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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性与小说的追求

　　一、可能性对文学来说是一个关键词

　　小说让“可能”变成现实

　　我要讲的不仅限于小说，但主要谈小说，原因是小说大体上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再现生活的。

　　可能性，在文学当中是一个关键的词，甚至于对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比如说，各种原理的探索和发现都是对一个可能存在的东西或可能存在的规律的迫近。一个建筑师在他设计的宏伟建筑未建成之前，这个建筑对他来说只能是一个可能性。当然在科学的或工业的许多领域内，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学问、实践或者活动的完成。只是画蓝图，不意味着建筑的完成，必须把它建成了，经过检验合格才算完成。但是文学不一样，文学上的可能性就是要把这个“可能”写得和现实一样，把可能性写好了就是完成了一部好作品，也就是使可能性虚拟地实现了。比如说爱情的可能性，爱情的可能性不能像建筑师似的画一张设计图，告诉人们你们应这样相爱，这是不行的。你必须把这种可能性写得栩栩如生，和确已发生过一样，和已经完成过一样，和已经是现实一样。在文学作品里我们所说的可能性就是可能的现实，或者是现实的可能。

　　诸葛亮 用最通俗的例子说起，比如写一个人的智慧，这个人能智慧到什么程度？于是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诸葛亮，诸葛亮的智慧就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可以借东风火烧战船，可以看出谁有反骨，未出茅庐而知天下大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个人可能有的智慧，他的预见，他的知识，当然诸葛亮还加忠诚，智慧和忠诚的可能到了诸葛亮身上就变成了现实。但是这个诸葛亮是小说中的诸葛亮，它表达的其实是一个人可能的智慧与忠诚，是人们对于智慧与忠诚的理想。

　　林黛玉 再比如说一个美丽的人物——林黛玉，《红楼梦》写出了一个又多情、又美丽、又孤独、又忧郁、又脆弱、又天才、又智慧的女孩子的可能性。你很难设想出一个身体比林黛玉更健康的女孩子，每天早上跑四百米，但是具有林黛玉的才能和敏感。谈到诗，她十三四岁就能写那么好的诗，人又那么聪明，又那么秀气，很难超过她。这与其说是林黛玉的实际状况，不如说是一种可能性。

　　安娜·卡列尼娜 俄国人把他们对于女人的美丽与真情的可能性的想象寄托在安娜·卡列尼娜身上。在俄国人心目中，她是一个圣洁的形象。托尔斯泰本来是写情欲给人带来的毁灭，但是最后被人们接受了，她变成了一个最美丽最圣洁的形象，所以俄国人看了美国人演的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就气得不得了，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最圣洁的、高不可攀的，一个比美还要美的安娜·卡列尼娜落实成一个美国女演员。哪怕这个美国女演员身高1.72米，三围也都很合乎标准，但她把可能性给封杀了，她已经不是可能性了，变成了一个活人，甚至难免会有美国女人所特有的健康、豪爽、热情、淳朴，会有一种简单，会有一种浅薄，会有一种粗俗。

　　小说的“可能与不可能”

　　可能 特别是小说，为什么我没全面地谈文学的可能性而谈小说的可能性呢？因为小说是大概按照生活的原貌来给你讲一段生活，给你讲一段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不是绝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说爱情，可能发生的最震撼人心的爱情故事，于是有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大家琢磨一下，小说里最动人的爱情故事大都是不成功的爱情故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没有成功了的。没有几个两人身体健康，都有高等学历、正当职业、三室一厅，然后生活和谐，白头到老。当然白头到老也很可爱，也有专写白头到老的，但正是在这种又是完全可能的又是没有完全实现当中，发挥了文学的威力和魅力。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很好，都很可爱，就是两人老是被各种机缘错过，你说这是怎样的勾人魂魄！

