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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柳永是历史上唯一由妓女们通过众筹的方式集资给办丧事的人。一个人穷困潦倒到连自己的丧事都办不起，也真是可怜了。而说起妓女，我们总是说“婊子无情”，居然肯替这个人出钱办丧事，而且每年清明节，还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方舆胜览》里对此有记载，《古今小说》里也有一篇《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专记此事，据说这种风俗一直持续到宋室南渡，那真的更是可以的了。

　　在人们的印象中，宋代词人柳永就是这么一个非主流的浪子形象，他这一辈子似乎都在秦楼楚馆中依红偎翠地度过，生活过得散漫且糜烂。

　　但是，我们似乎忘了，这位让美女们魂牵梦绕的北宋巨星也曾经是一个满怀理想的上进青年。那个时候，他的名字还不叫柳永，而叫柳三变。

　　三变，三变，是变化多端的意思吗？柳三变，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但是，从前的人却不会觉得奇怪，因为《论语》里就有这样的章句：“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是说一个人的形象问题。孔子的弟子子夏是这么认为的：君子给人的印象有三种变化：远远望去非常庄重，接近后却感到温和可亲，听他说话又觉得很严厉。

　　所以，“三变”这个名字跟我们当年的“卫东”、“建国”、“超美”、“援朝”一样，从时代的角度来看，都算是又红又专的好名字。他的父亲给他取这样一个名字就是希望儿子能够成为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而要成为大宋朝的栋梁之材，只有科举一条正道。

　　问题是这个叫柳三变的男人并不像子夏先生说的以及他父亲希望的那样，远远望去既不庄严肃穆，说起话来也不义正辞严，不过，跟他接触的人倒都觉得他的温和可亲。这样一个人被送上了科举的道路，注定了这条道是不好走的。可是，柳三变此时的人生理想却是要走这条正道，所以，他义无反顾地从他的家乡福建崇安走来了。

　　那一年，十九岁的柳三变顺利地通过了地方上的考试，在家人和乡亲的热烈庆祝下，跨出了故乡的大门，前往东京汴梁参加进士考试。

　　在那个交通极为不发达的时代，进京赶考就是一次漫长的旅行。沿途的风景和种种始料未及的磨难，都是对意志和定力的考验。率性的天才少年显然缺乏这样的定力。

　　十九岁的柳三变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了这个花花世界。他优哉游哉地坐着客船进了钱塘江，来到繁华的杭州。在这座勾栏瓦肆、夜总会遍布的城市，他听歌、看舞、喝酒、填词，流连忘返。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份自由撰稿人的工作，而他在填词方面的天赋，也很快让他名声大噪。

　　我们今天所说的宋词，在当时都是能够歌唱的，其实也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而且这类流行歌曲一般都是从青楼妓院里开始流行起来的，所以说，宋词是从妓院里诞生的，这样的说法也不为过。柳三变精通音乐，又擅长写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叶梦得《避暑录话》），于是，他的词曲就广为传播，他很快就成了娱乐界的大腕、北宋流行歌坛的天王，当然也是文学界的泰斗。

　　如果他生在今天，在音乐圈里的名气，那就是北宋的周杰伦；在文化圈的名气，那就是北宋的韩寒；而且他又风度翩翩帅气逼人，颜值一点都不输给谢霆锋。

　　但是，这位才华横溢的流行天王显然不善于理财，那个时候也没有经纪人替他打理，所以，他在杭州晃荡了一年，钱用光了。

　　那可怎么办？还得进京赶考呢？那时候又没有支付宝，也没有校园贷，柳三变就想起了要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时杭州的父母官、知州孙何。当年的地方官大多都是才华横溢的文人，孙何就是这么一位文人官员，最关键的是柳爸爸曾与孙何有些渊源关系，大家都是官场中人，所以柳三变决定去拜访一下，顺便解决一下经济问题。

　　可是知州衙门不是那么好进的，再说了，去了也得有个由头。柳三变想想，还是填首词最拿得出手。一念之间，于是，就有了杭州历史上最著名的那首《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首词一反他惯常的风格，以大开大阖、波澜起伏的笔法，浓墨重彩地铺叙展现了杭州的繁荣和山川壮丽景象，可谓“承平气象，形容曲尽”。词一问世，就迅速在当时杭州的勾栏瓦肆里传唱走红。

