛郎就说：“织女呀，你不必怕。我这头老牛性子可温顺了。为了使你放心，我在前边替你牵着就是了。”
牛郎的牛那不是一头普通的牛啊，虽然他还没被哥哥嫂子以分家为名赶出家门时，那老牛的鼻上已穿戴着鼻环了；但自从分了家以后，他从没往老牛的鼻环上拴过缰绳。他舍不得对老牛那样，老牛也无须他那样。既要在前边替织女牵着老牛，又一时找不到一段可代缰的绳，牛郎急中生智，就从路两旁扯断了些喇叭花蔓，搓成了一条绳。不消说，那缰绳上，也搓夹住了一朵朵的喇叭花。那是世界上最廉价的一条牛缰，一文钱也没花所以一文钱也不值啊。然而那又是世界上最具审美特征的一条牛缰，用五颜六色的一朵朵喇叭花装饰着。那时分虽已日落西山，暮色苍茫，但路两旁那一片片一簇簇的喇叭花，开放了一白天的，分明的是将花朵昂得更高了；过些日子才能开放的，也都一齐的为牛郎为织女之天上人间的一种缘分，提前喜气洋洋快快乐乐地怒放了……是以，喇叭花才又被叫作“牵牛花”了……
曲老师原本就有爱胡思乱想的习惯。或者，那习惯相对于他，简直又可以叫“毛病”。自从他由一份文学期刊的主编而成为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胡思乱想的“毛病”是更严重了。并且每每一经开始，立刻与他的新职业紧密连在了一起。
他也打算下一课向学生们提这样一个问题：喇叭花为什么又叫“牵牛花”？——他希望有学生和他的想象相同，更希望有同学的想象比他自己的想象更美好。
雨后清新的空气，被一阵阵微风送人到他的家里，呼吸着沁润极了。遗址上一切被雨洗浴过的绿叶，皆在夕照之下闪耀着水灵灵的光泽。在喇叭花丛，有一些鹅黄色的小东西翩翩飞舞。不知为什么，在这一个夏季，在这古老的遗址上，只繁衍那一种鹅黄色的小小的蝴蝶，小而美丽，飞舞得赏心悦目。
“这一切都是我的”曲老师头脑中忽而掠过此话，不禁哑然失笑。
“这一切都是我的！”赵晓兰写在作业里的一句话。
他之所以重读并久久地寻思晏殊的《浣溪沙》，就是也想从那词的字里行间体会到或而真有“这一切都是我的！”那么一种意境，却怎么也没产生与自己的一名学生相同的阅读感受。难道我真的老了吗？真的老到了在任何一件事，比如一首古代诗词的欣赏方面，都与年轻人根本想不到一块儿去的地步了吗？
由喇叭花，他进而又联想了许多赞花赏花爱花惜花之诗之词。美妙佳句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头脑之中：
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
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蘋生。
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怎么，竟忆不起一句关于喇叭花的佳句呢？他想啊想啊，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于是又产生了一个打算——让学生们去从古诗词中发现专写喇叭花的佳句。不为别的，只为有一个借口，让学生们去与古诗词发生更“亲密的接触”。他想，自己当然首先要去发现。他相信只要自己多翻翻诗词类书，那是一定会发现的。难道喇叭花不曾入一位古代诗人或词人的文眼吗？总不至于吧？……
