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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城市跟你说

　　国家与城市

　　国家的秘密，北京知道。

　　作为中华帝国的首都，明清两代的北京气势非凡。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岸柳成行，树影婆娑。每当鸭子在河上滑行，或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就会开始颤动并破碎，展现出梦幻般的景象。

　　抬头望去，城楼和城墙突兀高耸，在万里晴空的映衬下现出黑色的轮廓，门楼那如翼的飞檐凌空展翅秀插云霄。行人昏昏欲睡地骑在毛驴上进入城门，身后农夫肩挑的新鲜蔬菜青翠欲滴，耳边响起的则是不紧不慢的驼铃。

　　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则是1924年的北平。它是中国所有政治中心的典型和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这个模样：同样巍峨的城楼，同样浑厚的城墙，同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和喧嚣的街市与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没有骆驼。 注释标题 请参看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年版。

　　是的。夏商周那会儿，驼铃还没响起。

　　但，一定有城。

　　实际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希拉康波里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城市，是文明的标志。

　　比如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

　　这座名字陌生的城市，其实就是墨西哥城（Mexico）的前身。它是北美洲阿兹特克人（Aztecs）的杰作，却不幸被西班牙入侵者毁灭，但一位1519年侵略战争的亲历者还是目睹了它的壮丽辉煌：由火山口形成的湖泊碧波荡漾，岛屿上的楼台亭阁鳞次栉比，众多小岛与湖岸有堤坝相连，巨大的王宫和高耸的庙宇在墨西哥灿烂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注释标题 这位亲历者名叫贝尔纳尔·迪亚斯，他的回忆录叫《墨西哥的发现与征服》，此处引自（美国）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译）。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是一座正方形的城市，主要街道又宽又直。城市中心修建了百余座神庙，其中最有名的是太阳神金字塔。金字塔由巨石砌成，高达42米，顶部并列建有两座神殿，一座供奉雨神，一座供奉太阳神兼战神。

　　供奉是必须的。因为阿兹特克人用了两个半世纪才从北方来到这里，并且看见了神的预言：一只雄鹰叼着蛇站在仙人掌上。特诺奇蒂特兰即得名于此，阿兹特克也由于这座意为“鹰衔蛇栖息之地”的城市，从部落变成了帝国。 注释标题 请参看丁朝阳《玛雅文明》。

　　显然，古老民族的建国史，也同时是他们的建城史。

　　实际上城市学家已经发现，特诺奇蒂特兰虽然远在八竿子打不着的西半球，却与几千年前的巴比伦（Babylon）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雄辩地证明，兴建城市是人类的共同爱好，目的也许是要用人造的环境替代上帝的伊甸园。 注释标题 见（美国）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译）。

　　也许吧，也许。

　　我国最早的城市遗址在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它被认为是中晚期的夏都。夏都的规模比不上特诺奇蒂特兰，却依然能够作为证据呈现在历史舞台上。更重要的是，我们民族掌握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完全可以证明国家与城市的关系。

　　这个铁证就是古文字。

　　很明显，国就是或。

　　从上面的图不难看出，国家的国，地域的域，还有或者的或，甲骨文是同一个字，字形也都是左边一个囗，右边一个戈。囗读如围，意思是圈子、围墙、势力范围。戈当然是兵器，意思是家丁、打手、保镖、警卫。也就是说，一个氏族或部落一旦定居，有了自己的地盘，就会弄个栅栏或墙垣之类，再挖条沟，派兵看守。这就是“或”。 注释标题 许慎《说文解字》：或，邦也，从囗从戈以守一。一，地也。

　　地盘是越变越大的，人口是越变越多的，规格也是越变越高的。于是，或字旁边加上土，就成了“域”；或字外面加上囗，就成了“國”。有学者认为这是画蛇添足，其实恐怕未必。国家毕竟不是土围子，岂能还是“或”？ 注释标题 刘心源《子国盘》称：或即国字古文。后人加囗于外，不知本字已从囗也。域于或旁加土，不知本字已从土也。今或国域分用。

