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家与人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先秦(套装共6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一章·
国家与人
上帝敲了回车键
公元1650年,也就是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去世那年,有位名叫阿歇尔(Ussher)的爱尔兰大主教经过精心研究和精密计算,向世人宣布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间——耶稣诞生前4004年。如果你有兴趣,他甚至还乐意告诉你,具体的日子是1月28日,星期五;或者10月23日,星期天,上午九点。 注释标题 阿歇尔(Ussher),又译厄希尔、厄色尔。相关材料请参看朱狄《艺术的起源》第13-15页及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阿歇尔的日期很有意思。因为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人类最早的文明大约诞生于公元前3500年到前3000年之间。也就是说,如果阿歇尔计算准确无误,那么,从人类的诞生到文明的诞生,就只有短短五百年。
这当然并不可能。
文明是自编自演的节目,初潮很晚,前戏很长。
人类的诞生也一样。
历史学家给出了另一张时间表:
注:晚期猿人又称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又称古人、尼安德特人,晚期智人又称新人、克罗马农人。
显然,我们不是一个早上被创造出来的。从攀树的猿群到正在形成的人用了数千万年,再到完全成为人又用了数百万年。真正现代人类的历史,其实只有几万年。
呵呵,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不过,尽管由于缺乏化石的证据,我们无法找到夏娃在伊甸园大造其反,发明人类第一条三角裤的确切时间,但正如第一卷《祖先》所述,夏娃造反之后的故事是清楚的:
女娲登坛,创造了氏族社会和生殖崇拜;
伏羲设局,母系变成父系;
炎帝东征,氏族变成部落,生殖崇拜变成图腾。
女娲、伏羲、炎帝,就是所谓“三皇”。
然后是“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五帝的历史使命,是把部落变成部落联盟。
最后是启废禅让,把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
国家诞生,文明就诞生了。
历史也一分为二:之前叫史前史,之后叫文明史。
时间很长的史前史,轨迹简单,线索清晰。社会组织依次是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国家,文化程度或文化史的断代,则依次是点、面、片、圈、国。
最原始的人类,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灭的。这就是原始群,也就是“文化点”。如果这种文化能够存活并得到发展,它就会壮大,变成“文化面”,成为氏族。不同的文化面由于自身的裂变和扩散,以及相互的影响和交融,就会连成“文化片”,成为部落。不同的文化片由于迁徙、联合、兼并甚至战争,则会形成“文化圈”,也就是部落联盟。这时离国家就不远了,而国家一旦诞生,人类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国家,是文明的里程碑。
文明是先后发生的。其中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出来的为第一代,叫“古代文明”(Ancient Civilization)。在此基础上创造的是第二代,叫“古典文明”(Classical Civilization)。古典文明包括印度、希腊、波斯、罗马、拜占庭、日本、阿拉伯和俄罗斯,古代文明在东半球则主要有五个。它们是:
非洲北部尼罗河流域的埃及(Egypt);
亚洲西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
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Harappa);
南欧爱琴海区域的克里特(Crete);
中国黄河流域的夏。
需要说明的是,又叫印度河文明的哈拉巴跟印度文明是两回事,美索不达米亚则原本是希腊语,意思是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和底格里斯河(Tigris)两河之间,所以又叫两河文明。两河文明与埃及文明出现最早,此后哈拉巴、克里特和夏文明也相继诞生,时间都在距今三四千年前。 注释标题 埃及文明和西亚文明谁先谁后,有争议。这里不讨论。
这就是人类的五大古老文明。 注释标题 如果加上奥尔梅克,是“六大文明”。
据美国L.S.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全球通史》。
五大文明形态不同,风格各异。克里特(米诺斯)的女神崇拜,在我们看来就匪夷所思;古埃及的金字塔,跟巴比伦的通天塔也两回事。唯一的相同,是都要建国。比如波斯王国就产生于六个农业部落和四个游牧部落的联盟,第一任国王居鲁士(Cyrus)也原本是大酋长。
奇怪!为什么部落一旦强大,上帝就要敲回车键?