曲老师感到自己的课最难讲的一点那就是——他要分析到的例文十之八九学生们一无所知；而对于学生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比如村上春树的，他又实在认为真的不值得自己在课堂上大讲特讲。他极认真地读过村上春树那篇《挪威的森林》。几乎那位日本作家在中国出版过的一切作品集中，都选了《挪威的森林》，那无疑是代表作之一了。然而在他这儿，实在给不出太高的评价。他倒比较热忱地介绍了日本另一位作家松本清章的作品，可他的学生们听得很索然。他从他们的眼中看出了那样一点，这骗不了他的。他因而大为悲哀，觉得自己调到大学，而且教中文，而且直接教写作，实在非是明智之举。但是他曾任过主编的那一刊物，他为之多年呕心沥血过的文学刊物，使他累了。它几乎快要吸干了他的精力，可它命中注定地一天天沉沦下去，无可救药地沉沦下去。所以他简直又可以说是逃避到大学里来的……
曲老师自身是极其矛盾的。他与文学所结下的“死结”，可以认为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在他还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称作“小诗人”了。那戴上得太早了的桂冠，确定了他人生最初的光荣与梦想。当年一位著名的诗人，曾热情地为“小诗人”的第一本诗集写过序，评价他有细腻的诗心。上了高中以后他又开始写小说，一经发表，同样大获好评。一位当年的作家认为他“文学之前途无量”。他几乎是顺理成章而又轻松容易地考入了全国某重点文科大学的中文系，转年时逢“文革”，他成为学生中的“白专典型”，难免受到了一点儿人生的羞辱和委屈，却倒也没有构成太严重的心理伤痕。政治将他排斥在它的风暴中心以外，恰恰等于在当年给予了他难得的机会，使他有更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接触古今中外之文学。当年改造他思想的方式，是强制他参加校图书馆的清除工作。被清除了的几乎都是好书，都是名著。不忍一批批全部烧掉它们，趁人不备，多处转移。于是它们成了“文革”十年中他个人最宝贵的藏书。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的“藏”书。那些书使他对于文学形成了一套自信正确无疑的理念和自信全面细致的感觉。“文革”十年中他在一个小县城里当粮库的保管员。“文革”结束后考上了母校的研究生，于是成为八十年代初大学里一位出色的中文教师。那时他兼顾着自己的创作，并且活跃地表现于文学评论界，勤奋笔耕，收获颇丰。八十年代末他被从大学里“挖”走，去当了一份文学期刊的副主编，不久成为主编。再以后的十年里他发现和培育了不少文学新人。当然，也改变了不少人的人生。那一种改变，使有些人的人生出现了光明，使有些人的人生前途反而由此渺茫。后一种情况，使他往往也能看清文学误人的一面。可只要一谈论起文学来，他几乎本能地只宣讲文学对人的益处，矢口不提文学误人的一面。让他也承认文学有误人的一面，那还不如杀了他……
他重新站在大学中文讲台上时，曾对学生再三申明，他不是来培养作家的，甚至也不存念培养文学编辑。他说人生应该机动灵活，中文学子的人生，也不必非得和文学发生关系。他的话获得了由衷的掌声。但是在他讲评学生的习写作业时，却又往往要求严格，一如当主编时对头条稿件的要求，且动辄便说“一位作家他应该……”或“一位有水平的文学编辑他一定会……”
他曾多次在课堂上严厉批评学生的“自娱式写作”，指出那是对文学与人的关系的重大误解。
有次，一名学生忍不住站起来抢白道：“老师，你自己不是在课堂上亲口对我们说过——‘中文学子的人生，也不必非得和文学发生关系’吗？我们既不想也不愿使自己的人生与文学发生任何关系，那么现在以自娱式写作的态度写着玩玩，有何不可？值得您大加声讨吗？”
那学生的话也获得了掌声，比他的话曾获得的掌声更热烈。
在掌声中，他怔愣了许久……
他几乎可以略加思索就较有逻辑地回答学生们关于文学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且使学生们满足又满意。
