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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天命

　　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922年间，中国周朝的帝王将天命当作帝国扩张的理由，但这种做法存在诸多弊端。

　　虽然周武王是周朝第一位真正的君王，但是周文王（在彻底灭商之前不幸去世）很快成新朝代象征性的创始人。很久之后，孔子评论说，歌颂古代圣王的乐曲可谓尽善尽美，而歌颂周武王的乐曲则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认为周武王举兵占领商都有损帝王神圣的权威。

　　没有人希望回到商朝的统治之下，但是周武王的新王朝仍然需要证明其正当性。司马迁记载，在其统治之初，周武王竭尽全力地弥补商纣王种种暴行带来的恶果；他“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其意图在于弥补武力登基的消极后果。

　　这不仅是仁德的体现，而且是必行的政策。为了保全其权位，周武王不能全靠武力治国，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扩大自己的影响。商纣王无力抵抗各封建领主的结盟，而周武王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他所统治的领土之上不乏强烈反对专制统治之人。司马迁提到了“九牧之君”——他们向周王效忠，但也统治着自己的领土。实际上这样的领地远不止九个。据几百年后的《礼记》记载，周朝建立之初共有1773个独立的领地。

　　[1] 中国古代的史书既包括对史实的记载，又涵盖了大量的哲学思想，这与一般的史书有着很大的不同。最早的书籍或许是《易经》，然而这本书主要记载的是哲学思想。根据传统的说法，《易经》的大部分内容是周文王所作；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易经》中又编入了很多有价值的注解。《诗经》成书于孔子生活的时代（约公元前551—前479）。它收录了305首诗歌，据说是由孔子收集整理的。孔子的著作还有《春秋》，这是中国的第一部编年史，书中记载了公元前722年至孔子去世前的历史事件。可能在战国时期，一位不知名的人士对《春秋》做了增订和注解，该书被称为《左传》。公元前4世纪，《书经》问世（又名《尚书》，是中国官方的一部史书）；这部史书涵盖了从三皇五帝时期一直到西周末期的历史。公元前124年，五部经典书籍（《易经》《诗经》《书经》《春秋》，以及一部记载典礼仪式的《礼经》）被汇编在一起，作为中国学者必读的书籍，称为“五经”。司马迁就是根据这五部书籍编纂史书的。在中国古代历史方面，其他几部有帮助的书籍包括《竹书纪年》和《管子》。《竹书纪年》记载了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56年间东周时期的历史；《管子》一书收录的篇章（可能）写于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100年间，这些篇章的作者不详，公元前26年学者刘向把这些篇章整理成书。1190年左右，四部儒家经典被编集为“四书”。“四书”包括《礼记》中的两个篇章，虽然这两篇文章写于不同时期，但是都与孔子有关；它还包括孟子的著作，孟子是孔子之后最著名的儒家学者；《论语》也是“四书”的一部分，该书是孔子的语录。

　　关于分封土地以使其效忠帝王的记载呈现的是一个复杂的统治体系，周天子以下封有领地的贵族共分为五级，其领地和权力依次递减。

　　很多史书上把这些贵族叫作“诸侯”。周天子对整个国土确实拥有某种权力，虽然他不像中世纪的封建帝王那样“拥有”中华大地，但是他的确可以全权管理整个国土。他赋予分封的贵族管理领地的权力，以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效忠以及对自己军事上的支持（如果有此种必要的话）。周天子在给诸侯分封领地时并不是直接赠予他们土地，而是授予他们某种特殊的物品，象征着天子赋予他们一部分神圣的权力。这种物品通常是刻着文字的青铜器。青铜器象征着财富和权力：这种权力足以控制那些开采青铜的人，足以控制那些铸造青铜器的人，并且足以控制那些在青铜器上铭刻文字的祭司。周天子处于整个权力体系的最顶端，其权力的象征是安置在周都的九个这样的礼器，俗称“九鼎”。

　　周武王在位时极力替天行道，以巩固其统治。他继位不久后，跟自己的一个弟弟这样说道：“定天保，……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并且，他尽可能地追思先圣。周武王先迁都丰京，之后又迁都到沣河对岸的镐京。他把商朝的遗民封给纣王的儿子禄父，让这位被废了帝位的君主做他的诸侯。据司马迁记载，禄父所分到的土地以殷商的旧都为中心，并延伸至周围的土地。因为“殷初定未集”，周武王还指派他的两个弟弟去“辅佐”禄父，实际上是为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周武王死后不久，其政权的不稳定性便显现出来。武王的儿子年幼，因此其弟姬旦摄政掌握实权。而与此同时，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本该监管禄父，却在商都旧地举兵发动叛乱，意图将禄父推上王位并作为自己的傀儡。

　　姬旦借幼主之名打败叛军，又平定多处叛乱。禄父和周武王的一个弟弟都死于此次叛乱。之后旦把依然效忠商朝的顽民驱逐到其他地区，尽可能地消除商朝的残余势力。无论以何种形式保留商朝的贵族，这都是极其危险的。