　　那么，国家不同于部落的地方在哪里？

　　城市。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为一国，叫城市国家（city state 或 polis），简称城邦；另一种是中心城市（首都）加其他城市及其农村为一国，叫领土国家（territory country）。两河流域南部最早出现的，就是城市国家；兼并了上下埃及的第一王朝，则是领土国家。

　　领土国家也好，城市国家也罢，都得有城市，也都要以城市为中心。事实上，在我们古代文献里，国就是城，城就是囗，比如国门就是城门，国中就是城中，而国人也就是国都里的人。至少在春秋战国，是如此。

　　其实在春秋时期，城市国家已经不多，大国也都是领土国家。领土国家的“国”就是首都。但，即便在春秋，法理上的首都也只有一个，即周天子所在地，叫“中国”，意思是全世界的中心城市，后来才泛指京都所在地区。

　　用中国一词指我国，其实是很晚的事。

　　至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古人是叫“邦”的，国家也原本是“邦家”。后来因为避汉高祖的讳，才改邦为国。其实国只是都城，邦才是全境。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联邦不能叫“联国”，邦联不能叫“国联”，邦交不能叫“国交”，中国不能叫“中邦”，是有道理，也是有原因的。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为什么要有国家。

　　大屋顶

　　城市好吗？

　　难讲。

　　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自己的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呆在城里，还只能呆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御花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建造或者购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

　　当然，未必而已。

　　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

　　为了安全。

　　安全从来就是第一位的。从原始人的洞穴，再到房屋和聚落，人类聚族而居不仅为了抱团取暖，更为了实际上的安全性和心理上的安全感。作为最大的聚落，城市无疑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所以古代许多城市都有城墙或城堡，比如雅典（Athens）就有卫城（acropolis）。雅典卫城建在高高的山丘上，不但有城墙，而且有神庙。最重要的帕提侬神庙（Parthenon Temple）供奉的，则正是这座城市和人民的保护神——雅典娜（Athena）。

　　青铜铸造，制作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现藏于比雷埃夫斯考古博物馆。

　　这就让整个城区充满神祇庇护的安全感。 注释标题 请参看（美国）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译）。

　　例外当然也有，比如斯巴达（Sparta）。斯巴达虽然也号称城市，却既没有高大的城墙，也没有像样的街道。为此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把所有的成年男子都训练成战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无形的城墙。 注释标题 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

　　这幅19世纪的木刻版画描绘了正在训练的年轻的斯巴达人。据郭圣铭《世界文明史纲要（古代部分）》。

　　所以，斯巴达国家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贵族家庭的婴儿出生之后要精心挑选，体弱多病的抛弃到山野，体质强壮的才留下抚养，然后七岁就送进军营，接受野蛮训练，包括每年都要跪在神的面前受一顿鞭打。做母亲的则会在他们出征时拿出一块盾牌说：要么举着回来，要么躺在上面。 注释标题 请参看郭圣铭《世界文明史纲要》。

　　难怪他们不要墙。

　　中国古代的城市却是有墙的。

　　不妨来看城的古文字。

　　很清楚，城也没有甲骨文，只有金文、陶文、货币和玉片上的文字。字形差异很大，解释却很统一。学术界基本上都认为，城的本义就是“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墙垣”。如果有内外，则内城叫城，外城叫郭。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根本就不可思议。 注释标题 据《汉语大字典》。

　　至少，在我们民族是如此。

　　因此，尽管并非所有的古老城市都有城墙，但几乎所有古老文明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比如埃及人就把自己的国家称为“克麦特”（Kmt），意思是有别于沙漠的黑土地。他们最先建立的也都是城市国家。两河流域的苏美尔（Sumer），尼罗河流域的涅伽达（Naqada），都如此。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高大而坚固的城墙，也迟早会被发明出来。

　　这并不奇怪。对于农业民族来说，安居才能乐业。这就不但要有前哨，还要有退路。靠近田地的村庄就是前哨，有着高墙的城市就是退路。兵荒马乱，能够进城避难；遭遇灾年，可以进城要饭；有余有不足，则不妨进城交换。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