但一个关于文学的最简单的问题他从来也没回答好过——那就是：文学对人究竟有什么用？越想回答得令学生信服，越回答得经不起学生的反驳。
比如他强调文学培养人读书的习惯，而读书是人的好习惯；文学使人有气质，而一个人的气质那是花钱买不来的；文学引导人精神向上，使人性滋润，而人性质地粗糙之人愧对自己的生命；文学中有幽默，而幽默使人可爱……
学生们便反驳：读书的习惯和读小说的习惯能相提并论吗？在今天，一个人倘若酷爱读小说，真的反而是文化修养很高的证明吗？您干吗非把人的气质问题和文学紧密联在一起？我们认为普京也很有气质，可他有工夫读诗或看小说吗？音乐就不能使人性滋润了吗？优越的物质条件就不能使人性滋润了吗？文学和一个舒适宽敞的家，哪一点对人尤其重要？人真的反而应该反过来追求吗？没有什么资料显示比尔盖茨喜欢文学，但却有大量报道证明比尔盖茨很幽默呀！中国当代作家中，尤其出了名的，男的女的都算上，几人具有让大众看得过去的气质？老师您知道您讲“文学的幽默元素”时我们为什么不笑为什么索然吗？与网上的手机短信息的幽默元素相比，那差劲多了，水平根本没法比呀！……
当然，文学对于他的学生们，也不是完全没用。他们对于文学的某类知识，也是希望多多益善的，便是能够直接转化为考研的论文“材料”的那类文学知识。
但曲老师他一想到将活生生的文学极为功利地仅仅变为考研的“有用”之“砖”，他就要发脾气。论文在大学里是一种什么“文”，是怎样“论”出来的，以什么样的标准被看待和评价，他太清楚了。
他希望他的学生们不都变成学了多年中文只会写论文，而且连论文也只会写成用所谓“知识材料”去堆砌，毫无文采、毫无生气的人。
而他同时明白，他的学生们心里想的却是：老师，请多多地给我们那样的“有用”之“砖”吧！不是那样的“砖”，倒对我们确确实实的没用呢！您讲得再卖力，最多也只能引起我们的一点点现场兴趣而已……
中文在大学里究竟是一门什么性质的专业？
文学在大学里究竟是一门什么学？
“以学生为主体”——在他的教学中又究竟该怎么体验？
对学着中文却以学中文为屈辱的学生，他该怎么办？
他原本以为重新站在讲台上当一位中文老师是轻车熟路胜任愉快的事，却不料自己大错特错了。今非昔比了，时代变了，学生变了，文学在大学里的以往境遇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他毫无心理准备。
他的一位朋友曾劝他：“你呀，太认真了。凡事别太认真。‘难得糊涂’是至理名言啊！”
他执迷不悟地问：“可我怎么个糊涂法呢？”
朋友道：“摸透学生们喜欢听什么，这对你一点儿都不难吧？摸透了之后，讲他们爱听的就是。说到底，你和学生是雇佣关系。学生交学费，通过学校雇佣了你。你讲他们喜欢听的，你的课就受欢迎。否则，是你摆错了位置。”
他想了想，却说：“把课讲得有意思对我很容易，而我要求自己把课讲得对学生有意义。”
朋友叹道：“你呀你呀，没救了。别忘了你讲的是文学，你干吗总强调文学的什么意义呀？在今天，文学还真有什么意义吗？记住，有意思就是有意义了！……”
曲老师他今天课后对赵晓兰的批评，和他最近的心情大为有关。特别是今天，那一份作胃镜后的诊断，使他情绪很是低落。连诊断书也弄丢了，不是白受一番痛苦了吗？否则，他是不会对赵晓兰那么严厉的……
他正东一件事西一件事地想着，电话响了。
是张传嘉打来的。
“老师，我们想去看您……”
“你们？你们是谁们？……”
“就是，咱们选修班的同学们……”
“怎么忽然想起……欢迎啊欢迎啊，什么时候来？……”
“您看，明天晚上行吗？……”
“行啊。”
“您看，饭前好还是饭后好？”
“这……”曲老师犹豫了一下，以指示的口吻说，“让大家饭前来吧，我请同学们吃晚饭。”
“那，我代表同学们先谢老师了……”
