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一、引言

　　雅俗之辨，究其根本就是文化与文化观念的差异，亦即士大夫所代表的精英文化（雅的层面）与大众所代表的通俗文化（俗的层面）的对峙。王尔敏从“知识根基”与“志趣”两个方面，对“儒生”与“平民”作了有效的区分，进而指出庶民文化生活，虽不免与官绅文化生活有相通之处，而在各个不同领域，实又充分表现为雅俗之别。在王尔敏看来，“官绅自具一定深度与精致细密，庶民则不暇有深入追求”。王尔敏用“庸俗文化”代指庶民文化，而用“典雅文化”代指官绅文化，认为“民间庸俗文化生活，自与典雅文化有一定界限，二者可以在同一类项，而自然分出雅俗之别。二者自必相通，但有典雅之表现，有庸俗之表现”。

　　雅者，正也。这就是说，无论是音乐、舞蹈，还是诗文，雅文化是“正”的标识，甚至反映了王政兴废之端。在上古时期，天子命太史陈诗以观民风，其中与王业相关者，均可称之为“雅”，并从其中的“正”或“变”，借此以别王政之兴衰。就此而论，在传统儒家士大夫的心目中，雅属于“正”体，相当于康庄大道；俗则属于“变”体，相当于歧路小径。

　　尽管如此，雅文化的建立，还是离不开倾向于俗文化的“民风”。已故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明确指出，传统中国的“精英文化”与“农民文化”不是“不同的两回事”，而是“前者是后者的另一版本，而后者也是前者的另一版本。”细绎其意，就是在肯定“精英文化”与“农民文化”具有差别的同时，进而强调两者之间互为转化的前提。

　　明代公安派文人袁宗道在诗歌中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一方面，无论是代表雅文化的“驿路红尘鼓吹”，还是代表俗文化的“池塘青草蛙声”，原本都无声响，不必刻意区分出雅与俗；另一方面，作为雅文化表征的“鼓吹驿路喧阗”，抑或作为俗文化表征的“儿童村巷竞走”，犹如池塘边发出的两部声响，其中的宫商，无不渐近自然。以公安派为代表的明代士大夫，提出一种“何论雅俗”之论，这显然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创见，确乎令人耳目一新。已有的研究成果揭示，在明清两代，雅文学与俗文学双峰并峙，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在审美趣味上则存在着通俗文学崇雅和传统诗文尚俗的倾向。这种雅俗文学之间的互动，正好替袁宗道的见解下一注脚。

　　明代士大夫雅俗观念的历史性转变，同样可以从他们的生活实践中得到很好的印证。明末清初人陆衡曾经说过下面一番话：“余尝谓不教儿子教戏子，不置田园置花园，不管家事管闲事，是缙绅三病。”诚哉斯言。教戏子、置花园、管闲事，尽管是明末缙绅的三大毛病，但基本可以说明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是雅俗相混，甚至存在着一种由雅趋俗的内在转向。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