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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的方式

　　文学的总体性、过程性和多义性

　　“文学的方式”不是指文学本身的各种方式，不是指例如小说的方式、诗歌的方式，或者写作的方式，等等，而是相对于文学以外的其他方式而言，是指用文学的方式来把握这个世界，用文学的方式来改善我们的人生。为什么要用“方式”这个词？因为在中文里我找不出一个更好的词来。在中文里，“方”似乎是指一种程序，比如说药方、处方，有配置的意思。“式”有程序命令的意思。而我所讲的“方式”实际是指一种角度，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对于价值的选择。所以这个“方式”更接近于英语中的“why”，而不单纯是一种方法。

　　究竟何为“文学的方式”呢？首先，我认为文学是一种总体性的方式。一个喜好文学的人、一个文学工作者、一个作家，他对人生的感受和对人生的表述，是总体性的。其他有许多方式，根本的要求则是简约、简明。比如说政治的方式，政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弄清楚敌、我、友。毛主席曾经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比如中国的抗日战争，我们立场是非常鲜明，非常坚定的。谁是抗日的一方，谁是侵略的一方，一点都不含糊。至于日本侵略者里面，有没有翩翩君子？有没有很有才华的人？有没有被强迫拉拢到这个侵略战争当中的人，等等，这些对于确定这场战争的性质是没有意义的。哪怕某个日本军司令是一个孝子，是一个模范丈夫，也丝毫改变不了他侵略者的性质。我们抗日的人中有些人有缺点和弱点，有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说话粗暴的人，等等，这也没有多大的定性上的意义。但是文学的方式就不一样了。文学无意向任何简明的结论挑战，但是文学提供的往往是一种总体的、非常斑驳的图景。

　　从历史上看，一个著名人物，不仅是政治人物，包括科学家，还有其他家，他的私生活到底怎么样，并不是非常有意义的，有时甚至很无聊。你如果没完没了地研究一个大人物私生活，甚至会让人觉得你别有用心。我看过很多材料，写爱因斯坦对他的情人、对女人的态度是极端恶劣的。是真是假我不知道，当然我不可能对这个领域进行什么研究。但是如果你要写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的小说，或者纪实，那么这个就很有趣，很有意义了。到底是别人不了解他，还是他自己有什么隐痛，还是说他确实在某些地方非常偏执（许多伟人都有一种偏执）？许多天才在他所熟悉的领域是天才，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也许智力还达不到一个常人。这都是可能的。

　　再比如说，组织部门任用干部，往往讲德才兼备。要考查他的档案，但是并不要特别详尽地介绍他的相貌。我参加过很多各式各样的会议，党组会、党委会等等，讨论过很多人事问题，但是很少在这些会上听到介绍某人的生理特点，比如头发的颜色等。公安局倒介绍，那是追缉犯人的需要。美国的汽车驾照上，人的眼球是什么颜色也是要写上去的。可能美国的各色移民比较多，头发什么颜色、眼球什么样颜色都要有。我记得在“文革”当中看一些小报，讲“九大”还是“十大”的时候，毛主席就说：恩来，你在哪里？你帮个忙。因为没选举以前大家都坐在下面，毛主席很多不认识。他后来就看着名单说：这个人是谁啊？周恩来就在一边请被点到名的干部站起来，让主席看看。这一看呢，就是文学的方式，因为干部任免程序没有这一条，党章里也没有这一条，必须经过中共中央主席目测合格者方可入选。这种方式非常文学，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感应，对一个人的印象，而不仅仅是干部登记表上的那些东西，姓名、年龄、籍贯、家庭出身、简历、学历、受过什么奖状、曾任职务等等。