张传嘉的语调，听来非常……非常谨慎，试探性是那么明显，仿佛唯恐少说了一个字便遭到老师的婉拒；也仿佛唯恐多说了一个字，老师明明不情愿被打扰，却又不得不勉强地表示高兴；还仿佛，老师明明已经同意了，他自己觉得并没有把他的意思说清楚。
曲老师放下电话，心中不由得想——这学生今天是怎么了呢？以往跟自己这位老师说话也不是这样的啊！
张传嘉是一名来自江浙农村的学生。也许是因为得益于家乡水土的阴柔吧，一张脸生得眉清目秀，性格也极为稳重，像五十年代家教过严的大姑娘似的容易害羞。尽管，现在是一个酷哥猛男更受女孩子们青睐的时代，但据曲老师看来，事实上只要是稍微成熟一些的女孩子，如果不仅仅将爱情当成一场游戏，并且将爱情与婚姻认认真真联系起来一块儿考虑的话，一般还是会倾向于选择张传嘉式的青年的。大约是由于他们比较容易给她们以能够信赖的印象吧？这是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一种男人女人之间的古老规律。好比色彩类学上同样的图形，涂成黑色的给人以分量很重的感觉，而涂成浅淡颜色的，给人以分量较轻的感觉。于色彩类学是那样，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之中恰巧反过来——酷哥猛男总难免给人以感情上不稳定、浮浪易变的感觉，而张传嘉们，则会使女孩子们放心一些，因而省心一些。
曲老师在人生的许多方面不但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或者，更周密地说，是一个理想主义式的经验主义者。如果他不是一个儿子的父亲，而是一个女儿的父亲，那么他肯定希望女儿为他选择的女婿，是一个张传嘉那种类型的青年，而肯定不希望女儿带回家一个看去过分生猛的家伙，即使那家伙是个帅哥。
曲老师的儿子从初中到高中，原本是偏于文科的。高二分班时，他坚决地、没有任何讨论余地的命令儿子必须成为理科班学生。以他对时代和社会那一种敏锐的洞察力，早已看到了它从重文轻理转向重理轻文甚至重理鄙文的今天的端倪。儿子由于一向偏文而被硬行按在了高中理科班，没能如愿以偿考入一所重点大学。曲老师却一点儿也不后悔自己当时的横加干涉。而且认为自己干涉得何等英明，似乎等于挽救了儿子的一生似的。
他对自己的儿子是那样，却希望自己选修班的学生们，不仅应在一般兴趣方面理所当然地都要亲密于中文，进一步说是与文学的关系，而且都要从将来的职业要求出发去热爱文学。
在他那儿，中文即文学；对文学没有良好感觉又不肯自觉地、培养起良好感觉的中文学生，无论男生女生，无论应试成绩一向多么优秀，根本不能算是中文系的好学生。当然也就不是他眼里可爱的学生。
在这一点上，他这个人的自我矛盾，又简直可以用两面派、用虚伪来形容、来分析了。
无论当面或者背后，凡认识他尤其与他稔熟的人，没有谁敢贸然地议论他是什么两面派或虚伪之人，事实上他对人对事坦直极了，口碑极佳，他的真诚是被公认了的，也几乎是被定论了的。议论他是什么两面派或虚伪之人的人，话一出口，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反而会首先大受怀疑了。
但曲老师每扪心自问，也每自己分析自己，结果是不得不自己承认——在自己与学生们的关系中，进言之，在自己与学生们又共同与中文也就是与文学的关系中，他往往是那么两面派，那么虚伪，一番番地说了不少不诚实又自欺欺人而且企图影响学生们的话。那些话说得越诚恳，越能自圆其说，越具有教诲的意味，似乎便越证明着自己的两面派和虚伪。
有时他不无后悔地想——我干吗非要一脚迈入大学里来呢？我不是不想也没有向大学伸手讨要任何利益吗？我自己和文学的关系，已然是注定了“白头偕老”撕扯不开的一种关系了，且饱尝个中人生耗损的严重，为什么还要企图误导学生们也去蹈可能和自己一样的人生呢？不是很不道德吗？