　　但是怎么能保证让孙何看到这首词呢？柳三变想到了他在杭州娱乐圈里厮混结识的姐妹们。楚楚，杭州青楼的当红花旦，官府衙门举行各种宴会，她是每次都会受邀献技的社交明星。请她转达一定可以！楚楚呢？她心目中的风流才子柳三变开口了，难道还能拒绝吗？

　　果然，这一年的中秋，孙何在家中大摆宴席，邀请楚楚小姐去唱歌，于是你想得到的，楚楚小姐就楚楚动人地唱了这首《望海潮》。再于是，柳三变就成了孙何的座上宾——那个时代，还是很尊重文化的。

　　而通过这么一件事，柳三变与青楼歌女们的交际也就一发不可收。在不知不觉中，他的人生轨迹已经滑向了另一条道路。

　　柳三变有了钱，顺利地赶到了京城开封。这一路过来，他在娱乐圈都玩得很嗨，以至于到了开封，他也很快被青楼的小姐妹们包围了。作为大宋国内最受欢迎的词曲作者、最受青楼妓女爱羡的风流才子，他所到之处，都可以“烂游花馆，连醉瑶卮。”

　　这个时候，柳三变已经成为一个名气冲天的人物，当时的整个中国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上至九五之尊的皇帝和权倾朝野的宰相，下至流落风尘的妓女和行走江湖的和尚。南宋叶梦得在《避暑录话》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并非虚言。他的词在大宋皇朝的疆域甚至连边陲的西夏国境内都被广泛翻抄、传唱，只要有人的地方，都能听到他柳三变的词。他是大宋王朝的流行乐天王！

　　只是名气这个东西自然也会让人轻狂起来，柳三变在音乐和美酒的伴随下有些忘乎所以，在一次青楼的狂欢派对上，他填了一首名叫《鹤冲天》的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词中有这么几句，说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风流韵事是多么让人畅快，才子词人，你哪怕不去做官，你的地位也等于是白衣卿相了。青春年华是多么短暂，何苦要去追逐那些浮华空虚的功名，还不如来喝喝酒、唱唱歌，自在逍遥。

　　词当然写得很好，有一种目空一切的摇滚味道。但问题是政治导向却出了问题：宋朝鼓励读书人走科举考试的正道，宋朝的真宗皇帝还亲自写过一首诗，鼓励大家读书上进，皇帝在诗里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你柳三变却在鼓吹什么“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你这不是跟皇帝唱对台戏吗？

　　这个时候的当朝皇帝已经是真宗的儿子宋仁宗，宋仁宗对柳三变的这首词就很有意见。所以，他在柳三变的科举考卷上批了这么一句话：“且去浅酌低唱，何必来求浮名。”——你喜欢喝酒唱歌，就去喝酒唱歌吧，何必来考进士求功名呢？

　　是啊，你这个尘世的享乐分子，常年自在地混迹于烟花柳巷、青楼妓馆，你爱好的是这无边风月的人世和诸多钟灵毓秀的女子。圣朝以道德文章取士，你已经坐了流行乐坛的第一把交椅，而且你在私生活上也颇多故事，尤其是公然跟许多的青楼女子牵扯不清，望之一点都不俨然，你这样的人又何必来做官呢？他被当今的皇帝亲自定性打入了另册。

　　听到这样的结果，柳三变的心顿觉一片冰凉，酒也彻底给吓醒了。自古以来，天下有哪一位举子得罪了皇帝的？柳三变在当时的一刻，肯定是冷汗直流。

　　但是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看，得罪了皇帝，而皇帝并没有因为受到顶撞而恼羞成怒，更没有利用至高无上的权威像捏死一只耗子一样把你给灭了，反而是采用了一种不无幽默的手法轻轻地将你一军，倒也显得皇权的开明和亲和了。

　　公元1024年，对于41岁的词人柳三变来说是一个残酷的年份。

　　这一年，他第四次在进士科的考试中铩羽而归。从25岁第一次进京赶考算起，他已经失败了整整16年。其实，宋朝的科举考试相比于唐朝来说，还是相对容易的，宋朝录取进士的名额大增，整个宋朝进士登科者有11万人之多，平均每次录取的人数是唐朝的10倍以上，这样的录取比例，柳三变还接连名落孙山，可见他的学问和才华与赵宋官家需要的经世济民的那一套学问是格格不入了。

