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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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杀
“你还回来呀？”
“这是我家。”
“你还知道有家呀？”
韩德宝虎视眈眈瞪妻子，突然扇她一耳光。
她懵懂而又困惑，一时呆住了。闻到他口中呼出的阵阵酒气，不禁地有些怕……
九岁的儿子当时正趴在床上写作业，听到一声脆响，抬起头，见妈妈一手捂脸，眼泪噙在眼眶里，立刻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他将目光缓缓移向爸爸——爸爸从妈妈身边跨过，一屁股重重地坐在沙发上。
“你要是敢哭闹，”韩德宝朝妻子一指，恶声恶气地说，“我杀了你！”
儿子从床上蹦下地，赤脚将妈妈推到小房子……
妈妈搂抱他，咬住嘴唇不发出哭声——妈妈的眼泪弄湿了他衣肩……
赵敏和韩德宝结婚十一年了。十一年中，丈夫的爱培养起了她一种娇妻的感觉。事实上，在他那一方面，也是将她当娇妻宠着的。没有一个妻子是不希望这样的。女人一旦在家庭中巩固了这一种娇妻的地位，女人就更本能地愿意做家庭的酵母了。女人扮演愿意的角色，总能扮演得极好。家庭的面团靠了她们的发酵作用，再经社会的烤箱一烘，就会散发出面包或点心般的香味了——普通的人们则管这叫“幸福”。老百姓体会到这一种“幸福”，一般也就知足常乐，其乐陶陶，乐在其中了。
这个三口之家便是这样一个很幸福的小家庭。赵敏一向感到幸福。韩德宝也一向感到幸福。连他们九岁的儿子都时时刻刻感到着……
然而近来，准确说是近十几天来，韩德宝性情大变，判若两人。首先是不按时下班回家了。再就是回到家里的时候每每浑身酒气，七分醉三分没醉的样子。她一责问，他就很凶地瞪起眼睛。以往他下班回到家里，洗洗手就进厨房，帮着她做晚饭。很自觉，绝不必她要求。他爱做饭，爱和妻子在狭小的厨房里，一问一答地一边聊着闲嗑儿，一边合计着焖干的还是熬稀的，炸荤的还是拌素的。忙里偷闲地，小两口挨挨腻腻地，相互调笑中犯点儿黏糊，那时刻倒也别有一番亲爱。若赶上是星期六，他兴之所至，还非亲自掌勺露两手儿不可。不论咸了淡了，妻子总是予以夸奖和鼓励，一迭声地只说好吃好吃。儿子经妻子背地里调教过了，从不曾当面扫爸爸的兴，也一迭声儿只说好吃好吃……更不要说他下班早的日子，做好了饭菜，一盘一碗地摆在桌上，和儿子极有耐心地坐在桌旁期待着她，她一推开家门，见此情形就感到了那一种家庭温馨了……
最使她感到并觉得幸福异常的是星期六的晚上。
有天晚上两口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他将一张什么报纸铺在膝上，一条手臂搂着她的脖子，另一只手指点着报纸，受到重大启发地说：“读读，亲爱的你读读！”
那是一篇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专访文章。文章说刘心武是很善于营造也很珍惜家庭温馨气氛温馨时光的男人——吃晚饭的时候，一向熄了灯，在桌上点起彩色蜡烛，为的是最充分地体会并享受那一时刻的家庭之幸福内容。
她一撇嘴，讥笑他：“人家是大作家，你算名人吗？也配那样子吗？”
他就轻轻拧她脸蛋儿：“怎么说话哪？瞧不起你老公是不是？好歹我也是一位科长，而且是合资企业的！每月一千多元的工资，算是中国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不就是关了灯，点了一支蜡烛吗？难道和著名作家比起来，咱们连蜡烛都买不起？点蜡烛还同时省电了呢！著名作家的体会，本人也偏要体会体会……”
她不再说什么，更不想继续讥笑他了——她认为他的话也对，不就是在家里预备几支蜡烛吗？一个月平均三十个晚上，五支蜡烛绰绰有余了。而且，可不是嘛，点蜡烛还同时省电了呢！
“听着！这可是刘心武的名言——爱情、亲情、友情，三者皆拥有，是谓幸福；三者缺一，是谓遗憾；三者缺二，实乃不幸；三者皆缺，虽生如死！我韩德宝左有娇妻，右有爱子，就是有了爱情与亲情；我韩德宝在单位有自己说了算数的一份儿权，在社会上对人讲义气，别人对我也都挺够哥儿们，现如今这就叫友情！三者皆拥有，按大作家的话，是谓幸福！幸福之人的幸福之家，吃晚饭的时候还不该像作家的家里一样，也关了灯，饭桌上点支蜡烛吗？”
他说这番话时，双眼熠熠闪光。她看出那乃是从自己丈夫的内心里由衷地反射出的幸福之光。她顿时地享受到了他对她的爱，对他们的儿子的爱，对他们的家的爱，不单是爱，还包含有莫大的责任感、依恋情结……
那一时刻她好生感动，觉得好生幸福！
她情不自禁地，小猫儿似的往他怀里一偎……
他则用双手捧起了她的脸。
他爱意荡漾地悄问：“咱们家吃晚饭的时候，从此是不是也该关了灯、点蜡烛？”
她就娇羞地温柔地回答——是应该那样的……
于是他如同初恋之中的小青年似的，深且长久地吻她……
于是从那一天开始，吃晚饭之时，这个幸福的小家庭的饭桌上，也点燃起蜡烛来了。工艺品造型的那一种……
韩德宝是个喜欢饮酒的人，但酒量不大。他很善于控制自己，从不逞能。觉着自己到量了，无论谁怎么劝酒，也是不为所动的。一般地来讲，饮酒对于他，纯粹是好心情的添加剂，浅尝辄止，心情的愉悦之中，再兑入点儿另一种愉悦罢了……
他不喜欢在外边饮酒，因公也不喜欢。他觉得，有了好心情，在家里与妻子对酌缓饮，那才是饮酒的乐趣。她的酒量，比他大些，陪他饮很够水平。每每地他饮到七分量，她才饮到四五分量。如果不是星期六，她就会体恤又关怀地劝：“打住吧？明天都还要早起忙忙活活地上班哪，啊？”
他一向都很听话，表现得很乖。
如果是星期六，情形则就例外了。不是她劝他“打住”，而是他主动提出“打住”了。
她每每地装出任性模样，摇头说不嘛。
倘儿子在前，他就频频向她丢过去只有她才能意会的眼色。儿子不在前，他就明白地说：“这可由不得你，晚上还有重要节目呢！”
于是勤快地收拾了饭桌。
其实他那句“明白”话，非但儿子听了并不明白，就是别的大人听了，也是不能听明白的。只她一个人明白，可谓小两口间的暗语。
而她则对他刮脸皮，羞他。
于是三口人儿开始看录像。每个星期六他差不多都带回家一盘录像。有时是可以和儿子一块儿看的；有时是“儿童不宜”的；有时干脆就是从头“黄”到尾的。倘属于后两种，自然就得安顿儿子睡熟了，才没什么顾忌地看。看到都欲火中烧时分，于是“趁热打铁”，做起好事来。夫妻间那一种颠鸾倒凤、蝶乱蜂狂情形，宛若新婚燕尔，胜过新婚燕尔，那才真真叫是造爱！正在男如狼女似虎的年龄，且折腾起来没够哪。
那便是他说的“重要节目”了。
所以夫妻俩都不大欢迎星期六晚上来的客人。不得不予以接待，也是心不在焉，虚与委蛇，内心里巴望客人赶快告辞。倘是一位屁股沉的客人，那夫妻中的一个，就会寻找借口，下逐客令了。
自从改成了四十四小时工作制，逢“大星期六”，就更不欢迎客人，更愿从容不迫地互相厮守着消遣温情脉脉缱绻不尽亲狎万分的家庭时光了……
可是近十几天韩德宝变得仿佛不再是从前的他自己。他使妻子感到异常陌生了，甚至也使儿子感到陌生了。他每天都很晚才回到家里，几乎每次进家门浑身都散发着酒气。有两次一进家门就瘫倒在地挣扎不起，还呕吐得一地污秽……
像每一个做了妻子的女人一样，赵敏首先产生的猜疑就是“第三者”的介入。她偷偷翻过他衣兜，并没获得什么证据。当他睡熟后，她还闻过他的体味儿。浑身上下闻了个遍，也没闻出别的女人可能在他身上留下的什么殊味异臭。然而这并不能证明根本就没有一个“第三者”在勾引他、在唆使他、在破坏他们的家庭幸福，她本能地这么认为。
她内心里受到极严峻的危机四伏的压迫，感到很恐慌。
她曾打算到他的单位去背地里对他进行调查进行了解，却并没有付诸行动。他好歹是一位科长啊！手下管着十几个人哪！而且，是一位中日合资单位的科长。日方董事长对他相当赏识，据他自己洋洋得意地讲，有十之七八的可能，将会被提拔为副总经理。那么他的工资将比现在高一倍多，不是一千多元而是两千多元了，上下班也将有小车接送了。正因为他前程似锦，单位里的中方员工，从上至下，不管内心里都揣着些什么想法，反正个个表面上对他是敬着三分的，敬中有畏。不服气他的，表面上也不敢得罪他。她唯恐在这件事上一旦做法冒失，会影响了他的提拔，会断送了他的前程。他的前程也便是他们的幸福小家庭的前程啊！
所以这女人，也就只有将一概的猜疑、一概的不安、一概的委屈和苦恼憋闷在内心里，夜夜祈祷她的丈夫能靠了自己的理性从婚外恋的泥淖之中自拔出来……
而今天恰恰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一个“大星期六”的晚上，也就是从前的星期五的晚上。
十几天来，每晚温情脉脉的家庭时光和幸福氛围，已不复存在了。晚饭桌上也不再点蜡烛了。夫妻间更没了从前那种亲亲爱爱，没了“重要节目”……
五天前是儿子的生日。
晚上，她大显身手，做了一桌好菜，桌上点起蜡烛，和儿子耐心地守候桌旁，在烛光的照耀之下虔诚地期待着他的归来。
可他一进家门却大声吼道：“开灯！”
她吓得浑身一抖，赶紧开了灯。
他又吼：“把蜡吹了！”
她浑身又一抖，急俯身刚欲吹，儿子抢先一口，噗地吹灭了蜡，然后一动不动规规矩矩、忐忑不安地瞪着他，大气儿也不敢出。
“吃顿晚饭还点起蜡烛来了！你倒是闹的什么猴、烧的什么包哇！点支蜡烛吃饭你就贵族了？……”
