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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言

　　何为忠孝？明成祖朱棣作了下面的解释：“平居以德行为乡里所称，既仕以直言为朝廷所重，此即忠孝之谓也。”人臣以忠事君，早在孔子的《论语》中已有其说。《论语·宪问篇》中云：“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细绎其意，即孔子认为，人臣事君，有匡弼之责。君主有过，必当尽言以谏诤。虽至于冒犯威严，亦不容自已。然人臣事君，必须本于忠君爱国之诚心，不可有一毫欺罔之念。

　　明代以孝道立国。明代法律规定了对“孝子顺孙”实行旌表。如《大明令》规定，凡是孝子顺孙，“有司正官举明，监察御史、按察司体复，转达上司正官，旌表门闾”。明成祖朱棣也相当看重孝道。永乐十五年（1417），他在为《孝顺事实》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开宗明义，直称孝为“百行之本，万善之原，大足以动天地，感鬼神，微足以化强暴，格鸟兽，孚草木”。所谓的孝道，最后还是应落实到“忠君”。朱棣又说：“夫孝，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盖事君之忠，即事亲之孝也。人惟父生而君食之，故事之如一也。”就此而论，忠孝可以合一。唯独如此，故宋人洪迈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之说。此说建立在如此逻辑基础之上，即事亲孝，其忠必可移于君。

　　事实并非尽然。忠与孝通常会发生冲突。当两者发生冲突之时，能否做到两全齐美？早在唐代，这个问题就已经引起过争议。史载唐代宗时，吏部尚书韦陟死后，太常博士程皓建议给以“忠孝”的谥号。对此谥号，当时的刑部尚书颜真卿认为不妥，加以驳斥，其理由如下：“出处事殊，忠孝不并。已为孝子，不得为忠臣；已为忠臣，不得为孝子。故求忠于孝，岂先亲而后君；移孝于忠，则出身而事主。”换言之，忠孝不得“两施”。程皓坚执前议，认为忠孝可以两全，而不是以不仕为孝，舍亲为忠。程皓的理由是“孝于家则忠于国，爱于父则敬于君。脱爱敬齐焉，则忠孝一也”。这就是说，忠孝不并，不过是有为而言。作为一个人臣，完全可以做到出事主，入事亲，而后忠孝两全。进而言之，当忠、孝两者发生冲突时，孝应该让位于忠。正如朱棣所言：“德莫大于忠孝，而事莫难于杀身。盖身者，父母之遗体，不可以不爱焉。唯于君父之难，则死之。此所以为忠与孝也。于此犹爱其身，则非为臣子之道矣。”明代散曲有云：“人生在世，忠孝难全美。君臣父子，自古一般理。”此说大抵已经道出忠孝之间既有冲突却又能合一的辩证关系。

　　在忠、孝之间，明代士大夫同样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根据何冠彪的梳理，传统士大夫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无不以忠臣孝子自期。在天下无事之时，忠孝两种德行固能并存，但在改朝易代之际，两者颇难兼顾。这就是说，在忠孝的取舍上，当时的士大夫有不同的意见，就官员的取舍来说，更是具有两种相反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有父母在堂，不必死；而另一种意见则正好相反，认为“尽忠即所以尽孝”。此外，有些殉国的官员则相信，他们必须尽忠，这样的行为，不是忘孝，而是以忠存孝，无忝所生。而在忠臣问题上，似乎我们更应关注明代士人在认识上的新动向，尤其是他们那些理性的看法。

　　至于人臣应尽之节义，《诗》《书》所载，圣贤所授，显易明白，昭然示人。究其根本宗旨，无非是说君不可畔，祖宗不可辱。守此不变，亦不过为“常士”，也是一般读书人所必须遵守的“名节”。若是背叛这一名节，就会变成“禽兽”。这就关乎传统中国殉国观念的起源及其流变。现有的研究成果显示，早在春秋时期，人臣应该殉国（不论是为君而死或为国而死）的观念，就已经形成，但在当时尚不成为衡量人臣的唯一标准。入宋以后，宋初先有《忠经》面世，强调“忠之常道”在于“奉君忘身，徇国忘家，正隆直辞，临难死节”；后欧阳修编纂《新五代史》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甚至创立《死节传》《死事传》，借此表彰殉国之人。理学盛行之后，“三纲五常”的思想更为巩固，导致“君为臣纲”的观念无限膨胀，人臣应该殉国的观念自然更为流行。诸如此类，无不说明忠臣应殉国的观念，到宋代趋于炽热。