　　可能与不可能 还有些是把不可能和可能混在一起，譬如有一些神怪小说、童话，它里面有一些前提是不可能的，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常人认为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唐三藏，他收了两个徒弟，第三个徒弟沙僧我没研究透，先不谈。我们先说前两个徒弟，一个是猪，一个是猴，你想来想去总认为是不可能的，毕竟是佛教的高僧收了两个徒弟，这毕竟不是养两个宠物，也不是搞一个家庭小动物园。但是它又是可能的，小说在猪八戒的身上尽量靠拢猪的特点，好吃懒做、喜欢睡觉，有很多粗俗的东西，但猪八戒从大节看也还不错，他的一些表现符合猪的性格，符合猪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就慢慢接受了，他亦猪亦人，亦俗亦佛，亦忠亦奸，亦蠢亦精，很多地方符合了这种可能性。一只猴儿能有孙悟空那么大的本事？这是不可能，但同时又是一种可能。因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猴子在动物中是够精的，有一句话叫“猴精猴精的”，在动物里你很难找到比猴儿更精的。所以作者把一只猴儿描写得那么有本事，齐天大圣，定海神针，种种的故事，在这种可能与不可能的组合之中产生了文学的形象。

　　文本的可能性 还有一种，它确实不但是可能，而且是现实，就是所谓的纪实小说，所写的不是可能性，而是真正发生的事情。有一些作家，他的经历极为奇特，而且他不习惯于虚构，几乎是忠实地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看到的事情、已亲身经历的东西写下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是一种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对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个人，可以有非常不同的文本，这里探索的是文本的可能性，你用一个什么版本来说。不要说生活中经历的一些大事了，就是一件小事，比如宿舍里住着六个人，谁和谁有点不愉快，说话有点冲撞等一些小事情，这六个人就会有六个版本，或称六个文本，不可能完全一样，有的站在这边一点，有的站在那边一点；有的描写得大而化之，有的特别注意细节；有的是以调侃的态度来叙述这个事情，有的是很激愤地叙述这个事情。所以仍然有一个可能性的问题。

　　二、小说可能性之两方面

　　小说可能带给人类什么

　　这里所说的小说的可能性分两部分来谈，第一部分是小说可能带给人类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小说的理念可能是些什么。中国自古是比较轻视小说的，重视诗歌，所有的大人物都写诗。也重视散文，特别是议论文、八股文，要是中了状元那也是不得了的事情。可是小说一直被认为是引车卖浆之流，在茶馆酒肆里街谈巷议的那些比较粗俗的故事，是我们小说的原型。但是到了近代，到了现代，对小说就提得越来越高，到了梁启超，就提出欲兴一国之政治者，必兴一国之小说，欲兴一国之经济者，必兴一国之小说，把小说的作用看得越来越重要。在小说能有什么理念的问题上，这里只做一个粗略的讨论，并尽量用我们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讲。

　　载道 文以载道，这是中国早就有的传统。这里讲的载道是说通过一些很可能是通俗的、曲折的小说故事，能体现宇宙的和人生的一些根本性的道理，能给人以大的智慧。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小说都能做到这一点，有的小说看了以后不但增长不了智慧，甚至会让你变得更加愚蠢，但确实有些小说在看完之后让你觉得在接近这个“道”，让你接近这个宇宙的本源、根本的规律。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但你在接近这个道。

　　那么和这个载道相接近的，属于这个范围里面的我们也可以讲知命，知天命。这一点在文学作品中就更多，不管是看《三国演义》，还是看《红楼梦》，甚至于你是在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比如说看莎士比亚的戏剧，它都有一种非常强的宿命感；巴尔扎克的小说，也有一种非常强的宿命感。其实宿命感就是人对自己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一种叹息。全世界那么多人，那么多美好的愿望，但是究竟有多少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呢？究竟有多少人是胜利者呢？也有人分析，一个胜利者都没有！比如《红楼梦》里一个胜利者都没有。谁胜利了？林黛玉当然是失败者，难道薛宝钗胜利了吗？薛宝钗当然没有胜利。在莎士比亚那么多戏剧中，你也能感觉到。我在这里并不是宣传宿命论，这和世界观无关，我只是说人生的一种感受。这里可说感受到一种冥冥中你所无可奈何的东西，你感受到在冥冥当中有一种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东西，所以我要讲，载道就是要知命。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也是常说的，就是超越。我们通过读一部又一部的小说，读了很多，就会知道世间的悲欢离合。有俄国人，有北欧人，有日本人，当然首先是我们中国人，有各个朝代的人。我们看到人和人之间可以爱到什么程度，可以恨到什么程度，斗争可以激烈到什么程度。最后我们在得到了种种感受之后，我们能不能达到一点点超越呢？