他指定她，夹杂着不堪入耳的极脏的字骂了她一通，她一声未吭扯着儿子躲避到另一房间去了……
他虽然是胡同里长大的男人，虽然也曾是个满嘴粗话脏话的男人，但自从认识了她那一天起，他知道了一个男人开口则污言秽语是很羞耻的。尤其是，自从他进了那一家中日合资单位，言语举止很是刻意地学着斯文学着“绅士风度”了起来……
那一天他仿佛是一个极粗鄙的丝毫也没受过文明教化的连起码的羞耻感都没有的男人……
而今天他竟动手打她了！
深夜里，女人的眼泪潸潸地往下淌，枕巾被眼泪湿了一大片。她咬住被角，尽量不发出抽泣之声。在黑暗中她无声地痛哭，哭得浑身发抖，缩成一团……
他的一只手，向她的身体探了过来。一条蜥蜴似的，试探地在她的腹部趴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滑行上去，终于习惯地伏在它喜欢的地方不动了……
女人顿时不哭了，却也没有回报什么相应的热情。她浑身仍在发抖，显然并不能从极度伤心的状态挣脱……
仿佛，他深深地理解这一点，因为他的手又识趣地缩回去了……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她听到他也哭了。事实上，她是感觉到他也哭了。
于是她倒有些怜悯起他来了。她缓缓翻过身，面对着他，轻轻推了他一下，低声问：“你哭什么啊……有话说开了嘛！”
“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咱们儿子……”
女人这时竟很平静了。
她又低声问：“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把你的魂勾去了？”
“和女人无关……”
“我不信。”
“真的。”
“我不信。”
“真的。真的和女人无关……”
“……”
“我心里只有你。我只有你一个女人就够了，就艳福不浅了。你又不是不漂亮，我多爱你，你自己还不清楚吗？”
女人终于开始相信他的表白之辞了。
“那，你近些日子，怎么就变得这么凶，让人家见着都害怕！……”
女人又抽泣了。
他又长长地叹了口气。
“所以，我觉着对不起你，对不起孩子……”
于是他温爱地抚摩她……
“有时，我心里太烦……”
“因为工作？……”
“嗯。又烦又累……”
“在单位碰到不顺心的事了？”
“那倒没有……”
“告诉我实话，千万别瞒着我……”
“真的没有。不过是……无缘无故的烦……”
于是她更加怜悯起他来了。她满腔爱意地搂抱住了他，并很热烈地吻他……
“我再也不对你和儿子犯浑了！”
他顺势一翻，将她压在了身子下边……
分明地，他急迫地想要从她身上获得慰藉。而那一种特殊的慰藉，一个女人在那一时刻能给予一个男人的最大的最美妙的慰藉，正是她非常愿意给予他的。岂止愿意，简直还非常渴望！她显得比他还要急迫。在那一种渴望和那一种急迫的情形之下，她有一种意识——那就是她认为经过此一番云雨绸缪之后，他们这个幸福小家庭的幸福的日子，从明天的早晨起必定又将恢复了，也许比从前还要温馨，还要幸福。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必定又将恢复到从前的如胶似漆的程度……
一切的不快、一切憋闷在她心头的委屈、一切笼罩在他们幸福生活之上的不安的阴影，都将烟消云灭，都将荡然无存……
但是他却没有适时地坚挺起来。
而以往这个过程是很快的。
她不但急迫而且有些急躁了。
他也是。
他惭愧又自卑地央求着：“帮帮我……帮帮我……”
她莺声娇语地附耳悄悄对他说：“别急亲爱的，别急嘛，在咱们自己家里，两口子之间，还有什么可急的呢？明天后天都不用上班啊……”
于是她在被子里缩下身去……
然而她并不知道怎样帮助他才好。以往他并不需要她的帮助，完全不需要，根本不需要……
以往他在床上的表现总是相当出色的。
她徒劳地对他进行着种种她认为应该是奏效的帮助，然而对它没有意义也不起什么作用……
终于她的头又从被窝里钻出来了，很是困惑也很是索然地瞧着他，仿佛承认自己无能似的，负疚地嘟哝：“我没办法……”
她并不能理解，也决然地不能想到——他央求“帮帮我”，乃是他发自内心里的求助的呼吁。这一呼吁其实和当时的规定情景无关，即或有关，那关系也是间接的，并且不是主要的关系……
甚至，连他自己当时也不能十分了然，自己所求助的是什么。是性？又分明不是。正是在这一种自己对自己感到的迷惘感到的绝望之中，他一句接一句地重复着说：“帮帮我……帮帮我……”
突然他放声大哭，哭得伤心极了。
他们的儿子醒了。儿子从自己的小房间赤着脚走来，走到他们床边，揉着惺忪睡眼，迷茫地问：“爸，你怎么了？”
他哭……
儿子又惴惴地望向母亲——“妈，我爸怎么了啊？……”
儿子嘴角一瘪，看样也要哭了……
当世人在絮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前提或曰一个事实——那便是所谓“机会”本身乃是世上不平等的“东西”之一，在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之下甚至是最不平等的“东西”。好比树上的果子，在更多的时候、更多的情况下，只能任由猴子、狒狒、猿、猩猩们尽情擒获，而不太可能属于其他动物一样……
人生恩赐给韩德宝的机会少得可怜。
他天资不错。从小学到初中，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他是以全考区总分数第三的好成绩升入高中的。升入重点高中的韩德宝踌躇满志，仿佛一只脚已经迈进了某一所名牌大学的校门。这并不算作什么非分之想。因为那一所重点高中每年的高考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每年都向各名牌大学输送为数不少的一批新生。可是正在他野心勃勃地陶醉在大学梦里的时候，在木材厂当了大半辈子锯台工人的父亲病故了。他母亲没工作，是家庭妇女。他身下还有一个比他小六岁的妹妹。父亲病故的结果直接导致他大学梦的彻底破灭。他只有弃学，到父亲的厂里去接父亲的班。那一年他读到高二下学期。不过他不是当锯台工人，而是当甩料工。甩料工和锯台工的区别，好比火车司炉和司机的区别，靠的是力气而非是技术更非是经验。每天几吨木方和木板，要经由他那骨头还未长结实的肩膀扛出车间，上跳板，分类归放。几天后他的双肩就红肿起来了。命运好像和他摽上劲了，偏要因了他的什么罪过惩罚他似的——两个月后厂里从日本买了一台半新不旧的带锯，淘汰了原先那台圆锯。厂小，又穷。穷则思变，所以才要大老远地从日本买一台带锯。尽管是一台半新不旧的，与原先那台国产的老圆锯相比，锯材的效率还是大大提高了。厂里没有足够的外汇同时从日本买回本应配套的甩料系统，就仍由他一个人担当守锯台的甩料工。
领导对他说：“年轻人，要学会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嘛！锻炼锻炼有好处，这是对你的考验。”
刚入厂，他不敢不乖，不敢不夹起尾巴做人。
那台从日本买的半新不旧的带锯，几乎每一天都将他累趴下。
当年他恨透了那台带锯，也恨日本。
他的大学梦的残余碎片早已在头脑中荡然无存，渐渐地嬗变成另一种野心，那就是——哪一天自己取代了那老锯台工，让别人来干甩料工。
以后那老锯台工就常出现半大不小的责任事故。
而他也就常去找领导，很负责任地说：“这样下去不行哇头儿们，师傅眼也花了，耳也背了，反应也迟钝了，这可都是流血大事故的隐患呀！轻则掉胳膊掉腿，重则丢命，那厂里就往外掏抚恤金吧！……”
半年后那老锯台工被提前劝退，于是他当上锯台工的野心实现了。自然，他不但往圆木里敲进去过大钉子，还往各领导们家里送过礼的……
一年后他在厂里上上下下都混得很有人缘儿了。他想，他是应该考虑着摆脱体力劳动，往办公室转移转移了。厂虽小，也有办公室，也有脱产人员啊。傻瓜才认为脱产和不脱产是一样的哪！再说，变了脱产人员，和领导们接触的机会也多些，遇什么好事儿也能被领导心里边真真假假地想着点儿……
从甩料工到锯台工的过程，教会了一个穷老百姓的儿子韩德宝实现自己野心的谋略和手段。在那个一百多人的小木材加工厂里，他的每一种新的野心都受到客观现实的局限，不可能膨胀得无边无际。也就是说他从来也不曾梦想过自己当厂长。他谨慎地将自己的野心固定在足可实现的范围以内。而所谓谋略和手段，无非是溜须拍马、效忠送礼那一套，简单到家也粗鄙到家，却往往立竿见影，相当起作用。在那么一个小厂，实现他那些小野心，本不需要什么太精明的谋略和太狡猾的手段……
一年后他就真被调到了办公室，充当一名类似秘书的角色。那么一个小厂，又是集体性质的，非是个体性质的，厂长也就不怎么敢公然地有一位秘书，所以他也就是类似秘书的角色……
后来木材就成了短缺物资。
于是和这个小小的木材加工厂友好往来的单位日渐地多起米。
于是他这个类似秘书的角色之社会关系也就日渐地多起来丰富起来了。
有几次，他竟能和本市一些他从前绝对仰视甚至连仰视的机会都太缺少的人物在同一宴桌上相互敬酒……
社会关系日渐多起来丰富起来之后的韩德宝，给厂里增加了不少收入，给头头们带来了不少实惠，也给他自己挣了不少“回扣”。
于是厂里上上下下也就对他另眼相看起来了。他成了厂里很特殊的一个人物，特殊到竟能被批准三个月之久的“病假”，给什么电视剧剧组去当副制片。不但无须交劳务，而且工资和奖金照发。条件是他使厂长的女儿在电视剧中演一个群众角色，保证在屏幕上总共显示三分钟左右的镜头。
