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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虎之势

　　关于周宣帝宇文赟去世的具体日期，史籍的记载并不相同。

　　《隋书》宣称，宇文赟是在五月十一日，也就是从天兴宫返回的当天即病重不治，随后，郑译、刘昉矫诏引杨坚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此前藩王们已经被宇文赟下令就国，为了防止他们乘机作乱，杨坚封锁了宇文赟已死的消息，而假托千金公主出嫁突厥为借口，征赵王招等五王入朝（千金公主是赵王招的女儿），一直拖到二十三日才正式发丧。

　　而《周书》则记载，十一日宇文赟虽然得了病，但并没有去世，还下诏召杨坚入宫侍疾。二十三日，他又征赵王招等五王入朝。二十五日才崩逝，时年二十二岁。同日，郑译、刘昉矫诏，以杨坚受遗辅政。

　　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杨坚到底是在十一日还是二十五日控制的中枢；征五王入朝是宇文赟的意思，还是杨坚的计谋。

　　《资治通鉴》采纳了《隋书》的说法，理由是变起仓猝，所以杨坚才能矫命当国；如果宇文赟的病情从十一日一直拖到二十五日，这十五天的时间里，消息一定会泄漏出去，各方便都会有所准备，使得杨坚很难以矫诏的方式控制中枢。

　　这当然有一定道理。

　　更重要的是，《周书》的记载存在着逻辑上的不合理之处。如前所述，这时宇文赟已经对杨坚产生了猜忌之心，尽管没有杀他，却同意将他放逐到边境去任职，在两人的关系已近恶化的情况下，宇文赟不太可能在病危之时专门召杨坚侍疾；另外，当初让诸王就国是宇文赟的主意，目的无非是怕这些叔父在中央联结成势，对皇位构成威胁，所以召五王入朝也不太可能是宇文赟下的命令。

　　实际上，《周书》虽然是唐初修撰，但在记载周末隋初的史事时，很多地方都沿用了开皇年间秘书监牛弘所著的十八卷《周史》。而牛弘身为隋官，必须要张扬周隋禅代的合法性，为杨坚的上位提供一个政治上相对正确的解释。推后周宣帝崩逝的时间，将召杨坚入宫侍疾、诸王入朝都说成是宣帝本人的意愿，很有可能便是史官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对史料进行篡改的反映。

　　因此，我同意《通鉴》的判断，认为早在十一日当天，宇文赟就已亡故，随后郑、刘二人矫诏以杨坚总知中外兵马，控制了朝廷。

　　同样在殿内侍疾的颜之仪当然知道这并非宣帝的旨意，故而坚决反对。刘昉等草拟诏书后逼他署名，他厉声怒道：“主上升遐，嗣子冲幼，匡辅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贤戚之内，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才是，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

　　刘昉等见颜之仪无法说服，干脆代他署了名。而皇宫禁卫见到诏令，便都听从了杨坚的调遣。接下来，杨坚等密不发丧，决定先召诸王入朝。又向颜之仪索取符玺。颜之仪正色道：“符玺乃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杨坚大怒，当时就命卫士将他拉了出去，要不是顾忌他素得民心，就要砍他的脑袋，最后只是将其外放为西境郡守了事。

　　《隋书·郑译传》还记载，颜之仪还曾与宫内宦官密谋，要引大将军宇文仲辅政。宇文仲已至御坐，郑译得知，急忙率刘昉、柳裘、皇甫绩等人一齐闯了进来，破坏了这次行动。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朝廷各方围绕辅政人选，一定有许多不可告人的内幕交易和权力斗争。流传迄今的史料中披露的事实，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二十三日，杨坚等见大局已定，遂正式发丧，迎少主宇文阐入居天台。三天后，尊杨丽华为皇太后，少主生母朱氏为帝太后，陈、元、尉迟三后则皆被勒令出家为尼。又以宣帝的同母弟汉王宇文赞为上柱国、右大丞相，杨坚自己为假黄钺、左大丞相，百官总己以听于左丞相。

　　这一任职是这十余天里杨坚在朝野上下充分运作的结果。

　　本来按郑译和刘昉的设想，是由杨坚任大冢宰，郑译为大司马，刘昉为小冢宰，如此则郑、刘二人可以对杨坚加以牵制。但杨坚对此却并不满足，这期间他派族侄杨雄（本名惠）等积极奔走，笼络了御正下大夫李德林、内史下大夫高颎（音jiǒng）、司武上士卢贲等一批在宣帝朝不受重用的中下层官员为己效命。李德林向杨坚建议：“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不如此无以压众心。”杨坚深表同意。可另一方面，他又不想刚一上台便给人留下过于专擅的印象，于是便抬出宣帝的同母弟汉王赞来，让他当右大丞相（北周以右为尊），尊以虚名，并无实际权力。同时还将郑译和刘昉纳为自己丞相府的长史和司马。