　　我想这个超越和虚无并不完全是一个意思，在这点上我稍微多讲一讲。有人说《红楼梦》中有一章在宣传所谓色空观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好了，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世界上的一切事都是虚无的。你看着是娇妻爱子，但实际上娇妻对你也不会忠实，爱子对你也不会孝顺，你没有什么对娇妻爱子那么放不开的；你看仕途高升是多么可爱，但是你今天高升，明天不知道出点什么事，就戴上枷锁，就进监狱了。但是如果我们判断《红楼梦》的思想倾向的话，不能单独从那几句歌来判断，我们要看整本书，整本书要求的是一种超越，但同时又有对人生充分的认同。看《红楼梦》你就会知道，林黛玉很美、很可爱、很纯洁，林黛玉绝对不是赵姨娘，绝对不是尤二姐，林黛玉就是林黛玉。贾宝玉有贾宝玉的泛爱、真情，他的这种真情，也有很多真实的东西，如《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你会感觉到那是那个时候的青春的颂歌，因为那个时候不可能一群丫鬟一见贾宝玉，就“happy birthday to you”，只能用那个时候的方式，就是大家猜拳呀，行令呀，聚会呀。当然贾宝玉要享受，他既是那里唯一的男子，又是众女儿们爱慕的对象，还是贾母和王夫人宠爱所集中的一个人物，自然有特别的优越性，这揭示的是古代的一个命题，什么命题呢？就是“无非无”。这个话非常别扭，就是说无并非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如果说《红楼梦》中有一种虚无，那是经历了人生的真正的滋味以后的超越，是什么都有过了以后的无，而不是对人生本身的否定。既然爱和不爱都一样，既然是为官的家业凋零，一切都是失败，人人要失败，那一生下来就掐死他好了。超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已经受了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以后，你会感觉到心胸更开阔，感觉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个干净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如果压根什么都没有，就没什么白茫茫的大地，只能是从黑洞到黑洞，一片白茫茫的大地，既有大地，又有白茫茫，已经是非无了。

　　所以说文学作品中的载道，哪怕是最虚无主义的、最超脱的东西，都是建立在人生的沧桑经验之上的，是对人类沧桑经验的一种肯定，是对那些表面的东西、肤浅的东西、狭隘的东西，亦即所谓浅层次的东西的一种超脱。它让人明白，人生当中原来可以有这么多悲欢离合，可以有这么多升降浮沉，可以有这么多前因后果。这样你在现实中碰到一点鼻子底下的小事，就根本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就能做到“无”了，能做到无就是超越，就是知命。人不可能每件事都计较，每个人都计较，每一分钟都计较，只有在有所不闻、有所不问、有所不知、有所不为的情况下人才可能有所知、有所问、有所闻、有所为。我想，大家看小说，会得到我们称之为“载道”的一种东西。

　　求仁 小说不管写成什么样，哪怕写得很残酷、很黑暗，但是我们总希望在里面看到作家的一颗仁者的心，一种对人类同情、理解、良善的愿望。很多写旧社会悲苦的作品，但读后都会让人感觉到作家有一颗求仁之心、仁者之心。鲁迅是一个非常尖锐的人，他的很多作品看上去是非常无情的，有些批评是严酷的，甚至是苛刻的，但鲁迅在写到劳动人民的时候，他永远有一颗同情心。他写到那些不幸的知识分子的时候，也仍然有一颗同情心。不管是看《故乡》里的闰土也好，还是看《药》里夏瑜和他的家庭，甚至于看阿Q，你总觉得在那么多嘲笑后面，仍然有一颗仁者之心。因为他写了阿Q那种物质和精神上的绝对匮乏所造成的这样可悲的处境，至于他写到孔乙己，写到魏连殳、子君、涓生这些不同时期老式和新式知识分子的悲剧时，更有一颗同情之心。

