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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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司涅基列夫大夫的眼科医院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在莫斯科郊区的一条条小胡同里,这种狭小的、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小花园有很多,来到这种小花园里,眼睛并不能摆脱城市里那种像石头一样重的沉闷,看着这种小花园,就会想起那辽阔无边的野生森林,这里的一切就更加刺眼,更叫人看着难受。医院的小花园里已经是一片秋色:小径上落满红铜色的树叶,晨霜打蔫了一朵朵的花儿,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地罩上一层水濛濛的青色。晴朗的日子,病人们在小径上散步,听着虔诚的莫斯科的悠扬的教堂钟声。天阴下雨的时候(那一年阴雨天特别多),病人们自言自语厌了,互相说话也厌了,就一声不响地躺在床上,或者在各个病房里串来串去。
医院里大多数是普通的病人,有一个病房住的是伤兵;他们一共是五个人:扬·瓦莱伊基司,是一个拉脱维亚人,高个子,红头发,两只浅蓝色的眼睛,络腮胡子剪得短短的;伊万·乌鲁布列福斯基,是一个二十八岁的漂亮龙骑兵,是弗拉基米尔省人;另外就是西伯利亚的神枪手柯塞赫、好动的黄头发步兵布尔金和麦列霍夫·格里高力。九月底,又送来一个伤兵。那天正在喝晚茶的时候,门铃连续不停地响了一阵。格里高力朝走廊里望了望。三个人进了穿堂:一个女护士和一个身穿束腰无领长衣的人,他们搀着另外一个人。想必那个人是刚从车站来的:他那肮脏的、胸前到处是褐色血斑的军便服可以证明这一点。黄昏时就给他做了手术。经过短时间的准备(病房里听见了响声——在煮家什呢)以后,把新来的人送进了手术室。过了几分钟,手术室里传出低低的歌声。医生给伤兵摘除被炮弹片打坏的眼睛的时候,上过麻药的伤兵一直在唱歌和嘟嘟哝哝地咒骂。做过手术以后,把他送进了伤兵住的病房。过了一天一夜,麻药的那股厉害劲儿从脑子里完全消失,他就谈起他自己,说他是在德军前线上的维尔别尔格附近受伤的,他姓贾兰沙,是一个机枪手,是契尔尼戈夫省人。几天的工夫,他就跟格里高力格外要好起来;他们的床是紧挨着的,晚上医生查过病房以后,他们每天都要小声谈上很久。
“喂,哥萨克,你的眼睛咋样?”
“很糟。”
“咋治的?”
“天天去打针。”
“扎过多少次啦?”
“十八次啦。”
“疼不疼?”
“不疼,很舒服。”
“我可以要求要求,把这只眼挖掉算啦。”
“我不愿做独眼龙。”
“是这样啊。”
格里高力这个邻床是个肝火很旺、口齿十分尖刻的人,他对什么都不满意:咒骂政府,咒骂战争,咒骂自己的命运,咒骂医院的伙食、厨子、医生——碰到什么,就骂什么。
“老弟,咱们为啥去打仗?”
“大家为什么,咱们就为什么。”
“你给我说明白些,把话说明白。”
“算了吧!”
“哈!你是个糊涂虫。凡事都得弄个明白。咱们是为资产阶级打仗,明白吗?资产阶级是啥玩意儿?就好比大麻地里的鸟儿。”
他给格里高力解释起一些难懂的字眼儿,他的话里夹杂着许多骂人的、难听的话。
“别唠叨啦!你的南蛮子话我听不懂。”格里高力打断他的话。
“你咋不懂?难道你是莫斯科人,咋能不懂?”
