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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死后，他的死对头司马光被召回朝廷拜了宰相。在讨论对王安石的追悼仪式和身后评价时，司马光说了一句公道话：“王安石这个人还是一位正人君子，只不过固执了一点。”然而，这个“固执”的评价，其实也正是司马光的自我评价，他的固执劲头一点儿都不比王安石逊色，为此，苏东坡还给他取了一个“司马牛”的绰号，意思是像牛一样顽固。

　　今天我们知道司马光的大名恐怕得益于“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几乎所有的童蒙读物里都收录了这个著名的故事。事实上，这个故事在司马光所处的年代就已经流传开了，当时的开封、洛阳一带有人把这个故事画成了图画，所以，司马光在他年少的时候就当了一回网红明星，成了宋朝小朋友们的学习榜样。

　　由于有这么好的童星基础，司马光20岁就中了进士。在庆祝的宴会上，朝廷照例把一盘盘的簪花赐给新科进士们，进士们纷纷将一朵朵的花戴在头上，这在当时是一种进士的荣耀。而司马光却不肯戴，他觉得这些珠光宝气的簪花太过奢华，直到有人提醒他：这是皇帝的赏赐，不可以不接受的，他才不情愿地取了一枝勉强戴上。

　　司马光的家人们是最能体会他的这种固执脾气的。在宋朝，元宵节是最热闹的节日，称为上元节，与端午、中秋并列为法定的三大节日。元宵的传统习俗就是赏灯，宋朝的上元灯会甚至比今天的还热闹，而在这天晚上，男女老少往往倾城出动去看灯展。偏偏司马光不喜欢这样的热闹，他的夫人想出去看灯，司马光却板着脸说：“家里有灯，何必出去看？”夫人只好说：“外面热闹，还想看一看游人。”没想到司马光的脸绷得更紧了：“想去看人？难道我不是人吗？我是鬼吗？”

　　这个故事收录在宋朝吕本中的《轩渠录》里，听起来确实有些不近人情了，而司马光在官场上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人情。在《宋史》的记载里，他给皇帝进言，每回都是直言不讳：某某人是奸臣、某某人是小人，指名道姓，一点都不委婉，当然也不怕别人打击报复。

　　固执的劲头上来，他甚至敢跟皇帝“死磕”：皇帝亲信的一名宦官死了，皇帝想给宦官的追悼会提升规格，摆放一些宫廷的仪仗，司马光上书反对，他说宫廷的皇家仪仗就连孔夫子都担当不起，怎么能给一个太监用呢？后来，皇帝的妃子死了，皇帝又想动用这些仪仗，司马光还是上书反对：只有皇后可以享受的待遇怎么可以给妃子用呢？——在司马光看来，礼制的规矩可不像那只缸，说打破就可以打破。

　　宋仁宗身体不太好，但又没有亲生儿子，所以也就没有立太子。别的大臣心里担心却都不敢说。司马光可管不了那么多，他毫无顾忌地上书，请仁宗皇帝早立太子。同朝的大臣们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他却对大家说：“我们今天都不发表意见，等到某一天皇帝不行了，半夜里从宫中传递出一张小纸条，说是某某将继承皇位，这样就靠得住吗？”司马光当然也知道，他这样会得罪仁宗皇帝，但为了国家大事他已经置生死于度外。所幸，仁宗皇帝并没有怪罪他，反而是虚心地接纳了他的意见。

　　仁宗死后，英宗即位。英宗是仁宗的侄子，他的父亲被封为濮王，而从名义上说，他是过继给仁宗当儿子，从而继承皇位的。两个父亲，一个是亲生父亲，一个是名分上的父亲，那么在礼制上应该怎么称呼呢？要是在今天，一定是倾向于血缘上的亲生关系，但在古代，正统的观念可不这么认为。英宗当然有些不甘心遵守正统的观念，于是，他把这个问题抛给大臣们，让大家讨论决定。本来是没什么好讨论的，既然要讨论，那就说明可以有另外的意见了：韩琦、欧阳修等大臣观念更新得比较快，他们真诚地认为人伦亲情不能被替代，父亲总不得以DNA鉴定的为准；但司马光却保持着他一贯的固执，坚持认为既然英宗是继承仁宗的大统，那就应该称仁宗为父亲。大臣们喋喋不休地争论着谁是父亲的问题，分成了观点对立的两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濮议”之争。最后，皇太后，也就是仁宗的皇后出来说话了，当然是捍卫仁宗的利益，于是，这场“濮议”之争最终是司马光一派获胜了。但胜利归胜利，司马光不讨英宗皇帝的欢心却也是明摆着的，很快，他就被赶出了朝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在洛阳酝酿创作一部给皇帝治国当教辅书的巨著《资治通鉴》。

