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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舞台上的老舞者

　　没有比这一次接到老师的电话更让我来得高兴。电话筒传来他兴奋的声音：是维榕吗？我又活过来了！前一阵子以为必死无疑，现在又找到气力了。要写的东西起了稿没有？快寄来给我看看。

　　我的老师Minuchin，快九十岁了。多年以来，总是觉得死亡在我们与他的关系中徘徊。在我们合写《家庭与伴侣评估》那部书时，有一阵子他就感到十分低潮，他给我和Nichols写信说：从一个健康的老人，一下子变成残弱老人，实在十分不习惯。

　　我和Nichols两人都感到十分难过，却找不出话来安慰他，只有默默地在远处等他复原。

　　去年他又在看戏时摔了一跤，把已经做过手术的髋骨摔碎，几乎没了命。但是刚出院，他又赶来与我们一起主持每年在纽约主办的暑期课程。

　　讲课时不觉得累，但是一天下来，身体都支撑不了，他却说：“今天的课讲得十分平庸，辜负了这些远来的学者。”

　　晚上我们都联欢去了，他却独自留在中心，重新组织第二天的教材。好在第二天，每个人都说那是Minuchin讲学最精彩的一次，他才放心。

　　只是经过一番折腾，课程完结时，他便累得一塌糊涂，还开玩笑地说：“我们家庭治疗师不知道，双腿是连接着人的灵魂的，双腿有问题，灵魂也会失魂落魄。”

　　他实在是行一步痛一步。后来听说同事Emma那近百岁的妈妈，做了髋骨手术后，第二天便可以下床跳探戈。

　　Minuchin说：“我也要跳探戈。”

　　手术后，他虽然没有跳舞，却马不停蹄地在南美及北欧主持了好几个工作坊。今年夏天我们在纽约见面时，他正好刚从挪威游学回来，还在伦敦一口气看了四部舞台剧。

　　他还是那样地兴高采烈。但是老师真的老了，行动明显地慢了下来。他很喜欢拿自己的死来开玩笑。每当有人提起群众对他工作坊反应热烈时，他总是说：“那是因为他们怀疑我是否真的依然活着，以为我早做古人去了。”

　　其实远在他写作Family Healing 时，Minuchin就说：“活到我这把年纪，就会觉得死亡总在附近窥视着你。”

　　这一阵子，很多家庭治疗的宗师学者，纷纷逝世，包括Michael White、Jay Haley、 Insoo Kim Berg、Paul Watzlawick、 Lyman Wynne等人，Minuchin几乎是唯一生存的祖师爷一辈。一次又一次在丧礼上为老朋友致悼词，怪不得他晚期总是为家庭治疗的历史作见证。对整个行业的兴趣，比他自己见称的结构派家庭治疗来得大。

　　他常说：“其实并没有结构派这一回事，我自己也不是纯结构派的。”

　　什么是结构派？是个有趣的问题。从理论而言，它指的其实是家庭结构；一个家庭的形式，以及每个家庭成员所扮演的角色和互动。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如果人人都守着本位，就会天下太平。偏偏家庭关系往往是阴差阳错，应该站在同一阵线的夫妇，往往因为各种矛盾，造成各守一方，让儿女越线而上。很多青年人及儿童问题，都是基于这种家庭位置大转移，令父母无法有效地教导子女。

　　Minuchin早年是从事青少年工作起家，因此家庭结构是他的心得。

　　从实践而言，这套疗法一般会强化父母的位置，让那不知不觉被坐大了的孩子返回孩子的位置。

　　这理念很简单，做法也很能奏效，进行起来可不太容易。因为大部分父母都以为孩子问题出在孩子本人，没法与夫妻关系连接起来。Minuchin的专长，就是好像在不经意的会谈中，把一家人的结构圈点出来，让家人对自己错综的关系，有清楚的了解，重组家庭的功能。

　　但是，我与他分享自己的个案，每有典型的结构派手法时，他总是毫不起劲地说：“太没有新意了。我也懂得这样做！”