他调动了一切他可以调动起来的或勉强可以调动起来的或虽力有不逮但又非调动起来不可的社会关系，使出浑身解数，为剧组四处奔波，效尽鞍前马后之劳。停机后，全剧组都成了他的铁哥们儿。导演本人也由衷地对他感激着。
导演问：“小韩啊，你为咱们这个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告诉我实话，究竟图什么？想混进影视圈儿？”
他回答：“我哪儿敢产生那种念头呢？我是什么东西，配往影视圈里混吗？”
导演说：“你也不必把自己看得那么卑下，把影视圈看得那么神圣。我知道，影视圈里不是东西的人，只比中国别的地方多，不比中国别的地方少。你还没告诉我实话呢——究竟图什么？”
他说：“图交上您这样的朋友。我明白，我韩德宝混到今天，不过还是这世上的一棵狗尾巴草。谁看我不顺眼，一脚就能把我踩扁，谁觉得我这人还有可交之处，呵护我一下，可能就易如反掌地改变了我的命运。所以我必须自己交一些像您这样的高档次的朋友，不定哪一天我有需要您关照一下呵护一下的时候……”
他当时说的是一番实话，也是一番心里话。
那导演大大地被感动了。导演的艺术档次并不高，成就也就不大。在影视圈里，基本上还属于默默无闻之辈，但却不失为一个好人，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个大好人。好人有时也格外地需要别人的奉承，听了奉承话也高兴。尤其一个又是好人又是导演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导演者，那有时候就不仅需要别人的奉承，更需要别人的崇敬了。
韩德宝的话，他当时那一种虔诚之至的表情，使导演丝毫也不怀疑——自己在对方的心目中，是被摆在受崇敬的地位的。
受到崇敬的导演一拍他的肩，热血衷肠地说：“小韩，冲你的话，我交你这朋友！我的一位亲戚，正在策划与日本人合资办一个厂，你若觉得是次机会，我就将你推荐给他。有我这一层关系，合资厂办起来后，你受不着委屈的……”
韩德宝喜出望外。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天赐良机啊！做梦想到了以前也只有在梦里想想罢了，根本实现不了的啊！他当时受宠若惊几乎要给导演跪下磕头……
木材加工厂的头头们，听说他要调走，皆作出依依不舍的样子，说些依依不舍的话。其实他主动要求调走，正中他们的下怀。他们已隐隐地感到，他在厂里的人缘儿越好，交情越普遍，办事的能力越比他们显得高强，越是一个不可久留的家伙。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为他的存在，他们中的一个权力动摇。所以他们内心里是乐于他调走的。何况，他们抬举过他，厚爱过他，将来他在一个中日合资的单位混出了人头，凭着他们曾多次抬举过他厚爱过他的资本，也许还能沾他点儿什么光哪……
于是专门为他开了欢送会。会后厂长们一干人等十几位，还在一家半大不小的饭店为欢送他而设宴。至于对他的鉴定，那更是写得花团似锦，好得没比……
松井石根先生，是日本的一个小资本家。说他是一个小资本家，在全世界资本的递增数值飞速膨胀的今天，在资本家比雨后的蘑菇还多的世界资本格局中，似乎太把他摆放在过于正儿八经的资本坐标上了。
按中国以前的成分定位法，更确切地说，他大概应属于小业主一类，靠着几代人的孜孜不倦的苦心经营，拥有了一亿日元左右的资产，也就是九百多万元人民币，也就是一百多万美元。一爿小厂，雇着三十几名工人，维持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若在中国，可以算他是个小小的“乡镇个体企业家”吧，也许还是比大了点儿。
他那爿小厂，原先是专门生产厨房抹布的，也附带生产拖地的拖布。日本人赚钱的原则是大钱赚，小钱也赚，凡是钱就赚。所以日本才成为如今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同时日本的男人们当然也就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男人都活得累。你若站在东京某一幢大厦的某一层凭窗俯视，准可见日本男人们的一片片秃顶或半秃顶，仿佛海面上泅来泅去的一批又一批鳖群——秃顶是日本男人们为赚钱付出的共同代价之一。这世界上绝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秃顶男人比日本还多。
七十四岁的松井石根先生不消说也是位“绝顶”聪明的日本男人。但是由于日本“绝顶”聪明的男人实在太多，商场竞争激烈有时甚而惨烈，他也就枉自从四十多岁便开始“绝顶”，似乎聪明反被聪明误，至今依然仍是小业主而已。他却并不气馁，也不灰心，反而更加老当益壮，野心勃勃，发誓要在有生之年由小业主而变成为大资本家，给子孙后代留下半壁江山。他曾幻想有一天全世界一切的家庭全用上日本的抹布和拖布，当然抹布上应有他的机绣的头像，拖布把儿上应刻下他的姓名。既然日本的家用电器和日本的汽车几乎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消费市场上霸居主流地位，日本的，也就是他那爿小厂里生产的抹布和拖布为什么不能？他还曾幻想过全世界的电视机屏幕上有朝一日全都出现这样的画面——各种不同肤色年龄各异的家庭主妇，操着各种语言说这样的广告词——“抹布还是日本的好，拖布也是日本的好！当用日本的抹布和拖布的时候，请记住松井石根的这个名字噢！”
你不能不承认松井先生的野心是美妙的野心。你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幻想同样是美妙的幻想。如果有朝一日全世界的一切人家真的极其统一地只用一种抹布和一种拖布，世界大同不是就多了一分指望吗？
然而一切美妙的东西都是人可企望而不易求的东西。比如美妙的花儿在别人家里开放得很美妙，连花盆搬到自己家里就侍弄不活了。美妙的鱼也是。美妙的女人更是。美妙的野心和美妙的幻想尤其是。它们的实现过程，要比将一盆美妙的花儿搬到自己家里，将几尾美妙的鱼养在自己的鱼缸里，将一个美妙的女人的芳心征服，使她成为自己的老婆或情人难上何止十倍百倍呢？对于普遍的全世界的男人，如今这世界上只剩下两件顶难顶难的事儿了，那就是征服女人的芳心和积累个人资本。海湾战争一个月内就解决问题了，曾是台湾影视界“白马王子”的男演员追求是他同行的一位情爱偶像，却追求了十几年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一位资本家则至少需要三代的嬗变。松井先生要实现他的野心和幻想，似乎还缺整整一代的过程。倘这地球上只有一个国家是日本，那么不管松井先生是一个多么目标明确意志坚定不移的人，他的野心和幻想，恐怕都是很难实现的了。在日本人和日本人之间的竞争，也就是在绝顶聪明的一部分人类和绝顶聪明的另一部分人类之间的竞争中，松井先生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他的经验往往被更年轻一代的野心、魄力和锐气无情地挫败。由一个小业主而资本家、大资本家，毕竟不像反过来变得那么简单。事实上他曾很认真地思考过，要不要急流勇退，将自己的野心和幻想移交给儿子去实现？
幸亏这地球上不只日本一个国家。和它同在亚洲的还有一个庞然大国叫作中国。又幸亏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这乃是中国为它自己也为全世界作的最巨大的贡献。世界上因而多了一个有十二亿之众消费人口的超级国际市场。世界性的广泛的经济疲软仿佛被及时地注射了一针吗啡。日本这头极善于和剩余价值交配的经济动物，在较为谨慎却又为时很短的试探之后，勃起了它那强大的经济之根，率先亢奋地从太平洋上朝中国游来。在它眼里，中国无疑是，甚至只不过就是一只雌体，情欲绵绵而又温柔庞大。
松井先生却并非是第一批急促匆匆赶来中国进行投资考察的日本商人之一，也不是第二批、第三批之一。他对中国一向取不信任态度，认为若带着他父辈人苦心经营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资本去到中国，乃是十分冒险的。在这一点上他很理性，承认自己缺少足够的资本实力冒这份儿险。他隔洋观望，暗暗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巴望看到别的日本人大上其当，蚀光资本，沮丧而归。但他看到的恰恰是相反的事实——中国不但对他的那些日本同胞取一种最由衷最热情的欢迎态度，而且给予了他们最优惠的投资政策。使得他这么谨慎的日本人，都丝毫也不怀疑——只有非常愚蠢的日本人在中国才赚不到大笔大笔的金钱。
于是松井先生忙不迭地也到中国来了。同时带来了他的全部资本的四分之一——二十五万美元。虽然他是一个拥有百万美元的小业主，但百万的一半是不动产，是想带到中国也没法带来的。而一半的一半是要留给后人作遗产的，他不愿动用后人的生存保障进行投资。其实他又何尝不想尽数带来呢？