　　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了，他们用不着。

　　海盗和桃花源中人，也一样。

　　事实上，一个族群，如果从来就处于和平状态，既未遭遇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他们就不需要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比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Tasadays）。同样，如果他们永远处于攻击状态，每个人都是战士，也不会需要这两样东西，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芬图人（Fentou）。 注释标题 关于塔萨代人是否真实地存在，这里不讨论。

　　可惜，我们民族既不是塔萨代人，也不是芬图人。我们不但“很农业”，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城墙，还要有万里长城；不但要有国家，还需要中央集权。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之一北京，还得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建立国家，首先图的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门户开放。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

　　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后来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并没有长安和洛阳那样高贵的出身，也比不上开封和北京。在中华帝国最为灿烂的两汉和唐宋，它是默默无闻和毫不起眼的。直到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由于海上贸易的缘故，作为华亭县最大市镇的上海才开始设县，从此踏上了另一条城市之路。

　　此后又磨磨蹭蹭了两个半世纪，上海才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勉勉强强地修建了城墙，却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然而即便是这个最省钱的城墙，也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由于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而被拆除，理由则是城门和城墙妨碍了车马行旅和金融商情。 注释标题 请参看杨东平《城市季风》。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上海县真的变成了上海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近一点的苏州、宁波，远一点的广东、香港，再远一点的欧美、印度、犹太和阿拉伯，无论有钱还是没钱，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竞相跨入这“冒险家的乐园”。结果是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问题是，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么多的人趋之若鹜，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很难准确知道这个特质产生于什么时候，但肯定与商业有关。事实上在汉语中，城与市意味着不同的功能：城主要是政治的，比如京城和县城；市则更多是商业的，比如集市和街市。城市的性质不同，倾向性也不同。

　　比如安特卫普（Antwerp）。

　　历史上属于尼德兰（The Netherlands），现在属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在公元16世纪是欧洲最富有的商业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和信贷中心。据说，那时欧洲各国在这里设立的商行和代办处多达千家，每天往来的外国商人有五六千，港口则可以同时停泊两千艘船只，其繁荣和繁忙有如我国唐代的广州、宋代的明州（宁波）和泉州。

　　繁荣和繁忙是因为开放。安特卫普城内交易所门前悬挂的标牌，便是“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这也是尼德兰北部城市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和英国伦敦（London）的共性。而且，由于伦敦更加开放，终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首都。直到20世纪仍然存在的17家总部设在伦敦的商业银行，竟有15家的创始人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 注释标题 以上请参看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美国）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译）。

　　开放带来的是自由。正如后面还要详细讲到的，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city status）甚至规定，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为自由人。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注释标题 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热血沸腾的革命党，精于算计的生意人，个性张扬的艺术家，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能在这里出出进进。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把自由的旗帜高高举起。

　　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问题在于，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邻里守护相望，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会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相互认同，又能各得其所；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

　　关系、事务、权力、机关和规则都是公共的，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就应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他们和公共机关的任务，是依照公共规则并使用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处理公共关系。

　　这就是城市带来的变化。

　　于是，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也就在这天，“或”变成了“國”。

　　变成了“國”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国民。所谓国民，就是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的人民；而国家，则是利用公共权力来保证国民安全与自由的公共机关。因此，对于国家和国民，头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权力——交给谁？谁来交？怎么用？

　　不同的国家模式和体制，由此产生。

　　民主的模样

　　爱琴海早晨的阳光从来就很迷人，雅典的居民也大多起得很早。作为城邦的当家人，伯里克利（Pericles）将军早早吃完简单的早餐，就吻别女友办公去了。

　　他的女友是外籍居民，因此只能同居，不能结婚。

　　这事很让伯里克利头疼，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生下的儿子小伯里克利，将不能成为雅典公民。

　　当然，外籍居民的待遇并不差。他们同工同酬，来去自由，所做贡献也能得到承认和尊重，比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便都是外籍居民。但除非特许，他们不能拥有政治权利，对城邦的公共事务也没有发言权，哪怕是伯里克利的儿子。