　　怎么办？

　　“万种思量，多方开解。”柳三变的思绪由惶恐绝望转而愤恨不平。他的内心在这一刻突然变得异常强大。既然注定了自己已经被庙堂科举所放逐，又何妨继续做市井青楼的宠儿呢！皇帝怎么了？皇帝也阻止不了我男欢女爱两情相悦！在这道统的世界里，我就是荒郊野外的一只野狐！他决定以戏谑的力量反抗皇帝的权威，进一步游戏人生：

　　你不是让我浅斟低唱、让我风月填词吗？你不是皇帝吗？皇帝的话不是圣旨吗？好！草民领旨！于是这位大才子拿来自己的手板名帖，郑重其事地写下“奉旨填词柳三变”七个大字。

　　如果说当初柳三变的行为还是随性放任、少年轻狂，那么，从现在开始，从奉旨填词的那一刻开始，他在温柔乡里的一切张狂都已经化为一种无声的反抗。在皇帝看来，这位白衣才子真是破罐子破摔，无可救药；而在柳三变心中，这一刻他已经真正把“浮名”放下，他也因此在红袖添香的温柔乡里重新找回了自我。我行我素，无愧我心！“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受到他众多红颜知己的狂热追捧。所到之处，那些歌舞伎者都把他围得水泄不通。妓女们把鲜花抛给他，向他欢呼，拜倒在他脚下。试看一下当时妓女们心灵的呼唤吧：“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他就是烟花世界的皇帝!他就是凡人天下的神仙！

　　柳三变与青楼妓女们关系密切、受到广大青楼妓女的痴心爱慕，自然引起一些道貌岸然的士大夫们的羡慕忌妒恨，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说，他的这一切行为还是合法的，是被社会承认的，并且也是光明正大的。

　　宋朝的青楼大抵沿袭唐制，有官妓、营妓、市妓之设。京师官妓隶籍教坊，地方市妓则属州郡管辖，名为“乐户”。每逢大朝会的时候，连御前供应都要叫教坊组织歌妓舞女们参加。王安石熙宁改革时，要推行国家酿酒专卖，每年春秋两次开酤煮酒时，也都要“各用妓女乘骑作三等装束”招摇过市，音乐鼓吹，以作宣传（耐得翁《都城纪胜》）。连国子监里“学舍宴集必点妓”，还专门有一批拉皮条的“专充告报”（周密《癸辛杂识》）。

　　原则上朝廷对官吏冶游狎妓还是有限制的，并且也确实有很多人因此而受处罚。但事实上，宋代官吏冶游狎妓的行为远较唐人为甚，甚至连中央政府的高级高官也以蓄妓宴游为时尚。我们所知道的大名鼎鼎的宰相寇准，家里就蓄养了成群的歌妓舞女，每次宴饮，必令歌妓“歌数阙”，然后“赠之束彩”。其他，如词人宰相晏珠、欧阳修也都流连诗酒，热衷于娱宾遣兴。叶梦得《避暑录话》说晏殊“每有佳客必留”，“亦必以歌乐相佐。”今人要想一窥当年的风月盛况，可以去翻翻清朝的徐士銮辑录的宋人笔记《宋艳》一书，几乎可以当成一部“两宋风流史”来读。

　　一方面是宋朝继承晚唐五代浮靡的世风，整个社会风尚耽于逸乐，最高统治者也倡导这种歌舞升平的民风，如宋太祖赵匡胤就鼓励他的大将石守信等人“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另一方面，宋词这种体裁的繁荣，本来就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与青楼瓦肆的大量涌现密不可分。宋词，又称曲子词，每一首词作都可谱曲传唱。当时的各种官妓、营妓、家妓多善唱曲子，并以这种表演来满足中上层社会文化娱乐的需要。于是，唱词成了风行的文艺样式。史书记载，宋仁宗时期，汴京城内到外“歌台舞榭，竞睹新声”。社会对曲子词的大量需求，刺激了这个文艺新品种的发展。文人的雅集、官僚的饮宴，一定要歌妓助兴。词作者们往往即席填词给她们演唱，这就是所谓的“应歌之词”。而这些应歌之词，又大多以代歌妓言情为主，所以“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比比皆是。作为一个词人，柳三变在秦楼楚馆如鱼得水也就不足为奇。可以这么说，正是宋朝的宽松环境造就了柳永。