“你说慢一点。”
“小老弟,我说得并不快呀。你也许要说,为沙皇打仗,可沙皇是啥玩意儿?沙皇是个酒鬼,皇后是个骚货,老爷们越打仗越赚钱,可是咱们得到的是……脖子上的套索。明白吗?你瞧吧!工厂老板们喝白干儿,当兵的喂虱子,两方面都很来劲儿……老板赚大钱,工人光屁股,差别就是这么大……你干吧,哥萨克,你干吧!再干下去,还能挣得一副十字架,挺漂亮的硬木十字架……”他说的是乌克兰话,但是有时他激动起来,就说起俄罗斯话,包括许多骂人话在内,说得很地道。
他天天往格里高力脑子里灌输闻所未闻的道理,指明发生战争的真正原因,无情地嘲骂专制制度。格里高力曾经想反驳,但是贾兰沙提了几个简单的要命的问题,就弄得他张口结舌,于是格里高力只好赞成他的说法。
在这方面,最可怕的是,他从心里觉得贾兰沙是正确的,他无法提出反驳,没有理由、也找不到理由来反驳。格里高力惶恐地意识到,这个又聪明又厉害的乌克兰人在一点一点、毫不放松地破坏着他以前关于沙皇、祖国和哥萨克军人天职的一些看法。
贾兰沙来医院后一个月的工夫,格里高力的思想意识所依存的根基都化成了飞灰。这根基原已腐朽,战争的极端荒谬性又像铁锈一样把这种根基侵蚀烂了,只要推一下,就会土崩瓦解。这一下推过了,思想醒来了,醒来的思想搅得格里高力那单纯而朴实的头脑疲惫不堪,搅得他受不了。他想来想去,寻找出路,寻找他无法理解的这种问题的答案,终于在贾兰沙的回答中找到满意的答案。
有一天深夜里,格里高力从床上爬起来,叫醒了贾兰沙。他坐到贾兰沙的床上。九月的月亮的淡绿色光华,透过放下的窗帘,射进窗来。刚刚醒来的贾兰沙的两腮像两个沙坑一样黑黑的,两个黑眼窝潮乎乎的。他打着哈欠,觉得脚冷,又把脚伸进被窝。
“你为啥不睡?”
“睡不着。我一点都不想睡。你还是给我讲讲,为什么战争能使一部分人得到好处,使另一部分人家破人亡……”
“不是这样吗?啊哈——哈……”贾兰沙打了个哈欠。
“等一等!”格里高力气得红着脸,小声说,“你说,是为了财主们的需要,把咱们赶去送死,那么,全国老百姓又怎样呢?老百姓都不懂吗?就没有人能够给大家讲讲吗?就该有人站出来,说一说:‘弟兄们,你们是在为这个这个流血拼命。’”
“咋能站出来呢?你怎么,说着玩儿吧?好吧,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站出来。咱们在这儿悄悄说话,就像鹅躲在芦苇丛里,只要声音叫大些,一颗子弹就飞过来。老百姓聋得什么都听不见。只有战争能惊醒老百姓。打过焦雷,黑云里才能落下雨来……”
“那又怎么办呢?你说说吧,坏小子!你把我的心都搅乱啦。”
“你心里觉得又该咋办呢?”
“我不清楚。”格里高力坦率地说。
“谁把我往山崖下推,我就推谁。要毫不犹豫地掉转枪口。谁把人往火坑里送,就对准谁开枪。你要知道,”贾兰沙抬起身来,咬了咬牙,两手向前一伸,“大风浪一起来,啥东西都能一扫而光!”
“照你的意思,怎么……一切都得弄个天翻地覆吗?”
“对!要像扔掉烂包脚布一样,把政府推翻。要把老爷们身上的羊皮剥掉,要打烂他们的嘴巴,因为他们打老百姓的嘴巴打够啦。”
“新政府成立后,对战争怎么办?还是照样要打仗,咱们不打,咱们的孩子们也要打。你有什么法子少打仗呢?既然自古以来就有战争,战争怎么能消灭得掉呢?”