　　伯里克利的郁闷，可想而知。

　　更糟糕的是，这条关于公民资格的法律，恰恰是伯里克利执政期间，由他本人提出并极力促成通过的。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这位让他神魂颠倒的同居女友。

　　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作法自毙。

　　但伯里克利只能咽下苦果，尽管他是雅典城邦最有权势的人。事实上，伯里克利不仅位高权重，而且对城邦的贡献无与伦比。正是在他的治下，雅典走向辉煌，达到鼎盛，以至于这个时期被称之为“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雅典也被伯里克利本人骄傲地称为“希腊人的学堂”。

　　伯里克利，是可以相当于大禹或周公的。

　　据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民主的曙光》。

　　然而伯里克利的待遇，却比大禹和周公差得远。作为公民，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享受，只能跟其他人一起住在普通居民区里，房子是土坯垒成的墙，坡式屋顶上盖着赤陶的瓦片，就像前图所示。作为民选的将军，他也只能听命于公民大会。他甚至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出席公民大会受审，并被判处巨额罚金和解除职务。尽管一年之后他再度当选。 注释标题 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民主的曙光》。

　　这事发生在公元前430年，也就是伯里克利发表“阵亡将士葬礼演说”的第二年。正是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伯里克利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雅典的民主制度，认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最合理的。也只有它才能保证城邦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安康。他的演说是那样的真诚和实在，完全没有想到，很快就会被自己赞颂的制度，一耳光打得满地找牙。

　　命运相似的还有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领导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是在胜利之后被他的人民利用民主制度卸磨杀驴的。1945年7月，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落败。正在波茨坦（Potsdam）参加会议的丘吉尔，只能黯然神伤地走下舞台。据说，挨了当头一棒的前首相闻讯以后发表了这样一句名言：伟大的民族对自己的伟大人物，总是忘恩负义的。

　　丘吉尔此刻的心情，怕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其实，他这句名言正是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对伯里克利的评论。而且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崇尚民主的。事实上，只有民主国家的公民才会如此“忘恩负义”，也只有他们才能够这样。

　　因为民主的要义，就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

　　是的，在民主制度看来，国家的公共权力不是哪个人的，也不是谁家里的，而是全体人民的。是全体人民当中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私权利”部分地让渡出来，这才共同组成和变成了“公权力”。使用公权力的执政者，只是让渡私权利之全体人民的代理人。故，他必须由人民选举，得到授权；必须对人民负责，受到监督；还必须有一定的任期，通过选举来换届。终身制，必非民主。

　　所以，民主国家的国民一定“忘恩负义”。他们固然看重你以前都做了什么，做得如何，却更关心你将来怎样，想干什么。丘吉尔被取代，原因就在这里。他和伯里克利一样，都是被赶下台以后又重新当选，原因也在这里。

　　同样，民主国家的国民也难免上当受骗。伯里克利的下台，还有许多不怎么样的总统、总理或议员的上台，便是如此。但，民主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都有限制。因此，如果看走眼选错人，有后悔药可买。可见，民主是“可以纠正自己错误的制度”。也因此，民主是目前“最不坏的制度”。

　　这就是民主。它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喜不喜欢。

　　君主的来历

　　与伯里克利的可怜兮兮相反，埃及的法老俨然是神。

　　法老（Pharaoh）的本义是宫殿，大约从公元前两千多年甚至更早，开始成为国王的尊称。实际上在此之前，法老就已经大规模地为自己修建死后的宫殿，只不过那些陵墓在古埃及叫庇里穆斯（pyremus），中国人称为金字塔。 注释标题 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

　　金字塔是埃及文明的标志性符号，与之配套的还有被称为斯芬克斯（Sphinx）的狮身人面像。这两件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建筑和雕塑艺术品，都以其巨大的体量和独特的造型象征着法老毋庸置疑和不可挑战的权威，就连那些征服世界的英雄，包括亚历山大（Alexander）、恺撒（Caesar）和拿破仑（Napoleon），在它们面前也不得不肃然起敬。 注释标题 请参看郭圣铭《世界文明史纲要》。