　　于是，名利场上少了一位积极进取的官员；文学词坛有了一位无与伦比的大师。尽管大师给人的印象总是一副浪子的形象。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是什么？当然是石油了。可要说中国人在一千年前就发现了石油，你信吗？哎，还真不是瞎说！在宋朝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还真就有了石油的记载。

　　《梦溪笔谈》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笔记体著作，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建筑、医药、气象、考古等各个门类学科，除了石油，里面还有龙卷风、古生物化石等记载。这部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在国际上也很受重视，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就评价它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法、德、英、美、意、日等国也都有学者对它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

　　《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是杭州人，他的家族应该是个名门望族，他的两个堂兄也都很有名，而在《宋史》中，沈括的名字就附在这两位堂兄的传记后面作了一个链接。按照今天的知名度来说，沈括的两位堂兄当然是远远不如沈括了，那么，《宋史》这样的编纂处理是不是有些主次不分了呢？有人说，这是中国古代对科学技术不够重视，科学家的地位不如当官的，这当然也有道理，可是沈括本人也当过官，而且官也不小，翰林学士，至少也是中央委员一级的了。那么，这位大科学家为什么被历史所冷落呢？问题出在他的人品上，因为人品有问题，当官也当得“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沈括所处的年代正是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我们说过，王安石有一个很大的失误就是用人不当，他所任用的新党人物几乎都是人品有问题的小人，几乎都被列入了《宋史》的奸臣传。不幸的是，沈括恰恰也在其中，他没有被列入奸臣传一则是因为他的政治影响力有限，二则也是后世的史学家手下留情，还算客气的。

　　沈括曾经跟王安石在昭文馆也就是当时的文联一起工作过，两人关系不错，工作之余纵论天下大事，发个帖子点个赞什么的，意见也惊人地一致。王安石上台推行新法，沈括不仅在口头上表态拥护，而且也以自己卓越的才干不遗余力地帮助王安石推行新法。

　　他当时管的是司天监，也就是中央气象局，可别小看了这个职位，在古代，天文历法可是头等重要的大事，皇帝号称天子，他的所作所为合不合老天爷的心意，就得看天文气象的报告；而每当改朝换代或者有重大的变故，要做的第一桩事情也是颁布新的历法。为了配合新法，推行新历，沈括在司天监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法，罢免了六名墨守成规的旧官吏，却将一个平民出身但实践经验丰富的盲人科学家破格提拔，让其领导改革历法工作。在王安石的支持下，沈括历时五年修成了“奉天历”，新的历法既符合天体运行的规律，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实践活动，当然了，更加为新法的推行找足了天意的借口。

　　这个时候，辽国与宋朝发生了边界争议，沈括又被任命为外交官去边境进行勘察边界的谈判。这位大科学家对地理知识也了如指掌。在谈判中，他引经据典，指出某某地方历来是宋朝无可争议的领土，某某地方历来是大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捍卫了大宋朝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沈括也因此受到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青睐，成了改革派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王安石在强势推行新法的同时，也受到了朝野上下许多人反对。王安石就派沈括下基层去了解民情，考察新法推行的效果和利弊。沈括看到有这么多人反对新法，他的心里也打起了“小九九”，但他不明说，却在调研、考察的过程中，耍起了两面派，任何东西他都搞了两份报告，一份正面说好话，一份负面说坏话。每次回京汇报，他都是报喜不报忧，递上正面报告，说得天花乱坠，马屁乱拍。新法里面很多不合理的事项，只要是王安石决定要执行的，他无不极力附和。其实新法在执行中已经暴露出了它的弊端，民间也已经怨声载道。如果沈括当时能够如实汇报，及时地提醒王安石，历史或许会驶向另一轨道。然而，沈括的两面派个性毁掉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

　　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黯然下台。沈括一看风向不对，决定反戈一击，洗白自己。他马上拿出压箱底的另外一份负面报告，递交给了继任的宰相，在那份报告上，那是把新法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沈括就用这种方式跟王安石划清了界线。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差没有吐口血了，大骂沈括是反复无常的小人。而王安石的总后台宋神宗以前是接到过沈括的那份正面报告的，两份报告一比较，就连皇帝都看不过去：这不是落井下石吗？哪有这么整的？皇帝也很讨厌沈括的为人了。