“对啦,自古以来就有战争,只要世界上还有浑蛋政府,战争就不会消灭。就是这么回事儿!只有等到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在工人手里了,那时候就不会打仗了。这是需要斗一斗的。要把他们这些狗娘养的统统送进棺材!……一定会这样的!不管是德国人的政府,不管是法国人的政府——所有国家的政府都要变成工人和农民的政府。到那时候,咱们为啥还要打仗呢?边界没有啦!深仇大恨没有啦!全世界过的是一样美满的日子。嗨!”贾兰沙叹了一口气,咬着胡子尖,忽闪着那只独眼,带着幻想的神情笑了。“格里什卡呀,为了换得这样的日子,我愿意流尽我的血……我的心里就好像有一团火……”
他们一直谈到黎明时候。在灰蒙蒙的晨曦中,格里高力迷迷糊糊地睡去。
早晨,说话声和哭声把他吵醒了。伊万·乌鲁布列福斯基脸朝下趴在床上,抽抽搭搭地哭,不住地擤鼻涕;一位女医生、扬·瓦莱伊基司和柯塞赫都站在他跟前。
“他哭什么?”布尔金从被窝里探出头来,哑着嗓子问道。
“把眼睛打碎啦。他从杯子里往外拿,掉在地上打碎啦。”柯塞赫与其说是带着同情心,不如说是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回答说。
有一个入了俄国籍的德国人,是一个卖人造眼睛的商人,他激于爱国热忱,向士兵们免费赠送人造眼睛。前一天刚给乌鲁布列福斯基挑了一只玻璃眼睛,给他装上去,那是一只做工很细的眼睛,蓝蓝的,十分好看,简直和真的一样。那眼睛做得精巧极了,即使细心观察,也分不出真假。乌鲁布列福斯基十分高兴,跟小孩子一样笑起来。
“等我回到家里,”他用弗拉基米尔省口音说,“随便骗上一个姑娘。等结了婚,我再告诉她,眼睛是假的。”
“他要骗人呢,该打!”布尔金哈哈大笑。他经常哼哼着唱:杜尼娅怎样怎样,蟑螂咬坏了杜尼娅的衣裳。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不幸——一个漂亮小伙子,等回到家乡,就成了一个独眼的丑八怪。
“别哭啦,还会再给一只新的。”格里高力安慰他说。
乌鲁布列福斯基抬起他那哭肿了的、带着一只红红的、水汪汪的空眼窝的脸。
“不会给的。一只眼睛要值三百卢布呀。不会再给啦。”
“眼睛实在是一只呱呱叫的眼睛!上面每一根筋都清清楚楚。”柯塞赫赞叹说。
吃过早点,乌鲁布列福斯基跟着女医生到德国人的商店里去了,德国人又给他挑了一只眼睛。
“德国人真比俄国人好!”乌鲁布列福斯基简直高兴疯了。“要是找俄国商人,鸡巴毛都别想要到;可是人家连二话都不说一句。”
九月过去了。时光非常吝啬地打发着日子。呆板、沉闷、无限冗长的日子过得非常慢。每天早上九点钟喝茶。用小碟子给每个病人端来两片薄得透亮的、软不拉唧的法国面包和一块小指头大的奶油。午饭后,病人还是饿着肚子各自散去。晚上也喝茶,为了变变花样儿,要掺着冷水喝。病员时常在变化。“军人病房”(病人都这样称呼伤兵住的这间病房)里首先出院的是西伯利亚人柯塞赫,紧跟着他出院的是拉脱维亚人瓦莱伊基司。十月末,格里高力也出了院。
留着短短的下巴胡、一表人才的院长司涅基列夫大夫测试的结果,认为格里高力的视力是令人满意的。在一间黑屋子里,让格里高力站在一定距离之外,试看了灯光照亮的一些老大的字母和数字。让他出了眼科医院,又把他送到特维尔大街上的后方医院,因为脑袋上已经愈合的伤口又裂开了,而且多少有点化脓了。格里高力在和贾兰沙道别的时候,问道:
“咱们还能见面吗?”
“山跟山是无法相会的,人跟人总有见面的时候……”
“好啦,南蛮子,谢谢你,你使我睁开了眼。现在我的眼睛亮啦,而且……也恨起来啦!”
“等你回到团里,把这方面的道理也给哥萨克们说一说。”
“好的。”
“你要是有机会到契尔尼戈夫省高罗霍夫镇上去的话,就打听铁匠安得利·贾兰沙好啦,我一定欢迎你。再见吧,老弟!”