阿歇尔大主教当然不管这事,但伦勃朗(Rembrandt)也许能给我们启示。伦勃朗是17世纪尼德兰(The Netherlands)大师级的画家,每幅画都是天价。做他的学生则每年要交一百荷兰盾,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十二两纹银。 注释标题 《明史·志第五十七·食货五》:“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1600年后的黄金白银比例是1︰4,后来又变为1︰5(《明史·志第五十四·食货二》)。1644年后,由于白银大量流入国内,当时黄金白银比率为1︰8左右,按照当时5500荷兰盾=110盎司黄金≈880盎司白银(1盎司=28. 3495231克)。古代1斤=16两,1两白银≈37.3克,换算出来,1荷兰盾≈0.567克黄金≈4.536克白银≈0.1216两白银。
可就在阿歇尔宣布其神学研究成果的十几年前,伦勃朗的画室出了绯闻。他的某个喜欢异想天开的学生在单独画人体写生时,居然把自己脱得跟女模特一样。对此,那位学生的辩解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亚当和夏娃。伦勃朗则用手杖敲着墙说:既然如此,你们就得离开伊甸园! 注释标题 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欧罗巴的黄金时代·北部欧洲》。
这对宝贝儿只好穿起衣服走人,十二两银子也打了水漂。
从氏族、部落到国家,莫非也是如此?
或者说,世界各民族相继告别原始时代的伊甸园,是因为像伦勃朗的学生一样犯了错误吗?
显然不是。
没有后悔药
部落变成国家,并非因为绯闻。人类发明国家,更不是为了寻欢作乐。但这事却被认为与“逐出乐园”无异,不管那伊甸园是耶和华的,还是伦勃朗的。反正,只要进入国家时代,好日子就算过完,这是很多人的共识。
比如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两位诗人。
希腊的那位诗人叫赫西俄德(Hesiod),罗马的叫奥维德(Ovidius)。他们一致认为自己生活在黑铁时代,之前则先后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黄金时代最好,人类美好高贵,社会公正和平。白银时代马马虎虎,但不再天真无邪。青铜时代战火连天,但信仰和神性犹在。黑铁时代就一塌糊涂,人类变得贪婪残忍,互不信任,互不相容,没有信仰,也不再有真理、谦逊和忠诚。 注释标题 请参看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奥维德《变形记》。
当然,两位诗人略有不同。在希腊诗人那里,黑铁时代之前,青铜时代之后,还有英雄时代。英雄时代甚至比青铜时代还好,人类与英雄和半神在一起生活。可惜,英雄们被卷入底比斯战争和特洛伊战争,从此万劫不复。
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类似的说法我们也有,例如大同和小康。跟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关系一样,大同比小康要早,也更好。但不是因为神,而是因为道。道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中有多种含义,用于政治和伦理大约相当于主义和主张;而大同之世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以孔子为代表之儒家是这样描述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也就是“公天下”,比如财产是公产,权力是公器,首领是选举出来的公务员,族民也都一心为公,因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天下太平。
这样一种道,就是大道。
践行大道的时代,就是大同。
那么,小康呢?
小康是“家天下”:财产家庭私有,权力家族世袭,私器代代相传,人人都为自己。结果,阴谋也产生了,战争也爆发了,维持秩序要靠道德礼仪和圣人英主,代表人物则是夏代的禹,商代的汤,西周的文王、武王、成王和周公。 注释标题 见《礼记·礼运》。
明白了,夏商周啊!
没错,在孟子那里,就叫“三王”。
三王之前是五帝。三王是小康,五帝就是大同。
大同是黄金时代,小康就是白银时代。
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呢?