　　他就是不喜欢重复。像个万花筒，几种颜色，却有千变万化的图案。

　　这次我到伦敦讲学，伦敦的很多同事，大都曾经跟随Minuchin学习，佼佼者如Eia Asen、 Gill Gorell Barnes、 Alan Cooklin，都来参加我的示范。英国的治疗界喜欢互相切磋，不像美国，人人都想自立门户；因此，没有太多理论性的发展，却在临床实践的工作上，对每种问题有更专门的研究与探讨。加上英国人继承了深厚的心理分析传统，以及能言善辩的语言表达，没有人会有耐性让你演独角戏。因此，在伦敦主持工作坊，对我自己是很大的冲击，舌剑唇枪，却又在过程中，每个人都感到十分投入，那是一种十分敬业的精神，下课后大伙儿又天南地北，在酒吧内交流坊间的八卦新闻。

　　回纽约后，Minuchin问我：“他们怎样评价你的治疗示范？”

　　我答：“他们说我的处理风格比你性感（more sexy）！”

　　他立刻哇哇抗议：“那是不对的，我也性感（I am sexy too.），不过是属于男性的性感罢了。”

　　并非我想青出于蓝，只是我不会错过逗他一下的机会，即使这是我敬重的老师。

　　其实，我带到伦敦的治疗资料，有一部分是关于孩子对父母矛盾的反应，过程中不但记录了孩子在父母不和时所产生的生理反应，同时夸大了孩子的声音，让他们对父母的言谈举止作出反应。

　　这做法，与前面所提结构派的基本理论是有出入的，前者是要加强父母的权威，不让孩子出位；后者却是利用孩子的观察力，让他们成为父母的专家。对Minuchin当然有一点挑战性。

　　我正担心他的反应，谁知他反而很仔细地把所有录影资料看完又看。

　　第二天，他还把他那研究儿童发展心理的妻子找来，对我说：“你这些资料很有创意，让我们看看怎样写成文献，这是对结构派的一种延续发展。”

　　说做就做，我回到香港，他仍不停地催我快起草稿。

　　接着他有一阵子没有消息，联络上时，远方传来的声音是那般微弱。他说：“我的糖尿病发作，让我全无气力，真的要面对人是并非长生不死的。”

　　我叫着抗议：“是长生不死！是长生不死的！”

　　跟着来的数周，每次电话响起，我都预料会有不愿听到的讯息。

　　因此，听到他报平安的来电，可以想象我心中有多兴奋。

　　他告诉我正在准备在世界心理治疗进展大会的主讲，叫我把我那一组研究儿童的资料寄给他。那四年一度的“华山论剑”大会，把各派开山祖师都汇合起来，参加研讨者多达六七千人。

　　他说：“我打算这样开头：我是一个经历了整个家族治疗发展史的老人，已经度过了我的创作时期，我现在的使命，不是创新，而是整理，以及扶持下一代的创意。”

　　他问我：“我可以介绍你那一组资料的录影吗？里面有些片段做得很美！我真为你高兴。”

　　老师的肯定，对我们下一代的治疗师当然十分重要。但是心花怒放之余，我同时感到十分伤感，老师真的老了吗？

　　那曾在家庭治疗的舞台上脱俗超凡的魔术师，真的再也不能在帽子中变出白兔来了吗？

　　多年来看看他在垂老中挣扎，让我想起有一次看现代舞蹈大师Merce Cunningham的表演，当时Cunningham已经八十多岁，患有严重的关节炎，那次，他与苏联著名芭蕾舞家Mikhail Baryshnikov表演双人舞，一个是轻盈流畅，一个是寸步难行。但是，那沉重的一举手一投足，却更具有千钧万马的威力，牢牢地吸引着我们的专注，让我们永久地凝结在那一刻中。

　　突然察觉，当老师说他已经过了创意时段，原来是故意说错了：在一些人的人生舞台上，每一步都是创意。 家庭生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