　　此外还有王衔。

　　王衔是每个法老都有的，但不能叫出声来，因为据说里面有无法抗拒的魔力。这种魔力无疑来自神，王衔也就只能用特殊的符号来书写。于是我们看见，第一王朝八个法老的符号中都有一只鹰，就像中国太阳里的三足神鸟。

　　没错，它就是太阳神荷鲁斯（Horus）。

　　鹰神荷鲁斯原本是地方保护神，后来成为上下埃及共同的神。法老就是国家保护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是太阳神的儿子，死后则成为诸神中的一个。所以，如果地方的统治者要挑战中央，便会自称月亮神托特（Thoth）的儿子。

　　神的儿子当然不容冒犯，古埃及人对法老的尊崇在今天看来则近乎病态。当时贵族最大的荣幸是匍匐在他面前亲吻他的脚印，最值得夸耀的是终身不曾挨过他的鞭挞，一位官员甚至由于能够跟法老说话而激动得昏了过去。 注释标题 以上请参看金观涛、王军衔《悲壮的衰落》。

　　也许，这就叫“主权在君，君权神授”。

　　但，君主制的要义却未必就是这八个字。主权在君没有问题，神授则不一定。正如我们将在第三卷《奠基者》中讲到的，周天子的权力就被认为是天授。同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君主夏启，也没有君权神授的观念。看来，君主的来历也是可以讨论的，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

　　那就来看古文字。

　　古埃及文通常被称为象形文字，其实叫作图画文字恐怕更为准确，真正象形的是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不过象形也好图画也罢，共同特征是直观，因此是可破译的密码。比如就像下一页的图所示，古埃及的伟大在于那只神鹰，甲骨文和金文的“大”却明明白白是正面而立的人。

　　那么，君呢？

　　正如上图所示，君就是尹在发号施令。

　　尹的字形是手上拿了根东西，跟“父”十分相像。按照文字学家的说法，区别仅仅在于尹的手上是杖，父拿的可能是杖，也可能是斧或炬。斧是开路的，炬是引路的。在原始时代的漫漫长夜，这样的人当然是带头大哥。 注释标题 请参看《古文字诂林》第3册第403页、386页诸家解释。

　　因此，他也就是主。

　　主，甲骨文的字形是一盏灯，本义则是灯芯。这就跟父和尹一样，有当家做主或者主心骨的意思。实际上父或尹手上拿的无论是什么，都意味着指挥权。炬也好，斧也好，杖也好，也都是指挥棒。后来就变成指挥刀，甚至权杖。 注释标题 请参看《古文字诂林》第5册第249页诸家解释。

　　父是一家之主，尹是一群之主，君就更是。因为尹加上口就是君，君加上羊就是群。兽三为群，人三为众。人多就叫众，兽多才叫群，群众就是羊一样的芸芸众生。可见君的本义是牧羊人，后来才成为人众的领导者。

　　显然，君主不是神，也不该是神。他起先是劳动者，这就是氏族的族长；后来是领导者，这就是部落的酋长；最后才是国家的统治者，这就是君主，是诸侯、国王、皇帝。

　　作为劳动者和领导者，最早的君原本是一些具有个人魅力的人。他们是在族群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刀耕火种、杀出重围时脱颖而出的。策划则神机妙算，围猎则奋勇当先，迎敌则指挥若定，农耕则每每丰收。这样的人，当然不难获得族民由衷的尊敬和拥戴，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们甚至可能由于特殊的贡献而在死后被尊为神，比如大禹。

　　这是跟民主完全不同的道路。

　　比较，也许是必须的。

　　殊途同归

　　道路的选择有如航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海图。

　　东方各国选择的都是君主制。而且，也都是先从部落（或部落联盟）变成部落国家，然后从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后从各自为政走向中央集权，变成王朝和帝国。