　　和求仁有关的或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词，我很喜欢的一个词就是悲悯之心。因为人生确实并不顺利，人生有许多痛苦，有许多失败，有许多挫折，有许多困惑。那么作家写的这些作品，并不能够保证人们看完后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因为万事常常不一定如意，或者不大可能都如意，心想也可能事成也可能事不成，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在小说里谈一些贩夫走卒之流的故事，但里面隐含着悲悯之心。比如《今古奇观》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看完后总觉得难以释然。当然不同的人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也许会有不同的遗憾，要是一个财迷看完后最痛苦的是“那个箱子要是分给我一点，也比扔到江水里面好嘛”，或者最好考证一下，那个箱子掉在什么地方，能不能去打捞一下。但是更可悲的，是杜十娘本身的命运，她一个风尘女子，还希望得到真情，这个愿望实际上是实现不了的。关于悲悯之心，在《悲惨世界》那个主人公冉·阿让身上，悲悯简直是得到了理想化的表现，感到冉·阿让简直就是天使，就是佛，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就是拯救所有人的灵魂，所以叫《悲惨世界》，这个小说题目的本身就充满了悲悯。

　　也有把求仁的可能性变成了小说中的自我忏悔的，这种忏悔性的小说也非常多，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作品中描写聂赫留道夫公爵的忏悔，一个出身很高贵，自以为很文明，自以为很绅士的这么一个人，当他回想往事，反思自己年轻时的所做所为，发现了自己身上那么多自私的东西、卑劣的东西、不负责任的东西。托尔斯泰在另外一个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里，对安娜·卡列尼娜可以说是用悲悯的眼光来写，而他对列文呢，则是用忏悔的眼光来写。在小说进入了忏悔的阶段时，就一下子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严肃性。一般地说我并不主张一切小说搞得非常严肃，因为人们每天的生活就够严肃的了，再看几本内容很严肃的小说，这够呛。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有一些小说里确实有作者的血泪忏悔，有作者的血泪反省，而且我非常尊重这样的作者、这样的作品。我归纳到求仁这个大题目底下的，还有小说中表现的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这在古今中外都有，都是为了树立一种道德的理想，把道德的理想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看《精忠岳传》，或者是《说岳全传》，也是树立一个爱国的、忠君的、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人道主义呢，那就更多了。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几乎都在自己的作品里头拼命地表达同情不幸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情愫。这是属于第二个方面，就是求仁的方面。

　　批判小说的批判功能也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后期，一批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他们和古典主义不一样，古典主义侧重于传奇，侧重于英雄故事。到了批判现实主义时期，他们注视着社会生活，他们剖析了社会生活中那么多的不义，那么多的不仁，那么多的不公正。不管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还是狄更斯，还有很多，俄国的更多了，他们都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揭露了社会的许多问题，也揭露了人性上的许多问题。和批判有关系的，但是没有批判那么深刻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也有过所谓黑幕小说，像《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现在也不能说这种小说已经绝种，就是有一种类似的揭示的快感，好像让你知道，或者是生活，或者是某一件事，某一个群体，这里头有多少黑幕。但是这种单纯的黑幕小说，它的文学成就是有限的，因为它缺少一种更深刻的分析，也缺少我前边说的那种仁者之心。

　　益智 小说还追求益智，就是增加你各个方面的知识。这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少的，虽然有些不大靠得住。