春秋战国。
这也是孟子告诉我们的。他说: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 注释标题 见《孟子·告子下》。
很清楚,故事将在《从春秋到战国》一卷中讲述的春秋五霸,已经不如夏商周三王;孟子自己所处的战国,又不如春秋五霸。因此,如果说五帝(大同)是黄金时代,三王(小康)是白银时代,五霸(春秋)便是青铜时代。至于孟子痛恨的战国,则恐怕只能是黑铁时代了。
这倒是符合历史事实:我们民族进入铁器时代确实是在战国,之前的时代则是青铜器和石器的。问题是,从石器到青铜器再到铁器,原本是生产力的进步,为什么这进步导致的结果,竟是世风日下,今不如昔?
良渚文化新地里遗址出土的石犁。 距今约5300—4500年左右。
商代青铜耒。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出土,江西省博物馆藏。
战国时期铁锄。 浙江绍兴西施山出土,浙江省博物馆藏。
传统的解释是:因为道不同。
实际上,《礼记》在描述小康时已经指出: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注释标题 见《礼记·礼运》。
也很清楚:公天下变成家天下,是因为大道没了。
以后就每下愈况。五帝的大同之世讲帝道,三王的小康讲王道,五霸的春秋讲霸道。霸道虽然产生于乱世,也不宜提倡,却好歹还算有道,战国却连霸道都没有了。
请问,那又能是什么呢?
无道。
难怪儒家、墨家和道家都不喜欢战国。
没错,那简直就是末世。
现在,我们可以将古人认为的中华四阶段列表如下:
显然,堕落开始于从大同到小康。大同到小康,就是五帝到三王,或者部落到国家。这是很麻烦的。因为中西方这种不约而同的“四阶段论”如果成立,岂非意味着人类一旦建立国家,就等于踏上了不归之路?
当然不是,也没有后悔药可吃。
事实上,氏族部落时代并非某些人说的那么美好,夜不闭户其实是没东西可偷。炎黄与蚩尤的战争,则跟后世一样,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国家,或没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她的历史就会一直停留在史前时代,比如某些印第安人和其他残留的原始民族。相反,只要建立过国家,哪怕后来失去,也会有自己的文明,比如犹太人。
国家,是文明与史前的分水岭。
难怪孔子不但不否定小康,还要对小康社会推崇备至,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 注释标题 见《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建立了国家,才算进入文明时代?国家对人究竟有什么意义?人,真的是必须发明国家并生活在其中的动物吗?如果是,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心怀不满地感叹今不如昔,念念不忘氏族和部落时代?
国家的逻辑,究竟在哪里?
分道扬镳
国家的逻辑,荀子说在人。
按照时间顺序,生活在战国晚期的荀子是先秦倒数第二位重要的思想家。第一位是孔子,最后一位是韩非。孔子是儒家的祖师爷,韩非则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从儒家到法家的中转站是荀子,所以他既肯定国家,又肯定君主。
这倒是并不奇怪。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百家争鸣》一卷中详细讲到的,先秦诸子四大派别,儒家和法家都主张要国家,要君主,而且是世袭的。墨家则至少不反对,只不过他们设想的国家元首更像社团领袖。只有道家,始终对国家和君主提不起兴趣。就算有,也最好小国寡民。他们理想中的国家其实是聚落,君主的权力也大不过村长。
不喜欢就不喜欢吧,无所谓。
肯定却要陈述理由,因为这世界上原本没有国王。
可惜,当真讲出了道理来的却只有荀子,尽管他的道理未必在理。更难得的是,荀子讲逻辑。他的逻辑起点,是人的族类生存,也是人与动物的区别。荀子说,人的生存能力其实是很差的。论力气他不如牛,论速度他不如马,然而牛马却为人所用,请问这是为什么?
答:人能组成族群,动物不能。
所以,族群如果解体,人就牛马不如。
这就一要有道德,二要有君主,三要有国家。
但,为什么呢?