　　因此说，文学的总体性，包含着过程性和多义性。科学需要的是结论，居里夫人是怎么达到那个结论的，一般人不知道她探索的过程。但我们知道她很伟大、很辛苦，她的超人的献身精神和投入状态，都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而文学所要表达的，却是那样一个过程。有时候文学作品也能给你一个很清晰的结论。比如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都有一个很清晰的结论。什么清晰的结论呢？就是中国的农民，特别是中国的贫农，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之下，闹翻身，争解放，和恶霸地主做斗争。只有拿起枪，只有进行土改，才能翻身，才能有幸福的生活，否则就活不下去。这是非常清晰的结论。但是也有很多好的文学作品并没有结论，比如说《红楼梦》。《红楼梦》的结论是什么？是封建社会快要解体了？是封建社会太糜烂了？封建社会充满了不义，封建社会、封建体制必须推翻？封建思想必须清除？这当然有道理。但是这个结论，是经现代的人分析出来的，是人们有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有了阶级斗争的观念，有了社会发展的观念，有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乃至于痛恨以后，才做出来的结论。也有人对《红楼梦》做出了其他的结论，可以做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结论，可以做出所谓情天恨海，感情是风月孽债，人不要有情，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感情，有了感情就是一切悲剧的根源，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无情，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说这个结论是错的，那个反封建的结论是正确的，那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如果是一个出家的和尚，他就不那么说。他会说你那个才是错的，他是对的。曹雪芹对此也没有做过结论。对《红楼梦》的结论，我们一度有些拔高了，几乎要把贾宝玉、林黛玉，还有晴雯捧成反封建斗士了。那些结论，我老觉得曹雪芹从坟墓出来一看，他的作品有这么大的战斗性，老先生一定会吓一跳的。比如贾宝玉见了北静王受宠若惊，匍匐在地。他把北静王送给他的小纪念品转赠给林黛玉，而林黛玉一把扔过去，说什么臭男人的东西给我。那么林黛玉扔这个东西是不是反封建呢？我也很怀疑。因为她并没有说什么封建王侯的东西你扔给我，而只是嫌臭男人，归根到底还是在讨贾宝玉的好。所以有了文学方式总体性的认识，再回过来看《红楼梦》，是不是一定要得出反封建的唯一结论？我们不能否定《红楼梦》反封建的意义，这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但是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无意故意唱反调，我只是说咱们应该面对现实，实事求是。

　　还有一个有趣但也非常可怕的例子，就是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这部作品曾经得过斯大林文学奖金。而肖洛霍夫呢，斯大林也是保护过他的。当时他写了《静静的顿河》，有人批评他，说很多地方美化了哥萨克白匪军，那时斯大林对肖洛霍夫也没有做特别高的评价，只是说像《静静的顿河》这样的作品也不是全无益处，意思就是也还行。对于当时的肖洛霍夫，有这一句话就够了。因为他本身写得非常好，又有斯大林的一言九鼎，他就站住了。到了赫鲁晓夫时期，他担任了中央委员，成了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到处说事的一个招牌，到哪里都说：“这就是我们的大作家——米哈依尔·肖洛霍夫。”肖洛霍夫在苏联的作家代表大会上，还有一句格言，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西方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按照党的指令来写作，这是胡说。我们是按照自己的良心来写作的。但是我们良心属于苏联共产党。我很年轻的时候看他这句格言，很感动。但是，最近我国苏联文学评论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说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表面上看是歌颂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实际上是揭露苏联农业集体化里面的混乱，对生产力的破坏等种种极“左”的行为，还描写了富农的抵抗。这里我不详细讲这部小说了，但是我认为这绝不是肖洛霍夫有意识这样做的。如果是那样的话，肖洛霍夫不就变成一个大阴谋家了？成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阴谋家了嘛。他一边说把心献给党，得斯大林奖金，又在赫鲁晓夫时期当中央委员，又是代表团的代表，同时又把农业集体化彻底否定……他不可能有意这样做。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在于，文学的方式包括小说的方式是总体的，又是过程的，它展示一种总体的、非常斑驳的图景。这个总体和过程，我们对它是可以进行分析的，而且可以见仁见智。上面说的评论家之所以对这进行分析，得出那个结论，一是因为苏联已经解体了；二来苏联集体农庄也已经解体了；三是中国的人民公社化也并不成功；还有第四，中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苏联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是运用《被开垦的处女地》总体斑驳的图景所提供的种种信息，进行了新的排列组合，进行了新的连接所得出的结论。