　　对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包括我在内，我们是从哪儿知道的呢？非常抱歉，我们是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里知道的，尽管这部小说里有许多和史实不完全符合的地方，可是我知道了史实之后反倒觉得非常遗憾。比如历史学家说周瑜并不是那么年轻，也不是那么爱生气，因为你在京剧舞台上，在《三国演义》里（京剧舞台其实也是按《三国演义》来描写）诸葛亮是一个足智多谋、留着长须、身上穿着八卦服，学问很大、智慧很高的人。周瑜是戴着翎毛、很帅很漂亮，但又很好胜、火气很大的人。但史学家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说周瑜的年龄比诸葛亮还大；根据历史上的考证，周瑜也不是气死的，也不是活得那么短命。我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小说的力量让我不愿意面对真实，觉得很遗憾，觉得好多的故事都没有了！有时候我们也知道一些具体的小说素材是怎么来的，这个作家也承认故事是根据谁的故事来的，但好事者是非常多的，他就愿意想办法去考证。比如说一个爱情故事，这男的是谁呀？那男的是老赵。那这女的是谁呀？这女的是小丁。你一考证就玩儿完。本来小说里写的小丁是非常美丽、非常漂亮的人，但你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58岁了。你一考证，哎哟，她值得这么失魂落魄吗？所以说小说给你很多知识，充实了你生活的经验。因为每个人现实生活的可能性是非常受限制的，而文学的可能性是不受限制的。你可以读希腊的古典神话，可以读荷马的史诗，可以读欧洲的、美洲的、航海的、探险的、沙漠的，一直到侦探的、警匪的……各种作品都可以读。

　　还有人们不希望各种经验都有，比如被抢劫的经验，不希望有；天灾人祸的经验，不希望有；战争的经验也不是好事，原子弹轰炸的经验你也不希望有。但人们不希望有又希望知道，又求这个“知”，那怎么办呢？那就读小说呗，小说在这方面起一个益智的作用。

　　游戏 这一点非常地重要。刚才我讲了小说那么多重要的作用，又载道又求仁，又批判又益智，但是最后我说，要游戏！因为小说不是以教科书的形式、以教科书的性质来让人受教育。当然你们文科有些书必读是为了得分，那另外再说。对多数人来说，从小说里头得到一种娱乐，得到一种趣味，得到一种轻松。邓小平同志就讲过，他说我有时候也看小说，我要换换脑筋啊。我想他说的换换脑筋，就是他整天忙于国家大事、党的大事，还有国际的大事，他换换脑筋就是轻松一下。所以连邓小平同志也承认，读小说有所谓“换脑筋”的作用，有休息的作用。

　　小说的游戏作用是被很多东西所决定的，它很有吸引力，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即使它非常严肃，题材非常重大，但是它毕竟都是纸上谈兵，没有现实的危险。哪怕你看《忏悔》，看得心里头非常感动，甚至于流了眼泪，但这毕竟不是那个“双规”的忏悔啊，它不具有“双规”的威胁呀！你是舒舒服服地流泪的呀！还有叙述本身可以成为游戏，文字本身也可以成为游戏。自从人学会了语言、学会了文字以后，除了表达的功能外，如用语言来请求，用语言来说服别人，或者用语言来威吓、恫吓别人，语言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游戏！语言本身是很好的游戏，有绕口令，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什么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游戏。还有一些纯粹的文字游戏，它也有一种游戏的作用，能够使你变得轻松，能够使人通过非常美好的描写、非常深情的描写，起到一种间离的作用、间隔的作用。比如说李商隐，李商隐的很多诗是非常颓废的，如“春心莫共花正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但是通过这种绝美的描写，使他的爱情和仕途上的悲哀，与文字表达之间产生了一个距离，变成了一个咬文嚼字——要有对偶，要有平仄的和谐；字还要用得非常的准确、非常的古雅，这又变成了一种对文字的推敲。我相信一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反倒得到了一种解脱。所以说小说游戏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美 这一点为什么把它放在最后谈呢？因为这是我最没有把握的一点，但又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我们的小说来追求一种美的可能。这种美的东西，对于文学家来说是太重要了，对于喜爱文学的人来说也太重要了，但是谁也说不清楚。你从理论上、科学上、学问上、学派上，讲美讲丑都可以，都可以讲得很方便。有时候我也想，世界上有许多事本来很明白，你一研究它，反而不明白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馒头，这馒头什么叫熟了？一吃就知道了。要对“什么叫熟了”下个定义，我觉得这事就麻烦了，不黏牙就叫熟了？干面儿它也不黏牙啊。吃着香就叫熟了？你如果想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就非常困难。但是小说里能够给你一个美丽印象，哪怕你写的是很丑恶、很残酷的事情。有时候美让你欣赏、让你愉悦。比如去年我12月去印度访问，泰戈尔的一些作品读起来，你就感觉到美。