因为族群解体的最大可能来自纷争,消弭纷争的最佳方式是建立秩序,建立秩序的必由之路是确定名分。名分就是每个人的名义和份额。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就不会有纷争,也不会有动乱,更不会有危险。
显然,只有名分,才能保证族群有序;只有礼义,才能保证名分确立。在荀子看来,这是只有“最为天下贵”的人类才能想到做到的。因此,道德是最理想的组织力量,君主是最合适的群体领导,国家则是最强大的人类族群。 注释标题 以上见《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君者,善群也。
君主是核心,道德是力量,国家是归宿。
国家与人,就这样“焊”在一起。
这跟西方不太一样。
西方人也要国家,却未必一定要君主。古希腊的城邦是没有君主的。罗马人,从他们赶走最后一任部落王,到产生第一位君主奥古斯都(Augustus)屋大维(Octavian),中间竟隔了近五百年,而且那皇帝还要自称“第一公民”。 注释标题 罗马人赶走最后一任“勒克斯”(部落王),是在公元前509年;屋大维成为皇帝,则是在公元前27年。
近现代的西方人就更是出格。17世纪的时候,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居然宁肯要三个郁金香球茎,也不肯要一个国王。独立战争后的美利坚人,则不但不要国王,就连全美统一的国家都不想要。实在拖不下去,才勉勉强强召开了制宪会议,再磨磨蹭蹭地选出第一届联邦政府和总统。
可见,西方人对待君主的态度,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有的要,有的不要;有时要,有时不要。不像我们,自从有国家就有君主,只不过秦汉以前封土建国,秦汉以后天下一统,但都是君主制。直到辛亥革命前,还有立宪派主张保留一个皇帝,哪怕形同虚设,只是橡皮图章。
西方人也不认为国家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在他们那里,道德是归宗教和上帝管的。国家需要的是法,社会需要的才是德。所以,他们的国家可以有多种模式。直接民主、寡头政治、政教合一、君主立宪、联邦邦联、称王称帝,不但一一试来,而且并行不悖,爱怎样就怎样,喜欢谁便是谁。
显然,当世界各民族开始建立国家时,他们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门前,也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
之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很难说谁有道理谁没有。实际上,西方人也经历了君主制时代,而且至今还有名义上的王国。同样,荀子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什么要有国家和君主”,则说明它在当时其实已经成了“问题”,而且事情也并不像荀子讲的那么简单。比方说,氏族和部落也是群体,为什么非得变成国家?
何况世界各国的诞生原因、存在方式和发展道路也大不相同。有君主的,也有民主的;有独立的,也有附庸的;有分出去的,也有合起来的;有打出来的,也有谈出来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道路的选择不会无缘无故,没谁会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与其论是非,不如找原因。
那就先看人家。
小人之邦
如果孔子穿越到美国,一定会大摇其头。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国家!这个国家并不以德治国,而是以法。最权威的机构和人,居然是法院和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竟有不容置疑的解释权,岂非咄咄怪事?
法院倒也罢了,尧舜也有司法部长皋陶嘛!但律师是什么,陪审团又是什么?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怎么能由这些胸无点墨的庶人说了算,皋陶大人反倒要听他们的?
议会和议员也不可思议。当然,尧舜那会儿,也有部落酋长和氏族族长的联席会议;周代则会邀请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叫“乡饮酒礼”。但尧舜和三代都没有政党,更没有两党或多党。两党制是什么玩意?君子不党,他们竟然还鼓励党争,还为这党争花掉那么多的钱,是可忍,孰不可忍!
也许,只有联邦制能让他略感欣慰,因为有点像东周。
的确,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State,原本是应该翻译为“邦”而不是“州”的。建国之初的十三个邦,早就有着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民选政府,各自为政自负盈亏,颇有些像诸侯列国。它们共有的那个总统,岂非“天下共主”?
可惜这总统却一点尊荣都没有。国会可以弹劾,媒体可以批评,民众可以拿他开涮,他反倒要为什么“拉链门”之类的破事反复道歉,哪像天子?
文化艺术也不像话。电影院里,电视机上,还有酒吧和百老汇,要么怪力乱神,要么靡靡之音,要么群魔乱舞,很黄很暴力,这不是“郑声之乱雅乐”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民众居然肆无忌惮地批评和嘲讽总统,还可以上街游行示威。警察不但不管,反倒提供保护,这不是“无君无父,犯上作乱”吗?