但既已身为中文系教授，并已直接教着文学的写作，他又怎么能不希望自己的选修班里多几名张传嘉那样的学生呢？
幸而毕竟还有几名那样的学生，使他不至彻底地认为，在这样的一个重理轻文的时代，直接讲授文学的写作是多么一厢情愿又是多么误人子弟。
他是暗暗下了决心，要对自己眼中的几名学生实行“三包”的。也就是说，大学虽然早已不包分配，但对他们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他自己却要负起责任来，起码要负起鼎力推荐的责任。为了自己将来的推荐水到渠成，他常给他们“吃小灶”，对他们习写方面的每一进步都大加鼓励和称赞，欣喜之色每每溢于言表。在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已变得很难的这一个时代，在连某些效益不算好的行业报招聘记者时往往都要求很高的今天，他想，自己连学生们的就业问题也考虑到了，当老师当到这个份儿上，也算对得起学生了吧？
但，那不恰恰意味着真的将他们往以后从文的人生之路上引导着了吗？
这么一想时，他内心里又暗打冷战——因自己过于认真的那份责任感而害怕；也因张传嘉等几名男生对他的信任和敬爱而害怕。谁知将来“文学”二字会不会毁了他们的人生呢？那时，他们肯定反而怨恨于他吧？
这是他心中的大隐忧。这大隐忧包含了他心理上的一种大矛盾。这大矛盾经常使他的敬业虔诚处于大分裂的状态……
电话又响了。
还是张传嘉打来的。
那一名曲老师的好学生，在电话里吞吞吐吐地问：“老师，我们明天晚饭前去您家，真的不给您添乱吗？”
曲老师说：“不啊，刚才不是定下了吗？”
张传嘉说：“同学们认为，最好是四点多钟去，晚饭前大家返校。”
曲老师反问：“为什么？”
“大家不愿又耽误您时间，又让您破费。大家只不过想看看您去，那样大家反而于心不安了……”
曲老师听出，给他以莫大安慰的这一名学生，内心里显然比谁都首先不安。
他大声说：“好了哥们儿，别啰唆了！我又不是请你们到什么高档饭店专去吃燕窝鱼翅！不许再打电话来啰唆这件事了，我要去预定一个房间了……”
他刚放下电话没几分钟，电话再次响起。
他抓起电话，叹着气说：“传嘉呀传嘉……”
对方却是一位医生朋友，关心地问他上午做胃镜的结果……
于是他想起他那份丢了的诊断，情绪顿时低落。
曲老师并没和他的学生们在家里待多久。接待那么多学生，使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而他们，相互紧紧地挤着坐也还是没法全坐下，不但床沿坐满了一溜儿，连他洗脚时坐的塑料小凳，也被一名身高马大的男生坐着了。坐不下的只有靠这儿靠那儿站着，一个个十分拘谨。
他想请大家喝茶，却因为仅剩下几只纸杯而只得作罢。
他端出糖盒来请大家吃糖，打开盖才发现，盒里并没有糖了，是一盒生了虫的野山蘑。
一窘之下，他竟开了一包烟丢在桌上，四面礼让着说：“吸吧吸吧，都别客气！”
男生女生一时地你望我、我望你。
他指着他的爱生说：“张传嘉，你带头！”
张传嘉红了脸讷讷地回答：“老师，我们都不会吸烟，我自己更是从没碰过烟。”
他一愣，自嘲地笑道：“我这是干什么呢，不成了教唆了么！”
他不仅不知所措，而且，还有点儿心不在焉，心里老想着医院对自己的胃作出的诊断，和那份左找右找不知去向的诊断书。越在心里对自己暗说，别想那种让人高兴不起来的事儿了，头脑越是被那种不开心的事儿纠缠着、占据着。
在场同学显然也看出了他的心不在焉，其中就包括赵晓兰和曹芳芳两名敏感的女生。赵晓兰趁老师不注意，对曹芳芳耳语了一句。
于是曹芳芳大声说：“老师，我饿了。”