　　明初之时，明帝国的开创者朱元璋，对节义之人持一种崇敬之情。这可以从下面两件事中得到证实：一是蒲寿庚为宋之叛臣，至洪武立国，朱元璋追讨其罪，禁锢其子孙；二是根据袁镛所著《忠义录》，宋四明制置使赵孟传之子，曾被朱元璋发遣，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赵孟传曾有降元之举。照理说来，恶恶不及子孙，朱元璋此举显然不符儒家的中庸之道，但其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君臣纲常，“以寒乱贼之胆”。至明朝永乐年间，朝廷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统一思想，使得程朱理学取得独尊的地位，其结果则上自官员，下至贩夫走卒，大都受到忠孝节义思想的感染。

　　无论是理论的层面，还是士大夫的行为实践，儒家传统的节义观事实上出现了两大分化：一是真正的豪杰，可以超脱常情，不再拘泥一身的小节；二是儒家传统的节义观，终究难以逃脱专制皇权的束缚与控制。

　　早在《论语·宪问篇》中，子贡曾经问孔子，当齐桓公杀公子纠之时，管仲作为子纠之臣，义当有死无二。管仲不能死节，也就罢了，奇怪的是，管仲反而事奉齐桓公而成为宰相。如此忘君事仇，忍心害理，岂是仁者所为！孔子的回答确乎出人意表。孔子从肯定管仲辅相桓公为诸侯之长，攘夷狄以尊周室出发，进而承认管仲不死的合理性。这与匹夫匹妇的行为大相径庭。匹夫匹妇所见浅狭，守一己之小信，而忘终身之远图，意气感激，即自缢于沟渎之中，最后落得个无闻于天下后世。细绎孔子之意，豪杰之士将建不世之大功，则可不拘泥于一身之小节。

　　推而论之，人必不苟死，而后可以不死。人臣不幸遭际大难，无论是淟涊于利禄，还是隐忍以就功名，所有屈身或委蛇之举，其目的在于“观变”，甚或等待他日的“有用”。如屈原作为放逐之孤臣，行吟泽畔，后世将他所作称为“骚经”，甚至与《诗经》相表里；宋代遗民谢翱，观其《晞发集》，可知他痛哭西台，击石碎竹之时，亦是生气奕奕。当然，如此的观点，并非符合儒家道德的“常理”与“常情”，所以不可以常理论、常情测。以管仲可以无死而论，即使贤如子路、子贡，尚或疑之，非圣如孔子，谁能加以论定。

　　儒家士大夫所一贯秉持的节义，归根结底不过是专制皇权的附庸。士人守节不出，君主可以强迫其出仕。但一旦出仕新朝，不管他们为新朝卖命何等的忠心耿耿，新朝皇帝却又随之翻脸不认人，时常可以揭他们的老底。朱元璋羞辱危素一事，就是最好的例证。史载一日朱元璋派遣小宦官到翰林院，看何人在院。当时危素正好当值，对宦官说：“老臣危素。”宦官复命，朱元璋听后默然。第二天，下令让危素至余阙庙烧香。这是因为，余阙、危素均为元朝臣子，余阙为元朝死节。朱元璋因为厌恶危素自称老臣，故借此加以羞辱。

　　这一段记载，朱彝尊曾根据《贝清江集》，怀疑危素在晚年未尝衔命守祠，只是因为其子危於幰任职安庆教授，因而好事者附会其事。全祖望却根据宋濂为危素所作墓铭，证明危素入仕明朝之后，已失去了朱元璋的信任。宋濂在墓铭中记：“迨入国朝，召至南京，洪武二年，授以今官。三年，兼弘文馆学士。是年冬，监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国之臣，不宜用。公坐免，诏出居和州。阅再岁而卒。”全祖望认为，当时元朝故官，入仕明朝并非危素一人，那么为何只有危素受到台臣的抨击，显然是仰体朱元璋之旨。至于《清江集》中贝琼混言洪武三年识危素于京师，未几危素卒，这显然是不欲详言其事，故略举之。

　　入明以后，危素不为元朝殉节，其目的是为了保存元朝的国史。对此，宋濂在所撰墓铭中，已有详尽记载，且称元代累朝实录无有遗阙，全都借助危素之力。又称危素“春秋已高，雅志亦不复仕矣”，云云。对此，全祖望作了下面的评价：“学士以国史不死，固昧于轻重之义，然其出累朝实录于刀剑章皇之下，功亦不小。乃史局既开，并未闻有一人过而问者，可以想见是时当宁眷睐之衰，黯然无色，所以潜溪又有 ‘春秋既高，雅志不仕’之语。后世瓦裂之徒，可为殷鉴，而尚或援此为例，可谓不自爱惜之甚者也。”洵为公允之论。值得注意的是，全祖望引《闲中今古录》的一则记载，称明太祖将元代的舞象迁至南京，让大象起舞，大象伏地不驯。于是，明太祖书牌云：“危素不如”。对危素而言，这应该说是相当耻辱之事，但已足以证明，所谓的“节义”，任由新朝统治者加以定义。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