　　先行一步的是埃及。

　　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希罗多德的这句话并没错。这条伟大的母亲河有六个瀑布，最北边的第一瀑布是埃及的地理分界线。而且，由于尼罗河是从南向北流淌的，因此与人们通常的想法相反，北面的叫下埃及，南面的叫上埃及。

　　公元前3100年，有人将分治的上下埃及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从而建立了第一王朝。此人的名字以前被认为叫美尼斯（Menes），现在则多半叫纳尔迈（Narmer）。

　　证据是在一座名叫希拉康波里斯（Hierakonpolis）的城市发现的。1897年，英国考古学家在那里找到了一块古埃及人化妆时用的调色板。调色板刻着纳尔迈的名字，他的形象则正反两面都有，分别戴着上埃及和下埃及的不同王冠。 注释标题 以上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全球通史》第2册、（美国）詹森·汤普森《埃及史》、王海利《埃及通史》、许朝华《埃及文明》。

　　兼并上下埃及的，可以肯定是纳尔迈了。

　　或者说，纳尔迈和美尼斯其实是同一个人。

　　埃及，也开始成为帝国。

　　这就比两河流域萨尔贡（Sargon）的阿卡德（Akkad）王国和汉谟拉比（Hammurabi）的古巴比伦王国，印度的孔雀王朝（Maurya Empire）和中国的大秦帝国，要早得多。 注释标题 阿卡德王国始于公元前2340年，古巴比伦王国始于公元前1894年，孔雀王朝始于公元前324年，大秦帝国始于公元前221年，均晚于公元前3100年的埃及第一王朝。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的皇帝也不是神或神的儿子，而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当然，也没有什么祭司或教皇之类的人物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所以，中华帝国是最稳定和最完善的帝国，稳定到不会被蛮族征服，也不可能在自己内部发生制度性的革命。

　　海图，确实是多样的。

　　希腊和罗马是另一条路。他们的政治体制其实有许多种，包括贵族政治和寡头政治。简单地说，雅典选择的是民主，罗马选择的是共和。雅典的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然后被马其顿王国征服。罗马的共和则存在了近五百年，然后是君主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差不多也是五百年。 注释标题 从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到公元前337年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签订城下之盟，雅典的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从公元前509年到前27年，罗马的共和近五百年。从屋大维建立帝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也是五百年。

　　航线，也是多样的。

　　但，构成海图的要素，世界各民族却是相同的。最重要的，是公共关系、公共事务、公共权力、公共机关和公共规则。规则，有公民的约法、君主的王法，以及中国的礼法。礼法、王法、约法，原则上都应该是成文法。公权力的行使，也要依靠法令和文书。因此，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文字，比如古埃及的图画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克里特的线形文字、哈拉巴的印章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字。

　　这是文明的界碑。

　　那么，选择航线的灯塔是什么？

　　安全与自由。

　　但，安全与自由就像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侧重点不同，选择就会两样。更看重自由的，选择民主制；更看重安全的，选择君主制。因为民主的政府必定弱势。非如此不能保证国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国民的自由不被干涉。不过这样的政府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古代便难免力不从心。这是大多数古老民族最终都要选择中央集权的原因之一。 注释标题 同样，更看重公平的，选择社会主义，尽管社会主义也要讲效率；更看重效率的，选择资本主义，尽管资本主义也要讲公平。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可以互补的。人类也终将在这一对矛盾中找到平衡点，走出共同富裕的道路。

　　是啊，要么有自然灾害需要抗拒，要么有外来强敌需要抵御，政府非得强势不可。

　　问题是，安全可以用技术来解决，自由却只能靠制度来保证。因此，世界各民族又会殊途同归，最终都将走向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只不过在此之前，大家都得走过漫长的道路，包括西方，也包括中国。

　　该法典是古希腊时期， 克里特岛南部城邦格尔蒂的民法大典， 是欧洲最早的法典，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

　　然而，没有什么航程会是弯路，没有什么探索毫无意义。所有民族的勇往直前和坎坷曲折，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为此，我们恐怕得去走走人家的航路，并顺便访问几个港口。

　　比如雅典，比如费城。 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先秦（套装共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