　　郑、刘二人发现自己竟然成了杨坚的下属，相当不满，但此时形势已成，已经容不得他们后悔了。

　　随着少主宇文阐入居天台，原本的东宫正阳宫便闲置下来，杨坚便将正阳宫改作丞相府。入府之前，陡经巨变的文武百官还搞不清楚状况，纷纷不知所从。杨坚便秘密安排卢贲带领卫士去召集公卿，说道：“想求取富贵者，便跟我们走！”路上官员们交头接耳，彼此交换着对朝中局势的看法。有的人想开溜，一回头见卢贲不怒自威，面色冷峻的卫士们围在两旁，吓得连忙打消了念头。众人就这样跟着杨坚出崇阳门，来至东宫门前。一开始守卫不让进门，卢贲上前晓谕，瞋目怒叱，守卫才退到一旁。杨坚便在众官簇拥之下入居正阳宫，由卢贲主领宿卫。

　　主政之后，杨坚立刻实施了两项政策：一是革除了宇文赟在位时的种种苛酷之政，对旧有的法律进行删改，以宽大为总原则；二是正式恢复了周武帝禁断的佛、道二教。两项政策都旨在争取民心，为自己的统治打下舆论基础。

　　然而，饶是如此，由于旬月之间宣帝的离世和杨坚的上台都显得十分突兀，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加以主少国疑，权臣秉政，不少见惯了改朝换代的人当然会怀疑杨坚别有用心，尤其是他外戚的身份，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篡汉的大奸臣王莽。而杨坚的某些举措，更坐实了他们的这一想法。

　　例如，在征召五王进京的过程中，杨坚担心路上横生枝节，对前往迎接的使者多有交待。其中，门正上士崔彭负责迎接出镇齐州的陈王宇文纯。到齐州后，崔彭在传舍止歇，派人去召陈王纯。宇文纯一到，崔彭便请他屏除左右，假装密有要事相商，将他拿住锁了，并宣言道：“陈王有罪，诏征入朝，左右不得擅动！”陈王府的侍从们大惊，遂四散而去。这事传播开来，人们联系朝中动向，当然会猜测这是杨坚翦除宇文氏宗藩的阴谋。而六月初五王至京后，也立刻感觉到落入了杨坚的掌控。

　　与此同时，杨坚还以会葬为由，征召宇文泰的外甥、相州总管尉迟迥入朝，改以上柱国韦孝宽为相州总管，去邺城接替尉迟迥。

　　尉迟迥当初统军平蜀，立有大功，后来在宣帝朝又担任四辅之一的大前疑，声望不在杨坚之下，本来得知杨坚主政，他心里就不大服气，又听说他本是矫诏掌权，还派人擒执陈王，图谋对宗室不利，就更加怀疑杨坚想谋朝篡位。面对征自己入朝的诏令，他当然不肯轻易遵从，同时开始密谋起兵。

　　韦孝宽还没到相州，便察觉情况有异，逃了回来。杨坚又派候正破六汗裒（音póu）去晓谕尉迟迥，并送密信给相州长史晋昶等人，叫他们防备尉迟迥图谋不轨。尉迟迥得知后，将破六汗裒和晋昶擒杀，召集城中文武士庶，登楼宣布道：“普六茹坚（杨坚父赐姓普六茹）以凡庸之才，藉后父之势，挟幼主而令天下，威福任己，赏罚无章，不臣之迹，暴于行路！我忝居将相，与国舅甥，休戚一体。先帝置我于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日欲与卿等纠合义勇，匡国危难，进可以享荣名，退可以终臣节，卿等以为何如？”众人尽皆从命。

　　于是，尉迟迥自称大总管，承制署置百官。由于坐镇襄国的赵王招已经入朝，尉迟迥便迎其少子至邺，奉以号令。

　　消息传到长安，杨坚并不感到意外。这种情况，从他就任大丞相的第一天起就已经预料到了。正如自己的发妻独孤伽罗再三指出的那样，大势已成，譬如骑虎，下则必被反噬，眼前唯有稳住下盘，抓牢鞭子，尽力驭之而已。 说不尽的南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