　　文学的直观性、形象性和思想性

　　和文学的总体性、过程性、多义性相关联的，是文学的直观性和形象性。文学在直观性上，是各类艺术载体当中最弱的。一幅画，视觉上是真正直观的，画一棵杨树就是杨树，画一个美女就是美女，画风景就是风景，画耶稣就是耶稣，画圣母就是圣母，甚至光线、色彩、轮廓、阴影、情调，哪怕是比较抽象的画，所表达的对比也都是直观的。戏剧在舞台演出的时候也给你极真切的感觉。音乐虽然没有可视的形象，但你在听觉上可以感受到，对你的听觉器官发生作用，这也是直接的。但是文学运用的是语言，语言实际上是一种符号。由于编码的不同，符号对不同的民族，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汉语对我们来说非常亲切，但对不懂汉语的人是没有意义的。文学的直观就是语言描写上的直观。但是它又是最强有力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各种思想、各种感觉、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手段（当然现在有了多媒体），都离不开语言。它既是直观的，和别的艺术门类相比，它又是充满了思考的。比较起来，作家更能够或者更习惯于多思考、多琢磨一些事儿。这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表现得特别明显。“文革”中，江青作为当时所谓文艺革命的“旗手”，最烦的、最讨厌的就是作家。她宁可选择演员，演员很容易得到信任，后来有的演员也被拉到他们的阴谋里。她也可以很快地制造出有代表意义的绘画来，但是她就觉得作家太黑，当时全国很少有作家能够符合她的心意。这个原因恐怕就在于作家比较喜欢动脑筋，比较喜欢思考。

　　作家的思考与哲学家的思考又有很大的不同。哲学家，甚至神学家，我不是指世俗的一般宗教职业者，而是指把神学当作一门学问加以研究的这些人，他们是用一种哲学的或者神学的方式，来思考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比如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五行：金、木、水、火、土；四大：地、水、火、风，都是在寻找世界的本原。这里面带有唯物论的特点，但是有人还要往根上寻找。老子就提出“道”的概念，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道”。当用这种哲学的方式来掌握世界的时候，对他来说最有意义的已经不是世界的千差万别，不是世界的形形色色，而是在各种具体事物背后的总体性、根源性的那个概念和那个命题的表现了。比如说“道”，在老子那里，一切万物，“道”才是最根本的。比如说“理”，宋明理学。冯友兰提倡新理学，他有句名言：“未有飞机之前，已有飞机之理。”飞机是后来制造的，但是飞机之理，就是空气动力学等等，这些道理是早已客观存在的。这是哲学的方式。但是到了文学这儿就不一样了。

　　文学的一个好处，就是直观、具体、形象。有时候我们看一篇好的小说、一篇好的散文，之所以感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至其地，就是因为文学的直观性和形象性。但是文学同时又是充满着无尽思考的，所以说文学既是形象的，又是思考的。再拿《红楼梦》为例，《红楼梦》中有各种非常具体的描写，比如说“黛玉葬花”，这是非常具体的描写，她拿着小花锄去收拾那些落地的花瓣。特别是像“寿怡红群芳开夜宴”，那整个一晚上众丫鬟们为贾宝玉过生日的欢声笑语的场面，他们怎么开玩笑，怎么娱乐，到最后谁靠在谁身上，谁倒在地上，都永远栩栩如生，似乎那夜宴永不结束。什么时候我们翻开这本书，等于又参加了一次贾宝玉的生日晚会。看《红楼梦》时间长了，连说话都会受他影响。但是《红楼梦》里面又不缺乏抽象的思考，还包括神学的思考。科学是讲究实证的，也是可以用逻辑来分析的，神学不同。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一个个生命个体消失以后到哪里去？说贾宝玉是女娲补天时所炼就的一块有灵性的石头，这一说尽管是作者的不衷之言，但它里面所包含的深渺和悲凉，是几乎无法用其他形式来表达的。石头的特点就在于没有生命，无声无息，无冷无热，但这块石头特别，有了灵性，于是变成了贾宝玉在无生命和生命之间的一种纽带。这个纽带也就是曹雪芹的神学思考。绛珠仙草得了神瑛侍者的灌溉，所以绛珠仙子要下凡界用眼泪来还给他，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也是一个深邃的思考。

　　想象并思考了这些以后，脑子就开始累了，疼了。因为你只能思考有限的东西。比如想你的父母，很容易；但要思考你的七百代子孙，那就没法思考了。再比如，由猿而来的你的最早祖先是什么样的，你也没法思考。思考到脑疼了以后，就进入了神学的思考，也就不需要论证也不需要逻辑了，不再需要判断真和假。所以《红楼梦》有它最直接、最生动、最形象的东西，又有很深的思考；它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它是抽象的，又是鲜活的。