她当然并没饿到非开口声明不可的程度。她是真的有点儿同情老师的不知所措和那份儿掩饰不了的窘状了。
听了曹芳芳的话，曲老师才猛地想起，自己还要请学生们吃饭呢！
他征求地问：“那，咱们现在就到饭店去好不好？”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
于是他率领他们走出家门，仿佛不是去随便吃一顿饭，而是率领一大帮儿女去照相馆照一张难得团圆的“合家欢”。
饭店就在社区，路不远。斯时又是黄昏，夕阳同样悬在昨天的位置，它的余晖同样温柔也同样集中地洒在元大都的土城墙遗址上；遗址上喇叭花同样快乐同样热热闹闹地开放着；散紫翻红之间，同样飞舞着些鹅黄色的小蝶子……
有学生赞曰：“真美啊！”
曲老师转身指着说：“看那边……”
于是学生们也都一齐转身，望着夹在两幢高高的塔楼之间的那一轮夕阳，竟都有几分迷醉似的。夕阳也像昨天那么红，红得仿佛渗着血，红得仿佛就要溶化了，又仿佛处在两道即将合十的大幕之间，矜持地做最后一次谢幕……
曲老师又指着那遗址启发地说：“面对古迹，倘以一颗很文学的心灵来感受此时此景，尤其身在都市，难道不应调动想象力……”
张传嘉挨近他身旁，悄语道：“老师，咱们今天能不能一句也不谈文学呢？……”
那话说得带有点儿请求的意味，似乎只要他一带头谈文学，大家的好情绪就会被破坏。
“唔？……哦，哦，行行，我保证……”
曲老师的脸，微微红了一阵。
张传嘉随之将一样东西往他兜里塞。
“什么？”
“诊断，您做胃镜的，丢在教室里了……”
“唔？……哦，哦……你千万别当着大家的面提我的诊断，啊？……”
曲老师的话也带有点儿请求的意味。
“老师我保证……”
张传嘉以绝对值得信任的目光深深注视着他。
路上散步的人，或单独或三三两两，往来不绝，都是认得曲老师的，都主动和曲老师打招呼。
“全是我的学生，我教他们文学创作，现在我请他们去吃晚饭……”
一跟熟人说话，曲老师就忘了他刚刚对学生作的保证。
而张传嘉只有徒自摇头。
对方说：“恭喜你有这么多弟子呀，祝你早日培养出一批作家来！……”
对方那纯粹是闲聊的话，曲老师听了却不无得色，见了卖雪糕的，一高兴，给学生们一人买了一支雪糕，不想吃都不行，都非得接过去。
到了饭店，赵晓兰说：“谁也别跟我争，我要坐老师身旁。”
曹芳芳紧接着说：“那我坐老师这边！”
于是两名并不被曲老师视为中文系好学生的女生，端端地坐在了他左右。
其他同学轮流点菜时，赵晓兰轻声细语地对他说：“老师，胃病再严重也没什么可怕的。比如我父亲，胃癌，切除了五分之四，至今活得还不成问题。”
曹芳芳从另一边同样轻声细语地说：“就是，但得经常保持乐观愉快的好心情，这一点极重要……”
那时那两名女生，仿佛是老师一向最喜欢、也一向最敬爱着老师的学生。虽然她们明白，不喜欢文学，她们的这一位选修课老师，是很难发自内心地喜欢她们的。虽然他也明白，煞费苦心地企图诱使她们也像他一样与文学发生亲密的接触，她们是很反感的，更难由衷地敬爱他。
他不禁望张传嘉，用目光问：“你这个小子，关于我的胃，你已经跟同学们说了些什么？”
而他那爱生用目光回答：“不关我什么事儿呀！”
倏忽间曲老师顿悟——他的学生们都是来安慰他的。他们的好情绪，他们愉快的模样，他们相互打趣着的那些玩笑话，他们今天叫他“老师”时那种很亲的语调，其实是集体地专对他的一种奉献啊！尽管在这个越来越重理轻文的时代，是中文学子的他们实难找到良好的感觉；尽管他所教的“文学创作与欣赏”与他们所真正希望获得的，算得上“知本”的知识相比，几乎是不值得多么认真对待的。
倏忽间曲老师也明白了，与文学相比，他的学生们更愿由衷地亲近地对待的，只不过是他这一位老师，他这一个人。
他内心里于是发生一阵大的感动，大的感激——同时，体味到了一种相等成分的颓丧。