那么,古代希腊又如何?
更成问题。
在爱琴海和地中海环抱的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星罗棋布地林立着被称为“城邦”的国家。这虽然也有点像东周列国,却居然没有一个天子,也不分公侯伯子男。城邦与城邦,是完全平等的。哪怕一个城邦从另一个城邦分出去,一旦分家就平起平坐,各行其是,甚至反目为仇。
城邦的政治事务,则交给石匠、铁匠、皮匠、商人、小贩以及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去摆弄。他们不但有权说三道四,投票表决,不肯参政议政的反倒还要罚款。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制度?照此制度建立的,会是东周吗?
当然不是。比如雅典城邦的政府,是从十个区年满三十的男性公民当中,各自抽签产生五十个人,再组成五百人的会议,任期一年。五百人会议的常设机构是五十人团,由五百人会议成员分组轮流坐庄,任期一个月。五十人团又抽签产生一名主席主持工作,这样的主席哪一点像国君?
无君臣,亦无父子。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克洛诺斯打成残疾失去王位,克洛诺斯则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推翻打入地狱。宙斯自己也被子女们觊觎,靠普罗米修斯帮忙才得以幸免。这些故事都被希腊人口口相传津津乐道,真可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更可恶的,是这些制度的设计充斥着私心。
私心和私利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私利,也有每个人的私心。这在西方人看来极为神圣。为了保证自己的私利不被侵犯,私心得到满足,希腊人的办法是决策机关人数众多,任期短暂,轮换快速,任何人想以权谋私都不容易。美国人的办法则是由各种利益集团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到议会去讨价还价,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难道还不是“小人”?
按照孔子的标准,恐怕是的。
然而这些小人,包括被弹劾的总统,被嘲笑的政客,被送上法庭的犯罪嫌疑人,都只会认为自己的敌人不对,不会认为国家的制度不对。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小人和君子也是平等的,谁都不会由于自己是小人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种制度甚至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权益,承认小人之心有合理之处而设计出来的。因此,哪怕孔夫子苦口婆心诲人不倦地劝其仿效东周,他们也会温和而坚定地说:对不起,NO!
此中奥秘,不可不察。
公民与臣民
孔子眼中的“小人”,在西方叫作“公民”。
公民是古代希腊人发明的词,叫“波里德斯”(Polites)。它来自与Demos(乡村郊野)相对应的Polis,意思是“城邦的人”,就像周代的“国人”是指“国都里的人”。 注释标题 关于城邦与公民的解释,见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本)。
不过在古希腊,并非所有在城邦里生活的都叫公民。奴隶就不是,外邦人也不是。而且就算同为公民,权利也不一样。权利最完整的,仅限于公民中的成年男子,叫“全权公民”。他们才是城邦真正的主人,以及城邦政权的授权人。
全权公民加上妇女儿童,就叫“自由公民”。外来移民和被解放的奴隶,则叫“被保护民”。被保护民和自由公民中的妇女儿童,都没有参政、议政、执政的权利。
显然,这是一种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
事实也是如此。希腊城邦虽然号称“主权在民”,但公民的人数其实很少,全权公民就更少。比如雅典全盛时期的全权公民,就只占阿提卡(Attica)地区总人数的六分之一,参与公共政治的又往往只有全权公民的十分之一。
限制人数是必然的。因为但凡是公民,就会有权利和义务。这是公民最重要的特征。而且有权利,显然比尽义务更重要。有权利,就什么都有;没权利,什么都谈不上。何况权利一旦享有,便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非常自由。
这种资格和待遇,城邦岂肯轻易授人?
成为希腊公民的首要条件是人身自由,后来的罗马也一样。实际上,公民的公,不是公有,而是公共。希腊公民和罗马公民的财产,全都归个人所有,是完全彻底的私有制。而且唯其私有,才能公共。因为自己有私产,就不必从属和依附于任何团体、组织、机构和个人,当然自由。
公民,就是“自由的人”。
臣民则大不一样。
什么是臣?