　　文学与科学不同。从牛顿力学发展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些理论、那些定律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有效的，当然又有发展。牛顿力学三大定律是普遍有效的，牛顿发现它们也有非常个性化的过程。你或者接受它，如果你不接受它，你要证伪它，总之你要找出和它这个定律不符合的诸多事例来，要做出严谨的科学实验或者计算才行。但是文学就非常不同了，同样描写一件事，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假设在座的各位中有三个人去郊游，坐车碰到了最惊险的交通事故，回来之后这三个人各自叙述事故的经过，在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一定会各有侧重，各有风格。有人强调惊险，有人强调滑稽，也许还有人强调自己的命大。文学的叙述是描写客观的事件，但是这个客观事件是被作者个人的情感思想所影响的。

　　各个国家由于民族文化心理不同，对文学的要求并不一样，由此对很多东西的理解也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中国人看见月亮就会想起故乡，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都受到了李白诗句的影响。现在的孩子二三岁刚会说话，父母就会教他们学唐诗里李白的《静夜思》，这使小孩子从小在脑子里就贯穿着一样东西，看见月亮就思念故乡。尽管最初这种联想只是李白的，不见得当时所有人看见月亮都会思念故乡，而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运用想象力的过程了：看到月亮，然后想到家乡的月亮，而后想到这月光照着我的同时也照着家乡，于是思念家乡。由于《静夜思》，我们没有这个想象过程了。不过家乡在欧洲的话，月光不会同时照着，因为时差大。在美国时差更大，你在中国见月亮的时候，人家那儿见的是太阳。所以看见月亮思念故乡也是有一定条件的。文学作品里，月亮也好，波浪也好，它们有时候甚至左右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如果看见长江水，立刻就觉得“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也写过一首诗，叫《拉力器》，只有14个字，给大家介绍一下：“多少青春，多少肌肉，突然展翅，不飞。”这是悲哀的，拉力器让我回忆起即使展翅也不能飞的严峻岁月。美国作家约翰·契佛的小说里面，描写一个女孩子从台阶上往下走，穿着高跟鞋往下走，描写那个声音像吃冰淇淋小匙碰到玻璃杯时发出的声音。这样的描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每次吃冰淇淋都会用小匙敲杯子，但是很不幸，不管在哪儿，我始终敲不出高跟鞋碰台阶的声音。即使敲不出来，他的描写仍然使我叹服。我刚才就是用实证的方式去检查文学，约翰·契佛说的是一种感觉，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实在是好极了。这是非常动人的东西，它又不像牛顿定律那样可以得到检验，这完全是个人的一种感受。

　　所以有时候一个作家，要是迷上文学的话，他会觉得文学是无可替代的。只有在文学之中，他才能把个人的许多特点都表现出来，甚至可能表现得比自己的实际还要美好。作家在这方面非常幸福，把东西写得那样美好。他集中了他最美好的东西，一个比喻、一种感情，比他自己都美好。我曾经和一个诗人开玩笑，他的诗写得好极了，为许多女性读者所倾倒，他还常收到女性读者的来信。但和他近距离交流的时候，我发现他并非那样美好，这也可以说是诗人的一种特性——把美留给读者，把丑留给自己。我还发现，在文章里常提倡素食的人，吃起肉来比我还凶。但他要求别人吃素食的文章的确写得非常好，他可以用主观化、个人化的处理来表达对世界的感受。所以文学的方式也是一种人性化方式，是一种使大千世界变得更加丰富的方式，是一种尽情地发挥人的想象力的方式。

　　文学的想象、审美和创新

　　文学的方式还是一种想象方式，对于全民族想象力的提高有着极大的好处。我们现在都讲想象力，智商里也包含着想象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又是不可分的。江泽民同志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那么一个从事文学的人就是靠创新吃饭的。所有的艺术都要创新，文学尤甚。画可以画两次，同样的两幅画都可以卖一个好价钱。但文学就不同，如果写一篇小说，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第二次你又写了一篇一模一样的，在《北京文学》上发表，那可就出丑了。