　　沈括这个人气量比较小，他在著《梦溪笔谈》一书时也是专凭自己的好恶取舍，书中辟有“书画”章节，却唯独对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的米芾只字不提，原因是米芾得罪过他。

　　沈括跟米芾一样都是书画的鉴赏大师，也都是收藏大家，原先是颇有些交情的，平日沈括也很推重米芾，闲暇时常邀米芾一起品茶、赋诗、谈论书画，每每搜罗到古人墨迹，也先让米芾过目。有一次，沈括把所藏的字画拿到院子里晾晒，并邀请米芾等人来品茶观画，谓之“曝书会”。茶喝到高兴处，沈括洋洋得意地取来一幅王献之的法帖让大家鉴赏。没想到法帖展开，米芾却笑了起来：“这是我的拙笔啊！”米芾这个人喜欢临摹各种法帖，可以做到以假乱真，但沈括以为总还瞒不过他的法眼，还道是米芾癫狂劲上来了跟他开玩笑，于是就正色道：“这是我们沈家的传世之宝，怎么会是你的大作呢？”米芾却又是笑，走上前去，用茶水轻轻涂在法帖的一角，旋即，就出现了“元祐三年米芾临摹”字样。这件事让沈括很难堪，“曝书会”不欢而散，而沈括也就此记恨上米芾，所以在他的著作里对米芾的书法只字不提。

　　沈括先生最让人诟病的还是他对苏东坡的陷害。苏东坡跟沈括是同一年的进士，拿现在的话说算是老同学，又是在国家图书馆时的同事。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而被下放到了浙江。沈括正好作为钦差奉命巡察地方工作，临走前，皇帝老子特意嘱咐沈括，到了杭州后对苏轼仗义点，多多关照他。沈括答应得很好，到了杭州和苏轼一见面，嘘寒问暖好一阵哥们儿义气，然后又向苏轼索要他最近的诗文，表示要拜读学习。苏东坡这个人胸无城府，对人毫无防备，而且对自己的诗文也很自恋，挺高兴地就把自己的作品集送给了沈括。

　　没想到老同学可没安着好心眼儿。苏轼的政治立场他是知道的：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中采取的激进的“休克疗法”，属于温和的改良派人士，对王安石也老是持批评态度，搞得老王很不自在。沈括想拍上司马屁，于是就想着要整一整这个老同学。他拿着放大镜在苏轼的诗文中捕风捉影，鸡蛋里挑骨头，把他认为是诽谤新政的诗句一一用红笔作了批注，上纲上线，把这个当证据，向中央寄信汇报说，苏轼在诗里面诽谤朝政，“无君臣之义”。数年后，御史何正臣、李定上表弹劾苏轼，引经据典用的多是沈括当年的材料，乌台诗案由此爆发，苏轼也因此被下了大牢，险些遭遇不测。后世的记载都把账算在了跟苏轼有过节的这几个纪检干部头上，可事实上，沈括才是第一个朝苏轼放暗箭的人。这桩事情被南宋的王铚记录在《元祐补录》一书中，此事李焘亦引入《续资治通鉴长编》，可以说，沈括不是乌台诗案的主谋，但却是始作俑者。

　　就这么个家伙，两面三刀的，沈括这点手段其实也很不高明，搞得人人都对他敬而远之，新党旧党都对他不待见，沈括也就只好一边凉快去了。可这一凉快，倒凉快出了《梦溪笔谈》这本书。沈括晚年也被开除公职到镇江养老，他在那儿修筑了一座梦溪园，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他较少外出，也较少与人来往，一门心思搞创作了。也许只有在创作当中，他的心思才可以放端正了。

　　有意思的是，苏东坡恰好又来到了杭州当官，两个地方不算太远。沈括居然跟没以前的事一样，还经常跑去找苏轼叙旧，好在苏东坡也不记仇，相逢一笑泯恩仇。在跟苏东坡如沐春风的交往中，沈括的心底会不会泛起一丝内疚？史书没有记载，但我宁可相信，他一定有的。毕竟还是一个文人，起码的廉耻和是非，其实在心底都是有的，他只是当面说不出“抱歉”这两个字。

　　文化人在官场上混，苏轼和沈括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典型，苏轼的风骨和气节受人仰慕，但古往今来，又有几个文人能做到？沈括的人品和做法，遭人唾弃，但在利益和压力面前，文人的懦弱本性却或多或少地会有所暴露。 大宋王朝的生动面孔【富媒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