　　但是也有从恶的一面、残酷的一面，来迫近这种可能的美丽。譬如说一个英国作家，更严格地说应该是爱尔兰作家，叫奥斯卡·王尔德，如果你看过《快乐的王子》这个童话，觉得他是对世界充满着悲悯。他写城市里一个快乐王子的雕像，看到一些贫民、穷人生活的惨状，就委托一只小燕子来帮助这些穷人，今天说你把我的眼睛里的宝石挖去送给这个孤儿，明天说你把我头上的一个金片送给那个寡妇，最后小燕子来不及往南方飞便被冻死了，而这个快乐的王子也心脏爆裂，那是非常悲悯的。前年我在都柏林，看了爱尔兰话剧团演的《莎乐美》。《莎乐美》是根据《圣经》上的故事编写的。那个演员非常漂亮，不但是现实的漂亮，而且是可能的漂亮，她的声音特别有一种感动力，她演的莎乐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公主，她的爸爸抓住了一个当时认为是邪教的头子，绑在那儿，她随爸爸过来看。莎乐美一下子爱上了这个邪教头子，但是这个邪教头子对莎乐美公主不屑一顾，根本不予理睬。宫廷卫队队长爱着莎乐美，而莎乐美对那个宫廷卫队队长也是不屑一顾。于是那个宫廷卫队队长就当着国王、王后、莎乐美、邪教头子和各位宫廷卫队队员的面自刎，顿时身首异处，栽倒尘埃，就这么死了。事后她爸爸情绪很低落，说：“莎乐美啊莎乐美，你给我唱首歌，给我跳支舞吧。”莎乐美说：“我不想跳。”她爸爸求她，她还是不想跳。她爸爸说：“只要你给我跳支舞，你提出任何的要求我都能够做到，都满足你。”莎乐美说：“我就要邪教头子的脑袋，把脑袋割下来送给我！”她爸爸害怕了，说：“提这样的要求是恐怖的、是有罪的。”莎乐美很坚定：“我可以给你跳舞，你不能食言，我一定要这个邪教头子的头颅。”最后她爸爸被莎乐美给镇住了，被她的美给镇住了。她跳了一个舞，她爸爸就把邪教头子的脑袋割下来了，然后莎乐美就抱着这个脑袋亲吻，并不停地说：“我爱你呀！”中国人看了这个一定很奇怪，这比神经病还厉害嘛！这里面美变成了一个可怖的力量，美变成了毁灭的力量，一个毁灭的因素。欧洲人喜欢玩儿这套，中国人灵魂深处也有类似的东西，中国人对美女一直认为是妖魔鬼怪，妲己、杨贵妃都是女祸。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这种心理，把美当作一种破坏的力量来表现，当作一种可怖的力量来表现，当成一种令人震颤的因素来表现，这是很奇怪的。欧洲还有美国一些作品有写吸血鬼的，我翻译过一部小说，讲一个很美好很可爱的女子，她是个吸血鬼，他们信这个，至少曾经信过这个，就认为有一个特别美的美人是吸血鬼。我们中国也有，就是京剧《武松杀嫂》。这本来是个暴力戏，但是京剧的表现方式是让观众把它当审美的对象来看，特别是武松杀人的动作，和潘金莲的躲避、躲闪、翻跟头，变成了一个舞蹈，那也是一种可怖的美。曹禺的话剧《原野》，里面有一段就是在荒野之上，仇虎要走了，金子追仇虎，瞎老太太拿着足以打死人的铁杖在后面追，那也是一种可怖的美。