　　英宗又很快去世了，神宗皇帝即位。司马光对这位新皇帝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向皇帝献上了《资治通鉴》的十几篇样稿。神宗一方面是觉得司马光的这些样稿写得很好，这件工作确实值得去做；另一方面，他正想要起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也不愿意司马光这个老顽固在身旁碍手碍脚，于是就顺水推舟，替司马光成立了一个创作班子，组成《资治通鉴》的编辑部，让司马光去洛阳当他的主编了。

　　司马光跟王安石其实很早就认识，两个人的关系也不错，互相赏识，但在治国理念上，他们的观点就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了。拿今天的话说，王安石秉承的是国家主义理念，他要改革创新，替国家积累财富，做到富国强兵；而司马光奉行的是儒家传统的思想，甚至带一点西汉初年文、景之治时“与民生息”的无为理念，强调国家应该首先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让老百姓富起来，小河有水大河自然满，而不能以国家利益至上，让国家与老百姓争利。两个人为此在朝堂上进行过公开的辩论，宋神宗表面上说，他认为司马光说的对，但心底里他是支持王安石的。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另一个指责是王安石不会用人，他所用的都是一些奸佞小人。王安石所倡导的新法，到了具体执行的时候，由于这帮奸佞小人掺杂了各自的私利，不仅变形、走样，甚至成了老百姓巨大的灾难。司马光是敢说的，在仁宗、英宗朝，他就指名道姓地论说忠臣奸臣，到了这个时候，更是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他也因此受到了章惇、蔡京等新党的切齿痛恨，以致司马光死后，章惇甚至建议朝廷对他进行开棺曝尸，幸亏皇帝没有答应这个残酷而荒谬的请求。

　　司马光的意见在朝廷得不到响应，他也就退居洛阳安心去搞他的创作了。为了编纂这部《资治通鉴》，司马光也是蛮拼的，他特意用滚圆的木头做了一个枕头，取名叫“警枕”，意图在于时刻警惕自己不要贪睡。因为头枕在这样一块圆木头上，进入梦乡后，身子只要稍微一动，“警枕”就会滚动，将自己惊醒。惊醒后的司马光也就立即起床，继续握笔写书。到了后来，他已经牙齿松掉、头发脱落、眼睛高度模糊。但他却无怨无悔，总想着尽心尽力地为后世的帝王们编好这本治国的教科书。

　　司马光人被赶出了朝廷，但他那些以民为本、为民生做主的思想和言论却在民间得到了很大的反响，当时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宰相人选。神宗死后，司马光从洛阳赶回京城悼念，老百姓听说他回来了，蜂拥而至将他的车驾围得水泄不通，很多人哭着对他说：“司马相公这一趟就不要再回洛阳了，留在朝中替我们老百姓做主，救救我们老百姓吧！”

　　当政的太皇太后也真的听取了民意，把司马光留了下来，让他代替王安石做了宰相。这个时候，离司马光生命结束已经只有短短五个月时间了，但司马光的固执劲儿却一刻都不消停，他上台后立马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所有的王安石新法一律推翻，重新来过。为此，原本也反对变法的苏轼与他发生了争执，在苏轼看来，王安石的有些新法还是可行的，不能全盘否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但司马光对扰民的新法已经深恶痛绝，一点儿也听不进苏轼的意见，为此苏轼也恼火地将他称为了“司马牛”。

　　这头倔强的老牛想要打破一只名为“国家主义”的缸，这无论从经济学还是政治学来看，显然都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甚至连王安石留下的那只旧缸也无法打破。司马光尽管在他拜相的短短五个月里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但等到他死后，新党人物又相继上台，新法也相继出台，北宋就在新旧两党的“翻烧饼”政治中走向了覆灭。

　　司马光地下有灵，也会痛心疾首：这可不是他想要砸破的那只缸！ 大宋王朝的生动面孔【富媒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