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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一程

　　家人孺留，应该怎样处理？

　　数年前，我应医管局的邀请，以上述题目主持了一个为期两天的工作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家里一连死了三个至亲，连我自己也患了一场大病，在医院住了三个月，真的往鬼门关打了一转。

　　这次，“舒缓医学学会”又邀请我主持同一题材，我立即迷信起来，不知又要死掉什么人？

　　哲学家罗素说：“人一生下来就是等死。”

　　问题是，由生到死之间，中途还要经历很多亲人的死亡。

　　避无可避，死亡与纳税一样，是必然发生的事。

　　但是这个无可避免的话题，也是个忌讳的话题。

　　我们对丧礼倒是十分重视的。风光礼葬，是远古以来不同民族对死亡的最大期望。希腊女人在丧夫后，一辈子都穿黑衣哀悼；印度妻子到现代还有人甘愿与亡夫一同火葬；犹太人的丧礼仪式繁杂，往往要祷告一整年；美国南部的黑人，更是用爵士乐把心中哀念化作一曲断肠。

　　有趣的是，大部分仪式都在人死后才进行，我们可以对着死者掏出心肝，面对垂死的亲人，却往往不知所措。

　　家翁临危时，七个子女都老远地跑回家来，但是没有一个人提起死字。

　　他患的是肠癌，每个深夜都会醒过来，捧着肚子独坐，可以想象他肉体上有多难受。

　　我们看到了他的房间亮了灯，也纷纷醒过来，却动也不敢动，甚至不敢上厕所，免得经过他的房门。

　　当时我想，他最需要的是有人陪伴，与他一同度过漫漫长夜，但是自己的腿却像生了根，无法走入他的房中。

　　老人由生病至逝世，没有人向他谈过他病情的严重、他的感受、他的惊惶、他的打算。

　　我们下一辈的人，无助地看着他一步步走离人世，各自带着一股尚未舒解的情意结，却是所有话语都化为沉默。其实我们观察病人，病人也是同样观察四周的人。

　　我自己在深切治疗时，每张开眼来，见到的人都是愁眉苦脸，向着我叹气，我即使病得再糊涂，也明白事态不妙。

　　也许并非所有事情都要解释清楚，面对死亡，更是无从解说。

　　我的朋友Ruth Mohr是位资深老人学专家及家庭治疗师，她生前对丧礼的仪式特别有研究，来港教学时，一有空便要我带她到威灵顿街的通善坛去看人烧衣打斋。

　　在她逝世前，她把亲友都请到纽约的家来，安排一次盛会。她自己打扮清新，戴上假发，安详地维持她一向低调的气派，对客人说：“我知道我死后你们一定会说很多哀悼的话，不如让我现在就听听你们会说些什么。”

　　两日后她便病逝。

　　也许研究死的人，自己也会死得潇洒。

　　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才算是善终。能够安排自己的终结，是否一定较不能控制为佳？

　　也许我们应该做好一个练习，让每个人都回答两个问题：

　　1.你认为怎样死，才算死得好？

　　2.你要怎样送你的亲人上路，才算善终？

　　我相信每个人的答案都不相同。

　　时下很多教人处理弥留问题的辅导，都是叫人不要避免谈死，把死亡成为生活话题，除去禁忌，临终的人便不会在感觉上孤立，不用孤单地上路。

　　其实这条路是必须独自走完的，好在人在死前脑部会发出一种荷尔蒙，让人除去对死亡的恐惧，安然逝去。

　　Ruth Mohr的母亲弥留时，就是对女儿说：“不要再给我爱，不然我去不了。”

　　因此，大自然本身知道怎样为弥留者准备，我们要留意的，是不要在死亡还没有来临前，就把亲人杀掉。

　　也许处理死亡不一定要谈死。

　　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希望在家翁午夜徘徊时，可以为他煮一壶酒，讲一个笑话，回顾一次家族旅游、一顿美宴，或者只陪他坐着，什么也不说。

　　在生命只剩下一分一秒时，生活的点点滴滴，更是可贵。

　　最大的遗憾，是干等着死亡的来临，不能动弹。

　　无论多风光的葬礼，多少金银衣纸，呼天抢地的哭声，都代替不了最后一程的相处。 “亲子”不如“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