臣的古文字有很多种形状,共同特征是其中有目,只不过那引人注目的眼睛,有时候竖着,有时候横着。这让文字学家绞尽了脑汁也不得其解,只好宣布放弃努力。但有一点却几乎是共识:臣就是奴隶,包括战俘和罪人。
这个字,学者普遍理解为战俘和奴仆,如郑玄称“臣谓囚俘”,孔颖达称“臣谓征伐所获民虏者也”,《左传·僖公十七年》称“男为人臣,女为人妾”,郭沫若、叶玉森、杨树达、马叙伦等均持此说,但解释不同。
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战俘最早被杀,后来则“男为人臣,女为人妾”。他们脖子上拴着绳子,被主人像牲口一样牵来牵去。个别有技艺的待遇略高,比如跳舞的舞臣。也有极个别的成为牢头狱霸小头目,帮奴隶主管理奴隶,比如管农业奴隶的耤臣(耤读如级),管畜牧奴隶的牧臣。 注释标题 见《古文字诂林》第四册。
这些奴隶中的小头目,很可能是战败族群的族长或酋长。他们就是最早的“臣僚”。君臣的臣,就从这里演变过来。说白了,其实是贵族和官员在君主面前以奴隶自居,就像清代的满族王公和满族大臣在拜见皇帝时自称“奴才”。
所以,臣一定要低头,叫“俯首称臣”。这样一来,那有时竖着有时横着的眼睛就不难理解:无论奴隶或臣僚都必须察言观色,尽管这种解释未必是造字者的本意。
总之,臣是卑贱屈辱的。
同样,民也不是好词,至少不是尊称。
这个字,有学者解释为“盲其左目以为奴隶之总称”,也有学者解释为“萌之本字,像种子冒地而出,引申为凡草木萌芽皆谓之民”。两说均请参看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
民的古文字字形相对单纯,而且只有金文,没有发现甲骨文。大多数金文的民,看起来像是种子破土而出,因此被解释为草芽,认定为萌芽的萌,是萌的古文。 注释标题 见林义光《文源》卷一。
这就奇怪。萌不美好吗?怎么会有贬义?
大约是取其繁多卑贱之意。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这种多如牛毛的东西真是一文不值,很适合用来指称君王治下的庶民。没错,他们就叫草民。
由此可以推论,草芽般的民,与我们在《祖先》一卷中见过的那大写的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人的胸前有了刺青就是文化的文,头上有了冠冕就是美好的美,民的旁边加上灭亡的亡则是流氓的氓。民人之别,一目了然。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民与人并不平等。秦汉以前,人比民贵。秦汉以后,官比民高。先秦人类分三等,地位最高的是大人,次为小人,最低级的是万民。后者到辛亥革命之前仍很卑贱,所谓蚁民、草民、小民、贱民、刁民,包括顺民和良民,都明显地带有轻蔑和歧视之意。
这样看,孟子能说“民为贵”,实在相当了不起!
歧视由来已久。在前面那张图中,我们不难发现,民字与臣字有惊人的相似。没错,它的主体部分就是眼睛,另一部分则是针刺,文字学家解释为目中有刺,或刃物刺目,或盲其左目。难怪民这个字,会与冥、暝、盲、氓同义了。眼睛都被刺瞎,岂能不昏天黑地,又岂能不是冥顽不化? 注释标题 对这个字形的解释以及对战俘和奴隶盲其左目的史实,见马承源《陈喜壶》、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林洁明《金文诂林》卷十二。
那么,谁会被刺瞎眼睛?