　　文学要求想象，要求创新。在科学里面，你不能把想象当成果；而在文学里，想象就是成果。你只要把想象写下来了，这就是成果。它并不要求真正地实现。人们在爱情上的想象非常多，特别是那些没有实现的爱情，往往在文学上表达得特别动人。感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在于它没有实现；相反，如果你的爱情实现得非常顺利，热恋到白热化时你是不会向对方背一首爱情诗的，因为那时你所关心的，你的兴奋点已经绝对不在文学上面了。但是如果你失恋了，就会非常急地找一首诗；或者你求爱而不得，也许会给对方写一首诗。本来没有实现的东西是种悲哀，是一个遗憾，但到文学这儿就是一个资源，是一个宝贵的资源。第一，怕你没有想象；第二，怕你想什么就实现什么。心想事成了就没有文学了。相反，心想而不能成的时候，往往会出现特别好的文学。所以文学对于人的意义，就是开发人的智力，开发人的想象力。1971年我在新疆上“五七干校”的时候，发了一个学习材料叫作《贫下中农批判修正主义》，其中一个是批判童话《拔萝卜》。一个贫下中农说，萝卜明明是我们农民种的，而现在偏说是兔子种的，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我当时就纳闷，咱们民族是怎么了？连童话里面讲劳动都否定了，我们还有什么想象力？我们还能有什么创造力？

　　文学的方式还是一种关注审美的方式。我们很多作家热情地投入社会生活，热情地投身于某项事业。比如说，捷克的共产党作家伏契克，他本身就是反抗法西斯的一个战士。他的著作将他受刑、包括怎么被拷问的过程全部都写了出来。他被法西斯绞死了，但他这本书却留了下来。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他也是投入的。如果不投入他不可能写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还可以举无数的例子。今年9月我到南非访问，那里有一批非常著名的作家，包括一些白人作家，都曾经被白人的种族隔离政策所迫害、打击，有的还蹲过监狱。他们都是积极投入到社会的斗争中去的，而且他们到现在还有一种刚刚获得解放的激情。但是仅仅投入还不至于成为文学，它需要你跳出来，需要你进行审美。你是这个世界的一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只是一个点，只是一个个体。但是当你想用文学的方式来把握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要跳出来，拉大距离，从而能够看它的全局、整体，否则你怎么可能有好的文学作品？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这样才能了解得具体、了解得深刻，世界才能够和你相关，经验才能激发你的真情。

　　有了真情实感，才能令人信服，审美也才能够不局限于眼前的事物。比如说，一件事情做成功了固然是可喜的，但是失败了，也有一种美在里面。审美观是很有意思的东西。一个失败，当你对它进行审美的时候，你会对它产生同情，它能唤起你的悲悯之心。我想起1978年左右的时候有过一个摄影作品，叫《上访者》。那画面让你一下子就看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社会上各种冤假错案堆成了山。那张照片太惊心动魄了，而且这张照片有非常高的审美价值。这个审美价值，不是说这个“上访者”是个美女，而是观众的审美感受和艺术家的人道主义感情结合起来，让人感觉到“这个人”受了许多折磨，但是还抱着希望和期待，仍然在苦苦地望着、追求着、奋斗着。审美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东西，但是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谁能保证自己的生活里永远是胜利成功？永远是鲜花掌声？不可能的。当你碰到挫折、委屈的时候，受到冤枉、打击的时候，这时你能不能拉开一下距离，用审美的态度观照一下自己呢？却原来我是面对这样的困难，好比泰山压顶。你想象一下，一个健康的人，一个有道德、有良心的人，但是他面临了泰山压顶的压力，他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观照会不会使自己更聪明、更智慧、更坚强？在人生之中，如果有这种审美的态度，就有了人生的滋味。

　　我们现在开放多了，《光明日报》的副刊曾经开过一个专栏，叫作《我的悔》，专门写你自己最后悔的一件事。《北京晚报》副刊上也有过一个专栏，叫《尴尬一瞬》，专门写自己人生当中尴尬的事。后悔的事也好，尴尬的事也罢，这都不是正面的定性。但是当你把它写成文章以后，就变成了人生的一个小插曲、小镜头，乃至于变成了一点幽默或者是一声叹息，这个时候你对它看得就更清晰了。所以文学的方式是一个投入的方式、审美的方式，同时又是一个心理健康调节的方式。

　　语言的功能与陷阱

　　文学的方式，更是一种语言的方式，因为文学的一切是靠语言来实现的。当然文学书籍也可以有插图，但是文学的力量归根到底还是在于语言。现在外国的书籍出版，也有许多稀奇古怪的构想，比如说有些儿童书籍带有香味，书翻着会有许多味道出现，特别好闻，这就使你更想翻下去；有的儿童文学作品里头加了多媒体，一打开就像新年贺卡会发出好听的声音。但这些都不是文学的正宗，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它主要是靠文字。而语言和文字恰恰是人和非人之间最明显的区别。