　　据史书记载，姬旦摄政七年之后，周成王已经成年，于是姬旦自愿退位，把权力交给周成王。或许历史真的如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让位也化解了周成王上台执政的种种阻力。周成王能在幼年继位仅仅是因为他的父亲推翻了纣王。姬旦因其才能和美德赢得了举国天下的一致称颂，周成王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政权，与之前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只会让位于一个比自己更加优秀的人，而那个人更优秀的人就是周成王。

　　地图44-1 西周诸侯封国

　　姬旦继续留在朝中做大臣，被奉为“周公”，其成就在于制定了一系列典章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是第一次。这一系列制度包括有效的土地监管制度、税收制度、官员任命以及其他各种细枝末节。但是周公最主要的成就是整理出皇室所有的礼仪仪式，编撰了一部关于礼乐的书籍。如果周朝的帝王不想一直靠武力平定叛乱的话，那么就要让天下看到帝王高高在上的权威。以帝王为中心的各种礼仪就是为了体现帝王的权威，体现帝王统治天下的权力。

　　周成王在国土的中心进行统治，现在他不得不对外围地区感到担忧。关于礼乐的书籍并不能用来说服那些边远地区的民族对周朝的帝王唯命是从，想使那些民族臣服就必须依靠武力。

　　东部地区应该是周成王的心腹大患，因为商朝的残余势力都被迁到了那里，需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督。于是周公在通往东部地区的战略位置设置了要塞：这里扼制着黄河的浅滩地区（叛军可能会从此处渡过黄河），还是从东部地区通往周都的要道。这个要塞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新兴城市：洛阳。

　　之后，周成王又令他的几个兄弟在其他边疆地区同样设置要塞加以驻守。此举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让他的手足远离周都，无法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周王统治区域的外围最终成为周朝的几个诸侯国，每个诸侯国都由王亲国戚掌管。最大的几个诸侯国分别是晋、卫、鲁、齐、燕（燕国的国都就位于现在的北京）。

　　为了保卫其疆土，周成王发动了一系列征伐，讨伐边界之外那些不承认其统治的部落。但他很巧妙地把武力与自己统治天下的神权结合在一起。“天命不僭。”他准备东征时对手下的人这样说道。上天或许是因为他的美德而赋予他王权，但上天并不是让他坐等所有人臣服。据现有的史书记载，他是中国第一位使用“天命”这种说法的帝王。天命赋予周成王诉诸武力的权力，其成功征战南北则是替天行道。之前我们也提到过这种循环推理。

　　周成王在位30年，于公元前1021年驾崩，之后他的儿子周康王即位。

　　周康王任命的大将军率军把周朝的北部边境向北大幅延伸。周朝的大军向北进攻，最终以武力征服了北方一个名为鬼方的部落。“我俘获了13 081人，”那位大将军吹嘘道，“外加马和30驾战车，还有355头牛和38只羊。”

　　这话听起来实在像是亚述人在吹嘘自己的战果，的确如此；远在帝国的边界，天命需要军队以武力来做其后盾。康王的儿子昭王于公元前977年左右即位，他跟随父亲的脚步，开始向南方扩张领土。显然，他是因为看到彗星展示的吉兆而开始此次南征的。

　　然而，彗星是靠不住的。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丧六师于汉。”司马迁的记载则更加详细，他这样写道：“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立昭王子满。”这种事情不足为奇。昭王之死表明了他不再受到天命的庇护，因此最好对各诸侯隐瞒此事。

　　随着“六军”（周王室的主力军，驻扎在都城）的覆没，昭王的儿子周穆王很快发现，要保住王位必须得完善治国之道。穆王打算率领余下的军队去讨伐北方的另外一个部落犬戎时，他的大臣谏言加以劝阻，告诉他天子的王权无法触及如此之远的地方。相反，穆王应该把自己所统治的帝国由内至外分为五个部分。他的那位大臣告诉他说：“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

　　这五个地方对天子所需要承担的义务是逐级减少的，这种义务主要体现在对这些地方的臣民纳贡的要求上。中心地区，也就是“甸服”，每天都要纳贡，侯服地区每月纳贡一次，宾服地区每季纳贡一次。王土最外围的两个地区所承担的责任更少，要服地区一年进贡一次，荒服地区则仅在每任帝王在位时朝见一次即可。犬戎居住在荒服地区，而且并没有规定要求他们和中心地区的臣民承担一样的责任，因此征伐犬戎注定是徒劳的。

　　周穆王没有听从这些忠告，仍然发兵征讨犬戎，结果只带回了犬戎进贡的“四白狼、四白鹿”。这次征伐得不偿授失，司马迁写道：“自是荒服者不至。”

　　此事再次体现出关于天命的循环理论，周穆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王权使征战有了借口，并赋予帝王保卫王权的神圣权力。然而，征战失败却使王权遭到质疑。若要保卫王权，帝王只能在有十足把握的情形下率兵征战。帝王在其统治的中心地区加强王权，那里的臣民将其奉为神明，并且每天纳贡，但代价是王土的边界地区逐渐脱离其统治，直到完全独立。 世界史的故事（套装共6册）