战俘和奴隶。
这就是最早的民。比如,黎民就是战败的九黎族,畜民就是被商人统治的老奴隶,顽民则是被周人打败又冥顽不化的殷商贵族。战败即民,人才是胜利者和统治者。 注释标题 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至此,什么是民,什么是臣,一清二楚。
臣民,就是“臣服的人”。
公民自由平等,臣民服从依附。所以,臣民的国家必是君主制,公民则喜欢民主共和。国家模式和政治体制,其实都是人自己的创造和选择。
国家与人的关系,也许就在这里。
中华的惆怅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和样式、制度和尺度,都是由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和国民来决定的。强大的国民喜欢弱小的政府,自由的国民欣赏松散的制度,愚昧的国民盼望英明的领导,软弱的国民依靠强权的统治。因此恩格斯说,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却仍将存在,那就可以用该国国民相应的恶劣来解释。 注释标题 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但,这里面有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最早的国家,大多是君主制,少数是共和制,极个别是民主制。西学东渐前的中国人,更一直认为君主制天经地义,别无选择,反对派一个都没有。如此说来,难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不要自由,想做奴隶的?
当然不会。
这就必有原因,必有道理。
什么原因?什么道理?
天下必须有序,群龙不能无首。
没错,中国原本就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再摊上洪水泛滥、外敌入侵,就更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需要号召力和凝聚力,至少得有万众一心的象征。这个功能,在那时不可能由别人来承担,只能靠君主。为此,人民只能做出牺牲和让步,对高举旗帜的君主俯首称臣。
这,大约是法家以外思想家们的想法。
的确,法家从不讨论为什么要有君主,他们对君主和君权的维护是无条件的,这也是韩非作为荀子的学生跟他老师的重要区别。可以说,只有法家才是君权至上论者。
其他各家,则是“有条件地维护,有保留地赞同”。他们都认为,君主可以有,但得是圣人,至少要“合格”。比如《老子》一书就干脆用圣人指代君主,大讲圣人应该如何。孟子更进一步,认为君主如果不合格,那就应该下台。
三家也都认为,君臣不能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孔子就说君对臣要彬彬有礼,孟子则说君若目中无人,臣可视如寇仇。而且,如果那君主太不像话,人民还可以发动革命杀了他。这能说是“想做奴隶,不要自由”吗? 注释标题 见《论语·八佾》: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关于武装革命和不合格君主应该下台,孟子的言论很多,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六卷《百家争鸣》。
君主制,并不等于奴隶制。
独立、自由、平等,也毕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会有哪个民族例外。只不过,历史会有不同的尝试和选择。
有保留地赞同君主制,就是我们的选择。
尽可能协调君臣关系,则是曾经的尝试。
可惜,儒墨道三家主张的条件和保留,离民主或宪政还有十万八千里,实行起来也有诸多问题。比如什么叫“圣人”,三家就说法不一。儒家讲“仁民爱物”,墨家讲“明察秋毫”,道家讲“清静无为”,请问以谁为准?
还有,君主如果不合格,怎样请他下台?
有办法吗?没有。
有法律吗?没有。
有制度吗?没有。
有程序吗?没有。
统统都没有,请问如何操作?
也只有一厢情愿,以及惆怅。
实际上,当我们走完三千七百年的历程,就会发现中华民族的国家史和文明史,是一部不断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又屡屡求之不得、得而复失的“惆怅史”。
是的,正如希腊实行过“直接民主”,我们也试行过“直接君主”;罗马实现了“以法治国”,我们也探索了“以礼治国”。我们甚至设计了种种方案,希望能够做到“君权与民权并重”。最起码,也不能生灵涂炭,民怨沸腾。
然而曾几何时,这些都成为泡影。分权变成了集权,集权变成了专制,专制变成了独裁。从西周到秦汉到唐宋再到元明清,每下愈况。改朝换代一次,起死回生一次,也腐败溃烂一次。最后,不得不拜西方列强为先生。
其实,那些“先生们”又何尝一帆风顺?希腊城邦,孤帆远影;罗马共和,日落西山;民主进程,一波三折;自由之路,险象环生。宗教裁判所就不说了,十字军东征也不说了。单是20世纪,世界大战就打了两次。
文明的步伐,总难免一脚深一脚浅;国家的意义,谁都不可能一夜看清。唯独需要国家,古今中外一样,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臣民还是公民。
那么,国家的秘密又在哪里? 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先秦(套装共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