但是松井先生来得有些晚了。在一批又一批他的同胞对中国进行动辄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亿万美元的大规模投资之后，在中国的许多特区和许多大中城市都出现了由日方单独投资或由中日合资兴建的商厦、厂房之后，在大小中日合资企业与日俱增的形势之后，在中国人渐渐开始学会对寸利是图寸利必得的聪明之至的日本人谈判合资条件之后，他这个瘦小的、其貌不扬的、仅仅带了二十五万美元来到中国的小老头，确实根本不曾引起过中国官方人士的接待兴趣和注意力，也根本不曾引起中国公私两类商企界人士的兴趣和注意力。对于中国商企界，他的量级真是太小太小了。好比一个巨人张开怀抱，是没法儿拥抱住一个侏儒的，只能将他像抱一个孩子一样抱起来。而中国需要的是巨人，不是小孩子。他终于明白，自己最好是将目光投向中国的那些小业主或企图从平民百姓上升为小业主的人们身上，也终于悟到了“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句中国话对他意味着些什么。他知道他们是很多很多的，多得触目皆是。他站在中国的这一座城市的喧闹街头，睹望着每一个从他眼前闪过的中国人的身影，心想只要他叫住他们中的某一个，告诉他们他带着二十五万美元的支票，选定了对方作为他在中国的投资合伙人，或投资代理人，那个对方不论是男的中国人或女的中国人，不论是和他一样年纪的中国人还是年轻得可以做他的儿子或女儿的中国人，都一样会感恩戴德喜出望外的吧？但是尽管他们多如蝼蚁，他却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啊！何况，他并不打算当某一个中国人的上帝，将他可以赐予的良机随便赐予。他在中国的那些日子里感到了极大的失落，也感到了被漠视被忽略是多么有失尊严的事情，甚至使他感到被轻蔑了。他很想欺骗某些最能成全他愿望的中国人，撒谎说自己带来中国的并不是二十五万美金，而是两千五百万美金。至少想撒谎说自己带来了二百五十万美金。他清楚，以他一位日本人的身份，以他七十四岁的年纪，以他那张轻易不笑的亲和不足严肃有余的脸，欺骗个把中国人是很容易成功的。那么他所处的被漠视被忽视的情形，必将发生戏剧性的大转变。那一种转变无疑将把他推到这一座中国城市的至尊贵宾的地位上去。可他虽然生性狡黠，虽然唯利是图，虽然专执一念为利而来却毕竟自幼就受过良好的诚实教育，认为撒谎骗人是比女人卖淫不算还成心将性病传染给男人还可耻的事。
正当他感到中国之行窝窝囊囊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有位在这一座中国城市投资开了一家中档饭馆的叫小野的日本人，巧巧然地碰见了他。小野几天后将他介绍给了这一座中国城市的区委办公室主任，是副的，不是正的。那区委办公室的副主任接受了他作为初次见面的礼物殷勤相赠的日本照相机，全自动的，也就是被中国人叫作“傻瓜”的那一种，价值一千来元人民币。于是几天后对方又将一位生产玻璃器皿的小厂的厂长介绍给了他。双方洽谈了三天之后，决定合资办一家水果蔬菜双功能榨汁机厂。对方说中国人的饮食开始讲究起营养学来了，开始乐于接受时髦的东西了。那一种家庭小机械，只要广告做得妙，销售前景看好无疑。他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双方签订了合同，他投资二十五万美金，中方投资七十万人民币。由他担任董事长，他的儿子担任经理，中方委派一名全权代表者担任副经理。而这一位中方副经理，便是前面提到的那一位导演的妻子的表兄。
于是，在这家中日合资，更准确地说，是中日合资的生产榨汁机的小厂的初创阶段，韩德宝被引荐到了董事长松井石根面前。
“这里有两个厂名——‘红达榨汁机厂’或‘昭和饮料机械厂’，你认为我们更应该确定哪一个？”
松井先生那双目光一向冷峻的眼睛，咄咄地盯住韩德宝的脸，用生硬的中国话慢条斯理地发问。
韩德宝明白，这就等于他是在接受面试了。他思忖片刻，自信地回答：“当然是后一个。”
“为什么？”
松井先生不动声色。一般人是难以从这日本小老头当时的脸上捕捉到什么的。因为那张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但韩德宝非是一般人。这从生活最底层胸有成竹踌躇满志地向上攀爬的中国青年，靠的就是善于察言观色的高超本领。这种本领其实社会向许多和他一样的青年传授过。它并不需要太高的天分，只不过需要格外的细心。然而在这浮浮躁躁的大时代，许多中国青年不经意间便彻底丧失掉了的便是审时度势的那份儿细心。韩德宝却是社会这一位导师的高才生。他注意到，在他回答了之后，松井先生的目光，向桌上的烟盒瞥了一下。吸烟之人，中国人也罢，日本人也罢，当他们内心里感到满意的时候，吸上一支烟是他们的本能的反应。他知道自己答对了，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的回答，和对方心里早已确定为正确的答案是相一致的了。尽管对方的手并未伸向烟盒。他暗自庆幸，得意地笑了，笑在心里。他的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得意也仅仅在心里，丝毫没呈现到他脸上。连老奸巨猾的松井先生，都是窥见不清他当时的内心活动的。
他说：“第一，‘红达’两个字，太中国意味儿了。而‘昭和’两个字就不同了。许多中国人都知道‘昭和’曾是日本的年号。这就向世人确定了这一点——我们这家厂，主体上是一家日本人开办的……”
松井先生的手终于伸向了烟盒。
“第二，普通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消费者的时候，现在都有一种‘日货消费情结’。利用这一种情结，有利于我们的产品的推销……”
韩德宝从兜里掏出打火机，按着了，恭恭敬敬地一手擎着，一手护着火苗，举至松井先生面前。
松井眼中不禁掠过一诧。这日本小老头虽然老奸巨猾唯利是图，但同时却是个倔老头儿。他不大喜欢对上司过分殷勤的人过分殷勤的举动。他的人生经验告诉他，如果一个雇员对上司太善解人意了，那则证明那个雇员太善于揣度和研究分析上司了。经常处于被揣度被研究分析之境的上司，是有被下属经常利用的隐患的。他更喜欢那类对上司并未公开宣布的意图始终处于懵懂状态，既不费心思揣度更不暗自进行研究分析的下属和雇员，也就是那类指东向东指西向西，从不庸人自扰地去想为什么的人。
他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同时研究地分析地注视着韩德宝。一时拿不定主意是留下他还是打发走他。韩德宝身上有松井先生较为赏识的一面，也有松井先生较为警惕的东西。
“年轻人，说下去。”
韩德宝来见松井先生之前，对于这家合资小厂的前景，是预先作了种种思考的。他有洋洋万言的十一条之多的合理化建议，起码自认为是合理化建议，字迹工整地写了十几页，就揣在他衣兜里。然而他却不打算掏出来了。凭着一种本能，他感觉到松井先生未必会真的赏识一个见解周详侃侃而谈的中国小子。何况，他自己知道，他那洋洋万言之中，含水量太大，十一条建议，一半左右是纸上谈兵，华而不实的，是打算借助自己的伶牙俐齿，当面炫耀能力，以博得对方的好感的。
“您刚才问我的问题，我已简短地回答完毕。”
他想他还是少说为妙。
“怎么？再就没有什么想说的了吗？”
“您不具体问的，我不具体去想。我认为，在合资企业中，这是一个好雇员的标志之一。”
“那么，雇员又怎么去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呢？”
“任何一个企业，只需要极少数聪明的头脑去思考就够了。绝大多数雇员的作用并非是像上司一样去想，而是去干，去努力实现上司的想法。”
“噢？那么好，我再具体问你一个问题，你要更言简意明地回答——我们这个厂的至高精神应该是什么？”
“敬业精神。一切雇员的敬业精神。”
“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
“我正在聆听着。”
“我们这个厂的至高原则应该是什么？”
“统一的权威和统一的意志。”
“它又是什么？”
“董事长的绝对权威，董事长的绝对意志。”
“也就是我的啰？”
“是的。”
“但我并不能常驻中国。”
“您不在的时候，便是总经理的绝对权威、总经理的绝对意志。”
“请吸烟吧。”
“不。”
“你有打火机，证明你是一个吸烟的人。”
“一个雇员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上司的提拔和奖金，但是永远不要心安理得地吸上司的烟。”
“噢？为什么？”
“因为那他就难免有时会向上司敬烟。上司一旦接受了他的烟，就等于同时接受了他强加给上司的某种亲近关系。而这种亲近关系有时会模糊了雇佣关系，也就可能削弱了雇员对上司的责任感。”
“你回答得很坦率，很有道理。”
“雇员回答上司的问题，可以很愚蠢，但是不可以不坦率。”
“这么说，你要永远做一个不吸上司的烟的人啰？”
“前提是我的上司如果不是一个中国人的话……”
于是，松井先生就按灭烟，缓缓站起来，绕过桌子，踱到韩德宝跟前，注视着韩德宝……
韩德宝以一种从容的镇定的目光迎住松井先生的目光。韩德宝用目光在说——您错过了我，就等于错过了一名将会对您最最忠心的雇员……
松井先生读懂了他那种默默期待的目光里所包含的意思。松井先生将一只手放在韩德宝肩上，按了一下，慢条斯理地说了一句话：“留下，好好干。”