他努力从内心里摈除开深隐着的失落，站起来笑容满面地说：“今天老师高兴，为你们朗诵一首诗吧！”
于是学生们一齐鼓掌，之后一个个屏息敛气，皆做洗耳恭听之状。
于是他就以台湾诗人羊令野那一首《红叶赋》，回报他的学生都来看他的那一种真挚之情：
我是裸着脉络来的，
唱着最后一首秋歌的
捧出一掌血的落叶啊，
我将归向我第一次萌芽的土。
风为什么萧萧瑟瑟，
雨为什么淅淅沥沥，
如此深沉的漂泊的夜啊，
欧阳修你怎么还没有赋个完呢？
我还是更喜欢那位宫女写的诗，
御沟的水啊缓缓地流，
啊小小的一叶载满爱情的船，
一路低吟到你跟前。
他朗诵完，学生们却没有再鼓掌。在那肃静之际，他们一时全都陷入了沉思。也许是在沉思他们各自需要开始设计的人生，也许是在沉思他们进行在校园中的爱情，以及别的大三学生们的种种的心事。
曲老师一转脸，发现赵晓兰已满眶泪水，正以泪眼定定地看着张传嘉；而张传嘉低垂着目光，无声地叹了一口气。曲老师坐下后，拿起了一支烟，曹芳芳将手按在他手背上，小声说：“老师，一会儿，吃点儿饭菜再吸吧。晚饭前，胃差不多消化空了，这时吸烟最损害健康。”
“你说得有理，听你的。”曲老师放下了那支烟，变得像个乖孩子。
忽而一下子菜就差不多上齐了。
张传嘉望着曲老师请示地问：“老师，您宣布开始动筷子吧？”
于是曲老师首先拿起了筷子。
而曹芳芳赶紧说：“等等。”她站起来又说，“曲老师常对我们讲，人要有感激之心，对一切使我们体会到温爱的事情和他人，而首先是对自己的父母。今天是我母亲的生日，我远隔千里，借此机会唱一首歌献给我妈妈……也……献给大家。”
今天是你的生日，
亲爱的妈妈。
我献给你，
洁白而美丽的鲜花，
这鲜花开放在高高的山上，
……
曹芳芳唱中国流行歌曲唱得还行，唱这一首外国民歌，就唱不大好，跑了几次调。
她声音忽然哽咽，唱不下去，红着脸，眼圈也红红地坐了下去……
曲老师从一名辅导员老师那儿知道，她的母亲病了……
于是他举杯说：“都不必站起来了，我提议，咱们以饮料代酒为芳芳的母亲干一次杯……祝她……传嘉，你替我说完……”
曲老师倏动感情，也有点儿说不下去了。
张传嘉就向曹芳芳举杯道：“芳芳，我们都认为，你妈妈有你这样的女儿，毕竟是值得欣慰的，我代表曲老师和同学们祝你妈妈生日快乐！早日恢复健康！”
曹芳芳连说：“谢谢曲老师，谢谢传嘉，谢谢大家……”
张传嘉接着唱：
这鲜花开放在高高的山上，
我今天早晨从那摘下，
今天是你的生日，
亲爱的妈妈。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为你歌唱。
这歌声来自我心灵深处，
它怀着无限尊敬、爱戴和希望。
……
曲老师忍不住低声问赵晓兰：“他俩怎么也会唱外国歌曲了？”
赵晓兰说：“我们都会唱了，不止会这一首，您批评我们只会唱国内流行歌曲，文艺食谱太单一，我们认为您批评得也对，就成立了一个外国经典歌曲学唱小组……”
于是曲老师也随着张传嘉唱。
于是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
那一时刻，曲老师觉得，自己的心和他的学生们的心，是那么吻合地紧贴在一起了。
他想，谁能说，肯定就一点儿没有文学的作用呢？
这么一想，他心如承露。仿佛那已沉没的夕阳的余晖，温柔而又集中地，由元大都土城墙的遗址上，转移到他心里边了。那遗址上满目皆是的喇叭花，也全都开放在他心里边了……
他再次习惯地伸手抓烟。
而曹芳芳抹去挂在面颊的一滴泪，一边低声唱着，一边也再次将手按在曲老师手背上……
这鲜花开放在高高的山上，
我今天早晨从那摘下。
……
集体跑调，连曲老师也跟着跑调了——然而，听起来仍那么动人…… 梁晓声文集﹒中篇小说（套装共九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