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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乡为己乡

　　一个星期来，不是加拿大国庆，就是美国国庆。十岁的小侄女吵着要买一面枫叶旗。

　　那天我们一行十多人，年纪最大的是八十岁，最小的有十个月大，四代同堂，浩浩荡荡地前往多伦多湖边的明珠酒家。

　　这种人多势众的家庭场面，往往羡煞不少人丁单薄的外国朋友。

　　小侄女举起那红白的加拿大国旗，在前面领行。几乎全部是黄面孔的一族人，大摇大摆地走在异国的天空下。我说“几乎”，是因为二姐夫是英国人，他刚与二姐由伦敦乘飞机来探望母亲。

　　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移民家庭，连最老的祖母，都曾经唱过加拿大国歌，宣誓效忠异土。

　　入籍考试前夕，两个十多岁的侄儿为祖母恶补：加拿大有几个省份？谁是上一届总理？如果加国与中国开战，你会站在哪一方？

　　临老学英文，老祖母上了几个月课，只会说“哈佬”、“How乜殊”？

　　面对当年移民潮的冲击，本来足不出户的老人，为了害怕被下一代遗弃，千里迢迢，神推鬼拥地做了加拿大人。

　　怪不得中国人总是把“国”与“家”连在一起，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老祖母的移民梦，原不过是为了要跟家人聚在一起。

　　这一代的中国移民，与一个世纪前的铁路工人已经大有分别，但当中仍然有一个不变的道理：为了寻找他乡的梦想。

　　十九世纪初，加拿大人为了建筑铁路，从中国招来了很多苦力。当铁路于一八八五年完成时，很多工人便定居下来。当时的加拿大政府，对居留的中国人，每人要征五百元人头税，等于当时两年的工资。因此，很多中国人离乡别井，长年与妻儿不能见面，就是因为付不起人头税。

　　这项种族歧视的政策，至今仍被认为是这个强调多元化国家的污点。加拿大政府于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国庆日，正式通过一项排华政策，限制华人入境，这政策维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很多华人因而天各一方，不能与家人团聚。因此很多上一代的中国移民，称七月一日国庆日为中国人的耻辱日（Chinese Humiliation Day）。

　　上一代的老华侨，被迫把家人留在故乡，自己走入餐馆及洗衣店的行业。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多伦多只有二千多华人，却有近四百家洗衣店。

　　《多伦多邮报》的一位华侨女记者Jan Wong，就特别在加拿大国庆日，报道了一个三代为人洗衣的华人故事。

　　这位华人姓周，他的洗衣店至今依然用手洗熨。熨斗、洗衣板、收银机……全部老古董，店铺像个洗衣业历史博物馆。

　　在这“一小时干洗”的年代，周老头的洗衣店却要三个星期才起货。

　　有趣的是，他的顾客多是城中讲究衣着的知名人士。不但不嫌久等，还把老头子当作大恩人，把最贵重的衣物交托在他手中。

　　我不知道这个象征加拿大历史一部分的故事，对现代的中国移民有什么意义。这一代的移民家庭，对他乡的历史并没有太大兴趣。

　　以我们的老祖母为例，她最怕的是大孙儿会交金发女友，将来会为她带来一个碧眼的曾孙。

　　香港移民，对家庭以外事物的漠不关心，是十分明显的。

　　我刚从迈阿密回来，主要是参与美国家庭治疗师一年一度的研讨大会。大会中特别有一个有关移民的专题讲座，内容大部分以南美拉丁语系移民经验为主，提供的资料虽然涉及亚洲移民，但纯粹只是陪衬。

　　问题是，中国移民至今仍然不显眼，没有自己的声音。

　　大会中有两个讨论小组，一组是“白人会员对话”（“White Member's Conversations”）一组是“有色人种会员对话”（“People of Color”）。有色人种的小组，大部分是黑人。我因为飞机误时，错过了这个讨论。后来问其中一位参加者玛莎讨论的详情，她说：“这是一个十分令人难堪的交谈，谈起不同种族及肤色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勾起太多不安的情绪，让我久久不能平复。”

　　玛莎是纽约甚有地位的特派专员，很多重要决策都由她主理。她是黑人，连她都因为肤色问题而不知如何为自己定位，可见一般平民小卒岂非更难自处。

　　妙的是，这两组以肤色分组的讨论，是由黑人会员提出的，因为他们觉得，黑人与白人的经历不同，如果放在一起讨论，就会忽视很多细节和特性，尤其是在教育下一代的问题上，如果父母没有为子女准备怎样面对不同肤色所带来的歧视，子女将无法应付那意想不到的成长挫折。

　　美国黑人的挣扎，中国人往往无法认同，加上加拿大人标榜多民族和平相处，在多元文化的吸引下，我们很容易便暂且忘忧，安安分分地认他乡为己乡。 “亲子”不如“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