韩德宝并不知道，在他离开后，松井先生从抽屉里翻出他的简历，又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在没见到韩德宝之前，根据简历，他只不过想留下韩德宝将来当一名普通工人，跑跑腿儿打打杂儿。但和韩德宝谈过之后，他改变了主意，开始认为韩德宝是他最需要的那类雇员之一了。起码在初创阶段，在中国，他格外需要韩德宝这样的年轻的中国雇员。他想他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中国小子的能力。他相信对方身上有某种特殊的能力，甚至还有某种急待开发的潜能，也相信对方将会鞍前马后任劳任怨。但他同时又打定了主意，永远不会重用这个中国小子。这个中国小子在与他交谈时那一种精明、那一种机灵，回答问题时那一种城府，都是他所不喜欢的，甚至是他所反感的。他暗自惊异，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所生所养的中国小子，内心里何以竟会那么善于逢迎？明明是在逢迎人时表面上又何以竟会那么不动声色那么虔诚似的？韩德宝关于“一种权威，一种意志”的话，简直是一语中的说到他心坎儿上了。即使像他这么老奸巨猾的日本人，当对方的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时，竟也会不禁地一阵飘飘欲仙。他尤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中国人怎么竟会为了谋得一次被雇佣的机会，准备像死心塌地的汉奸一样，完全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用比他自己的儿子还鲜明的情感色彩去替日本人思考问题？……
松井先生并不知道，在来见他之前，韩德宝几乎逛遍了本市的书店和书摊，几乎将一切有关《谋职指南》之类的中外书籍都买了。一本一本认认真真读了几天。几本从日文译过来的书，不但读得格外认真，还作了笔记。莫说松井先生所问那几个问题，就是日本“丰田”公司或“日立”公司或其他什么全世界闻名的大公司派最有经验的人来对他发问，他自信也能回答得八九不离十。实际上，他对面试并不满意。不是不满意自己，而是不满意对方。因为在那短短的二十来分钟里，对方提的那几个算不上面试内容的问题，使他觉得自己白白浪费了几天的时间和精力。尽管回答了，尽管回答得分明使对方很满意，但自己却觉得回答得太不过瘾。好比一个准备充分的重量级举重运动员，参赛时却不得不去抓举最轻量级的，甚而简直就是少年量级的杠铃……离开松井石根之后，他竟多少有种英雄失去了一次用武之地的遗憾……
当然，除了失落感，他内心里还有一种羞耻感。不很严重，多多少少有着。和松井石根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一点一样，他也觉得，自己在那个日本小老头面前，简直就有些像汉奸在“皇军”面前一样。那一时刻，他的确是完全站在一个日本人的利益立场上，用比日本人还日本人的头脑去思考问题和回答问题的。他不动声色地回答的每一句话，说出口之前都反复掂量了分量，专冲着对方心坎儿那地方说去的。一旦摆放在对方心坎儿那儿，就自信肯定会使对方心坎儿那儿感到舒服。但是羞耻感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他十分需要十分渴望在这个刚刚初创的合资小厂里谋到职位。与这个目的相比，其他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他满心愉悦，脚步相当轻快起来……
公平而论，在“昭和饮料机械厂”创立之初，韩德宝的确立下过汗马功劳。从四处奔波办齐一应合资手续，到选定厂址，与建筑队讨价还价，最终签订合同督建起厂房，再到第一批产品出厂后的广告、宣传、推销，没有韩德宝，每一项策划实现的过程，必定要长得多。但这与其说韩德宝神通广大，莫如说中方那位姚副经理平庸无能更恰当。没有专车，也没有充足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松井先生精打细算，既舍不得一次次地请客吃饭，也舍不得一次次地花钱送礼。凭的是韩德宝的一双腿、一辆破自行车和一张嘴、一张厚脸皮。当很不起眼的一座厂房终于在市郊很不起眼的一条小街的街口落成之后，韩德宝的体重减轻了十四斤半，被送入医院打过三次“点滴”……
松井先生对韩德宝的犒赏，是安排他和副经理到日本去免费旅游了十天。其实那也算不上是旅游，因为十天中有五天是住在北海道，住在松井先生的老家，一个僻静的小村里。那儿有松井先生祖辈留下的一幢旧屋。而且不是乘飞机去的，也不是坐小汽车去的，是乘列车去的。到东京后的第二天就去了。松井先生的女婿陪去的，不但陪住了五天，还给他们当了五天厨师。松井先生的女婿在台湾留过学，中文口语水平相当不错，所以他们语言交流上并无障碍。那幢旧屋中没有电视，当然也没有冰箱。松井先生的女婿，就将从集贸市场买回的蔬菜、水果、鱼肉之类，存入东家的冰箱里一点儿，存入西家的冰箱里一点儿。晚上通常是陪着他们饮酒、唱歌儿排遣寂寞。松井先生的女婿有一天看出他们的确是寂寞得不行，而他自己又再没什么日本歌儿唱给他们听了，就不得不陪他们到小镇上去看了一场电影，还带回了两个日本妓女。不知为什么，她们对两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而不是来自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或东京唐人街的中国男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好感。纠缠住他们，一再地通过松井先生的女婿向他们言明——可以在价格方面予以大大的优待。松井先生的女婿，非常得体非常文明又非常机智地翻译成中国话是——友情第一，经济效益第二。他们起初难免扭扭捏捏，一再表白他们都是很严肃很正经的中国男人。她们听了松井先生的女婿的翻译，就一齐嫣然又灿然地笑将起来，笑个不停。分明地，反而似乎对他们更有兴趣更有好感了。最后干脆言明不要钱了，免费招待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算了。人家已经免费了，他们自然也就没什么话说。于是那一天晚上，在那一幢日本乡间的旧屋里，两个中国男人、一个日本男人和两个日本妓女，一会儿聚坐饮酒，一会儿又唱又跳。村里的日本男女大人孩子们，闻到热闹之声，也三三两两来了不少，参与着一块儿唱一块儿跳。两个日本妓女能歌善舞，并且姿色可人，因而将气氛营造得非常活跃。直热闹到后半夜，村人们才陆续散去。于是两个日本妓女，分别拥了韩德宝和姚副经理，各入他们自己的房间，接着闹腾别的“节目”去了。那一夜累得韩德宝精疲力竭，有些明白了妓女和一般的女人，尤其是日本妓女和中国女人，虽然同属亚洲人种，到底还是很有区别的。他拥着那日本妓女四肢瘫软将睡未睡之际，松井先生的女婿悄没声儿地溜入房间，很不好意思地对他说，自己也感到了空前的寂寞，独自一人无法成眠了。韩德宝当时只想睡觉，再也不想干别的，尤其不想也力不从心再和那日本妓女练一把，于是顺水推舟，乐得送个间接人情，便将她推到了松井先生的女婿的怀里……
第二天将两个日本妓女送到村口，望着她们的身影袅袅娜娜地远去，韩德宝和姚副经理互相都有些不好意思。幸亏松井先生的女婿没陪着他们送，他们互相之间的不好意思也就片刻而过了。
姚副经理说：“小韩啊，这事儿就当根本没发生过吧。”
韩德宝说：“那当然。”
姚副经理又说：“其实这事儿也算不了什么。谁大老远地来到资本主义国家，不想对资本主义多增加点儿感性认识呢？”
韩德宝说：“人家都根本不讲经济效益，只讲友情了，咱们还能虎着脸不给人家面子吗？傻瓜才不！”
于是上司和下属之间，忽然地都觉得寻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越说越投机，关系也越加亲和起来。
但是松井先生的女婿见到他们时，却发觉他的，更确切地说是他岳父大人的这两位中国客人无精打采愁眉紧锁，甚至还显出了几分忐忑不安黯然神伤的样子，仿佛在送走两个日本妓女回来的路上，丢了他们自己的心魂似的。经再三追问，他们才道出他们心底的恐惧——原来一夜的寻欢作乐之后，他们倏忽地想到了三个可怕的字——艾滋病。松井先生的女婿就安慰他们，说没那么巧的事，说比例是很小的。说他询问过她们，她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也就是说她们的“质量”是完全可信的。还说，为了对嫖客负起人道主义的责任，她们都是被要求定期体检，体检合格了，才会允许填表，重新登记，重新注册。没经体检没经注册是犯法的，好比无照营业是犯法的一样。两人听了，这才放下心来，都又觉得日本确实有许多让人乐不思蜀流连忘返之处了……
五天后他们回到东京，被安顿在一家三等旅店。剩下的五天，石根家族的不同成员，轮番陪他们逛商场，还给了他们每人两万日元的零花钱。在他们回国前，赠送了他们一人一套便宜的西服，并且配有一条便宜的领带……