　　由此可见，小说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侧面来探寻美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美究竟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震撼，美究竟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吸引，美究竟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刺激，美究竟会怎么样使我们叹为观止。有时候美使我们舒服，有时候美使我们不舒服，使我们感到一种惊奇、一种惊异、一种被刺激的感觉。就是在小说提供的各种不同的人生的经验当中，从各种不同的场景当中，从各种不同的宇宙的变换当中，在寻找一种东西，寻找一种能够震撼我们心灵的，或者能像泰戈尔那样愉悦我们的心灵、能够抚慰我们的心灵的一种美。

　　追求永恒 不管是载道也好，求仁也好，批判也好，益智也好，游戏也好，追求美也好，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的小说在各种文学形式当中可以说是最富于世俗性的，它经常要讲一些平民百姓的故事，经常要讲一些男女婚丧嫁娶的故事，经常要讲一些恩怨情仇的故事，这种最富有世俗性的后面，揭示的是人们在追求一种形而上的东西，在追求一种永恒。

　　各式各样的小说里有很多很粗俗的东西、很浅薄的东西、很简单的东西和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但是在小说背后反映的是人的一种精神追求，反映了人把自己的精神提升到一个形而上的境界、一个永恒的境界的一种可能性。

　　在这里我也愿意提一下，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作为小说的发生学来讲，我觉得它们给人以启示，让人咀嚼起来无穷无尽。第一个我最喜爱的故事就是《天方夜谭》，也叫《一千零一夜》。故事一开始就开宗明义，是一个暴君由于受到女人的欺骗，每天晚上娶一个老婆，第二天早上杀掉。最后宰相把自己的女儿谢赫拉萨达送到暴君的身边，谢赫拉萨达对暴君说：“明早我就要被砍头了，请允许今晚我的妹妹来陪我。”就把妹妹找来了。妹妹说：“姐姐，你给我讲一个故事吧。”于是她就开始讲故事，暴君也在旁边听。讲到天快亮的时候，她说：“我已经到了死期了，我不再讲了。”这个暴君说：“这个故事这么好啊，今天不杀了，明天再杀，晚上接着讲。”于是她又讲了一晚，这样讲了一千零一夜，这个暴君恢复了人性，把他这条杀人的规矩取消了，一个也不杀了。哎呀，我觉得作为小说的发生学简直找不到更好的诠释了！首先小说是作为一个克服死亡的因素、作为克服残暴的一种因素而产生出来的。其次，小说还是作为克服恐惧的一种因素而产生出来的。为什么小孩子总是到晚上临睡的时候磨着他妈妈讲故事呢？他白天玩得正高兴的时候，在外面连蹦带跳，上墙头、上树，甚至和小朋友打架，他也不会听你讲故事。但是到了晚上，他相对处于一个弱势，人处在弱势的时候需要故事呀。暴君也有处于弱势的时候，虽然他那么残暴，但其内心是非常空虚的，他听到谢赫拉萨达给她妹妹讲故事，他也非常爱听，也吸引了他。小说也有这样一种充满魅力、充满吸引力的因素，也有使人向善的因素，我觉得这特别好。我们中国人喜欢讲大灰狼的故事，版本很多。是羊还是兔子？正宗的版本是什么，是羊？反正是比较温顺的一种动物。它们的母亲外出了，结果被一只狼冒充它们的外婆混进来了，这些弱势的动物联合起来最后把狼消灭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也是一个永恒的故事。

　　小说是对时光的一种抗拒，一本成功的小说能使其中的人物永葆青春。在我们的心目中不管什么时候，林黛玉永远是少女，没有一个人的脑子里会想象林黛玉是一个老妪；不管什么时候，贾宝玉都是个boy，你也永远不会想到贾宝玉是一个old man。所以说小说追求着一种永恒，连接着一种永恒，这是小说的最高境界。

