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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内的谋杀

　　刚从香港回到多伦多，立即又风尘仆仆地赶到纽约去上课。

　　课题是：家庭内的谋杀（Murder in the family）。

　　主讲人是我的博士论文审评会的主席，我当然不能不乖乖地出现。先与西比利教授打个招呼，再打量这围圈而坐的一群人，三十人中，只有素珊一人是我认识的。

　　素珊与我都是念心理学，都是跟随西比利教授的，她是个社交十分活跃的人，穿插在人群中，一下子就探通了每个成员的背景。

　　来上课的，除了小部分是研究人类学及现时在美国十分流行的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者外，大部分是心理学的研究生，其中又以专攻心理分析者为多。

　　二十多位心理分析的同道聚在一起，每人对彼此的内心世界都一览无遗，怪事自然要发生。

　　在这彼此陌生的环境里，总是声音最大的人占最多空间。

　　声线浑厚的约翰逊，用了大半个小时来介绍自己，他说他的工作，多以被家人性虐待的儿童为主，他自己就收养了十个受害的儿童。

　　坐在我旁边的素珊，低声对我说：“谁家孩子不幸被他收养了，准得倒霉。”

　　上课第一天，只有独白，没有交流。

　　整个小组由五六个人的声音控制。沉默的组员以无声抗议，内心却秘密地分析发言人的每一句话。

　　就是在这怪异而近乎超现实的气氛中，我看到马莎——一个装扮整齐而又稍为保守的中年女士。马莎沉默而神情温和，但是她的沉默，却比组中任何一人的声音都更为响亮，因为这位骨骼硕大的女士，前身分明是个男人。

　　一个曾经“杀死”自己本来性别的变性人，在这专门研究“谋杀”的小组座谈中，具有一种无形的威胁，令人不敢正视。

　　上课第二、第三天，组员的攻势及侵略性愈来愈大，但是碍于彼此之间仍是很陌生，因此把箭头全部指向组外人。

　　西比利教授邀请来参加讲学的嘉宾，一个个被我们批评得体无完肤。

　　第一位嘉宾是纽约心理分析专家米斯。他给我们讲解近代心理分析的趋向。结论是：传统与“摩登”心理分析的分别，其实很难下明确的定义。每个人都认为米斯说了等于没说。

　　第二位嘉宾安娜达莉亚，早年是俄罗斯芭蕾舞团的领舞，后来转读心理学，她的博士论文，是重新修订心理分析开山祖师弗洛伊德的原理。不用说，她那高不可攀的舞台姿态，很快就成为我们私下里的取笑对象，连整个俄罗斯芭蕾舞团，都被殃及。

　　第三位主讲人东妮，是西比利教授刚毕业的得意弟子。她研究的是希腊神话中的母女关系。

　　东妮引用荷马史诗的故事，指出其中好些母亲，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儿女的性命。到儿女死后，她们又哭哭啼啼地埋怨老年孤独无人照顾。

　　其实，东妮的学说，最为入题，我们这座谈本来就是要讨论发生在家庭内的暴行。

　　也因为入题，我们对她攻击最大。攻击东妮，其实是攻击西比利教授。为什么他自己不发言？为什么东妮有特权在组内发表自己的文章？

　　而西比利教授对我们的存心生事，一点反应也没有。这位教授本来是位钢琴演奏家，早年曾与Van Cliburn一同参加音乐比赛。后者成为二十世纪著名的音乐家，而西比利就改行成了我们的心理学教授。

　　素珊说：“我们教授自从败于Van Cliburn手下，大概至今还没有复原。”

　　既然是个受了伤的男人，我们愈迫他，他愈逃避，后来连午饭都不跟我们一起吃了。

　　我们只好继续找东妮出气。

　　保护女权的嘉伦尤其愤怒，她质问东妮：“为什么你集中指责母亲，却不提父亲。难道你嫌这时代对妇女的迫害不够，要多加一刀？”

　　嘉伦找打架的引子一被挑起，其他组员难免遭殃。一时小组气氛十分紧张，人人备战。

　　在此危急开头，一位来自非洲的组员，却若无其事地大谈天下一家的道理。

　　他指着气冲冲的嘉伦说：“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是让我来拥抱你……”

　　他又向着另一男组员说：“我的兄弟，你知道蛇被杀的故事吗？让我来告诉你……”

　　这位兄弟弄得人人啼笑皆非，真想叫他住口，但又没有一人愿意出声。全部组员僵在这气氛中，听他说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故事。

　　一肚子怨气无处可发，我们觉得倦不可言。私底下，我们开始成党成派，三十人变成三五成群，课室内不能或不想说的话，都在自己的小组内畅所欲言。说的当然都是恶意的话。

　　在混乱中，有人提起马莎的名字。致力女权运动的嘉伦，认为本来是男人的马莎，不应该上女厕。

　　那么，马莎应该上哪一个厕所？这题目成为各小组最热的辩论。

　　马莎本人却对一切攻击无动于衷，她似乎是唯一冷静的人。

　　晚饭后，我与马莎交谈彼此的工作。她来自西雅图，在当地创办了一间辅助变性者的诊所。她说：“一般人对性别身份（Gender Identity）方面的认识，实在太少了。认识愈少，恐惧愈大。”

　　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有位教授来讲述小说中描述的家庭暴行，为各类血腥事件，一一举例。

　　众人开始骚动，酝酿了五天的怨恨与恶意，终于爆发。有人说，我们不能就此解散，太多未了的情绪，太多未解的结，各人纷纷提出补救之法。

　　我说：“我们不断地数说别人的罪行，而我们自己这一群人，其实也不断地彼此杀戮，抢夺彼此的空间。我一直很少发言，因为不想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删去。”

　　我话未完，东妮就赶着说：“我认为这个座谈进展得十分不错，我对希腊神话实在下了很多工夫……”

　　素珊打断东妮：“请别再改变话题，又一次删掉他人的声音。我们组内这种只顾自说自话的方式，对在座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种暴行。”

　　东妮黑着脸，像被人打了一拳。

　　西比利教授问我：“我们怎样可以补偿这些对你的暴行？”

　　我说：“我不想多说，只想杀人！”

　　我走到来自非洲的组员面前，用大衣塞着他的口，说：“首先，我想杀死你，因为你满口道理，我却无法与你沟通。”

　　我又把嘉伦按在地上，说：“我想杀死你，因为你嚷着维护女权，而身为你的女同学，我却一点都感觉不到你的支持。”

　　最后我拉出西比利教授，对他说：“我也想杀你！因为我想听到你的声音，而你却只是沉默。”我与另一组员合作，一同把他“扼杀”。

　　这五天，是一个奇怪而有趣的经验。人在满口道德及要做好人的枷锁中，往往不知道每人的内心，都有一股血的欲望，久不久就要咬人一口。

　　我连“杀”三人，消尽所有恶意，反而觉得与这几人特别亲近。

　　十分满意地完成了课程。收拾行装，与素珊一同坐计程车回家，途中素珊问我：“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杀东妮？这几天来她一直在霸占你的空间。”

　　我答：“我不杀她，因为杀人是一种亲密的行为（An Act Of Intimacy）。我只杀我愿意接近的人。”

　　计程车司机听着我们的谈话，显得十分惊惶，不知道接上了哪家疯人院跑出来的两个疯子。 李维榕家庭心理治疗系列·解剖原生家庭真实案例（套装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