于是他们对松井先生非常感恩戴德起来，觉得这十天之中，着实地是太给松井先生的家属们添麻烦了。他们在日本“度假”，而松井先生本人，却仍在中国主持着他们共同的事业，他们竟觉得非常羞惭了。所以，当被要求在行李中夹带回中国两部电脑散件时，他们便都认为是义不容辞的了……
其实，他们有所不知，他们在日本那十天内的行止，包括每天的伙食标准、住宿开销，乃至买什么礼物赠送给他们，都是松井先生早有详细安排，并提前写信通知了家属们的。
在松井先生方面，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怎么省钱怎么接待。细算下来，他们夹带回中国的两部电脑散件，组装后在中国就地“处理”，所赚之钱比送给他们每人那套便宜西装连同那条便宜领带所花的钱要多得多……
当两个第一次出国的中国男人在机场很动情地说些感激的话的时候，松井先生家族的送行者们，内心里却是极其瞧不起他们的。在对方眼里，他们并非什么客人，而只不过是——松井家族在中国的投资企业的两名雇员罢了。投资企业虽有大小之分，但在对方想来，雇员却是没有高低之分的，雇员永远是雇员，统统都先是雇员。对方的热情接待，不过是按照松井先生的要求所表现出来的罢了。松井先生的要求是——钱要花得越少越好，态度却要越热情越好……
而在韩德宝和姚副经理想来——一个出过国的中国人，便是很有些“高级”起来的中国人了。或者反过来说，一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倘竟一次国门都没出去过，不是活得太掉价了吗？松井先生圆了他们的出国梦，所以他们要对松井先生感恩戴德，以后还要对松井先生忠心不二。尤其韩德宝，自我感觉没比的好，松井先生心中有他，他是陪中方副经理一块儿去日本“度假”的。全厂五十多名中国员工中，只有他一个人首享殊荣，这一点使他认为，在这个小小的合资企业中，他的地位是仅次于中方副经理的一个人物……
他就是从日本回到中国不久以后，认识了他的妻子赵敏的。她是“昭和”附近一处小小的邮电所的邮电员。那邮电所只两名邮电员，另一位是位四十多岁的妇女。除了星期一、星期六两天忙碌些，她们平时挺清闲的。韩德宝有次替松井先生到那儿去发信，一见之下就被她那张秀色可餐的脸儿迷住了。他想不到在离他那么近又那么小那么冷清那么不起眼儿的地方，竟存在着那么可爱的一位待嫁的姑娘。而她对于俨然一副“白领阶层”派头的他，似乎也芳心萌动。他寄完了信还搭搭讪讪地跟她说了半天话儿，走时送给她一张那种叫作“撕不烂”的名片。名片上的文字显示他是“昭和”集团公司的“公关部主任”，是他背着松井先生偷印的。其实松井先生知道他这种行为，也见识过一张他偷印的名片。不过因为他的行为非但不至于损害“昭和”的什么利益，反而能对“昭和”起到某种变相的夸张了的广告效应，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当不知道。后来干脆给他正名，真的封了他一个“公关部主任”的莫须有的头衔。
受封后的韩德宝，更频频地出入于那个小小的邮电所了。有时隔一天去一次，有时一天去两次。平均了，差不多每天一次。他对她发起攻势的战术很特别。他先从别的邮局往她所在的邮电所向她发出了一封求爱信。盘算着她无疑收到了，他再去当面捕捉反馈。她对他一如既往地客气。目光相迎之际，她满脸羞红，模样显得愈发地可爱了。于是他明白自己首战告捷。从他们熟悉起来到她答应嫁给他为止，他一共给她写过四十几封情书。每一封都是他当面交给她，经由她的手印上挂号邮戳，辗转两日她才收到的。以至于她请她那位女同事吃喜糖时，对方“友邦惊诧”得不得了，奇怪于就发生在自己眼皮底下的爱情，自己竟毫无觉察……
他们结婚的日子是“昭和”成立三周年纪念日。那一天松井先生亲自宣布为十名中方雇员加薪，其中自然少不了韩德宝。而且他的名字被列在第二位，仅在姚副经理的名字之后，仅比姚副经理少十五元钱……
松井先生是将加薪这件事当成一种仪式来进行的。每名加薪者还从松井先生手中接过红艳艳的“加薪荣誉纪念证书”。
他将它当成新婚礼物，连同一条金项链庄重地送给自己的新娘。
那一天他觉得他幸福极了。她也是。
在以后的两年中，利润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汇往日本松井先生的私人账户上。老松井满面春风满面朝气，仿佛年轻了十岁，见到中国雇员，也比过去客气多了。
住上了厂里分配给他的一套两居室住宅，每月底带回一千二百元工资，韩德宝觉得自己真的已经是中国的“白领阶层”之一员了。如果这还不算是，什么究竟才算是呢？现如今，全中国有百分之几的“上班族”每月能拿到一千二百元的工资啊？百分之二三都不到吧？
觉得自己真是中国“白领阶层”之一员了的韩德宝，变得举止斯文了，变得气质“贵族”了，变得谈吐矜持了，变得很像个人物了。不消说在厂里是那样，在路上，在公共汽车或出租汽车里，在地摊前或商场，更是那样。总之，时时处处，他脸上开始挂起“白领阶层”之一员的脸相了。有时他甚至认为自己不应该还是一个中国人，起码在许多平凡又平庸的中国人眼里，不应该被视为一个中国人了。他常照着镜子暗自发问——难道我韩德宝长得不像一位日本人吗？同是亚洲人种，日本人和中国人究竟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不就是衣着吗？他也像许多日本“白领阶层”一样穿得体体面面的啊！再就是气质了，他的气质也并不俗。尽管他承认原先他的气质中的确是有些俗的成分的，但现如今的他，气质不是已经相当优雅相当绅士了吗？他这一种不太满足于仅仅是当代中国的“白领阶层”之一员，希望从种族上变为日本人，起码变成半个日本人，至少是被自己的同胞当成日本人看待的意愿，日渐地变得强烈无比起来。那时他已学会了二三百句简单的日本口语。和不认识他的中国人对话时，他常常存心说日语，或者存心将中国话说得很别扭，很生硬，仿佛一个纯粹的日本人说半流利不流利的中国话似的。不图别的，就图被自己的同胞误以为是日本人，过一把瘾。
他还常常幻想自己是松井先生的儿子。尽管明明知道松井先生已经有一个儿子了，并且还是“昭和”的未到任的总经理。他也常常幻想“昭和”奇迹般地发展为一个很庞大很庞大的企业集团，在中国的三十一个省份里都拥有子公司。每一处子公司都有一幢办公大厦。当然，在北京还要有常驻机构。那应该是一幢和“中信大厦”可相媲美的建筑。而他自己应该是全权代表，是它的第二主人。可以说，在“昭和”的五十几名雇员中，包括中方法人代表姚副经理在内，没谁比他对“昭和”更热爱的了。他这一个中国人，从来没有那么热爱过中国的任何事物，甚至对中国也比不上对“昭和”那么热爱。他觉得中国并没真正给予他什么，更准确地说，是从不曾给过他想要获得的一切。而“昭和”几乎统统给予他了。起码给予了他对一个中国人非常之重要的一切，比如房子，比如每月一千二百元的高薪，比如那份儿单靠自己培养的完全培养不起来的中国“白领阶层”的感觉。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感觉啊！而重要中之最重要的，美好中之最美好的，是“昭和”给予了他一个又漂亮、又温柔体贴、又贤淑、又善于持家的妻子。如果他非是“昭和”仅次于中方法人姚副经理的人物，仍在那个小木材厂混职的话，她又怎么肯委屈了自己做他的妻子呢？即使做了他的妻子，难道会像现在这样感到生活无比幸福无比甜蜜吗？何况，“昭和”今后还会继续给予他许多重要的美好的东西哪！比如更宽敞的住房，比如更高的工资，比如更令别人刮目相待的职位，比如专车。它不是已经给予姚副经理一辆专车了吗？接下来难道还不该给予他了吗？它的产品投入市场后大受青睐，销售前景好得不得了。可谓如日中天产销两旺。明年准备另购地皮重建厂房广招雇员。显示在电脑蓝图中的“昭和”，是一幢日中建筑风格相结合的五层楼……他实在是没有任何理由不热爱“昭和”的呀！
当他将儿子的“百日照”恭而敬之地送给松井先生的时候，松井先生看了一眼，随口说：“很可爱，但愿今后我也有这么一个孙子。”
松井先生的话使他暗暗激动了好几天。和妻子一商量，就为他们的儿子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叫韩敏太郎……
儿子入学那一天，老师很奇怪地问他：“你们夫妻俩不都是中国人吗？”
他说是的。
“那为什么给孩子起一个日本名字？”
“我的日本老板非常喜欢他。他将来肯定是要到日本去留学的，所以……”
老师说：“明白了……”
随后看着他的儿子，那目光更像看着一个中国“龙种”了——也不知道她究竟明白了什么？……
不过当时他内心里十分得意。
他巴望着能有一个适当的机会，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幸运地将松井先生请到家里做客，哪怕就是一个小时的工夫呢！那么他要鼓励儿子当面叫松井先生一句“爷爷”……
对于脾气古怪又很倔的松井先生，这有点儿冒险。但是他认为值得冒这一次险。只要松井先生答应了一声，那么他在“昭和”的地位岂不就更加特殊了吗？他的儿子今后不就会多少沾上一位日本“爷爷”的光了吗？……
他是将他自己、他的家庭、他儿子今后的前途，很彻底地与“昭和”紧紧联合在一起了。是的，他真是那么热爱“昭和”，那么感激“昭和”。更具体地说，是热爱松井先生，崇敬松井先生，感激松井先生。在他心目中“昭和”早已不是什么日中合资企业，更不是什么中日合资企业，而完全“是一家日本企业”。他当姚副经理不过是松井先生的一个“催巴儿”、一种合资的象征罢了……
