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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谈死

　　下班回家，满脑子工作计划和安排，突然收到电话，我侄儿去世了。

　　没有准备、没有安排，这个消息我无法接受！

　　独个儿呆坐。侄儿与我同年，我们一向像姐弟，一同长大，一同分忧，他没有可能突然逝去。

　　我无法接触自己的感觉，脑子麻木得很，零散地浮现着一些过去的影像；那年我往台湾升学，侄儿渴望与我同往，但是他没有考上学校。来送我上船时，船逐渐开走，那留在岸上的少年，竟是如斯落寞；而我，至今仍记着他的失落！

　　记忆回到更早，那年父亲去世，迷失在一堆扰攘的大人当中，两个孩子自然地向彼此伸手，我们就是那样手拉着手一同度过我生命中的一个大难关。

　　不知道是何人作弄，我生命中的至爱，总是那么莫名其妙地突然被攫走。父亲只病了一天；母亲突然倒下；而侄儿，活生生的一个人，半天内就不复存在！

　　一生的理想、挣扎、计划、安排、得与失，一下子便灰飞烟灭，一下子便再也不重要！

　　我仍然呆坐。他们每个人的离去，都剥夺我生命的一部分，使我支离破碎。

　　只是我不明白，既然不能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为什么却感到自己的一部分已经随着死去。

　　那年回港，第一件事就是为医管局主办一个为期两日的讲座——“如何协助弥留病人的家庭面对危机”，想不到这重担子立刻就落在自己身上。

　　当时那个讲座的题目，的确勾起很多切身感受，令我十分伤感。想起一生中失去的亲人，便怀着日后不知再要失去哪些亲人的恐惧，更加明白哲学家尼采之言：“人生下来，就是怀着死亡的焦虑。”

　　死是铁一般的事实。从生理角度而言，生死是界限分明；但是从感觉而论，生与死是互相重叠的。死的固定是生的不固定；死的铁证是生的无依。

　　年幼时在父亲的祭堂前守灵，穿着一身麻衣，听着和尚诵经。当时那一股陌生而无助的感觉，我以为长大后就有办法把它控制，没想到年长后，那种感觉更因为情况不断重演而愈更熟悉，愈更无奈。

　　记得父亲祭堂前挂着一对挽联：“且向不生求不死，还从如去见如来。”

　　守灵时，我眼睛不断地盯着这对挽联，心中把它念了一万次，只是至今仍不明白，如何从不生求不死？分明是去了，又怎样当是来？

　　这个儿时疑问，一直没有解答。

　　只是，我知道，父亲至今依然没有消失。在我的梦境中，他仍是活生生地住在故居。每次梦醒迷糊时，我会十分释然地安慰自己：“看！他并没有死去，那消息是假的！”

　　母亲病逝的消息，由电话隔洋传来。那是春天的早晨，园子里充满早春的小白花，我却被一阵哀伤笼罩，对自己说：“从此我就是一个孤儿了！”

　　如何处理死亡？我那为期两天的讲座，勾起参加者不少新愁旧怀，彼此泪眼相对。问题是，这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远观他人挣扎的情况，而是我们人人身处其中，一个无法逃避的过程，只是处理方式因人而异。

　　死终归是死，无论怎样包装或粉饰，都是一个终结。无论身体在火中燃烧，或在黑暗中腐化，都是给生者留下一番苦涩，一种啼笑皆非。

　　有人美化死亡，从死中看到天堂，嗅到花香；有人较量死亡，猝死胜于长病，或一睡不醒是好死；又有人视死如归，为这生的悲剧加添一番意义。

　　记得一次在纽约看家庭治疗师Peggy Papp做治疗工作，她面对着一对夫妇，他们的小女儿患有重病，忧心的父母谈起家中的情形来，却发现原来两人各自的家族中都死了很多近亲。谈起“死的人多”的现象，夫妻禁不住都笑了起来。

　　当时，另一位在单面镜后观察的治疗家对Peggy说：“这一家人谈起死竟然笑嘻嘻的，表情与说话内容毫不配合，你为什么没有加以纠正？”

　　Peggy答：“我不知道什么是处理死亡的最佳办法，能够笑着谈死，又有何不可？”

　　当时我想，Peggy必定对死亡有深切的体会，才能作出如此有深度的回答。后来才知道，她的儿子刚刚因为艾滋病去世。

　　人要有切肤之痛才明白很多话最好不说，很多事会愈帮愈忙。最苦恼的莫如碰上道行不深的辅导员，凭着辅导指南向你大篇说理，“好意”地侵犯你的悲哀。

　　这一股悲哀，我们有时需要特别珍藏。心爱的人去了，化成灰，变成泥土，我们的悲哀，是一种维持他们活着的方法。这股悲哀会冲淡、会深藏，但永远不会消失。

　　这股悲哀，也提高我们对生的醒觉，让我们珍惜活着的时刻和活着的人。

　　在这新春时分，一切都是喜气洋洋、万象更新。而我的生，却被死烘得透彻玲珑。

　　我对八十多岁的婆婆说：“你要答应我，三年内一定不能死！”

　　婆婆笑说：“好，我答应你，三年不死就是！”

　　我多渴望，可以与死亡讨价还价。 家的万花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