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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语

　　明朝人夏鍭曾说：“学者有三证，必有一要。三证，取予、去就、死生。一要，诚善是也。”按照一般儒家士人的看法，道德堪称至尊乃至至高无上的东西，是一个读书人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其次才是节行；再次则是才能；至于富贵，应该说“至细”之物，对于一个学道之人来说，简直就是可有可无之物。儒家学者所谓的“三证”，在这三者中间，无不包含着一个对待“富贵”的态度问题。面对世俗的富贵，是取，还是舍弃；是留恋自己在官位上的荣华富贵，还是及时隐退，去享受山林之乐；在生死面前，是留恋生时的富贵，还是毅然为了“节义”而加以抛弃。所有这些，都必须要过“富贵”这一关。自古以来，有道之士，之所以可以做到“铢轩冕而尘金玉”，无不是因为他们在内心深知“内外大小”之分。不过到了明代，即使像王阳明这样的大儒，堪称一时巨擘，但还是被薛蕙认为并没有真正通晓“道”的意蕴，因为他“终身未透富贵之关”。薛蕙之所以说这番话，也是有他自己的根据的。他说：“怀明月之珠者，必不匍匐以拾块。向使阳明果闻道，则其行事当仿佛白沙矣。”这显然是拿王阳明与陈白沙相比。换言之，若与陈白沙之潇洒林下相比，尽管王阳明有一时勋业，但还算不上参透富贵之关。可见，人的一生，若是将其置诸取予、去就、死生三者之间，应该说是多么的复杂，令人不敢遽下论断。

　　当面对取予之时，明代的士大夫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如方孝孺对“取”与“与”分别作了解释。所谓“取”，就是“非吾义，锱铢勿视。义之得，千驷无愧。物有多寡，义无不存。畏非义如毒螫，养气之门。”这是说有所取，有所不取，取与不取，完全取决于是否是“义”。所谓“与”，即“有以处己，有以处人。彼受为义，吾施为仁。义之不图，陷人为利。利惠虽劳，非仁者事。当其可与，万金与之。义所不宜，毫发拒之。”这是说有所与，有所不与，与还是不与，也完全取决于是否是“义”。当然，在取予关系上，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个历史的变迁。正如明人姚旅所言：“古之人一介不取易，一介不与难，唯其难，所以易；今之人一介不与易，一介不取难，唯其易，所以难。此古今之人不相及也。”

　　揆诸明代士大夫的生死观念，有两大倾向值得引起关注：

　　一是梳理“生死”与“时命”之关系，导致感叹世运不济。这是士大夫生死观念中消极悲观的一面相。照理说来，运关兴废之际，虽上圣不能以力争；而生死进退之大闲，则匹夫之志，要自不可以夺。在生死的选择上，无关乎时运。事实却是，很多士大夫将之归于时命。如张煌言尽管信心十足，深信自己一片孤忠，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天地间的真男子，但时势交迫，终不克一，昂首伸眉，所有这些，亦不过是“命也已”。抗清决心如此坚定之人，尚且有信命之论，更遑论在生死抉择上左右摇摆的吴伟业了。所以，吴伟业在诗中不时出现感叹时命之论，诸如“人生岂不由时命，万事忧愁感双鬓”, “时命苟弗谐，贫贱安可冀”, “时命苟不佑，千载无完人”, “丈夫沦落有时命，岂复悠悠行路心”, 应该说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

　　二是重新梳理“人”与“天”之关系，进而产生“百折不回”“人定胜天”等积极的另面相。如张煌言认为，古今以来朝代的兴废，“其兴也天启其机，其废也人惎之谋，或兴而复废，或废而复兴”。即使如此，对于有志之士而言，必须抱定“人定可以胜天”的信念，遇到一时的挫折与失败，更应“百折不回”。唯有如此，才可能“上则欲匡扶宗社，下则欲保捍桑梓”。当然，有一部分学者还是认同“天定胜人”之说，并就此说加以进一步的发挥。如熊开元认为，古人之所以能做到颠沛不违，并非他们别有一种操持，而是他们信天信自己，始终不惑，“如斯而已矣”。这是将“信天”与“信自己”融合在一起。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