他比以前更加对自己的家庭具有责任感了，比以前更加爱自己的妻子了，比以前更加关心自己儿子的学习成绩了。他努力地想要做一位好丈夫、一位好父亲、“昭和”的一位好职员。他比以前更加自觉地按照一位“白领”男士的风格和形象塑造自己了。他甚至比自己的妻子还注意修剪指甲了。他再也不进一般的小理发铺去理发了。他已经拥有了一打左右的领带了，他说话慢条斯理并且咬文嚼字，他甚至打算戒烟了——因为松井先生已经戒烟了。
你不能不承认他的变化，基本上是一种向善的、向文明和良好方面的变化。从客观而公正的角度想想吧——从前他不过是一个家里又穷个人遭际又落魄的中国青年，是一个连对街头巷尾的小痞子们都觉得没资格轻蔑的人，是一个靠了溜须拍马才能维护住自尊还时时受到伤害和袭击的人，是一个几乎命中注定了要在社会的最底层混一辈子的人……
然而对于一切人来说，自己认为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也是最容易被他人所毁坏的。
一个多月前，总经理松井健茨传讯了韩德宝。是的，那意味着是一次传讯，而绝非一次寻常的召见。
松井健茨甚至没请他落座，铁青着脸劈头便问：“你为什么要制造谣言？”
他怔愣地站在那儿，一时懵里懵懂。
“说！……”
对方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我不明白……”
当时松井石根因为感到身体不适，回日本疗养和诊治去了。松井健茨匆匆赶来中国，接替他的父亲成为“昭和”的新主宰。
“难道不是你制造了谣言，而且四处散布，说我们石根家族的人，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的后代吗？”
对方又拍了一下桌子，言语汹汹，声色俱厉。
“我没有……”
他真的没有制造而且散布这种谣言。他当然知道在当年的日军侵华史上发生过南京大屠杀这一血案。但也就是知道而已，根本不清楚那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月的事，更不清楚元凶究竟是一个叫什么名字的日本人。恰恰相反，正因他知道南京大屠杀这件事，他在与松井先生接触时，一向是谨慎地避开历史上的中日关系的，唯恐一言偏差，伤了他的日本老板的民族感情。而与松井健茨，他还没机会像那一天一样单独接触过呢……
“你撒谎！有许多人证明是你！……”
对方霍地站了起来，几步跨到他跟前，虎视眈眈地瞪着他，又猝然转身，一掌推开了套间的门……
于是从套间里鱼贯踱出了十二三名本厂员工。其中半数以上平常和他的关系相当不错。
对方朝他们一指：“现在该由你们来集体揭穿他了！”
于是他们一个个开口，言之凿凿地证明——是他制造的谣言，是他散布的谣言。有时间，有地点，有场合，有具体情节和具体细节……
他一时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有口难辩。
望着他们，他明白了——他们想彻底搞坏他的命运。分明地，他们早就暗暗嫉妒着他了，早就合谋着寻找机会陷害他了。他们集体地将一种陷害编织得那么细致、那么天衣无缝、那么令人确信无疑。即使他是松井健茨，他也会确信无疑的……
“你！忘恩负义！你连造谣的水平都是很低的！告诉你，在我们大和民族，三代人之内绝不会起同一个名字的！你对我们日本人了解得太少了！……”
接着，松井健茨便用他所学会的全部骂人的中国话，将韩德宝骂了个狗血喷头……
而那些“证人”们，瞧着他，默默听着，一个个显出很快感的样子，仿佛是他们自己在当面骂他……
韩德宝哪里知道，松井健茨的父亲松井石根，当年竟是攻陷南京的日本士兵之一，是年龄最小的日本士兵之一，只有十七岁。尽管，对于南京血案，小士兵松井石根是顶替不了总司令长官松井石根大将负什么罪责的（后一个松井石根早已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被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但是犯罪感一直像疾病一样在石根家族的人们之中代代传染，使他们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又打算亲和又本能地保持距离，又想大把大把地赚中国人的钱又本能地觉得良心不安。这便是老松井先生为什么差不多是最后一批来中国投资的日本人的真正原因，也是致使松井健茨怒不可遏的真正原因……
幸而姚副经理及时出现，才替韩德宝解了围。他将韩德宝扯走了。他请韩德宝去一个小酒馆喝酒，一边喝酒一边好言相劝，说是万事忍为上策，不如暂且先忍，先认了，给松井健茨一个了解他的过程，以后再寻机会澄清事实，到时候他也会帮韩德宝澄清的。事实胜于雄辩嘛！
似乎也只有这样。
于是韩德宝向松井健茨呈交了一份“道歉书”……
于是松井健茨原谅了他。看在他是有功之臣这一点上，并没解雇他。但是撤销了他公关部主任之职，削减了他五百元工资，罚他到包装车间去干苦力……
于是韩德宝渐渐明白，自己是上了姚副经理的当了。一场合谋陷害的原始策划者和幕后导演，不是别人，正是姚副经理。对方早就恼火于他在对方面前那一种似乎有资格平起平坐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了，早就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了，早就处心积虑寻找时机“修理”他了……
于是他决定反击，决定重新夺回失去了的一切，以及将来肯定会属于他而现在被断送了的一切。他写了十几封信，向有关方面四处投寄，揭发检举姚副经理作为中方法人代表，如何如何在许多时候无原则地放弃中方权益，如何丧失中方法人对中方员工义不容辞的保护原则，反而站在日方立场对中方员工实行“管、卡、压”。当然，同时控告了姚副经理对自己的卑鄙陷害。信发出之后，他反而泰然了。他想矛盾明朗化了也好。姚副经理身败名裂之日，岂不正是他取而代之的时候吗？全厂的人扒拉来扒拉去，那个松井健茨不用他还能用谁呢？不愿用也得用啊！他韩德宝也是有一些“铁哥们儿”的。他们——向他发誓，不管哪一方面来调查，他们都将坚定地站在他一边，和姚副经理们斗到底的。韩德宝不是糊涂蛋，不是北方人贬称为“二杆子”的那种冲动起来就没有理智的人。他懂得千万不能冒犯了松井健茨，所以在他那些信中，一方面将姚副经理说得坏透了，另一方面却将松井健茨说得好极了……
松井健茨却根本不领他的情。当这方面那方面派来调查员对这家小小的合资企业进行调查时，松井健茨暗暗发誓，对韩德宝绝不再予以宽恕了。不管这平素趾高气扬的中国小子是不是“昭和”的什么有功之臣……
而在这方面那方面的调查员们看来，韩德宝所揭发所检举之详，尽管都是事实，但却都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逃过几次税，补上就是了。不近情理地罚过中方员工几次奖金，以其他方式予以安抚就是了。吃吃喝喝，中国人自己的吃喝之风还纠正不了呢，插手管人家日本做第一老板的企业干什么？不是吃饱了撑的嘛！至于姚副经理是不是对韩德宝进行陷害了，这牵扯到法律，他韩德宝可以去起诉么。而韩德宝不敢起诉。因为那十二三个“证人”恼羞成怒，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扬言头可断，血可流，“证词”是任凭官司打到哪儿也不会改变的。何况，松井健茨还要告他一个诽谤罪哪！……
而他那些“铁哥儿们”，这方面那方面的调查员来了之后，却没有一个人肯出头为他做证人了。他们中有人出卖了他。姚副经理易如反掌地，预先就一个一个将他们收买的收买，摆平的摆平了……
松井健茨和姚副经理奉陪着，几顿宴餐之后，各路调查员销声匿迹，再也不来了。厂里还送了他们每人一台榨汁机。他们接受时都很高兴。
姚副经理在宴桌上说：“我这个中方法人，不是好当的呀！合资单位，总不能按咱们中国人那一套管理吧？既要对日方投资者负责，又要对中方利益负责，既要对员工实行严管理高要求，又得做到使他们高高兴兴的自觉自愿的，这就需要双向的水平嘛！我水平低，总得给我个提高的过程吧？……”
各路调查员纷纷点点头，无一不说是的是的……在韩德宝和姚副经理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论关系。这一种悖论关系，又似乎早已就埋伏在二人之间了。而且，它似乎也参与了姚副经理们的合谋，并起着他们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的的确确，姚副经理乃庸常之辈。他被推到中方法人代表的位置上，纯粹是某些操权握柄之人赐给他的人情，为了一次性地犒赏他多年来在他们身上的投资。和韩德宝当初在那一家小小的木材加工厂，被从一个出料工提拔到办公室充当一个秘书的角色性质是一样的。在“昭和”的初创时期，姚副经理尤其显得是一个庸常之辈。不，何止是一个庸常之辈，简直就是一个无能之辈。松井先生当初对他的无能的容忍，实在地是出于无奈。当初几乎没有一项难办的事是靠了他才办成的。当初他更像一个职业食客。唯一常做的事，无非就是以中方法人代表的特殊身份，陪着各方各面的人们吃吃喝喝罢了。只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得还算到位。与他相比，韩德宝当初要鞠躬尽瘁得多，只差没死而后已了。姑且不论他为“昭和”坐过多少次冷板凳，吃过多少次闭门羹，受过多少次冷眼和倨傲无礼的慢待……
