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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言

　　明朝人夏鍭曾说：“学者有三证，必有一要。三证，取予、去就、死生。一要，诚善是也。”取与予，其实就是义与利之关系。孟子云：“取伤廉，予伤惠。”伤廉者名恶，伤惠者义彰。这不但是趋利的商人必须面临的问题，更是那些儒家士人所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对于一个“廉贾”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免除一切恶名。唯有如此，即使小有过错，也会被人“诵义不衰”，而商人仍可获得好名声。就此而论，取予可以操毁誉之心。“不取则人将德我，不予则人将仇我。宁务树德，无务树仇”。显然，取予又可操怨德之心。

　　所谓的“去就”，其实就是出处、仕隐，是学者必须面对的三个艰难选择之一。早在《论语·卫灵公篇》中，孔子论及君子蘧伯玉时，就曾有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其意是说，人德尚未有成，则其进退出处之间，就很难适当其可。就蘧伯玉其人观之，当邦家有道，正好是君子道长之时，他就居位行志，出而见用于世；一等邦家无道，已是君子道消之时，他就从容引去，卷而怀之。随时进退，才真正称得上圣贤之大道。由此可见，出处仕隐，堪称士人一生行为抉择的大端。进而言之，按照儒家传统的观念，君子之道无他，唯有出处仕隐而已。按照清朝人袁枚的说法，这就是：“出则有陶冶人才之任，于天下人无所不当见；处则安于藏用，于天下人无所当见。”

　　传统中国的习俗，喜欢把士人区分为下面两类：一类是“青云之士”，即民间通俗所谓的仕宦富贵之人；另一类则是岩穴之士，亦即砥行立名的隐士。这无疑已经为社会史的史实所证实。儒家士人群体的最高追求，还是出仕行道，而非退处隐居。即使如此，社会现实的不公平，终究导致一部分士人宁可选择退处隐居，而不愿出仕，随之也就在士大夫群体中分化出了特殊的士人群体，这就是“处士”与“徵士”。

　　根据明朝人李开先的解释，处士应该是“有德而隐曰处，无位而文曰士。”可见，处士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方面，他们是隐居者，是有德之人；另一方面，他们尽管无位，却是有“文”，是知识的占有者。同是徵士，其名相同，而其实则有辨。若是细加分辨，徵士可以分为下面四类：一类如管宁、陶潜等人，“守君臣之义，远篡逆之党，非无当世之心，而洁己以自靖”；一类如严光、周党等人，“矫厉亢爽，耻为物下，道非可隐，而自旌其志”；一类如林逋、魏野等人，“闲适自安，萧清自喜，知不足以经世，而怡然委顺”；一类如种放等人，“处有余之地，可以优游，全身保名而得其所便”。从根本上说，徵士就是处士，属于同类而异名，或者说名称之侧重点有所差异而已。处士偏重于士人退处隐居的一面，而他们退处隐居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等待有朝一日被朝廷征召。而处士一旦被朝廷征召，却又能做到不屈从，则又被世人称为“徵士”。两者所别，仅在于此。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