　　前不久我听了一个大学生演讲，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用词用得非常精练。他说：虽然我上无片瓦，下无一席之地，但是我还有自己的语言，我还有我会写的字，那么在我这有语言有字的情况下，我就感到富足。他最高兴的事儿就是他在语言上的富足感，而语言对人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语言是人创造出来的，语言是为人服务的。外国有一派学者说，语言反过来统治着人类，人的各种思想实际上已经被已有的语言管住了，人本身还不知道。因为文化的力量、语言的力量太大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已经规定了你的感情方式；你结婚了，你非常高兴，你会想到“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有时候你听到好消息，会立刻想到杜甫的“漫卷诗书喜欲狂”。这都说明语言的力量非常大。

　　我从1982年到1992年担任了两届中央委员。有时候我参加一些会议，就发现找词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词，最概括又很清晰，还能不被坏人利用，最大限度地鼓励，并且还要好听。有时候我看电视广告，觉得它也是一个找词的过程。有些词找得我实在不敢恭维。一种是你看了半天广告，不懂它要干什么。还有，有种牙膏叫“冷酸灵”，我一看名字就开始有不适之感，我不知道厂商为什么不从正面找词儿。为什么要叫“冷酸灵”呢？你哪怕是叫“很舒服”都比它好啊。

　　语言的选择和语言的运用很重要，但是语言的方式也会带给文学一些先天的弱点，因为语言毕竟还不是事实。比如，用语言描写一场战争和实际发动一场战争可是两回事。谁敢随便发动一场战争？但是如果你喜欢，又有笔有纸或者有电脑，你完全可以描写得枪炮齐鸣。写爱情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从事各种样式光怪陆离的恋爱，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人是不是有病，但是你描写爱情，就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你用你的语言描写一个人哪怕同时爱上10个人，一般说也不会遭到追究，更不会发生其他的苦难。所以语言和实际不完全一致，语言的实现是一种虚拟的实现，并不是真的实现。有时候我也开玩笑说，现在有些作家喜欢在作品里写婚外恋，不但写第三者，连第四者、第五者都写出来了。但是你们不要认为凡是写第三者的，都很风流，其实那有很多技术性和操作性上的困难，现实生活中并不可能。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恰恰是因为实现不了，所以才成了笔下的语言。一些写爱情写得好的作家，都是单身汉。安徒生就是单身汉，他写《海的女儿》《冰姑娘》都写得很美。

　　凡事都有另一面，语言也可能是虚假的，可能是套装的。“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在这里语言就成了贬义词。新疆一位过世的维吾尔族诗人，他有一句诗“我们有一批用舌头攻占城池的勇士”，就是讽刺语言的虚夸。在维吾尔语里，“舌头”就是语言。我们知道，攻占城池毕竟是用武器、用军队，而不能用舌头、用语言。如果你的军事力量已经足够了，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去跟敌人谈判，也可以说用舌头攻占城池。但是从根本上，不是靠舌头，而是靠背后的军事力量，靠武装斗争。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文学的非操作性和非行动性的一面。说是语言的弱点也可以，因而不要对语言手段抱不切实际的希望。

　　我有一个亲戚，80年代初的时候被任命为一个小官，非常地兴奋。那时他从我这里拿了一些杂志看，看到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写的是乔厂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实干苦干，大干特干。我这个亲戚看完以后就激动得不得了，马上模仿着在他的小单位改造了一番。改造了一年，我这个亲戚就被调走了，因为他太莽撞了。小说里的东西，你把它当成操作的东西来做，很可能要失败。当然也有能操作的，有实践意义的。据说刘伯承司令员就很喜欢看《日日夜夜》里头描写保卫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巷战描写，因为那些描写符合战略战术的一般原则。高扬同志担任河北省委书记时，曾经在省三级干部大会上把陆文夫的小说《围墙》当学习资料发给大家，因为《围墙》里面描写了一个不是空混的，而是自己实干苦干，而且富有创造性的一个干部。当时大部分文学作品不能在实践中照搬。我常常套用《三国演义》里的一句话，“言过其实，终无大用”，就是指说的比他实际做的好，这样的人没有办法派上大用处。我希望我们通过“言过其实，终无大用”这句话来警惕自己，在讨论文学的方式、文学的优越性同时也能看到语言不足的一面。 人生即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