然而自从“昭和”的产品在中国市场打开销售局面以后，情况渐渐发生逆转。首先是“昭和”在这座城市里要达到的种种商业目的，实现起来容易了。有的时候，某些人们甚至乐于主动为它疏通关节，开亮绿灯了。因为“昭和”每年已经有了一笔固定的、数目可观的“公关经费”。这一笔固定的、数目可观的“公关经费”，又定期地变成为某些中国人的“灰色收入”。一个没有“公关经费”或舍不得固定一笔钱作为“公关经费”的企业，无论它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或国有的，也无论它是合资的还是独资的，都是休想“搞活”起来的。松井先生明白了这一“中国特色”的规律以后，脑筋开窍了，在“公关”支出方面也大方多了……
按理说，“公关经费”应由韩德宝这个“公关部主任”支配运用。但姚副经理将这笔钱控制住了。实际上可由韩德宝支配运用的，也不过就是十分之二三而已。两人之间曾展开过激烈的明争暗斗，结果以姚副经理批准，韩德宝使用告终，其实等于还是控制在姚副经理手中。韩德宝曾向松井先生诉过苦，松井先生没明确表过什么态。只以教诲的口吻，说了些希望他以“昭和”利益为重，与副经理搞好团结的话。松井先生自有想法——两个中国人之间相互制约着也好，岂不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公关经费”落入他们个人腰包吗？倒无须他自己时时对他们双方都瞪大监督的眼睛了。松井先生在中国很快地就掌握了一套怎样利用中国人制约中国人、监督中国人的经验。
当姚副经理的手是一只批钱更是一只买单的手以后，他由原先的一个庸常之辈变成一个似乎办事能力极强的人了，变成一个社会公关网中“路路通”式的人物了。有时一个电话，事情就顺利圆满地解决了。而且，从来也没像当初韩德宝办事一样，坐冷板凳吃闭门羹受冷眼受慢待……
倒是韩德宝这个所谓“公关部主任”仿佛变成一个客串角色，甚至一个虚设的角色。近二三年内，他像当初的姚副经理了，像一个职业食客了。唯一常做的事，也无非就是陪着各方各面的人们吃吃喝喝罢了。而他却耽于他那一种虚幻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从来也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对于“昭和”，他已很久没有什么新贡献和新功劳，不过在吃着往日的老本儿……
松井先生不允许一个雇员，尤其一个中国雇员，在他投资兴办并任董事长的企业里吃什么老本儿的，是所谓功臣也不行。他在回国之前对他的儿子交代——看来韩德宝是没有什么可以再重用或再利用为“昭和”效忠的价值了。松井先生认为，这个中国小子的全部的能力，在“昭和”初创阶段早已耗尽了。如今一个能靠跑断腿磨破嘴才办得成事的中国人，对于“昭和”已完全是一个多余的人了。而“昭和”不是慈善机构……
松井健茨对韩德宝暗暗考察了一段日子，完全同意他老爸的结论。如果没有发生以后那些令他恼怒的事，他会打发韩德宝到一个活儿相对轻些的车间去当工人的。然而那些令他恼怒的事毕竟发生了……
韩德宝被“昭和”解雇了。向他宣告的当然不是松井健茨本人，当然也不是姚副经理，而是由姚副经理从车间调到公关部的一个妖娆的一向喜欢穿紧身衣裤的女孩儿。桌上当时有一个信封，她用指甲染了丹红的细长的手指，将信封向他推过去。她说信封里是六百元钱。她还低声说，“昭和”限他最迟一个月内交出住房。她说时脸上似乎流露着几分对他的恻隐……
他发呆几分钟，一转身冲出去……
他没敲门就闯入了经理办公室——然而他并没有提出抗议，他给松井健茨跪下了，双手搂抱住对方的一条腿，仰脸可怜兮兮地望着对方，哭泣着，哀求着……
松井健茨并非一个傻瓜。他已开始意识到，跪在他面前双手紧紧搂抱住他一条腿的这个中国人，哭泣着哀求着他的这个中国人，看来显然是受了他的同胞们合谋在一起的陷害了。但是他丝毫也不想改变他的决定。相反，他甚至厌恶对方鄙视对方了。同时，一个一向在“昭和”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俨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什么人物似的中国小子，竟跪在了他面前，使他心理上非常有快感。他的一句话，就使这中国小子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一切憧憬、一切野心归于幻逝，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的一种权威，使他心理上不但非常有快感，而且非常满足、非常得意。毁灭也是足以给造成毁灭的人带来自信的激情的，尤其当被毁灭的是另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的时候……
既然这个与他年龄不相上下的中国小子，和中方的法人代表之间蝇营狗苟到了不能在“昭和”和平共处的地步，那么他没有任何理由为了一个中方雇员而向中方法人施加压力。尽管他多少也有点儿可怜对方，但最终还是厌恶和鄙视占了上风……
他用力挣脱了自己被紧紧搂抱住的那条腿，缓缓举起手臂，朝门一指，冷冰冰地说出一个字——“滚……”
韩德宝又冲进了姚副经理的办公室——姚副经理不在。姚副经理躲入厕所里去了……
于是，半个多月以来，他在这一座城市里，变成了一条没有人愿意收养的狗。这座城市教育他——像他这样文化水平不高，一无专长也无任何社会背景的人，要谋到另一份职竟是那么难。当然，挣口饭吃的杂活还是有得干的。但是这一个曾自认为是中国“白领阶层”之一员的人，却早已丧失掉了干辛苦活的本能和特殊身心……
撇开文化不文化、专长不专长不谈，他四处寄信的事，尤其使一些单位的头头脑脑们对他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拒之唯恐不坚……
他于绝境中想到了他当年的恩人——那位导演。他厚着脸皮去找人家。人家透过门上的“猫眼”看清楚是他，连门都没给他开，只冷冷地说从不记得认识过他这么个人。想想看吧，姚副经理毕竟是人家妻子的表兄啊！人家不臭骂他一通，就实在是够有涵养的了……
他向松井先生发去了一封加急电报求援。松井先生给他回了一封短信，用他自己曾说过的话提醒他“昭和”的至高原则——董事长不在，总经理就是“绝对权威”。并引用了一句中国话——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言外之意是“绝对权威”的权威，是需要“绝对”加以维护的，是需要有人为之作出牺牲的，即使那一种牺牲是无辜的，何况他并不完全无辜……他把那封信撕得粉碎……
走投无路之下，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当年天天盼着有机会离开的那一家小小的木材加工厂。却不过是又多受了一次冷眼，多听了一些奚落和讥讽。他自认为是中国的“白领阶层”之一员后，并没常去和他当年的呵护者们进行感情交往，也根本忘了感激他们……
“天亮了，起来吧！”
他睁开了眼睛，见他漂亮的妻子坐在床边，含情脉脉地俯视着他。
“你今天不去上班了？”
“晚一点儿没什么……儿子呢？”
“上学去了呗！”
“你怎么还不去上班？”
“我……我怕你是病了，你在发烧……”
妻子温柔地伏在他身上，和他脸贴着脸，对他显出无限的偎爱。
“原谅我，我不该对你那样……”
妻的小手捂住了他的嘴……
“给咱们的儿子，把名改过来吧。别再叫韩敏太郎了。”
“听你的。”
“我爱你，很爱很爱，尤其这会儿……”
“我永远是你的第二小宝贝，小心肝儿……”
妻妩媚百种，轻轻地吻他……
而他顺势地将她扯上了床。
“别嘛，昨天晚上不是才……”
妻娇羞地半推半就……
“我还要……”
他将他的妻子搂紧得快要窒息了。他恨不得将她搂入到自己的胸膛里去。似乎只有那样，才能放心地感到她还是他的女人，将永远是他的女人……
“这刀多少钱？”
“三十元。真正的蒙古刀，瞧这刀锋，快得刮胡子都可以了……”
他并没讨价还价，买下了它。
在那一天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在中国的这一座城市和日本东京附近的一个小市里，分别有一个日本男人和两个中国男人的尸体被送到火葬场焚化了。那个日本男人和其中的一个中国男人，都是三十多岁的男人，都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小家庭。他们的妻子都是他们的爱妻。他们的儿子都是他们的娇子。另一个中国男人自然是姚副经理……
中国和日本的几家小报分别对此作了些渲染性的、以图媚俗读者的报道，一个时期成为中日两国某些市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但不久也就如一阵风似的，从普通的人们的头脑中刮过去了…… 梁晓声文集﹒中篇小说（套装共九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