　　小说构成的可能性

　　叙述的可能性 就小说创作本身而言，小说构成的可能性就更多了。比如说叙述的可能性，没有比叙述更引诱人的了。就是要把一件事情讲给别人听，能让人听得津津有味，这实在是一个本事。同样的一个故事，同样的一件事，有人就可以讲得非常生动，讲得非常鲜活，讲得惟妙惟肖，讲得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看《红楼梦》多了，连说话的方式、语言都受到影响，它的叙述能够达到鲜活的程度。第一要生动鲜活，第二要精彩。人生可以是精彩的，也可以是不精彩的，生活中有许多不那么精彩的东西，但是你能不能从这些不精彩的东西里像沙里淘金一样地淘出精彩呢？这难道不是一种本事吗？这难道不是人类能力一种非常好的表现吗？我们说一个是生动鲜活，一个是精彩，那么和精彩紧连着的、比精彩低一等的就是刺激。有很多通俗小说，虽然不甚精彩，但是它很刺激，也算有可取之处。还有，在叙述当中，不断寻求叙述的角度、叙述的声调，这方面的文艺理论非常之多。我现在来说话，当然就是以王蒙的口气来说话，那我写小说就不见得。写小说的我，也可能是小说里的一个主人公，也可能是一个女性。1954年我在《人民文学》正式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叫《小豆儿》，《小豆儿》中那个“我”是女性。

　　结构的可能性 除了叙述的可能性还有结构的可能性，结构的可能性也是无限的。最普通的叫所谓的线性结构，就是按因果关系、按时序来讲叙一个故事，这个方法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如果人人都这样，先讲因后讲果，后一个果又变成一个新的因，如此循环人就烦了。所以就必然出现一种反线性结构，或者是多几条线，或者是颠倒次序。有很多小说它必须颠倒次序，比如说推理小说、侦探小说，必须把结果描写得非常刺激，把破案的过程写得非常艰难，这才会有人看。一般的侦探小说、推理小说规律是这样，一看开头就放不下了，结局出来了，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但是小说通过它的结构完全吸引住了你，完全掌握住了你，完全让你欲罢不能。这些结构也好、叙述也好，可能性往往又是互相背拗的。比如一般我们希望让这个结构非常清晰，能够看得很明白、很清楚。但是有的作品在这方面让人费点劲，看得不那么舒服，甚至一开头看得乱哄哄的，左边说一句，右边说一句，前边说一句，后边说一句，好像给你一大堆七巧板，或一大堆积木，让你看完以后慢慢把它拼起来，最后你在心中整理出一个线索。而这样对有些人来说不失为一种乐趣，他不希望看现成的结论，不希望看流水账似的，或像编年史似的这样的过程。而且这种所谓时空的跳跃叙述能给人一种哲理的启示，这种启示是在那种按时空、顺序写的作品里所得不到的，这就是所谓的结构的可能性、叙述的可能性。

　　语言的可能性 我再特别强调一个，就是语言的可能性。自从有了小说以后，它能把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语言，那些用了又用、已经变得苍白、变得陈旧的语言，经过使用上的花样翻新，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使语言一下子发了光，一下子具有了强大的力量，这样的作品太多了，这样的故事也是非常之多。也有些小说家他们甚至不完全遵循一般的语法和修辞的规律。修辞学、语法学里有很多规矩，我们是应该学习的、掌握的。但到了小说家那里呢，有时他是鬼斧神工，有时他匪夷所思，你不知道这个词他怎么能就用上了，而且用了以后收到与众不同的效果，我想这样的例子也是非常之多的。

　　所以从小说的表现上，从小说的创作上，或者说从小说的制造上，它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我们可以说，小说是人的精神的试验场，这个试验场不仅是便捷的，而且是无穷无尽的。 人生即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