他们拥抱过,就分别了。在格里高力的脑子里,很久都保留着这个剩了一只严峻的独眼、灰土色的脸上长着一张线条柔和的嘴的乌克兰人的形象。
格里高力在后方医院里住了十来天。他在心里孕育着一些还没有成熟的主张,贾兰沙传给他的愤懑在他身上腾腾欲发。他跟同病房的人很少说话,他的一行一动都带着一种焦躁不安的意味。医院院长在接收格里高力入院的时候,匆匆打量了一下他那张非俄罗斯型的脸,就下了断语:“是个不安分的家伙。”
进来头几天,格里高力发着烧,躺在病床上,听着耳朵里不住地嗡嗡直叫。
这时候,发生了一场风波。
有一位皇亲大人,从沃罗涅日回京路过这里,要光临医院来视察。从早晨起,医院里得到这一消息的全体医务人员,就像着了火的粮仓里的耗子一样,一齐忙活起来。给伤员们换上新睡衣;又把伤员们弄起来,提前换了床单和枕套,一个年轻医生还教伤员怎样回答皇亲大人的问话,跟皇亲说话时应当保持什么样的姿态。这种惶惶不安的情绪也传给了伤员们:有些伤员老早就小声谈了起来。中午时候,小汽车喇叭在门口叫了两声,皇亲大人在众多的侍从陪同下,走进大开了的医院大门。(有一个爱说爱笑的伤兵事后对同伴们说,高贵的客人们来到时,虽然这一天十分晴朗,而且没有风,可是医院的红十字旗突然呼拉拉飘动起来,对面理发店招牌上那个潇洒的鬈发男子也好像在磕头行礼,又好像是屈膝请安。)开始视察病房。皇亲大人提出不少跟他的身份和地位十分相称的荒谬问题;伤员们都按照那位年轻医生的叮嘱,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比在军营里教过的那样子还要大,回答“是这样的,殿下”,或者“的确不是这样”,再加上同样的称号。回答过了,院长再加以解释,并且他的身子不停地扭来摆去,就像一条被叉子叉住的蛇,老远朝他看去,都觉得十分可怜。皇亲大人一张床一张床地走过去,分发着小圣像。身着华贵服装的人群和一股股浓烈的高级香水气味朝格里高力涌了过来。他站在自己床边,瘦瘦的,脸都没有刮,眼睛还发着炎;尖尖的深棕色颧骨轻轻抖动着,说明他十分激动。
“就是他们,就为了他们过得快活,才把我们从家里赶出来,叫我们去送死。哼,全是毒辣的东西!该死的东西!浑蛋东西!就是他们,一个个都是虱子,拼命地在我们的脊梁上咬!……不就是为了这个家伙……我们的马才踩坏别人的庄稼,我们才去杀不相干的人吗?我才在庄稼茬子上爬,才哭叫吗?才担惊受怕吗?才离开家,到兵营里受折腾吗?……”这些念头在他脑子里沸腾着,打着转转儿。他恨得嘴唇直打哆嗦。“他们都吃得肥肥的,都要冒油啦。顶好把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也送到前方去!叫你们骑骑马,扛扛枪,喂喂虱子,吃吃臭面包和生蛆的肉!……”
格里高力用眼睛扫了扫那些油头粉面的侍从军官,把阴沉的目光停在皇亲大人那肉嘟嘟的脸上。
“他是顿河哥萨克,得过十字勋章。”院长把腰弯了好几下,指着格里高力说,听他那说话的腔调,觉得好像是他本人得到了勋章似的。
“哪个乡的?”皇亲手拿圣像准备着,问道。
“维奥申乡的,殿下。”
“你因为什么得到十字章?”
皇亲的两只空虚无聊的浅色眼睛里隐隐露出烦闷和厌倦的神情。红红的左眼眉机械地向上抬了抬——这就更明显地显示出皇亲脸上的表情。格里高力顿时觉得胸中闪过一阵冷气和一阵刺疼;这种感觉往往出现在冲锋开始的时候。他的嘴唇忍不住撇了撇,抖动起来。
“我要……我要解手……要解手,殿下……要撒尿……”格里高力摇晃起来,好像打伤了腿一样,做了一个大手势,朝床底下指了指。
皇亲的左眉毛竖了起来,拿着圣像的手半路上停了下来。皇亲大惑不解地耷拉下肥厚的嘴唇,转身朝着一位陪伴他的白发将军,说了一句英语。侍从们多少有些慌乱:一个高个子副官,用戴着雪白手套的手擦了擦眼睛;另一个低下了头,第三个带着询问的神情看了看第四个的脸……白发将军恭恭敬敬地笑着,用英语回答了皇亲大人的问话,于是皇亲大人赐恩,把圣像塞到格里高力手里,甚至给予最高的恩典:用手挨了挨他的肩膀。
贵客们一走,格里高力就一下子趴在床上。把头埋到枕头里,肩膀不住地哆嗦着,躺了几分钟;弄不清他是在哭,还是在笑,反正他爬起来时,眼睛干干的,而且亮了起来。医院院长立即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你这个流氓!……”他用手揉搓着颜色像掉了毛的兔子皮一样的下巴胡,开口说。
“我不叫你流氓,叫你畜生!”格里高力一面哆嗦着耷拉着的下巴,朝院长走去,一面说。“你们没上过前方!”然后,他压了压火气,换了镇定的语气说:“送我回家去吧!”
院长向后倒退着,走到写字台后面,语气稍微缓和些说:
“送你走。滚你的吧!”
格里高力走出来,笑得直哆嗦,眼睛里燃烧着怒火。
因为他在皇亲大人面前行为乖张,不可饶恕,医院当局三天不给他饭吃。同病房的伙伴和一个心肠好、害小肠气的厨子都弄饭给他吃。 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